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1968年8月下旬,邵阳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C政委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在南岳召开的“刮台风”会议。鉴于当时全省各地“派性”斗争极为严重、激烈,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革命大联合”困难重重,各级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建立,据说其主要原因是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所致，于是，省“南岳会议”提出：请农民进城抓坏人,“清理阶级队伍”,冲破“派性斗争”的重重阻力,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名之曰“刮红色台风”。
C政委如获至宝，回县后立即贯彻执行，并提出“刮台风要由十二级加大到二十四级”。他咬牙切齿地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这时候不抓阶级斗争还是要呷亏的”，他说：“农民不进城，天下不太平”，“老保不但要翻天，而且要掌权”。他又说：“过去说是革与保的问题，现在是革与反的问题了”，“台风刮１２级不行，要加大到２４级”。一幅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面孔。
他先后三次组识１２万农民进城，背起梭标、鸟铳，挂起“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金字招牌”，进驻县党政领导机关、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抓人。
第一次刮台风
进驻机关后，首先让干部职工群众按两派分别列队点名，清查人数，然后按支左办提供的名单，将对立派的头面人物一一喊出队列，冠以“炮打三红”（即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三支二军的人民解放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罪名，全部五花大绑，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后，再加上脚镣手铐，投入单位私设的机关监狱之中，进行刑讯逼供，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其极。
县委机关连“走资派”一起共抓了二十多人，私设牢房八间，刑讯日夜不停，打人花样百出。有个姓唐的干部，４９年冬参加地干校，曾任局长、区长等职，因家庭出身地主，又与伪军官女儿未婚先孕，被撤职并留党察看二年，“文革”初被打成“小邓拓”、“黑鬼”、“右派”。平反后在机关参加文革活动，“刮台风”中强迫他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被人用带刺的木棒毒打膝盖以下的剧痛部位，用青砖猛砸头部和胸部，当场打翻在地，半天不省人事，头肿得象个皮球，脸呈猪肝色，即便如此，还要审讯不断，批斗不止。县委宣传部有个姓邓的干部，出身贫农，曾被重点培养至大学毕业，因他与支左办的观点相左，又因解放前夕曾在芷江中美合作所煮了几天饭，后不堪受压迫逃跑回家。这件事在参加工作时交代得一清二楚，又经过了入党、审干等多次调查结论，谁知冷水中泛热气，硬被挂上“中美特务”的黑牌子，五花大绑，象推杀人犯一样绑赴斗争大会场，但因毫无批斗内容，只好喊一阵口号收场，继续收押看管，严刑审讯。县广播站女播音员武xx在播发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因机械故障，喇叭时断时续，嗡嗡做响，司令部三个字听不清楚，只听到《炮打——嗡嗡——毛泽东》，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县委机关干部中被如此捆绑吊打者有十数人，县属机关单位大都如此，凡站在支左办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头头及相关人员全部被抓，所有的群众组织全被冲垮，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吊打声，被毒打而死者象“抓黑杀队”一样层出不穷。
长乐公社塔桥大队陶进雄，地主子弟，“刮台风”中被当成“黑杀队”从外地抓回批斗，不承认就“吊半边猪”，用棍棒毒打，双腿被打断，他不但不招，反而破口大骂，凶手脑羞成怒，顺手一锄头，陶的头被打烂，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县十中教师蔡正华,在“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因不肯交代所谓“罪行”,被人用大头针扎入手指甲之中,名曰“高级针炙”。
金称市公社宣传委员唐荣成同样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后台”,强迫在他的脖子上用铁丝挂一根木楼梯,拖着游街示众,比喻他想往上爬官。
