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汉学家兴膳宏1965-1966年中国游历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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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都有一个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兴膳宏的故事要从五十年前讲起。
那还是在我认识他不久，1994年的一天，他带了一叠幻灯片，兴致勃勃地一张一张放给我们看，这是在北京、那是在西安，那是延安的梯田和窑洞，还有延河边的宝塔，都是我曾经看惯的革命年代的标准景观和标准镜头，只有幻灯片上的兴膳宏看起来是那么年轻。我这才知道，在中日建交以前的1965年底，兴膳宏就来到过中国，三个月的时间走遍大江南北，于“文革”爆发前夕离开。与他同行的还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吉田富夫、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狭间直树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佐竹靖彦，当时，吉田富夫为京都立命馆大学的非常勤讲师，其他三个人都还是京都大学的在读博士，而后来，他们都成了各自领域最重要的学者、日本中国学界的一代领袖。
2012年，莫言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也邀请了他的小说的日文翻译吉田富夫出席，这一年，吉田富夫的名字又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去秋今春，我在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偶然读到他发表的《乙巳•丙午三个月“留学”日记抄（1965年10月-1966年1月）》（《吉田富夫先生退休纪念中国学论集》，汲古书院，2008年），猛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经看过的幻灯片，意识到他的这些“留学”日记，记载的恰好就是他与兴膳宏等一道访问中国的那三个月。《日记抄》中写到他们抵达北京第二天，便接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宴请，晚上回饭店，即“收听到有关宴会的新闻广播”（11月2日）。根据这一记录，我去翻阅当年的报纸，原来在1965年11月1、3、10日的《人民日报》上，都有新华社对由吉田富夫带领的这支“日本京都青年中国研究代表团”一行四人抵京、分别受到郭沫若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宴请的报道。
对有心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来说，能够登上中国的第一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种极大的荣耀？我问兴膳宏，那时他对中国有些什么印象？五十年后，过去的印象有没有改变？兴膳宏找出他当年密密麻麻写了一整本的日记，还有一份他们四个人合编的《访中报告》（1966年7月），蓝色封面薄薄的一册，里面记录有他们的访问心得、全部日程以及这一行使用经费的情况，跟我和他的学生木津祐子、松家裕子，我们坐在京大文学部的一间教室里，谈起那段往事。

兴膳宏日记



兴膳宏出生于1936年，1950年代末还在读大学时就决定了要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专业，1963年进入博士课程，却苦于中日两国尚未有正常邦交，无法到中国留学，也无意于像欧美学者那样选择去台湾，一海之隔，只能遥遥相望。可是毕竟要研究中国，因此中国的局势以及中日两国间各个层面的交流，又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关注之中。
1955年12月，受日本学术会议邀请，由郭沫若率领的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从东京到福冈，对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这既算是1949年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日代表团，也算是郭沫若个人的“还乡”之旅。《人民日报》当时几乎是全程跟踪、一日一报，郭沫若写有十首《访日杂咏》，《箱根即景》等七首据说就是经毛主席转给北京市长彭真，彭真让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陪同访问的翻译刘德有后来还出版了《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回忆与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而在日本，当时也有不少媒体报道。在日本学术院的欢迎午餐会上，郭沫若用他诗人一样的语言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只有六年，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不好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洗刷，我们还要根据新时代人民的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他也慷慨呼吁：“中日之间有不愉快的过去，也有美好的过去，不愉快的过去，让它过去，而美好的过去，要让它发出更灿烂的光辉！”（《人民日报》1955年12月5日第1版）在迎接中国代表团的众多日本文化界人士中，可以看到仓石武四郎、仁井田陞、贝塚茂树等中国学家的大名，而在京都的三天里，郭沫若也特意去凭吊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滨田耕作、桑原骘藏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墓地。
