于松然评说30：丙午八月红森森——血渍斑斑大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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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30：丙午八月红森森——血渍斑斑大驱逐

成文日期：2011-07-04 19:34:56 更新日期：2011-07-04 19:34:56 点击:700
　　“红八月”期间，一场“保卫首都”大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约十万北京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流放到农村受难。当时官方所有“喉舌”，对政府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违宪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导，力图把这种迫害行动，消泯在无声无息中。

　　但中国老百姓在“红八月”半年后，还是从政府的布告里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充满血泪的十万大驱逐事件。

　　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时称《三·一八布告》。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布告命令被遣送走又“私自返回北京”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如下：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赶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即“黑五类”，还包括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摘帽右派”和他们的“家属”等，即“黑六类”及其亲属，而当时大量存在的“小业主”，原属“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驱逐中，都被升级为“资本家”加以驱逐。在布告里，“表现不好”同“牛鬼蛇神”一样，是个界线含糊、弹性很大的概念，这种可以随政治标的的变化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使中共掌门人和权贵们握有生杀大权。

　　这个布告公然以政府名义，确认了非法、野蛮、大规模“奸污”宪法的驱赶的“合法”性！而“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则再次暴露他们了的欺骗、虚弱和无耻！

　　“红八月”大驱赶行动,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由于有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他们暂时没找到驱逐的借口，因而暂时没能付诸实施。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指示。周恩来闻风而动，立刻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意见书，经毛泽东批准后立即实施。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其中包括制定了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驱逐“成份不好”居民的长期计划。但也因有碍于毛泽东《宪法》的有关规定，苦于找不到适当“理由”作借口，迫使计划处于“观望”中。

　　8月23日，毛泽东发布了“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的“最高指示”后，“红色恐怖”已经形成，给驱逐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为了保护党内右派中的朋友和实现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他采用了与毛同样的“借刀”计——利用红卫兵。

　　据信，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1966年8月23日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传单。通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这种政出多门的作法，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月25日，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周借“西纠”的刀，力图在平衡左派红卫兵的同时，来执行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紧接着，一些类似组织迎风成立，如“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

　　据悉，“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者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当时活跃在台上的党内中摇派权贵们的支持。由于周总理的“亲自关怀”，石油工业部为“西纠”安排了两间办公室，装了直通电话，还专门拨了一辆嘎斯69卡车供“西纠”使用，为夜间值班人员提供军大衣，“西纠”的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也全部由石油部报消。国务院秘书长周恩来，副秘书长许X和李XX，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X，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梁X等多名政府要员，都是“西纠”的核心参谋；“西纠”的宣言、诸多通令，大多是经他们的手或起草、或修改、或审定的，而他们的子女，也多是“西纠”的骨干。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由于周恩来的“关怀”，“西纠”成员“光荣地”承担了天安门上下维持秩序的纠察工作。

　　1966年8月29日，在核心参谋们的合力下，“西纠”发布了大规模驱逐的“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笔者：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出路就是“滚出北京”。在“红八月”里，“西纠”的这个大规模驱逐令统一了其他红卫兵的通令。由于根子粗后台硬，“西纠”的驱逐令像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效，各路红卫兵都在警察的帮助下，积极而迅速地用暴力执行之。

　　在要么被打死、要么“滚出北京”中，那些被中共反复清算过多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人群，以及小业主、资本家和所谓的“牛鬼蛇神”等新增加的弱势群体，都默默而痛苦地选择了“滚出”，忍气吞泪地离开他们久居的、宪法赋予他们“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北京。

　　在政府、警察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主持执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驱逐行动包括：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殴打、处理反抗驱逐因而被打死人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有的则直接被红卫兵押解到农村，等等。在北京火车站，为被驱逐者设立了特别入口，由红卫兵把守。很多被驱逐者在车站被遭打，有的被打死。被驱逐者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为了减轻运输负担，他们的家具都被没收，每人只准带少量的衣服和炊具。

　　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便让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约40天，北京市全市有8.5万人在被抄家后，逐出北京。另一说法是，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驱赶7.7万人。还有一说法是，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约占当时北京市总人口的2%。

　　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又据报导，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统计，到10月10日，有2,650人被戴上“黑五类”的帽子，他与他们的家庭被强行驱赶出齐市。据知情人披露，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上说，全国各城市到10月3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赶走人口总数397,400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

　　但有学者认为，在“红八月”的大驱逐中，全国至少有50-60万城市弱势人群被驱赶到农村，因而致死估计在万人以上。

　　据报导，被驱逐的居民中，有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人，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就打死了一个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有上海人曾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在押解中，弱势者究竟死了多少？

　　又据报导，被驱赶者到农村后，农村也当然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他们中的一些人，到了农村便遭批斗。如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何洁夫，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学的会计。“红八月”期间，他们夫妇同北农大其他67人被强制遣送回乡。何洁夫夫妇和孩子被遣送到广西农村。1967年11月14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打死。有许多年老体弱的被驱赶者，居住条件恶劣，又缺吃少穿，他们在贫困、病患和专政三重压抑交攻下，很快就倒毙在农村。驱赶到农村的弱势者，究竟又死了多少？

　　1966年年底，根据毛泽东宽猛相济、恩威并举的人治战术思想，政府对红卫兵在“红八月”里乱杀乱打的作法进行了限制和“纠偏”，红卫兵打人情形才有所缓和。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在农村挣扎着活了下来的被驱逐者，看到了重回北京的“希望”。他们利用中共昭示的“宽”和“恩”，即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等指示和承诺，到京上访，试图返回北京。《三·一八布告》使他们的“希望”化成泡影。

　　不唯如此，有些被驱逐者因上访而获新罪。如北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师胡秀正和时任八中物理教师的丈夫张连元全家被驱逐到农村。被驱逐的理由是：张父是“漏划地主”。全家被驱赶到农村后，对照当年土改政策，他们认为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被订为“漏划地主”不实，因而上访，也因而获“翻四清运动的案”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两项新罪名。胡秀正被逼自杀身亡。在上访中，弱势者因新罪名又死了多少？

　　周恩来的“借刀”计没有完全成功。1967年初，“西纠”等贵族红卫兵组织，被毛派以“保皇派”罪名加以取缔。做为“西纠”的总后台，周恩来险些被打倒。“西纠”虽倒，但他的大驱逐“功劳”却被中共肯定，《三·一八布告》就是证明。

　　毛泽东说：“人死应开庆祝会”。在档案尘封，拒绝调查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知道在大驱逐中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知道召开“庆祝会”的地点和规模，因而没有机会表达对“庆祝会”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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