小溪市公社和平小学教师莫学如在“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黑干将”,前后遭毒打43次,用酷刑15种,一次竟把他吊在油榨的打油槌的木架上,象榨油一样反复用力冲击,被打成高度残废,神情失常,老母被活活气死。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学生成份,邵阳县水田公社人,1968年8月“刮台风”时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被人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人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尖尖弯腰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尖同时放开,蒋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名曰“五马分尸”。
罗辉业,男,县造纸厂工人,出身雇农,复员军人,文革中任厂工代会主任,县工代会委员,1968年8月“刮台风”中被打成“黑杀队”,9月12日上午,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刑讯逼供,当场吊断两根箩索,他死不承认参加什么“黑杀队”，被毒刑逼供到半夜,罗气愤不过,决心以死抗争,死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响应您老人家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我是反革命,现在,我被他们逼死了,您老交给的革命任务完不成了,希望厂里的革命同志去完成吧！我永远是您老人家的好战士,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写完后服烧碱自杀。当时未断气,立即被宣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不准抢救,不准治疗,治疗了也不准报销医药费,还要反复批斗。死后,爱人被迫改嫁,两个幼儿不知流落何方？
唐柏林,男,金称市公社医院医生,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复员军人,1968年“刮台风”被诬为“黑杀队”,实行关押批斗,限定他在9月18日午时三刻交出反动纲领和反革命组织名单,时间一到未交出,即将他五花大绑,投入资江,唐会游泳,边踩水边说：我不是“黑杀队”,我能劳动,能工作,还会看病,请不要淹死我。凶手划了一只船,说：你过来,不淹你。他信以为真,迅速向小船靠近,被人一篙杆把脑袋敲碎,再一篙杆,尸体和鲜血顺流而下,不知飘往何方？
钟明良,男,九公桥中学教师,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因在文革中活动积极,“刮台风”时被诬为“黑杀队”,在本校私设的牢房里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先把他捆绑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浸入水中,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迁”、“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又想出了一套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生殖器而死,时年34岁。
伍化龙,男,中和公社田群小学教师,文革中活动积极。1967年12月6日,该校曾发生斗殴杀人事件,伍写了一条标语：“有理讲得清,何必要杀人,动刀就不对,杀人要犯罪。不能私设法堂,不能目无党纪国法”。这本来是入情入理的好意劝解,而肇事者却视为仇敌对头。趁1968年9月“刮台风”之机,煽动群众,诬他写反动标语（就是上面那一条）,用绳索将他活活勒死。死后又用绳索将他挂在学校的小便处,说他是畏罪自杀。几百元存款被凶手霸占, 而凶手因谋财害命有功,被吸收入党,后又被提拔为某中学负责人。
蒋建中,男,红石公社荷叶大队社员,中农成份。因他母亲嘴子特别历害,平时最爱提意见,又爱讲干部的好丑,母子两一唱一和,被一些大队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几欲除之而后快。1968年9月“刮台凤”,机会到了,诬他母子为“黑杀队”,将他二人活活打死。他爱人已有六个月的身孕,强迫坠胎改嫁,一个十二岁的嫡亲侄子也要捆绑处死,斩草除根。幸有47军两个战士路过发现后抢救,才保住了这根秧。
向启文, 男, 七里山园艺场新田大队人,中农社员,回乡知青。因在文革中参加了“湘江风雷”群众组织,平时又爱给干部提意见,1968年9月“刮台风”中,被大队当成“黑杀队”关押,严刑毒打13次,硬是不承认是什么“黑杀队”,9月18日开大会宣布：向启文在“文革”中跳得高,又是“黑杀队,”要杀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决定对他执行死刑,实施活埋。活埋时,他站在土坑里对埋他的人说：“你们今天活埋我,明天你也没有好下场”。执行者恼羞成怒,狠心一锄头,将他的脑袋打碎,脑浆四溅。当即毙命,年仅22岁。
蒋绍毕, 男, 24岁,贫农,孤儿,国营河伯岭林场工人。“文革”中曾参加“湘江风雷”组织,1968年6月到东安县中田公社看未婚妻,当地一些青年人开玩笑说：你当造反派头头怎么没有枪？第二天,他即借了别人一杆枪去摆资格,被当地驻军发现后收缴。同年9月“刮台风”,又问他追枪,交不出,惨遭毒打,把他关在一个破柜子里,外面用梭标、鸟铳、大刀往破柜子里乱捅乱凿,他的肚子被捅穿,睾丸被捅烂,惨死于柜内。