与郭沫若一同访日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翦伯赞、科学院考古所的尹达、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日本东京大学毕业），还有科学家茅以升、苏步青（日本东北大学毕业）等人，翦伯赞回国后曾写过一篇《回忆日本之行》（2月7日稿，《世界知识》1956年第5期）的文章，谈他的赴日观感，其中对日本的历史学、考古学评价很高，称他们“不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在某些部门，如东方史的研究，甚至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明”。他还讲了这样一个插曲：横滨市立大学的波多野太郎教授与日本的一万多名教职员将一部明代嘉靖年间刊印的《楚辞集解》的显微照底片及照片送给了北大，“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楚辞是有很大的帮助”（《人民日报》1956年7月22日第7版）。随后把事情的经过报道出来，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游国恩写信给波多野太郎，托他在日本代为搜寻明代汪瑗所撰《楚辞集解》全本，波多野太郎在上野图书馆找到书以后，由神奈川县的教职员工会动员一万多名会员捐款，将该书照相、制版，托郭沫若、翦伯赞他们带回，分赠给北大和游国恩。在当时，这成了中日两国学界友好交流的佳话。
郭沫若一行的到访，在日本也引起很大震荡，余音缭绕，直到狭间直树和吉田富夫执笔撰写他们四人代表团的“团总括报告”时，依然溯源至1955年。郭沫若在演讲中曾谈到只要两国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那么像留学生交换之类就会非常容易，他们说自己是研究中国的，“中国研究者希望与自己研究的对象国有所交流，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访中报告》第2页），可是要满足留学这“最基本的要求”，即便有郭沫若那时的种种热情承诺，也要等到十年以后。
1963年12月，由京都一批年轻学者发起，邀请到以张友渔为团长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样是从东到西走了一个月。代表团中有侯外庐、夏鼐、刘大年、游国恩、李格非等人，《夏鼐日记》卷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对这次访问做了详细的记录。这一次，中国学者显然都有备而来，他们在各地讲演，侯外庐讲了“气的本质”和“中国农民战争口号及纲领”，刘大年讲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并回答了日本历史学者的提问（《人民日报》1965年3月2日），夏鼐是带着考古所的两百张幻灯片，介绍了“新中国的考古学”，游国恩则讲了“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文学史的编纂”。除了介绍新的考古发现，中国学者似乎还都很注意将当时中国流行的理论和话题传达到日本，很有自己的主体性。据金开诚回忆说，他在帮游国恩起草两篇赴日讲演的底稿时，曾问过是否应该有一篇讲考据，游国恩回答：“不要考据，这两个题目更能反映我们解放以后的学术特点。”（金开诚《怀念游国恩》，《临川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

兴膳宏、游国恩、张少康



游国恩在京都大学做过一个报告，据平田昌司说，报告的录音迄今保留在文学部的中文研究室。而由于中国学术代表团的到访，两国学界遂达成了一系列交流协议，这里面，就包括有吉田富夫等京都大学的四位年轻人到中国留学。
对写过有关魏晋作家嵇康和郭璞的论文、正在读博士的兴膳宏来说，这是天赐良机。他师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这两位老师都曾在战前的1920-1930年代到中国留学，对中国有过切实的体验，到战后他们这一代，研究中国却无缘接触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现实，只能隔岸观火，那无疑是一种倒退。特别是1949年以后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心中无数，心中无数，便很难理解中国思想学术界这些年发生的变化。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是怎样和其他思想做斗争的（狭间直树）？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性质（佐竹靖彦）？如何评价“古代封建制度下的文学遗产”（兴膳宏）？“左联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何（吉田）？兴膳宏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些疑问，于1965年10月26日从神户港乘船出发、30日抵达上海的。
