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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第一任秘书
阎长贵谈江青
（23万字）
作者简介
阎长贵 山东聊城人，1937年生。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1967年1月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1975年5月开释，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五年。1979年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8年任编审，1997年退休。从1998年开始迄今一直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2009年出版与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2014年出版《中南海文革内幕——江青首任秘书亲历实录》，2015年出版《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
目录
序言 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
——《江青第一任秘书论江青》序
何蜀……………………………………1
一、总论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4
评汪文风先生两本书对江青的叙述和描写
一本客观记述江青的独立著作
——评维特克《江青同志》，兼与张颖同志商榷
江青做噩梦…………………………………39
二、江青和毛泽东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45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是“错误选择”吗？
毛泽东和江青“政治夫妻”析…………………………59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62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65 毛泽东为什么没实行火葬？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68
——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
关于毛泽东要江青在他身后当政治局常委的传闻……69
三、江青成为“旗手”
江青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71
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操盘者……………………80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88
——剖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
江青1967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92
文革中宣传江青的三次高潮……………………………94
江青接受我不要称她为“旗手”的建议………………96
四、江青与其他中央领导人
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99
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102
江青在打倒陶铸中的作用………………………………105
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叶群的关系…………113 文革中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说江青1966年9月授意蒯大富点总理的名乃谎言……119
——为厘清这件史实和韩爱晶的通信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121
五、江青出身及和子女与亲属关系
江青：“轮人之女”…………………………………125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126
李讷怎样去的《解放军报》………………………………126毛泽东：“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墓地……………………
朱旦华眼中的江青…………129
六、我与江青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131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135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137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142
江青诬我为“坐探”关我八年……………………145
难忘西洞庭…………………………………………146
澄清一个事实…………………………………………
附录：关于名誉侵犯权案的几个材料……………146
后记……………………………………………157
正文
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
——《江青第一任秘书论江青》序
何蜀
评说文化大革命，评说毛泽东，都绕不开一个人：江青。邵燕祥曾在《建立“文革学”刍议》（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在‘文革学’中，对于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要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
自“四人帮”倒台以来，写江青的书和文章可谓多矣，但许多都是按一个既定调子在写：将江青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其实，在给江青定下的种种罪名中，“反革命”这个罪名是最荒唐、最不靠谱的，因为江青不但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应该说是“太革命”、“最革命”、“极端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选中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露峥嵘，权倾朝野，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用本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诚然，给江青这样的人定一个“反革命”的罪名，是民众最解气、最拍手称快的，最能达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快感的。不过，这就跟江青当年把许多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打成“反革命”一样，毕竟不是事实。
历史研究不是政治博弈。要创立“江青学”，把江青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严肃的研究，就得对江青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还得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而这两方面，都正是阎长贵老师的长处。他既担任过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与江青有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有严格的学术素养和严谨的求实作风，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本人虽曾遭到江青的诬陷而蒙冤系狱八年，但他并未因此而在历史研究中对江青采取敌视、报复、以牙还牙的态度，仍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人云亦云，更不官云亦云，始终把江青当成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冷静客观的评说，绝不对其进行妖魔化或戏说。而且，他这个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从1989年为林青山那本戏说历史的《江青与她的机要秘书》而打的那场官司，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编成这本书，都是如此。如果读者只读到本书中“对江青也要实事求是”、“‘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等篇文章里为一些有关江青的不实之词所作的辩护和澄清，很难想到作者会是一个曾被江青诬蔑下狱的受害者。
阎长贵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从报上的几篇署名批判吴晗、邓拓、翦伯赞等人的文章上看到的，文革造反运动开始以后，又从红卫兵、造反派的传单、小报上披露的“中央首长讲话”中不时看到，那时我只是一个18岁的青年造反派，社会底层的临时工，而他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和江青的秘书，上访群众眼里的“中央首长”了。许多年后，我通过王年一老师的介绍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经常对文革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写了文章相互征求意见。他对我的文稿总能认真地指出我所忽略的一些问题，逐条写出很诚恳很实在的意见和建议，在交往中，使我得到许多教益和启发。2006年春，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民间的文革研讨会时，才在北京的朋友、民间刊物《往事》编辑李宇锋那里与阎长贵老师第一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正如他的文章和书信所表现的那样：严谨，谦逊，诚恳，朴实。
去年底，我读到阎长贵老师发来他的《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征求意见稿时，想到他前前后后已经写了不少有关江青的回忆和论述文字，就建议他将所写的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编成一书，为江青研究提供一册内容充实而富有见地的参考，也可作为贡献给“江青学”的一片基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同意了我这个建议，把有关文章集中编成了这一本书。以前这些文章我大多读过，现在集中到一起，仍然感到新鲜，有分量。特别是在对江青的研究上，既有具体的史实，又有深刻的分析评论，确实可以为“江青学”的研究起到开拓、奠基的作用。
阎长贵老师诚恳地称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当然，作为一个人的探索，肯定还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就面面俱到。比如，对江青与毛泽东的夫妻、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对文革历史有什么影响和多大影响，江青在政坛的浮沉是否能代表女性在文革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和需要拓展的空间。
研究文革，研究江青，而且是不按官方的既定调子去研究，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荆棘路。阎长贵老师在退休之后，在身体并不太好的情况下，仍然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埋头苦干，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邵燕祥关于开设“江青学”的建议，和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自提出以来都同样遭到冷遇。然而，中国从来就有民间修史的传统，事情总是有人做的，阎长贵老师的这本书，就是对邵燕祥和巴金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
2013年6月2日于重庆风江阁
一 总论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
——兼论创立“江青学”
蓝苹是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艺时的艺名，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燕祥先生建议创立“江青学”，我赞成这个创议——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事相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说，没有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学”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本人不揣疏漏，仅陈鄙见，作为研究和讨论这个课题的引玉之砖。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江青的政治生涯主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在“文革”中，她经常自称代表毛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最后的一位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她还叫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主席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江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泽东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
在“文革”中，江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和毛的夫妻关系，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泽东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迫害文艺界或其他领域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泽东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泽东。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那是更重要的事情。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整个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毛泽东没想到的顽强抵制；毛泽东的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其重要内容就是把林彪拖上“文革”战车，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很关键的一步棋，以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江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江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或是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请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而然后又告诉邓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江青的警卫员姜宝元也证明李讷说过类似的话：“你想当武则天，你知道武则天她怎么坐天下的？她依靠手下两员大将给她支撑着才坐的天下，而你，谁支持啊？”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反复这样说也是传达她爸爸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不至于反复说。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既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也没有武则天的“人脉”，毛泽东最终没有把大权交给她（毛泽东原来可能有让江青接班的打算）；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也是江青的命根子）的人，毛泽东对她还是十分信赖的。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泽东的意愿的行动，但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江在特别法庭最后作陈述的《我的一点看法》中说：“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参见《“四人帮”兴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1417页）江青这样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将军（少将）生前著书说：在文革中，“江青不但没有帮毛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第101页）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不会,终究不会被历史和人们所认可。
二、从蓝苹到“文革”中江青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
江青，并不是其人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后所选用的一个名字。她童年读书时，老师给她起的名字是：李云鹤。这个名字一直叫到20多岁，上世纪30年代到上海后还这样叫——当然，江青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也叫过其他名字，写文章还用过这样那样的笔名。30年代中期，她从事文艺工作，如开头所说，她以“蓝苹”的艺名行事。江出身低微，其父是一个做大车轮子的木匠，江青自称“轮人之女”。江1933年离开青岛到上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离开上海去延安。怎样认识江在三十年代的思想和行为，是全面和正确认识此人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这也清楚地表现着她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卑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江青出身低微，她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从家庭（她是庶出）到社会她都属于边缘人物。自幼性格不安分，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大潮，希望出人头地。实话实说，江青在30年代，主要在上海，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绯闻频出，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从历史角度讲，并不符合事实。
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西方媒体上最早出现的对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会出现的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的报道。（参见薛忆沩《“专利别人”的孤独》，该文收入他的散文集《伟大的抑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还没有和毛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和毛在谈恋爱。
我认为，江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有位名叫李辉的先生，他在《郁风与蓝苹》一文中指出：从1935年秋天起，一个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有声有色地活动着。这个俱乐部的创办者陈波儿等，都是与共产党有着直接联系的人。蓝苹——后来的江青也是俱乐部的成员。她因在话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而倍受赞誉。这个俱乐部，表面上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的一部分，公开宣传抗日，宣传妇女解放，但实际上也悄悄地从事着在劳工妇女中宣传阶级斗争的工作。比江青小两岁的郁风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她和江青接触很多，很亲近，她两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活跃人物”。郁风评论江青说：“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诧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该文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辉文章的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江青年轻时期绝密照
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在延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文革”后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说这是毛“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显然，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毛在30年代选择江做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江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的过去，毛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有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对江《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而且当时追求毛的，也不只江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关于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翻阅文革后大量有关江和毛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和毛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必须指出，这是“三告投杼”、“三人成虎”式地以讹传讹。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对这个问题我多次撰文辨证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参阅我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中《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从2001年到2008年我著文反对所谓“约法三章”时，还不知道杨尚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我现在就把杨的观点引出来，以飨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和广大读者。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
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
“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见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在这次谈话中还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
“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
毛主席就说：“嗨!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
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
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刘英讲：“有人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中央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
这是无稽之谈。”（见何方《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刘英同志跟我谈党史》2016年10月，第26页)
四、建国以前的江青应受到肯定
江和毛结婚后，担负起了在生活上照顾毛的任务。并在他们结婚差不多两年后，即1940年8月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李讷。李讷是毛最小的孩子，她和毛的其他孩子不同，一直生活在毛身边，她是毛给于父爱最多的孩子。江和毛的夫妻关系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也自诩是毛泽东的“流动哨兵”。江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诚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夫妻。
江和毛作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和党中央率领军队转战陕北时，一直跟随在毛身边，担任中央直属支队的政治协理员，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有时还帮助毛泽东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毛口述，她记），作为中央领导夫人一级的女同志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江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光荣经历。江没经过长征，这是她和很多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时一个弱点，但她常以随毛转战陕北自豪（甚至“骄傲”和大肆鼓吹），大概人们都记得在法庭上，江在辩护词中说：“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按：指坐在台上审判他的人——笔者）都躲到哪里去了？！”
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描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虽然有毛泽东骑马行军的画面，在这个历史画面中也骑着马的江青紧随其后，然而，这个电影不仅没有提到江的名字，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她，实在不应该。政治常常歪曲历史，这恐怕就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很说明问题的例证。而这种例证并不是个别的。如石家庄制作的电视剧《毛主席在西柏波》，有李讷的镜头，就没有江青的镜头——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利益和一定的政治需要。无数事实证明，历史（和艺术）服务、服从于政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即做到实事求是。查查历史，看看现实，在“实事求是”是所谓“党性”的美妙口号下掩盖着多少错误和罪恶。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可能长久被掩盖和歪曲的。与《巍巍昆仑》不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的由王朝柱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就用不少镜头和情节（有些是很重要的情节，如毛泽东（由唐国强扮演）嘱江青（有庄庆宁扮演）好好照顾周恩来，在窑洞口或门口，迎接黄炎培、陈毅等）正面表现江；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说，但这样做——敢于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冷静和理智了。该电视剧播放后，王朝柱先生说：这是32年来（不知从什么时候算起——笔者）江青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出现。王朝柱先生这样做，其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建国前的江青是应该和值得肯定的。
这当然不是说，江青什么都做得对，在她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也犯过这样那样以及或大或小的错误，但错误不等于“罪”；错误，特别是一般错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五、江青崛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六十年代
江在50年代，除了积极参加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带队”（没这个名义，实际如此）做过“武训调查”外，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不多，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好。从1949年算起，江曾四次到苏联治病。江青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这和毛所遇到的政治形势有关。毛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失败了，他和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产生了分歧——很大的分歧，他认定产生了“修正主义”，他感到孤立，要寻找新的根本的政治助手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在探讨所谓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曾问过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但几乎一致地回答我：《约法三章》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又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本人对江有什么限制。我很认同他们这个观点，认为对我探讨这个问题即“约法三章”问题很有启发。再说一次，杨尚昆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表明对所谓“约法三章”的态度，坚决和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约法三章”，但我不知道，所以我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这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也是一个教训：信息应该及时公开，和及时交流；否则，不可避免地要浪费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再说一点，在探讨所谓“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所以要问汪东兴、张耀祠，一则，因为我和他俩熟，他是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秘书时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支部，即包括毛泽东以及江青在内的支部；二则，我觉得他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他们的话有权威性，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我探讨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毛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我从叶永烈先生向我推荐的一篇文章（郑克卿、常志《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党史博采》2005年第1期）中，受到启示，甚至应该说，对建国后毛、江关系，找到了比较客观和比较详细的说明。我深切地感谢郑先生和常先生，请允许我把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叙述摘要抄录在下面：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江青的批示、信函、电报、诗词或谈话多达77篇。这些文稿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建国后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同时，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建国后毛泽东本人思想上的变化。
一、从建国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严格的，对她尽管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无意支持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某种角色。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1950年1月1日，她致电正在苏联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去“看一看”。经过思考，毛泽东于1月4日致电刘少奇并转江青，虽然同意她去新区，但提出了多条具体要求：一是此行须得少奇等同志同意，二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去，”三是下去之后“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从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四年后对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为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被迫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同月25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刘少奇、陈云等人：“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元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严格态度。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1951年下半年，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对江青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毛泽东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此事过了几个月，毛泽东便在一份关于拟任江青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报告上批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只得再考虑一下。”这显然有是一种审慎、严格的态度。
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稿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涉及江青的文稿数量较少。从1949年到1955年，与江青有关的文稿只有4篇。第二，从涉及江青文稿的内容来看，以提出要求或批评的居多。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我们还看不出毛泽东有让江青登上历史舞台扮演某种角色的政治意图。这对江青起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使不安分的江青难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主演或导演历史活剧。
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多了。
从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从1949年到1957年，有关江青的文稿只有4篇，而从1958年到1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则多达21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关心、教诲多了起来。
仔细分析有关江青的这些文稿，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指示江青阅读某些重要文章、文件或其他材料的批示占绝大多数。在所有21篇文稿中，除1961年9月9日为江青写的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及1962年5月12日代江青草拟的一封给陈宗娥的回信外，其余19篇均为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1959年11月，他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等三份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后，交林克阅，三件都可看”。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1年11月19日，他在一些材料上批示：“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批示：“此二件，江青阅。退毛。可看，很好。”其中一件是9月14日下午陈毅在华东组的发言。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即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即我们对亚、非、拉的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陈毅认为，“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对陈毅的观点，毛泽东显然很赞赏，便批给江青阅读。1962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读了《文艺报》第十二期刊登的三篇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后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将内容如此广泛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是为了让她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掌握国内外动态。但是，在客观上，这对江青涉足政坛或介入某一方面的工作也起到了一种鼓励或推动的作用。比如，毛泽东指示江青阅读有关文艺的文章、文件，可以说对江青企图全面插手甚至控制文艺领域的努力起了某种强化作用。第二，批评性、限制性的批语没有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多了。在这一时期的全部21篇文稿中，没有一篇包含批评江青的意图或倾向，也没有一篇包含要求她注意某些问题、遵守某些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转而代之的是耐心、细致的指导。在批语中，毛泽东常常教导江青要“仔细地”读，要“精读”。比如，1960年8月，他将委内瑞拉共产党一位领导人的谈话材料批给江青，要她“仔细地慢慢地看”。1961年6月，他在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批给江青时写道：“江青精读”。同时，毛泽东还常常提醒江青，仅仅阅读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材料。1960年6月，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后在农得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他认为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革命流过血，使许多人掉了脑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蒙哥马利说，他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他建议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他还得出了两条结论性的认识，一是西方国家既然无办法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二是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基础，并把它发扬光大。毛泽东在读了蒙哥马利的演讲摘要后批示：“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着重号为毛泽东所加）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用谆谆教诲、悉心培养几个字来形容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是不为过的。
毛泽东如此广泛地让江青接触各方面的材料，以及他对江青的耐心、细致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指导，这既是对江青的关心，也是对她的一种支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生不满，这也在客观上给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那首著名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首诗于1963年公开发表），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都给江青提供了可观的政治资本。
三、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倚重
从1964年至1969年九大召开，是毛泽东对江青信任、支持的五年。此时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在中国政坛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坛上的崛起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在50年代，江青就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按：应为电影处处长——笔者）。但基本上实质挂衔不干事。进入60年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谈话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还说，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有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习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等等。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鼓励江青有（由）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对京剧演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以来十五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26日，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从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连续四次将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读。毛泽东频频将材料批给江青，这件事本身体现了他对江青的器重。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透过《文稿》收录的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江青进行培养的历史轨迹。从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给江青的材料内容看，毛泽东的主要意图还是让江青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就国内而言，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教育几大方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内容：一是关于山西省举办农民讲习所的材料。毛泽东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批示：“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该材料称，去冬至今春，山西省各市县普遍举办了农民讲习所，以毛主席的部分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以搞思想运动为学习方法。材料详尽介绍了搞思想运动的五个步骤。透过这些材料，善于投机的江青不会揣摩不到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倾向性。二是关于“四清”部署情况的材料。10月30日，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批示：“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而早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搞法等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方法将他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思想、路线贯彻下去，但 “四清”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转而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过程中，江青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她拉开了 “文革”的序幕。……
就抄录到此——我已经抄录得够多的了（需要申明一点，我非常赞赏郑、常两位先生这种研究，即利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有关材料，研究建国后毛、江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他们这种研究大概是首例，是“破冰”之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后的情况，即毛、江在“文革”中政治关系的情况，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因此也就不抄录郑、常二位的叙述和观点了。
1965年元旦，《人民日報》遵照毛的指示，在醒目位置发表经毛修改、定稿的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胡乔木的十六首词中，毛最欣赏的是《沁园春·杭州感事》，其结句：“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是出自毛之手笔。“诗言志。”毛所以这样修改胡乔木的诗词，是很反映和代表他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心态的。毛说“谁共我”（胡乔木原文为“天共我”，毛将“天”改为“谁”——笔者），这不是表明他在找人吗？应该说，他找着了，找对了，能够与他相“共”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应了古人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遴选根本政治助手和支持者方面，江进入毛的视野。这是江在六十年代崛起的根本原因。形势有了需要，最高领导人（还是自己的丈夫）又赏识，江的机会到了，她也就紧紧抓住，乘势而起了。
1061年9月9日毛为江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题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这首七绝显然是赞扬和称颂江青的。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和江青一起会晤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这仿佛是过去，特别是建国以来还没有过的事情。
江崛起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从1962年起搞“京剧改革”（或叫“京剧革命”）。大家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毛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有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第一个批示写道：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第二个批示写道：
这些协会（指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组织，如文联、作协等等——笔者）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文学艺术工作所做的批评——严厉批评。江青搞“京剧改革”，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或指示做的——追溯远一点的话，也就是贯彻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具体地说，江青表示，就是要在舞台上使工农兵的形象代替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江青会同（江青自诩，也有很多人赞誉江青为“指导”或“领导”）北京和上海等地京剧界人士创作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各地京剧团也都排演了现代戏，如云南京剧院的《黛诺》、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等等， 1964年6-7月在北京举行了有30多个剧目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这次活动中江青大出风头，她6月23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对江这个讲话，毛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江这个讲话，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发表（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同1964年见诸文字的讲话相比，一字未改。《红旗》杂志为江讲话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文革”中垄断、统治舞台和荧幕的八个样板戏，大多数脱胎于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优秀剧目。当然，我们不必讳言和否定江青在京剧改革中做的工作，她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亲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时，都经常听所谓“样板戏”的唱腔，她反复说“十年磨一戏”，一个戏要不断地改，等等），对这一点，业内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评论。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亦称头牌京剧女演员）、第一个在《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虽在“文革”中被江整得遍体鳞伤，而 在 “文革”后仍然说：“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是懂艺术的。”著名作家《沙家浜》编剧汪曾祺，曾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而其才华为江青赏识，在京剧改革中受到“重用”——语为“控制使用”，他自称“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他真诚地认为：江青在高层领导中比较懂戏，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比如至今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研究京剧艺术的著名学者章诒和也说：“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内行。”但把京剧的所有功劳通通归在江身上，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在“文革”中，赞扬京剧改革，就是赞扬江青，却是一种时髦，——一种自上而下所引发和倡导的时髦（这一方面有江的“贪功”，另一方面，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并延及家人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抬轿子”、“吹喇叭”和“拍马屁”）。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7月24日，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他在广播学院讲话，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关于江青的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就是凭借着京剧改革这座“平台”、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或前台），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她年轻时朋友郁风的话说：“演出（了）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结语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和同伙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让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还是一个需要花大气力研究的课题。
江青如何从演员蓝苹，一步步演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青，其过程、轨迹、原因是什么？无疑这也是“江青学”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本文已经不短，拟另为文阐述。简单地说，我有三句话：环境改变人；权力腐蚀人；外因起了主要和决定作用（这外因指她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有朋友有兴趣论说，我愿意倾听高见。“江青学”是一门大学问，不是哪一个英雄豪杰所能单独完成，它需要集体的力量，我愿意做其中一员，希望有意研究“江青学”的朋友，共同为之努力。
附：蓝苹与江青
郁 风
1991年5月14日，江青终于自杀了，那时我正在香港。记者们奔向北京采访，北京人只淡淡地说：
“江青早已是死够了，打不值得打，死了也不值得庆祝。”
曾几何时，从“文革”开始直到“四人帮”被擒的十来年间，在神州大陆的中心北京，江青这名字曾是多么非同小可！她曾被奉为神祇般的高不可攀，只有“誓死保卫”的份儿，对她有任何说法、叙述、议论，都是不能容许的亵渎。那种神奇上升的速度和热度，几乎凌驾于毛之上。而空中楼阁的倾斜与倒塌也是出人意料的快。渐渐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的传说，在暗中不胫而走，从“女皇”的独断专行的政治品性和行为，直到私生活的腐化豪奢，以至于种种不堪的糜烂淫乱事例层出不穷。到了一举粉碎大快人心时，更可痛快地数落她的罪行，加上白骨精的封号也难解恨。后来宣布公审，江青以罪犯身份在电视屏幕上亮相，人们期待着，争看江青是不是被摘掉假发变成了秃光头？是不是如众所周知的传说还装着假胸两个假奶？结果，当然是有些失望了，她像个普通人一样，特写近景镜头看得清清楚楚，连鬓角头发根儿都看见，她还长着一头黑黑的直垂头发，不像是假的。
香港传媒反映不同的社会心理，不管人们对江青有多少种不同的想法，总被公认为一代风云人物。这时由于她的自杀，又引起报纸电视台每天找料播发，有一则消息提到我30年代曾和蓝苹相识，那些天我便被记者们追踪。于是在某报专栏中我写了500字，说她只是一个畸形政治时代的产物，当然500字是言犹未尽。
1993年在澳洲，因自编香港版散文集《时间的切片》，收入了专栏刊出的部分文稿，有些加以合并补充，这篇500字的短文等于重新改写，竟然变成万字。1994年5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先予发表（有删节），题为《我认识的蓝苹与江青》，颇引起重视。
20世纪，太多的神话，传奇。从1994年秋到1995年春，我在北京和杭州上海广州各地会见了许多老友，见到与见不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陆陆续续清醒地走完了路。面临21世纪的现代信息交通，无论在哪里，已不使人感到那么隔绝。年轻的朋友们还依依不舍地招手遥望着，期待着我们多留下一些这沉重世纪的影子。即使是微弱的记忆的烛光中的影子。
一年来又发现一些有关江青的新材料，正当《时间的切片》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增订本，因而又改写补充为5000余字，也只是事实的素描，没有传奇。是为第三稿。
1996年1月于布里斯班
蓝苹曾是我60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在上海时的好友，那时的蓝苹绝非江青。
即使到了50年代，她早已成为毛夫人改名江青，也还不是后来的江青。
许多在北京和上海的影剧界老朋友们，即使当年不认识蓝苹，也都看过她的戏，这时，他们印象中的江青也还是20多年前那个蓝苹。譬如1957年苗子和丁聪当了右派去了北大荒，那个常和他们在一起的天才演员李景波就爱逗乐，他会惟妙惟肖地学《大雷雨》中的女主角卡特琳娜，用浓重的山东腔略带夸张的念台词：
“我的心（读上声），像小鸟（读平声）儿一样的肥（飞）呀，肥（飞）呀！”
李景波回到北京还学给我听，把我乐坏了。
他们这样用玩笑取乐，对于曾是同行当演员的毛夫人虽略有轻蔑，但绝无恶意，学着她的语调还感到挺亲切。可是后来到1981年，已经在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当过了“旗手”的江青，这时到了审判庭上，仍然用那山东腔愤怒而嚣张的吼叫，听起来就不是味儿了。
从1935年到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我们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当时是艾思奇的夫人，后来离了婚）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我们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参加救亡运动。在吕班路环龙路口租了一家洗染店的楼上一大间作会址。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如著名的女作家白薇经常来，“女兵”谢冰莹后期也参加过，还有吴似鸿、关露、欧查等。蓝苹是从1935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是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进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她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
当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她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吴佩兰也是曾到日本留学、年龄和经历都比较成熟的妇女。我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我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我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我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她也到善钟路我家来找我，再一同走到吕班路去。我的印象是，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那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也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
有一阵子我也热衷于演戏。最早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要租房子，大家凑钱。正好有人介绍我去联华公司（这是比电通实力强的大公司）为影片《母亲》配音。上海电影刚从无声发展到有声不久，任主角的林楚楚是广东人，说不好标准国语。我出生和读中学、艺专都在北平，因父亲调上海法院工作，1933年才来上海。为了赚零花钱我还当过教师教国语，而且又爱看话剧。于是决定去干。只用了两个晚上和通宵到天亮，胜任愉快地赚了100多块钱，给青年妇女俱乐部开销了不少用场。
可能就是由于这么一次声音演出的经验被发现，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沈西苓、陈鲤庭等竟然选中我这从未演过戏的人饰演武则天B角，A角是早已出名的演员英茵。我对话剧虽有兴趣，但一下子担任五幕大戏的主角到底胆怯，而且还碍于家庭绝对不准去演戏，胡闹！还有我已经瞒着家里偷偷去浦东工人区干秘密革命工作，已经忙不过来，我只能谢绝。但是他们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就是蓝苹极力劝我答应，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其实她对这戏很有兴趣，是她帮助我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后来在卡尔登戏院上演，为了瞒着家里，演出广告我用了假名“闻郊”。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特克说：“我21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当时译为《玩偶之家》），其实据我所知，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饰）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她就从这时认识唐纳并开始和他恋爱。
她参加我们的青妇俱乐部也是在这时。作家白薇在我们会里是最受尊敬的大姐，她从大革命时期就“打出幽灵塔”，是冲出封建家庭枷锁的娜拉，这时已经发表过不少小说、剧作和长诗，刚刚写完《悲剧生涯》。虽然由于长期受穷困和爱情的折磨，身心交瘁，可是她就爱到我们会里来坐，她说看着我们这儿的人忙这忙那的工作，她就高兴。波儿和歌三（我们都管吴佩兰叫歌三，可能是日文译音）都结了婚，两人都是娇小玲珑的个儿。我和蓝苹都比较高，常常同出同进。记得有一次我俩上楼来不知说什么一路笑得嘻嘻哈哈，大厅里已有不少人来了，白薇大姐就和歌三说：“女孩子在恋爱的时候会显得特别活泼，特别可爱，我看得出来。”然后对着蓝苹和我说：“两个小鬼，是不是？快招供吧！”惹得许多人拍手起哄。蓝苹立刻很不高兴。这我才明白白薇大姐可能听说了她在和唐纳恋爱，这话是针对她说的。后来白薇单独对我认真地说：“你还小，前途远大，千万不要轻信男人甜言蜜语的爱情。”
蓝苹把我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我才从领导我的人那里知道：她也不过是和我一样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她是在沪西，我是在浦东。我每星期有一次或两次晚上，换成女工装束，搭黄浦江渡轮到浦东工厂区。上课教点文化，宣传反对阶级剥削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女工们很爱听。有一次还参与鼓励罢工，周围都有便衣特务，很紧张。想来蓝苹也和我一样，但我们在一起从不谈这个，只谈艺术戏剧、如何开展俱乐部的工作等等。
有一阵她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她经常换地方住），常是约好同去俱乐部开会，先到我家———善钟路上一座花园小洋楼，我父亲———法院庭长的公馆。我几次提出要到她的住处去都被推辞。只有一次大约是为了取东西带我去了，记不起那路名，很旧的弄堂房子里，一间简陋的亭子间，还有一位记不起名字的女演员和她同住，我才知道她的生活很穷苦。
就在1936年的“三八”节前，妇女救国会沈兹九、钱俊瑞等领导布置下来搞一次妇女大游行。那时正是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高潮，上海首先响应的行动就是这次“三八”节妇女大游行。我和歌三代表青妇俱乐部参加了一次秘密商讨会，是在一处颇像样的人家的客厅里。结果竟然命我为大游行的总领队。大概就因为我是初出茅庐的新面孔尚未被特务认识，加以我的父亲是法院庭长，即使被捕也好营救吧。“青妇 ”的任务要发动全体数百会员和靠会员再发动其他女工、学生或各界妇女参加。同时“青妇”还担任在北四川路青年会搞一次游艺晚会纪念“三八”节。我们回去和波儿、蓝苹商量，决定演出只用一个女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作者日本人，田汉译）。蓝苹一口答应演那个杀死自己婴儿的失业女工。从排戏到张罗服装道具布景灯光等，都由她担起来，当然还有俱乐部的其他人和她配合。这时蓝苹已和唐纳住在一起。
大游行很成功，当然不止是“青妇”发动的人，所有各界救国会都动员了妇女参加，其实男人也有不少。先在北四川路横滨桥那里集合，大概足有300多人，沿途喊口号还有行人加入，浩浩荡荡到了邮政总局附近就遇到军警阻拦，相持一阵，没有开枪，终于冲过去，从外滩经南京路已有千余人，国货公司一带沿街楼上站满了人响应喊口号，还有人往下撒传单。沿南京路向西直到静安寺才散。一整天，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只能就近回家。原来还约好蓝苹，我晚上去看她的戏，也没能去。
这之后不见蓝苹来。有人说那天她下了妆还发高烧。过了一星期仍不见她来，波儿托人去找她，锁了门，房东说几天没回来。后来知道她跟唐纳去了苏州，唐纳的老家在苏州。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之后蓝苹有一段很少来。我们以为她去度蜜月，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报上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可陶行知先生却发表一首长诗，使我们略为宽慰，题为《送给唐纳先生》，据手边资料，录其中两节：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您要知道蓝苹是蓝苹，不是属于您。如果您爱她，她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夜莺比不上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与其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
为个人而死，死得不干净。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们去拼命。若是为意气拼命，为名利拼命，为恋爱拼命，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
但是后来她终于又和唐纳和好。可和好之后又分居。这时我们又见到她来了，记得散会以后单独和她出来时，我还问过她，一提起她就很激动，骂唐纳，又不愿说细节。对小报上对她的刻毒评论恨得咬牙切齿。我对她还是很同情，也只能用幼稚的革命人生观大道理劝慰她。当时正发生阮玲玉因“人言可畏”而自杀的事件，轰动一时。她说：“你们放心吧，我绝不会像阮玲玉！”
我们也都相信她和阮玲玉不同。阮玲玉刚刚演了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女工们唱的主题歌当时很快流行，我们都会唱，还教女工夜校的学生唱。阮玲玉过去都是演资产阶级小姐少奶奶或妓女一类的形象；《新女性》是她第一次转变戏路。我们都认为她是很可惋惜的珍重自己艺术道路的好演员，但她还不属于我们的革命阵营———中共领导的左翼文艺圈子，也就是后来被江青痛斥为叛徒特务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等人所领导的。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男主角是郑君里，叶露西演第一女配角瓦尔瓦拉。这时她很少到俱乐部来。后来她见到我时曾对我说：她演娜拉时，就好像演她自己，在台上自在极了，她与娜拉没有距离。可是演这个卡特琳娜，那么娇柔，富于幻想，那么忧郁，后来又反常自杀，真是和她的性格完全不合。可是导演却严格要求，对她说：一个演员如果只能演他自己，就绝不能成为好演员。看得出她对这个导演很信赖，很服帖。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又和章泯恋爱，也许这时还未成熟。
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甚至秘密同居。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没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许多从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先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人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
然而江青果然就是蓝苹，即使她后来忌讳，最好不承认这个名字。
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
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
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
附：也谈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李海文同志《关于江青的两件事》是对我关于这两件事 观点的“质疑”，我愿意就关于这件事的观点同海文同志商榷。在商榷时，我也赞成她提出来的原则，即同意她所说：“研究历史……，要以事实为根据，一是一，二是二”。但她说研究历史“不能仅从感情出发”。我觉不妥；我认为，研究历史根本不能从感情出发，否则就不可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
一、江青是否说过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对这个问题我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有人说：江青反复说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战场”。但我认为这样说的同志（包括海文同志）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或确实的根据。
1972年，美国历史学家维特克（对中文能听，能讲）应约来中国访问，她会见江青谈过60多个小时，回国后，她于1977年(即江青被抓以后)出版了一本《江青同志》；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范思先生，称：维特克“没有被江青利用，在此书中客观描述与分析了她奇迹般见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又说;“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参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比较详细地纪述了江青谈她随毛泽东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下面我们看看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她（指江青）和主席待在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参见《江青同志》20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
——“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期间，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第194页） 大家想想，和战士“相反的假定”是指什么？
——江青被任命为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转战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的情形。（第204、196页）
——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就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中央领导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来，听到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江青是这样说的。（第206页）
——在佳县休息时……主席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紧急会议，重新制定战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还是感受到军中的紧张气氛。（第215页）
江青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会议，她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单独接触时，她关于西北战场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这只能推测，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在二十世纪40年代，江青和毛泽东虽早已结为夫妻，但还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开“夫妻店”。
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江青除了比较细腻地向维特克介绍了西北战场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不止一次地向维特克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江青说，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战场，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战争。他同时指挥着两支军队：我们的和敌人的。他把敌人引到我军能够吃掉他们的地方。“我亲自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第200页）。
江青说：1947年夏，战场上的敌军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毛主席负责制定全局的作战方针。他首先统帅着自己的军队，同时也在指挥敌军。敌军跟随我方行军的路线前行……（第210页）
这也是很多人都谈到和谈过的毛泽东“用兵如神”。
《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江青说，她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听主席念稿时一句一句记录下来的。然而，她立刻补充说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话。（第218页）
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谈西北战场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李海文同志指责我没有引用《江青同志》第207页的这“几句话”，即：“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李海文同志解释说这几句话中的“‘他们’即包括江青在内的‘我们’”。如果“他们”是指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而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不能说“我们”吗？就在该书的第206页所说“他们”就是指这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而207页的“他们”就一定包括江青在内吗？我认为这种逻辑和演绎是不能令人信服或认可的。
