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服兵：风眼——文革初期的华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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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复原图



风    眼


          ——文革初期的华师附中





  离开附中踏上上山下乡背井离乡到海南的知青之路，至今已经46年。旧地重临，附中面目全非。旧时的苏式建筑，高大的教学楼、南北对开的筒子楼宿舍、两旁长着高大柠檬桉的笔直步道、池塘和射击场，已经了无痕迹。与中山大道对过华侨补校大门遥遥相对的校门也西移50米，校门前单薄狭窄的沥青马路变成宽阔的水泥大道，立交桥高耸于校园之上。


今年“附中日”和老同学在附中校园里左转右转，大家谈的是往昔轶事，我却想为拟议中的“华附文革史”拍一些图像资料。寻寻觅觅，竟找不到一丝旧物痕迹。只有文革初起时的急风暴雨、声嘶力竭、哀吟流血、人命轻贱、迷茫怀疑，仍历历在目，深隐于心，引发毕生的思考。回来后以旧建筑为经，以旧事件为纬，以思索为纲目，写一写旧附中。新的校园，除了维系旧事，已和历史无关。





一、课室与大字报


旧教学楼主楼，居于学校正门主校道顶端，为一哑铃状三层建筑，墙厚阶高，层空很大，十足苏式风格。我们1963年进校就在主楼一层读初一，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作文尚好的我，附中第一篇作文只得了60分。附中老师要求之高，使我惊吓莫名。


大楼三层是图书馆，是我的乐园。每天晚饭后、晚修前，馆门一开，必是抢先找到昨日没读完的长篇小说，读至晚修铃响。文革一起，图书馆全封闭，大门紧锁，窗户砌砖，但挡不住我们读书的热切。吵架辩论、游逛胡闹之余，沿着水管、雨檐爬上去，用铁锤砸开砖石，钻进去翻书，直如老鼠掉进米仓，忘了吃饭睡觉。后来用麻袋把看中的书装出来，带回宿舍，看起来方便多了。


初二搬到校园西南角的新楼新课室，四层楼居于岗顶，比旧楼敞亮得多。坡下是野草萋萋的射击场，时时有枪声传上来。1964年正是海峡两岸紧张时，学生练武之心被挑逗得如火如荼。天天早起长跑，东至邮电学校森林公园，西至石牌桥摩托车俱乐部，1800米。下午课余，人人抱支小口径步枪趴着练无依托瞄准击发，结果实弹射击优秀射手率达90%。更优秀的如我的小表姐类，选拔为校射击队员，不但打小口径，军用步枪也打上了，还经常给到访广州的外宾表演打气球、水瓶，风靡一时，羡慕煞人。


  初三时和高三同学在同一座毕业楼。毕业楼坐落足球场西侧，隔了一条标准跑道，离排球场、饭堂很近。饭堂前有一条步道，两边是学生会、团委的墙报栏。墙报栏在正常时期描画得花花绿绿，有我班字写得好的同学的功劳，吸引着吃饭的同学端着饭盆边吃边看，俨然校内的舆论阵地。


  正因为墙报栏的显眼，地理位置的重要，1966年5月27日下午这里出现了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贴出时我们刚考完初中毕业试最后一科《政治》。大字报是高三（2）班一位同学写的，比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只晚了两天。广东接着出现的是离附中不远的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两校距离太近，据说引起过省公安厅的联想，派出大批侦察员调查，自此引发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两张大字报拟另写专文介绍，放下不谈。





二、操场与大辩论


操场中间是一个标准足球场，围着球场有一圈400米环形跑道，球门后空地有跳高跳远的沙池，掷铅球、铁饼的场地。毕业班大个仔了，有思想了，适时碰上附中搞“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落后思想、庸俗思想、反动思想，然后才能靠拢组织，争取进步。多可怕呀，人人要自觉作诛心之论。结果很快出来了，先走一步的高中，居然就有男同学交代自己倾慕某女同学，肌肤之亲，非分之想，丑陋之极。被涉及的女生居然就感到真的受了侮辱要死要活。有些家长是资本家、教授的同学羡慕家长是“革干、革军”的同学，幻想改变出身就好了，被直接挂钩为“变天”思想。有些班已经准备捉右派。幸好校领导及时叫停，才避免了大范围的伤害。回想起来，这时的教育和后来学生对教师的粗暴行为，可能有对应关系。


不过，在环形跑道散步“谈思想”的习惯，争取进步的风气已经形成。晚饭后三三两两知心同学绕着操场散步谈心，成了校园一景。





操场西侧有一个主席台，在台上台下上演过文革初期一场“大辩论”。时间在学生们反完校党委（总支），又在伟大领袖支持下战胜省委派来接管学校的工作队，刚刚准备走向社会，要造社会反的时候。


北京的红卫兵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的文告震动天下。我曾经撰文探讨，为何文革初期造反的学生大多来自各地“附中”？只有好的大学才能够设立附属中学，大学的附属中学能够截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当教师，能够分享大学的教学资源，能够挑选最好的生源，教出最好的学生。文革中，好学生不是一下子变脸反噬师长的，他们具备了最听党的话这个好学生的根本特质。


  华师附中和北京的好学校、好学生关系更非同寻常。他们的父母经常在各地和首都间调动，子女跟着北上南下，文革前多有交流，甚至兄弟姐妹有的在北京念书，有的在广州念书，消息互通太方便了。


因此北京红卫兵到广州后，落脚八一中学，表演舞台却搭在附中，广州1966年八月初“血统论”大辩论肇始于附中操场主席台。血统论不深奥，却源远流长。自氏族社会始到清末，血统论是主流社会制度的基础。民国建立，理论上推翻血统论，袁世凯还想复辟，血统论还深入民心。1966年的红卫兵不过把它粗鄙化了，写出一副对仗平仄不合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原来是“历来如此”，后因为国家领导人也有出身反动的，改成“基本如此”。


