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鲁：我们的班级——人大附中高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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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2010年，人大附中6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班有同学提议编辑一个班级纪念册，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下面这篇文章就是当时为这本纪念册而写的。

我们的班级——人大附中高663

我们是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的。这一年人大附中共招收6个高中班，预期于1966年毕业，我们这43名同学被编入第3班，按人大附中班级编排规则，我们班被称为“高663”。

我们班的“总排行”是第40班
人大附中的前身是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于1950年1月创办。1952年，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也被称为“人大预科”。在这一阶段，其招生的范围主要是全国的工农干部、部队指战员、劳动模范。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战士作家高玉宝，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屈银华等，都曾在这里深造。这是别的中学所没有的一段光荣历史。　　　
　　1955年起，人大工农速中开始招收普通高中班。1956年7月，学校一度移交北京市教育局，两年后仍回归人民大学领导，并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中学”。此期间，学校的工农学员人数逐渐缩减，普通高中生比例迅速上升。
　　1960年，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并开始招收初中生，从单一高级中学向初高中兼有的完整中学过渡。1963年我们入校时，恰逢最后一批工农学员毕业离校，人大附中已经完成了由成人教育向普通全日制中学的转制。
从1955年学校开始招收普通高中生算起，我们是人大附中的第9届高中毕业生。各届班级数不等，最多的是58届，毕业9个班，最少的是59届毕业1个班；顺序排下来，我们班是第40班。如果把初中和工农学员全算上，在人大附中所有毕业班级中，我们班是第130个毕业班。（详见附件1：人大附中文革前毕业班总表）

美好的校园环境
人大附中的校园和教学设施在北京的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这和其前身为工农速成中学很有关系。工农速中建校时，学校的人均教育经费、建筑面积和教学设备等，都按照大学的标准，是远远高于一般中学的。
人大附中的校址是在人民大学北侧。那时北京城区不大，学校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北京的西郊了。虽然位置比较偏远，但交通很方便。学校门前就是从白石桥通往颐和园的大道，有多条公交路线经过。这条路那时叫“白颐路”，现在已经改名为“中关村大街”了。
一进校门，两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柏树矮墙夹着一条长长的水泥路，直通中心花园。花园的南边是行政办公楼，我们叫它小白楼，据说是1954年建成的。花园北侧是图书馆、食堂和东教学楼。花园西侧是西教学楼。校园里楼前楼后、道路两旁，都植有高大的杨树，清风拂来，伴随着同学们琅琅读书声的，是杨树叶“哗啦啦”的欢唱。
那时东教学楼是初中部，西教学楼是高中部，两座教学楼的60间教室为六个年级36个班服务。我们的教室就在西教学楼，推窗即可远眺西山。教室里前后有黑板，课桌很大，是掀盖的，里面能放进我们全部书本和文具；椅子也大，连我们班身高1米9的秦钟瑀坐着也不憋屈。桌椅都是木制的，很结实。教室顶部有3、4排日光灯管，灯光很足。要知道，在那个年月，日光灯还是比较稀罕的灯具呢。
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在北京中学里也是一流的；实验室更是装备齐全，上生物实验课时能够人手一台显微镜的学校应该不多吧？
学生食堂兼作礼堂，可供2千学生同时用餐，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我们那时都是8个人一桌，站着吃饭的。食堂西端设有一个小舞台，把饭桌撤到一边，就能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们每年的开学典礼、新年联欢会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但开会时我们都要从教室搬着自己的座椅去。
人大附中当时是全寄宿制，校内的学生宿舍能供1200余名学生住宿。我们班除个别几个家在海淀镇的同学外，都住校。我们的宿舍楼是校园最西端的一幢4层红砖楼，据说是1955年建造的，南半截是男生宿舍，北半截是女生宿舍。也有少数女生和教职工住在操场北面的北一楼、北二楼那两座老宿舍楼里。校园东北角的平房也是教职工宿舍，我们的很多任课教师都在那里住。
西教学楼后面（西边）是大操场，周边400米跑道，中间是标准的足球场。
操场的南边，有一个9千多平米的校办厂厂房，建于1958年。我们每学年都有一、两周时间在这里集中劳动。
校办工厂旁边有一排平房，是一溜乒乓球室。标准的球台，标准的灯光，容得下一个班级来上乒乓球课，也是我们进行比赛的场所。