李海文同志还引用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中的话来说这个问题。我和杨银禄同志很熟，他是接替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我们曾有三个月的时间共为江青的秘书，但他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还没有和江青直接接触过）。他如果真地说过“江青和毛泽东指挥西北战场”，对他这种说法我也表示怀疑。
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佐证这个问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马社香著的关于朱旦华（按：朱旦华虽比江青大3岁，但她是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妻子，是弟媳——笔者）的一本书即《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其中讲到：解放后朱旦华听江青说过，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跟随他的部队就江青一个女同志。每到一个村庄，江青常常在村头炕尾和农妇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做群众工作。那时候江青和“文革”中不一样，比较谦虚朴实，她还向农妇们学说陕西话。（参见该书第231页）
我本人1967年在给江青做秘书时，她也跟我谈过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情况，他只是赞扬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既指挥自己的军队，也指挥敌人的军队。我当时因为年轻，没当过兵打过仗，还觉得不好理解。后来她把我关了监狱，在读《论持久战》时，看到毛泽东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算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指挥艺术的赞扬。
江青跟国内的人常讲她参加过转战陕北这件事，——她是以这件事、这个经历自豪和骄傲，但她从来没讲过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一定要跟一个外国人（尽管是她要人家给她写传记的人）吹嘘这个吗？而且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她所谈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要经过真正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周恩来（按：周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第一军事助手”——笔者）审查的——应该说，江青再“蠢”（毛泽东语：“江青是个蠢货”（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第289页）也没蠢到这个地步！况且1972年毛泽东还健在，江青在文革中再蛮横霸道她也不敢胡说触怒“龙颜”！
二、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确实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海文同志在她的文章中还说，阎长贵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根本’两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
我在此申明，我在探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有没有约法三章时，师哲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有相信他的说法。我觉得杨尚昆的说法更可信。我引两个证据看看杨尚昆的说法。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
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按：在1935年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后来根据某位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称为总负责人——笔者），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
“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见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在这次谈话中还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
“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以上就是我关于江青这两件事的看法。如果海文同志不同意，还可以讨论或辩论，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真理越辨越明。
评汪文风先生两本书对江青的叙述和描写
大家都知道，汪文风先生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作为童怀周（共同怀念周恩来的集体笔名）的成员之一(许是主要成员)和其他同志一起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开始是油印，后来铅印，发行200多万册，传遍神州大地，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意志和心声，意义深远，影响巨大：这是“四人帮”即将倒台和“文革”结束的响亮信号。童怀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因素，汪先生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连任四届，一直到十五大前），具体职务：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简称“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汪先生在新世纪连出两本书，一曰《斗魔——面对面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一曰《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从两本书名就可看出汪先生主要是写江青和审讯江青的情况——无疑这也是人们最期待和最希望了解的。汪先生的书是否符合人们的愿望和要求？有位老革命称赞他的书：“是一部很好的记录。”我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诚然，汪先生在两本书中都一再申明：“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得起历史检验”等等，但不能不遗憾地说：其申明，汪先生并没有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我认为，汪先生在这两本书中对江青的叙述和描写，有不少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即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由于作者即汪先生的地位、名望以及这两本书的影响，为厘清历史真相，为不给历史和历史研究造成什么混乱，我——不揣疏漏，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辨证。
在两案审判中，江青是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的，对她所判定的罪行和受到的惩处，本文一概不论，一言不置。我只就汪先生在这两本书中所谈到的关于江青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其他一些情况说点意见，而即使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不过是举例而已。
首先需要申明一点，汪先生在书中也澄清和纠正了社会上关于江青的一些不实的传闻。汪先生说：“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江青的头发是墨油墨油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也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斗魔》第36页）这里说得很好，把社会上一直流传的所谓江青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等等不经之谈澄清了。这类东西，是丑化人的人身攻击，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上不得台面。——不过，在汪先生的书中，谈到江青，又确实存在不少不实事求是，即不不符合事实的地方。
谓予不信，试举几例。
一、 江青去延安，是“投机”，还是革命？
江青去延安是江青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决断和选择，它深刻地反映着江青的思想政治倾向。对这件事怎样看？无疑对江青至关重要。就作为评价江青来说，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汪先生对这件事做出这样的结论：江青“投机延安”，她“追随进步、追随革命”都是“假相”（《斗魔》第23页）——虽然字数不多，却完全彻底否定了江青这个行动。这个结论正确吗？我认为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涉及到怎样看待和评价上世纪30年代江青的问题。30年代，江青主要活动在上海。她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江青（应该说明，江青其名，是她到延安后新起的）1933年2月在青岛山东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同居者俞启威（后改名黄敬）被捕后，江青于该年7月匆匆离开青岛到上海。江青在上海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方面在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晨耕工学团做教员，还做其他一些地下工作；1934年被捕过一次，一个多月被保释，说她叛变没有确凿的证据；1935年和名演员赵丹一起主演易卜生名剧《娜拉》的男女主角，一炮打响，江青以蓝苹为艺名也从此红了起来，参演过不少电影和话剧，如《都市风光》、《自由神》、《狼山喋血记》、《王老五》、《大雷雨》（话剧）等；江青还写过一些宣传自由、民主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文章。实话实说，江青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此时的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解放的青年。不可讳言，江青在上海也有不少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青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怎么能够用“投机延安”一个结论就轻易地给予否定呢？！所谓“以追随进步、追随革命的假相”云云这是根据什么做出的结论？！
江青到延安后又做了一些什么？她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如果说她在上海还是二三流的话，而到延安可就真地成了大明星、头号明星了。她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为开展和推进延安的文化生活做了不少工作，尽了自己的力量。
在这方面，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很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底到5月初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的长文，其中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 “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种情况下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设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这大概是西方媒体最早出现的关于江青的报道。
1938年11月，江青和毛泽东结婚——这是一个革命青年和革命领袖的结婚。虽招许多“老革命”激烈而又好心和善意的反对，但没影响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结婚后，应该说江青尽到了照顾毛泽东的责任；生女儿后，又相夫教子（女）。在延安（或者说，在延安时期），江青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是1947年她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这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时时有生命危险，没有坚强的革命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江青利用这件事情自吹自擂是一回事，而这件事情本身应该肯定，这是另外一回事，决不能因为前者而否定后者。
总之，不论从江青去延安的动机，还是从江青留在延安的表现（也有去延安的青年，受不了艰苦走了的），用江青“投机延安”、“追随进步和革命的假相”等语言否定、讥讽、挖苦，都不应该，都不对。我们向来有一种极其简单的思维方式，有人称之作“神鬼方式”（或“神鬼史观”），就是：如果一个人当了领导、成了领袖，说他（或她）生来就是龙凤的胚子，连哭声都是龙鸣凤吟；如果一个人被打倒了，那他（或她）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是坏的，什么也不值得肯定，什么也不应该和不能肯定。汪先生的书名叫《斗魔——面对面审查江青……》，魔者，鬼也，江青也。汪先生是否也受到“神鬼方式”这种简单思维方式的影响？无数事实证明，“神鬼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害得我们够苦了，狠狠心，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扫进历史垃圾堆吧！
二、“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见到江青江青吗？
汪先生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见《斗魔》第83页、《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152页）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一次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於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情。据197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後来又担任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说：“七○、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後，主席即使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4页)据汪东兴在“文革”后说，到70年代，即“文革”进行五六年後，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主席问汪，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後，江青去看毛主席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
我们认为说毛泽东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不是事实，这是因为它不符合“文革”发动和进行的实际进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江青自己的说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後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於去组织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他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後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後，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从毛泽东这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按照毛泽东、江青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确实——如有人所说——是他们夫妻二人鼓动和搞起来的。我们这样断言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深刻和深远的原因。同样，我们说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蒙在鼓里”，是指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对这一点他们谁都不知道；还指他们本来没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念头，而当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不管想通还是没想通，都是积极表示赞成和支持的：其证明，就是在1966年5月6—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他们举了手（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他们，特别是刘少奇、邓小平大概都没有想到会搞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沉默、反对，而且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实际上，也是“左”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也是他们在“文革”中被更“左”的毛泽东视为犯错误和被毛泽东反对、批判与打倒的原因（当然是“近因”，现实的原因）。
原来毛泽东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本想旗开得胜，一呼百应，结果遇到顽强抵制，这种“出师不利”，对一向强调“慎重初战”的军事天才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说“刺激”也许更好些）。於是他又出新招，指示江青请“尊神”，去找林彪。江青解释说，这就是要借助和依靠军队的力量“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参见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结果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意：“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是毛泽东修改《纪要》时加的，林彪并未明确表示认可），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理论即“黑线专政”的概念。这个文件（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
1966年4月，江青积极参加（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如上所说，此通知5月16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被称作《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除了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观点外，还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这其中的深意即谁的旨意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许多“黑话”（毛泽东语）。
1966年7月20日，江青从外地回到北京，住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公开地以毛泽东代表的身份，同陈伯达、康生等人，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到学校、到机关……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之火。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关於这次活动新华社的通讯说：“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在这里居然把江青和毛、林、周并列起来，这说明什么和意味着什么。
1966年8月，由於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於8月30日发出一个范围很窄的内部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後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是主报告，而江青的讲话，毛泽东做了认真和仔细地修改。谢镗忠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在这里江青和徐向前元帅并列。
1967年“七二○事件”後，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於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左派。这是毛泽东关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部署——也是产生了严重後果的战略思想和部署，人们看到毛泽东首先是把这个战略思想和部署告诉江青，通过江青向全党、全国贯彻。
再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敌人是刘少奇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最主要即实质性的负责人，在制造刘少奇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态度最坚决，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调门也最高——不消说，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和要求的。
如此等等，等等。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於‘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 (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1684页)
三、“造反有理”是江青等人提出来的吗？
汪先生说：“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造反有理。可是，毛主席原来的话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从“童坏周”到审江青》第163页）这个错误很明显，特别是从头到尾都参加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应该出这个知识性的错误。
“造反有理”是江青等人最早说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它也是毛泽东说的，而是毛泽东在建国前的1939年说的，即距1966年“文化大革命”27年前说的。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曾被《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的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所引述。除了当时的整个环境、氛围，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可能直接受到这段话的影响，於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续写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三张大字报。前两张曾通过江青上达毛泽东。三张大字报全部同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誌上发表，《人民日报》後又转载。这样，“三论”就走出清华附中，传遍全国，震撼九州，成为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宣言和纲领!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造反”至高无上!“造反”就是一切!“造反好得很！”的吼声震耳欲聋。从此“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各个方面而又贯彻始终的一个最核心、最流行的口号。
江青，1966年7月20日才从外地回到北京，7月22日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公开露面讲话，即使江青在这次讲话中讲到“造反有理”（其实没讲），也比《人民日报》引用毛泽东 “造反有理”的话晚了一个半月，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第一张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晚了近一个月，说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最早说“造反有理”，这不是事实。
汪先生还说毛主席原来的话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无疑，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但他这句话是在哪里说的，我还没查到确切的出处。毛主席在收到和看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 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所说的话是这样的：“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不知道汪先生是否据此说的。如果是据此说的，就说响彻云霄、震动大地的“文革”中“造反有理”口号即源于此，那是把时间先后没有搞清楚。若汪先生不是据此说的，不管毛主席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说的，大概都不会早于他1939年在延安说 “造反有理”。
至于说江青等人在“文革”中宣传“造反有理”是曲解和背离毛主席说的“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造反有理”的话，也是致人不知所云的逻辑。无数事实表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
四、江青最喜爱黄色电影吗？
几十年来，把江青说成爱看黄色电影，是黄色电影迷，是许多人丑化和妖魔化江青的重要一招。20多年前，即1988年林青山写了两部关于江青的书，一部是《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一部是《江青沉浮录》（广东花城出版社），其中就说江青特别喜爱黄色电影，甚至说我（1967年1月—1968年1月任江青第一任机要秘书）因随着江青看黄色电影也熏染成了“黄色电影迷”。不知为什么——莫非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汪先生也袭用了这种不雅和随意损人的一招。
汪先生在《斗魔》中说：（江青）“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她在政治需要上拉拢的人们的荒淫无耻的需求。”（第22页）我看，汪先生说江青（掌权后）花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不是事实。说江青以看黄色电影作为拉拢其政治需要上的人们的手段，满足其同伙“荒淫无耻的需求”，我看这更不是事实。我作为曾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负责任——负法律责任地说，这不是揭发和批判江青，而是“糟践”江青，套用法律的语言来说，这是：“诬陷”！江青，虽然成了坏人，并且已被定为“反革命”（还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对她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是普世方法，对什么事都适用，对什么人都适用；对江青，当然也不能例外。
不错，江青爱看电影，特别爱看电影，也经常看电影，甚至可以说每天晚上都要看电影（只要晚上没有别的活动和安排；有时到外边参加活动回来，还要看），但是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专挑黄色电影看，这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对这一点，我们不论在江青身边时间或短或长的工作人员（有的工作人员 “文革”十年期间一直在她身边），都可以证明，也都敢于和愿意做这个证明。我们一致认为：还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公道、一个清白，应该说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为什么爱看电影？把它说成江青的一种爱好，当然可以。但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原因。江青，年轻时演过电影，做过电影演员（并且演过主角），建国后，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当时中宣部没设局，“处”即后来的“局”），国家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一直喜爱和从事文艺工作，对电影有一种职业的喜好。1967年，我刚当江青秘书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汪东兴就告诉我：“看电影是江青同志的一项工作，你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帮她选好片子。”江青自己也说过：“我看电影是为了借鉴国外艺术，这是工作。”还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坏了，睡不好，吃不香，我要休息脑子转移一下了。‘转移’是她的口头禅。我们都明白这个词的含义，所谓‘转移’，其主要方式就是看电影。” 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还特别郑重地嘱咐我：“你随江青同志看电影时，她有什么意见和评论，你都注意记下来，以便我们好贯彻执行。”这个事我做过一些，但没坚持下来。因此，江青看电影是一件大事——是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对待和做好的一件大事。也确有工作人员（如给江青做秘书工作五六年的杨银禄和一名姓周的警卫员）即因看电影的事，获罪江青，被江青打成“反革命”，赶了出来！
江青都喜欢看什么电影？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最喜欢看的是《红菱艳》、《出水芙蓉》、《简爱》等。工作人员都说她是：“吃不厌的菠菜泥（指黄油炒菠菜泥），看不厌的《红菱艳》。”《红菱艳》里男主角攥紧拳头打玻璃那一段，她特别喜欢和赞赏，经常看。
影片的来源，主要是从资料馆调的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老片和过路片（一些国外片子在国内停留一段时间，如不购买再转走）。江青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片子好看。
常看的影片，除了上面说的几部外，还有：《一仆二主》、《乱世佳人》、《恨海香魂》、《农家女》、《孤星泪》、《煤气灯下》、《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瑞典女王》、《深闺疑云》、《红袖倾城》、《蝴蝶梦》、《巫山云》、《风流女窃》、《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美人计》等等。有时她指名看某位明星主演的片子，如：英格丽褒曼、贾里古柏、琼方登、格丽特嘉宝、泰伦鲍华、费雯丽、派克等。
至于什么黄色电影，江青不爱看，还十分讨厌。由于文化差异，国外片有些搂抱啊、亲吻哪、穿三点式的镜头，那不算什么黄色。我们不记得，也没有印象，江青看过什么黄色电影。只记得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给她选了部名叫《广岛之恋》的法国影片，事先并没看。片子开头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火了：“怎么叫我看这样的片子？”她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离开了看电影的十七楼，——好在她这次并没追究谁。这里需说明一点，我并不是说《广岛之恋》是黄色电影，我只是说江青讨厌这部片子开篇的那组镜头；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因而不知其故事和内容。
有位在江青身边工作五六年的的护士，还说过江青因看电影制造的一场风波。她说，1968年夏，工作人员为她选了《格雷的画像》，主人公格雷请一个会魔法的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画像中有他的灵魂，格雷因此会青春永驻。画家告诉他不能干坏事，否则画像会变丑，坏事做的越多脸就越丑。格雷做了许多坏事，画像渐渐变丑。格雷最后一次进入藏画的秘室时，发现画像如魔鬼般丑陋不堪。他在惊恐中拿刀扎向画像，随之本人也死了。深夜，江青看完这部片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无法入睡。不断打铃，将护士、秘书、警卫员全都叫到她卧室。我们进去后，看到她抱着头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疾言厉色地叫喊：“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坏的电影！弄的我不能入睡，你们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我们不知所措，只好每个人都做了深刻检讨。待她喊叫稍停时，大家建议她再看几本《红菱艳》。看了《红菱艳》后，她才安静下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选电影大家越发小心谨慎了。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江青看电影的大致情况。是否确实如此，恭候知情者明鉴。
在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汪先生在《斗魔》中还说：“‘文革’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几张照片，江青等人身着游泳衣裤，她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的丑态。”（第22页）我看这是瞎编的，根据我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观察，高傲、矜持的江青不可能有这种不严肃而又不雅的嬉戏行为，再就是借给张春桥、姚文元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参与江青的这种举动（如果有的话……）。敢问汪先生：给你看照片的那位老同志，他这种照片是从哪里搞到的？当江青在台上并威权顶天的时候，谁敢拍这样的的照片？他（她）找死哩！
五、王关戚是江青端出来的吗？
汪先生在《斗魔》中说：“江青在群众场合假惺惺地宣称：‘中央文革里面出的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第68页）江青这样说，是“贪天之功”，恬不知耻！
王关戚是江青“端”出来的吗？非也。而把它说成是江青“端”出来的，却仿佛是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还有中央）当时的既定方针。对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最明确、最直接的是康生、姚文元。
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江青说：“王、关问题就是我们端出来的。”姚文元马上接着说：“就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在1968年3月24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康生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在1968年3月27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康生又说：“……特别是江青同志先将王、关，后将戚本禹的问题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巨大功绩。”（黑体是引者加的）
如果说王关戚不是江青“端”出来的，那又是谁“端”出来的呢？应该说，这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才需要、才能，并且也只有他才有权“端出”（实际上是“抛出”）王关戚。《毛泽东传（1949—1976）》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第1504页，黑体为引者所加）这段说词编得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说毛泽东对王关戚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很深刻，很到位。毛泽东“端”出王关戚，既然对江青本来是一个“沉重打击”，康生、姚文元等人为什么要把这个“功绩”或“功劳”加在江青头上？而江青也“当仁不让”——说什么“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
对打倒王力、关锋，江青的态度和心情究竟怎样？我们听听比王关晚被打倒四个月的戚本禹的说法。戚本禹2008年来京时，我们见面谈到王关戚事件，他说，他参与了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就是他把他们送到被隔离的钓鱼台二号楼的。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他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他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戚本禹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 康生、姚文元等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这是戚本禹在“文革”后跟我说的一段话。我认为戚本禹这样说：比较切合实际。
“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这种政治需要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要树立江青的威信，树立中央文革的威信，说到底，就是要为了维护已引起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的威信。本来打到王力、关锋，这是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沉重打击”，而把王力、关锋——坏人王力、关锋说成江青和中央文革“端”出来的，即自己能把自己内部的坏人端出来这不正表明江青、中央文革清醒和正确吗？只要江青站得住，中央文革就站得住，而江青和中央文革“站得住”，“文化大革命”就“站得住”。正因为这样，在王关戚倒台后，特别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江青被树为（或被吹捧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代表，从周总理起到叶群都带头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
如果对这个结论（即：江青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确代表）有疑问的话，还可以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这就是：196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在版权页上，注有：“内部发行”），共选入江青“文化大革命”以来（从1966年2月——1967年11月）的八篇讲话；可以说，这八篇讲话都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不是千真万确地在证明：江青，只有江青，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代表嘛！要不，最高国家级的人民出版社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干什么？！
再举出一个也许更有力的佐证。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主持）成员除江青外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包括周恩来）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不难看出，江青在“文革”中的名誉和声望，在1968年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六、江青根本没有一个叫刘玉真的秘书
汪先生在《斗魔》和《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都谈到江青被她身边工作人员批斗的情况。汪说：“江青还向我们告状，说她在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她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至今日，这些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因此，当她的秘书刘玉真站出来揭发她的一些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第49—50页，第106页）
1977年11月下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确实批斗过江青，她向审理人员告状，说对她搞了“武斗”，——这是诬告。在批斗江青时，她态度不好，双方有肢体接触现象，但根本不是武斗。参加批斗江青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在《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中说：在揭发江青工作作风、虐待工作人员等问题时，江青还还比较平静和安静，但揭发和批判她“迫害毛主席”时，她“暴跳如雷”，竭力辩解：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与会工作人员齐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野心家江青!”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胜，咽不下这口气，也推她一把。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出现这种情况，公安干警把江青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才安静下来……
杨银禄没提到具体人的名字，我们这里也不必指出了。——实际上，这种对江青的批斗仍然是袭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方式，一点也不符合法治原则。
汪先生说，被江青打耳光的，是她的秘书刘玉真。我认真地告诉大家，江青根本没有过一个名叫刘玉真的秘书。江青在“文革”中有四任秘书，第一任阎长贵，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在这里，汪先生可能由于不够细心，把刘真、刘玉庭两人搞混，编出了刘玉真这个名字。如果确有刘玉真其人，那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就不是四位，而是五位了。应该指明，这在汪先生的书中是一个小错。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来，而在外人，特别是后人，要辨证这个“刘玉真”就难了——恐怕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虚拟”的人。
到此为止。应该说，汪先生的书中，还有一些需要商榷和讨论的地方，这里不再说了。本文所述是否妥当，敬请汪文风先生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一本客观记述江青的独立著作
——评维特克《江青同志》，兼与张颖同志商榷
张颖同志1937年15岁到延安参加革命时，我刚刚出生。张颖同志是革命前辈，我很敬重她。江青1972年8月12日和8月25日到31日两次共60多个小时的会见维特克，张颖同志以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身份全程陪同。是这个事件最重要的见证人。文革后，她多次著书谈这件事情。第一本书（《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简称《风雨往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二本书《外交风云亲历记·“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简称《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三本书章文晋、张颖著《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里（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该书也有专门章节谈这件事情。张颖同志当是这件事情的重要当事人。她的著作披露了不少珍贵的现场信息。但囿于写作和出版的环境，书中有一些叙述和评价也值得商榷。由于三本书谈这件事情大同小异。我选第二本书即《亲历记》 来讨论。
一、维特克是怎么到中国来的？
讲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情，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按照张颖同志的说法是：“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经她本人要求，经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在我国访问。她想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参见《亲历记》第195页）其情况和维特克本人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所说有所不同。维特克说：1967年，“曾读到关于江青的新闻报导，并被她吸引住了。这个曾经难以捉摸的毛泽东妻子突然称霸整个国家的舞台，攻击老男人和他们的权力机构。我无法抵挡将所有工作搁置一边，以便撰写她的故事的想法，但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工程，因为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往她个人以及她担当的政治角色都没有被共产党媒体报导过。统治中心保持这样的沉默引起了中国观察家们广泛而轻率的推测。因为他们吃惊和兴奋地看到了一位弄权的中国女人。”接着又说：“那些喋喋不休的中国老绅士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他们声称以前认识这颗再生的新星，那时的她， 既不是大美女，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女演员，而是一个声名狼藉、脾气很坏、不合群的人。这些回忆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桃色事件：电影明星的浪漫史和受伤的心散布在她通往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是否都值得怀疑？……花费六个星期在这些辱骂的唾液里浸泡，让我感到恶心。我把这一切扔进文件堆，再也不去看它一眼……”“何理良（按：黄华大使夫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笔者）对我所讲的江青在海外不公正的浅薄形象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革命者’，但我不应仅仅停留在她的过去。为什么不研究年轻一些的女同志，特别是那些新提拔到中央的？我是否在意她和高梁（按：高为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秘——笔者）替我写一封信到北京要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人和文化？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并与那里的人直接交谈，我才能避免基于外国图书馆藏做研究而陷入的谬误。”“我当然不介意，同时也没把她的建议当真。只是回到纽约州立大学……继续教书，并重写关于1920年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几个星期后，高梁给我打电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中国对外友协已经邀请我‘作为个人’在那个夏季访问中国，不必支付任何在中国的费用，也没必要去渥太华。高告诉我，只需把护照寄过去，一本清除了以前访问台湾记录的新护照。几天后，签证的护照放在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里还来了。”（参见《江青同志》中译本，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0—21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江青同志》和页数）当时中国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中国与加拿大建交是在1970年10月。当时美国人到中国（绝少），最近的签证处要到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对这一点，可以看到和感到维特克是非常高兴的，她与那些跑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急着办签证的同事不一样。而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动给予维特克办理签证，亦是争取维特克訪华的一种特殊的便利安排，也足见中方对维特克访华很是重视。如果仅仅是维特克希望和要求访问中国，“任何在中国的费用”，我们中国能替她承担吗？
二、维特克怎样见到江青？
张颖同志说：“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维特克一再要求……”（参见《亲历记》第195页）维特克确实要求和希望见江青。她说，到北京，“下榻北京饭店后，他们（指接待单位友协）要求列一份行程表，并交一份希望会晤的人员名单。……我建议的采访名单包括有希望见到和看起来不可能见到的人，包括本书主角，那是对中国最显赫的女人和文化大革命权威在形式上的敬意。因为她那吓人的名声，当时我根本没指望会见到她。”（参见《江青同志》第22页）根据维特克的要求，友协请示周总理，周总理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总理这个批示是以商量的口气，见不见完全以江青的意愿为准，表明他对江青的尊重。江青看到总理这个批示很兴奋。据维特克叙述，8月11日，江青就派两个女干部到饭店向她宣读“她（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四篇讲话提要”，以使维特克“了解她的政治思想”。（参见《江青同志》第24—25页）8月12日下午，江青在姚文元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除了寒暄、谈话，共进丰盛晚餐后，还到天桥剧场（张颖说：到护国寺人民剧场）看了样板戏《红灯记》，气氛从始至终十分活跃和融洽，江青在谈话时深情地对维特克说：“我希望你能步埃德加·斯诺的后尘。”——这就是江青要维特克为她写书（或：传），在美国，在世界上宣传她。对江青这个希望和要求，维特克是这样理解的：江青“尽管是高层团队中的一员”，“也是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她发觉自己并不为世界所了解。自古以来，中国任何有才学的的人都希望永垂史册。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有着同样抱负的女人之一。”她希望我步“斯诺的后尘”，就是她“渴求历史承认的见证”，使世人也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的过去，并希望后人记住她的信仰和成就”。（参见《江青同志》第1—2页）
在这次会见后，维特克说：“尽管我没有期待再次见到江青”，但十多天后，从8月25日开始，江青在广州又会见她六七天，谈话五六十多个小时，这也是她很高兴的事情。她说：“她（指江青）的形象、煽动性和善变已经深深植入我的脑海。为了让其他人公正地了解她的过去，她对于自己早年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动机所讲的那点内容是不足够的，根本算不上清晰，确实想让人进一步了解。她是四亿女人中的一个。不过，我猜想她的独特经历（每天和卓越的领导人在一起）对于理解革命中的中国女人最基本的两难境地会有一些启发。”（参见《江青同志》第35页）
三、江青和维特克究竟谈了些什么？
江青在会见维特克的60多个小时，究竟谈了些什么，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张颖同志反复说：“江青的谈话大多不真实，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价值”，“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她最热衷讲述的……所谓西北战场那一段”，“由于她根本不懂什么军事，也无任何战争实践，所以她那段谈话纯是胡编乱造。我们在座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感到她真是胡说八道”。（参见《亲历记》第181页、312、329页）
我觉得，张颖同志的评价不够客观。不能因为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并且已经死了，不能辩解了，就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后人搞历史研究，不论对谁，都要力求实事求是。
好在维克特也是当事人，根据她的记述，我可以看到江青60多个小时谈话基本面貌：
江青讲她的家世和她青少年时期，有吹嘘，有隐瞒，但应该说绝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她说她父亲比她母亲大20多岁，生她时，母亲40多岁，父亲60多岁，她父亲经常打骂她母亲，她母亲受气不过，逃出家门，给富户人家做佣工；他父亲开小旅店，做大车轮子，她是“轮人之女”；她读过小学，六年级都没念；12、3岁时，她和母亲到天津，寄住同父异母姐姐家，到烟厂做过童工；15、6岁时在济南上过京剧学校，参加过演出，等等，都是有的。江青出身低微，童年穷苦。她既不是大家闺秀，也说不上是小家碧玉。
江青17、8岁到青岛山东大学图书馆做工，并旁听文学方面的课程，参加海滨剧社，到农村演出过，还写了一部小戏，叫《谁之罪》，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夏之交，因党组织遭破坏，江青离青岛去上海。在上海接不上党的关系，又加入了共青团。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参加左联做地下工作。1935年饰演娜拉一炮走红，后取艺名蓝苹，演过话剧和电影，她吹嘘是“一流演员”，实际说不上，但她也进入了明星行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离开上海到延安。对此，维特克评价说：“江青是选择这一行程的众多年轻人中的一员。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次行程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参见《江青同志》第144页）
江青在延安对活跃延安的文艺、文化生活做了不少工作，1938年和毛泽东结婚后，细心照顾毛泽东，1940年生下女儿后，相夫教女。在1940年代，江青最值得肯定和称道的，是在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转战陕北时，她一直追随在毛泽东身边，是夫人级的唯一女同志。她对转载陕北过程的叙述和描写，她对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称赞，是很到位的，这是没有参加过转战陕北的人，不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江青在1950年代，维特克《江青同志》第一节的题目《五十年代的隐名埋姓》。在这十年，江青除了参加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武训的家乡搞过调查，把武训打入十八层地狱(把通过乞讨兴义学的武训，诬蔑为劳动人民的大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严厉整治和武训以及和《武训传》有关的人，后来批判俞平伯的研究也可能和她有关系，但总起来说，她因身体原因（从1949年起到1957年她四次到苏联治病）参与公务不多——这也是维特克说她“隐名埋姓”的原因。
1960年代到1970年代是江青政治活动最多的时期，她根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其后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搞京剧改革（或京剧革命），做了一些工作，她也以此为资本走上政治舞台，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做恶甚多。张口这个是“坏人”，闭口那个是“叛徒”、“反革命”，如此等等。江青是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江青说过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吗？
对这个问题我持怀疑态度。我曾写过一篇《质疑江青说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已发表在《世纪》2013年第1期。我仍然坚持我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而张颖同志所谓江青反复说：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战场”。此论不仅广泛传播，仿佛已成为公认的不刊之论，我一度也认为张颖同志说得是对的。2013年9月出版的章文晋、张颖著《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里（增订本）》，在这部新作中张颖同志仍然坚持江青说西北战场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此论被2014年1月7日《作家文摘》头版摘登，自张颖1997年出版的《风雨往事》提出这个论点已经17年了。是否叫它永远流传下去？我认为不能，我要坦诚地再次申说关于这个问题的鄙见。
张颖同志在《亲历记》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称“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或“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我们看看她书中的一些说法。
——“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参见《亲历记》第217页）
——“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参见《亲历记》第230页）
——“……她（指江青）还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真有那回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还指挥打仗？”(见《亲历记》第245页)一位参加会见的姓陈的工作人员跟张颖说。
——“我看江青简直是疯了，什么西北战场是主席和她共同指挥的，瞎吹！许多话她不该说的。老张，明天我给她少翻一些，怎么样？”
“我想可以，有些少翻，甚至不翻。反正江青又听不懂，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对外影响。”张颖同志回答。（参见《亲历记》第247页）这是参加会见的翻译小沈和张颖的对话。
——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参见《亲历记》第249页）这话是江青听张颖说维特克 “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的话后说的。
——我向总理汇报时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大笑话吗？”（参见见《亲历记》第312页）
如此等等，就是在张颖同志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
有一个名叫苦多的人，写了一本吹捧江青的《江青评传》（世界华文文库2005年出版）其中谈到转战陕北的情况时说：“转战陕北的艰苦日子，江青是忙碌的。她除了参加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召集的指挥员会议，作为机要秘书还需要随时参加中央领导的会议，参与起草毛主席口授的文件和命令，同时还要做好政治动员、军事宣传工作。……一年的陕北斗争，是江青一生中极为辉煌的一页。江青没有参加过万里长征，但艰苦惊险和极端困难的陕北转战，并不亚于长征，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陕北战役中一步也没有离开毛主席、一直协助毛主席工作、时刻关心照顾毛主席生活的唯一女同志。艰险的陕北转战，使江青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勇敢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见该书第118、126页）该书说江青参加“指挥员会议”、“中央领导人的会议”和“一直协助毛主席工作”云云，这不也是告诉人们“江青参加了指挥西北战场”嘛，其材料恐怕也是源于张颖同志的《风雨往事》，并加上他自己的演绎。
五、《江青同志》关于江青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情况的叙述
维特克说：“在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考验人们意志的长征中的幸存者，被称为‘长征的老战士’。这种地位的差别永远是江青的一个劣势，同时也促使她在另一次谈话中谈起她后来参加过的解放战争。”（参见《江青同志》第146页）江青非常看重她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经历。我们看看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的相关说法。
——她（指江青）和主席待在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参见《江青同志》202页）
——“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期间，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参见《江青同志》第194页） 大家想想，和战士“相反的假定”是指什么？
——江青被任命为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转战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的情形。（参见《江青同志》第204、196页）
——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就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中央领导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来，听到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江青是这样说的。（参见《江青同志》第206页）
——在佳县休息时……主席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紧急会议，重新制定战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还是感受到军中的紧张气氛。（参见《江青同志》第215页）
江青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会议，她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单独接触时，她关于西北战场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这只能推测，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在二十世纪40年代，江青和毛泽东虽早已结为夫妻，但还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开“夫妻店”。“苦多”说江青是“机要秘书”，也是瞎编。
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江青除了比较细腻地向维特克介绍了西北战场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不止一次地向维特克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江青说，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战场，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战争。他同时指挥着两支军队：我们的和敌人的。他把敌人引到我军能够吃掉他们的地方。“我亲自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参见《江青同志》第200页）。
江青说：1947年夏，战场上的敌军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毛主席负责制定全局的作战方针。他首先统帅着自己的军队，同时也在指挥敌军。敌军跟随我方行军的路线前行……（参见《江青同志》第210页）
这也是很多人都谈到和谈过的毛泽东“用兵如神”。
《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江青说，她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听主席念稿时一句一句记录下来的。然而，她立刻补充说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话。（参见《江青同志》第218页）
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谈西北战场的情况。
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另外一本书关于江青在会见维特克时所谈西北战场的情况。1993年北京燕京出版社出版的黎漓编著的《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也是记述江青1972年会见维特克的。“出版前言”中说：“虽然江青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她的所谓‘回忆’，对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其人，反思过去的年代，总结历史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依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编译出版本书……”该书在关于这次会见的记载是：“在下一站王家湾，他们休整了两个月……他们的营地距敌人只有六英里……中央委员会被安置在两间想通的窑洞里。江青与主席住里面的一间，没带夫人的周恩来、陆定一与任弼时住在外间。……当四个人开会的时候，江青就得被迫从窑洞搬到一个驴棚里去工作（回想起这种不合理的往事时，江青很不高兴）。……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之后，主席把她叫回去，倾听她的牢骚。……”（参见该书216页）其他不再引录了，经查：该书记载的关于江青会见维特克所谈西北战场的情况和《江青同志》一书的记载基本相同。关于中央领导人开会时，江青要到“驴棚里”去这件事情，《江青同志》中说：“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而在《最后的自白》中却是：“回想起这种不合理的往事时，江青很不高兴”，应该说，这个差别无关宏旨。
维特克和张颖等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
首先，张颖对所谓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说法，也提出了相反的证明。如张颖记载江青所说：“4月12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20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6月7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参见《亲历记》第234页）这里说的和维特克《江青同志》中的记载基本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即不能参加领导人会议，江青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第二，是不是江青说 “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话，维特克没听懂、没记上呢？按照张颖等人的说法，维特克“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对中国革命史 “一窍不通”。 “对中国什么也不懂”。鉴于这种情况，翻译说“明天我给她少翻一些，怎么样？” 张颖说：“我想可以……反正江青又听不懂，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参见《亲历记》第208、212、247页）。
然而，维特克是这样一个人吗？
请看维特克本人的说法。“那个晚上（按：指江青会见维特克的1972年8月12日晚上——笔者）是我唯一一次见姚文元。因为江青既是主人，又是讨论的主题，与她面对面交谈，势必意味著我会背对姚文元。但那还不是最尴尬的，事实上，他是我在访问中唯一拒绝理解我使用中文的人，尽管我的中文近乎完美。……”（参见《江青同志》第29页）
把《江青同志》从英文译成中文的范思先生说：“作者维特克毕业于美国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60年代在台湾作研究工作，懂中文，能听能讲。1970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博士学位。她专攻中国近代历史，尤其中国革命中的女权问题，属于美国知识界的左派。”（参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
我觉得，应该相信维特克本人和范思先生。
要不，我们怎么看待维特克女士写出的《江青同志》一书？
范思先生告诉我们：维特克“没有被江青利用，在此书中客观描述与分析了她奇迹般见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又说;“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参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
维特克“懂中文，能听能讲”。显然，对江青的谈话“不翻或少翻”，骗得了江青，却骗不了维特克。张颖等说，江青“老说”即不止一次地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怎么维特克一次也没有听到、也没有记录？
就是张颖同志也承认，“作者（指维特克）并没有盲目的（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别人可以去考证评论。但对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参见《亲历记》第329页）
这个评价不错。按照张颖同志对维特克及其所著《江青同志》的这种评价，可不可以“设想”维特克把江青所说“和毛主席亲自或共同指挥西北战场”一类的话给“修改”了？我觉得，如果这样“设想”那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佐证这个问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马社香著的关于朱旦华的一本书即《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其中讲到：解放后朱旦华听江青说过，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跟随他的部队就江青一个女同志。每到一个村庄，江青常常在村头炕尾和农妇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做群众工作。那时候江青和“文革”中不一样，比较谦虚朴实，她还向农妇们学说陕西话。（参见该书第231页）
我本人1967年在给江青做秘书时，她也跟我谈过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情况，他只是赞扬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既指挥自己的军队，也指挥敌人的军队。我当时因为年轻，没当过兵打过仗，还觉得不好理解。后来她把我关了监狱，在读《论持久战》时，看到毛泽东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算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指挥艺术的赞扬。
江青跟国内的人常讲她参加过转战陕北这件事，——她是以这件事、这个经历自豪和骄傲，但她从来没讲过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一定要跟一个外国人（尽管是她要人家给她写传记的人）吹嘘这个吗？而且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她所谈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要经过真正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周恩来审查的（张颖同志也承认这点）——应该说，江青再“愚蠢”（毛泽东语：“江青是个蠢货”，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第289页）也没愚蠢到这个地步！
六、如何看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的序言中说：“出于对江青最初意愿和对历史的尊重，我感到不能将那唯一的记录隐藏起来……利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资料……该书将向一般公众讲述江青不平凡的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联系。……作为到过中国的历史学家，我所代表的只是我自己。（按：指她既不受中国当局支配，也不受美国当局支配——笔者）本书除了直接和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外，还加入了我把她当作一个人和一个健谈的人的观察……经过我稍稍编辑和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看不是为任何人服务，尤其不是为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释……我宁愿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表现她：用和她在一起的经历来完善她的叙述和我对她本人、她的世界仔细的冷眼旁观。”（参见《江青同志》第13—15页）我认为，维特克言行一致，她是这样说的，也是做的。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正文中还表明：“我不想赞扬或责备她”（参见《江青同志》第43页）。一方面，她说：“江青应该作为一个具有超凡勇气的人、转折时代的女领袖以及革命先锋派领袖被人们记住。” （参见《江青同志》第8页）同时，他又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了江青思想和性格的特点或缺点。她说：江青“从儿时自发的叛逆者演变成了一个极端的人”,江青“任性和好斗”、“情绪多变”，还说：江青有“个人野心”（参见《江青同志》第7，4、14，3、445页），如此等等，这些评价都是很中肯的。
中国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2012年6月19日在给我的信中对维特克《江青同志》这样评价：
“《江青同志》当然算得上是后人研究江青生平和思想的一本极重要的参考读本。
“严格地说，罗克珊·维特克虽然是一位不错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江青同志》并非是一本研究江青的专著而是由维特克整理的江青关于其一生经历的口述记录。所以，不能也不必要求此书对江青的所有说话（包括所谓‘自吹自擂’）加以评论、验证和核实，只要此书所记录的是1970年代初江青的真实思想就足够了。以口述史的标准衡量，此书还原一个本来面目的江青、‘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维特克语）的目的，基本上是达标的。