郑昌谷, 男 ,汝城县人,1960年毕业于零陵地区农校,分配到邵阳县黄亭市区农技站当技术员,为人性格善良,工作稳重扎实,是该站的一名技术骨干,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又与领导的观点不一致,1968年“刮台风”诬说他藏有黑材料,电请县农业局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派人来帮助搜查,想借此力量整倒郑昌谷,可是搜来搜去,并没有抄出什么黑材料,有人想收场,有人不服气,反复再搜,找到了郑昌谷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据说在该语录本扉页的毛主席像上发现有黑x痕迹,于是大喜过望,说郑昌谷企图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立即将他五花大绑,送往塘渡口县城。
但不知为什么抓人者既不需要逮捕证、拘留证之类的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要查证核实所谓反革命的真凭实据,又不需要分析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更不需要公安等执法部门的鉴定确认。居然见风就是雨,拿起鸡毛当令箭,企图屈打成招。可是仅管皮鞭抽断,酷刑用尽,郑昌谷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仍然没有得到半句口供,批斗迅速升级,只打得他痛不欲生,神经失常。反说他故意装疯卖傻,更是罪加一等。有次召开批斗大会,台上有县革委领导和公检法部门头头主持,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郑昌谷揪上台来,上台后既未宣布什么罪状,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反革命罪证,上台后就是一顿毒打,只打得他口鼻流血,头昏目眩,站立不稳,瘫倒在地,气息奄奄。散会后又把他拖到农业局继续斗打,郑昌谷终于被打得魂归西天,再也爬不起来了。此后,他老婆被迫改嫁,两个小儿不知所终,1979年落实政策,宣布郑昌谷无罪,作非正常死亡处理。至于打人凶手,不知谁人过问？
在“刮台风”行动中,对群众组织“资江烽火”的摧毁更加令人惊心动魂：
“资江烽火”,是邵阳县小溪市公社沿资江河岸的几个大队的群众性联合组织,共有九千余人,属全县“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之最。司令蒋国华,系该公社活水坑大队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过排长,为人精明勇猛,敢想敢说敢干,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文革”中与邻近几个大队相约,决定共同组织,团结协作,一呼百应,保一方平安,大家极为拥护,威震四方。全县到处抓“黑杀队”,唯独他们那里没有抓,“刮台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垮了,唯独他们那里没有垮,不知为什么却成了县支左领导小组 C政委的一块心病,几欲除之而后快。九月初,这位负责人带了红石区委书记蒋xx并几名武警战士,坐机船去活水坑,时近傍晚,派区委蒋书记上岸去叫蒋国华,说有要事相商,蒋国华听说C政委找他商议大事,立即跟随前往,上船后坐在C政委身边,政委要他“立即解散‘资江烽火’,以后不再活动,因各级革委会即将成立,群众组织不起作用了,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解散了,你不解散影响不好”。蒋国华据理力争，说：“资江风火”不呷皇粮,不用国税,自力更生,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还能保一方平安,作用很大,受到本地群众的热烈拥护,自己揪出混入本组织内部的反革命利民党头目王雄球就是有力的证明,为什么硬要将对革命卓有成效的群众组织全部摧垮呢？即便硬要解散拥有九千多人的庞大组织,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做到的事,还有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因此他拒不同意立即宣布解散。C政委见劝说不成,软的不行来硬的,向在坐的武警战士使眼色想让他们动手抓人,趁机把蒋国华捆起来。蒋国华发觉形势不妙,立即转身往河里一跳,并顺手将靠坐在自己身边的C政委拉入水中,船上人见政委忽然落水,大惊失色,乱成一团,马上设法营救。蒋国华熟知水性,一个猛子潜水走了。孰料从此闯下滔天大祸。第二天,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贴出传单告示,说蒋国华殴打中国人民解放军,阴谋害死C政委。C政委头上亦扎一块白纱布,俨然身受重伤。于是,立即发动了一场围歼蒋国华的战斗。
整个战斗分两步走：