  附中比较老成的高三同学本意是引来北京客人，支持他们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知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当时主持辩论会的同学也出身革命家庭，一反校党委、二反工作队，都得到毛泽东支持，连续赢了两盘，正是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不免从心底里认同血统论。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间。


这喧嚣一幕，文革后被原附中高一学生方亮写成短篇小说《拳头打在谁身上》，真实地记录、反思了这段历史。





三、校门与手榴弹


提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同学被囚禁几天了，有些同学要求放人、给出路，有些同学主张送公安局、惩治反革命。两种意见吵闹之中，手脚并用，扫帚、皮带飞舞，流血当场。这大概算是附中最早的武斗，规模很小，只伤及皮肉，热闹一场。后来果真送去公安局，人家也不收，不了了之。


校内冲突最激烈时已是翌年夏季。附中四周的华师、暨大大学生纷纷有了自己的组织。居于附中、暨大之间的华侨补校也有了华侨学生组织。归侨生保留较多国外生活习惯，花衣花裤、尖头皮鞋、外国小曲，很被附中学生看不惯。一年多没人管了，平时已摩擦不断。这天不知谁挑起事端，惹得“侨补”学生联合暨大学生杀上门来。


冲突就发生在中山大道两旁，附中校门和华侨补校校门相对的地方。当时学校老师、校长进了牛栏，工作队被逐出校园，学校暂时由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者——附中红卫兵接管。高三老大哥面对校门外的攻击人群主张关闭大门坚守，初中同学不服气要打反击。犹豫中，大门还没拉上，对方已冲过马路中线逼近校门。水管磨尖的长矛、演戏的大刀片、棒球棒，白花花一片，碎砖乱瓦如蝗虫横飞。


附中这边见势不好，有人连呼“开枪”！口袋里有枪的人却怎么也掏不出来。眼看对方逼近，长矛快顶到面门。突然半空飞出两颗手榴弹，落到对方阵内，“轰、轰！”两声，浓烟冒起。对方阵脚被爆炸打乱，掉头就跑。这边赶紧关上大门。仔细观察炸点，连路面也没炸出小坑，双方虚惊一场。事后才知摔出去的手榴弹是自制的，塑料管里填上黑火药，基本没有杀伤力，吓吓人还可以。


说明一下：校门冲突时还没有出现抢夺解放军武器和大规模武斗，各方密锣紧鼓准备的还是冷兵器，磨尖的水管当长矛，磨快的钢锉当匕首。学校附设的机械厂里有车床、砂轮、台钳、热处理设备，用上平时学工的技术，做起武器很顺手。图书馆偷来的书很有用，尤其是化学工业类，对火药炸药的配制、硝酸氧根的利用有具体详细的实验指导。这个时候手里的枪是自制的，没法拉制枪管内的膛线，充其量是滑膛枪，也打不了连发。





四、宿舍与军训团


  附中是寄宿制，集体生活，5年里住过两处集体宿舍。


第一年，宿舍在教学主楼东侧，和课室只隔了一条人行道。典型的苏式筒子楼，上下两层，每层两排房间，中间一条长长的过道。因为过道笔直溜长，俗称筒子楼。1949年后，在中国无论南方北方都用这种苏联的形式建了许多单位宿舍。直至60多年后，只要是有年份的大学，都还留存着这类筒子楼。没有筒子楼的大学一定是没有历史的。政府大院、军队大院的宿舍也多是这种楼房。这些历史考证足以证明附中是从华师分出来的一块地盘。


筒子楼适合集体居住，两头楼梯处是公共澡堂、厕所，沿走廊两边是住人的房间。这种设计很适合集体生活，节约空间、节约能源、资源共享，没有煮饭的地方，因为不需要，都吃公共食堂。改革开放后许多文艺作品，凡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离不开筒子楼。长长的走廊，成为各家各户摆放炉灶炊具的场所。


筒子楼每个房间能放下六张双层床，三个双层行李架，容纳十二个学生。二楼装了我们一百几十个初一男生，在生活老师管理下，倒也秩序井然。我住的北房，住得满满当当，里面有两个同学家长是将军，也没有搞特殊。有的房间更夸张，有好几个是省部级家长的男生，也没见有人嚣张过。不管家庭如何，一样穿打补丁衣服，光脚板走路。


宿舍外生长成排的桉树，柠檬香气四溢。南窗外空地长着我们培植的玉米，一片绿浪。北窗外隔着排球场坐落一栋同样的筒子楼，住女生。她们的歌声、尖叫声能传到这边。宿舍禁止异性进入，班里临时有事商量，到窗下喊一声到课室即可。


入学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年级男生搬到校园西面靠公路的体育室临时居住。上百张架子床按班分区摆放，室内没有澡堂厕所，要跑到几十米外一处大澡堂解决。因为人多，又因为看多了反法西斯的二战电影，我们把自己的大宿舍取名“集中营”，没什么恶意，就是中学生好比喻，什么相似比什么，没有考虑质的不同。人多了，生活老师管不了太细，反而得了自由。睡觉时聊天、打闹，年纪小、睡性好，不受影响。集中营倒成了课余乐园。


因为宿舍太大，还选出了宿舍主席。又因为恰巧宿舍主席姓毛，顺口叫他毛主席。接着姓林的叫林彪元帅、姓周的叫周总理。那时不兴告密，也没见老师干涉，小孩儿玩儿罢了。


毕业班又搬回第一年的筒子楼，不料一住三年。一年念书，两年胡闹，直住到上山下乡离校。三年里出了不少故事。


念初三那年规规矩矩，考完毕业试。记得最后一科考政治。交卷出来，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附中文革由此开始。六门主科的考试成绩没了，离校时发的毕业证上面没有成绩。最后两年，别的班闹派性，不同派的不肯住一个房间，还吵嘴打架。我们班也分派，但一团和气，不吵不打，还住在一起。一起到珠江游泳，一起偷摘猎德、员村农民的石榴荔枝，一起到周围大学游逛、偷鸡摸狗，一起学拳练武、磨刀造枪，只是没课上了，家也不大回。