“在维特克之前及之后，从来没有人能有与江青对话六十小时并详加记录的‘荣幸’。这就保证了《江青同志》的主要素材来源是独特的、第一手的。根据维特克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该书是在江青表达了出版愿望的情况下得到‘授权’的。在北京的谈话，维特克未有记录，中方在两周后将经整理过的谈话记录副本交给了她。‘如我所料，一些诋毁林彪的惊人话语及其对于她身心健康的伤害，从官方记录中删掉了，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应她的要求，这些细节也没有出现在本书中。’而在广州的会晤中，维特克自己作了笔记。‘包括她说的大部份话以及我对她的观察，她的言谈举止，行坐起卧，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江青保证我会象（像）第一次那样拿到一份记录副本，但此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此书写作过程中绝大部分依靠的是维特克自己的笔记。而这样做反而有好处：‘他们不交出江青谈话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了出版这本书的自由。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有关的评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作为江青的传声筒。’
“维特克毕竟是一位仅粗通中文的外国人，因此，在记录和解读江青的谈话时不可避免有一些错讹或不到位之处。如第十五节‘林彪弄巧成拙’中，江青‘回忆1970年对北京中山公园碧云寺令人紧张的访问’，‘因为她所钦佩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吴德（彭真被罢免后任北京代理市长）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1967年被指控属于516兵团）陪同。王力是个笨蛋，她厌恶地回忆说，那天表现得很不谦虚。’碧云寺应在香山而非中山公园，王力既然1967年已倒台且还在囚禁中怎么会在1970年出现陪同江青？幸好，类似这样明显的错误全书并不多见（按：应该说这类错误不是“不多见”，而是所在多有，很扎眼，如维特克说由江青“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江青“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1962年就起草了，还有把海瑞说成清朝人，等等等等——笔者）。
“顺便说一句，《江青同志》原著英文版1977年面世。加上俗气的“红都女皇”书名的中译本2006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译本并未得到原著作者的授权，印了一版在维特克提出异议后停止发行。中译本定价港币120元，由于印数稀少，现已一书难求。”
我完全同意余汝信先生观点。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关于江青的印象，比较公正的报道大多来自外国采访者。”并举了不少例子。除了斯诺外，她提到了一个叫罗曼·卡曼的的电影摄影师，于1939年5月到达延安。在那里，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收集关于革命的生动镜头，尤其在“鲁艺”周围。5月25日，在去和毛泽东会面的路上，他第一次见到江青。显然，她（指江青）迷住了他那艺术家的眼睛。他写道：“……她就是毛泽东的妻子。像多达数千计中国男女一样，她也是早几年来到这个特殊地区在政治大学学习的。她离开了上海，在那里曾是一个著名演员。现在，她是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执行者伟大且光荣的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她为他准备日记，记录他的讲话，复制文件和照看各种事情。……”另外一名苏联记者，彼得·伏拉底米洛夫，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一直生活在延安。1942年，在他的描述中，江青是一个身材削瘦，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聪慧的光芒，站在她健壮结实的丈夫身边，看起来是那么娇小、柔弱。“她品质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极其果断。”就在同年，伏拉底米洛夫后来又写道：“她从不意气用事，对自己也毫不留情，在她的心中，事业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她还很年轻，但已经在匆匆忙忙地为实现她的最终目标而努力了。”1944年，美国《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蒂尔曼·德丁与江青会面，和其他人一样，他注意到当时江青的光芒被笼罩在更多地位较高的女士之下，其中著名的有：李富春的妻子蔡畅、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些女士不仅在地位上高于江青，而且在与大众的关系方面也要好过江青，这一点是江青非常痛苦意识到的事实，可是，德丁在她身上能找到杰出的中国美女的品质。尽管江青在衣着上与普通大众一样，可是衣服的剪裁和材料却显然要好得多。她的头发是苏联式短发，这种发型已经在西北的革命女领导人中非常流行，使她显得比较漂亮……还有不少但不列了。（参见《江青同志》第170—175页）我补充一个例子，这就是著名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在1930年代对江青的一段叙述和描写。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泽东的恋爱。在这方面，维特克写的《江青同志》一书也是一个适例。对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
七、张颖和维特克
行文至此，我觉得有必要稍微谈谈张颖同志和维特克女士的关系。应该说，如果不是或没有1972年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情，她俩似不会有什么关联。她二人结识纯粹是一种偶然性——如果张颖同志不是在外交部供职，她二人一生一世都可能没有机会结识。但历史上又却常有这样的“偶然性”发生。必然就是由一系列偶然组成的。人们就是要通过偶然性认识必然性，如同通过“个别”认识“一般”一样。张颖同志既然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的这件事和维特克结识了，也算她们的一种“缘”吧。但张颖同志对维特克的态度是否实事求是，我觉得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前面已经谈到张颖同志认定维特克“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对中国革命史 “一窍不通”，“对中国什么也不懂”等等，我觉得就不客观，或不完全客观。但有一件事情，即张颖同志说1970年代疯传的《红都女皇》和维特克写的《江青同志》是根本不同的两本书、两回事，是完全正确的。顺便说几句，对有没有《红都女皇》这本书，已有人提出疑问。张颖同志说：“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乱吹捧，不是事实。书的写作水平及文字都拙劣得很，在内地很少见。”（参见《亲历记》第180页）——大概也正因为这样，张颖同志断然指出：《红都女皇》和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是根本不同的两本书、两回事。我赞成张颖同志这个态度，这表明她并没有把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像《红都女皇》那样扫进历史垃圾堆。
但张颖同志相信一个所谓维特克的一个“假设”，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张颖同志说，她曾接到美国友人寄来的一篇文章，该文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历史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江青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参见《亲历记》第178—179页）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着一点边际的弥天大谎。而张颖同志不做调查和分析，就相信这个所谓维特克的“假设”，把维特克大骂一通，这种态度客观吗？
张颖同志说：“我看到这篇文字之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参见《亲历记》第179页）我倒觉得，张颖同志做出这样的论断之前，还是应当先核实美国友人和宦国苍的采访情况是否属实。否则对维特克的指责失之草率，也和她前面对维特克有所肯定自相矛盾。
《江青同志》这本书虽有不少错讹，但在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能够排除干扰，写得这样独立客观，是值得钦佩的。从总体上看，它是一本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问题的好书。它证明作者维特克女士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
八、结束语
最后，关于江青会见维特克，江青怎样处理她和周总理以及和毛泽东的关系，还需要说几句。
张颖说第一次即8月12日江青会见维特克的谈话记录是送给了维特克的（对此维特克也承认）。总理看过这份记录，并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改过。（见《亲历记》第314页）江青不止一次说她的谈话记录“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还在“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字样。”（见《亲历记》第313页）江青明明白白地说，在西北战场总理是军委副主席并代理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见《亲历记》第225页），她又深知总理严肃认真和极其仔细的作风，她若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不知道这通不过总理的审查？她这样做不是明摆着要在详知西北战场情况的总理面前丢面子吗？江青也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她会干这种蠢事？！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记住，江青会见维特克，不是在别的年份，而是在1972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略的。
先介绍《江青同志》中的一段记载。维特克说：在江青谈到过去的工作之际（指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我向她提示了当年她和毛泽东相似的生活道路。12年前，毛泽东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俩都是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著作，也都是在此后的一年里加入了共产党。江青直截了当地反驳说“我不能和主席相提并论。他在各种岗位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只是在学生、农民和工人中做了少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见《江青同志》第67页）所谓“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就是他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如果江青“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这不是和毛主席“相提并论”以及平起平坐了嘛！
众所周知，1972年，毛泽东虽然受林彪事件严重打击，但他还健在，头脑也清楚，江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这种胡话吗？尽管“1972年正是江青得意忘形的时刻”（见《江青同志》第121-122页），但她是绝对不敢触怒“龙颜”的！
写于2014年1—2月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文版
北京燕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
附：也谈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李海文同志《关于江青的两件事》是对我关于这两件事 观点的“质疑”，我愿意就关于这件事的观点同海文同志商榷。在商榷时，我也赞成她提出来的原则，即同意她所说：“研究历史……，要以事实为根据，一是一，二是二”。但她说研究历史“不能仅从感情出发”。我觉不妥；我认为，研究历史根本不能（按：我因不会在“不能”下面加着重点所以用了红色——笔者）从感情出发，否则就不可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
一、江青是否说过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对这个问题我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有人说：江青反复说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战场”。但我认为这样说的同志（包括海文同志）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或确实的根据。
1972年，美国历史学家维特克（对中文能听，能讲）应约来中国访问，她会见江青谈过60多个小时，回国后，她于1977年(即江青被抓以后)出版了一本《江青同志》；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范思先生，称：维特克“没有被江青利用，在此书中客观描述与分析了她奇迹般见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又说;“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参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比较详细地纪述了江青谈她随毛泽东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下面我们看看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她（指江青）和主席待在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参见《江青同志》20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
——“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期间，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第194页） 大家想想，和战士“相反的假定”是指什么？
——江青被任命为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转战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的情形。（第204、196页）
——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就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中央领导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来，听到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江青是这样说的。（第206页）
——在佳县休息时……主席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紧急会议，重新制定战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还是感受到军中的紧张气氛。（第215页）
江青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会议，她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单独接触时，她关于西北战场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这只能推测，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在二十世纪40年代，江青和毛泽东虽早已结为夫妻，但还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开“夫妻店”。
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江青除了比较细腻地向维特克介绍了西北战场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不止一次地向维特克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江青说，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战场，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战争。他同时指挥着两支军队：我们的和敌人的。他把敌人引到我军能够吃掉他们的地方。“我亲自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第200页）。
江青说：1947年夏，战场上的敌军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毛主席负责制定全局的作战方针。他首先统帅着自己的军队，同时也在指挥敌军。敌军跟随我方行军的路线前行……（第210页）
这也是很多人都谈到和谈过的毛泽东“用兵如神”。
《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江青说，她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听主席念稿时一句一句记录下来的。然而，她立刻补充说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话。（第218页）
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谈西北战场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李海文同志指责我没有引用《江青同志》第207页的这“几句话”，即：“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李海文同志解释说这几句话中的“‘他们’即包括江青在内的‘我们’”。如果“他们”是指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而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不能说“我们”吗？就在该书的第206页所说“他们”就是指这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而207页的“他们”就一定包括江青在内吗？我认为这种逻辑和演绎是不能令人信服或认可的。
李海文同志还引用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中的话来说这个问题。我和杨银禄同志很熟，他是接替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我们曾有三个月的时间共为江青的秘书，但他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还没有和江青直接接触过）。他如果真地说过“江青和毛泽东指挥西北战场”，对他这种说法我也表示怀疑。
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佐证这个问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马社香著的关于朱旦华（按：朱旦华虽比江青大3岁，但她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妻子，是弟媳——笔者）的一本书即《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其中讲到：解放后朱旦华听江青说过，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跟随他的部队就江青一个女同志。每到一个村庄，江青常常在村头炕尾和农妇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做群众工作。那时候江青和“文革”中不一样，比较谦虚朴实，她还向农妇们学说陕西话。（参见该书第231页）
我本人1967年在给江青做秘书时，她也跟我谈过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情况，他只是赞扬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既指挥自己的军队，也指挥敌人的军队。我当时因为年轻，没当过兵打过仗，还觉得不好理解。后来她把我关了监狱，在读《论持久战》时，看到毛泽东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算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指挥艺术的赞扬。
江青跟国内的人常讲她参加过转战陕北这件事，——她是以这件事、这个经历自豪和骄傲，但她从来没讲过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一定要跟一个外国人（尽管是她要人家给她写传记的人）吹嘘这个吗？而且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她所谈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要经过真正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周恩来（按：周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第一军事助手”——笔者）审查的——应该说，江青再“蠢”（毛泽东语：“江青是个蠢货”（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第289页）也没蠢到这个地步！况且1972年毛泽东还健在，江青在文革中再蛮横霸道她也不敢胡说触怒“龙颜”！
二、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确实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海文同志在她的文章中还说，阎长贵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根本’两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
我在此申明，我在探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有没有约法三章时，师哲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时，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有相信他的说法。我觉得杨尚昆的说法更可信。我引两个证据看看杨尚昆的说法。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
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按：在1935年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后来根据某位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称为总负责人——笔者），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
“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见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在这次谈话中还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
“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以上就是我关于江青这两件事的看法。如果海文同志不同意，还可以讨论或辩论，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真理越辨越明。
（2017年2月写，补在这里）
江青作噩梦
江青“故事”很多，做噩梦，即做可怕的梦也是一件。我举两个例子。
看电影，在文革中是江青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几乎每天晚上都看。住钓鱼台在十七楼看，住中南海在春藕斋看。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同志是搞文艺的，看电影也是她的一项工作，你们要注意给她选好片子。”江青本人也说：“看定影我是‘转移’一下，休息休息，再就是看看人家的电影艺术，以提高我们的电影水平。”关于江青看电影，首先应该驳斥一种丑化和妖魔化江青的说法。几十年来，不少人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是黄色电影迷。这是瞎编，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
江青都喜欢看什么电影？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最喜欢看的是《红菱艳》、《出水芙蓉》、《简爱》等。工作人员都说她是：“吃不厌的菠菜泥（指黄油炒菠菜泥），看不厌的《红菱艳》。”《红菱艳》里男主角攥紧拳头打玻璃那一段，她特别欣赏，经常看。
除了上面说的几部外，江青常看的影片还有：《一仆二主》、《乱世佳人》、《恨海香魂》、《农家女》、《孤星泪》、《煤气灯下》、《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瑞典女王》、《深闺疑云》、《红袖倾城》、《蝴蝶梦》、《巫山云》、《风流女窃》、《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美人计》，等等。
江青看电影制造过一场风波，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江青做噩梦一个例子。有一次，工作人员为她选了一部名叫《格雷的画像》的片子。这部片子的主人公格雷请一个会魔法的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画像中有他的灵魂，格雷因此会青春永驻。画家告诉他不能干坏事，否则画像会变丑，坏事做的越多脸就越丑。格雷做了许多坏事，画像渐渐变丑。格雷最后一次进入藏画的秘室时，发现画像如魔鬼般丑陋不堪。他在惊恐中拿刀扎向画像，随之本人也死了。深夜，江青看完这部片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无法入睡。不断打铃，将护士、秘书、警卫员全都叫到她卧室。大家进去后，看到她抱着头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疾言厉色地叫喊：“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坏的电影！弄得我不能入睡，你们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大家不知所措，只好每个人都做了检讨。待她喊叫稍停时，大家建议她再看几本《红菱艳》。看了《红菱艳》后，她才安静下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选电影大家越发小心谨慎。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明她潜意识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是有某种恐惧的，她未必没意识到那是“作恶”。
再举一个江青做噩梦的例子。“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常常做噩梦。她对工作人员说：有一天晚上梦见死有余辜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他那被烧焦的尸体，在大漠中站立起来了，跌跌撞撞地向她走来，两只眼睛闪着蓝光，他一边走，一边操着浓浓的湖北口音说：“我们都变成了烧死鬼，你怎么还没有死呀?”他说着说着，叶群从一个沙丘里也钻了出来，她赤身露体，披头散发，青面獠牙，大声喊叫：“姓江的，你今天可跑不了啦，跟我们一起走吧!”叶群伸出两只大黑手，指甲长长的。她被吓坏了，于是就跑哇跑哇；可是，怎么也跑不动，喊也喊不出声音来，可急死了。结果被噩梦惊醒，发现出了一身大汗，被子都湿了……
江青说完，两手紧捂着胸部，哭丧着脸，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希望这样的梦可不要再做了。”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不希望做噩梦，可是，和我的希望恰恰相反，非做噩梦不可。有一天晚上做梦，说是解放军出了大问题，有一位军队的干部指挥几个战士来绑架我，有端着冲锋枪的，有举着手枪的，一齐向我冲过来。我对他们说，我是忠于毛主席的，你们不能抓我，战士同志们，指挥你们的干部背叛了革命，你们受骗了，不能听他的，你们应该反戈一击!真奇怪，这些战士不听我的，还是听他的。他们说抓的就是你。我想，坏了，这是原来忠于林彪的部队。我用尽全力喊叫：警卫部队快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我突然看见你们几位站在一旁，可是，任凭我怎么喊，谁也不理睬我，也不说话，像一尊尊泥塑，我真地感到孤立无援得可怕。我拼老命地跑，不能束手就擒，刚要跑，就听到嘭嘭两声枪响，我就倒下去了。我还在想，这一次兵变，我真地死了，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生命。醒来以后，一摸心脏还在跳动，我还活着，刚才是在做梦，虚惊一场!”
听完江青说梦，工作人员都笑着说：“那是梦，又不是真的，不要在意。”
江青看着大家毫不在乎的样子，就真地急了，她说：“这样严肃的问题，你们却不在乎!当然，我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绝对不相信梦是真的。但是，经常做这样的梦，是对我精神的折磨，这段时间我植物神经更加紊乱了，有时还有点神志恍惚，干什么都没有兴趣，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江青做这样的梦——噩梦，也值得认真体味。她和林彪都是发动和进行文革的帮凶。梦者，日有所思。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荒漠，江青最后也真是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恨她恨得要死，大概她预感到了她的前景和结局不会美妙……
二 江青和毛泽东
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
翻阅大量有关江青和毛泽东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当然，也有人明确否认有所谓“约法三章”，但这种意见和前一种意见相比，一则数量上不成比例，再则没有引起人们高度注意。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1998年退休后，我从事“文革”问题的回忆和研究，急于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没有“约法三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历史事实，而且攸关党和毛泽东的形象。对这个问题不能从个人好恶和推想出发，也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尊重事实。这里，先谈谈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以及江青1930年代的一些情况。
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现在相当权威的书上说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成为历史的罪人，毛泽东在30年代选择江青做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的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青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泽东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青有了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青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泽东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江青的30年代究竟应当怎么看？这对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比如，她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自己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多少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也是罄竹难书的，这也清楚地表现了她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卑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青的“黄金年代”（这是外国江青传记作家的说法）。而江青为什么对她的30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人的变态心理。
江青出身低微，她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从家庭（她是庶出）到社会她都属于边缘人物。自幼性格不安分，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大潮，希望出人头地。实话实说，江青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绯闻频出，但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
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革命和进步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这势有所需，情有可原，但从历史角度讲，并不应该。
著名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倒很值得我们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泽东的恋爱。请看，这最早出现的对江青的描写和叙述，我们在“文革”后的作品中什么地方看到过？仿佛没有，真的没有——当然，那些专门恣意为江青“平反”、“翻案”的作品，它们这样或那样地吹捧、美化江青，那是要除外的。
我认为（事实也是这样），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的“灾星”，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已经有人指出这点。有位名叫李辉的先生在《郁风与蓝苹》一文中指出：从1935年秋天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有声有色地活动着。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几个创办者陈波儿（电影演员）等，都是与共产党有着直接联系的人。蓝苹——后来的江青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她因在话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而被受赞誉。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成员，关注社会，热心抗日救亡，革命以一种特别的魅力让她们陶醉，让她们拨辣地走上街头，走进工厂，在社会大合唱中发出尤为美丽的声音。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成员郁风比蓝苹小两岁，她们两个接触较多。郁风说：“我印象中她（指蓝苹，即江青）非常敏感，说话时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该文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不消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李辉《郁风与蓝苹》这篇文章的说法，它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所以，我不惜篇幅把其中许多话都抄录下来，以便更多的人阅读和了解。
我们还可进一步思考：如果江青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局如何？如果没有“文革”，江青即使嫁给毛泽东，结局又会如何？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东兴和张耀祠不约而同地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之类的限制，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我觉得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这个看法，对正确认识所谓“约法三章”很有启发。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些书面文字调查。
其一，《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这两部著作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和出版的。它们对毛泽东和江青1938年11月结婚，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如中央政治局确有所谓“约法三章”，这两部著作无疑应当提到和有所说明。没有提到和说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为此事，我向《毛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或许有人会问：“约法三章”的档案是不是丢了？或者是不是被人毁了？回答这种疑问，可以看看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及其夫人刘英关于毛泽东江青结婚的一些材料和说法。
其二，《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从1935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上卷说：“本月（笔者注：指1938年11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主要意见为江青过去在上海的生活作风不好，历史复杂，传闻很多，作为党的领袖与之结合将造成不好影响，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张闻天处，张便综合大家意见写信给毛泽东。”据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我们再看刘英在另外一本书中的说法。1937年底，刘英因病到苏联治疗，1939年回到延安。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与刘英》一书说：刘英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地说：“老毛，祝贺你啦！”书中说，“刘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祝贺毛泽东的人”。据我看，所谓“第一”、“唯一”不一定符合事实；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如此孤立，恐有夸张。书中说，毛泽东听到刘英的祝贺，“兴奋极了，一拍腿，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理解我的人哪！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张闻天作为党的总书记处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一些情况，书中说：
原来，毛、江结婚，大家议论纷纷，多不赞成。北方局的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知道江青的风流韵事，报纸上登了她许多桃色新闻；还有许多马列学院的老干部纷纷写信，大意说，无论如何毛主席不能同这样一个人结婚，对我们党、对毛主席影响都不好。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我们不反对，可以找个好的党员同志，但不要找这个风流女子。根据地有人打电报、写信来，都生怕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江青在外边的情况。张闻天是总负责人，信自然都集中到他这里。从个人感情角度讲，他也觉得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不大合适，但觉得这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可那么多老同志的意见不说又不好，加上中央几位领导也向他反映，希望他劝劝毛主席。张闻天觉得这不是当面说的事，很为难，考虑再三，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警卫员送去。信的大意是：你同贺子珍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应该，但是否选择江青，望你考虑。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谁知毛泽东看完信勃然大怒，一把撕碎，说：“老子明天就结婚，谁能管得了我！”第二天在供销社摆了两桌酒席，自然没有邀请张闻天。
在了解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做法，如果讲“权威”知情者，恐非活到97岁才作古、人称“中共党史活字典”的刘英莫属了。刘英作为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了解情况肯定是比较多的，她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情况的叙述，应该说是有分量的。如果确有“约法三章”，刘英当时就可能知道；即便当时不知道，在她和张闻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按情按理，张闻天和刘英也不可能没议论过这个问题；刘英既然知道这件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会不愿示人吧？刘英是2002年去世的，直到她去世都没谈过什么“约法三章”的问题。
其三是叶子龙的证言。叶子龙从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们朝夕相处共27年。宋任穷在给《叶子龙回忆录》作序时说：叶子龙“是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人物之一”。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正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就是叶子龙张罗操办的。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叶子龙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叶子龙在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分两次办两桌酒席。当时物质生活条件差，酒席也不会有多么丰盛。而这个办酒席的日子，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江青正式结婚的日子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在这里，叶子龙根本没谈“约法三章”。是为尊者讳？我看不是。
从以上论述，应该并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没有历史根据，不能成立。
再从江青担任职务方面看。叶子龙回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央领导说：“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这样说是很自然的，但是并没什么确凿可信的材料表明中央说江青不能做什么，从而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事实最有说服力，且看事实：
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时，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职务虽不高，但确实是党内政治职务。
建国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对这个报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史实证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当时宣传部没有局的设置，处就是后来的局。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如果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确有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以上关于江青的历次任命不都直接违反这个“约法三章”吗？究竟是有“约法三章”，还是党的组织屡屡违反？这个“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笔者认为，结论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最近看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陈云》，其中又谈到“约法三章”，并说是陈云主持做出的。该书说：……毛泽东毕竟是党的领袖，他的婚姻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他所选择的江青，由于在上海有不良表现和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军队中的许多领导人也很有意见。一天，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因此，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和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与会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说，她在同毛泽东结婚后必须遵守“约法三章”，即：20年内江青不许从政，江青在和毛泽东结婚后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对外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公开露面。
这也是编造和演绎的。陈云既然做了这样一件有关党的领袖形象和党的利益的大事，为什么在《陈云传》和《陈云年谱》中找不到一点影子？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完全是《毛泽东与陈云》一书作者不负责任地轻信这样或那样的“成说”而又驰骋幻想的产物。其论点，其论据，以上所说各条也都适用它，因此不再赘述了。只有“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露面”这一条，即“约法三章”之一，我没涉及，实际上，这也是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兹举几例：（一）马歇尔，美国陆军原参谋长。1945年12月作为总统特使来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停。1946年3月5日，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延安机场为马歇尔将军送行 (有江青和马歇尔并排的照片，参见叶永烈编著:《江青画传》，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1页。)。（二）建国前夕，江青在苏联治病和疗养，适逢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江青，江青还参加宴会并向斯大林敬酒，无疑江青是因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才受到这样的礼遇、有这样的机会 (叶永烈编著:《江青画传》，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4页。)。（三）1949年国庆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 (参见伊思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显然，江青这也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
只要尊重事实，严格从事实出发，识破这个所谓“约法三章”的虚假是不困难的。如前所说，连总书记张闻天当时都认为，结婚“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而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组织名义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谓限制江青，同时也就是限制毛泽东，不论从他们结婚时即1938年毛泽东的地位（已是经过历史选择的革命领袖）来说，还是从毛泽东倔强的性格来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能够提出和作出人们熟知的所谓“约法三章”吗？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再就江青的性格来说，她是肚里不藏话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约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来，并用她掌握的权力整人了，哪里还等到她被打倒后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个问题？总之，“约法三章”这桩公案应该了断了，再也不要编造和传播这类“轶闻”了 。1986年，杨尚昆说：“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不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文版
北京燕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是“错误选择”吗？
文革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并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说：“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引文中的粗体为引者加）
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很（或：最）有权威，但我认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正确的。其影响也不好，谨陈鄙见，求教方家和广大读者。
所以说“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因为涉及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江青在20世纪的30年代的表现？——无疑，这无论如何不能从感情出发，要全靠证据说话。
江青出身低微，她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从家庭（她是庶出。她出生时，她母亲才40岁，父亲已60多岁）到社会，她都属于边缘人物。江青自幼性格不安分。她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大潮，希望出人头地。说实话，江青在30年代，主要活动在上海，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绯闻频出，但总的来说，当时的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我认为，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李辉先生在《郁风与蓝苹》一文中指出：从1935年秋天起，一个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有声有色地活动着。这个俱乐部的创办者陈波儿等，都是与共产党有着直接联系的人。蓝苹——后来的江青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她因在话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而倍受赞誉，一炮打红，成为明星。这个俱乐部，表面上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的一部分，公开宣传抗日，宣传妇女解放，但实际上也悄悄地从事着在劳工妇女中宣传阶级斗争的工作。比江青小两岁的郁风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她和江青接触很多，很亲近，她两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活跃人物”。郁风评论江青说：“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该文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辉文章中郁风的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将该书译成中文）中说，江青在30年代是她的“黄金年代”。特里尔这样说完全正确。不论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相比，江青在30年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青（应该说明，这时她还不叫江青，而叫蓝苹）离开上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蓝苹改名江青）——这是从比较舒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并坚持了下来, 这无疑是江青革命和进步的表现。对比一下，不是也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因吃不消延安的苦，而又离开延安的吗!？
1938年11月，在延安，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说这是毛泽东的“错误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姑且不问原因是什么），毛泽东在30年代选择江青做伴侣就是“错误选择”吗？我认为，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如果当时还不是一位唯一的领袖，即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也是主要革命领袖之一），江是进步和革命的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据江青的一个护士讲，江青说，有一次演出后，毛泽东曾到后台看她，见她衣服穿得单薄，毛泽东还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给她披上。毛泽东喜爱京剧。他对江青演的《打渔杀家》垂青，可能是事实。在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诞辰演出的《延安颂》电视剧中，也有“毛泽东”（由唐国强扮演）看“江青”（由庄庆宁扮演）演《打渔杀家》的镜头。1967年一次看电影时，江青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她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青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济南、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有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谈到，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泽东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对江《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去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理解？
所谓给毛泽东的生活“带来不幸”，人们会问，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她没有担负起照顾毛泽东生活的责任吗？1940年江青生下孩子后，她没有尽到“相夫教子（女）”的义务吗？特别值得指出的，在1947——194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时，她作为唯一的夫人身份的女干部，担任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其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所谓给毛泽东 “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这是什么意思？而所谓“毛泽东晚年极大的不幸”，我认为（我想这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他晚年犯了极大的错误，即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持续十年多，给中国人民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难道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江青？——而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比如最显著的例证，就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粗体为笔者所加）
我们先对这个关于文革的“定义”说点意见。这个定义虽然仅有42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但这领导者是谁，它并没有点明（或“点名”），这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以来历次中央文件和领袖们的说法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
已故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先生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迫害某个人，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吴法宪也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
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实用性”，而是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不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问题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归罪于江青，并由此得出毛泽东和江青当年结婚是一个“错误选择”的结论。
以上看法是否妥当，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一次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於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情。据197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後来又担任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说：“七○、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後，主席即使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4页)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後，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主席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後，江青去看毛主席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当然对这件事即毛泽东限制江青他那里来究竟怎么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认为说毛泽东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不是事实，是瞎编，这是因为它不符合文革发动的实际进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江青自己的说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後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於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係，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後，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後，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
5月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後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後，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从毛泽东这两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按照毛泽东、江青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确实——如有人所说——是他们夫妻二人鼓动和搞起来的。我们这样断言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深刻和深远的原因。同样，我们说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蒙在鼓里”，是指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对这一点他们谁都不知道；还指他们没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念头，而当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不管想通还是没想通，都是积极表示赞成和支持的：其证明，就是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他们举了手（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他们，特别是刘少奇、邓小平大概没有想到会搞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沉默、反对，而且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实际上，也是“左”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也是他们在文革中被更“左”的毛泽东视为犯错误和被毛泽东反对、批判与打倒的原因（当然是“近因”，现实的原因）。
原来毛泽东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本想旗开得胜，一呼百应，结果遇到顽强抵制，这种“出师不利”，对一向强调“慎重初战”的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说“刺激”也许更好些）。於是他又出新招，指示江青请“尊神”，去找林彪。江青解释说，这就是要借助和依靠军队的力量“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参见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结果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意：“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是毛泽东修改《座谈会纪要》时加的），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础理论即“黑线专政”的概念。这个文件（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
1966年4月，江青积极参加（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如上所说，此通知5月16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被称作《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除了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观点外，还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这其中的深意即谁的旨意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许多“黑话”（毛泽东语）。
1966年7月20日，江青从外地回到北京，住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公开地以毛泽东代表的身份，同陈伯达、康生等人，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到学校、到机关……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之火。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关於这次活动新华社的通讯说：“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在这里居然把江青和毛、林、周并列起来，这说明什么和意味着什么。
1966年8月，由於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於8月30日发出一个范围很窄的内部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後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是主报告，而江青的讲话，毛泽东做了认真和仔细地修改。谢镗忠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在这里江青和徐向前元帅并列。
下面讲一件我亲历的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的事情。到1967年5月1日，按照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一年半了，就是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文化大革命也进行快一年了。姑且不论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只看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係。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於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遗憾的是，我後来被江青打成“坐探”、“反革命”，这照片也被勒令销毁了。不去说这些，而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係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吗，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
1967年“七二○事件”後，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於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这是毛泽东关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部署——也是产生了严重後果的战略思想和部署，人们看到毛泽东首先是把这个战略思想和部署告诉江青，通过江青向全党、全国贯彻。
再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敌人是刘少奇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制造刘少奇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态度最坚决，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调门也最高——不消说，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和要求的。
如此等等，等等。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於‘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 (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1684页)
毛泽东和江青“政治夫妻”析
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不仅江青自己这样表白过,也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然而，关于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这却是一个大有歧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很丰富，很复杂。现在有一些所谓纪实作品，说江青找毛泽东，是看到毛泽东的地位，是要靠着毛泽东向上爬，“夫贵妻荣”。就江青说，我认为不排除这个内容。江青表白：“主席与我年龄相差那么大，要不是政治原因，怎么可能成为夫妻呢？”（参见王行娟《井冈山杜鹃红——贺自珍风雨人生》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417页）
但仅仅这样理解，恐不全面，即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理解成毛泽东和江青夫妻感情冷漠，或者因为江青身体原因，他们早就没有夫妻生活，等等，恐怕也不能服人。我认为，所谓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特别就其晚年说，其主要和基本含义，应该是他们在政治上相依为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和出版了一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49——1976年，共13册。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到，建国後，毛泽东经常批一些文件、一些国内外材料，让江青看，让江青研究；而江青也不断送一些材料给毛泽东看；不论毛泽东批给江青看和研究的，还是江青送给毛泽东看的，其内容都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看不到有什么儿女情长的。我认为这很说明问题。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她“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在这里说到她是“哨兵”，很值得注意。这是她不断自诩和十分得意的说法。也确实如此。无数事实证明，特别是晚年的无数事实证明，她的确是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哨兵。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和看法，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战友、陶铸夫人曾志有一段很生动、很细腻的叙述，她说：“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待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出钱。’后来我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壶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000年1月第二次印刷，第320—321页）
当然，这说的是“文革”前的情况，至於在“文革”中，特别是“文革”初期（因为我只经历了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係就更加密切了。兹举几件事情说说：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众所周知，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怎样出笼的？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直言不讳地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7—588页）
从毛泽东这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许多“黑话”（毛泽东语），包括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不太满意。
——1966年5月中央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江青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谁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就是有人推荐和提名，其决定权也在毛泽东；不仅如此，而在同年8月，江青又被任命为代理组长，即在组长陈伯达有病或外出时，其组长职权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代替中央书记处而成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机构，而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是说一不二的人物。陈伯达在常委会上说：“我不过是刘盆子”，这清楚地表明，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掌权者，比组长还组长。当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已进入“中央负责人”的行列，并且排位非常靠前，林彪在时，江青仿佛只在毛、林、周之下（参见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十八日讯”关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报道），而林彪自我爆炸后，江青则仅在毛、周之下。毛泽东一言九鼎，江青则可谓“一言八鼎”；毛泽东的话是“圣旨”，江青的话是“懿旨”。
——再举1967年的一件事情。1967年“七二0武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于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部署——也是产生了严重后果的战略思想和部署；人们看到毛泽东首先是把这个战略思想和部署告诉江青，通过江青向全党、全国贯彻。
在文革中，江青经常讲：“我是‘政治化’的人”,1976年，她跟她的最后一任护士说：“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国际方面的秘书，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在江青眼里和心中，政治至上，政治第一，政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政治，没有不可以和政治相联系的人和事。时时政治，处处政治，江青随时随地都把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与政治挂钩，这就是江青的政治观和政治实践。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不是事实。在“文革”中，毛泽东住中南海游泳池，江青从1966年7月20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後，主要住钓鱼台十一楼（“文革”初期），也正因为这样，“十一楼”成为人所共知的江青的“代号”。那时，只要下午不开会，或没有什么活动，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泽东，而我仿佛从来没听说过毛泽东拒绝她去，或不让她去。至於毛泽东对江青有所厌恶,不让她去看、去见，甚至还有警卫人员敢於挡驾，江青也无可奈何，那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情。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江青则不折不扣地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急先锋”,被称为（江青有时也自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鎸有江青的印记和痕迹。