笫一步,1968年9月7日凌晨5点,C政委再次出马,带领一班武警人员并公安干部,去活水坑抓捕蒋国华,结果因当地群众人多势众,把蒋国华从他手里抢走了。C政委气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9月12日重兵出征,调动两个班的武警战士,并组织两千民兵,高喊“踏平活水坑,血洗蒋家村,活捉蒋国华,解放小台湾”的口号。先将活水坑蒋家大院子团团围住,在几个进出口要道上和至高险要地段设重兵把守,并用机枪封锁咽喉要道,在院子里将群众全部驱赶出来,勒令他们交出蒋国华,群众一片沉默,谁也不吭声,C政委恼羞成怒,先后下令捆绑吊打男女老少四十多人,仍一无所获,当捆绑到一位老大娘时,蒋国华实在不忍心父老乡亲为他无辜受罪,便从牛栏楼上的草堆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不许你们欺压无辜,我蒋国华就在这里”。民兵们立即将蒋国华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投入监狱。
第二步,到县公安局提审反革命利民党首犯王雄球,指名问供,大刑侍候,硬让王雄球承认蒋国华是利民党的重要头目,把王雄球交出来的目的是“丢车保帅”。王雄球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有了王雄球的一纸招供,蒋国华立即成了反革命要犯被公开宣布逮捕。可是审来审去,毫无所获,只好凭王雄球的一纸招供,再生拉硬扯,拼凑了十大罪状,向上级有关领导拉关系走后门,将蒋国华问成死罪（73年平反出狱）。其兄因极力抵制,被判刑五年（73年平反）。
在“资江烽火”组织中被关押吊打的有264人,死3人,受株连者不计其数,成了c政委亲手制造的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1974年杨荫甫任县委书记,落实政策,蒋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他坐牢六年,常带手铐挨打受审,手腕的肉被磨烂化浓,粘连着铁手铐,铁铐子在手上生了锈,释放出狱时打不开,取不下,只好用钢锯将手铐锯断,时至今日,己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他的手腕上留了的手铐黑圈印记,还清晰可见。
蒋柳桥, 男, 生产队长,贫农,因参加“资江烽火”,于“1968年9月12日“刮台风”被关押到公社机关,脚镣手铐一个多月,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走投无路,被迫悬梁自缢,死后反说他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强迫其家属扎个草菩萨,穿上他的衣裤,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还有王茂田, 男, 该大队民兵副营长,共产党员,在抗美援朝前线负伤立功,系三等残废军人。因担任过“资江烽火”的武装部长,于1968年9月12日同案被捕入狱,坐牢一年零四个月,受尽“坐飞机”、“抬杠子”等种种酷刑,1970年释放后又在大队批斗毒打,口吐白沫,七孔来血,不治身死。妻子被迫改嫁,幼子带走,家破人亡。
王有柱,同样因参加“资江烽火”,“刮台风”时被捕入狱,双手反背铐“背包袱”九天九夜,屙屎屙尿也不放松,全在监房里,弄得又是屎又是尿臭气难闻,看守反说他违反监规,硬逼他呷自己屙的粪。
王蒲生,活水坑生产队会计,共青团员,因参加“资江烽火”,“刮台风”中被打成反革命,坐黑牢一年多,在狱中他拆袜子抽纱作线,将筷子磨细作针,在自己的五件衣服上精心绣刺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十个大字,被看守发现后,又说他思想顽固,将他双手反铐“背包袱”13天,吃饭也不松铐子,把饭倒在地上,让他像狗一样在地上爬着舔饭吃。
该县在第一次“刮台风”行动中,包括“资江烽火”在内的所有群众组织全被摧垮。9月17日,邵阳县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捆绑吊打声中成立,c政委荣任第一副主任,虽然名义上是第二把交椅,但一把手初来乍到,情况生疏,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第二次刮台风
9月20日,c政委在塘渡口公社参加第二次“刮台风”会议,他说：“今天叫大队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们来开会,就是要组织农民第二次进城抓坏人,刮第二次“台风”。这些坏人,有的‘炮打三红’,有的‘打砸抡’,有的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有人持枪不交,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部抓起来,不留后患”。接着按机关单位分任务,分派抓捕对象,一一详细安排部署,最后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布置：“明天清早,各大队民兵到文化馆门口的广场集合行动,在行动期间,没有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县里只招待两餐饭”。