筒子楼里其他班有人闹事，连同学的自行车也偷，好不容易积攒的图书和无线电器材也丢。索性用电子元件和电磁铁做成电子门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门锁了，没锁孔、没锁扣，不用钥匙，只有密码才能打开，硬撬就警铃电火花齐闪。


最后一年来了军训团，团长是野战军的师政委。大概是附中的军队孩子特别多，不到这个级别的真是管不了。军训团来了也不管用，学生大多跑到市里胡闹去了，找不回来。高政委从部队选来几十名最优秀的士兵，每班派驻一个，任务就是把学生引导回课室学习讨论，不到校外闹事。


文革时的学生班改为排，士兵带一个班，成了排长，有几分得意，意味着将来回部队有机会提干。带我们班的是名侦察兵，姓欧，我们叫他欧排长。排长个子不高，黑瘦干巴，但身手了得。我们拉他到草地玩摔跤，这时我们也算是跟着体院散打教师学过年把武功的人。一交手，三四人推他不倒，被他一发力，我们全摔地上。不服气，一拥而上，箍颈跘腿，分筋扭骨，却如碰到钢柱上，手脚生痛。


经此一战，欧排长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老师上课，欧排长天天和我们在课室聊天等吃饭，日子倒也平静。欧排长怕我们夜里偷跑到校外胡闹，干脆把背包扔进学生宿舍和我们住在一起。在欧排长的努力下，我们班成了学校最乖的班，得到高政委通报表扬。欧排长更高兴了，眼睛常常笑得像弯弯的月牙。


乐极生悲。欧排长服役多年，一月六元的士兵津贴积攒到一百多元，买了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瑞士大梅花表，准备回家娶媳妇。也是合当有事，欧排长临行前夜在我们宿舍显摆他的大梅花，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看过以后也认为确是一块好表。传来传去，听那摆轮铮铮细响，看那镶在数字下的红宝石，摸那光滑晶莹的表盖，一屋子人乐到半夜才睡。


第二天天没亮，被欧排长一声惨叫惊醒：“表呢？谁拿了我的表？”问遍室内十人，谁都说没看见。汇报上去，军训团首长怕影响学生安定，不敢认真调查。其实就十个小屁孩作案，真要查，没有查不出来的，硬压着欧排长吃这哑巴亏。


欧排长纪律性极强，一声不吭，但五年的积攒打了水漂，不心痛是假的，接连几天眼睛红红，肯定哭过几回。那天晚上我也住这间宿舍，作为文革前的班干部、团员，觉得有责任帮帮欧排长，暗暗摸过底，留心过班内动静，但始终不得要领。估计那晚有人把表藏起来想开玩笑，后来事情闹大了，悄悄扔到下水道之类的地方去了。


后来高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动用军费买了块上海表给欧排长回家成亲。欧排长可能伤了心，回校后对我们不复以往的热情，军训没完就申请回部队去了，可能因此失去提干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深地觉得对不起这位老侦察兵。





五、劫难与红卫兵


文革，对一代中学生是劫难，也是放纵性情，挥霍青春的机会。五四以降，能有几代青年赶上这种时代？我们既不幸，也万幸。46年回首，历史对我们的惩罚，政治对我们的报复，既严厉，也快速。两年半的放纵，换来12年上山下乡劳改的禁锢。两年半里接连发生的“捉联动”“支左”“交枪”“军训”“捉516”“捉三种人”，内里是当局对年轻人的提醒。提而不醒，戒惩随之而来。


对知识分子而言，文革更是直接的灾难。雷霆打击，心灵折磨，肉体摧残，生命轻贱，刹那间直接砸向顶着“接班人园丁”光环的教师身上。呕心沥血、废寝忘餐、苦心哺育的好学生，一朝翻脸，就成打人凶手、索命元神，中间没有一刻过渡、半点犹豫。


附中教导主任、全国先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毛主席一起照过相的麦嘉祥老师，就在文革初起的7月15日，在校园北部的教工宿舍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印象里麦主任是附中教师的少壮派，在校主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王屏山校长“革命化、劳动化”口号的具体推广者和身体力行者。大冬天里带头赤脚挑粪浇菜施肥的是他，夏日炎炎带着师生在水田里割稻的也是他。我们这些追随他的少年也学着赤脚走路，甚至周末回到市里繁华天下，仍以补丁衣服赤脚蓬头为荣，冬夏春秋，莫不如此。那时候附中已建立学工学农的规矩，每学年一周时间到学校小工厂，车铣刨钳；一周到学校小农场，砍柴耕地拾粪牧羊。还要去花县花山公社岐山大队秋收，广州钢铁厂拖拉机厂炼钢铸铁。三年附中学习，科技文化之外，工农业生产劳动本领学了不少，让我们在以后的劫难中有所准备，比起其他中学生被丢到农村后少了些手足无措。


麦主任的政治思想工作并非毫无瑕疵。1964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要求人人深挖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向党交心。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特别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心情非常矛盾，要向组织靠拢要求进步，就要刻意想出自己接受了家庭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义灭亲，批判家庭。亲情和阶级感情，非此即彼，简直撕裂人格。少男少女喜欢打扮本是人之常情，有条件的，穿皮鞋、花裙，行不行？青春年少倾慕异性是不是就要不得？一时都被说成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些女生被倾慕者说出姓名，以为就是受了侮辱，要死要活。


附中向来以成绩取人，全省平等，成绩优异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在所多有。在讲究阶级路线的那些年，不免羡慕家庭是革干革军的同学，有些怨恨家庭出身的想法说出来，被歪曲成想“变天”，传说要被定为“右派学生”，更是人心惶惶。                      好在乱象初萌就被叫停，只在高中部搞了半年，不致蔓延到初中部，避免了我们这些道听途说的积极分子伤害同学，亦未自伤。但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过左运动，造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怨恨。阶级斗争过分的强调、敏感，无端的仇恨在暗暗生成。恶果报应得很快。