毛泽东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在政治上对我有帮助”；江青说：她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毛泽东和江青不是一般夫妻，而更重要地是政治搭档，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和江青“政治夫妻”的主要和基本含义。
二0一三年七月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毛泽东是革命领袖，也是文章大家，他一生不仅自己写了很多名篇，还经常帮助同志、朋友和下属改文章，甚至代写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至于帮妻子江青改文章那更不稀罕了。在“文革”中，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最突出的有三次，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座谈会纪要》或《纪要》）；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简称《文艺讲话》）；三是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江青这些讲话和作品，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提高了质量，规范了文字，扩大了影响，一句话，增强了江青的声誉。了解一下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的情况，无疑对我们认识江青以及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有益的。
在江青说到“毛主席领导”的地方，毛泽东都加上党中央；在江青说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毛泽东都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
《座谈会纪要》讲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纪要》中讲到“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
《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将引号中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讲到毛泽东修改《纪要》，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就是毛泽东添加在标题上的。毛泽东添加这6个字，其意义，非同小可。其一，不仅使江青名正言顺，而且显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有人说，《纪要》是江青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是有道理的；其二，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须知《纪要》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在这个意义上，《纪要》与其说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作品，《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文艺讲话》中有“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人民立新功》讲到“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毛泽东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凡是江青宣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分的
地方，毛泽东都改得低些，或者删去
《纪要》中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纪要》中说“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峰”。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语句。
在《为人民立新功》中，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本来是事实，不知毛泽东为什么删去。
江青讲事情和问题不准确或分寸不当的
地方，毛泽东均做了适当的修改
《为人民立新功》中原稿中讲到广州市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将其中“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
又《为人民立新功》原稿上讲“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到：“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是”。还有原稿上讲到“文革”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需要指出，毛泽东把江青极端的说法改轻了些，缓和了些，但否定“文革”前十七年成就的实质并未改变，这是需要认清的。
凡是吹捧江青过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
地方，毛泽东也都做了必要的纠正
《纪要》中讲到这次江青同志“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删去了第二句话，《纪要》把删去的这句改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文艺讲话》中讲到“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些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将这两句话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即删去了“我提出的”四个字；而在“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后面，则加上了“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这样十四个字。
《文艺讲话》中讲到“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毛泽东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为人民立新功》中，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这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在《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还有一个地方说到“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1967年4月）看到这里我（时任江青秘书）被震惊了，心里长时间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那还了得，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了吗？！毛主席看到这个地方时，可能感到了这点，甚至可以说一定感到了这点，要不怎么把“也”字改成“更”字？这样一改，就符合江青的身份了，“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了”，和主席相比，我算老几？至今想到毛主席的这个改动，我还是感慨万千！也许有人会说，这可能是江青讲话时的口误；恐怕这样辩护不行，要知道对录音整理稿，江青本人是“改了几次”，才送毛主席审阅的。——退一步说，即便江青确系口误，毛泽东给改正了，也是一件很值得体味的事情。
毛泽东修改文章：“点石成金”，经毛泽东一改，江青的
讲话或文章其质量（姑且不论政治倾向）就显著提高了
还是拿《为人民立新功》来说吧。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196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时使用的是《为人民立新功》的题目。她这篇讲话为她赢得了很大声誉。1967年4月15日送毛主席审阅时，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
毛主席完全满足了江青的要求，两次给她批改。对江青说的“缺引证，不够典”，毛主席特别地加了一段理论性十分强的话。这就是《为人民立新功》中那些排黑体的将近200字的话。这段话加在江青讲完《触詟说赵太后》故事的后面，其全文为：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这些话，理论性和历史感都很强，既讲了战国时期的历史状况，又讲了不同阶级之间一些原则的共同性或共通性，特别是严格要求子女问题，迄今还有启发和教育意义。我们不应该让它随着江青的消失而消失。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思想资料，应该把它拯救出来。
(原载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4期)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在“文革”期间，江青主要住钓鱼台，有时也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几天。在丰泽园住的时候，有位名叫赵鸿安的服务人员（管理毛主席衣服什么的），他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跟我差不多，待人很热情。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口中，能有几人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毛主席这热情亲切的话语，对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该是多么大的鼓舞！
我听到赵鸿安同志这样说，心里很高兴、很激动。但我当时并没有问他，这话是主席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的，跟谁讲的。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才搞清楚。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主席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地责骂服务员张素兰同志：“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同志心里很委屈、很难过，气得跑到西湖边上直哭，周围同志怕她一时想不开，会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她很同情张素兰，便把这事报告了主席，——说实在话，也只有主席的亲人敢这样做，其他工作人员是不敢这样做的。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值班室来了，很亲切、很和蔼地跟张素兰同志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并说了这样客气的话，这是小张以及在场的护士许春华万万也没想到的，真是又感动，又不安——毛主席处理党和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还要为我们的事情分心。她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听主席的话，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毛主席说：“谢谢你们了！”从此，“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毛主席这句话，不仅成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强大工作动力，而且也成了化解为江青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郁闷和不快的宽心丸——伟大领袖毛主席理解我们啊！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苦出身，不是农村贫下中农，就是城市贫民或者工人，比如她的护士许春华同志还是一个孤儿，对党、对毛主席都有深厚感情，都认为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事实上，按照当时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可能被选到毛主席家里工作。人人都为有这样的机会高兴，自豪。就工作讲，人人都是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不能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江青如果说谁不给她好好服务，那完全是昧着良心瞎说。我们工作人员之间，也互相关心和爱护，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做好为江青服务的工作。一个人受到江青的批评、斥责，大家都不好过。诚如古人所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我们工作人员之间是相处得很和谐的，在业余时间，是有说有笑的。给毛泽东做过十三年卫士的李家骥说，“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真是‘互相帮助’”，“有如兄弟姐妹一样的感情” (见《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451页。)。此言非虚。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之间也是如此，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这儿的气氛和外面机关也完全不同，非常严肃、紧张、神秘。上下班，每天看到的，都是那么几张脸。可大家互相见面时，又都是彬彬有礼、微微地点点头，既没有时间交谈，也不敢交谈。因为这里有个规矩，谁也不许打听别人的事。更不允许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几乎都是把嘴封的严严实实的，个人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份内的工作。就像按照严格的操典，连脸上的表情，也有一定的样板。”这并不是事实。说这里“严肃、紧张”（以及“神秘”），各自“都默默地做着自己份内的工作”，这是事实；说工作人员之间不能交往和交谈，并不是这样。林青山在书中还说，江青嘱咐我：“有件事，你要注意一下，凡是听到你周围的人，有谁议论我什么，你都要立刻向我汇报。这也是你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林青山瞎编，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布置过这样的任务。据说，后来有极个别工作人员好向江青打小报告，其他工作人员对他很反感，直到今天谈起他，大家都还深恶痛绝。这是同志之间相处很值得注意的一条经验教训。
我们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厉害，也不是说她整天板着面孔。我们工作人员都知道，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她见了你，要问你好，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她跟我不止一次谈过她在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还谈过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指挥战争多么“神”，不仅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也能指挥敌人的军队，等等。陪她看电影时，她也有时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即在电影中叫王芳的那个文工团员）也叫老工人养大了，江青说，师长到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的什么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叫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说到开玩笑，有一次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天，我们和她一起乘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路上，守着她的护士和服务员两个都没结婚的女孩子，跟我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啦，生这么多干什么，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辈子就只生一个。”我本来比较腼腆，听她这样一说，臊得我脸红红的，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但总起来说，江青对工作人员态度严厉，居高临下，很难相处，稍不如意，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
下面，我谈几件反映我们工作人员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
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师傅，是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山东莱州人，1926年生，中等身材，国字型面庞。从青年时期开始学习烹调，后在铁道部专列上任厨师，技艺精湛，毛主席乘专列外出时，给毛主席做过饭，1956年，毛主席在《游泳》词中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武昌鱼”就是程师傅做的。1961年借调毛主席身边工作（其编制一直属于铁道部）。他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很爱吃。从1961年起，专任江青厨师，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共16年。程师傅除了兢兢业业给江青做饭外，对我们工作人员也很关心、很爱护，大家也都对他很尊敬。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吃，并很爱吃；而老母鸡的肉她不吃，只喝用老母鸡煮的汤，每遇这种时候，程师傅有时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多次吃过这种肉，这在生活水平不高的六十年代是很不错的享受。程师傅作为老大哥，我们心里有什么话也愿意和他说。有一次江青正在准备午睡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急件（内容记不起了），就马上送给她看，希望她能在午睡前看一下，以便急速下传。当我走进她卧室，看到护士正帮她脱衣准备睡觉，我说：“江青同志，有份急件请您看看。”她不接文件，张口就厉声斥责我：“我正要睡觉，你进来干什么？”我不敢辩解，也不敢立即退出来，过了不一会，她又生气地说：“你放下吧！”我放下文件马上走开，心里觉得很委屈；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程师傅，程师傅跟我说：“老太婆了，别管她！”1967年，江青53岁，比我生母的年龄还大；所以，程师傅听我讲这件事，他就开导我，安慰我。读者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心里话，我们都能互相倾诉，这表明我们互相是很信任的；如果不是这样，不论他还是我，把这件事要是反映到江青那里，那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我们谁都不会去这样做。顺便说一下，程师傅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是惟一善始善终的一个，从总体上说，江青没找过他的茬，没欺侮过他。我看，这也反映了江青的实用主义，大概她觉得，不论秘书、护士，都可以换，唯独做饭适合她口味的厨师，不好找到合适的人替换。江青被抓后，程师傅又长期在中央书记处做饭。他是“国宝”级的烹饪大师，带出了不少徒弟。现在北京南长街有个泽园餐馆（按：“泽园”即毛泽东故居“丰泽园”的意思），就是程师傅的徒弟办的，在餐馆的墙上挂着一副放大的程师傅和毛主席的合影。话扯远了，拉回来，继续谈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1967年夏天，我爱人因身体不好，来北京看病，住在钓鱼台北门外面警卫连的家属宿舍。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她，结伴去看她，连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也去了。三位警卫战士刘真、王振荣、李仁庆同志，除了替我陪她到医院看病，还不断地给她送些蔬菜，什么豆角啦、茄子啦，西红柿啦等等，这些菜都是他们几位在江青所住的十一楼门前的一小块地方种的。按照当时毛主席的指示，钓鱼台的许多空地方（如十七号楼前比较大的一块空地）并不是像现在种的供观赏的花草，而是蔬菜和庄稼，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丰泽园也是这样，因此江青住的十一楼门前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种了好几种蔬菜。就是因为这样，我爱人1967年来北京看病时，几位十分友好、十分可爱的警卫战士经常给她送些蔬菜。现在他们也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特别可贵的是，现在我们相互之间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毛主席的理发员周福明同志，也经常给我们工作人员理发。毛主席的医生李志绥也给我们工作人员看病。
特别值得提出和感谢的是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同志，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许春华同志是一个孤儿，卫生学校毕业。人长得既漂亮，又聪明，也很得江青喜欢。因为她随侍在江青身边，和江青接触时间最多，因而对江青的脾气和性格了解得也比较透。她不止一次的悄悄跟我说：“你注意点，江青疑心很大！”这是何等可贵的提醒啊！虽然她讲得并不很具体也足足够我用的了，——我后来之所以被江青诬陷、关押，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和对她的“提醒”体会不深，注意不够有关。后来，她还跟我说了江青对我的看法。她说：“江青说你是书呆子，有时呆得好笑，有时呆得可爱。”江青具体指什么，她没说——我也不好问。说实在话，当时我对江青是很敬重的，对她没有丝毫的“设防”；就是小许提醒我“江青疑心很大”，实际上也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对江青的历史我一点也不了解，受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吹捧江青的影响，以及江青本人也跟我谈过她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当时我把江青是看作革命前辈的。为了更好地为她服务，我努力了解她的历史，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看了她在三十年代演电影的情况，看到她饰演《王老五》女主人公的剧照，我还推荐其他同志看——不知道这是否犯忌？前面曾说过，我曾向她建议不要称她为“旗手”，她也欣然同意；而在她看来，这是否属于“书呆子”之见？我承认我自己是“书呆子”，但江青所指是什么，并说“有时呆的可笑，有时呆的可爱”，我始终未能确解。现在，我问许春华同志，她说：说你是“书呆子”有印象，但具体指什么也说不清楚了。许春华同志为江青服务六、七年，我1968年1月被隔离、关押后，她受我牵连，也被江青赶出来了；好在得到汪东兴同志和毛主席的保护，她未被关押，而被安排去支左，后来，又上大学读书去了。
(原载《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原题为《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毛泽东为什么没实行火葬？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很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
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看到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其中写道：“土葬占用土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喪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于死者的”，“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和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倡议书还特别强调了自愿的原则。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后，连声说：“好，好。”随即拿起毛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并写下日期：“1956年4月27日”。之后，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136人先后签名。
1960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或许要找我。”他还说：“我随时准备灭亡……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1963年12月，毛泽东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有一次有趣的对话。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吴旭君连续摇头说：“不能，万万不能，我不干。”毛泽东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以上材料均引自署名王颖的《毛泽东与殡葬改革》（见《湘潮》2014年第4期）但该文有个观点值得商榷。该文说：“‘四人帮’在毛泽东遗体安置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遗体，‘四人帮’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
江青是不主张保留毛泽东遗体的。江青专职厨师程汝明说：“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央提出要建毛主席纪念堂，保存毛主席遗体，供人瞻仰。江青却提出，主席有遗嘱啊，说我死后要火化，骨灰放到西山上去。她不赞成建毛主席纪念堂。”（见《湘潮》2014年第2期《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
有人说：“这是孤证。”不对。此证不孤。今年（即2014年——笔者）4月5日，我问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汪东兴已99岁，住在医院里），她说：“是啊，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是提出和坚持不保留毛主席遗体的。”我又问她：“你爸爸的态度怎样？”她说：“我爸爸是主张保留毛主席遗体的。”
4月7日，我又打电话问毛远新，他回答得很坚决：“毛主席生前说，死后遗体付之一炬。”他还说：“我把毛主席的话告诉江青。”江青说：“我知道。”毛远新又说：“我也告诉了华国锋。”华说：“这件事不要提了，全国人民通不过。”
看来要保留毛主席遗体的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而江青倒是不主张保留毛主席遗体的。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关于这件事，1981年8月，即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利埃娜·法拉奇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求得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版第350页）
邓小平所说，在一定历史时期也许有道理。是不是永远不可改变？我看也不能绝对。把毛主席纪念堂该做老一辈革命家纪念馆行不行？为了让今人和后人铭记“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也不算大逆不道吧？！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读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
一
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1965年10月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各地的书店包括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都出现了排队买书的长龙。其热购和争购的场面，在建国后的图书市场上是空前的。
中共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问：印了多少？听说是十五万册后，他说：这样的好书，印一千五百万册也不多。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接见金敬迈，夸奖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他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参见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页；以下凡印该书只注页数）
陈毅是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诗人，懂文艺，他对《欧阳海之歌》做这么高的评价十分可贵和难得！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金敬迈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说，要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号召中南地区凡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干部、群众，都要好好地阅读这本书。陶铸还问金敬迈，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映和意见。金敬迈汇报说，总政治部出了好几期简报，收集了军内外的很多意见，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是对作品的肯定。另外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首长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的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参见第6—7页）
江青的“指示”即意见和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还包括“军内外”许多人的看法）迥然不同。
金敬迈不愿改，特别 “最后四秒钟”，他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也有不少人夸奖那段描写。金敬迈知道不改不行，又舍不得“割爱”，很为难。
陶铸笑着望望大家，说：“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包括陈老总，大家都摇摇头，表示不明白“最后四秒钟”的描写错在哪里。
陶铸望着陈毅：“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金敬迈听了陶铸的话，非常激动，觉得得救了。（参见第7—8页）
陶铸这样坚定明确的表态，正好反映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这也预示着他后来到中央工作，特别是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和江青共事，不可能不闹翻，而成为他被毛泽东打倒的一个重要因素。——继续看吧，“好戏”还在后头。
我们接着谈谈江青为她对《欧阳海之歌》的意见——不，“指示”，召见金敬迈的情况。
1967年4月5日就通知金敬迈立即从广州来京，等侯首长召见。一直等到11日才召见。其阵势十分壮观，参加者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权和掌权的人（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乎都到场了。江青坐在正当中。
召见时，还没等金敬迈坐下，江青就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劈头这几句，把金敬迈吓傻了。他既觉得莫名其妙，又感到委屈。江青的意见她确实认真考虑过：我什么时候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了？我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描写小海砍柴、烧炭卖炭，就一次跟着妈妈去要饭，回家的路上被地主家的狗咬了，他躲到柴屋里，折断打狗棍，表示饿死不讨米。这怎么是歌颂流氓无产者呢！再说，小海的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但并没当成，他路上就跑了，一直躲在外地当长工。长工不就是我们要歌颂的雇农吗，他和“反动军人”有什么关系呢！
金敬迈不敢申辩。
“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联那部电影《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动。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出这段描写的要害。哼，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金敬迈想：《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金敬迈接着想，这会儿，我才明白“非改不可”的意思：“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写英雄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和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一样，是写了欧阳海“对死亡的惧怕”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英雄，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段苦心琢磨出来的“得意之笔”，原来与修正主义“异曲同工”，是“阴暗心理”的大暴露！
金敬迈说：“我是准备修改的。可我没完全听明白您的意思。”
“谢镗宗这个人真是没有用！”江青不满地说，“连传达个意思都传达不清楚，还是个什么‘文化部长’呢！”
金敬迈赶紧申明：“这不怪谢部长，怪我。”他不敢说他舍不得那“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更不敢申辩“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与《雁南飞》毫无关系。
还没等金敬迈缓过劲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她停了停，“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我告诉你，陶铸这个人很坏，是个‘两面派’。我每次去广州，他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暗地里都要派人跟踪我，名义上是什么‘保卫’，实际上，就是盯我的梢，监视我。……同志们，我在广州不仅没有自由，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呀。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陶铸叫你加上去的？”
金敬迈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江青怒气未消，冲着金敬迈说：“你自己写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你这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嘛！你这是明目张胆地搞‘两个司令部’嘛！你说说，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
金敬迈不敢回答是哪个“司令部”的。他说：“我……我一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周恩来看见金敬迈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拐了个弯，说：“要正确领会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是江青同志在关心你，爱护你，赶紧按江青同志说的办。……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五十万册《欧阳海之歌》赶印出来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按：实际上，不是五十万册，是六十五万册，见第63页——笔者）。不删去刘少奇在《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是不行的！”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你不能放了毒，便一走了之！”
“你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周恩来说，“我看批判和消毒的工作也要做。不然群众也通不过。另外，我们也要自觉地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嘛。还是按江青同志说的办。”
“小说怎么改，你要听总理的。”江青客气地说。
“不，不，不，”周恩来说，“听江青同志的，要听江青同志的。”
总理说着说着，笑着站了起来：“当然是听江青同志的。”
其他的领导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只有江青仍然靠在沙发上。
周恩来又向江青点了点头，江青这才站起来，一脸的不高兴：
“我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要听总理的。”
接着江青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望着我说：“来来来，今天呢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们，“我们大家作陪。”（参见第11—16页）
这场戏算演完了。够精彩吧！？
在这里先谈一下江青对陶铸的诬陷，她说她到广州陶铸派人借口“保卫”监视她、跟踪她，她连人身安全都没有，完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是她在文革中惯用的手法，她对她要整的人都这样，完全没有例外。就拿江青到广州，陶铸夫人曾志说；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参见《一个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提出“从一而终”无限忠于毛泽东的陶铸能够不尽心尽力吗？江青完全是昧着良心诬陷陶铸，其品德何其卑劣！
我们回到江青召见金敬迈这出戏。这出戏确实精彩！这场戏的主角就是江青——她不愧当过演员，还是一个“明星”（不管是几流吧，她反正上了“明星”的行列）呢！周恩来，中共中央不仅名副其实而又名正言顺的第三号人物是配角（或陪角），在这场戏中只有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周恩来话虽然说得比较缓和，但主旨是以江青意志为意志，即贯彻江青的意见——不，“指示”，劝金敬迈接受江青的意见——又说错了，不，“指示”。莫说其他在场的其他领导人了，就连两个当时中共中央的第四、第五号人物，即陈伯达、康生，都一言不发，连“跑龙套”都算不上，只是旁观者！江青何许人也？她当时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行政九级，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可是她的权力和威风何其大也，高也！金敬迈——不愧为是作家，他说得深刻和到位，江青是“绝不亚于第二号人物”的“特殊人物”！我仿佛还没见过有书和文章写出江青这样的威风，所以我为我这篇拙文拟了这样一个题目：《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大概还算“名副其实”吧。
二
江青的威风何其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金敬迈不仅细致和精彩地叙述了江青在文革中的凛凛威风，也深刻和到位地揭示了他这种威风来自哪里？或者说，是怎么来的？
金敬迈在叙述了江青在文革中威风后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谁给了她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谁？”（第70页）“《千字文》里第一句；‘天地玄黄’，她是；‘天字第一号’？人权天授，那谁给她这么大的权，谁是‘天’呢？”（第117页）
为回答这个问题，金敬迈在书中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第95页）
金敬迈解释江青这段话说：她的那个“一，二，三”，什么共产党员哪，工作人员哪和那个第三才是什么呀，真是精彩绝伦，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最好的注释，用它来做这句成语的范例，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第110页）
“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第117页)
“撇开文艺不谈。有多少资格比你（指江青）老，水平比你高贡献比你大、身上还带着弹片刀疤的老同志，对你要让三分怕七分呢！你不就是谁身边的‘工作人员’吗，你不也是个共产党员吗，就凭你那个‘第三才是’，你就一会说‘这个人很坏’一会又说‘那个人一直反对我’，要不就是谁对你有‘刻骨仇恨’谁对你‘不共戴天’，然后就一个个抓起来投入监狱。你逼得多少人发了疯，你逼得多少人投河自尽上吊自杀啊。”（第117页）
大家看看，金敬迈是否说得很深刻、很到位？我认为很深刻，很到位。
我补充几句。江青还经常说这个是“坐探”那个是“特务”。我自己就是被她诬陷为“坐探”的。我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给她当了一年秘书（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她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半（1968年1月—1975年5月），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5年11月（当时她还在台上）专案组给我做结论，说我：“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实际指我呈江青一封群众来信，她不满意，由此断言我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坐探”。(参见江青在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讲话)再举两个例子。先烈孙炳文（朱德挚友，他和朱德都是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之子、曾经做过朱德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他半夜听广播，听到江青说他是大特务立刻就上吊了。原来孙泱是应付自如的，他认为，有档案有审查结论，早晚会给他澄清。江青说话了，他还有可能平反吗？还有孙泱的胞妹孙维世，她是烈士遗孤、周恩来的干女儿、著名导演，因留学苏联，江青污蔑她是苏修特务，被关进监狱 。据说周恩来曾劝孙维世在监狱中坚持，像游泳一样，一定能游到对岸。孙维世给周写信说，她坚持不下去了，就自杀了。江青一句话就死一个人，这里谈到的只是兄妹二人，江青在文革中究竟害死多少人?
应该指出，金敬迈的看法，并非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相当普遍的看法。
有一个经历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名叫樊立勤的学者，他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繁荣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说：“江青是一个坏女人，一个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浅薄无知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女人。但是仅有这一个认识还不全面，还必须永远记住，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只要没有离婚，只要没有公开向国人宣布离婚，江青就有这一无可争议的令人不能不承认的地位，江青当然可以利用这一地位进行活动。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实际上，毛泽东对江青始终是袒护的、宽容的，甚至是放纵的、支持的。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江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旨行事的，是体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贯彻者。”（该书中卷第239页）
他还说：“事实上，如果江青不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在中国的革命队伍中，在中国的政坛上算什么呢？狗屁都不是。但是江青一出山，她的所有头衔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这是永远要记住的。”（该书中卷第324—325页）
我认为，樊立勤的看法也是很深刻、很到位的。
搞文革研究的金春明教授明白而深刻地揭示了江青身份特殊和吓人的历史原因，他说：“所谓特殊身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江青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的身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夫贵妻荣。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国至尊的皇帝和皇后，权力至高无上，留下的遗毒既深且浓。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江青的看法。因此，江青的身价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她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到处以毛泽东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别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江青自己的意思，哪些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别人很少有机会和可能去找毛泽东澄清。特别是当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红太阳的时候，江青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他又说：“关键时候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参见金春明《“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4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倒台后的第四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968年关于江青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9—90页）
陈伯达说得非常对。这是他和江青长期零距离接触和共事而得出的精辟见解！
陶铸夫人曾志曾经指出：江青在文革前到广州去看文件等就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她在文革中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我作为她的秘书知道，凡是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一份也不少，其他待遇（如外出随车、警卫等等）都相同，在这几个人中她批文件最多，康生、陈伯达两个人加起来也赶不上她；她在九大当了政治局委员又怎样呢？虽然她没分管具体工作，自称“闲人”，但她到外地休养或休息，居然要一个或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或吴法宪和李作鹏）陪同，哪一个常委是这样的，我看没有。江青处处都表现特殊，她是一个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为什么？就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即毛泽东的老婆……
江青曾说过“她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然粗俗，但很深刻。江青确实狐假虎威，狗仗人势……
金敬迈有段话说得很好，我们引在这部分的最后。金敬迈说：
“首长（指江青）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第117页）
三
江青实实在在是靠了毛泽东，靠了是毛泽东的夫人，骄横跋扈，作威作福，但是江青却竭力向人们证明，她不是靠毛泽东，而是靠自己，说什么她绝不像某某女同志仅仅靠自己的丈夫——她经常向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她只希望别人称她为“江青同志”，她不希望、不愿意别人称她“毛泽东夫人”，更不要说称她“毛泽东的老婆”了——这话只能有时她自己说说。
江青的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讲过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件事。她说：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她对写“毛泽东夫人”有意见。她拿着“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信给我看，看完以后连打开也不打开，往一边一放，她不愿看这个。她说：“他们拿我当夫人看待，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当然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实际上，我们感觉她说这话指的是xxx，虽然她并没说明指谁。我觉得她对xxx一直不满，说“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对自己她是比较高估的。
江青说她不靠毛泽东，完全靠自己，是自吹自擂，是不折不扣的假话。毛泽东逝世前，即毛泽东在的时候，他虽然病得很重，人们（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普遍非常痛恨江青，连元帅，连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都无奈她何，因为“投鼠忌器”，然而毛泽东一归天，还不到一个月，她就被抓了，甚至还成了“反革命”！
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毛”和“皮”的关系。毛泽东一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
——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
《邱会作回忆录》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披露了九届一中全会酝酿和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的事，说毛泽东两次划掉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上江青的名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仿佛很值得讨论一下。
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后，接着就是应该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其中间拖了几天，到28日才召开选举中央政治局的九届一中全会。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主要就是酝酿和准备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4月25日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提出一个二十五至三十人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的名单，再进行选举。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二十三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报毛泽东——在这个名单上有江青的名字，没有叶群的名字。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看到上报名单，他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见第650页，以下只注页数）。
“林总看到名单（按：毛泽东看过的名单——笔者）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对此邱会作评论道：“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651页）。
《邱会作回忆录》接着叙述了三人小组对毛泽东和林彪看过的名单的意见。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划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大局来考虑。”——总理在名单上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651页）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651页）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651页）
这份又加上江青和叶群的名单再上报毛泽东。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651页）
“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651页）
26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候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651页）
27日上午十时，三人小组到了毛泽东住处。
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651页）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651页）
周总理等三人就到林总家里去了。
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651页）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同意我们的意见。”（652页）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652页）
林总：“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652页）
最后，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接着他们五个人都在这个名单上签了字。4月28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按照这个名单选举产生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当时是等额选举，不是差额选举，只要入了候选人名单也就是板上钉钉了。
这就是《邱会作回忆录》告诉我们的九届中央政治局产生的过程，也是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的过程。我所以不惜篇幅把邱会作所说的过程比较全地引录在这里，是因为它太宝贵、太难得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历史资料——而这在档案中是查不到、也不可能查到的；如果不是邱会作把它写出来，就要湮没了，如果这样那是何等遗憾和可惜的事情啊！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两次把江青名字划掉而添上叶群名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和表面地看，要想得深些，再深些……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毛泽东为什么把江青的名字划掉？有人说：“根据毛泽东一向卸磨杀驴的做法，九大之
后不再需要江青‘冲锋陷阵’了，她也可以‘退休’了。不要说政治局常委，就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也不想给她，给她个中央委员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舒云《喜读<邱会作回忆录>》系列文章中的《邱会作眼中的九届一中全会》)
毛泽东为什么把叶群的名字加上？有博主分析：“毛泽东本意是想把叶群列上政治局，因为林彪老缺席，叶群代表林彪名不正言不顺。如果叶群是政治局委员，自然就代表林彪了。这是毛泽东的长远用心。毛泽东不想让江青进政治局，但是他光提叶群，不提江青不行。江青不进政治局，叶群进政治局也不那么顺当。所以，毛泽东转弯了。”（舒云《喜读<邱会作回忆录>》系列文章中的《邱会作眼中的九届一中全会》）
他们的看法和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吗？我看很值得商榷。
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还当过代理组长，是中央文革小组掌实权的人（组长陈伯达自称是“刘盆子”即傀儡）。试想：连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排位副组长最末的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末的姚文元都进政治局，而江青不进，这合适和符合当时的舆情吗？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张春桥、姚文元不可能和江青相比。在这种情况和条件下，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能够是真心实意吗？他在“九大”上 明明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完”（实际上持续了十年多），而对江青就不再需要她“冲锋陷阵”却采取“卸磨杀驴”的做法，让她“退休”吗？“三人小组”，特别是牵头人周恩来，在第一次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所以列入江青的名字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对这事，“三人小组”，特别是周恩来——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能够想不到（或不猜想）毛泽东的真心实意吗？而在实际工作中能感到不为难吗？
至于毛泽东把江青的名字划掉而把叶群的名字加上，恐怕更有深意存焉。难道他不清楚叶群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和江青相比（特别在他心里），那他为什么划掉江青的名字而加上叶群的名字呢？我看，恐怕根本不是如那位“博主”说的什么好让叶群“名正言顺”地“代表”身体不好的林彪的“长远用心”。如前所说，林彪看到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而加上叶群名字的名单后，他在叶群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邱会作评论道：“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划掉江青的名字而加上叶群是不是要看看“林彪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这些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心思深不可测，往往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想得到的。我觉得，我猜想，毛泽东所以把江青的名字划掉而加上叶群，恐怕是为江青进入政治局做“铺垫”——一种 “最巧妙”而又最直接和最实用的“铺垫”。
在三人小组又把江青、叶群加上的名单上报，毛泽东再一次“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同上次一样，林彪收到毛泽东看过的这份名单，又 “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这样一来，就把江青进不进入政治局这个“大难题”留给三人小组，特别是留给周恩来了。周在三人小组会上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接着，他们这样做了，如上所说，也“终于”取得了毛泽东“以及”林彪的同意。
关于毛泽东不让进入政治局的事，“九大”期间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也谈过。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主席开始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九大’期间，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江青后来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当时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组，分别是总理、康生和黄永胜。最后确定名单中加入江青后，康生第一个去给江青祝贺，一进客厅就用浓重的山东话大声说：‘行了！行了！’江青出来和他握手，说：‘谢谢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总理的作用很关键。”（参见《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李明三《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这是江青机要秘书杨银禄对这个问题的叙述和看法。他说：“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总理的作用很关键。”这在《邱会作回忆录》650页中也提供了一个佐证。在第一次确定有江青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时，黄永胜说：我开始一点不摸底，我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不一定要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我的话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跟我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不懂什么？”总理这时在这里没讲，但从《邱会作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恐怕就是总理后来一再告诫他们（指成为政治局委员后的黄、吴、李、邱）的所谓“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680页）
对这个问题，即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事情，我看还是邱会作的认识和分析深刻、精辟。他说：“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作何解释比较符合历史情况？虽然在组成政治局的过程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三人小组，自始自（至）终都是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但这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愿意不愿意，没有毛主席的点头，江青是绝对进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局的考虑。至于叶群进入政治局，无须多说，她是江青进入政治局的‘陪衬’。江青不进入政治局，叶群连边也沾不上。”（658页）——对这一点，特别对人们（尤其是周恩来等人）会想到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说江青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事，“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这确实是毛泽东说的一句大实话！
关于毛泽东要江青在他身后当政治局常委的传闻
按：本文原题为《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作者阎长贵 杨银禄刊《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附录
一、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编者按】：本刊2010年3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现将阎长贵短文发表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
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1、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2、关于1976年4月“四五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3、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4、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二、汪东兴：毛泽东不同意江青进常委
杨银禄 日记
1999年10月3日上午9时，我和汪东兴同志的前秘书高成堂、孙守明，江青的原秘书刘真、刘玉庭等一行8人，到汪东兴同志家中看望汪老。他跟我们讲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情节，他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江青认为她进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到了，于是就请求人事安排小组的周总理和康生替她和姚文元说说进常委的事。有一天，要开政治局会，会前，毛主席对我说：‘他们提议江青、姚文元进常委，我是不同意的。’主席问我：‘你同意江青、姚文元进常委吗？’我说我也不同意。主席说：‘他们两位怎么能进常委呢？进政治局就完全可以了，要增加常委名额的话，只有二老有资格，一位是朱德同志，一位是董必武同志。你先去布置政治局会场吧。’
我刚刚走出主席的办公室的门，就接到总理的电话。他说：‘我与康老一起要向主席汇报提议进政治局常委名单的事，你向主席报告一下。’总理、康生来了以后，总理问我：‘主席同意我们进去吗？’我说主席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你们进去吧。主席对他们说：“我不同意江青、姚文元进常委，他们进政治局就可以了。”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三 江青成为“旗手”
江青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二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险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是这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发轫，是新中国第一个文化罪案和冤案。 谈到批判电影《武训传》不能不提到江青。
江青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还不是一个完全弄清楚了的问题。江青在1972年会见美国记者﹑当时也是历史副教授的罗克珊．维特克时说：1950年12月电影《武训传》首次上映时是在全过范围内放映的。为揭露这部电影蕴藏的政治含义，她写了一份有关其背景的报告，还写了一篇文章（？—笔者）总结她的发现。她的文章一发表，就“瓦解了敌人的武装”，这部电影立即被禁止发行和放映。还说：尽管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他们制作这部电影，但至少会考虑授意别人写一篇文章批判这部电影的改良主义思想。此后，她会见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又说：当时“有些高级领导同志”还在赞扬武训。她是唯一提出自己反对意见，并写信和文章公开阐述的人。按照江青的说法，是她首先发现了电影《武训传》的问题，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江青在这里不乏自吹自擂。但她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武训家乡以及相邻县份作武训历史问题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不管名义上怎样，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实际上她是领导和头头），起了很大也是很坏的作用；江青的作用基本上可用四个头衔概括，即：哨兵（江青自称：对主席来说，“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参谋﹑助手﹑枪手。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江青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急先锋。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不谈和否认江青的作用不对，夸大江青的作用也（确切些说：更）不对。罗克珊．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说，“批评关于武训的电影”“是江青发起的”。这不符合事实。她没有也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时，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确实有突出的表现，大概正因为这样，她在这场运动后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影处处长（按：处长即相当于后来的局长——笔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说，关于参加武训问题的调查，这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与文化界的公事”(参见陈晋著《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11页)。
由此，我想起了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时经历的一件事情。一天晚上，江青调看了电影《武训传》，同看的可能有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也随着看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武训传》，1951年没赶上，其后没机会和可能。在看这部电影时，江青说了什么，和别人议论了什么，没有一点印象了。这个时候江青为什么调看已经“枪毙”和封存十多年的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也调看过，那是因为过去没批判过，要进行批判。而《武训传》那是批判过了的，并且批“臭”了，为什么要调看？当时没想。现在看来，江青是否要向人们表明，让人们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她是有功的，建国后，她的政治活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江青已经提出了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她看和让别人看电影《武训传》，要告诉人们这就是一个证据——毛泽东不是说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对其赞扬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吗！不管怎么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江青调看电影《武训传》，决不只是一件消遣之举，而肯定是有她的用意和想法的。
大概就在调看电影《武训传》前后，江青还建议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次重新发表见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同时，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按：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这是让早已批倒批臭的《武训传》为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垫背和造势。
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操盘者
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然而，批判“海瑞罢官”是谁组织和操控的？本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江青组织和操控的。然而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张春桥“秘密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应该辨明和澄清。
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在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时说：“张春桥秘密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第185页）；又说：“从1964年张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第187页）。该书虽然也谈到“在江青策划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第185页），但把张春桥提高到这样的地位是不符合事实的。诚然，张春桥是具体参加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组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把他说成是批判《海瑞罢官》的主要或首要组织者是不对的。对此，江青和毛泽东都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说明。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大意）：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说，江青告诉他要批判《海瑞罢官》，但具体组织过程他不知道（请注意：仅仅是具体组织过程！），文章写好后他批准发表了，而北京不转载，他又说“印小册子”，北京发行机关也不发行。
然而，仅仅过了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5月1日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他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参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毛泽东这两次接见所谈内容似有不同或矛盾，一次说江青具体组织批评或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再说一次：仅仅是具体组织过程！）他不知道，一次说他建议江青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疑需要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说明。但不管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情毛泽东知道或不知道，不容否认，都一丝一毫不违背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意愿，进一步确切地说，这说不定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希望和要求的。实际上，即从毛泽东反复审读（“看了三遍”）和亲自批准发表江青组织的这篇批判文章，北京不转载，他又马上指示印成小册子发行，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没听到毛泽东对江青有半句批评，这种种情况和现象都表明，毛泽东恐怕是非常赞成和欣赏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动的。毛泽东历来都说江青看问题尖锐，对他政治上有帮助，组织批判《海瑞罢官》不又是一个很好很有力的证明吗？！