说到体育课，自然不能不说篮球。篮球和足球是人大附中的体育长项，全校共有10个篮球场，老师和同学都爱打篮球，每到下午体育活动时间，篮球场总是热火朝天的。
大约是在1965年的春末，全校同学自己动手，在校园的东南角挖地七尺，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此，游泳也成为体育课学习的运动项目之一了。
记忆中的人大附中校园真美。我们至今记得当年晚自习时窗外紫罗兰色的天空；记得沿炉渣铺成的跑道绕操场跑圈时脚下的“沙沙”声；记得中心花园柏树墙散发出的清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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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师
更难忘的是当年人大附中那些呕心沥血哺育我们的老师们。
身为老革命的校长
首任校长胡朝芝，1939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是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期间曾在延安中学任历史教员，后在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1949年12月调入北京，1950年1月，任北京工农实验速成中学校长。她原则性强而富于经验，威望甚高。
第二任校长夏加在建校初期曾担任教务处长，1956年接替任胡朝芝任校长，至1959年卸任。他1938年参加革命，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解时期已开始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他在实际工作中，有胆识、有魄力、富于实干和创新精神，对学校的规划，校园速建的布局、运动场的开辟设计以及后来校办厂的创建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的决策。
我们在校期间的校长是第三任校长邸文彧，他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曾在河北老解放区任教育局长，解放后任人民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0年调至人大附中担任校长兼书记。他党性强，工作中原则性强，对上级指示坚决贯彻，不打折扣，对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他是一个融威严和慈祥于一身的老人。有时我们早操跑步，遇见他背着手在校园散步，体育委员一声：“立定！”大家齐声喊：“校长好！”他总是微笑着摆摆手。我们至今记得他那浓厚的河北口音，记得他把日光灯管称为“电棍儿”，记得他在全校大会上讲话，对我们说：“不要浪费粮食了！劳动人民的好儿子！”

可亲可敬的班主任
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是胡俊泽老师，他后来成为人大附中第七任校长，是人大附中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校长，从1984年到1992年，任期8年。胡老师是重庆人，当我们的班主任时才32岁，却已经是参加过剿匪的老战士，而且是有多年大学教龄的老教师了。在同学们的印象中，胡老师总是满脸笑眯眯，说话慢吞吞的，从来没见他发过火。胡老师是我们的俄语课教师，记得他给我们讲《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课时，念老虎为“老斧”，大家笑，他奇怪地问：“‘老斧’你们不知道？就是动物园里面那一条一条的‘老斧’。”胡俊泽老师于2010年2月18日因病去世。（有关胡俊泽老师的简历和业绩，请参阅附件2：悼词）
    我们高二时的班主任是方志强老师，他也教我们俄语课。方老师教学很有耐心，解疑释惑不厌其烦。他一直积极支持我们活跃班级生活，曾指导我们组织团日活动，还帮助我们排演过长征组歌。
我们上高三时的班主任是鲁善夫老师，他教我们语文课。鲁老师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是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我们至今记得他和蔼可亲的样子，记得他在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自我介绍说：“我叫鲁善夫，鲁迅的鲁，善良的善，孔夫子的夫。”

崇道敬业的任课教师
建校伊始，人大附中就非常重视师资力量的引进和培养。工农速成中学初创第一年，为保证教学质量，中央教育部与华北革命大学协商，将其留给其他大学的教师常乃慰等分到速中，又从当时的男一中、八中、女一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抽调若干大学本科毕业又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到速中任教。几年时间里，随着不断的补充和引进，学校很快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这些教师平均年龄40岁以上，业务有专长，教学有经验，高级别者占了很大比例。据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规定中教四级（工资89.5元）以上教师每月补助白糖一斤，黄豆4斤，据说学校那时吃补助糖、豆的教师占海淀区吃补助教师总数的一半，足见学校师资队伍实力之雄厚。我们入校时，就是由这样一批教师来教我们。