文革一起，校领导靠边站，省委工作队进驻，麦主任停职反省进了牛栏。这时又翻出前些时麦主任领队去黄埔港向外国货轮示威支持古巴反美的旧事，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情绪过于激动，上惯政治课的主任竟然带头呼错了口号。其实领头呼口号喊错的事很寻常，不过是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动词互换而已，但在文革的风头火势下，成了支持帝修反，反对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麦主任被剃了光头，被学生基干民兵押着劳动改造，参加批斗会。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校长书记主任不是一两个，加上不少老师也成了牛鬼蛇神，麦主任夹杂其中，不算突出，本也可以浑浑噩噩挨过这段艰难时世。不料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把工作队逐出校门。北京红卫兵四出煽风点火，把打人的恶习带到全国，也传到附中。


记得附中打老师是外校红卫兵带的头。附中初中的同学写大字报写不过高中，打人的激烈程度却超过高中，企图表现得比高中生更会革命。发展到八月份，所谓“破四旧”的“红八月”时期，在社会上动手打人致死的，多是初中学生，尤其令人瞠目的是初中的女生和出身不够好的男生。我目睹的两桩命案，一起发生在烟墩路6号，一起发生在广九火车站，动手打人致死的都是这类人。分析其动机，就是怕表现不够革命，不被信任，企图以更激烈的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相互比拼革命程度，造成了革命的惨烈结果。雨果《九三年》描述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相继被送上断头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何其相似乃尔。


麦主任死得很惨烈。据在现场的基干民兵同学回忆，麦主任求死的心很坚决，先骗过监护人员进厕所，关上门后拧下灯泡，两只手指插进灯泡插座，想用电流自杀。触电很疼，但二楼地板绝缘程度好，电流只从两指间流过，把指头灼焦。麦主任在清醒状态下坚决求死，继而喝下清洁厕所的一瓶盐酸。盐酸进入肠胃，迅速烧蚀内脏，五内俱焚，痛楚异常，但没致命。此时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麦主任惟求速死，快点结束这种撕心的痛苦，爬窗从二楼跳下。麦主任着地后内外俱伤，但一时还清醒，巨大的痛苦比死还难受。麦主任用最后的力量甩头撞墙，痛苦逼迫他发出全力，墙角粘上缕缕发丝、殷殷热血，连水泥石米做的粗厚护墙板也被头颅碰崩。


麦主任的动作快速连贯，待厕所外的监护人员察觉，他已躺在楼下水泥地板上奄奄一息。楼上楼下的民兵赶到跟前，再叫救护车送到中山一院，已经抢救不及。


40多年后与曾经就读第四军医大学的同学一起试图还原麦主任自杀的过程，发现麦主任难以接受蒙受的奇耻大辱是致死的最重要原因。麦主任从全国先进教师、受师生尊敬的教导主任瞬间变成阶下囚，遭受学生毒打侮辱，心理落差太大。对前途绝望、与组织抗争，完全违背以往的信念，也造成极度的矛盾心理。触电、酸蚀、摔伤，肉体的巨痛和心灵的巨痛形成正反馈震荡放大，使他求死的决心决绝坚忍。“痛不欲生”、“惟求一死”，过去历史中的描述变成血淋淋的死亡裸呈眼前。


当时监护学校被批斗老师的队伍基本是原校基干民兵，主体是高二男生，应该比较平和理智负责，不是直接的迫害者。有些回忆文章说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高三同学所为，也不正确。我的记忆和查阅资料的结果显示，十一位高三2班同学因为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行为，七月初被中南局、广州军区、省委联合会议一致决定离校回家接受家长教育。他们获得自由重回学校时已经是八月初了。麦主任死于7月15日下午。


直接责任人是文革的发动者。麦主任由最最紧跟的晋京先进分子，与伟大领袖合影的政治思想教育明星突然坠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无法接受这个荒谬的现实。巨大的落差不仅摔碎他的心，也撕碎他的身体。他以一死想证明什么？是鸣冤？是抗争？是绝望？是迷茫糊涂？是对殴打侮辱的抗议？种种揣测已无答案，种种揣测都是答案！那种对生命的无所恋眷，对组织的冷然绝望，明白无误地展示眼前。麦主任没有留下遗书，我在网上搜寻有关他的信息，只有旧附中老师同学写下的寥寥几篇文字。麦主任是附中文革的第一个殉难者，跟着还有教务处主任陈怀珠老师、高中物理教师叶国尧老师。附中校园有谭天度、王屏山等著名老校友老校长塑像，却没有保留文革殉难者的一丝痕迹。我在麦主任殉难处四望徘徊、仔细搜寻。旧楼早已拆除，参天高楼耸立，四处如茵绿草，触目灿烂鲜花。但附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仅是阳光辉煌，还有阴暗强横，不把殉难者一环补上，附中仍不完整。


在麦主任死难当夜，我曾潜入中山一院急救病房和停尸间，想寻找更多的信息。在恐怖惊慌中匆匆掠过，一无所获。当时的动机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想当个发掘真相的福尔摩斯，也算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对殉难者的歉疚吧。


前几天我在微信上把这一历史沉没事件描述为“殉难”，有关心的老同学随之打上问号。我思之再三，认为描述是准确的，在滔天劫难中失去生命，难道不是殉难？和我一起上山下乡到晨星农场死于洪水的22位知青，称“烈士”不当，称“殉难者”应该也是恰当的。国家之难、民族之难、家庭个人之难，殉之又殉，竟无了期。


                                   2014、12、21草就


殉者未必主动去殉，亦有被迫无奈之人。即如牺牲，原意是摆上祭坛的牲口，原来也是被动的。大局驱使，被逼迫，被裹挟，随之而去，是为殉之初意。即如西门豹改革前的邺县，送给河伯的少女，谓之牺牲，谓之殉，一样的。