接待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四个日本青年做足了准备，全程都由学部的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宋守礼陪同照应。11月的前二十天，是在北京，从11月下旬起到12月中旬的这一个月，从北到南，走访西安、延安、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井冈山、长沙、广州，12月下旬回到北京，最后一个月在北京大学。前后三个月时间，从日程表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主要活动：第一是访问大学，第二是参观历史遗迹、博物馆，第三是参观工厂、人民公社，第四是看演出。在走马观花但是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旅途中，四名未来的中国学家得到的印象，首先就是中国确实“地大物博”，其次，他们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所感动，对意气风发的中国人由衷地佩服。兴膳宏说，看到北京在大跃进时期修起的十大建筑，不能不称赞社会主义有它了不起的地方。虽然由于背景知识不足，他们对所参观的一些革命纪念馆的现场解说，不能够马上消化，不过从中仍然感受到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的解放斗争中怀有坚强的意志（“团总括报告”）。
我看他们编制的日程表，分为三栏，分别写着每一天上午、下午、晚间的活动，不是去看北京天坛、十三陵、故宫、西安大雁塔、杭州六和塔这样的传统名胜，就是去看延安王家坪、井冈山黄洋界、韶山毛泽东旧居这样新的革命圣地，所到之地，住的都是像上海锦江饭店、北京民族饭店、北京饭店、西安人民大厦、杭州饭店这样的高级宾馆，而在北京时，又经常出入全聚德、丰泽园、广东酒家之类的饭庄，接受郭沫若、廖承志、张友渔等大人物的宴请。我感慨这是一趟奢华之旅，兴膳宏笑着说他们几个人当时都是第一次出国，受到这般待遇，内心当然感激，也就愈发觉得愧对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学者，因为那时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学者只能从民间募集资金接待访客，出手自然不能那么大方。
匆匆的旅行途中，他们还被安排去看了北京的中阿人民友好公社和国棉二厂、南京的江南光学仪器厂、杭州的梅家坞生产大队、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广州的南海县平州人民公社和佛山镇石湾陶瓷工厂，这些工厂、农村都是当初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对外展示窗口，可是他们本来对这些就没有什么兴趣，又听不大懂介绍，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兴膳宏说他只知道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国在东欧就剩下阿尔巴尼亚这唯一的盟友。不过在他参观韶山毛泽东旧居时，看见毛家有田又有屋，他在心里还小小地“考证”了一下，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出身中农，应该是富农。四个日本青年在延安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前有一张合影，那已经是在11月下旬寒冷的冬天，窑洞前的树都掉尽叶子成了光杆，兴膳宏他们却精神抖擞，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刻想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心中也有了一股力量，那正是毛泽东在这里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讲过的话（“团总括报告”）。

延安窑洞前：左起佐竹、吉田、兴膳、狭间



据吉田富夫说，他们在延安时也参观了野坂参三及其日本人工农学校的窑洞（《日记抄》11月21日）。我问野坂参三是什么人？兴膳宏说他是日本共产党人，1940年到延安，二战结束后回日本，做过日共总书记。
日程表上显示，他们每天都在忙着参观、游览、吃饭、看戏，马不停蹄，最让我意外的是三个月里，他们看过那么多节目、那么多剧种，从评剧、京剧、越剧、花鼓戏到曲艺、相声、电影，就是在延安、井冈山的夜晚，也没闲下来。抵达北京后被招待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过了一个月去广州，又被招待看了一次现场的舞台演出，吉田富夫看完后得出一个结论：“参加演出的计有上千人，若非社会主义体制，根本难以做到。”（《日记抄》12月14日）不过，尽管“夜夜笙歌”，四个日本年轻人真正惦记的还是学术。