教我们的老师个个是人才。教政治课的司有伦老师是人民大学美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后来在美学界颇有名气；历史老师王子华，不带书本，捏一截粉笔上讲台，古今中外，滔滔不绝，讲得学生们如醉如痴；何纪勤、鲁立得、苏宝炎等数学老师的教学水平也都非同一般，讲起课来简约流畅，极有条理，甚至能让学生茶饭不思，感到其乐无穷；音乐教师张信，则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敬业精神让学生们领略到音乐的内涵与魅力。体育老师徐武邦，解放前曾是北京“未名”篮球队主力后卫，解放后在人民大学任教，1952年调入工农速成中学主持体育组工作；体育组内还有两位归国华侨教师许后圣、陈开明，也是篮球科班出身，有这样的教练，我校篮球运动在北京的中学里当然要名列前茅。还有物理教师王延龄、蒋国垣；化学教师娄树华、郭长陆；地理教师刘荫基、董千涛等等，哪一个不是学有所专，教有所长！连图书馆叶学潜老师的政论漫画，都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人大附中教师的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老师对我们真是呕心沥血，精心哺育。我班杨镰同学曾深情回忆我们的老师，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干桢老师，她当年教高一年级的语文，这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女老师，只要你愿意，她就会给你面批作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王老师一直单身，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学生把她家当作了自己家，她对学生视如己出，仿佛我们就是她的孩子。”
听杨镰这一番话，我们仿佛又看到王干桢老师亲切的目光，又听到王老师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人，毛主席的同乡。哈哈哈···”，又回忆起王老师在作文课上抑扬顿挫地给大家朗读杨镰《瓜棚豆架语如丝》那篇作文时陶然的表情。那种陶然，洋溢着对学生的爱和对事业的投入。
杨镰同学还说：“人大附中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因材施教。那时的我形象思维非常发达，喜欢写作和一切人文科目，但对于量化分析却不太在行。不怕你们笑话，我有一次数学只考了2分(满分5分)。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给我补课，期末总评还给了我个4－。我一直非常感激那个老师，也从此以后立志要好好学数学。”（摘自《人大附中66届校友杨镰深情忆母校》，全文见附件3）
确实，人大附中的老师们很注意激发每个同学的兴趣爱好和潜质，注重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杨镰今天已经成为著名文学史专家。和杨镰一样，后来成为大学体育教师的秦钟瑀同学也是在人大附中学习期间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当年老师发现秦钟瑀同学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就专门请曾在解放前夕荣获女子80米跨栏比赛全国冠军，并保持20多年全国纪录的王乐义老师专门给以个别辅导，使得他第二年就在海淀区及北京市的中学生运动会上崭露头角，跑出了16秒4的好成绩，破了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我们班当年的俄语课代表刘勤后来投身于外语教学工作，数学课代表沈海生后来也成为大学数学教师。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大附中这些优秀老师们的指引，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在人大附中读书时就奠定了自己的从业基础，描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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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集体，丰富多彩的生活
从十六七岁步入人大附中校园，到二十来岁毕业离校，在人生这最美好的阶段，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高663这个集体中。同学们上课在一起，一日三餐在一起，课外活动在一起，晚饭后听新闻联播还是在一起。我们在高663和同学在一起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我们每星期6天在学校，周六午饭后才回家，而在周日晚自习前就又都返回学校了。同学们用两个俄语单词的谐音描述这仅有的两个与集体短暂分离的特殊日子：星期六，“书包大（суббота）”，因为要把一周穿脏的衣服装到书包里带回家去洗；星期天，“袜子搁在鞋里也（Воскресенье）”，因为只有这天可以不出早操，能让脚丫和鞋袜都休息休息。
记得高一那年的运动会上，我们班的总成绩不理想，经班委会研究，认为我们应当大力加强全班同学的身体素质。于是全班的大运动量锻炼活动开始了。班长李长志带领同学们绕着校园外的小路变速跑，一趟下来总有一千多米，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在操场边的跑道上蹲跳，从这头跳到那头，110米，只让休息2分钟，就又要跳回来，累得大家恨不得躺在跑道上。别说，这样的强化训练还真起作用，到高二运动会时，我们班的成绩大幅度提升了。