                             2015、1、1日零时21分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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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眼
——文革初期的华师附中
离开附中踏上上山下乡背井离乡到海南的知青之路，至今已经46年。旧地重临，附中面目全非。旧时的苏式建筑，高大的教学楼、南北对开的筒子楼宿舍、两旁长着高大柠檬桉的笔直步道、池塘和射击场，已经了无痕迹。与中山大道对过华侨补校大门遥遥相对的校门也西移50米，校门前单薄狭窄的沥青马路变成宽阔的水泥大道，立交桥高耸于校园之上。
今年“附中日”和老同学在附中校园里左转右转，大家谈的是往昔轶事，我却想为拟议中的“华附文革史”拍一些图像资料。寻寻觅觅，竟找不到一丝旧物痕迹。只有文革初起时的急风暴雨、声嘶力竭、哀吟流血、人命轻贱、迷茫怀疑，仍历历在目，深隐于心，引发毕生的思考。回来后以旧建筑为经，以旧事件为纬，以思索为纲目，写一写旧附中。新的校园，除了维系旧事，已和历史无关。
一、课室与大字报
旧教学楼主楼，居于学校正门主校道顶端，为一哑铃状三层建筑，墙厚阶高，层空很大，十足苏式风格。我们1963年进校就在主楼一层读初一，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作文尚好的我，附中第一篇作文只得了60分。附中老师要求之高，使我惊吓莫名。
大楼三层是图书馆，是我的乐园。每天晚饭后、晚修前，馆门一开，必是抢先找到昨日没读完的长篇小说，读至晚修铃响。文革一起，图书馆全封闭，大门紧锁，窗户砌砖，但挡不住我们读书的热切。吵架辩论、游逛胡闹之余，沿着水管、雨檐爬上去，用铁锤砸开砖石，钻进去翻书，直如老鼠掉进米仓，忘了吃饭睡觉。后来用麻袋把看中的书装出来，带回宿舍，看起来方便多了。
初二搬到校园西南角的新楼新课室，四层楼居于岗顶，比旧楼敞亮得多。坡下是野草萋萋的射击场，时时有枪声传上来。1964年正是海峡两岸紧张时，学生练武之心被挑逗得如火如荼。天天早起长跑，东至邮电学校森林公园，西至石牌桥摩托车俱乐部，1800米。下午课余，人人抱支小口径步枪趴着练无依托瞄准击发，结果实弹射击优秀射手率达90%。更优秀的如我的小表姐类，选拔为校射击队员，不但打小口径，军用步枪也打上了，还经常给到访广州的外宾表演打气球、水瓶，风靡一时，羡慕煞人。
初三时和高三同学在同一座毕业楼。毕业楼坐落足球场西侧，隔了一条标准跑道，离排球场、饭堂很近。饭堂前有一条步道，两边是学生会、团委的墙报栏。墙报栏在正常时期描画得花花绿绿，有我班字写得好的同学的功劳，吸引着吃饭的同学端着饭盆边吃边看，俨然校内的舆论阵地。
正因为墙报栏的显眼，地理位置的重要，1966年5月27日下午这里出现了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贴出时我们刚考完初中毕业试最后一科《政治》。大字报是高三（2）班一位同学写的，比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只晚了两天。广东接着出现的是离附中不远的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两校距离太近，据说引起过省公安厅的联想，派出大批侦察员调查，自此引发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两张大字报拟另写专文介绍，放下不谈。
二、操场与大辩论
操场中间是一个标准足球场，围着球场有一圈400米环形跑道，球门后空地有跳高跳远的沙池，掷铅球、铁饼的场地。毕业班大个仔了，有思想了，适时碰上附中搞“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落后思想、庸俗思想、反动思想，然后才能靠拢组织，争取进步。多可怕呀，人人要自觉作诛心之论。结果很快出来了，先走一步的高中，居然就有男同学交代自己倾慕某女同学，肌肤之亲，非分之想，丑陋之极。被涉及的女生居然就感到真的受了侮辱要死要活。有些家长是资本家、教授的同学羡慕家长是“革干、革军”的同学，幻想改变出身就好了，被直接挂钩为“变天”思想。有些班已经准备捉右派。幸好校领导及时叫停，才避免了大范围的伤害。回想起来，这时的教育和后来学生对教师的粗暴行为，可能有对应关系。不过，在环形跑道散步“谈思想”的习惯，争取进步的风气已经形成。晚饭后三三两两知心同学绕着操场散步谈心，成了校园一景。
操场西侧有一个主席台，在台上台下上演过文革初期一场“大辩论”。时间在学生们反完校党委（总支），又在伟大领袖支持下战胜省委派来接管学校的工作队，刚刚准备走向社会，要造社会反的时候。
北京的红卫兵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的文告震动天下。我曾经撰文探讨，为何文革初期造反的学生大多来自各地“附中”？只有好的大学才能够设立附属中学，大学的附属中学能够截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当教师，能够分享大学的教学资源，能够挑选最好的生源，教出最好的学生。文革中，好学生不是一下子变脸反噬师长的，他们具备了最听党的话这个好学生的根本特质。
华师附中和北京的好学校、好学生关系更非同寻常。他们的父母经常在各地和首都间调动，子女跟着北上南下，文革前多有交流，甚至兄弟姐妹有的在北京念书，有的在广州念书，消息互通太方便了。
因此北京红卫兵到广州后，落脚八一中学，表演舞台却搭在附中，广州1966年八月初“血统论”大辩论肇始于附中操场主席台。血统论不深奥，却源远流长。自氏族社会始到清末，血统论是主流社会制度的基础。民国建立，理论上推翻血统论，袁世凯还想复辟，血统论还深入民心。1966年的红卫兵不过把它粗鄙化了，写出一副对仗平仄不合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原来是“历来如此”，后因为国家领导人也有出身反动的，改成“基本如此”。