9月21日,一大批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走资派”、和所谓有问题的人全部被抓捕游行示威。在县委和县人委机关,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县委常委,支持过群众组织的中层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出身不好的人,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四清下台的人,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所谓站错队的人等等,大约有机关干部的三分之一以上,全被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身挂黑牌,被驱赶押解,游街示众。游行后,有的投入机关私设的牢房,脚镣手铐,派专人看守,酷刑审讯逼供；有的在单位交群众挂牌监督劳改；有的下放农村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管制生产；还有的干脆开除出革命队伍,遣送回农村老家。
县人委机关在“刮台风”行动中，将家庭出身不好的，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受过处分的，历史上有过什么污点和怀疑的，通统楸了出来，共揪出二十多个“牛鬼蛇神”。副县长艾xx,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1949年冬参加工作,1958年5月任副县长,有人怀疑他家庭出身是漏网富农[陆清1] ，又因他身体欠佳，体弱多病，被戴上“懒县长”的高帽子，捆绑吊打，猛斗狠批。县工业局副局长黎xx，在他的床下搜出了一卷旧报纸，因在该报纸刊头上有毛主席像，又搜出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黑修养》，和小说《红岩》，叫“叛徒小说”，于是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往死里整，箩索吊断，皮开肉绽，批斗审讯达半年之久。
县妇联干部唐x，跟大家一起扎草菩萨当刘少奇的活靶子批，有人问她在做什么？她脱口而出，说：扎毛主席。立即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狠批猛斗，做现行反革命处理。
县林业局副局长林xx,老家山东,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县七里山园艺场党总支书记、场长,因为人直爽,爱提意见,1966年“10.5大会”上被打成头号“右派”,后说他“支持为文革初期受迫害者翻案”,68年“刮台风”时,又被诬为特大“黑手”提前揪了出来,投入监狱,坐了二年黑牢,在坐牢期间,每月还要交15元生活费。后无罪释放回山东老家,七十年代后落实政策,做离休处理。听说他在家乡栖霞县做了“养鸡王”。
县林业局干部吕xx,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审讯中强迫他坐“喷气式”,即用一根扁担,横放于颈后两肩,双手展开拉平,反握住扁担两端,然后用箩索将他的双手臂和扁担捆在一起,象飞机的两翼一样,打手们在他的背上猛冲几拳,人被打倒在地,又强逼他站起来,结果站也站不起,滚也滚不动,被人又踢又踩,反复折腾,打得只剩下一口气。
县农业局副局长于xx,南下干部,只因在“文革”中支持群众组织,“刮台风”时说他是“炮打三红的黑后台”,让他跪在凳子上受尽各种酷刑,于疼痛难忍,高喊救命,打声、吠声、哭声、叫喊声连成一片,眼泪、冷汗、鲜血交织横流,那种惨象确实目不忍睹。“老八路”张xx，自己把自己关在房内偷看,吓得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忽听有人高叫：明天再收拾那个老不死的。
张xx知道,所谓老不死的,即指自己。他老家山东,农民出身,没有文化,1939年参加八路军,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名勇士,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始终驰骋疆场,为祖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广州解放后转业到邵阳县,分配到县农业局当人事股长,行政十九级,是个忠诚老实,和蔼可亲的人,只因年令大了几岁,职务难提上去，大家尊称他叫“老八路”。“文革”开始,他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积极参与,对“抓黑杀队”等极左行为深恶痛绝,提出过尖锐批评,县支左办C政委不堪忍受,指使县农业局的一批造反派“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张听说明天就要批斗自己,心惊胆颤,浮想联翩：想自己抗日八年未被日本鬼子打死,解放战争四年,未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明天却要被自己局里的同志捆绑吊打,酷刑加身,实在于心不甘,与其被他们打死,倒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痛快。于是,拿起切烟刀就朝自己的喉管猛砍，喉管被砍断,鲜血喷流,幸亏自家的小儿及时赶到发现,急呼救命,才被人急送医院抡救,免于一死。有人却拍手大笑,说他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还要深揭狠批。70年被强迫退职,带着全家老少,回山东老家。三年后落实政策,收回工作,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后离休。只是讲话的嗓音一直沙哑难听,再也不如从前了。
