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独行——一个华中工学院“反革命分子”的“文革”回忆(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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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独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文革”回忆(一）



序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时指出：“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我当时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机制专业1--6212班读四年级，时年二十岁。我被“揪”出来后，政治身份前后三变，先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最后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学校“革命委员会”派人闯进我家将我“捉拿”，后送到市公安局二所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军管会”判我七年徒刑投人劳改。


    在劳改工厂里我做过钳工，机工，锻工，炼焦工，搬运工，真正是做到了“知识分子劳动化”，一九七五年五月刑满当天，我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留厂就业。


    一九八O年四月，法院重审我的案件，认为我是“思想认识问题尚不构成犯罪”，撤销了原审判决，我也从劳改工厂就业队“遣返”回家，我的“反革命分子”生涯就此结束。


    我自从被“捉拿”到被“遣返”，相应的年龄是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四岁，就这十二年又五个月的时间而言，相当于我本科毕业后又读了四次”博士研究生“，不过，我并没有成为”博士',我只是做了十二年的“思想犯”而已。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英明领袖”和“总设计师”都教导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朝前看”和“历史旧账不纠缠”。我自从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朝前看”，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倒是那些“历史旧账”不等我去纠缠它，它却如同鬼魅一般地纠缠着我。


    以前我在当“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经常做些“暗夜独行”的恶梦，现在我不再当“反革命分子”了，这些情境还是不时出现在梦里，仿佛被植入了大脑深处使我不得解脱，所以，我想把当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写成文字，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些许安宁。


就另一方面而言，蝼蚁眼中的世界和常人眼中的世界在本质上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在当年的见闻和思想也是当年社会现实本质的反映，既然当今的社会现实不是从天堂掉进人间而是脱胎于过去的社会现实，那么，对“历史旧账”的清理和爬梳就不会是一件全然无意义的事情。


我思，故我在。所以，我要写回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96d9b0100f7o6.html


暗夜独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文革”回忆(二）



白色恐怖”五十天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下旬这五十多天的政治局势称之为“白色恐怖”，其间在全国各地发生很多起当权者迫害学生的事件。当权者的这些做法在事后被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华中工学院，由湖北省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幕后指使学院党团组织对一些学生进行批判斗争，从六月下旬到七月底连续批斗三十多天，被批斗的学生人数我估计大约是二百人左右。


徐海亮先生（当时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年级学生）的回忆文章《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中，列出了当时华中工学院批斗学生的天数是三十七天，划出“右派”学生的人数是三百八十三人。


当时，我是受到批斗的学生之一。


多年以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是很多的，但其中以这“五十多天”为题的文章很是少见，我想大约是能言者固然很多，但其中难言之处着实不少的缘故。


萧喜东先生在他的专文《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中，对这种现象有不少中肯的分析。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号召，学校成了“争夺第二代”的主战场。长期存在于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年比一年强化，到了“文革”的前夕，这种强化就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学校的党团组织时时刻刻严密注视学生的思想动向，抓苗头、抓“活思想”，依靠那些“思想先进”的学生，把“思想落后”的学生置于被监视、被批评、被斗争的境地，这是所谓的“抓两头带中间”。


为了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的需要，党团组织对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靠拢组织”、“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落后”学生在平日的政治表现都有记载，对其中被列为“思想反动”的学生都立有“专账”，上面详尽记载了其人在政治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只等政治运动一来，就可以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文革”的前夕，学生就是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


一九六六年春季开学以后，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由以往的“明松暗紧”变成了“明紧暗更紧”。政工人员活动频繁，今天和这个人“谈话”，明天和那个人“交心”。谁都知道，一场政治斗争又在酝酿之中。


六月一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进军号角响遍全国。


听到反复播送的广播，有不少学生如同被注射了超剂量的兴奋剂，一个一个地变成了未庄的阿Q，“革命”啦！“造反”啦！


从此，校园再也没有了宁静，白天人流涌动，夜晚灯火通明；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伏彼起。


有学生用几张全开的白纸拼接成一张很大的长型大字报，上面竖写了两行超大的黑字：“北大有鬼，华工也有鬼！”这张大字报贴在南二舍的东墙上，引起很多学生议论纷纷。


谁是华中工学院的鬼呢？


受到了聂元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启发，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院党委。每天都有无数大字报贴出来，这些大字报把院党委说得一无是处，应该“打倒”、 应该“火烧”、 应该“砸烂”。


正当院党委焦头烂额的时候，湖北省委派来了工作组，全院的党团组织欣喜万分，院广播台成天反复播放同一首歌。


“毛主席啊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呀，彩云把路开！”


后来的事实证明，“伟大领袖”并没有派任何工作组到学校来，这些工作组都是“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