附中比较老成的高三同学本意是引来北京客人，支持他们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知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当时主持辩论会的同学也出身革命家庭，一反校党委、二反工作队，都得到毛泽东支持，连续赢了两盘，正是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不免从心底里认同血统论。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间。
这喧嚣一幕，文革后被原附中高一学生方亮写成短篇小说《拳头打在谁身上》，真实地记录、反思了这段历史。
三、校门与手榴弹
提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同学被囚禁几天了，有些同学要求放人、给出路，有些同学主张送公安局、惩治反革命。两种意见吵闹之中，手脚并用，扫帚、皮带飞舞，流血当场。这大概算是附中最早的武斗，规模很小，只伤及皮肉，热闹一场。后来果真送去公安局，人家也不收，不了了之。
校内冲突最激烈时已是翌年夏季。附中四周的华师、暨大大学生纷纷有了自己的组织。居于附中、暨大之间的华侨补校也有了华侨学生组织。归侨生保留较多国外生活习惯，花衣花裤、尖头皮鞋、外国小曲，很被附中学生看不惯。一年多没人管了，平时已摩擦不断。这天不知谁挑起事端，惹得“侨补”学生联合暨大学生杀上门来。
冲突就发生在中山大道两旁，附中校门和华侨补校校门相对的地方。当时学校老师、校长进了牛栏，工作队被逐出校园，学校暂时由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者——附中红卫兵接管。高三老大哥面对校门外的攻击人群主张关闭大门坚守，初中同学不服气要打反击。犹豫中，大门还没拉上，对方已冲过马路中线逼近校门。水管磨尖的长矛、演戏的大刀片、棒球棒，白花花一片，碎砖乱瓦如蝗虫横飞。
附中这边见势不好，有人连呼“开枪”！口袋里有枪的人却怎么也掏不出来。眼看对方逼近，长矛快顶到面门。突然半空飞出两颗手榴弹，落到对方阵内，“轰、轰！”两声，浓烟冒起。对方阵脚被爆炸打乱，掉头就跑。这边赶紧关上大门。仔细观察炸点，连路面也没炸出小坑，双方虚惊一场。事后才知摔出去的手榴弹是自制的，塑料管里填上黑火药，基本没有杀伤力，吓吓人还可以。
说明一下：校门冲突时还没有出现抢夺解放军武器和大规模武斗，各方密锣紧鼓准备的还是冷兵器，磨尖的水管当长矛，磨快的钢锉当匕首。学校附设的机械厂里有车床、砂轮、台钳、热处理设备，用上平时学工的技术，做起武器很顺手。图书馆偷来的书很有用，尤其是化学工业类，对火药炸药的配制、硝酸氧根的利用有具体详细的实验指导。这个时候手里的枪是自制的，没法拉制枪管内的膛线，充其量是滑膛枪，也打不了连发。
四、宿舍与军训团
附中是寄宿制，集体生活，5年里住过两处集体宿舍。
第一年，宿舍在教学主楼东侧，和课室只隔了一条人行道。典型的苏式筒子楼，上下两层，每层两排房间，中间一条长长的过道。因为过道笔直溜长，俗称筒子楼。1949年后，在中国无论南方北方都用这种苏联的形式建了许多单位宿舍。直至60多年后，只要是有年份的大学，都还留存着这类筒子楼。没有筒子楼的大学一定是没有历史的。政府大院、军队大院的宿舍也多是这种楼房。这些历史考证足以证明附中是从华师分出来的一块地盘。
筒子楼适合集体居住，两头楼梯处是公共澡堂、厕所，沿走廊两边是住人的房间。这种设计很适合集体生活，节约空间、节约能源、资源共享，没有煮饭的地方，因为不需要，都吃公共食堂。改革开放后许多文艺作品，凡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离不开筒子楼。长长的走廊，成为各家各户摆放炉灶炊具的场所。
筒子楼每个房间能放下六张双层床，三个双层行李架，容纳十二个学生。二楼装了我们一百几十个初一男生，在生活老师管理下，倒也秩序井然。我住的北房，住得满满当当，里面有两个同学家长是将军，也没有搞特殊。有的房间更夸张，有好几个是省部级家长的男生，也没见有人嚣张过。不管家庭如何，一样穿打补丁衣服，光脚板走路。
宿舍外生长成排的桉树，柠檬香气四溢。南窗外空地长着我们培植的玉米，一片绿浪。北窗外隔着排球场坐落一栋同样的筒子楼，住女生。她们的歌声、尖叫声能传到这边。宿舍禁止异性进入，班里临时有事商量，到窗下喊一声到课室即可。
入学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年级男生搬到校园西面靠公路的体育室临时居住。上百张架子床按班分区摆放，室内没有澡堂厕所，要跑到几十米外一处大澡堂解决。因为人多，又因为看多了反法西斯的二战电影，我们把自己的大宿舍取名“集中营”，没什么恶意，就是中学生好比喻，什么相似比什么，没有考虑质的不同。人多了，生活老师管不了太细，反而得了自由。睡觉时聊天、打闹，年纪小、睡性好，不受影响。集中营倒成了课余乐园。
因为宿舍太大，还选出了宿舍主席。又因为恰巧宿舍主席姓毛，顺口叫他毛主席。接着姓林的叫林彪元帅、姓周的叫周总理。那时不兴告密，也没见老师干涉，小孩儿玩儿罢了。
毕业班又搬回第一年的筒子楼，不料一住三年。一年念书，两年胡闹，直住到上山下乡离校。三年里出了不少故事。
念初三那年规规矩矩，考完毕业试。记得最后一科考政治。交卷出来，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附中文革由此开始。六门主科的考试成绩没了，离校时发的毕业证上面没有成绩。最后两年，别的班闹派性，不同派的不肯住一个房间，还吵嘴打架。我们班也分派，但一团和气，不吵不打，还住在一起。一起到珠江游泳，一起偷摘猎德、员村农民的石榴荔枝，一起到周围大学游逛、偷鸡摸狗，一起学拳练武、磨刀造枪，只是没课上了，家也不大回。
筒子楼里其他班有人闹事，连同学的自行车也偷，好不容易积攒的图书和无线电器材也丢。索性用电子元件和电磁铁做成电子门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门锁了，没锁孔、没锁扣，不用钥匙，只有密码才能打开，硬撬就警铃电火花齐闪。
最后一年来了军训团，团长是野战军的师政委。大概是附中的军队孩子特别多，不到这个级别的真是管不了。军训团来了也不管用，学生大多跑到市里胡闹去了，找不回来。高政委从部队选来几十名最优秀的士兵，每班派驻一个，任务就是把学生引导回课室学习讨论，不到校外闹事。