十分清楚，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功劳”，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棋，怎么能把它轻易地转移到张春桥头上而让他“贪天之功”呢？！
本书讲，张春桥自己回忆说：“我在1964年，90%的时间在搞两个戏和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篇文章。”（第185页）此话没注明出处，不知根据在哪？很显然，张春桥的回忆和江青与毛泽东的叙述是相矛盾的，那么，究竟谁说的对？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不消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会自然认为江青、毛泽东说的对，应该相信江青、毛泽东说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个十分有力的佐证，这就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文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的说法。徐景贤，人称“徐老三”，即在上海“文革”中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他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就结识了姚文元……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又说：“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抓京剧革命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张春桥就全力以赴……”还说：“《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二版,第4～5、43、5页。)不难看出，徐景贤作为批判《海瑞罢官》的知情者，他的说法和江青、毛泽东的说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也可以断言，本书所引所谓张春桥对这个问题的回忆不可靠，不可信；如果说本书所引张春桥的话有据，张春桥所说“1964年”是否为“1965年”之误？因为“90%的时间”和徐景贤所说“全力以赴”是一致的。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
——剖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所产生的结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党刊《红旗》在1967年第9期公开发表这个《纪要》时，刊登社论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已经47年，即近半
受到顽强抵制，毛泽东再出新招
个世纪了，对《纪要》究竟应该怎样看？几十年来发表了许多文章，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到现在最有影响的党史书仍然不容置疑地说：这个座谈会是在林彪“完全支持”下召开的，《纪要》的制定和下发，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也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这样的论断符合实际吗？我认为不符合实际。
这个座谈会及其结果《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是非曲直必须分辨清楚，不容含混。
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缘起：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为什么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怎样开起来的？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开的吗？非也。所谓林彪“完全支持”纯粹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设置的一个口实。
说林彪对江青要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没有一点支持也不对。
在召开这个会前，即在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找林彪，谈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事，具体谈话情况没有确凿的材料报道，也没法叙述和分析。据刘志坚回忆：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淡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在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O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产生前后》，简称《前后》，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这，肯定是林彪对21日江青到苏州找他所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反应。
刘志坚说，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
林彪说：
“江青同志昨天（指1月31日——引者）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参见《前后》)
叶群两次给刘志坚打电话都是反映林彪对江青两次到苏州找他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态度，都是对江青的支持。显然，没有林彪的同意和一定（注意是“一定”，不是“完全”）支持，江青不可能召开这个座谈会。林彪这个支持（一定的支持）当然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十分清楚，如果不是江青找林彪谈这个问题，林决不会去找江青谈这个问题。同时，江青来和林彪谈这个问题，林彪同意她这样做，并给她一定的支持，也主要是(或：完全是)因为毛泽东的威望和面子。精明的林彪肯定会想、也一定会想到这是毛泽东叫江青来的，说不定他认为这正是毛的主意。对此，林彪能说什么，他——一个一贯和竭力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只能表示支持，而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不管他内心实际是怎样想的……）。
林彪在江青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问题上所给予的这个支持，是军队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给予的。就是在林彪的这种支持下， 2月2—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去找林彪的，换言之，是毛泽东叫江青去找林彪的。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即便江青不这样明说，林彪心里肯定也会一清二楚；或者，林彪也要问江青：“主席的意见呢？”江青顺势会把毛泽东抬出来。不管怎样，林彪不听到、不领会到这是毛要江青来找他，提出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让叶群给总政治部刘志坚打电话和下达指示。
江青把她这次到苏州找林彪称作“请尊神”。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来这篇讲话以《为人民立新功》问世，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称“内部发行”），谈到她召开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说：
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在这里姑且这样引——笔者）我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的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为什么要江青去找林彪，并称为“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意思？其潜在的意思就是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所想象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物议纷起，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北京没有报纸转载，毛很生气，在上海出小册子，北京也不预订，——作为独具军事天才的毛，在指挥打仗时，非常“慎重初战”，要求“必须胜”，初战失利，他是很难接受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要她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所属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看来，毛泽东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光靠“笔杆子”不行，也还要靠“枪杆子”。说“这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确切地说，这也是（应该说：更是）毛泽东的“企图”。
这个座谈会究竟是怎么开的？应召参加座谈会的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这个座谈会的规格够高的了，参加座谈会的人的级别都比江青高（江青的行政级别：为9级）。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几位与会者都不清楚。他们原来以为是谈拍三大战役电影的问题，匆匆准备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江青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说：“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会议期间，主要是江青谈，她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她说开会就开会，她说看定影就看电影，一切都听她的。江青还一再叮嘱，不要让北京知道。（参见《前后》）这“北京”，不仅指北京市委，更重要地是指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
会后搞了一个《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原本是刘志坚等四人为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字数3000多。对这个纪要或提纲江青很不满意，说“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在3月19日陈亚丁为她起草的致林彪的信中也说“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参见《前后》）。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大量增删，反复修改，加进了许多所谓座谈会没有谈过和谈论过的内容，字数也由三千多字增到一万多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三次对“纪要”做重要修改。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竭力拉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
该《纪要》在2月28日完稿时为5500多字。江青送毛泽东审阅。毛修改有11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相应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参见《前后》）毛泽东并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就把《纪要》的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加上这六个字，其意义非同小可。其一，本来江青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她没有资格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她不仅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而且显著地提高了地位，《纪要》是江青在20世纪60年代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在《纪要》上加“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江青欣然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她在陈亚丁3月19日给林彪信中就说“根据你的委托”;还有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她召开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又彰明较著地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而林彪对毛加这六个字的态度怎样？简单地说:他没有受宠若惊，如江青一样“欣然接受”，顺杆上爬。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按：请注意这个‘她’字——引者）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参见《前后》）林彪对毛泽东在标题上添加的“林彪同志委托”，不置可否，淡然处之。他这种态度很是令人玩味的，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毛本人对加这六个字前后态度也有所不同。1966年11月4、7日，毛泽东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中删去了“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11个字，并批示“去掉十一字有利”。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说“去掉十一字有利”？我们说这是不是毛对他在修改《纪要》时私自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心虚了”？特别是这件事再从林彪口里讲出来,林不会“心甘情愿”，毛也会有些尴尬？也许毛觉得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既成事实，该起的作用也已起了，不必再谈了。究属如何？难以捉摸……毛泽东权谋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毛泽东精心修改《纪要》，提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根据
毛泽东不仅在《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在内容上也做了重要修改。谈到毛对《纪要》的修改，江青在1966年3月19日致林彪的信中说：“……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参见《前后》）综合毛三次修改，其主要之处，大致如下：
《纪要》中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说：“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指《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引者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文艺黑线专政论”（扩大言之，则是各界“黑线专政论”），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根据。《纪要》说：“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在这句话后面接着加上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个话，在1966年7月8日，毛给江的信中则变成了“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该信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亲自加写的一段极其重要的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按：毛已经把江青说的“黑线”的领域和范围扩大了——引者）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所谓过去“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这也就是毛后来会见外国客人时所说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形式的原因，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找到了一种发动亿万群众“由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的好形式。
这是最重要的修改，其他修改还有不少，举例如下：
——《纪要》中讲到这次江青同志“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删去了第二句话，《纪要》整理者把删去的这句改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纪要》说“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毛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纪要》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毛加上“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楷体字是《纪要》中原有的话——引者注）。
——《纪要》说“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在这一段最后，毛加上“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毛对《纪要》的修改，是殚精竭虑，尽心尽力的。客观地说，《纪要》与其说是江青的作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把《纪要》列为第一篇），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作品——不消说，这样更贴切和更符合实际。
《纪要》在“文革”中作用恶劣，没有丝毫正面意义和价值
毛泽东之所以指示江青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搞出一个座谈会的纪要，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其目的：一是拉林彪支持发动“文化大革命”，即把林彪拖上“文革”的战车；二是把江青送上政坛，以使江青在“文革”中发挥先锋作用，——应该说，他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林彪虽然被动，但他发言了；江青则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军内、党内万众瞩目的一个重要人物。搞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极其重要的一步棋。这步棋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让它成为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这也是一种费尽心力的权谋之术。
我们看看《纪要》是怎样成为中共中央文件的？
1966年3月19日，江青在致林彪的信中转达了毛的指示：“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请看，毛泽东想的多么周到、多么细致，连怎样把《纪要》变成中央文件的步骤、程序他都想到和指示了。这个指示表明，毛不管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企图”多么悖理和荒谬，他还是要尽量摆出一副，或者说采取一种符合军纪和党法的形式，以达其掩人耳目的目的。
林彪接到江青3月19日的信后，3月22日就给中央军委常委写了信。信稿最初是刘志坚让陈亚丁执笔起草的，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然后经林彪审定。不知《林彪文选》收没收录这封信？“奇文共欣赏”，我们“立此存照”。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例行公事，画个圈，表示同意就是了。刘志坚又嘱陈亚丁起草以军委名义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第二天，总政治部又受命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对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这个批语是总政治部起草的，毛泽东4月2日即阅毕，并批示同意。但刘志坚感觉批语太一般化，又找陈亚丁等人另拟了一个批语。该批语被当时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压下，未采用。4月10日，中央转发了《纪要》。几天后，毛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彭真的错误。有中央领导认为总政治部替中央起草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这位领导人的口授要点，又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张春桥修改。（参见《前后》；刘志坚《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33页）这位“中央领导”就是周恩来。（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5月2日，中央发文把已经发出去的文件收回；随后，又重新发出经过修改的批语，文号不变，时间也还是以4月10日。新批语的全文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
和人民各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年4月10日
实际上，两次发布的中央文件都充满了对《纪要》的吹捧，也就是对江青的吹捧，而后者比前者更高，所以要用后者代替前者。这个定型的关于《纪要》的中央文件发布全党，流毒全国。文艺界是“文革”的先行者，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几多文艺骨干和精英以及普通文艺工作者，遭到荼毒，致残、致死，而其渊薮就是《纪要》。《纪要》的罪恶多多！
随着毛泽东作古和粉碎“四人帮”，轰轰烈烈、持续十年之久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寿终正寝了。《纪要》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
1979年中共中央第五号文件宣布：
中央同意总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
《纪要》是撤销了，但教训并没有认真总结和汲取。
结语
所谓1966年2月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的教训“没有认真总结和汲取”什么意思？就是说，既然没有对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做出客观的即实事求是的评价，所谓汲取经验教训，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对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究竟应怎样看？针对一些较普遍的说法，笔者总起来说几句。
（一） 所谓林彪“全面支持”？从江青召开的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产生的经过和过程来看，说林彪“全面支持”，不符合事实。林彪除了让总政治部派人参加座谈会和给他们发了一个指示外，他对《纪要》没提过一条意见，没说过一句话，没改过一个字，怎么能说是“全面支持”？对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全面支持”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江青，因为搞了几年京剧改革，她可能提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或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问题，但派她去找林彪、“请尊神”的是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形成的《纪要》，毛泽东三次精心修改；不仅自己修改，而且要江青请党内大理论家和大笔杆子陈伯达参加修改；同时，毛泽东把《纪要》怎样变成中央文件都做了直接部署。如此等等，可以看到，毛对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不仅竭尽全力，而且想尽办法，真可谓“绞尽脑汁”。对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林彪所做的事，同毛泽东根本不能相比。据此，怎么能说林彪“全面支持”？！不过有个问题也需要指出， 我们看到，这个座谈会的重要参加者和当事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文革”后写文章谈这个问题时，一方面袭用官方史书上江青和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说法，一方面，仿佛林彪，还有他们自己，一点责任也不用承担，一句反省也没有。我认为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 所谓江青和林彪（或林彪和江青 ）“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说法。它源于何处？不用说，它肯定出现于粉碎“四人帮”之后，而最权威的文件就是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有这样一个定义：“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简言之，就是被林彪、江青利用。按照《历史决议》的说法，林彪、江青都是反革命，他们分别做的事，当然由他们各自负责，而和他们共同有关系的事，也就是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了。把“文革”这场灾难和浩劫的主要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不符合历史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都逃不脱责任，而且是不轻的责任。但从实际情况看，即从这个座谈会召开及其《纪要》产生和形成的过程看，我们说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毛、江合作共谋的产物（姑且不用“勾结“和 “利用”这类词汇），——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人说，毛和江在“文革”中开“夫妻店”，如果可以借用这个说法，可以说，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就是这个“夫妻店”所做成的一笔大生意。
（三） 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林彪、江青“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这也是不经之谈。林彪已位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且是个长期有病的人，他什么时候有过夺权活动？要夺过谁的权？应当举出事实，拿出根据。否则，不过是“莫须有”——其实就是“莫须有”。说江青夺权，她要夺谁的权？1966年2月，江青的地位确实还很低，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但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她比政治局委员都有发言权。大家应该还记得“文革”中陶铸建议她当文化部副部长，她说：“见鬼了”，不屑一顾。江青后来确实有野心，即想当名副其实的中国“女皇”。那是1969年“九大”毛让她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如果她没当上政治局委员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当“女皇”的野心。道理很明白，从一个普通干部——江青行政9级，就算高级干部，但距中共中央主席的顶级位置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想入非非，江青不可能在1966年2月就有当中共中央主席的“梦想”。“夺权”之说，不论对林彪，对江青，都不能成立。说得白话一点，这是乱戴政治帽子。用法律的语言说，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诬陷（应该清楚和明白，就是对既定的坏人也要实事求是）。
总之，还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以本来面貌，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先从1966年5月份两件事情谈起。一件是“江青和高炬”，一件是“江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高炬”何许人也？他是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所署的名字。这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这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我们不必说。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在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68页，说（着重点笔者加）：
《解放军报》8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说（着重点笔者加）：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说（着重点笔者加）：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略）。
《中国1966——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5月8日第一次出现，它写道（着重点笔者加）：
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15页，说（着重点笔者加）：
五月八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类似的说法还可以举出不少。够了，不必再举了。看来，“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笔名），或同江青有关，这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能不辨证清楚的历史事实；同时，应该说，现在辨证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因为当事人或知情人很多都在，若再过几十年，那就难了，那就必然是“以讹传讹”、“定非为是”了。
“高炬”（及其文章）和江青毫无关系，也不必执意这样说。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说法，就是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亦即江青提出来的。然而，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及其署名“高炬”，又确确实实同江青无关，与江青毫不相干。这是真正知情人毫不含糊地讲过的。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同志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则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确实，当时江青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穆欣同志说法符合实际。只是有两点不甚确切，一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而5月8日尚未经中央公布正式成立，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似值得进一步斟酌，是否应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谓“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也不确，如前所说，4月25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我还问过其他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总起来说，对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再不要“以讹传讹”了，还它一个简单明白的本来面目吧！
再说江青和1966年5月4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它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等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江青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江青传》、《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看来，江青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其原因，还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的：“江青当时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为什么这些有权威，或没有什么权威的书，都说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呢？是不是会议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而她实际上没有参加——确实没有参加，当时江青身边的好几个工作人员（护士、厨师、服务员等）都可以提供证明。这件事我没有条件查阅会议档案，会议名单上是否真的列有江青的名字我不敢断言；但是，江青确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我经过调查，可以断言的。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也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江青1966年7月20日回到北京，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学院等校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八月初参加进一步全面发动和更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八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从有关材料看，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加上我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任秘书的亲身经历，可以说，可以认定：从1966年7月20日到1968年1月，江青没有离开北京一天。其后，即1968年1月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亲身经历了。仅就1967年来说，整整一年，江青没离开北京一天，这在江青随毛泽东1949年3月进北京后，是很少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对此，凡是了解江青情况的人，以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惊奇！
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在她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月、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1967年，江青死死地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对此，周围的人都看到了，感到了；其中原因，很费思索。我因为过去没在江青身边工作过，对此没有什么体验。但是，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江青秘书整整一年，没借她的光，乘过什么专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见到过她在外地的豪华住处。江青在1967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大概是1967年6月份，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当我有一次这样劝她时，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多是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江青到外地去一段时间，这样我也可以跟着乘乘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看看；我虽然参加工作五、六年了，还没怎么离开过北京，更没有资格和条件乘飞机了。可是，江青在1967年就是一步也不离开北京。
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在1967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在过去，她常要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打扑克，她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着强的对家，如不让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露出破绽，否则她也会发脾气。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等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441页。)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可能是事实。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爱养猴子、弄狗，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等等，往往在广东买，带到北京来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这些事，在1967年，我都没见过，没经过。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第75～76页）中编造了江青在健身房锻炼的故事，说：
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小阎自然知道是帮她做什么事，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跟着她来到健身房。
这个健身房，可非同一般，它是专门给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宾使用。足有六七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双杠、单杠、吊环、台球、乒乓球……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体育馆。
张春桥早已在健身房里恭候。小阎跟着江青走进去，她打量了一下屋里的现代化设备，忽然向张春桥道：“打网球去吧！”张春桥顺从地道：“一切都听你的。”他们三人来到网球场。穿着红色紧身运动服的江青，手里紧握着网球拍，大显了身手，一蹦一跳的，打得很顺手，不时的发出一阵阵的狂笑。
这可忙坏了小阎，他的任务就是给拣球。不仅给江青拣球，还要给张春桥拣球。他稍微动作慢了一点，江青就大发雷霆：“你那么年轻，怎么那样无用？连个球都捡不好，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秘书。”
小阎已经累得满身大汗，咬着牙，用着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江青拣完了球又要马不停蹄地跑到张春桥那头拣球，这等于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赛”他一个人了。
幸好！张春桥“救”了小阎，江青要显出女人胜过男人的威风，她步步紧逼，主动地发起攻势。枯干瘦小的张春桥，开始时，还能勉强应付。渐渐地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后来，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副败将的狼狈相。他笑着向江青道：“不行啦！”他举起双手：“甘拜下风，举手投降。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技术上，我都不是你的对手！”
他们说着笑着，走进休息室。跟在身后的小阎，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这个“败将”。他和江青，双方如果是棋逢对手，两强相遇，他今天就得晕倒在球场上，这种大煞风景的场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春桥帮了自己的“忙”，化险为夷了。他急忙跑到休息室，从热水中拿出一块拧过的毛巾，递给江青，接着递给她一杯香茶。
好逞能、又取了胜的江青，特别高兴。她一边擦着手，一边冲着狼狈不堪的张春桥，得意地道：“看来你这耍笔杆子的秀才动起武来就是不行，连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都打不过，你这身体可要加强锻炼哟！没有好体力，在政治战场上，我们就无法打赢对方了。”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张春桥望望汗流浃背的小阎，同情地道：“今天把你累坏了，一个对手，我已经招架不住了，你是两个对手，真够你呛了。”
小阎笑笑，没有吭声。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以后，即我去给她当秘书以前和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我不知道，我也没调查了解过。但说1967年江青带着我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包括说她和其他人去活动过），纯粹是造谣。顺便指出，林青山在这里编造的故事情节是抄自一本叫作《“二月逆流”》的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9页。)，不过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林青山抄袭时加上去的。
江青在1967年除“工作”和开会之外，有些什么业余活动或娱乐活动呢？据我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就是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就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看时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就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海外，主要是香港的，外国片子并不多。就内容讲，说实在话，没有什么黄色的，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作“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至于我离开后，江青是否经常看黄色电影，看怎样的黄色电影，那我就不知道了。
顺便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单位——从基层单位到高级单位的舞会，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或者说，面对着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也无法举行了，唯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著名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的清唱，等等，其名义和旗号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有女青年邀我，我只能推脱，很不好意思，想学又学不会。我浑身没有一丝一毫艺术细胞，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缺憾。
1967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行止和表现看，确确实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江青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正是江青如“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在那时，即1967年，江青虽然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她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其排位很靠前，似乎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论其对个人的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来讲，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是江青了。毛泽东和林彪因为早已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因而对江青的宣传显得最突出。就“文革”十年讲，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1967年，这次以宣传江青关于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为标志，大讲江青在文艺和文化方面的贡献；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按：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诬陷、打倒的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甚至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第三次，是70年代林彪折戟沉沙后，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力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塑造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宣传江青的高潮，我是从报刊和材料上看到的，第一次我身临其境，现在就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所谓“五大秘书”之一）外，没有其他什么实际职务。“文革”开始后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副组长，排第一位，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翌年即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到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并且不是一般职务，而是很高的职务。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并且在他缺位时她可以代理——在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掌大权的是江青，“专政”的是江青；在全军“文革”小组，江青和元帅徐向前齐名——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说“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对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不屑一顾，那是很自然的，甚至会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因而（当然，不止这一点……）种下对陶铸的不满和仇恨。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了，除了她已担任的职务外，她还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有人说，江青的“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这是一点不假的。
上面所说是关于江青的职务，下面我们再看看对江青的宣传，特别是当时中央负责人和中央报刊对她的宣传。
1966年1月22日，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多次吹捧江青，兹举几例。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陈伯达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
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诅咒它，恨死它。……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1967年5月23日，在首都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讲话，其中谈到江青时说：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周恩来总理也宣传、赞扬江青。在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周总理说：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工作革命化的大飞跃。又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还说，在文艺方面“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
附带说一下，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我没听到康生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当时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大概只有康生。这可能是从延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需要指出，这并不表明康生对江青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不是不怕），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康生对江青的称呼的确有一个变化，后来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个现象和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历史学家、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关于江青的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至于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对江青的吹捧和赞扬，我就不说了。再举例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常委。通讯中说：“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这个意思不仅在正文中，而且上了提要。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的地位很高、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和安排？均不得而知。也没听到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出批评。这在当时看报没注意，而迄今看到却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至少反映了一点，即当时江青的地位——实际地位很显赫，这是没问题的。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是江青主持的。主持这样大规模的会，对江青来说是第一次。大会情况，除了次日公开见报外，还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在全国上映；这样江青就进一步名闻九州，声震寰宇了。她成为举国上下十分瞩目的人物。就拿群众给她的来信说，不仅是每天都有，而且是雪片似的飞来，几百封，上千封，有时达到两千多封，用麻袋装，并成立了专门组织——江青办信组替她处理；这个办信组由我负责，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七亿神州（当时好像是就七亿人口），当时在多少人心里和眼里，江青简直成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文艺舞台将隆重公演革命文艺节目”的“新华社二十日讯”中，也特别地突出了江青。此“讯”写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树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将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辉的姿态同观众见面。”还说：“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里，再度公演这批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的优秀剧目，将大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干劲，大煞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威风。”
还有一件事，似也应提一下。这就是；江青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和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和1964年见诸文字的讲话相比，一字未改），《红旗》还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又说：“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人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所说，对江青的宣传和赞扬，仅只限于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包括顶级名人）和中央的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部分（仅只一部分，一小部分！）材料，至于其他人、其他报刊没有涉及，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胜其烦，也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发自群众的声音当然也不能忽视，在这里我们只“管中窥豹”挂一漏万地叙述“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1967年夏天演出的一个《向江青同志学习》的歌舞。这个歌舞歌词的主要内容是（参见2008年9月15日《文学故事报》）：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
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
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
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
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
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
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
青年的好榜样，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就是在1966～1967年舆论宣传江青的主要情况。可以看到，江青，当时确实如“众星捧月”、大红大紫。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江青当秘书的。我当时对江青很崇拜，在直接接触中，印象也不错；而对她真实的内心世界和人格操守，对她的历史，我当时除了一般地听说过她三十年代做过演员外，其他什么也不了解——确确实实不了解；在工作中受她这样或那样批评时，也总是主要从自己方面检查——这可能就是我受“驯服工具论”教育的反映和表现。
“旗手”风波
江青是“旗手”，“旗手”是江青，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现在，这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旗手”作为江青的代名词，20多年来遍布于很多关于江青以及不少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和纪实作品中。江青被称作“旗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桂冠”究竟是怎么来的？
对“旗手”的起源和来源，或者说，“首创权”和“发明权”，在回忆录和纪实作品中，我看到有三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叶永烈的说法。他在《江青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996年第三次印刷,第277页。)中说：
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浜》。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叶永烈同志说江青的“旗手桂冠”“源于此”，即源于她“参与”京剧和其他艺术形式（芭蕾舞、交响乐）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事实确实如此。但究竟是谁加封江青为“旗手”呢？他在这里没说。在《江青传》中，他在叙述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时，进一步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第349页）：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这个叙述看似合情合理，但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关于11月28日大会的“新华社3日讯”，大概有一万四五千字，篇幅占一个半版面（第1版转第2版），摘要报道了江青的讲话和其他好几个人的讲话和发言，除了有江青关于鲁迅是“伟大旗手”的那句话，没有江青是什么“旗手”之类的话。因此，我觉得，叶永烈同志尽管在这里说得很近情理，恐怕仍然带有推测和演绎性质，并不是历史事实。
有一种版本，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的说法。他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 (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65～66页。)中说：五月二十三日（按：指1967年——笔者），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万人大会。……这次大会从头到尾全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题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的报告。陈伯达和戚本禹的发言，不但继续“造神”运动，把讲话吹得不着边际，还声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陈伯达“特别提到”“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戚本禹则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说她“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
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我曾经相信过，因为他当时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我细按5月24日《人民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认真核阅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讲话，他们确实是把江青吹得很高（顺便说一下，关于戚本禹的原话，并不是如穆欣所引的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而是“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按理说，“最勇敢”三个字是不该漏掉的），但“文艺旗手”的话却不见踪影；另外，还看了其他几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们都吹捧江青很厉害，但同样未见“旗手”的说法。同日，姚文元在上海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竭力吹捧江青，说她“坚持了《讲话》中阐明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以排比的方式列举了江青在文艺方面的种种“功绩”，但他也没有提出江青是什么“旗手”之类的概念。
还有一种版本，是纪希晨的说法。他在《史无前例的年代》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上卷，第111页。)中说：
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按：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笔者），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
纪希晨同志的说法也没有举出文字根据。我看也带有推测和演绎性质。只列出，不论述了。
那么，“旗手”的“桂冠”究竟是谁送给江青的呢？仔细翻检1967年5～6月份的《人民日报》，看到有两位京剧演员写的文章中，称江青为“旗手”，一篇文章说：“京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一篇文章说：“江青同志”是“走在最前面的高举红旗的旗手”。另外，张云生同志写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两处谈到江青的“旗手”问题。一处是，1967年4月份某天叶群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女演员，女演员说，我们想排点节目，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叶群表示：“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管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一处是，讲到1967年底成立的林彪任主任委员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其中除了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外，还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该提纲前后搞了四次草稿，后违背林彪、叶群旨意被收回销毁。到底是谁最早或第一个把“旗手”的桂冠送给江青，难以确考。我们从上述引述的材料可以看到，到1967年5月份，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人们的讲话中，在党报党刊的“重要”文章中，似还都没有把“旗手”的“桂冠”送给江青。而在当时大量出版和广泛流行的红卫兵小报上，江青头上“旗手”的“桂冠”早就满天飞了。兹举几例。一份叫做《首都红卫兵》的小报，1967年5月23日发表了《向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学习》的专论；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办的《电影批判》1967年5月份一期，提出“向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革命造反队编辑的《新军乐》1967年6月9日一期高呼：“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显然，江青——“旗手”，“旗手”——江青，在当时社会上是流行和传播得很广泛、很普遍的。这就是我所说发生“旗手风波”的一些背景。
所谓“旗手风波”，是指下面这样一件事。
大概是1967年4月份，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让我看看，提提意见。这篇文章是京剧界很著名的一位当时即可称为表演艺术家的演员写的。她在六千字左右歌颂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文章中，热烈赞扬江青；我数了数这篇文章一共用了20多处“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的地方在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形容词，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对这篇文章，就我当时的认识和思想觉悟，从总体上讲，我是完全赞成和肯定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有所修改。在向江青汇报时，我谈了总的看法，又字斟句酌地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我跟江青说：“是不是不称您为‘旗手’好些？‘旗手’还应该说是毛主席。”对这条意见，江青说：“对！对！”接着说：“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我跟她说：“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下，有一、两个就可以了，这样文章显得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江青接受了我这两条意见，心理很满意，没产生其他什么想法。关锋，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管宣传工作。离开江青那里，我立刻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并把文章交给了他。关锋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看法，他跟我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这个关，请她放心好了！”应该说，这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很自然，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当时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场风波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心态的。
这篇文章在1967年第9期《红旗》发表时，把绝大多数提到“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地方“敬爱的”三个字都去掉了，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称江青为“在文艺战线上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也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写这篇文章的演员看到“旗手”改作“战士”，很不满意，怒气冲冲拿着刊载她文章的《红旗》，找到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具体负责的文艺组（当时文艺组办公地方就在《红旗》杂志社办公楼）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文艺组负责接待的人对她说，这件事与我们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她到《红旗》杂志社责问，《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大概她仍不满意。据说，其后这件事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他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找江青同志！”而就关锋和戚本禹的关系讲，我认为，关锋要戚本禹直接“去找江青”，只不过一句气话，恐怕还是向他说明和解释了个中缘由的。
这里我所谈的，是1967年江青赞成我提出的“不宜称她为旗手”的建议，而到后来，特别“九一三事件”后，她就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称呼，并自诩为“旗手”了。据她“文革”中第二任秘书杨银禄的文章说，江青在一次支部生活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有人说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我的确是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陷害我。你们的责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我，忠实地为我服务。”——这里说得多么理直气壮！
这场风波，即当时那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到红旗杂志“责问”的事，当时我不知道，关锋、戚本禹都没有跟我说过，而我是在“文革”结束后很久很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听说的。听说后，心想：没想到，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场风波。事实上，这场风波的范围很窄，知道的人很少，在当时社会上并没产生什么影响。如前所说，林彪任主任委员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不是仍旧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吗？我还看到，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宣传组1967年12月编辑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铅印本），其附件最后一篇就叫做《伟大的旗手，无畏的战士——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又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火车头”，在1968年6月编辑的一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材料（打印稿），其中也收录了《伟大的旗手，无畏的战士——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还收有一篇，叫做《江青同志带领我们胜利地前进》，诸如此类的材料都狂热地吹捧江青为“英勇旗手”、“伟大旗手”，等等。肯定不止这些，还会有很多很多吹捧江青为“旗手”的东西。对这些，我就不去多说了。我之所以要辨证一下这个问题，是我认为在“文革”中，江青被捧作这样或那样的“旗手”，是一个很值得引起注意和一个很值得分析的现象。
四 江青与其他中央领导人
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情
按：王光美不是中央领导人，但批斗王光美是指向刘少奇，故将此文置此。此文不是我的文章，是朋友（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文章，但与我也有一定关系（我建议他写的），特征得该朋友同意收录在这里。
读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很高兴，我觉得蒯大富讲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清华文革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我感谢口述人和整理者。但文章最后谈到“二次批斗王光美”，文字很简略，不到1000字，很多情况没谈到——蒯大富可能不知道。我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作为一个见证人，当对这次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的内情做些披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貌。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後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後，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後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萧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後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後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萧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现场纪录片。
基於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後就进行报复。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情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後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於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附记：这件事，我作为江青、关锋旨意的传达者，应当说是“罪责难逃”，说句良心话，就在我传达指示的当时，也并不认为江青用这个办法报复王光美是正当的，至少是不符合“对敌斗争”的政策；在那种形势下，我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正因为我认为江青的这个作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当我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听到河北省衡水地委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後，一个星期内我写了揭发江青通过关锋丑化王光美的内幕，当时只能揭发江青违反毛泽东的“对敌斗争”政策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因为当时王光美仍在秦城监狱关押，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戴着。这封揭发信是通过冀衡农场的总支送到衡水地委组织部转交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时间大概是1976年10月末。
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
江青，是党史和文革史研究的重要人物。我认为，除了把她作为政治人物去研究，也不能忽视她身为女性，而不同于其他文革风云人物的特性。比如，她的某些言行，在表达政治观点、政治立场（这些是最基本的）的同时，是不是也有出自某些女性特有的嫉恨心理的情况？