还记得我们入校后第二年的暑假，学校组织高中各个班级的全体学生干部到解放军某部“大功团”去军训，这是一个装甲团，其前身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昼夜行程二百四十里，全歼敌军，取得战役的重大胜利，荣立大功，并获“勇猛如虎”奖旗一面，因而得名。我们乘火车到位于河北怀来县沙城的该部队驻地，从下车起，紧张艰苦的训练就开始了。十天的时间里，每天练队列、练刺杀，在大太阳底下趴在烤人的泥地上练瞄准，深更半夜还有紧急集合、急行军。每人的衣服都是被汗水湿透，很快就被烈日晒干，马上又被汗水浸透，上面都结了厚厚一层盐霜，放到地上都能立起来。军训后，学习解放军，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班风的活动在全校铺展开来。
很快，“准军事化”就成为了当时人大附中特有的校风和学风。每天清晨，我们象军队士兵一样出操，从起床、洗漱、整理床铺，到跑下楼集合，不过数分钟时间。吃饭前，各班迅速到指定地点列队，一路高唱《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等歌曲，齐步走到食堂就餐。甚至到校外参加集体活动时，也总是三列纵队，步伐整齐，歌声嘹亮。那时大家都真心陶醉在一种火热的激情之中，在这庄严整齐的集体队列中，感受着青春的力量和未来的使命。这种人大附中特有的“形式”，可以说是工农速成中学时期政治热情的延续，也是那个时代教育者所独具的匠心。而恰恰是这种“形式”，培植了我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精神。
那时的集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学校，我们不仅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也学习怎样做人，怎样严格要求自己、广泛团结同学。
人大附中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教学生做自己学校的主人。
学生食堂前的主干道旁，树立着拼在一起的六块大黑板，上面是学生自己主办的校刊《东风报》。《东风报》全部编辑出版人员都是学生。全校同学都可以向校园内设置的稿件箱里投稿，编辑人员收上稿件后即择优发表。《东风报》还向校领导和老师们特约稿件，遇有重大事件，如全校运动会，编辑们便兼任记者，到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中去采访。《东风报》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国际新闻到校内大事，从学习经验交流到校园生活，从文摘到学生创作园地，无所不包。每两周出版一期，出版前黑板要重新刷墨，然后出版人员再用彩色粉笔正楷书写，精心描绘，图文并茂。每逢出版，总是引来众多同学围观阅读欣赏。
学校办有一个有线广播站，也是由同学们自己主持的，播音员、维修员都是学生。每天午饭或晚饭时，广播站就开始播音，各个教室里都安装有小喇叭，操场、食堂也都有高音喇叭，每到广播时间，“人大附中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便覆盖了整个校园。除了按计划编辑播报新闻和音乐节目外，广播站还开辟专题时段，让各班轮流“承包”一台节目，对于这个在全校面前“亮相”的机会，每个班当然都非常重视。
“值周”，也是各个班级的另一个“亮相”的机会。轮到值周的那个星期，这个班的同学要戴上“值周”的袖标担任“值周生”，周六、日的离、返校时间，要在校门口站岗；每天课间操要在操场站岗；用餐时要在食堂门口站岗。值周生有义务维持纪律、有责任整肃风气、有权力评价各班级的精神风貌。担任值周生时，我们自己首先就得端起个标兵的架子来。
在班级管理上，也基本是在班主任的指导和协助下，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习互助计划是班委会研究制定的，教室环境卫生是由生活班长组织大家维持的，体育锻炼是在体育委员率领下开展的，课堂纪律更是用不着老师操心，就连自习课也安静得连掉一根针到地上都能听见响动。
延续“工农速成中学”的校风，人大附中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劳动锻炼也是从入学一直坚持到高三毕业。差不多每个学习都有一两周时间，除在校办工厂劳动外，每逢“三夏”“三秋”，学校往往要组织我们跋涉数十里到农村去体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在北京郊区东北旺等农村公社割过麦子，收过水稻，天气热，农作物的芒刺又扎，真是非常劳累，晚上一躺下就睡得连蚊子叮咬都不觉得了。我们还参加过开挖京密引渠的工程，每人一副扁担，只装半筐泥土就有几十斤重，从河底挑到河岸，上百米的高坡，一天爬几十趟，垫肩都被磨烂了，一边肩膀都压破，就换另一边。劳动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更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意志。
我们还多次参加建校劳动。那时校园北边没有围墙，仅仅拉了一道铁丝网，外面就是农田。入学的第二年春天，我们自己动手修建了校园北边围墙，那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干打垒”。1965年建成的那个游泳池，虽然简陋，却是25m X 50m的标准尺寸。那是在没有任何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我们用一个多月时间，日夜奋战，全凭铁锹一点一点挖成的。校园建设中有我们的汗水，我们感到很自豪。