文革时的学生班改为排，士兵带一个班，成了排长，有几分得意，意味着将来回部队有机会提干。带我们班的是名侦察兵，姓欧，我们叫他欧排长。排长个子不高，黑瘦干巴，但身手了得。我们拉他到草地玩摔跤，这时我们也算是跟着体院散打教师学过年把武功的人。一交手，三四人推他不倒，被他一发力，我们全摔地上。不服气，一拥而上，箍颈跘腿，分筋扭骨，却如碰到钢柱上，手脚生痛。
经此一战，欧排长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老师上课，欧排长天天和我们在课室聊天等吃饭，日子倒也平静。欧排长怕我们夜里偷跑到校外胡闹，干脆把背包扔进学生宿舍和我们住在一起。在欧排长的努力下，我们班成了学校最乖的班，得到高政委通报表扬。欧排长更高兴了，眼睛常常笑得像弯弯的月牙。
乐极生悲。欧排长服役多年，一月六元的士兵津贴积攒到一百多元，买了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瑞士大梅花表，准备回家娶媳妇。也是合当有事，欧排长临行前夜在我们宿舍显摆他的大梅花，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看过以后也认为确是一块好表。传来传去，听那摆轮铮铮细响，看那镶在数字下的红宝石，摸那光滑晶莹的表盖，一屋子人乐到半夜才睡。
第二天天没亮，被欧排长一声惨叫惊醒：“表呢？谁拿了我的表？”问遍室内十人，谁都说没看见。汇报上去，军训团首长怕影响学生安定，不敢认真调查。其实就十个小屁孩作案，真要查，没有查不出来的，硬压着欧排长吃这哑巴亏。
欧排长纪律性极强，一声不吭，但五年的积攒打了水漂，不心痛是假的，接连几天眼睛红红，肯定哭过几回。那天晚上我也住这间宿舍，作为文革前的班干部、团员，觉得有责任帮帮欧排长，暗暗摸过底，留心过班内动静，但始终不得要领。估计那晚有人把表藏起来想开玩笑，后来事情闹大了，悄悄扔到下水道之类的地方去了。
后来高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动用军费买了块上海表给欧排长回家成亲。欧排长可能伤了心，回校后对我们不复以往的热情，军训没完就申请回部队去了，可能因此失去提干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深地觉得对不起这位老侦察兵。
五、劫难与红卫兵
文革，对一代中学生是劫难，也是放纵性情，挥霍青春的机会。五四以降，能有几代青年赶上这种时代？我们既不幸，也万幸。46年回首，历史对我们的惩罚，政治对我们的报复，既严厉，也快速。两年半的放纵，换来12年上山下乡劳改的禁锢。两年半里接连发生的“捉联动”“支左”“交枪”“军训”“捉516”“捉三种人”，内里是当局对年轻人的提醒。提而不醒，戒惩随之而来。
对知识分子而言，文革更是直接的灾难。雷霆打击，心灵折磨，肉体摧残，生命轻贱，刹那间直接砸向顶着“接班人园丁”光环的教师身上。呕心沥血、废寝忘餐、苦心哺育的好学生，一朝翻脸，就成打人凶手、索命元神，中间没有一刻过渡、半点犹豫。
附中教导主任、全国先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毛主席一起照过相的麦嘉祥老师，就在文革初起的7月15日，在校园北部的教工宿舍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印象里麦主任是附中教师的少壮派，在校主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王屏山校长“革命化、劳动化”口号的具体推广者和身体力行者。大冬天里带头赤脚挑粪浇菜施肥的是他，夏日炎炎带着师生在水田里割稻的也是他。我们这些追随他的少年也学着赤脚走路，甚至周末回到市里繁华天下，仍以补丁衣服赤脚蓬头为荣，冬夏春秋，莫不如此。那时候附中已建立学工学农的规矩，每学年一周时间到学校小工厂，车铣刨钳；一周到学校小农场，砍柴耕地拾粪牧羊。还要去花县花山公社岐山大队秋收，广州钢铁厂拖拉机厂炼钢铸铁。三年附中学习，科技文化之外，工农业生产劳动本领学了不少，让我们在以后的劫难中有所准备，比起其他中学生被丢到农村后少了些手足无措。
麦主任的政治思想工作并非毫无瑕疵。1964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要求人人深挖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向党交心。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特别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心情非常矛盾，要向组织靠拢要求进步，就要刻意想出自己接受了家庭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义灭亲，批判家庭。亲情和阶级感情，非此即彼，简直撕裂人格。少男少女喜欢打扮本是人之常情，有条件的，穿皮鞋、花裙，行不行？青春年少倾慕异性是不是就要不得？一时都被说成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些女生被倾慕者说出姓名，以为就是受了侮辱，要死要活。
附中向来以成绩取人，全省平等，成绩优异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在所多有。在讲究阶级路线的那些年，不免羡慕家庭是革干革军的同学，有些怨恨家庭出身的想法说出来，被歪曲成想“变天”，传说要被定为“右派学生”，更是人心惶惶。
好在乱象初萌就被叫停，只在高中部搞了半年，不致蔓延到初中部，避免了我们这些道听途说的积极分子伤害同学，亦未自伤。但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过左运动，造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怨恨。阶级斗争过分的强调、敏感，无端的仇恨在暗暗生成。恶果报应得很快。