据我看，在中国，江青对两位女士是怀有嫉恨的，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庆龄。所谓嫉恨，前提当然是地位接近。宋庆龄是从前的国母，王光美是当下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夫人，论起来，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地位，绝对“应该”低于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为止，江青反而从来没有享受过像宋庆龄和王光美那样的在公众面前耀眼的荣光，所以她非常嫉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权力，她就要发威、逞凶、施虐。关于嫉恨王光美，江青在布置清华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的事件中已经表明了（参见红旗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三次印刷的《问史求信集》第2版王广宇文章《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至于江青嫉恨宋庆龄，应该谈谈她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的事情。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该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从江青住的钓鱼台11号楼回到16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住地），跟我说：应该找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质问他们纪念孙中山诞辰，为什么要出《宋庆龄选集》？戚这样说了一下，但并没认真责成我去做。当时诸事繁杂的我也就没有“贯彻落实”。幸亏这件事没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论对戚本禹还是我，都是又一桩孽案。戚这样说，肯定是传达的江青的意思。江青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损招？我认为，这是她出于嫉恨宋庆龄的阴暗心理。
关于这件事，还有以下旁证。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百年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当工作人员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到江青面前时，她 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就像发了疯一样伸手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335页）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她知道宋庆龄在解放初时曾托人问候过我，就故意在我面前这样做，简直就像发神经。”（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页）
经查证，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庆龄选集》，不是《宋庆龄文集》。江青在这件事情上歇斯底里，确如陈伯达所说，“简直就像发神经”！
江青为什么对出版《宋庆龄选集》这样歇斯底里和“发神经”，深刻原因和远因，我们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开始不久，即红八月“扫四旧”和“打、砸、抢、抄、抓”过程中（或之后），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去向宋庆龄解释“文革”，宋向江青说了令江青（和毛泽东）不满的话引起的。宋庆龄究竟说了什么令江青不满的话？据说，江青到宋庆龄住所，经过简单的寒暄，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文革”的兴起和“伟大意义”。当江青夸夸其谈地一味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听到宋庆龄这样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态度一下子变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众所周知，当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领袖的热烈和高度赞扬，江青也称红卫兵为 “小太阳”，江青对宋庆龄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显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即她这样报复宋庆龄，是她权令智昏、公报私仇的丑恶政治品德的突出表现，也是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某些女性负面心理的反映。
江青在打倒陶铸中的作用
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这个论断不客观，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谈打倒陶铸，不能不讲江青的作用。江青的作用是什么呢？用“文革”的语言说，在打倒陶铸中，江青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干将和急先锋。
在文革前，毛泽东和江青同陶铸（以及曾志）的关系是很好的，江青几乎每年都到广东过冬，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但她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毛泽东还要曾志替江青买一块表，曾志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壶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320—321页）
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就想拿掉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组织和人事上主要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性格率真、豪爽，爱放炮。1966年，毛泽东很喜欢调陶铸到中央来，他想把陶铸作为反对刘少奇的大炮使用。在1966年5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调陶铸到中央来，代替彭真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代替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动员陶铸首先起来批判刘邓，被婉拒。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时，毛泽东钦点陶铸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使陶铸连升三级，即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到政治局常委又到常委中的第四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恐怕也是很罕见的事情。然而，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他一到中央来，就站到了刘邓一边，同意刘邓的理论和策略，用毛泽东的话说：“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而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这样，毛泽东不能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就成为毛泽东抛弃和打倒陶铸的干将和急先锋。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而他不解毛泽东这样安排的深意——希望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书记处上。毛泽东这样安排，使陶铸和江青处在直接互相交往的位置上。前面说过，陶铸一到北京来就站到刘邓一边了，因而陶铸和江青（以及毛泽东）在立场和观点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同了。
江青对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听她招呼批判刘邓，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陶铸坚持原则，不附和她，两个人经常争吵，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怎样对待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吴传启的争论。王力说：“陶铸抓社会科学院（按：当时不叫社会科学院，而叫哲学社会科学部——笔者）文化大革命，那时侧重整黑帮、特务，陶铸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这也不对，吴传启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陶铸坚持要整吴传启，江青马上反对，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江青说吴传启是左派，陶铸说吴传启是国民党。江青说，你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你陶铸也是国民党！陶铸发火了，说我是什么国民党，我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派我去参加国民党的，吴传启是真国民党。陶铸还大声说，按你这样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江青从来没受过这样对待，马上就哭了。……陶铸为吴传启问题同江青争吵，使江青不能容忍陶铸。”（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7页）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
吴传启何许人耶？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朋友，是名噪五十、六十年代 “撒仁兴”这个以关锋为首的集体笔名的三个成员之一，他在文革中成为最早的造反派无疑与关锋有关。江青竭力支持吴传启，很可能也受到关锋的影响。我们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江青和陶铸吵架的情况，但我也感到一些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态度的变化。我当时是处理江青群众来信办信组的负责人，戚本禹向我布置说，凡是中南地区以及和陶铸所管部门与系统有关的信通通转陶铸，——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多让陶铸去表态，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把柄。我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看到，11月27日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出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参见该书第127页；又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9页）
在这里想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似值得一提。
1966年秋冬，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小会议室外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用十六开白纸写的一张小字报，作者是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的小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上上下下的注意和重视。小字报字数不多，简明而尖锐，矛头是对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其大致内容是：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一直没有走上正规，工作没有章法，工作人员虽然辛辛苦苦，却整天忙忙乱乱，工作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很少过问。年轻的工作人员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环境里，如同在“红色保险箱”里，这对他们培养锻炼也很不利。办公室的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否则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有两位主管办公室的小组成员在肖力的小字报的边上写上：“接受批评，努力改进”的表态，但都没署名。这份小字报在钓鱼台十六楼贴出后，得到了部分工作人员的积极响应。他们把小字报提升为大字报，贴到了小组成员开会必经的值班室和小会议室外边的墙面上。内容无非都是响应肖力号召，批评办公室工作无章法，工作人员陷于事务主义，不问政治，养尊处优等。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起火，而放火者竟然是肖力，谁敢来扑灭这“革命烈火”。正当这个“星星之火”，即将酿成燎原之势，出现一张大字报，扭转了火势蔓延。这是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响应肖力的号召，向办公室负责人开炮，并把肖力小字报批评的现象，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大字报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内同样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在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九评”写作班子，理论家如姚溱、范若愚、许立群这些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大字报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反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最后说：“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胡xx、雷xx。两位都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一个分配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文化革命开始后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他们这张大字报上纲最高，措辞最尖锐，特别是 “以陶铸同志为首”的提法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中议论纷纷。戚本禹对这个提法很不满意，他跟我说，这两个人怎么这样糊涂？记得他还说，陶铸和文革小组的矛盾很大。陈伯达也吃醋了，他的秘书来办公室责问：“你们办公室工作人员连中央文革小组以谁为首都不知道？真是怪事！”若问，这两个青年人为什么这样写，主要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也不了解中央上层的内情（不仅他们，其他工作人员也如是）。按他们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名字排康生前，他在常委中的地位又排陈伯达前，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要以他（即陶铸）为首了。这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而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1966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个大会陈伯达主持，江青发表讲话——这是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讲话。江青在叙述了京剧革命现代戏取得种种成绩后，接着讲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经历过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和切实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了解这段话所包括的深刻含义。我们看看，在江青所列举的中央领导人中缺了谁？……陶铸。为什么缺他？按照惯例，陶铸是第四号人物，又是分工管文教工作的，不能也不应当不列入。然而为什么没有和不列入呢？这是疏忽吗？肯定不是。我看这主要是江青和陶铸闹翻了。她不承认陶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把他剔除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江青这篇讲话，毛主席是改过好几遍的，他看得非常认真，为什么没把陶铸的名字加上？（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第163—166页）这显然也是毛主席不把陶铸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这是打倒陶铸的鲜明信号。我看只能这样解释，除此无他。谓予不信，愿闻明论。
从前面所叙述的陈伯达、康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1967年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接见会是江青一手组织的。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同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出一周年，声讨刘、邓、陶。与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南海内要刘、邓、陶出来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江青、陈伯达，主要通过戚本禹，组织中南海“革命群众”对刘、邓、陶夫妇在各自的院子里进行批斗。这一天，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夫妇，你们去看看嘛！”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和几个人去了，李讷也去了，我和李讷一起连续到三个会场，看到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的实况，什么责问、声讨、按头、扭胳膊，甚至用脚踢，等等，还有呼口号，不一而足。江青为什么要我们到批斗会现场去看？我认为，这反映了她的阴暗、凶狠心理：“整人为乐！”新闻电影制片厂对这天的批斗会还摄制了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十七楼放了一次，而在这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戚本禹紧急指示办事组告诉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个纪录片销毁，办事组不知戚本禹奉谁之命这样指示，当然只能也必须照办，但有工作人员深感惋惜。
江青在打倒陶铸中是最卖力的一个，她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功不可没”！
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我谈谈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林彪上任不久做的一件事，就是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头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支持和依靠军队这个柱石。毛泽东穿军装，具有深刻的内涵，其主要的意思大概不外乎显示要提高军队的地位和表明他军队统帅的身份。建国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由于他身材高大，他要穿军装，就要穿特制的，一时上哪里找？正好8341部队有个警卫干部身高体胖，把他的一套新军装拿来，虽然有些紧，总算凑合了。以后有好多人写信，为什么不给领袖准备一套合体的军装？！毛泽东穿军装反响非常，穿军装在“文革”中成为时尚。有军籍的人，没有军籍的人，从总理起，许多人都穿起了军装；当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不论做记者的，还是外出办事的，都穿军装，人人以穿军装为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而这究竟是林彪的主意，还是叶群的主意？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和以林彪的名义做的事情。叶群慷国家之慨做这件事，其用心和用意很明显，就是讨好江青，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我1967年到江青身边，还有人领我到军需处根据我身体尺寸补发了一套军装。我在“文革”后问汪东兴：“林彪是否也送给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汪断然说：“没，只送给你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不仅送了陆军军装，后来还送了空军军装和海军军装。”我没有当过兵，不懂军队礼节，穿上军装既觉得光荣又感到别扭，走过中南海、钓鱼台的门口，站岗的战士两腿一并举手敬礼，吓我一跳，不知道怎么应付。
江青表现得很有军队“情结”，她把演“样板戏”的北京京剧团也纳入军队编制,其演员都穿上了军装。这样一来，弄得很多剧团纷纷要求参军，也希望穿军装。江青在1967年11月9日和12日召集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红卫兵，特别是初期的中学红卫兵，也多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穿军装，像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样，也是“文革”中的一道重要风景线。
1967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横排本的《毛泽东选集》。书刚出来，叶群就急急忙忙拿来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并拿腔使调地说：“这是林副主席送的！”林彪在送给江青的那一套上签了名，送给工作人员的没签名。当着江青的面，我代表工作人员真诚地向叶群表示：请叶群同志转达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感谢，我们一定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学好林副主席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的书，努力做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的工作。叶群说，林副主席送给你们毛主席的书也是这个意思，并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说实话，当时接到林彪送的书，的确很高兴，也觉得很光荣。我恭恭敬敬地在这套《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道：这是林副主席惠赠的书，一定要好好学习。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不料，我1968年1月遭江青诬陷被投入秦城监狱时，狱卒一定要我把这页撕掉，我还很心疼。我想，这次送书虽然打着林彪的旗号，用林彪的名义，恐怕也是叶群的主意。
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11楼看望江青，可能不止一次。我只见过一次，这就是1967年春天。林彪来了坐在会议室里，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一般不喝水。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江青说：“这几幅送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话很少，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究竟还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我觉得，张云生同志回忆得很对，叶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的经历和体会。
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鹦鹉学舌式地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云云。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文革”中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很多，还不断有“样板戏”的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我就反问她：“您去不去？”叶群清脆地回答：“江青同志去我就去！”类似的电话很多，我都如实地做了回答，一般我都知道江青去不去；如果我不知道，我会在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对她的电话我还是认真对待的。很多材料披露的事情，也表明第二夫人叶群和第一夫人江青一唱一和，亦步亦趋，如影随形。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客人都要来了，叶群看江青没来非要走，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设法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洋洋得意地跟工作人员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这件事情很典型，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叶群对江青态度的心理。
叶群经常送给江青一些东西。当时毛主席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西瓜。那一次我对林立果印象很好。他二十多岁，小我七八岁，坐在我办公室里，显得很老实。话不多，问他一句，说一句。后来，即“九一三事件”后，我在秦城监狱里，看到批林彪的文章，说林立果是什么“超天才”，干了这样或那样的坏事，我很感慨，觉得：“人真是不可貌相！”还有一次江青让我到毛家湾给林彪送一个什么文件，在我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回音时，叶群拿出五六支圆珠笔交给我，嘱我给江青两支，其余的留给我和工作人员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市面上很难买到。上面几件事情看来都很小，却也反映了叶群的良苦用心。
叶群对江青的生活很“关心”。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东西？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不满意。我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不过，对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我觉得这太俗了，江青知道了也不一定满意。这大概反映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说到江青的生活，她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她都经常带着他的厨师程汝明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为会议服务的师傅们关于江青的口味就要打电话询问程师傅，——也正因为这样程师傅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雅号：“遥控”。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能够善始善终的大概只有程师傅一个人，程师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直接给江青做饭十多年（从1961～1976），从1973年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担任了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在中央负责人的工作人员中，厨师担任支部书记的，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江青从来没有为难和欺负程师傅，这也反映了她的实用主义！因为只有程师傅做的饭，合她的口味，爱吃。秘书、护士，可以换，好找，但合意的厨师难觅，这大概是江青的想法，因而她对不合她意的秘书、护士，总往死里整。据林彪的秘书们说，叶群对工作人员一般说来还可以，虽然也作威作福，但从没有把工作人员关进监狱，这一点和江青有不同。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叶群对我们即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关心。不仅如上所说，她不断送我们毛主席像章等东西，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特别使我铭记不忘的，就是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这件事情，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十分感谢她。
当时江青在我脑子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时期，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据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杨银禄说，江青对他就做过这样的布置：“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她打来电话，和给她打电话，都要做记录，以留作备用和证明。”这就是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谈1967年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也顺便谈点林彪支持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的情况。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只有李讷在1967年1月和几个青年一起造反，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当年夏天又打倒了党委书记赵易亚，她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有一天，李讷很高兴地跟我说，去见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很鼓励她，支持她。她说：“我跟林副主席讲，我对办好《解放军报》没信心。”林副主席十分认真地跟我说：“你现在都27岁了，一个军报的担子还担不起来。你知道不，我25岁在中央苏区就是军团长了，到延安，27岁当了军政大学的校长，干事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搞好！”李讷对林彪这次接见很满意。我听到她的介绍，也很高兴，我跟她说：“林副主席说得对，你要有信心，一定能搞好！”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於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係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係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有启发。
关於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係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係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我从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於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於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於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後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後，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发现有肝炎就要马上离开首长。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脱，除做秘书外，还兼做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从4月中旬到五一节新警卫员孙占龙来前）。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至於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来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和回答什么不记得了。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後（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後，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国家名副其实的总管，日理万机，可以说是全国最忙的人。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後，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後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198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後，“‘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後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係，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係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江青1966年9月授意蒯大富点总理的名乃谎言
——为厘清这件史实和韩爱晶的通信
阎长贵
爱晶：有的书说：1966年9月在北大红楼召开的由张春桥主持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上，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总理的名，指责他“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按：书指《晚年周恩来》，该书注：王力谈林彪、江青诬蔑周恩来的两次揭发材料，转引自中央两案材料。——笔者）这个会你参加了吧？你有这个印象吗？可否问问蒯有没有这回事？谢谢！
阎长贵1、14
阎长贵先生：你好！
一、1966年9月，在北大红楼召开的由张春桥主持的大专院校少数派座谈会，我参加了。
二、有的书说：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总理的名，指责他“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以上内容，说什么“江青的授意”，真是天大的谎言！写这种文字的人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
1966年9月18、19、20，红楼坐谈会江青又没来，事前我们还没机会和江青说上话。1966年10月1日，我是国庆几天住中南海，上天安门，也只是在天安门上人群里，只顾看毛泽东主席，还顾不上看江青。蒯大富只上一下观礼台。1966年10月6日是我和蒯大富第一次与江青握手说话。（1月17日又邮件告）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大会叫“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绞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章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
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
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
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只是打个招呼。
大会最后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1月17日邮件又告）
关于：点总理的名，指责他“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也是捕风捉影，所谓捕风捉影也可以说事出有因，其中和我也有关，但不符合真相。
三、我今年争取写一篇东西，专门谈谈北大红楼少数派座谈会的情况。正在收集资料。
保重！
韩爱晶
20140114
爱晶：你说：“关于：点总理的名，指责他‘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也是捕风捉影，所谓捕风捉影也可以说事出有因，其中和我也有关，但不符合真相。”关于“……也可以说事出有因。其中和我也有关”能多说几句吗？我想听听。关于江青和总理在文革初期的关系，我写过一篇《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发去请指教。
附：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於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係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係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有启发。
关於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係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係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我从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於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於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於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後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後，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发现有肝炎就要马上离开首长。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脱，除做秘书外，还兼做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从4月中旬到五一节新警卫员孙占龙来前）。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至於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来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和回答什么不记得了。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後（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後，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国家名副其实的总管，日理万机，可以说是全国最忙的人。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後，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後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後，“‘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後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係，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係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阎长贵1、15
长贵先生：
三言两语说不清。
1、我在完成答应别人的任务；
2、“点总理的名，指责他‘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要再和蒯细回忆。（已如上述）
蒯这个人，你应当很了解。他整个文革也没有恶意对总理的。有不听话。
当时，是蒯和有人大概说：总理讲抓革命促生产？还是天安门讲话？那些搞错误路线的人以此为借口，不检查，阻碍对错误路线的批评，现在少数派的很多问题没彻底解决。蒯等人并不是攻击指责总理，而是觉得还要支持才能解决问题。觉得问题难解决。哪里是攻击的意思呢，是一种无奈的语境。
3、我当场，几乎最后，简直是做了个演说，有点滔滔不绝。是我说的：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存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韩爱晶1、15
爱晶：谢谢你，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你说：你和蒯大富是10月6日才第一次和江青见面和说话，非常可信。10月6日那个会我也参加了。江青讲话很短，但很得体。我很希望听听你对我写的《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的看法。代我问老蒯好！
阎长贵1、18
长贵先生：
感谢你的信任，我把先生的文章《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分为四部分，分别谈谈我的想法：
一、 先生文章的第一部分：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於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係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係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有启发。
关於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係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係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我从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於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於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於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後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後，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发现有肝炎就要马上离开首长。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脱，除做秘书外，还兼做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从4月中旬到五一节新警卫员孙占龙来前）。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至於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来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和回答什么不记得了。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後（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後，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国家名副其实的总管，日理万机，可以说是全国最忙的人。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後，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後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长贵先生：以上第一部分，我认为写得非常好，又真实又可靠，特别有说服力。
我当时岁数太小，很幼稚，很片面。1967年2月底3月初，也就是反二月逆流的时候，在戚本禹影响下，我们北航红旗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发声明炮轰徐向前等领导，我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可是，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在谭厚兰领导下在北京市大街上贴大标语对余秋里揪住不放，跟周总理唱反调。我就很不满。我去大会堂开会的时候，就向主席女儿李讷反映，我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反对周总理”！李讷说：“总理万万反不得！”我就讲谭厚兰对余秋里揪住不放，跟周总理唱反调。李讷说“你不能说人家批评余秋里就是反对周总理。”
我讲这件事，可以从侧面证明，江青当时对周总理的态度，实际也是“总理万万反不得！”
二、 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後，“‘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长贵先生：请你自己再细读文章的这一部分，我觉得文字表述不理想。对文革缺少研究的读者，没有读过林青山书的人，看这段文字有点乱，人称也容易混淆，我觉得可以再说得清楚一点。
三、先生文章的第三部分：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係，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後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係，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後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係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
我觉得，先生文章的这一部分写得也很好。
四、先生文章的第四部分：
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长贵先生：对先生文章的这一部分，也就是结尾部分，我看不懂。我很想听先生解释解释。
“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
话中之话毛泽东思想方法极端，我觉得这种表述以偏概全。毛泽东是人，包括你我恐怕都有思想方法走极端的时候。但毛泽东敲打周总理，实际是批评或党内斗争，可能有极端的时候？但也有正确的时候，情况很复杂，千差万别，表述应当更准确。
“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
我想请教先生，你跟江青后来的秘书都很熟悉，请你给我举点事例，具体说明“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
如果真是这样，两案开庭及判决都不会放过“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
实际上，开庭列举长沙告状，被全世界嘲笑，一个副主席向主席反映另一个副主席的问题，即便是告状，算什么罪行？也够不上“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
请先生列举事实，论证先生的命题“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
你我都是文革重要亲历者，我们有责任还原真相而不随波逐流。一字一句都要负责任。
保重！
韩爱晶
20140119晚
爱晶：十分感谢你对拙文《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做这样详细的评述，看来你对拙文有肯定，你提的问题容我再考虑考虑，我会给你一个答复。我们这几次通信澄清了一个问题，即1966年9月中旬在北大红楼由张春桥主持召开的少数派座谈会上，说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点总理的名，批评总理，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个澄清很重要，可使我们进一步厘清文革中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我们这几次通信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证明了《中央两案材料》（我没看过）至少并不完全可信，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就到此为止。衷心地感谢你！我已是望八之人，你也年近古稀（今年进入69了吧？），我们应该比文革时期成熟多了，让我们都理智地对待文革，对待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一切事，尽到我们对国家、人民和历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一字一句都要负责任。”让我们在这方面共勉。再见！
祝马年吉祥！
阎长贵1、20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需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当年的红卫兵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作为当事人，也都这样或那样地谈过这个事情。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意为‘算数’——引者）”，“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 (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 (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 (《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59页。)
关于江青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专政”，穆欣还有更全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 (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页。)。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确实实是江青说了算，“一言九鼎”。我们工作人员也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江青毕恭毕敬。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他。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 (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曽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如果说江青对陶铸都这样，那她对陈伯达就更是这样。兹举几例。
王力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对此，毛泽东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指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参见《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我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江青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唉……”长叹一声。“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好推脱责任。
我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不雅又伤人自尊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也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冷嘲热讽地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谈到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当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晏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要问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她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事和怪事，这就是开会不做记录。为什么？江青不让记。开会不让做记录，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表现之一。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开会她从不让记录。避免留下任何痕迹。”又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做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咒天骂地，就可以大搞阴谋诡计，谁也不会在记录本上留下她的罪恶言行。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他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平安无事’，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在第二次，当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一见，立刻神经过敏,怪腔怪调地责问：‘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尽管是总理的决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践踏。” (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反复说“小阎”（即指我）做“文革”小组会的记录。如第220页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阎做记录”。第234页说：“陈伯达抬头望望正在紧张地做记录的小阎。”第305页说：“好多中央文革小组会”，小阎“都做记录”。这纯粹是胡编乱造。我从来没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当然也没做过记录。林青山一点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实际情况。
江青为了能顺利地在中央文革小组作威作福，实行“专政”，她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办公室（1966年底，她指示改称“办事组”），很“关心”，很在意，以便这个办事机构能很好地为她服务。这是一个拥有近200人的机构，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崇尚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那日益减少其人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到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则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大人物，绝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14人）。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忽略掉不妥当。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的名义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1967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在1967年8月底被抛出，他被退回马列研究院，翌年3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们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到1968年1月，大概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都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差不多与我们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也是“稳坐钓鱼台”、善始善终的一任。当我被任命为办事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还是江青的秘书。她为什么要我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因为她当时还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帮她或替她控制办事机构。我因“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后，江青又叫她女儿接这个位置，这清楚不过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制这个办事机构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达到了。李讷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按照陈伯达的说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了‘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 (《陈伯达遗稿》,第109页。)不容讳言，李讷确实继承和学了她母亲的某些霸道作风，我听在她手下的一个重要工作人员讲，李讷常说：谁不听话，我就把谁送到监狱去，秦城大门是敞开着的！工作人员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我们不去说李讷，还是说江青。江青不仅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清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剩下他们五个大人物。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不妄加评议。而她把十几个（我这里没把名字都列出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一般工作人员投进监狱，关押多年，没有一个不是错的，没有一个不是冤案！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业绩”……
五 江青出身和子女及亲属关系
江青：“轮人之女”
江青，关于她的身世，她在1972年会见美国一位女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时介绍过。现从罗克珊·维特克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摘引几段，谈谈她青少年时侯的情况：
“江青是1914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当时叫李进。她不想暴露具体生日，说是因为不想让群众庆祝她的生日。她的第一个家是在诸城，一个8万人口的城市，位于潍河南岸，距山东港口城市青岛约50英里（一英里约等于1、6公里），在直隶湾和黄海之间。”
“李进是她叫江青以前若干名字中的第一个。江青是她在共产主义圈子里的名字。她有很多兄弟姐妹，最小的一个比她大12岁。父亲在她出生时是个60岁的老头，母亲才40多岁。江青记忆中母亲比父亲年轻很多，且十分温柔。父亲早先跟木匠学艺，后来自立门户，开设一个专门做车轮的店（山东闻名的吱扭吱扭的独轮车）。”——1972年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在1997年出版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和2005年出版的《外交风云亲历记·“红都女皇”真相》中都说江青自称“轮人之女”。
江青告诉维特克：“我在旧社会长大，有着一个可怕的童年。”“因为我们穷，三餐不给，父亲便常打骂母亲。”（以下是维特克转述）“父亲的狂暴行为是无法忘记的。那年元宵节，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他力不能及的，江青的父亲满肚子气，抓起一把铁锨，紧跟在母亲身后追打，先打在她的背上，接着又打在手上，竟打断了她的一根手指。江青挡在母亲身前，竟也挨了一巴掌，打落一颗牙齿。当江青描述这段情景时，用食指挑起上嘴唇，展示牙齿被打断的地方。回想起这件往事，她说：‘开始我认为所有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由于我父亲打母亲和我们小孩子的方式。其实，是折磨人的贫困使他这样的。’无论父亲有什么理由，看来这件事使她母亲再也不能忍受了，她背起江青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回去。尽管还是个小孩，江青表情神秘地补充道：‘从那时候开始，我学会了摸黑走夜路。’”
“诸城县的一个地主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小孩，但没有男孩。他让江青的母亲到他家做仆人。江青开始拒绝和母亲同往，但后来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起，母亲就被很多人呼来唤去。母亲进入那家人家的动机可能让江青很困惑，如下的话证实这一点：‘母亲出去干活，是为了能让我上学。其实，我当年能读完几年小学，是因为学费和书本是免费的。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经常饿肚子吃冷饭’……她小时候从来没穿过新衣服，或真正属于女孩子的衣服……（她）头上的两根小辫子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在她母亲东主家有一个小女儿，喜欢模仿江青的怪模样。一次，那个孩子又捉弄她，猛扯江青的头发，她痛极而怒，使尽全身力气把那个孩子推倒在地。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东主家的人都忙着帮那个孩子，结果，江青的母亲被解雇了。”
“……母亲换了工作，来到一个破落地主的庄园，江青上了诸城另一所小学。她是在一位叫薛登焕的学者资助下入学的。这位学者在五四时期曾因提倡对穷人和女孩子的教育而出名……薛老师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云鹤，与她修长的身材很贴切。这所学校是县里办的，主要是为地主的女儿而设，但招几个和她一样的劳动人民的女儿来‘陪衬’。家境实在太穷，没钱买校服，有什么便穿什么，大部分是男孩子穿过的旧衣服……
“在母亲雇主家中，她还要受到‘婶婶’和‘侄女’同样的挖苦和嘲讽。一次，江青被他们嘲讽得怒从心起，挥拳打中婶婶的胸膛……被这件事激怒后，她冲到学校向校长宣布要退学逃跑。让她惊讶的是，告诉她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扰乱自己，最要紧的是刻苦读书，坚持学业。她温和地说，老师们开始尊重她，一些老师甚至喜欢上了。”
“1927年，她和母亲来到天津，与姐姐住在一起，姐姐嫁给了一个服务于诸玉璞和其他北方军阀的小文官。她记得1927年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那一年:‘我当时只有13岁，必须做所有的家务：抹地、打扫房间、买菜和去当铺。但那（体力劳动）也锻炼了我。不过，我还是想继续念书。可是那里所有的学校学费都高得惊人，我付不起。我的姐夫也失业了。’那一年……她决定离家，去当一家烟厂的工人。当时香烟都是用手卷的，工作都由儿童来完成，但姐夫不准她去，尽管贫困状况逼使他当掉了几乎所有家当。……对他的反对很恼火，她还是听从了。1929年，姐姐一家带着江青和母亲搬到了山东首府济南。”
“1929年，我被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录取。……主要学习现代戏，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课。学校免受学费和膳费……学校希望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而我没有上过中学，严格说来，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学校的女孩太少了。……江青班上只有3个女孩，她是最小的一个。另外2个与其他同学一样，看不起江青，因为她穿着破旧。……江青坚持立场，并设法搞恶作剧报复。40年过去了，她还能回想起一件有趣、却不无敌意的的往事。不过，她坦然承认了。
“学校在一座古老的孔庙里，夏天，房间非常闷热。下课后，学生经常到大殿乘凉，江青清楚地记得高大的孔子雕像伫立在大殿中央。他戴着巨大的、前后带珠帘的帽子，两侧是72位圣贤，他们是他的弟子。一个闷热的夜晚，江青走进大殿，在一把旧藤椅上坐下来。那两个女同学走进来，命令她搬椅子给他们坐。江青顺从她们的要求，先提起一盏灯笼，帮助她们搬来两把椅子。可是当她们得意洋洋地坐下之后，江青却不动声色，提着灯笼悄悄溜出殿外，把门关上，逃之夭夭。两个女孩子突然间被关在阴森可怕的大殿内，吓得大叫救命。……”
（江青说）“当西北军阀韩复渠到济南后，学校关闭。我参加了由学校老师和同学组成的流动剧团去了北京。……那一年（1930年），我才16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少得可怜，甚至连内衣都没有。……那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夜晚阴阴沉沉。当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知道要填饱肚子，还有我热爱的戏剧。”
上面是江青自己说的她从出生到十五、六岁时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很难确考。不过，大致说来，可能是这样。江青确实出身寒微，这点她的叙述已经表明了；同时，还说了她从小就受人欺负而有时也欺负别人的情况——童年的生活经历把她锻炼成一个有主意而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性格的人。
在这里，再顺便谈谈江青和诸城有关的一些情况。
江青在这几段话中都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文革中，她1971年去青岛休养时，还特意秘密派人到诸城去了解情况，说她想到家乡转转，实际上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结果因故未成行。1991年，江青以自杀结束生命时，有一个遗嘱：希望自己的骨灰放回诸城。这件事是我1996年到诸城出差时市委负责同志告诉我的。当他们了解我曾做过江青的秘书时，真诚地让我转告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说诸城可以接纳江青的骨灰，诸城有个凤凰公墓，她（李讷）既可以修坟，也可以立碑，并说，人已经死几年了，只要李讷同意，也不必通过中央办公厅，我们就去车接回来。还说，诸城是姥娘家，李讷应该到这里来看看嘛！她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她需要车的话，我们也可以配，等等。我回京后，把诸城领导的意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讷，她很感谢诸城领导的好意，她说没什么困难，也不需要车；她说，她妈的骨灰确实在她家里放着，但现在恨江青的人很多，在诸城修了坟、立了碑，我也不能去守墓，被扒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嘛！她让我向诸城领导转达她的深切谢忱！我及时地把李讷的意见转告给了诸城的领导，我说：你们尽心了，那就尊重李讷本人的意见吧。据我所知，在2002年，李讷已把她妈妈安葬在北京西山福田公墓，立碑曰：先母李云鹤之墓。江青也算入土为安了。
诸城，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诸城，坐落于胶东半岛的东南平原上，东临黄海，距海边只有几十里的路程。诸城东南角外有一座有名的土山，名叫琅琊台，是秦始皇登临琅琊山后建立的。诸城从古到今出过很多名人。从近、现代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家乡就是诸城，现在诸城建有王尽美纪念馆。著名诗人臧克家、著名表演艺术家崔嵬等都是诸城人。现在诸城人谈起来，说诸城有四大家族，即：孔老二的女婿家，毛泽东的丈人家，李清照的婆家（指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家）、康生的姥姥家。江青出生在诸城，她在文革中的种种劣迹，让诸城蒙上了点点阴影，而她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也使诸城戴上了当代最耀眼的光环。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很少，所谈只能叫做“拾零”。有一次，时间大概是1967年春天，坐江青的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车上，江青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远新，远新亦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即主席也可以“轰”。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依我看，李敏和江青的关系一般，不是很亲密。我在江青身边一年的时间里，她让我给江青转过信（一般是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的办公室里，有时也叫人转给我），但我没见过她本人——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她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和从文字材料上看到。为什么这样？这也是江青和李敏关系不亲密的一个证明。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主席，都是分开去，单独去。李讷、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他们二人到车站去接。
李讷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即江青的亲生女儿，当然他们母女关系还是好的。她的工作单位是《解放军报》，她所谓回家，就是回到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里，——中南海丰泽园也有她的住室。毛主席的子女不和父母一起吃饭，都是到大食堂，在中南海这样，在钓鱼台也这样。偶尔江青叫李讷一起吃顿饭，李讷都高兴的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留我吃饭了！”当然我们也为她高兴。李讷到大食堂吃饭不方便，一般是警卫战士帮她从食堂打回来。江青不止一次嘱咐我们：“给李讷打好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警卫战士也都把这件事情当做重要的和光荣任务尽心尽力地做好。江青对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对李讷主持《解放军报》，无疑是支持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在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江青跟我说：“你是写文章的，你也可以写一篇吗！”我说：“太忙，没时间。”江青说：“抽点时间吗！”——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一定叫我写这篇文章。当然，对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也感到很光荣，下决心写一篇，也在江青面前表现表现；说实话，没有江青这样的交代，我是不能，也不敢写这篇文章的。当我把文章《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写好后，江青叫我送给陈伯达和姚文元帮助修改，说修改后交《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说不看了，姚文元给看了，并做了修改，具体做了怎样的修改记不清了，但他把我文章的题目改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即加了“反革命”三个字，其印象是很深的。这篇文章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发表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当时，江青参加的会很多，什么接见造反的群众组织啦，什么处理哪省或哪个单位的问题啦，这样的会，江青有时让我通知李讷也去听听，看看。
毛主席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感到愕然，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说：“这是规矩；你们工作人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也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不过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大概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共过事，很熟，虽然当了她妈妈的秘书，张不开口叫“叔叔”。总起来说，我对李讷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觉得她朴素、大方，没有架子；不过有不少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她有点霸道，曾有人让我劝劝李讷，态度好一点。而这件事我并没去做。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解放后，他妈妈朱丹华（已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在北京的小学、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知道，也没打听过；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往往也是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喜欢他。而江青当时仿佛对他并不是很“感冒”。有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她问扶着她进楼的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兴地说：“他住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也不理解江青为什么这样说，只是觉得江青并不怎么喜欢毛远新。不久，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份，毛主席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的联合问题，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的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能当好”等等。江青许是刚从毛主席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很清楚，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主席的态度为转移的。