我们班还组织过多次学雷锋活动，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全班去32路（今天的332路）公共汽车车队，每两个同学跟一辆车，和售票员一起报站，协助维持秩序，扶老携幼，为乘客服务。和在教室里上的每堂课一样，每参加一次校外活动，都使我们增长了见识，有所收获。
回忆在人大附中的生活，总要说起学校的伙食。那时候人大附中的伙食远近闻名，每月8元多钱能保证每周6天的伙食不重样，令我们至今念念不忘。
我班同学杨镰回忆说：“人大附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食堂。那时，每个人每月只能吃一斤肉，食堂的师傅就自己杀猪给我们吃。人大附中给我们这群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们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我们的伙食甚至强于当年的北大，而我们的伙食费却是他们的一半。”（详见附件3）
如今的作家陈建功，当年是比我们低一届的高673班同学。他在《中学琐忆之一·煎炒烹炸入梦来》一文中幽默地写到：“人大附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它的食堂。我知道，我这么说，格调太低。可那时我是个孩子，又是个爱跑爱玩卡路里消耗巨大的孩子，还是个刚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孩子，格调太低，也得由他去。说实在的，每到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忍不住就想，食堂中午吃什么？若赶上炸带鱼米粉肉香气袅袅登堂入室，便心往神驰，太虚幻境一游去也。记得当时我背起食堂墙壁上公布的‘一周菜谱’，绝对过目能诵一泻千里，俄文单词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分子式统统得一边待着去。人大附中的食堂也办得实在是好：一周的菜谱，从来就没有重样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大师傅都是来自解放区的，脸上老挂着明朗的天，和气又敬业。隔三差五的，食堂的饭桌上就摆上一堆一堆的扁豆啦、莴笋啦，那是让学生们饭后帮助剥的。逢年过节呢，饭桌上就摆上一盆馅，一团面，大家动手，包饺子。我择菜、包饺子的手艺，全是在人大附中的饭桌上学会的。现在人大附中的学子们，比起我辈，当然是‘精英’族了，择菜、包饺子的传统，亦不知继承否？大师傅脸上那‘明朗的天’和同学们脸上对‘革命老前辈’的景仰，或亦发扬光大？”
在努力办好伙食的同时，学校也着力培养同学们艰苦朴素的作风。校领导三令五申，不许浪费粮食，吃饭时，食堂桌面不许掉一粒米，否则被值周生逮住，不仅批评，还要给班级扣分呢。
当时人大附中干部子弟居多，我们班同学中也不乏高干子女，但他们从不“显山露水”。加之人大附中当时有一条大家心照不宣自觉遵守的规定：学生家长的小轿车不进校园。所以每学期开学，同学一律扛着铺盖卷从公交车站走进学校最里边的宿舍，无一例外。
我们班是个团结的集体。学习上的互帮互助，有个人行为，也有集体安排，那时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我们搞过“一帮一”活动，让每个学习好的同学都帮助一个学习吃力的同学，一起复习功课，一起做作业，成天“摽”在一起。生活上彼此关心，相互帮助的事情就更多了。记得有一次突然来寒流，大家都竭尽所能，拿出自己的衣物帮助被褥单薄的同学，有一位同学甚至睡梦中仍思谋着还能贡献什么可以保暖的东西，半夜说梦话，喊了起来，说他还有鞋垫。还记得那时课间和课外活动时间，大家经常玩“骑马打仗”和“攻城”的游戏（这类游戏现在大概已经绝迹，没人知道怎么玩了），男生玩得疯，衣服扣子被揪掉是很平常的，甚至整个衣袖都能被拽下来，然后女生就帮助缝补，互相帮助嘛。
我们班是个欢快、活跃的集体。每天歌声不断，文艺委员闫真每周都要教大家唱新歌。为了五一、十一、新年等节假日的活动，文艺节目的排练更是要占据我们很多课余时间。有一年，为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晚上的狂欢，我们班排练了“亚非拉大合唱”。那次演出很成功，很多同学的表演非常有个性，戴冠来饰演非洲黑人活灵活现，李铁犁带上大胡子俨然象是卡斯特罗，李石岭围上白被单就成了阿拉伯人，······
  
从各奔东西到重聚一堂
1966年夏天，在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们紧张地投入高考复习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和男四中两个毕业班学生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封信，要求废除高考制度。不久，教育部发文公布了取消高考的决定。
突如其来的冲击粉碎了同学们的大学梦，也将人大附中卷入了噩运之中。校领导、老师、同学们，甚至包括那曾经是很美丽的校园，都无可幸免地遭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我们高三毕业班被滞留在学校，在那个萧瑟的秋天，高663也不再有欢快的歌声，不再有整齐的队列，全班同学开始四分五散了。
1967年春，同学们接到了复课军训的通知，相继回到学校。不久，对老三届的就业安排工作便陆陆续续展开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有一些同学被选拔去北京郊区当小学教师，后又有去京西煤矿当矿工的；然后是去新疆伊吾军马场、洛阳拖拉机厂，青海冷湖油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再往后就是上山下乡，到内蒙、山西和陕西的农村和牧区，最后只有极少数有特殊困难的同学留在了北京。
分散到天南地北后，大家自然就难得一见了。