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湖南省劳动局技工学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二十二页的《访中报告》，基本上写的都是与学术有关的总结和体会。除了作为“团总括报告”的《三个月滞在归来》，还有兴膳宏所写的《新的古典文学研究》与《中国的教学改革》、佐竹靖彦所写的《关于新中国的前近代史研究》与《中国的学生生活》、狭间直树所写的《回顾三个月的“滞在”》、吉田富夫所写的《若干感想》与《中国大学里的中国现代文学》，这几篇报告都是围绕着他们自己关心的领域，分别讲述这三个月的见闻，但总的来说，令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正在推动的教育改革，其核心是要提倡“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许多学校因此都在实行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兴膳宏注意到在这一教育改革中，还不光是要求学生下乡参加劳动、向农民请教，同时，也要求学生在农民中普及毛泽东思想、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他以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持续关注（《中国的教学改革》）。吉田富夫则由此联想到宫泽贤治在日本大正时代组织的罗须地人协会，但那只是贤治个人在一个不大的地方所做的培养新农民的小实验，与在中国由国家权力引导的这场共产主义理论的大实验不同（《日记抄》12月4日）。
他们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将毛泽东思想贯彻于研究和教学中（狭间直树《回顾三个月的滞在》），也看到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导火索”（兴膳宏《新的古典文学研究》）。他们去拜访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当着几个日本博士的面，结果尹达大讲了一通研究生制度如何是“资本主义遗产”，需要改革，因为“知识越多越脱离实际，而这样的研究毫无价值”（兴膳宏《中国的教学改革》、吉田富夫《日记抄》1月14日）。中国的大学、研究所已经是这样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这样富于改革精神，这让他们相信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学术必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团总括报告”）。
在北京，他们见过学术界好些地位甚高的人物，如郭沫若、廖承志、张友渔、秦力生、何其芳、黎澍、尹达、刘大年、冯至、林林、杨晦等，甚至见到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兴膳宏记得郭沫若是在一个很大的圆桌上向大家挨个儿敬酒，轮到对面的人，他开玩笑地说：“我的手没有那么长。”兴膳宏他们也知道，说手伸得长,是在讽刺美国。来到中国以后，他们还知道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说法，是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出后才有的（吉田富夫《日记抄》11月23日）。这样一些“今典”，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光靠读书是读不明白的。有一次，他们去侯外庐的家，本来听侯外庐说话就有点吃力，大部分要靠宋守礼复述，不知为什么，侯外庐开始还在讲“做学问需要哲学”，怎么一下子就拐到了美帝国主义原子弹和修正主义上面，让他们一头雾水（吉田富夫《日记抄》11月16日）。还有一次是到近代史所去见黎澍，也是被黎澍滔滔不绝地讲四史的科学性，讲了好一阵（吉田富夫《日记抄》1月3日）。什么是“四史”？就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1963年，毛主席提出要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这四史的办法，来教育青年群众，史学工作者对此也责无旁贷。所以那一阵子，他们走来走去，到处都听见人在谈论四史。
在上海复旦大学，他们见到中文系的教师章培恒、翁世荣等，听他们讲有关鲁迅、茅盾、《创业史》的教学经验，也学习了如何密切地联系现实、反对修正主义（吉田富夫《日记抄》11月30日）。对章培恒，兴膳宏说他当时印象不深，隐约记得那是一张忧郁的脸，与1979年以后见到的章培恒，那种神采奕奕而又能开怀畅饮的样子，判若两人，后来他知道受胡风案的牵连，章培恒一度被发配到资料室做管理员，才恍然大悟：“难怪他那么沉默少语。”
在广州暨南大学，接待他们的副校长黄友汉是京都大学的学长，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还懂京都方言。暨南大学安排他们与中文系的师生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每个人都要做二十分钟的发言，发言的内容，被指定为介绍日本青年学生的反美斗争。他们都有些紧张，一方面是担心“中国语表达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找不到可以拿来说的例子（吉田富夫《日记抄》12月15、16日）。
结束一个月的旅行，从广州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作为接待单位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张友渔便到宾馆来看望他们，嘱咐他们要在短期访问中明确自己的重点，要选一些好的资料来看，还要会结合日本的现实（吉田富夫《日记抄》12月18日）。北京的冬天又冷又干燥，加上之前的旅途辛劳，四个人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兴膳宏和吉田富夫、狭间直树轮流感冒，但是从12月下旬起，他们终于实现了此行最大的目的，搬进北大28斋，过上留学生活。兴膳宏因为高烧不退，到北大校医院去打了一针，他还平生第一次穿上溜冰鞋，在未名湖上滑了冰。