我遇到的另一件事情，是江青对她嫂子的态度问题。江青的嫂子，即她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的妻子，家在济南。1967年冬天来北京，给江青写信，要见江青。我拿着信报告江青，江青没好气地说：“我不见她！”我问：“那怎么办？”江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我感到无奈，不知怎么办好。我只能请示我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这个情况后，汪东兴笑着说：“她嫂子不用她见，也不用她管；她嫂子来无非是想要点粮票要点钱，由我处理就行了。这件事也不用报告江青同志。”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按照汪东兴的嘱咐，我没报告江青——江青后来也没问过这件事情。江青对她嫂子这么冷淡，我当时——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李讷怎样到《解放军报》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同李讷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散步，右三为罗瑞卿，右二为汪东兴。 （《怀念》/图）
多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到李讷，内容包括她的学历、工作经历、婚姻情况等等，其中不少在叙述史实方面不准确。我们作为她在“文革”初期的同事，对她有所了解，看到有关她的史实错讹，很是不忍和不快，如鲠在喉，觉得有责任做些澄清，以免以讹传讹，积非成是。
不少人说，李讷196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对。李讷是1965年毕业。她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制5年，本来应该1964年毕业，中间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她于1965年毕业。
错讹最厉害并流布最广的是李讷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造成这个错讹的始作俑者是谁？我们没有确考，觉得仿佛上海徐景贤说得较早。他的《十年一梦》中说：
1965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大地，李讷也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她在军报带头“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27岁的“肖力”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见该书106页）
徐景贤关于李讷的这段介绍，除了第一句话即“1965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是对的，其余所说似是而非，从时序上说，完全是颠倒的。然而，它却被广泛地引用和流行。最近，《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婚事》（2012年6月14日，以下简称《婚事》）的文章，其中关于李讷这段经历的说法，估计也是来自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这里就不再具用。这也情有可原，不论徐景贤，还是《婚事》一文的作者，他们跟李讷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对她没有什么了解，也没对她作过什么采访，仅凭一些道听途说，就演绎成文，犯了史家的大忌。
李讷“文革”初期的经历究竟怎样？我们仅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说一说，以就教于方家和知情者。
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去参加“四清”了。待她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后，“文革”开始了，她没有回北大，留在妈妈即江青身边，1966年7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和工作人员住在一个楼里（因为她是工作人员中惟一的女同志，有单独的房间），后来她经常住在江青住的楼里。
当时，我们也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因此就和李讷（当时我们都叫她肖力）成了同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穆欣分配肖力处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收到的群众来信，她很仔细，也很认真，处理得很好。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7楼看电影时，江青跟穆欣说：肖力是刚毕业的学生，她本来就胆小，需要见世面和锻炼，你怎么叫她蹲在办公室里处理来信？穆欣回答：办公室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给肖力，暂时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
江青这样说以后，穆欣也就不再给肖力分配具体工作了。此后，肖力虽然还是在办公室工作，至于干什么，她可以随意。实际上，她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即当了毛主席的“观察员”。负责了解各大专院校的“文革”运动情况。她去得比较多的院校，有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特别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地质部）。北京地质学院一个造反派头头后来的回忆，详细生动地介绍了肖力到北京地质学院的情况：
肖力来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那时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她来到地院后，我接待了她，她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32开的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竖写的：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是陈伯达。我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这个便笺，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肖力笑着对我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我立马召集。那天核心组到场的有朱成昭、伏庆是、刘长风等。肖力问了我们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鱿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我们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以后她两三天就来地院一次，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不过她对地院重大活动都作了很及时和重要的指导，使得我们炮炮打响，一着都没踏空。比如，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在第一时间向我们传达了，并由东方红核心组研究一致通过策划了“一进地质部”的重大行动（按：即地院东方红造反派到地质部的请愿行动，这样的行动前后共有四次——笔者），这件事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个“首创”，它有力地配合了“炮打司令部”的重大部署，也同时使地质东方红名扬天下。
关于北京地院的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就从肖力那里听到过。当时因为李讷属于办公室工作人员，她出去活动，常常回来很晚，有时毛主席找她，江青也牵挂她，这样江青常派戚本禹去找，戚本禹往往叫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去，或直接派办公室工作人员去，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去做过这类事情。在这段时间里，肖力还以学生名义到外地串联，大约半个月。
我们说肖力在办公室工作，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办公室党支部（王广宇是组织委员）于7月或8月的某一天，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这在当时全国党组织都处在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大概是一个特例。戚本禹说：“这件事，别的单位不能做，我们能做。”
李讷又是什么时候调到《解放军报》去的？据时任军报代总编辑的胡痴回忆：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中午，杨成武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间到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才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按：其实，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叫“肖力”了——笔者），你们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转引自《肖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载《百年潮》1999年第2期）
我们认为，胡痴老人的回忆是可靠的。1966年11月份李讷到《解放军报》工作，成为军报的编辑和记者。就在李讷离开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时，戚本禹跟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说：“李讷虽然离开了，她还可以回来看文件，只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看的文件，她都可以看。”所以，李讷还隔三差五地回来看看文件。李讷也是一个造反精神很强的人。她在军报，和其他志趣相投而又调到军报不久的几个青年，1967年1月和8月两次写大字报造反，轻而易举地依次打倒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辑胡痴和党委书记赵易亚，成为军报的总负责人。她告诉我们，林彪为此还接见并鼓励她：“你都27岁了，还没信心搞好一个军报吗？我25岁就当军团长了，29岁担任军政大学校长。”这话，是李讷亲自对阎长贵说的，这表明她对林彪这次接见很高兴和很满意。她主持《解放军报》一年多，搞得那里人仰马翻，教训多多！
1968年1月和3月，我们二人都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1968年3月，江青又调李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办事组1966年12月由办公室改名而来），李讷是6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或办公室主任）中最后一位，也是完全做到了善始善终的一位。李讷前面的五任：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宇、阎长贵，通通都先后被江青、陈伯达等人投入了监狱，成为阶下囚。
以上，就是李讷在“文革”初期的大致经历。如有不对处，敬请方家和知情者指正。
（阎长贵、王广宇）
毛泽东：“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2001年毛远新从上海汽车研究所退休后，来北京时，曾到寒舍做客。晤谈中，他告诉我：在１９７５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墓地
江青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
江青遗嘱，死后葬回山东老家
1991年5月14日3时30分，护士发现江青上吊自杀。这位集演员、毛泽东妻子、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一身的女人，生命被自己定格在77岁上。
当天下午，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女儿李讷到医院，签署死亡通知书，并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5月18日，江青遗体火化，李讷没有到场，江青的亲属也都没有到场。江青的骨灰盒由李讷保存，一直存放在家中。
1996年，我（文革时曾任江青秘书）去诸城时，听市委书记说了这件事，并让我转告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我们这里有凤凰墓地，可以接受江青的骨灰，可埋坟，也可立碑。并说，人已死了，如李讷同意，也不必通过中央办公厅了，我们去车拉回即可。我回京后，把诸城市委的意思转告李讷。李讷表示，还不是时候，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放在那里，我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我岂不更不孝了吗？我又把李讷的意见告诉了诸城市委，说：那就尊重李讷的意见吧。
中共十六大后，江泽民对李讷说，不要葬回老家了吧？不大合适，万一有个什么事，也没有人照应。李讷乘机提出，那是不是葬在北京？得到同意后，李讷开始筹办为江青寻觅墓地安葬。李讷以局级干部的身份退休，由中办秘书局管理。老伴王景清是军队副师级干部，都不是很有钱。但是，作为江青唯一的亲生女儿，为了让妈妈入土为安，李讷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万丧葬费。
2002年3月，李讷把她妈妈葬在北京西山风景区的福田公墓。
福田公墓始建于1930年，由原清末九门提督江朝宗的儿子江宝昌与救世新教会负责人沈性礼创建。北邻燕山龙脉，西邻佛教胜地八大处，南邻永定河引水渠，东望古都北京，占地120余亩。1953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颁布《福田公墓管理规则》，办理购穴埋葬手续。“文革”中，福田公墓改为果园；1986年，重新改回公墓。所以，这里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又有“百亩果园”的美誉，是“首都花园式单位”，北京市首家上等级公墓。
福田公墓是北京历史上较早的现代公墓之一，葬在这里的社会名流众多——
北京福田公墓，有末代皇帝溥仪的先父、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文学理论家钱玄同，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余叔岩、杨宝森、赵筱楼等梨园名流，中国装甲兵之父许光达大将，现代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等。
现在，又增加了江青这样一位名人——中国“第一夫人”
1951年夏，江青参加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笔修改15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江青涉足文坛，挂名“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文艺电影处副处长。
1956年，经周恩来提名，江青成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
1964年6月23日，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谈京戏革命。6月26日，毛泽东在江青谈话的记录整理稿上批：“已阅，讲得好。”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谋批判《海瑞罢官》，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拉开史称“十年浩劫”的“文革”序幕。
1966年4月，江青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央通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1969年4月，江青进入中共九大政治局。1970年代以后，毛泽东有些疏远江青——但从未说过要打倒江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6日，江青作为“四人帮”之一被捕。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反革命集团首犯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青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一个大套间里，几道岗哨。除了没有自由，江青可以看报纸、看电视，还可以读书写作。女儿李讷每月探监两次，给她带些生活必需品。
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改判江青为无期徒刑，仍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4年5月4日，江青保外就医。
1989年3月30日，江青回到秦城監獄，被檢查出咽喉癌。江青有過癌症經历。建國初，她曾因癌症到蘇聯做過子宮切除。這回醫院建議手術，江青堅決不同意──她不想成為啞巴。11月，江青再次保外就醫。中央辦公廳有關部門在北京酒仙橋附近為她選了一幢二層小樓，並且安排了護士，為江青治療。
1991年2月15日，江青高燒不退，化名李潤青（其“润”字可能来自毛泽东的字“润之”——笔者）住進醫院。等她退燒後，醫生再次建議咽喉手術，江青還是拒絕。5月13日，江青在读报时，她在《人民日報》頭版的报纸上寫下一句話：“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25年前的這一天（即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會議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
江青又寫了一句話：“主席，我愛你！您的學生和戰士來看您來了。江青字。”
5月14日凌晨3時30分，值班護士發現，江青用幾塊手帕連結成繩，系在浴盆上方的鐵架子上，自殺身亡。
江青一生曾多次嘗試自殺
1976年，江青被捕後，絕望使她再次想到自殺；
1984年9月，江青要求去毛澤東紀念堂被拒絕，她把一根筷子插進喉嚨；
1986年5月，江青用幾只襪子結成繩套，自殺未遂；
1988年12月，毛澤東誕辰95周年，江青要求組織家庭聚會，未獲批准，她吞下50片安眠藥；1989年11月，江青想回中南海毛澤東故居，或釣魚臺國賓館10號樓（江青住过的楼），被拒絕後，江青用右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
1991年清明節，江青要求去毛澤東紀念堂，同時要求李訥帶一卷白紙来，她要送給毛澤東一個花圈。還是被拒絕。
5月14日凌晨3時30分，江青用幾塊手帕連結成繩，系在浴盆上方的鐵架子上，自殺身亡。
但是，江青自殺的消息沒有馬上公布。1991年6月1日，美國《時代》周刊首發江青上吊自殺的消息。
新華社6月4日從北京發出電訊稿：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這個消息刊登在《人民日報》第四版的角落上。
朱旦华眼中的江青
——读《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
朱旦华是革命的老前辈，原名姚秀霞，1911年12月26日生（和毛泽东生日同），她出生时，清王朝已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还未成立（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即在朱旦华出生五天后，才宣告成立），所以人称她“出生在一个没有朝代的特殊岁月”。朱旦华，中学就读上海务本女中，她非常热心社会活动，积极参加五卅运动等等，1931年从上海务本女中高中师范科毕业，留校教务处做办事员。恰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难当头，朱旦华一腔爱国热情，义愤填膺，景仰淞沪抗战的英雄。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密切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进行秘密和公开的宣传活动。
1937年想去革命圣地延安时，曾约也想去延安的电影明星蓝苹（即后来的江青）结伴同行。蓝苹借口“有些事还没处理完”婉拒了。朱旦华说：“蓝平（按：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个“平”字，尊重她的意见，以下我也用这个“平”字——笔者）那天穿的是一件很普通的月白色短袖旗袍，给人的感觉很清丽的。她脸色很白，眼睛很大，脸上似乎习惯性地挂着甜甜的笑意。”（参见马社香著《一个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这是朱旦华第一次见到蓝平的印象。
这两位女性还真是有缘。两人1937年都到了延安，并未谋面。蓝平改名江青，于1938年和毛泽东结婚，1940年，朱旦华在新疆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结为伉俪。比朱旦华小三岁蓝平（1914年生，有说1915年生）成了嫂嫂，比蓝平大三岁朱旦华则成了弟妹。这样她二人都是毛家的儿媳，成为妯娌。
朱旦华第二次见到江青即蓝平，则到了1946年7月她带着5岁的儿子毛远新从新疆迪化监狱出来，同一百多名难友回到延安的时候。她跟毛远新去看他伯父毛泽东再次见到江青。她说：“这时的江青和上海时的蓝平判若两人。她穿着一身白色粗布对襟衬衫，没有任何样式，仅是腰际间用两根细带紧了紧，穿在身上很贴身；下面穿着黑裤，黑白分明，更显得高挑的身材阿娜多姿。江青仔细地看了朱旦华一眼，含蓄地一笑说：“我认识你，在上海我们见过面，你邀我一起到延安，对吗？”
朱旦华觉得，江青具有很强的记忆力。8年过去了，岁月的留痕，牢狱的创伤，姓名的更改，使朱旦华和当年不能相比，可是江青一眼就认出来了，当时朱旦华还是有几分感动的。这天江青告诉朱旦华，1937年她走后，自己又觉得应该早点来延安，便急急忙忙赶到西安，找到熟人徐明清，又通过博古审查，八月下旬就到了延安。
“捷足者先登，比我到延安还早了。”朱旦话笑着说。毛泽东和江青都笑了。（第218页）
1947年，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正酣，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攻共产党的首府延安，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和部队，按照毛泽东不计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和策略，决定撤离延安。在撤离延安时，江青拿出了一条毛毯递给朱旦华，说：“这是前线缴获送来润之盖的。润之叫送给远新，你带去吧。”
“这怎么可以呢？”……朱旦华连连摇头。
“这是润之决定的事情，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点心意。”江青的眼睛慢慢地被一层泪珠覆盖。
朱旦华眼睛潮湿了。她双手接过了那床毛毯。毛泽东太忙，悄然离去。江青垂下眼帘。……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送的这床毛毯，毛远新童年盖它，朱旦华老年也盖它。毛毯一年年陈旧，却温暖如昔。（第230页）
这是建国前朱旦华和江青认识和接触的一些情况。建国后，朱旦华和江青的关系又有了许多新的情况和变化。
1951年9月，朱旦华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的一个会议。毛远新也跟着来了。北京育英小学的伙伴太令毛远新想念了。开会时，毛远新由康克清送到他伯父毛泽东家。朱旦华开完会后，回南昌前，去看望毛泽东，准备将毛远新带回南昌。毛远新想回育英小学读书（1948年秋，毛远新在西柏坡就进了中央办公厅直属的育英小学）。毛泽东笑望着侄儿说道：“在我这里是温室的花朵，跟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毛远新大声“抢白”：“我也不住你这里，我住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侄儿天真有个性的反驳，引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江青在一旁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江青把朱旦华拉到一边，说：“自去年岸英牺牲后，润之从来没笑过。今天大笑是头一次，孩子就放这儿吧。”江青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对毛泽东改善心情有利。这是解放后朱旦华第一次见到江青，江青刚从苏联养病回来。她穿着蓝色的布拉吉（连衣裙），温文尔雅，倒没有后来那种矫气和跋扈，大面上很娴静的。（第281页）
朱旦华说：毛远新在毛泽东身边整整读了10年书。毛远新1951年9月来到毛泽东身边读书后，很快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毛泽东夫妇都将他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什么东西，只要有李敏、李讷的，必有毛远新的；毛泽东外出带小孩，无论是北京市郊还是北戴河，都要带上毛远新这个“小尾巴”。刘思齐（刘松林）和李敏、李讷还亲热地送他一个外号“小豆豆”。毛远新不服小，一说只比李讷小半岁，李讷就会和他比高矮。小学时毛远新个子比李讷矮大半个头。每到这时，江青往往出来“护短”，李讷就向父母亲撒娇：“你们第一疼小豆豆，其次才是我。”一个“小”字说得又响又亮。一家人亲情融融。在长期深情的关爱中，毛远新很自然地称呼毛泽东和江青“爸爸”、“妈妈”。毛泽东和江青在说话和信件中，也很自然地以“父”和“妈妈”相称。（第363—364页）——我认为这样说符合实际。在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时，她和我们工作人员谈话，常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李敏、李讷、远新……
60年代初，朱旦华还到远新大伯毛泽东主席家去过一次。那一次见到的江青“矜持”许多。给朱旦华最深的一个细节，她每次去毛泽东家，都是服务员给她和江青倒水，过去江青总是微微地颔首以示谢意，很有礼貌；这次去，江青对服务员倒水微皱眉头，服务员在她面前很谨慎，小心翼翼。那种场面令朱旦华不自在，她交谈了几句话就告辞了，以后到北京她没再去中南海走亲戚。后来，毛远新也不在北京读书了。（第363页）
在这本书中，朱旦华还多次谈到贺子珍和江青的关系。我在这里也叙述一下。
朱旦华说：曾志和毛泽东、贺子珍之间称得上是患难之交。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之后，曾志对贺子珍的感情中又多了一层同情。曾志是1939年12月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很快毛泽东邀请她长谈和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将江青喊过来。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事，曾志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一听说就有些想法，一见面江青刚怀孕，没吃几口白水煮的豆芽菜就跑出去呕吐，毛泽东赶快举着灯给江青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曾志看得出毛泽东很疼江青。（第326页）
——毛泽东认识江青肯定在贺子珍离开延安以后。（第265—266页）
——贺子珍在言谈中，称江青为“江青同志”，从来没有骂过江青，只说自己的不是。（第363页）
从朱旦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绝不是因为江青，——当然江青和毛泽东的结合是“利用”了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空隙，但这不是她造成的，应该说对这个问题说不上江青有什么错误，或有什么品质问题。贺子珍不怪江青，还称江青“同志”，只说自己的不是，这反映了她令人敬佩的品德和胸襟！
朱旦华这个革命老前辈，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严重迫害，她对文化大革命是深恶痛绝的，对江青的行径无疑也是非常痛恨的。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2010年驾鹤西去，享年99岁。她的儿子毛远新在她晚年一直陪伴她身边，悉心照顾她，这也是她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旦华，这位伟大的女性，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六 我与江青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做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秘书。这是历史的安排，是历史点的“鸳鸯谱”。
有的书上说，江青的秘书姚文元，有的书上说，江青的秘书戚本禹，还有的书上说，江青的女秘书，等等，这都不符合事实。我负责地说，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的江青第一任秘书或首任秘书（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在我之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许有人（如警卫员）称过秘书，也做过一些秘书工作，但其身份和职务不是秘书，只是人们的一种称呼法。此外，也确有人给江青做过一些秘书工作，如戚本禹帮助江青看过群众来信等，但他主要的不是给江青做秘书，只不过是顺便代劳。一句话，我是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的第一任秘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江青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前，除了给毛主席做一些秘书工作外，没有什么实际职务，因而办公厅没有给她配备专职秘书。顺便说一下，江青在“文革”十年中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现在说说我是怎样成为江青第一任秘书的。
我担任江青的秘书，不是江青指名要我，也不是我毛遂自荐，而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即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陈伯达被审查时写的材料中说我给江青当秘书“可能是关锋介绍的”。这个推测事出有因（因为“文革”前我一直在关锋手下工作，是关锋的学生），但不对；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担任江青秘书后，他有次见了我，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说我“政治上弱”指什么，关锋没详细说，我也没好意思问。极力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的是戚本禹，——这是戚本禹当时亲口告诉我的。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聊天，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荐你了。”当然，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话；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还要过中央办公厅这一关。无疑，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还是江青同意和愿意接纳我；而在这方面，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当时，就了解我而言，在我高一层的人当中，除了关锋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当时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十天或半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戚本禹到我当时工作的房间来（其实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兴冲冲地跟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一下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从这时起，我离开工作了五、六个月的钓鱼台十六楼，搬到江青当时住的钓鱼台十一楼，开始了给江青做秘书的工作和生活。
有人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哪！同样，给江青选秘书大概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而在选我担任江青秘书的过程中，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审查和决定过程，具体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听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29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5年），干部级别最低的（22级），工资最少的（56元）。为什么这份“美差”居然落到我头上，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去知道。只是30多年后，即准备写回忆录时，才想了解一下，戚本禹究竟怎样向江青推荐和介绍我的。我拨通了家住上海的戚文（这是戚本禹1996年刑满释放后改用的名字）的电话，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具体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也记不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怎么说，大概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少不了的。
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
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
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我认为这样说符合实际。关于“政治”的含义和界说，现在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和根本的变化。而“政治可靠”，就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而言，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内心十分虔诚，其中包含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成分。我个人这些条件，再加上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我被选做了江青的秘书。在我成为江青的秘书后，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七楼看电影，曹轶欧（康生妻子）见了我，说“噢，你到十一楼工作了！”——似有赞扬，又有惊讶。听到这话，我笑笑，但并不以为然。心想，“十一楼”（江青住的楼）和“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地）有什么分别，还有多大分别，没感到有什么变化。——事后想想，这大概也是我的迂腐之处，因而终于没有讨得江青的欢心，结果被她以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入牢狱，关押七年半。
林青山著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说在监狱中审讯时，提审人问我：“你是怎样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办事机构里来的？”我回答说：“我给江青同志当秘书，是通过组织上认真审查之后，又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正式和我谈了话，我才去的。这是组织上的分配和决定，根本不是钻进去的。”提审人又问：“你过去认识这位办公厅负责人吗？”我说：“不认识！”审讯者以为“抓住辫子了”，“冷嘲热讽、阴阳怪气的反问”：“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你和办公厅负责人素不相识，他怎么会想到你头上呢？为什么他偏偏把你分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让你给江青同志当机要秘书？”又说：“我不是小看你，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你是有德，还是有突出的才华？我看这两个条件你都不具备……”如此云云，完全是瞎编。我在七年多的监狱生活中根本没有过这样的审问。
我在做江青秘书前，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江青办信组这个组织并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有，是渐次发展起来的，大概到1966年九、十月份，扩大到七、八个人，由我负责。人员构成：红旗杂志社2人，马列主义研究院2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1人，军队干部2人，其学历大多数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军队干部一个是连指导员，一个是大学二年级服兵役的。从人员构成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办事机构。
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独立的组织？一方面，是当时江青确有这种需要，另一方面也表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的特殊。
在“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虽然也有信件，恐怕多数属私人性质，数量也不会太多，自己看和处理就行了。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情况不同了，除了她个人亲戚和朋友的信件外，社会上群众给她写信的就有了，并且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江青本人看不过来，可能首先由戚本禹帮助她看和处理，到1966年7月中下旬，是不是戚本禹觉得太忙，又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的梁川借来帮助他。“文革”初期，6月3日，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办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时间不长，梁川就回秘书局信访处了，由我独立承担江青的群众来信的处理工作。但是，群众给江青的信越来越多，特别是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更是猛增，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到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群众来信如何处理？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们，基本上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厡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3～5封；
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林总（林彪）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等；这是最大量的，大概占所有信的99％以上；
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
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他特别嘱咐，江青同志的群众来信一定要处理好，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光荣任务。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对待这项工作的，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中央部委和各大行政区，每人负责一处，平均说，每天每个人要处理二、三百封信，当然绝大多数粗粗一看就能定了，比较仔细看的也就几十封。信的内容很庞杂，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伸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有私事，有大事有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记得当时，我分工处理中央各部委的来信，除此之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3～5封作为送给江青看的。当时，在“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我们所实行的并不是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甚至加班到十一、二点钟，十分紧张。而当时在一种政治狂热情绪支配下，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什么，都觉得是应该的。
在我负责江青办信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没受过江青的批评（也不记得是否受过表扬了），大概她还比较满意，这恐怕也是她接受我给她做秘书的一个原因。在这一段时间里，还值得说一说的，就是我结识了李讷，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我和她年龄差不多（我长她3岁），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学哲学，一个学历史，有共同语言，关于“文革”观点也一致，谈话很投机，经常在一起聊天。
我因为给江青办信,信中谈到江青的某些情况(仅限于某些,决不包括骂江青的)我也有时跟李讷说一说。有一次一封信中(记不起谁写的了)寄来一张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不是剧照),我拿给她看,她脱口即说:“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看来，妈妈比她长得漂亮。这恐怕是事实。从形体和相貌讲，李讷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她还跟我说：“别人是严父慈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时却怕妈妈。”
我对李讷印象不错，她对我印象大概也可以。直到后来我做了江青的秘书，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现在只说选我做江青的秘书，李讷恐怕起了推动作用。这从她很关心给江青选秘书这件事情可以知道。后来听说，1966年冬，有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里，她对另一个预作江青秘书的备选对象王某从家庭出身、工作经历以及爱人的家庭情况都问得很详细，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同志笑着说：“肖力（按：李讷的别名，当时叫她肖力的比较多）干什么，你对我们老王审干哪！”
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把我列为给江青选秘书的考察对象；同时我也不知道，江青没有秘书，当时江青身边有个叫孙立志的同志，大家都叫他孙秘书，我也叫他孙秘书（实际上他正式职务是警卫员，即警卫秘书），因为是山东老乡，我们还一起聊过。有一次，他跟我说：“江青同志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我当时不知道孙立志说这话什么意思，没有也不可能往江青选秘书问题上想，只说谢谢江青同志。这个话，江青在我成为她的秘书后，也亲自跟我说过。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对我很高的政治评价，恐怕也是她接纳我做秘书的重要原因，根本原因。
我和李讷结识，完全是因为当时都属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观点一致，情趣相投，属一般交往，我决没有攀龙附凤的意思。但在选我给江青做秘书的事情上，我相信她是为我说了好话的。至于由“好”事变“坏”事，即后来因故遭到江青的迫害，与李讷毫不相干，我也一丝一毫没有怪罪她的意思。直到今天我和李讷仍保持着交往，逢年过节我还去看她。九十年代的某个春节，我去看她时，见了我，寒暄后，她立即向她丈夫王景清介绍：“他是给母亲做秘书的人。”王景清接着说：“你吃苦了！”看来他也知道我受江青迫害的事情。往事如烟，弹指一挥，40多年过去，我和李讷都是年近或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在我成为江青的秘书以前，江青已经对我不生疏。从我的家庭社会情况，历史表现再到现实表现，她可能都比较满意，再加上戚本禹的极力推荐，汪东兴的档案审查，江青终于选我做了她的秘书——揭开了我生平的“新”的一页，给我平凡、平淡的人生增添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
左起：本书作者、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这张照片由新华社摄影记者摄于1967年5月1日。当天上午9点，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负责人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会，遇阻，到故宫警卫连连部休息，这些人一起合影。在一般和正常情况下，这些人（还包括当时的林彪、江青）恐怕根本不可能聚在一起。这是发生在“文革”特殊时期的一件事情——就在“文革”时期也是一个奇闻。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文革以来，我多次见过江青，特别是负责处理她的群众来信后，也算有所联系，见了面，也会打招呼。然而，我1967年1月9日搬到她住的楼，当了她的秘书后，大约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她没找过我，见了面也爱搭不理，我虽然接手收发文件的工作，但把文件送给她还要通过警卫员，她往外发文件也通过警卫员再交给我。我就问戚本禹： “秘书就这样当？”实在没啥意思，我说还不如在十六楼工作，即不如给江青办信工作痛快呢。这是怎么回事？戚本禹说他也不知道，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心里憋不住，我就问警卫员孙立志，他笑了，他说现在江青在试用你，在试用阶段，所以不理你。
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戚本禹有时还派我去做事情——因为从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手下工作，他经常派我去做这个事或哪个事。在二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问我能不能到中办秘书局去了解一下那里文革运动的情况，依照惯例，我欣然答应了。
中办秘书局、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文革开始后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总的来说，是戚本禹支持一派，汪东兴支持一派。在秘书局戚本禹支持的一派有人甚至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秘书局的两派斗争很激烈。戚本禹告诉我，秘书局有人受到压制，有的人都被压哭了。他说，其根本原因是汪东兴说：“秘书局的一派和机要局的一派是孪生子”——而机要局的那派已被打成“反革命”，当然秘书局的这一派也是“反革命”了。戚本禹在秘书局工作十几年，当时还担任着秘书局的副局长，他老婆也在这个单位工作，对那里的情况本来清清楚楚。他为什么又派我去了解？因为我已成了江青的秘书，戚本禹想利用我这个身份，把了解到的秘书局（以及中央办公厅）的文革情况报告江青，江青如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样，他去管秘书局的事情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嘛！
我根据戚本禹的意见，在一天下午到秘书局去了一趟。见了几个人（都是和戚本禹关系不错的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有人还哭哭啼啼，表示受压的厉害。其内容基本就是戚本禹告诉我的那些。回来后我就给戚本禹和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戚本禹。戚看了这封信，说：“我不管！”
“唉，”我说，“你叫我去了解情况，我回来向你汇报，你怎么不管呢？！”戚决然地说：“我不管！”“你不管，怎么办？”我有些生气地说。
戚本禹突然问我——实际上是向我“将军”：“你敢不敢把你了解的情况，向江青同志报告？”
“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坚决地说，“我自己亲自了解来的情况，为什么不敢向江青同志报告？”
在这时候，戚本禹又进一步跟我说：“在首长身边当秘书，就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敢于向首长反映真实情况。汪东兴很会整人！”并说：“江青同志是不怕死的，我也是不怕死的。”
戚本禹把我逼到“绝境”。我当时也年轻气盛，马上离开十六楼戚本禹的办公室，回到十一楼我的办公室。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把信重抄一遍——当时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给江青的信只能重抄。信抄完后，又立即通过孙立志（因为我还不能直接）送给了江青。
江青第二天就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到江青办公室，江青很客气地说，来来来，你坐下，我就坐她左边那个沙发上了。她跟我讲，你给我的信，我看到了，你讲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我从其他渠道也听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你到我这里一个月，我觉你还可以。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你要记住，这是纪律，不容违犯的纪律。
这是我当江青秘书后，她第一次正式和我谈话。她语气很严肃。我听了也觉得对，很对。我向江青表态说：“江青同志说的纪律，我一定严格遵守。我一定动脑筋，想办法，努力把秘书工作做好。”
江青最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离开江青的办公室，深深地感到江青这次谈话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也反映江青十分精明：她虽然没挑明，但我觉得她察觉到了我这封信不是我个人行为，一定有人指使我这样做——江青说：“从今以后，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并把提到党的纪律的高度，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其他人“交代我工作和任务”，除了关锋和戚本禹以外，再没有别人。于是我立即到十五楼找到关锋，到十六楼找到戚本禹，分别告诉了他们江青所说的这个要求和纪律，关锋没说什么，戚本禹说：“好，今后，‘你动嘴（指传达江青指示），我跑腿’。”戚本禹也没问我秘书局情况报告江青的情况——戚本禹也是聪明人，他很知趣，他一定会猜到他希望江青在秘书局两派斗争问题上“说话”的企图落空了。
从江青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的情况看，江青是很有心计的。戚本禹虽然很聪明，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瞒过和斗过江青。江青之所以不要我管这件事，大概是因为我这封信实际上是告汪东兴的状。汪东兴作为毛泽东极其信任的人，江青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而我在写这封信的问题上，确实表现了我很蠢、很愚。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的手下，政治思想上也跟定了他，认为他都是对的。我这封信确实是告汪东兴的状，这从前面戚本禹所说“汪东兴整人”就表明了。还有一点，我因为到江青身边不久，我还不清楚汪东兴是我的直接顶头上司，是毛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我如果清楚和知道这些，戚本禹叫我到秘书局了解情况，并向江青报告，我也要考虑、考虑，掂量、掂量。政治斗争复杂，我实在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这次被别人利用的教训很深刻！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反复说，我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兼江办的办公室副主任”。这“兼”之后所说完全是瞎编。江青除了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办公室之外，别说我当机要秘书时，就是整个“文革”十年，中央办公厅也没有另外还给她设一个为她服务的办公室，至于江青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云云，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我给江青往外发信或文件时，由我所写的信封，其落款都是写“江青同志处”。外人对江青这里常有称“江办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简称或习惯用法，决不是实际上有一个在江青之下专为江青服务的“江办”或“江青办公室”，如同“林办”或“林彪办公室”那样，这是应该予以澄清和说明的。
我做江青的秘书，其主要任务，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不少。大概当时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类别讲，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搞的《文化革命简报》、《要事回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论字数大概十几、二十几万字。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送给江青，她是没法办的，莫说看了，就是一份一份地数一遍也需要不少时间。可是，我不把这些文件都送给她，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那她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其罪过很大，“吃不了兜着走”。当然，我是绝对不会、也决不敢干这种事的；遇到她说的这种事时，通常是我送给她了而她没看到。每天我收到的文件和材料，我既不能不送给她，又不能笼而统之地一股脑儿送给她，所以将文件和材料分类，是我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最花时间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体分作三类：
一类是必须看的文件和材料，这类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负责人（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的传阅件；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其他要人给她的亲启件；关于“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关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还有有关部门或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这类东西，除了是她必须和应当了解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需要她表态的。据我的回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领导人中，对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见和表态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陈伯达很少，他往往只是划个圈而已。
一类是参阅件，这类文件和材料，一般说来也比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态。
还有一类是浏览件，这类文件和材料，对江青来说，有时间可以翻翻，没时间不翻也关系不大。
这三类文件和材料，分别放在三个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江青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发的右边茶几上，以供她阅看。一般情况，大体说来是这样。有时有些中央负责人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的文件，机要交通送来收到后，除非江青睡觉没起床，都要立马送给她，不能延误。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她坐的沙发的左边的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她写了信封，如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或陈伯达、康生看的一些东西，她甚至已封好，贴上了密封签，这是属于不让秘书与闻的事情，我只负责登记交机要交通员；还有一种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机要交通员。一般说来，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下她看过和批示的文件，该登记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分类存档。有时江青认为需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取下来，马上通知机要交通员来取并送走。
对分装在三个卷宗中的文件，一般说来，第一类即“必须看的卷宗”中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经常成了空的；第二类，即“参阅件”，一般她也看一些，有时也有批的，或画的；第三类，即“浏览件”，她看的或批的就很少、很少了，有时连动一下都不动。第二天我如法炮制，“浏览件”很多淘汰下去存档了，“参阅件”没看的，同新的文件放在一起，再送上去。我每天工作的日程和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工作量很大，十分紧张。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了觉，一时一刻我也不能、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不知道江青什么时候按铃叫我；如她按铃叫你，你不在，那可不得了了，——你就等着挨批、挨骂吧。记得1967年冬天，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赶上我外出办点什么事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待回来还未进办公室，就见江青的护士匆匆跑来，看到我就说：“你干什么去了？江青同志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顾不得向她解释，就赶快上楼到江青办公室。“报告！江青同志，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她往日“徐娘半老”的风韵也不见了，两只眼睛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大喊大叫：“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无头无脑地说：“真是，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对这话，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说什么。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江青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她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封信发走。”我忙接过信，就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待我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躲过了一劫。“江青这么急，这么发火，究竟是什么信啊？”我一看是她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急件”，并已封好；至于什么内容，我根本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把这封信取走。从江青按铃叫我，到把这封信发走，总算起来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却闹了这么一场，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江青说“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一语，狠狠地刺伤了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就学历讲，多为初中生，也有个别的高中生或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她的护士就是卫校毕业，大学学历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就骄傲过，工作就不认真。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跟我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我想这是一种“阿Q精神”，——在江青身边工作有时也确实需要有点这种“阿Q精神”，否则，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跟她顶！
说到江青按铃叫我，需要澄清一下事实。《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林青山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打电话叫我。如该书第42页说：“‘笃笃笃’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拿起电话：‘小阎，你来我屋里有事！’”第49页又说：“‘笃笃笃’电话铃响了，小阎拿起电话听筒，‘小阎，来我这儿有事。’”这是瞎编，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员的情况。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工作人员都根本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江青也如是。从江青的办公室、卧室以至餐厅都安装着通往护士、警卫员和秘书房间的电铃，江青一按电铃随时随地都可以叫到她需要和想叫的人。比如，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请看，这是何等简便和省事，而用电话多么麻烦。有些所谓“纪实”作品的胡编乱造，只能糊弄和欺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
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时曾跟我说过，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没过过星期天。为了补足她这个“缺陷”，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写：今天是×月×号，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了解这一天的安排。
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要接电话。电话很多，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如此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时电话一个接一个，加上收发文件，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下来，我十分疲惫。在“文革”中江青比陈伯达、康生的事情不少，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可能还要多些和忙些，他们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跟江青说过多次：“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这件事我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又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也说过，他说那得看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后来，我可能说得次数多了，也可能是汪东兴同志也跟她说过，在一次送文件时，她和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答应说：“好，谢谢江青同志，我一定努力干。”还是我一个人这样硬撑着；江青既然这样说了，我再也没向她提过这件事。1967年国庆节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了杨银禄同志来和我一起工作。杨银禄同志，河北定县人，1938年生，比我小一岁，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干事，连级干部。个子不高，同我差不多。人看上去很聪明，很精干。汪东兴同志送他来时，说跟我一起工作，并嘱我好好带带他。我当时很高兴，以为有了帮手了，可轻松一点了。我绝没想到，也没想过江青要换掉我，要整我——就是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确凿的证据，1967年国庆节前后，江青就要整我，至于调整工作那是有可能的。从1967年国庆节后，到1968年1月我被隔离审查，我和杨银禄同志共事三个月，合作得不错，关系挺好；迄今仍有来往。1968年1月我被整下去以后，就是他做江青的秘书，一直到1973年6月被江青赶走，又换了别人。整整“文革”十年，江青的秘书始终只有一个人。
关于江青所说：“主席才用一个秘书”，需要交代几句。在1967年，我给江青做秘书时，给毛主席收发和管理文件的，秘书确实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徐业夫同志。毛主席身边的秘书有两种，一种是职务和水平都比较高的帮助毛主席研究和处理某方面问题的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长期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工作，一般说来，他们同时都还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着一定的其他职务；一种是职级较低、专给毛主席处理具体事情的秘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注释中，他们被称作“毛泽东办公室秘书”。1956年，中央常委开会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分工各有不同，除了江青专职生活秘书（还帮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其他每个人都还另有工作：陈伯达兼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田家英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叶子龙兼任中央机要室主任；毛主席的许多具体事情是交给两位专为毛主席做秘书工作的同志办理，他们在党内和政府内没有其他兼职。1962年3月25日，毛泽东给邓小平、杨尚昆等写信说：“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选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徐业夫同志大概就算是这样“收发”性质的秘书。他是安徽人，老红军，据说长期从事机要文电工作。有书说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据我所知，这不符合事实。他是一位工农干部，人很好，长我二十几岁，是我父辈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请教怎样做秘书工作，他向我讲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告诉（确切些说是：嘱咐）我：“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为意志。”我当时听了很不顺耳，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当秘书就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了吗？！其实，他这句话可能是他长期做秘书工作的经验之谈，也可能是他根据对江青性格和为人的了解，告诫我：江青的意志违拗不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回头来看，这是一句掏心窝的话。尽管当时听了不很自在，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给江青做秘书工作，一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恳恳的，江青的意志（如江青叫我办的事）我一次也没违拗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江青面前唯唯诺诺，一句话也不敢说，一点看法也不敢谈。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还好谈点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向江青谈的一些（不多！）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为她好，觉得有利于维护她的形象，在主观动机上决无其他——至于她本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或真心实意地这样认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担任江青秘书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我只帮她推敲过一次她的讲话记录。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她发表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的她的这个讲话稿，江青让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对这个讲话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顺工作，就内容讲，我只加了一句话，这就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尖端”、“榜样”这个话，江青讲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这个讲话，陈伯达吹捧说：“讲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即转发全国，让人们学习和贯彻。
一般说来，江青对我的工作还算比较满意，关于挑选文件她也没提出什么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认为重要的、必须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认为不很重要，她可看可不看，而她不仅看了，而且批了——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要好好想一想，以改进工作，以适应她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书中写道，江青说：
“从年龄上说，你是我的晚辈，我都拿你们当孩子。”她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只要你能忠于我，将来你们从这里出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说不定还是一路诸侯哩。但必须使我信得过才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好好干吧，将来会有你的锦绣前程的。”
她停顿了一会儿道：“听说你家里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么困难，不要顾虑，说一声，我批个条子，照顾一下不成问题。”（第28页）
还写道：
她哼了一声，“反对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也许过于兴奋，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好好跟着我干吧！把这些老家伙们（按：指“三老四帅”——笔者），一个个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们的了。那时，大权在我们手里，我说什么算什么，给我干事的人，我还能亏待吗！只要你好好帮助我干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汤蹈火，将来会有你的前途的。”（第275页）
这纯粹是瞎编。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类话，也没给我许过这类愿，还说什么“拍拍小阎的肩膀”云云，完全是扯淡。论年龄，江青确实是我的长辈，她比我亲生母亲还长一岁，日常相处，她是自重身份的，决没有“拍拍肩膀”之类举动；对她，我也确实“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凭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没发现她有什么问题，相反，真诚地把她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说的政治方面的话，那是很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确实像林青山所说那样跟我讲，而我又认可和满意，那我就不仅根本没有什么党性，而且人格很卑鄙。林青山这样编造是对我的严重污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这样的历史人物，一切全凭想当然——从这点上说，何尝不是诬陷江青？我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十分真诚的，当然从事后看，是完全错误的。我当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心态：“夺取红色政权，咱没赶上；保卫红色政权，决不能落后。”至于“文化大革命”后干什么？说内心话，当时我还是想继续搞学术研究，没想在仕途上谋个一官半职，而什么“一路诸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云云，那是做梦也没想过的。这是我这个出身贫苦农民、来自偏僻农村的小人物的实在心路历程；就是做了江青的秘书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初衷。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江青对工作人员居高临下，如同使奴唤婢，经常板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说“暗害她”，大声斥责：“你给我滚！”甚至把你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我就被她诬陷为“坐探”，关了八个年头。她的一个护士也以“莫须有”罪名被关押好几年。其他不少工作人员也受过她这样或那样的迫害。耍威、施虐，这是她对待工作人员主要和基本的一面。而她平常里，特别是她高兴的时候，也和工作人员聊聊天 。我就有几次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问我家庭生活怎么样，我告诉她，还可以。我家庭出身很苦，解放后，土改时分了几亩地，生活有很大变化。我当时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行政22级，在北京地区，工资是56元，既上有老，二老双亲，下有小，老家在鲁西北，地瘠民贫，生活很拮据，但我从没跟江青说过有什么困难。江青也问过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我说，我在旧社会里逃过荒，要过饭，要不是解放，我不会有今天。当时这样说，不是虚伪的话，是真心话。大概也因为这样，江青对我说，我看你对党，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听到江青这样说，我感激地说：“谢谢江青同志！”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跟“阎昌奎”（即我姓名的谐音）讲，“把你的家信给我看看。”小阎从容不迫地从兜里掏出信递给江青，粗粗地看了看，确实是父亲有病来信要钱。她顺手在一张便条上批了几个字：救济小阎五十元。”（第159页）
这纯粹是胡说。我从来没向江青和组织谈过我家庭有什么困难，因而江青也没给我批过什么条子，我也没从中央办公厅领过一分一厘的 “救济款”。
有一次她跟我谈到她在30年代的一些情况。她说，那个时候，我搞文艺工作，搞地下工作，经常要跟特务斗。比如演戏吧，我在前台，一方面要认真表演，一方面还要注意下面有没有特务，或者远处来没来特务，如果发现有特务嫌疑的人，我就马上下场，到后台换上衣服就溜掉了，免得被敌人抓住。她说，做革命文艺工作，做地下工作，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不怕!