十年后，一部分同学先后回到了北京。每逢相聚，说起往事，大家都唏嘘不已。
人大附中60周年校庆，是我们毕业四十多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
大家欢聚在一起时，总要回首我们的青春年华，感激人大附中给予我们难忘的岁月；
大家欢聚在一起时，总要怀念我们的授业恩师，他们的辛勤培养使我们收益终生；
大家欢聚在一起时，也总要沉痛悼念那些已经离开世间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随着鬓角日渐斑白，我们都已步入老年，但沉淀在母校历史中的高663却永远年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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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大附中文革前毕业班总表

年份
学生类别
毕业班级数
1953
工农速成
3
1954
工农速成
3
1955
工农速成
7
1956
工农速成
7
1957
工农速成
7
1958
高中
9
1958
师预班
1
1958
工农速成
9
1959
高中
1
1959
师预班
6
1959
文化班
10
1960
高中
5
1960
工农速成
3
1961
高中
2
1961
师预班
5
1961
师范
1
1962
高中
4
1962
预科
8
1962
师范
4
1963
高中
6
1963
初中
4
1964
高中
4
1964
初中
6
1965
高中
6
1965
初中
6
1966
高中
6
1966
初中
6



【附件2】
国务院参事、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
在胡俊泽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尊敬的各位教职员工、尊敬的各位教育同仁、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这里聚会，共同悼念我们的老校长胡俊泽同志。2010年2月18日12时30分，胡俊泽同志因病多方医治无效，在海淀医院不幸去世，享年79岁。胡俊泽同志是党的忠诚战士，是新时期基础教育战线的改革者、开拓者，是一位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教育家。胡俊泽同志的猝然辞世，使我们痛失了一位值得敬重的好导师，好领导；一位志同道合的好战友，好同志；也使我本人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忘年知音，良师益友！在此，我谨代表人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对胡俊泽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胡校长的亲属致以最深切诚挚的问候！
胡俊泽同志1931年生于重庆市，曾就读于重庆市有名的巴蜀小学和广益中学。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考入中国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博士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该校后并入四川师范大学。解放后曾参加征粮剿匪工作，1950年考入军委民航俄专（后更名为北京航空工业俄专）就读，1954年留校任助教、教师。1958年调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不久即任外语教研组组长，后担任学校教务主任。1984年，在改革大潮推动下，胡俊泽同志经大学党委民意测验，全校教职员工无记名投票，成为人大附中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校长，并于1989年任满一届后再次当选，直至1992年退休。退休后，胡俊泽同志仍不忘职责，不甘清闲，受聘为莫斯科第十四中学教师，1994年回国后，又在广州创办南方实验学校，担任校长，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实践。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献给了人大附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俊泽同志是人大附中的第五任校长。在人大附中经过文革动乱，拨乱反正时期，他继往开来，抓住高考改革的发展契机，顶住各种非议，大胆提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大附中就应当以教学为中心”，立足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管理的改革，使学校连创高考佳绩，从一所普通中学跻身一流中学之列，成为北京市首批重点中学，由此实现了人大附中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俊泽同志是一位学识丰富，思路开阔的教育家，是新时期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者、思想家。他尊重学生个性，熟谙教育规律，在人大附中发展的关键时期，带领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和成功探索，至今仍卓有成效。他视野开放，在八十年代初上任伊始，就两次走出国门赴美考察，进行中外教育的比较。