因为已经到了学期末考试阶段，四名日本留学生想同北大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愿望未能够实现，但是按照他们每个人的志愿，北大还是为他们分别配备了年轻的指导教师，一周两三次来跟他们谈话，吉田富夫和兴膳宏的指导教师是中文系的严家炎、张少康，狭间直树和佐竹靖彦的指导教师是历史系的陈庆华、汪篯，此外，还有廖伟章、李裕氏、赵春晨等历史系的研究生不定期地来与他们交流。
两名研究中国历史的，狭间直树主要听的是陈庆华讲以“萍浏醴起义”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他也去近代史所找过刘大年，又和佐竹靖彦一起听汪篯讲“前期封建社会史”，佐竹靖彦则是去找过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请教有关宋史方面的问题。根据《夏鼐日记》（卷七）可知从1965年11月初起，中科院社会科学学部就开始组织学习《毛选》，讨论“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到1966年1月中旬以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号，四个日本年轻人未见得完全了解在他们到达中国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中国自身发生的这些变化，可是因为求学心切，他们都很珍惜这一趟留学机会，平常又都往来于大学、研究所，因此也都注意到当时中国史学界的关心，是在历史学研究的立场和目的上面，强调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来说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此，佐竹靖彦最后有一个体会，就说是今后不仅要吸取中国学界在实证方面的成绩，还要思考中日两国史学在研究立场、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问题（佐竹靖彦《新中国的前近代史研究》、狭间直树《回顾三个月的“滞在”》）。

佐竹靖彦、狭间直树、侯外庐、吉田富夫、兴膳宏



两名研究中国文学的，吉田富夫是在日记里记下了严家炎每次到他宿舍谈话的内容。严家炎告诉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三个关键点，一个就是他研究的“左联”成立时期有关革命文学的争论，还有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反右（《日记抄》12月27日），而在文学评论中，关键要看作家及作品的世界观。吉田富夫说他很喜欢听严家炎讲茅盾、讲《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父子，又因为不管讲什么题目，后来都要落在毛主席诗词上（《日记抄》1月6日），他也跟着念了不少毛主席的诗词。他去文学所见何其芳，听了一肚子何其芳在延安时期自我改造的经历（《日记抄》12月29日）。回国前，他还与兴膳宏一道去了游国恩家，游国恩刚刚结束一个月的下放回来，他们以为他前年到日本时，由于语言不通，对日本学界不甚了了，没想到老先生提及他在京都见过的好些人，都能叫出名字（《日记抄》1966年1月25日）。
兴膳宏在留学申请上写的是他要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中文系于是派出教古典文学理论的讲师张少康。张少康比兴膳宏只大了一岁，不过兴膳宏却把他当作自己真正的指导教师，五十年来一直没变，两位学者到今天都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兴膳宏那时正在做他的《文心雕龙译注》（筑摩书房，1968年），这部六世纪初的文学理论著作，在中国也是公认的难读，在日本更是从未有人翻译过全本，他的日本老师、同学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他想到中国来正好听听中国专家的意见，顺便也搜集一些资料。可是没有料到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对古典文学感兴趣。他们去杭州大学访问的时候，就听说杭大已经取消了学生写毕业论文的要求，改成谈“下放”体会的作文。张少康隔个三四天就来谈话，谈的也不光是《文心雕龙》，当时的热点话题如京剧革命、《海瑞罢官》、以越南为首的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等等，也都无所不涉及。从《海瑞罢官》被当成“借古讽今”的大毒草、田汉的历史剧和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都遭批判、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被指责为作者立场暧昧，兴膳宏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非“厚古薄今”的时代，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创造性地利用封建社会的文学遗产，亦即“古为今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对古典文学的评价，也要看过去作家作品对人民大众的态度来决定。
古典文学的书籍出版越来越少，书店里没有多少他需要的书，吉川幸次郎托他买一些杂志，也都没看到。1962、196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上下册的陆侃如、牟世金编撰的《文心雕龙选译》二十五篇，在日本买不到，在中国他到处寻找，也始终找不见。正好北大中文系资料室有一套，在他回国前，系里便当作礼物送给了他。这书被兴膳宏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五十年，我看到的时候，还是平平整整，里外一新。