院广播台因此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也给学校留下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政治笑话。


工作组进校以后，很快就和院党委穿上了同一条裤子，他们合谋“挑动学生斗学生”，用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这样一来，在党团组织的秘密名单上挂了号的“思想反动”学生就在劫难逃了。


对学生的批斗是突如其来的，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就像是进行“政治谋杀”一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在我住的宿舍走廊的墙上突然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给我戴的政治帽子多种多样，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是“帝修反的应声虫”、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大字报上表示要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我平时散布的“反动”言论，要清除我的“流毒”。


班上成立了“批判组”，“勒令”我必须老实接受批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批判组” 像是公安局的刑事警察一样，对我的私人用品进行了全面的搜查。把我的日记、笔记、心得之类的凡是有文字的东西一概搜去，他们要以毛泽东思想这架“革命的显微镜”来分析批判其中的“反动思想”。


“批判组”规定我平时只能待在值班室写“反省”，不允许外出，更不允许回家。白天派人跟着我，到了晚上睡觉时还派一名学生值班，在房门口坐着，说是防止我逃跑或者“自绝于人民”。


每隔一到两天就召开一次本班的“批斗会”， 规定我站着接受“批斗”，所有同学都必须发言，有的是义愤填膺，表现出一种“肺都要气炸了”的样子；有的是声情并茂，就象是登台表演；有的是东扯西拉，说了老半天，还听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多天的日以继夜的批斗，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批斗了我这个“反面教员”，他们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结合自身，都感受到如果不听党的话，如果不努力改造世界观，就会如同我一样得到“可耻”的下场。


这么一来，由于斗倒斗臭了我这样的“右派”，学生们看到了“不听党的话”的结果，当然就不会去贴院党委的大字报了。


华中工学院终于天下太平，工作组和院党委松了一口气。


不过，风云莫测的政治形势很快让学生大吃一惊。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会上就派工作的问题作了检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从幕后走到前台，他没有理会刘少奇等人，只是向台下的与会学生挥手致意。几分钟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舵手”扬长而去，把刘少奇等人留在台上。


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事实就这样明摆出来了。


八月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结束，我被宣布解除监管，恢复自由，终于可以回家与亲人相见了！


我的人生第一场空前的苦难到头了，说它是“空前”而不是“绝后”，是因为有第二场更大的苦难，它就像一头嗜血的猛兽，蹲伏在我独行的暗夜之中，正等着我走近。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96d9b0100f7o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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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网上行走，看到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叫做《暗夜独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文革”回忆》，出自“zyh0102的博客”。

细看zyh0102的博客，仅有2009你6月8日的两篇博文，分别发于22：33和22：36。他的博客就一直停留在那样一个时刻，每篇博文只有七八十个点击率，没有一个评论。他不是“我思，故我在。所以，我要写回忆”吗？为什么没有下文？难道他改变了主意，还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读他的文字，就知道他是一个有故事和能够写好故事的人。是什么原因？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网上搜索，然而一无所获。难道他没有亲人和朋友？难道出现了人间蒸发？为什么没有一点线索？

请看他的《自序》：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时指出：“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我当时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机制专业1--6212班读四年级，时年二十岁。我被“揪”出来后，政治身份前后三变，先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最后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有故事并能写故事的人为什么突然失语？

……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英明领袖”和“总设计师”都教导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朝前看”和“历史旧账不纠缠”。我自从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朝前看”，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倒是那些“历史旧账”不等我去纠缠它，它却如同鬼魅一般地纠缠着我。

以前我在当“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经常做些“暗夜独行”的恶梦，现在我不再当“反革命分子”了，这些情境还是不时出现在梦里，仿佛被植入了大脑深处使我不得解脱，所以，我想把当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写成文字，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些许安宁。

就另一方面而言，蝼蚁眼中的世界和常人眼中的世界在本质上不会有什么不同，我在当年的见闻和思想也是当年社会现实本质的反映，既然当今的社会现实不是从天堂掉进人间而是脱胎于过去的社会现实，那么，对“历史旧账”的清理和爬梳就不会是一件全然无意义的事情。

我思，故我在。所以，我要写回忆。

又如，他在《“白色恐怖”五十天》写到：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下旬这五十多天的政治局势称之为“白色恐怖”，其间在全国各地发生很多起当权者迫害学生的事件。当权者的这些做法在事后被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华中工学院，由湖北省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幕后指使学院党团组织对一些学生进行批判斗争，从六月下旬到七月底连续批斗三十多天，被批斗的学生人数我估计大约是二百人左右。

徐海亮先生（当时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年级学生）的回忆文章《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中，列出了当时华中工学院批斗学生的天数是三十七天，划出“右派”学生的人数是三百八十三人。