他多次在各中央报刊上发表教育论文，主张学校管理应该脱离官本位体制，提出教育要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他立足改革，进行了校长负责制、结构工资制等一系列管理体制改革；他注重师资队伍建设，抓住时机到综合大学为学校争取高素质人才；他广辟财源，开拓求新，在学校建设中提出“20年不落后”设计思路，使学校运动场、实验楼和图书馆等教学设施的建设大气而现代。他勤于学习，思维活跃，笔耕不辍。他的专业是俄语，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敏锐意识到英语在未来的重要作用，刻苦自学达到能够直接交流的水平，曾在“国际中学校长论坛”用英语宣读论文。担任人大附中校长期间，他和北大附中校长夏学之、四中校长刘秀莹等知名校长共同创办“全国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后任中国教育学会高级中学专业委员会名誉副理事长。胡校长也曾多次出访英、美、日、俄等国，建立了与这些国家友好学校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人大附中的国际影响力，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胡俊泽同志是一个光明磊落、正直高尚的人。对同志，对部下，对学生，对员工充满爱心，与人为善。他性情粗放豪爽，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坦诚待人，对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员工批评教育，但是从来不存个人恩怨，因此深得全校员工的爱戴敬重。
胡俊泽同志又是一个乐于学习、情趣丰富，富有智慧的人。他几十年身在教育一线工作繁重忙碌，但在工作之余仍坚持爱好，发表过一些涉及文艺、体育、技术等诸多领域的翻译作品；即使卧病在床，仍历尽艰辛完成并出版了纪实作品《浪迹莫斯科》，以及反映他从教40余载生活感悟的小说《春到校园》。
许多人大附中人都知道，胡俊泽校长已与癌症病魔顽强抗争了十几年，在病魔面前，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2009年12月31日他还拖着病体参加了在学校四楼报告厅举行的2010年元旦联欢会。他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生命的执著坚忍，他面对死亡的淡定从容，是留给我们的又一笔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继承老校长的遗志，为党的教育事业，为人大附中的持久发展，进取追求，无私奉献。
“想见风范空有影，欲闻教诲杳无声。”胡俊泽同志离开我们了，这使我们感到无尽的悲痛和深深的哀悼；但“有的人去了，他还活着”，胡俊泽同志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人品，他的学识，他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人大附中的史册，永存人大附中人的心间！
胡俊泽同志，我们的老校长、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请您安息吧！

人大附中全体教职员工
2010年2月22日


【附件3】
人大附中66届校友杨镰深情忆母校
采访·撰稿：李可 査晶晶 罗郁欣
　　2010年2月12日，旧历新年的大年二九，我们有幸采访了人大附中66届校友杨镰老师。由于刚好碰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经历，让杨镰老师对青春岁月与人生长路有着不一样的感触。虽然已经时隔几十年，杨镰老师依然对自己的母校情深似海。采访过程中，他的眼中一直闪着泪光，仿佛回到了那段历久弥新的青春岁月。
　　“人大附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食堂。那时，每个人每月只能吃一斤肉，食堂的师傅就自己杀猪给我们吃。人大附中给我们这群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们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我们的伙食甚至强于当年的北大，而我们的伙食费却是他们的一半。”杨镰老师的这番话让我联想到了现在附中的三层食堂，看来附中的食堂好是一贯的传统了，我们几位采访的同学不禁会心地相视一笑。
　　“附中的教室很好，我们的课桌、椅子、灯都是最好的；附中的图书馆有很多书，让我们能如饥似渴地吸取多方面的知识；还有操场，为学生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提供了保障，那时我们还挖过一个游泳池。”
　　除了这些优秀的硬件设备，杨镰老师还很感谢母校的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干桢老师，她当年教高一年级的语文，这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女老师，只要你愿意，她就会给你面批作文，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王老师一直单身，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学生把她家当作了自己家，她对学生视如己出，仿佛我们就是她的孩子。”