在中国的三个月，我想兴膳宏是看到了怎样把古典文学当作一个现代课题，他在回国后的总结里因此有这样的表述：痛切地感到不能再埋头于与现代日本隔绝的中国古典中。他还引用了张友渔对他们的一番告诫和期待：“不必无原则地迷信中国，不管在中国学到了什么，都要回到日本的现实及未来的改革，要有你们自己的思考。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应该是日本专家。”（《访中报告•新的古典文学研究》）。我问他是否真的很认同这一点，他叹了口气，说：喊喊口号容易，做起来还是很困难。
1965-1966年的北京，留学生大多来自越南、刚果、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与兴膳宏他们同住在北大28斋的主要是一些越南学生。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正在北大进修的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突然登门拜访，兴膳宏有些纳闷，他想不明白中苏关系破裂后，怎么还能有这样一个苏联人在这里逍逍遥遥。怀着一丝丝的戒备，他没有礼节性地回访，与这位同样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汉学家也从此未再见面。
1966年1月31日，四个日本青年结束了四十天的留学生活，这四十天里得到的经验，在他们看来，比前面那些正式的参访更要宝贵。现在，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悄悄起了变化，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研究？为谁研究？”（“团总括报告”）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们先到塘沽，再从塘沽登船，返回日本。
当他们回到京都编写《访中报告》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佐竹靖彦特意记下一笔说：“从批判吴晗、实行半劳半读中，团员们已经感受到中国文化正处于巨大转折期。”兴膳宏说他听到郭沫若宣布他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拿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时，简直惊呆了。1980年，他第二次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在电视上看见“四人帮”接受公审，知道这些人被认为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从那以后，他便经常来中国，开会、讲演，他的论文书籍也时常为中国学者引用、很多翻译成中文出版。他虽然也发表过不少随笔、为报纸写过专栏，但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学者，一心一意研究六朝文学，朴素低调、严谨细致，并且持之以恒，意志力惊人。我认识他三十年，也曾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K歌，但是很少听他谈闲话、讲自己，也包括讲他在中国短暂留学的经历。今年我在京都，参加过几次他主持的“读杜会”，听他用汉语朗读杜甫的诗，铿锵有力，完全不像是一个伤重尚未康复的八十岁老人。他多次说到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对吉川幸次郎所做《杜甫诗注》的整理和续修，现在，岩波书店已经将这部大著的皇皇十卷陆续出版，眼看大功告成，可他仍然那么努力，好像是在跟时间赛跑。傍晚时分，我陪他走到开往宇治他家的京阪线出町柳站口，目送他拄着拐杖艰难行走的背影，不禁想问在他数十年的研究生涯里，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谈起北大，那里似乎留下他很多的回忆。忽然间，他高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我们的队伍，披荆斩棘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把我们吓了一跳。这是我少年时代倒背如流的歌曲，但现在日本学界活跃的他的学生都是“文革”后到中国留学，都从没听过这首歌。他说那时北大校园里从早到晚都在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歌曲，唯独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他最喜欢，因为旋律好听，听来听去就记下了。我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代表了那个时代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与日本不同，社会风气淳朴、人民朝气蓬勃？而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我们觉得中国是结束动乱、走上正轨，在我认识的好些日本学者眼里，却无非是越来越靠近日本。我问他五十年过去，回头看，怎么评价他最早进入中国时接触到的“文革”那一段历史，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历史中，很难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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