文革一起，校领导靠边站，省委工作队进驻，麦主任停职反省进了牛栏。这时又翻出前些时麦主任领队去黄埔港向外国货轮示威支持古巴反美的旧事，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情绪过于激动，上惯政治课的主任竟然带头呼错了口号。其实领头呼口号喊错的事很寻常，不过是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动词互换而已，但在文革的风头火势下，成了支持帝修反，反对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麦主任被剃了光头，被学生基干民兵押着劳动改造，参加批斗会。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校长书记主任不是一两个，加上不少老师也成了牛鬼蛇神，麦主任夹杂其中，不算突出，本也可以浑浑噩噩挨过这段艰难时世。不料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把工作队逐出校门。北京红卫兵四出煽风点火，把打人的恶习带到全国，也传到附中。
记得附中打老师是外校红卫兵带的头。附中初中的同学写大字报写不过高中，打人的激烈程度却超过高中，企图表现得比高中生更会革命。发展到八月份，所谓“破四旧”的“红八月”时期，在社会上动手打人致死的，多是初中学生，尤其令人瞠目的是初中的女生和出身不够好的男生。我目睹的两桩命案，一起发生在烟墩路6号，一起发生在广九火车站，动手打人致死的都是这类人。分析其动机，就是怕表现不够革命，不被信任，企图以更激烈的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相互比拼革命程度，造成了革命的惨烈结果。雨果《九三年》描述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相继被送上断头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何其相似乃尔。
麦主任死得很惨烈。据在现场的基干民兵同学回忆，麦主任求死的心很坚决，先骗过监护人员进厕所，关上门后拧下灯泡，两只手指插进灯泡插座，想用电流自杀。触电很疼，但二楼地板绝缘程度好，电流只从两指间流过，把指头灼焦。麦主任在清醒状态下坚决求死，继而喝下清洁厕所的一瓶盐酸。盐酸进入肠胃，迅速烧蚀内脏，五内俱焚，痛楚异常，但没致命。此时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麦主任惟求速死，快点结束这种撕心的痛苦，爬窗从二楼跳下。麦主任着地后内外俱伤，但一时还清醒，巨大的痛苦比死还难受。麦主任用最后的力量甩头撞墙，痛苦逼迫他发出全力，墙角粘上缕缕发丝、殷殷热血，连水泥石米做的粗厚护墙板也被头颅碰崩。
麦主任的动作快速连贯，待厕所外的监护人员察觉，他已躺在楼下水泥地板上奄奄一息。楼上楼下的民兵赶到跟前，再叫救护车送到中山一院，已经抢救不及。
40多年后与曾经就读第四军医大学的同学一起试图还原麦主任自杀的过程，发现麦主任难以接受蒙受的奇耻大辱是致死的最重要原因。麦主任从全国先进教师、受师生尊敬的教导主任瞬间变成阶下囚，遭受学生毒打侮辱，心理落差太大。对前途绝望、与组织抗争，完全违背以往的信念，也造成极度的矛盾心理。触电、酸蚀、摔伤，肉体的巨痛和心灵的巨痛形成正反馈震荡放大，使他求死的决心决绝坚忍。“痛不欲生”、“惟求一死”，过去历史中的描述变成血淋淋的死亡裸呈眼前。
当时监护学校被批斗老师的队伍基本是原校基干民兵，主体是高二男生，应该比较平和理智负责，不是直接的迫害者。有些回忆文章说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高三同学所为，也不正确。我的记忆和查阅资料的结果显示，十一位高三2班同学因为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行为，七月初被中南局、广州军区、省委联合会议一致决定离校回家接受家长教育。他们获得自由重回学校时已经是八月初了。麦主任死于7月15日下午。
直接责任人是文革的发动者。麦主任由最最紧跟的晋京先进分子，与伟大领袖合影的政治思想教育明星突然坠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无法接受这个荒谬的现实。巨大的落差不仅摔碎他的心，也撕碎他的身体。他以一死想证明什么？是鸣冤？是抗争？是绝望？是迷茫糊涂？是对殴打侮辱的抗议？种种揣测已无答案，种种揣测都是答案！那种对生命的无所恋眷，对组织的冷然绝望，明白无误地展示眼前。麦主任没有留下遗书，我在网上搜寻有关他的信息，只有旧附中老师同学写下的寥寥几篇文字。麦主任是附中文革的第一个殉难者，跟着还有教务处主任陈怀珠老师、高中物理教师叶国尧老师。附中校园有谭天度、王屏山等著名老校友老校长塑像，却没有保留文革殉难者的一丝痕迹。我在麦主任殉难处四望徘徊、仔细搜寻。旧楼早已拆除，参天高楼耸立，四处如茵绿草，触目灿烂鲜花。但附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仅是阳光辉煌，还有阴暗强横，不把殉难者一环补上，附中仍不完整。
在麦主任死难当夜，我曾潜入中山一院急救病房和停尸间，想寻找更多的信息。在恐怖惊慌中匆匆掠过，一无所获。当时的动机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想当个发掘真相的福尔摩斯，也算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对殉难者的歉疚吧。
前几天我在微信上把这一历史沉没事件描述为“殉难”，有关心的老同学随之打上问号。我思之再三，认为描述是准确的，在滔天劫难中失去生命，难道不是殉难？和我一起上山下乡到晨星农场死于洪水的22位知青，称“烈士”不当，称“殉难者”应该也是恰当的。国家之难、民族之难、家庭个人之难，殉之又殉，竟无了期。
                                              2014、12、21草就
殉者未必主动去殉，亦有被迫无奈之人。即如牺牲，原意是摆上祭坛的牲口，原来也是被动的。大局驱使，被逼迫，被裹挟，随之而去，是为殉之初意。即如西门豹改革前的邺县，送给河伯的少女，谓之牺牲，谓之殉，一样的。
                                               2015、1、1日零时21分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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