小溪市公社党委委员邓xx,“刮台风”时被指控为“资江烽火”的黑后台,为了把“资江风火”打成反革命组织,要他交出“反动纲领”和“行动计划”,不招认就毒打,先后被斗打了84场,昏死十几次,吊打中把他双手反绑,用一根千担穿起,由两人抬着摆来摆去,邓一百多斤重的身体悬空而挂,并且随千担的摆动一上一下,名曰“单杠跳舞”,因吊打时间较长,弄成了一身伤病,后含恨而终。
二中教师姚家齐,出身地主,文革中因参加“红教联”,“刮台风”时正好外出,10月4日回校,刚下车便被以“反革命”罪抓捕,关在一间小房里,当晚不知被何人用石头活活砸死,死后也无人过问,被人用一领破草席草草地掩埋了,又因埋得太浅,被野狗扒了出来,撕扯啮食,惨不忍睹。他死后,老婆和一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十分艰难,妹夫送一担红茹来救命,又以丧失阶级立场,同情反革命家属为由,撤销其妹夫的民兵营长职务。
水田完小校长刘志魁,因支持过教师的群众组织,“刮台风”中当做“黑手”被揪斗,酷刑拷打成重伤,不许就医,被逼自杀,又说他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妻儿子女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对待,妻子气疯,儿子气得服农药自尽,儿媳气走,家破人亡。
在“刮台风”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死了29人,其中8人系重刑当场致死,16人被迫自杀,5人被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教师中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的857人。十中校长林绍华,被诬为“炮扩三红的黑后台”吊打刑讯49场,头被打破,做双开处理。
学生中被捆绑吊打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22人。二中学生李果,扣上了“炮打三红的坏头头”。被打成脑震荡,腰部软组织严重挫伤,脚镣手铐,监督劳改23天,晚上被锁在木枷上,还要交两角钱一夜的管理费,交钱赎人。
县一中是全县最高学府,教学精英荟萃,学生成绩突出,被定为省属重点中学,本应是文明道德之所,诗礼馨香之地,谁知在“刮台风”的行动中却变得面目全非,野蛮粗暴,重下毒手,一批名老教师先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黑杀队”,陈剑候被活埋,易权民被沉河,刘文林、邓星杞被迫自杀,李江被判刑坐牢,有五名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开除回家,从此学校大伤元气。
小溪市公社原有国家教师73人,被揪斗批判57人,占72%,打死一人,重伤六人,开除九人,辞退三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几”，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吆三喝四,星期天等节假日被取消,一切福利待遇都被废除,连工资都可以随意拖欠或挪作他用,都说“教师造孽,学生呷亏”。
第三次刮台风
9月22日,C政委在全县各区社的电话会上吹风,他说：“邵阳市前天抓了700多人,昨天又抓了600多人,邵阳县两天抓了1000多人,广西桂林抓了6000多人,湖南抓得不够,邵阳也抓得不够,不抓不行,不抓,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打白旗,前段很乱,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把坏人一抓,各单位新的领导机构就成立了,很快便可以实现全县上下一片红”。
于是,第三次“刮台凤”开始,范围扩大,规模升级。在县城的厂矿企业及区、社机关等单位、农村全面铺开。对一些所谓“顽固区”、“钉子户”，则集中优势兵力“捅马蜂窝”。
红旗公社小泉大队,就是因为多数干部、群众思想观点一边倒而成了“老、大、难”单位。9月28日,在第三次“刮台风”中,公社武装部长组织调动800民兵到小泉大队去“捅马蜂窝”,首先抓住生产队会计罗虎城,因为他是这个大队群众组织的头头,勒令他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不交代,就先来一顿“下马威”,当场将他打昏在地,苏醒后还是不交代,又将他吊在树上,再不交,又在脖子上放一根板凳,肚子上压三块土砖,罗再次昏死,反说他装死,一顿梭标棍棒在他全身乱打,然后丢进一口水塘里将他活活淹死,死后老婆改嫁,留下老母和一个四岁的小儿,祖孙俩终日眼泪不干。
同一天,该队被捆绑吊打38人,打死一人,逼死一人,沉河二人。由此可见一斑。
据1974年调查摸底统计：全县在三次“刮台风”行动中,先后组织了12万农民进城,共抓捕各类人等11172人,打造脚镣手铐1587付,各级私设牢房702处,关押7781人,抄家9302户。当时,供销社的箩索、铁丝全部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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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1: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