当时，我是受到批斗的学生之一。

多年以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是很多的，但其中以这“五十多天”为题的文章很是少见，我想大约是能言者固然很多，但其中难言之处着实不少的缘故。

萧喜东先生在他的专文《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中，对这种现象有不少中肯的分析。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学校成了“争夺第二代”的主战场。长期存在于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年比一年强化，到了“文革”的前夕，这种强化就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学校的党团组织时时刻刻严密注视学生的思想动向，抓苗头、抓“活思想”，依靠那些“思想先进”的学生，把“思想落后”的学生置于被监视、被批评、被斗争的境地，这是所谓的“抓两头带中间”。

为了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的需要，党团组织对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靠拢组织”、“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落后”学生在平日的政治表现都有记载，对其中被列为“思想反动”的学生都立有“专账”，上面详尽记载了其人在政治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只等政治运动一来，就可以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文革”的前夕，学生就是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

一九六六年春季开学以后，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由以往的“明松暗紧”变成了“明紧暗更紧”。政工人员活动频繁，今天和这个人“谈话”，明天和那个人“交心”。谁都知道，一场政治斗争又在酝酿之中。

六月一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进军号角响遍全国。

听到反复播送的广播，有不少学生如同被注射了超剂量的兴奋剂，一个一个地变成了未庄的阿Q，“革命”啦！“造反”啦！

从此，校园再也没有了宁静，白天人流涌动，夜晚灯火通明；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伏彼起。

有学生用几张全开的白纸拼接成一张很大的长型大字报，上面竖写了两行超大的黑字：“北大有鬼，华工也有鬼！”这张大字报贴在南二舍的东墙上，引起很多学生议论纷纷。

谁是华中工学院的鬼呢？

受到了聂元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启发，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院党委。每天都有无数大字报贴出来，这些大字报把院党委说得一无是处，应该“打倒”、 应该“火烧”、应该“砸烂”。

正当院党委焦头烂额的时候，湖北省委派来了工作组，全院的党团组织欣喜万分，院广播台成天反复播放同一首歌。

“毛主席啊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呀，彩云把路开！”

后来的事实证明，“伟大领袖”并没有派任何工作组到学校来，这些工作组都是“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

院广播台因此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也给学校留下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政治笑话。

工作组进校以后，很快就和院党委穿上了同一条裤子，他们合谋“挑动学生斗学生”，用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这样一来，在党团组织的秘密名单上挂了号的“思想反动”学生就在劫难逃了。

对学生的批斗是突如其来的，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就像是进行“政治谋杀”一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在我住的宿舍走廊的墙上突然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给我戴的政治帽子多种多样，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是“帝修反的应声虫”、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大字报上表示要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我平时散布的“反动”言论，要清除我的“流毒”。

班上成立了“批判组”，“勒令”我必须老实接受批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批判组” 像是公安局的刑事警察一样，对我的私人用品进行了全面的搜查。把我的日记、笔记、心得之类的凡是有文字的东西一概搜去，他们要以毛泽东思想这架“革命的显微镜”来分析批判其中的“反动思想”。

“批判组”规定我平时只能待在值班室写“反省”，不允许外出，更不允许回家。白天派人跟着我，到了晚上睡觉时还派一名学生值班，在房门口坐着，说是防止我逃跑或者“自绝于人民”。

每隔一到两天就召开一次本班的“批斗会”，规定我站着接受“批斗”，所有同学都必须发言，有的是义愤填膺，表现出一种“肺都要气炸了”的样子；有的是声情并茂，就象是登台表演；有的是东扯西拉，说了老半天，还听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多天的日以继夜的批斗，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批斗了我这个“反面教员”，他们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结合自身，都感受到如果不听党的话，如果不努力改造世界观，就会如同我一样得到“可耻”的下场。

这么一来，由于斗倒斗臭了我这样的“右派”，学生们看到了“不听党的话”的结果，当然就不会去贴院党委的大字报了。

华中工学院终于天下太平，工作组和院党委松了一口气。

不过，风云莫测的政治形势很快让学生大吃一惊。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会上就派工作的问题作了检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从幕后走到前台，他没有理会刘少奇等人，只是向台下的与会学生挥手致意。几分钟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舵手”扬长而去，把刘少奇等人留在台上。

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事实就这样明摆出来了。

八月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结束，我被宣布解除监管，恢复自由，终于可以回家与亲人相见了！

我的人生第一场空前的苦难到头了，说它是“空前”而不是“绝后”，是因为有第二场更大的苦难，它就像一头嗜血的猛兽，蹲伏在我独行的暗夜之中，正等着我走近。

“第二场更大的苦难”是什么？当我急切地希望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博文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哪里也找不到。

一个有故事并能写故事的人为什么突然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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