　　提起恩师，杨镰老师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我的数学不好，一次期末考试只考了2分，但总体而言我是个好学生，作文也写得很好，最后的总体评价老师给了我4-。我拿着成绩单，十分感动，我本不该这样得这么好的分数，但老师为了鼓励我，给了我4-，以后的学习我也更加努力了。”杨老师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我体会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与附中“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紧密相连。老师们对学生的尊重令每个孩子阳光自信，发扬自己的长处，勇敢追寻梦想，而教育的初衷不正在于此吗？在人大附中学习了三年多，我接触到了许多老师，虽然他们的年龄不同，教授知识不同，但无论哪位老师都很耐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热心地提出建议，这就是附中老师的共同之处吧。
　　访谈中杨老师多次坦言中学是他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现在每每想起都会热泪盈眶。
　　“在人大附中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学到了今后一生都受用的知识。”
　　“人大附中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因材施教。那时的我形象思维非常发达，喜欢写作和一切人文科目，但对于量化分析却不太在行。不怕你们笑话，我有一次数学只考了2分(满分5分)。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给我补课，期末总评还给了我个4－。我一直非常感激那个老师，也从此以后立志要好好学数学。”现在身为社科院教授，无论研究古代文献还是去探访新疆的“大河文明”，都离不开量化分析。杨老师说，年少时他从书堆里找到了立足点，投入工作后他从现场找到了形象感。也正是早年的教育奠定下的基础，是杨镰老师能有今日的成就。
　　除了对母校的怀念，杨镰老师还特别提到毕业后在军马场接受再教育的那段时光。“凭良心说，我们当时真的没受什么苦。军马场对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还是很好的。”杨老师特别讲到了自己当时是如何“偷”书来看的。据他回忆，那时候本是不允许看一些所谓“四旧”的书籍的。但是由于放马的地方在山里面，没有人能知道放马人都做些什么，而他们几个人轮班，每人一周有四天没事做，于是杨老师便从当地村委办公室用来囤积收缴上来无人处理的“四旧”书籍中“偷”出书来看。也正是这样当时算作“反动”、现在看来荒唐的办法，让杨老师在放马期间依旧能大量阅读书籍，丰富自己。如今对放马年华的怀念，或许正是杨老师对自己那几分动荡，几分疯狂的青葱岁月的无限怀念吧！
　　“人是靠成功鼓舞的。”现在已经享有教授之誉的杨镰老师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要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过多的失败会让一个人迷茫，从而丧失了继续下去的勇气。人生需要定一个具体的目标。不要好高骛远，恰恰能完成就很好。一次又一次小小的成功会激励我们更好地走下去，攀登成功的顶峰。”
　　“不要把力量放在改变自己的缺点上，应该放在发挥自己的优点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缺点，如果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改变缺点上了，改变了缺点的你还是没有任何优点的普通人。如果你能及时抓住优点并加以发挥，就成了一个有自己的特点，能做出一番成绩的人。“比如说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如果他花几年的时间只是训练自己和别人相处，最后不用害怕和别人说话了，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改正了缺点，可与人交往是一般人的基本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有个优点，他对所有的朋友都非常真诚。如果他努力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会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可以通过朋友再认识一些值得交往一生的人。”正如在采访中杨老师给我们展示的那幅冯至先生的题字所写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个人应当激发潜能，认识到自己的优势，突破自己的极限，寻找自己新的位置。杨老师精辟的讲解犹如醍醐灌顶，让我们在接受了全新的观点的洗礼的同时也充分体会到了杨老师的人格魅力。
我们的采访即将接近尾声。当提到我们该如何选择职业这一问题，杨老师的回答是“要尽早确立志向。这样你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完善的过程。想好自己的位置，不能满足于现状！”最后，杨镰老师对我们现在的人大附中的学生提出了一条建议，简短，却十分有力：求实。是啊，无论是对知识的探索，还是今后对工作的追求，我们都不能忘记要求实这一准则。用求实的态度面对每一件事情，用心感谢生命。这是杨老师对人大附中精神的理解，更是他对人生的理解。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将来走出学校，我们都应当本着求实的原则，追寻更完整的自己，更无憾的人生。
注：此文转自人大附中60年校庆官网，原文中杨镰同学的毕业年级误记为“68届”，在此已更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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