有一次，她跟我谈到毛主席在指挥打仗时的高超艺术。她说，在转战陕北时，我跟随主席（江青在谈到毛泽东时一般只称“主席”，不称毛主席）身边，主席指挥打仗，不仅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也能指挥敌人的军队，叫他（指敌军）往哪就往哪，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在其他书上，和许多文章中，也多次读到过类似的叙述（如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就说过“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人们常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由于我没当过兵，打过仗，对江青说的和其他书或文章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都体会不深。后来江青诬我为“坐探”，把我关了监狱，在里面没有书看，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就只有一部合订本的1-4卷《毛泽东选集》；几年下来，一点不夸张地说，这套《毛选》我从头到尾读了30多遍，其中《论持久战》我读了上百遍，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论持久战》是《毛选》中具有最高水平的著作。我在读《论持久战》时读到毛主席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又想到江青跟我说的“主席指挥打仗不仅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也能指挥敌人的军队”，一下子豁然开朗，从而加深了对毛主席所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的理解。据说，蒋介石很看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在美国西点军校还把《论持久战》列为教科书，我觉得，这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江青在和我聊天时，不止一次怒气冲冲地谈到刘少奇。她说：1964年夏天，我听过刘少奇的一次报告，他一方面大肆鼓吹他老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一方面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他说在“四清运动”中了解情况用毛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开调查会，他不跟你说真心话，只能“扎根串连”，一个一个、一户一户地来。江青说，我听后感到很吃惊，连肺都气炸了，我都哭了，马上去向主席报告。我跟主席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而你还健在，人家就公开做报告反对你了，你就无动于衷吗？毛主席怎么反应，江青没跟我说。可以想见，开调查会，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强调的，是他思想和认识论的基础；当他听到刘少奇说说“开调查会的方法不行了”，他绝对不会满意和高兴，也绝对不会放过。别说毛泽东了，就连帮助刘少奇整理讲话的陈伯达、王力，都觉得刘少奇这样讲太过了，把不合适的地方给勾掉了——王力说：“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73页）众所周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毛泽东原来是批准转发的，后来又强调不发了，这是不是江青告状所引起的他的态度的变化？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作检查时特别地谈了他说“开调查会不行了”这个问题。他说：“……还说过去在发动群众斗争中才能摸清情况，认为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是不够的，有时说不适用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主席的思想，这是极其错误的，影响极坏。”
江青有一次还跟我谈到她和毛主席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她说，现在孩子都大了（这是指李讷、毛远新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就没有什么花费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最后嘱咐我：这件事你告诉东兴（指汪东兴）同志，让他注意这个问题。还说，我的党费是不是按时交了，你也告诉东兴同志，他不要忘了帮我按时交党费。
有一次，江青谈到他们孩子的情况。她说：主席跟我说，我们家三个孩子（即李敏、李讷、毛远新），他们究竟是左、是中、是右，不能随便说，轻易断定，要看他们每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接着，江青说：李讷和远新比较好，和造反派接触、联系多。李敏就比较迟钝、糊涂，她居然同意主席也可以炮轰。
江青有一次和我开玩笑。在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的汽车上，她两边坐着她的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张素兰，她们都是没结婚的女孩子。我当时除了做机要秘书，还临时代理警卫员（原警卫员孙立志查出肝炎，离开了；中央警卫局给她另派了一个人，只一天，江青跟我说，她怕见生人，让我代理几天警卫员，我说我没有一点警卫知识，她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无奈只好答应），我坐在司机右边警卫员的位置上。江青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了！”我答：“是，江青同志，咱们山东习惯不好，结婚早。”她接着说：“生那么多干吗？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一辈子就生了一个孩子。”我本来是个十分腼腆的人，江青这样一说，搞得我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
江青诬我为“坐探”关我八年
在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的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北京哪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干部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女干部讲了她的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後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我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係，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於是我请示江青。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所谓“有您的名字”，并不是说信的“抬头”，这是写给江青的信，当然抬头是江青，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係。其实，这一点我是误会了——确确实实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係。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严厉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係？”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过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这个严厉斥责後，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後，上海文化工作者一部分转移到大後方，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江青就是属於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於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後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後，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後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後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自己。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今非昔比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时，也正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让我这个“书呆子”从1967年1月9日的“座上客”，变成了1968年1月9日的“阶下囚”！
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我第一次听到。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当时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都属於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们，心绪很乱。稍微冷静後，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於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他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兀地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胀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地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於是我连忙点头，说：“是啊，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爱人写了一封信……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1968年1月24日深夜，我由荷枪实弹的两名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这个留下我特殊记忆的地方，在凛冽的寒风中驶往一条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里有一座黑森森的监狱——秦城！从此我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做些事情的八年时光。 後来知道，1月24日深夜，就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将我押往秦城的时候，陈伯达等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活动，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等等，——实际上，他们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当时我爱人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久，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探亲宿舍。陈伯达为了让此次“抄家”能有所获，利用他逼迫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如前所说，内容是陈伯达口授的：“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来人前去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云云。很可能也是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之後，警卫部队又把他们连夜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的招待所软禁起来。5月，即麦收前，根据我妻子再三再四地要求，才将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後来，他们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成为“反革命家属”，孩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叫念了，年龄仅仅13岁勒令参加农业劳动，全家老老少少都受到歧视，哭诉无门。
我到秦城以後，换了黑色囚衣，并被冠以代号“6820”（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关进来的“犯人”），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後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1～4卷第一个横排合订本）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1、2、3、4……以此来打发漫漫无际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係、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我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实在难以应付这空寂的时光，无奈，我除了数暖气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复背诵从前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和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填词。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後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誌，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誌可看，有书可读了。我除了“一张报纸看一天”外，就是翻来覆去地读毛选。几年下来，毛选从头到尾我读了30多遍，有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甚至读了一百遍以上。刚出监狱时，毛泽东200字以上的语录，只要是毛选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找到，——现在老了，不行了。
在七年多的监狱生涯里，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大概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不可能体会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於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环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阳，浩大的天了。经过长达七年半的监禁生活，现在我极为渴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独自幽禁在铁窗里强上百倍。
我走出幽禁七年多的监狱，才知道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话，出狱後本来可以允许我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东，所以我提出要取当年存放在《红旗》杂誌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时，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听说儿子已是中学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我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我要去的是位於湖南省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到农场後，不看天，不看地，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写信。八年了，音讯皆无。父母想我，我想父母；还有妻子儿子想我，我……想着想着，潸然泪下，恨不能插翅飞到山东老家，立马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信发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儿子写来的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来的信，我真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全家人团聚了，老少三代，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这是八年来没有过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还活着——活着，这是八年来他们多么想知道而又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的事情。後来父母依依不舍地回了山东老家，我和妻子、儿子则在农场安了家。
经过了解，我知道了西洞庭农场的概况。它是1955年在洞庭湖边上招工建立起来的一个大型农场。农场总面积100多平方公里，折合16万多市亩，耕地面积8万多亩，水面5万多亩，干部、职工，包括家属，有三万多人，有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每个分场和农科所都有包括小学、初中的学校，总场还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种植作物，主要是稻、棉、甘蔗。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粮店、邮电支局等。农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小社会。西洞庭农场是湖南省和全国农垦係统的红旗农场之一，由於农场领导改变“坐大船划懒桨”的传统做法，提倡和推行责任制，从1970年代就盈利，这在当时的国营农场中还是不多见的。在农场，我不仅有了温暖的家，这个农场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企业，觉得很开眼界。我，还有我们全家，在农场，受到农场领导和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农场领导把我的家安排在农科所，由於我是北方人，让我到棉花班劳动，不让我到稻田班劳动；还给我订了一份报纸，每个星期让我学习一天；生活上需要什么，农场都给我购买，我的被褥、蚊帐以及安家用的锅、碗、瓢、勺，基本上都是农场给买的。农场烧柴比较缺，很多职工把自己家的烧柴送给我，连农场党委书记家都让我去他家拿烧柴。吃的菜，很多职工让我到他们的小菜园里去摘，或他们摘了送来。我虽然每天都要下田劳动，很累，很辛苦，灼热的阳光晒脱了身上一层皮，可我还是很高兴，和广大职工有说有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对我很好，从此不仅彻底告别了秦城监狱中那些横眉冷对的看守，也慢慢淡漠了他们留给我的阴影。当时，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由於我的问题没做结论，党的组织生活没恢复，党员的会议不能参加——我知道这是组织原则，不是农场党委所能解决的。
当年11月，我离开北京前迫切要求的结论终於下来了。当专案组把一份打字文件摆在我面前时，发现专案组的结论共有两条：一，阎长贵妄图用假材料（按：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按：此二人，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名中层干部，一个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我的老师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个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完全是妄加的罪。还有处罚：“留党察看一年”。这样的结论，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尤其是当年我把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交呈江青本人阅示，说有缺点、有错误，因而影响了她的身体，怎么处罚都可以，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当然不肯在这样不实之词的结论上签字。专案组又把江青抬了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说你是‘坐探’，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很清楚，他们是想说，我们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并且说对你处分也不重嘛。——用这“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关了我七年半，并还要给“留党察看一年”的处罚，还说“不重”，这是哪家的纪律和法律？天下还有王法吗？……我自知辩解无用，因为江青还在台上，我为了能安排一个工作，获得工作的机会，最後还是在这样的结论上违心地签上了我的名字。
关於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後，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係统文化部、学部（即哲学社会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後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按：“他们”指我和戚本禹等，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笔者）……後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啰。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现在人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连眼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八年，你说荒诞不荒诞，然而文革中荒诞的事太多了。江青还说什么她“带着秘书、警卫”到我家，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等等，这都是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我被迫离开江青的过程上面已经叙述了，不再赘言。江青关我八年，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话扯远了，还是讲我在农场的情况。
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彦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绍几句。覃正彦，1928年生，石门县土家族人，家庭出身下中农，1949年11月参加工作，任过乡长，石门县公安局局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文革中作为石门的头号走资派被揪斗、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产到户”、为右派鸣冤叫屈、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五六年後恢复工作。1973年1月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在西洞庭农场任职8年多，是农场生气勃勃的时期之一，在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覃正彦，1980年调任桃源县委书记，1983年升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1988年退到二线，1991年退休。覃正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我们党难得的好干部。石门的乡亲送他这样的条幅：“节高骨坚宁折不弯；为梁为薪献身於民。”这是他人品和工作的真实写照。而1975年11月我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论：“妄图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关押七年半後还要“留党察看一年”。因而农场党委和覃正彦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去工作了。当时农场党委准备安排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曾副科长，他跟我说：“农业科你不能去，在农业科工作，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耐不活’。”所谓“耐不活”，湖南土话，“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邻居的这个好心的意见，得到组织允许，到农科所学校教书，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後还当了农科所学校的校长。1978年农场党委和覃正彦还是调我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给农场干部作了几场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好评；农场党委派我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地委宣传部留我参与写研讨会的总结。1978年9～12月，农场党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理论干部班）学习。这些都足见农场党委对我的重视，也说明我在农场的表现还可以。“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发自肺腑之言。
谈到农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帮”後，“中央一办”专案组又给我做过一次结论。在这次结论中，当然去掉了原结论中的第一条即“陷害中央负责同志”那一条，但其余一条仍然没有撤销，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又给我加上无中生有的一条，说我反对周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地强加罪名，我断然拒绝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後，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这时，“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组织部，组织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誌社，《红旗》杂誌社党委於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誌社工作——在给江青当秘书前，我是《红旗》杂誌社的干部。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在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孩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就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太老实了！”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党委和职工深深感谢，我永远忘记不了他们对我的厚爱。
难忘西洞庭
西洞庭，即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我本山东聊城人，离湖南西洞庭大概有两三千里。我怎么到了那里，并对那里有了深厚的感情？在那里——不止在那里，还有常德、长沙，以及整个湖南结交了很多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这说起来，还真得要感谢“文革”，如果不是“文革”，我不会有这样的际遇。在“文革”中，我万万想不到自己竟然成了“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首任秘书！一年后，江青诬陷我是“坐探”，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7年半，1975年5月开释，被专案组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
我是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刊红旗杂志社，跟当时在哲学界已有相当名气的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成为关锋的学生和部下。1967年1月，组织上调我担任江青秘书。同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打倒后，江青因为我向她转呈一封群众来信，怀疑我是“坐探”，把我关了起来，直到流放至西洞庭农场“等待结论”。
我心里清楚，自己是发配来的，算是“戴罪之身”，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劳动接受改造，不能期望新环境对我多么友善。但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到歧视，相反，还享受着从领导到广大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
到了农场，我终于走出了不见天日、不能和人（除了看管我的狱卒）接触的单身牢房，对西洞庭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总算见到天，见到太阳了，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葱绿的禾苗……我参加劳动，很积极，很认真。在酷热难当的夏日，脸上、身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工友们心疼地对我说：“你这样不行，要注意保护好身体，你不能和我们比，我们习惯了……”多关心、多感人的话语，多年没听到了。每念及当年的情景，都难免一阵感叹。下面，我通过几件事情，谈谈西洞庭领导、干部和职工对我的照顾。
第一件事，是关于我到农场后安排到哪个单位，怎么劳动和生活。我后来听农科所总支书记高铁珊告诉我，他说：“你来农场后，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对把你安排在哪个单位和怎样劳动和生活，都非常关心。经过研究，安排到我们农科所，这里离农场总部近。怎样参加劳动，覃书记和我商量，考虑到你是北方人，不便下水，安排你到科研队棉花班劳动，这是旱田作业。”——应该说这是多么大的照顾啊！
西洞庭农场，是1955年招工在洞庭湖边建起的一个大农场，它不是劳改农场。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干部、职工，包括家属，有3万多人。除了农科所外，有十几个分场，农科所和各分场，都有包括小学、初中的学校，总场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粮店、邮电支局等。农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小社会。行政级别是县级。
在秦城监狱7年多，我和父母、妻子都没有丝毫联系，他们连我死活都不知道。我到农场后，立刻给家里写了信。他们接到信，父母来了，妻子和儿子来了，一家人终于在农场得以团聚。后来，父母回了山东，妻子、儿子留下来，我们在农场安了家。从住房到一切生活用品，包括被褥、蚊帐、锅碗瓢盆等等，都是农场给新购置的。
我每个星期劳动5天，学习一天，休息一天，为了让我了解形势，组织还为我订了一份《湖南日报》。在一天的学习时间里，我除了看报纸，还看些理论书籍。我是学生出身，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离开书是不能活的。这就是我农场第一年生活的大致情况。
农场的领导和职工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说不清楚。当然，不论到哪里还是好人多，劳动人民是善良的，都有“恻隐之心”，但这肯定也和农场的“第一把手”覃正彦有密切关系。我觉得，覃正彦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他在文革中被打成“石门县最大的走资派”，受到六七年的残酷迫害，因而他对文革中所谓犯“错误”的人比较同情，但我认为他又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的。比如，我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做“结论”，还没有恢复“党籍”（其实我也没被开除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党的会议——我心里有不痛快，但我理解。
第二件事，覃正彦关心我的工作。有一天我在棉田里劳动，有一个高大魁伟的中年汉子，像一般职工一样，戴着斗笠，扛着锄头，走到我身边，亲切地跟我说：“阎长贵同志，咱们聊聊。”当时我还认不清他是谁。我说：“好啊！”因为我和好多职工聊过了。当时我的身份是保密的，可能除了农场几位负责人外，一般职工大概都不知道我的身份——专案组在释放我的时候，明确告诉我：“不能说是江青的秘书。”但同意我说原来的单位：红旗杂志社。所以，我刚到农场不久，有两个职工和我聊天时说：“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说是‘战犯’吧，你太年轻；说你是作家来体验生活吧，也不大像。”我只好说，我就是来参加劳动向你们学习的，我也没说我犯过错误。他们为什么怀疑我是“战犯”，因为1975年初我们国家确实释放了一批战犯，他们的年龄大概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而我当年才38岁。覃正彦找我聊天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覃正彦。”我马上说：“您是覃书记！我早就知道您了，听不少人谈过，但我眼拙，还认不准。”他问我：“农场怎么样？劳动和生活还适应吗？”我说：“农场很好，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企业，很开眼界。我虽然是来自农村，但由于上学读书，又在机关工作，20多年没怎么劳动了，我有决心学会劳动。生活嘛，北方和南方有差别，也会慢慢适应的。”覃书记说：“你的结论还没来，等做了结论，你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工作吧。”听覃书记这样一说，我当然很高兴，说：“那好，我太谢谢组织了！”
11月份，专案组到农场宣布我的结论。这个结论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说我 “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人”，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所谓“假材料”，就是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说实在的，这封信和江青根本没一点关系，而我误会了和她有什么关系。我跟专案组的人说，如果因为我送的这封信影响了江青的身体和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可以，但说我“陷害”她，我确实没这个心。专案组要我签字，我不签。专案组又把江青搬了出来，说“这是首长给你定的性”——意思是说：他们也没什么办法；还说：“对你处分也不重嘛！”因为那封信我已经被关了7年半，还要给我“留党察看一年”，还说不重，这是什么法？但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求得一份工作的权利，我违心地签了字。
有了这个结论，农场党委和覃书记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工作了，就决定让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副科长，他告诉我：“你不能到农业科，在那个单位，不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都得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干不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是好意，接受了这个建议，自己向组织上提了出来。组织上问我：“那你想干什么呢？”我说：“那我去教书吧。”这样，组织就安排我到农科所学校教书，大概半年后，又叫我当了该校的校长。1978年，覃书记和农场党委还是调我到党委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让我给农场的干部多次做“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报告，还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学习。从我这个经历看，农场党委和覃书记对我是够重视了。至今想来，我很感激。
第三件事，农场党委和覃书记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后来，“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组织部，组织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当时党委书记是张浩的儿子、林彪的侄子林肖硖）于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都很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第四件事，就是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当时这叫做“农转非”，即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据说名额是1‰。我当时已经40多岁，夫妻两地分居总不是一回事。红旗杂志社人事处的人说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当时在北京有一种说法，要带老婆进北京（特别是农村户口），比在北京找一个老婆还难。我妻子和儿子原来都是农村户口，在农场安家后，国营农场的户口，也不算城市户口。西洞庭农场虽然是一个有3万多人的大企业，但它不管户口。这时候，覃书记对解决这个问题很热心，他亲自带着我到常德县找县委书记，终于把这件天大的难事办成了……
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农村和厂矿的人很多，所谓改造思想，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曾享受过我这样被关怀被照顾的待遇。在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的那个年代，西洞庭人给了我心灵上的慰藉和温暖，令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
澄清一个事实
1983年5月14日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中谈江青的“残忍”时，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个代表作。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江青确实非常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残和迫害了数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残和迫害致残、致死；但胡乔木把这件事情作为江青残忍的例子和证明却不符合实际。
1974年8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中国访问时江青确实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庄。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和护士赵柳恩作了调查和询问，他们说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李子元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有一个很大的车队，北京去了很多车，天津也有很多车。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开的江青的车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绝对没有这个事。至于是否其他车，如地方的车，撞没撞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赵柳恩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我去了，在车上就坐在江青旁边，肯定不是江青的车及其前面和后面的车撞死了人，如有这事我印象一定会很深刻。模模糊糊记得(到小靳庄后听人说)前面有车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车也没怎么停就过去了。她又说，这件事情中央警卫局二处去的人一定清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和保卫工作的。热心和负责的赵柳恩接着又帮我询问了中央警卫局二处的有关同志，继而告我：中央警卫局二处的同志说，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车撞死了一个人，善后工作也是天津的同志做的。
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为这件事，“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李子元和赵柳恩同志都说，这是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的事——江青和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一辆车。恐怕江青，更别说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江青虽然是坏人，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附录：关于名誉侵权案的几个材料
前面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林青山写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 本书我和
林青山对簿公堂，打了一场侵害名誉权案的官司。我作为原告胜诉了。这场
官司对分析和评论江青有一定参考价值，兹将本案的几个材料附录在此。
一、起诉状
原告：阎长贵，男，52岁，大学文化，求是杂志社干部，现住北京沙滩北街二号。
被告：
（一）林青山，男，61岁，大学文化，北京社会科学与研究员，该院院址：北京车公庄大街六号
（二）甘肃人民出版社，法定代表：张九超，现为出版社总编辑，该社地址：兰州市第一新村81号
（三）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定代表：东生，现为出版社第二社长，该社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2号
（四）广州文化出版社，法定代表：杨钦泉，现为出版社社长，该社地址：广州市环市中路209号4楼
案由：政治诬陷，损害名誉
事实和理由：
1988年9月林青山出版了“当代大型纪实小说”《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同年10月又出版了“传记文学”《江青沉浮录》（以下简称《沉浮录》）。《秘书》一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字数43万，印数10万；《沉浮录》一书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和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字数58万，印数9、5万。林青山在这两本书中（特别是《秘书》一书），对我进行了多种政治陷害，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
我和林青山本不认识，无任何交往，只是1987年7月14—16日在天津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见过面，茶余饭后聊过几次，而所聊内容与这两本书的主要事实无关。这两本书出版前都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出版后连一本书也未给我。这两本书由于严重失实，在社会上造成了混乱，不少人给我来信、来电话或亲自来家询问真实情况。这两本书（就《沉浮录》言专指有关我的一章）全部重大情节都是捏造的，是对我的政治陷害；又有些朋友误认为是我提供的材料，因而使我在政治上感到极大的压力，精神上造成过度紧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现将这两本书对我的政治诬陷陈述如下：
一
《秘书》一书以江青的机要秘书“阎昌奎”的一段政治生活为重要题材，以“阎昌奎”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为基本内容。书的简介（见该书封底）说，该书描写了江青“伙同康生、张春桥，勾结林彪、叶群”，“迫害最高层领导，制造天下大乱的真实故事”，“披露了‘文革’期间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并说“阎昌奎”是“参与国家最高政治活动的内线人物”。书中主人公之一的“阎昌奎”是套用我的名字“阎长贵”的谐音，并写道：“小闫是农民出身，山东人，江青的同乡，大学哲学系毕业”，“五十六元工资”，“1967年1月9日上任”，“成为江青的机要秘书”，以及书中所写的从江青的秘书到秦城监狱再到湖南农场的经历，——这，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事实上，从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江青的机要秘书也只有我一人。（补充一点：1967年10月份即国庆节后，又给江青调去一个机要秘书杨银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嘱我带带他，他是接替我担任江青第二人秘书的，但一直到我离开江青前，他还没和江青直接见过面。——2013年6月3日注）
我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犯有错误，对此，党组织经过多次审查，包括整党审查，已有明确结论。我对我的错误，深感内疚，积极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认真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工作，组织对我是信任的。1980年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求是杂志社前身）搞编辑工作，1982年被评为副编审，1988年度被评为编审。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与此书对我的诬陷毫不相干。林青山在这本书中说了我一些好话。这些好话，有的是无中生有的臆说，有的是无限拔高的空话。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企图使读者相信该书的材料，特别是涉及到我的材料（包括吹捧我的材料），都是由我向他提供的；以便使我对他的捏造承担责任。而此书主体上和实际上是罗织罪名，对我进行陷害。
（一）诬陷我是江青的亲信和代言人
该书说我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兼江办的办公室的副主任”（第15页）。后一个职务是编造的。在江青下面或身边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江青办公室”。又说：“江青的重大行动的内幕，小闫都知道八九不离十。有时她要通过小闫打电话，或出面去传达她的指示；也有时又让小闫做记录。她也不想躲避，也无法不让小闫知道她的秘密。……中央文革成员……都把小闫看成是江青的亲信、代言人。他们对小闫极力巴结、讨好、肉麻地奉承，希望小闫在江青面前，能多替他们美言几句。……在他们眼里，小闫就等于半个江青。他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也能当半个江青的家。因此，中央文革小组的重大决策，小闫就是不参加会议，也能了如指掌。由于这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他还能知道军方的头号铁腕人物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政治联盟’里秘密交易的内幕。叶群有时和江青联系不上时，便通过小闫向江青传话。毛泽东对江青，有什么重要指示、批示，也都是通过小闫之手，转给江青。”（第257页）这纯粹是造谣。我给江青当秘书从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仅仅一年。起初，即1967年1—2月份，江青还在“试用”我，没跟我正式谈过一次话，我虽是机要秘书连文件都不能直接送给她（要通过警卫员），直到二月底，江青才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认可我在她身边工作，并指明我的主要任务是收发文件、保管文件。林青山把我在江青身边的地位编造得如此显赫和重要，完全违背事实。如果按照林青山的说法，打倒“四人帮”后，江青专案组从未找过我揭发问题和证明问题，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二）诬陷我参与了江青等人的许多重大反革命活动
该项诬陷内容太太多，无法全写，仅择要陈述：
书中说：江青“让小闫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了电话，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闫做记录。”（第220页）类似说法书中有多处。这是无中生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会议，我（不管以什么身份，包括记录员身份）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江青也从未让我通知中央文革成员开会，因为这是由“办事组”负责的事情。
书中说：有电话报告我：“今晚在北京饭店李富春请客，前去赴宴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还有谭震林、李先念。”打电话的人不告诉我姓名，但要我请示江青：“要不要对他们的宴会进行监听？”我问了江青，她“命令”我：“你用保密机子，给0500打个电话，让他加强监听。”（第137—139页）这完全是造谣。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我也从未接过和打过这种电话。
书中说，江青给总理打电话，她让我把窃听器递给她，打完电话后，“她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小闫道：‘你把录音都记下来，交给我’。”（第293、297页）这是造谣。我没干过这类事，也不知道有这类事。
书中说，江青向我布置：“小闫，今天派你一个特殊的任务！……现在怀仁堂正在开会，我估计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肯定要处于被围攻的地位，……你去趟怀仁堂，别露面，机灵着点，通过秘书们，探听一下会议的动态。”后文说，我到怀仁堂后，“大大方方”地站在会议室门口听，并向江青报告，等等（第195—209页）。这里说的怀仁堂的会，就是后来被称作“二月逆流”的会。林青山这个谣造得十分离奇——中央的会议，能允许别人在门口“偷听”吗？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会。江青也没有指派我这个“特殊”任务。
书中三番五次地说，江青要我整周总理和“三老四帅”的材料，又叫我把“四帅的历史材料……交给造反派”，并“命令”我：“马上通知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让他们连夜举行游行，要把大标语贴满北京城……对三老四帅点名道姓，把他们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反中央文革的罪行，公布于众，声势越大越好。”（第273—274、335、374、283—284页）我从没有受命于江青干这种事，这完全是造谣。
书中说，我参与了制造“杨余傅事件”。说什么，江青让我随她去林彪处，江青设下“白虎堂”计谋，让我给傅崇碧打电话召他来，等等（参见第438—436页）谁都知道，所谓“杨余傅事件”是1968年3月的事；而我1968年1月即被江青关押起来，我怎么能参与这个“罪恶活动”？
二
林青山在《沉浮录》一书中进一步捏造我是“江青办公室副主任”，编造这样或那样情节，而特别突出的是，诬陷我是黄色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书中说，1967年春一天，江青等人看西方的黄色电影，我也跟着看了。书中写道，“刚上任不久的江青办公室副主任闫某某”，“感到一阵脸红心跳，竟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从来没看过这种电影”。但“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他也习惯了，而且也渐渐地入迷了，成为这些电影的狂热的爱好者。”（第402页）这完全是造谣，污辱我的人格。我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一年里，一次也没有看过黄色电影，至于说我对黄色电影“入迷了”，成为“狂热的爱好者”，纯属诽谤。
林青山如此造谣，对我进行诬陷——而甘肃人民出版社等也居然出他这种胡编乱造的书，——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危害了我的身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和120条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请求：
（一）责令林青山公开声明：承认捏造事实，进行陷害，以澄清事实，停止对我名誉权的侵害，并挽回影响；
（二）要求作者和有关出版社赔偿我经济损失：
1、林青山壹万元；
2、甘肃人民出版社捌千元；
3、中国新闻出版社壹仟元；
4、广州文化出版社壹仟元。
特此上诉，谨请明断！
随起诉状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和《江青沉浮录》（上、下卷）各壹册，请审阅。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阎长贵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二、答辩状
答辩人：林青山，男，62岁，大学文化，汉族，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住北京海淀区芙蓉里三号楼一门201
现就闫长贵诉我“政治陷害、损害名誉”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
闫长贵和我都是哲学界的同行。大约是1983年在庐山开会回京时，在船上同闫长贵相遇，同他交谈了几句。
八七年七月，在天津开学术会议同闫长贵住隔壁。在这之前，我即听说他受过江青的迫害，我很同情他，所以，晚上我去他屋里聊天。这时，我刚完成一个江青的长篇，着重写她1967年到1968年夏季这段罪恶活动。完稿后，看了看，不理想，像个流水账，便放下了。
这次跟闫长贵闲聊，我产生一个念头，把他作为正面人物，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也就把书里故事联接起来了。
而像他这样一个忠厚老实、工作认真的人，却受到那样的迫害，更可以暴露江青迫害狂的丑恶、残忍的行径。我决心把这个正面人物塑造的更加丰满。
我是哲学工作者，头一次写小说，缺乏经验，有些缺点，是难免的。
（二）
《起诉状》第二页说：“我和林青山本不认识，无任何交往，只是1987年7月14—16日在天津……茶余饭后聊过几次，而所聊内容与这两本书的主要事实无关。这两本书出版前，都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出版后连一半样书也未给我……”
首先，没给你样书一事，我表示歉意，我于3月14日去你家，曾答应给你五百元友谊费和样书（因你提供资料和支持我写书），后来便传出你告我的信息，我连你家门都不好进了，只好等待事情的结局再说了。
我们第一次交谈，大约是87年7月14日晚上，你谈了江青对你的迫害情况，我感到你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正面人物的原形，我当时向你说：“你的事迹很曲折生动，惊心动魄，我打算把你的事迹写进书里。”你当时表示：“你可以写，但不要用真名。”我尊重你“不用真名”的意见。这时夜已经深了，我说“明天再谈谈”。你同意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过他的屋了。这次从他个人身世、家庭、爱人情况、被江青迫害的细节和监狱里的情况，都谈的很详细。我一边问，他一边介绍。这有书为证。里面在情节上有些虚构，但也确实写了他不少真实情况。你愿意把自己的坎坷生涯写进我的书里，我也愿意写你的事迹，这种双方同意合作的事，虽然没有签什么文字协定，但都可以从书里事实得到证明。如果是你不同意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进书里，你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身世、家庭、被害的经过和细节，介绍的那么详细呢！
（三）
在《起诉状》（第四页）中说“我是江青的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见该书15页），“根本没有江青办公室”，“这是编造”……你7月14日向我谈在江青那里工作情况时，你确实说过你是机要秘书兼江办副主任。如果我是编造的话，我编造你是正主任，不是更好吗？更能知道一些上层内幕吗？由于你说了是副主任，虽然职务低了一点，但也只好照实写了。
（四）
《起诉状》中“（二）诬陷我参加了与江青等人许多重大反革命活动。”（见《起诉状》6—7页）
你列举的这六条（事实上，还不止这些）。这是根据纪实小说的需要，虚构的。
这是纪实小说，不是报告文学。而小说又是属于创作，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推理和虚构，是允许的。这不是我的发明，中外纪实小说，都是如此。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写“文革”的纪实小说，大体都是这样写作。
一方面，为了揭露江青的阴险、奸诈和凶狠的行径，另一方面，也为了把阎昌奎写得有骨头有肉、有良心、有正义和临危不惧的见义勇为的形象，也需要加些情节。
不是用闫长贵的真名，只是用的谐音。
就小说的基本内容，不是“政治陷害”，也未损坏其名誉，相反地，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位值得令人同情和有正义感的正面人物。《起诉状》中控诉我“无限拔高”的批评意见，倒是可以作为教训的。
《起诉状》里说：“我参与制造杨余傅事件”。这是你的概括和拔高。书里写的明明的，制造“杨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你仅仅是个秘书，那里（哪里）有那么大的权力！何况，你早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之前，便被捕了。这里是根据小说里情节的需要，加以虚构的。
（五）
《起诉状》的第7页到第八页末，控告我在《江青沉浮录》一书中第402页里，诬陷他看黄色电影。
这一素材的来源，我从中影发行公司里得悉，在江青称王称霸时，从中影拿去大量内部影片到钓鱼台去演。为了揭露江青，我采用推理的方式，写江青让演内部电影的情况，小闫是江青的机要秘书、身边工作人员，自然也要看内部电影了。
这一章的题目，写江青是《怀疑狂》，书里连名都没用，只是用“小闫”二字。写他受江青迫害的经过。他进入“魔窟”之后，怎样受到毒害，但他很快觉醒了，认清了江青的凶残、奸诈和阴险的本质，出于正义和良心，他对江青渐渐厌恶，以致格格不入，最后遭受江青迫害的过程。这不是“诬陷”，是写这个人物的发展、认识、转变和形成的过程。正面人物，也不可能一开始便十全十美。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正面人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不足到完美，是正面人物的必由之路。这只要看一下该书的第402到420页的全文便明白了。
（六）
《起诉状》第三页指出的“书的简介……”引了书的封底：该书写了“阎昌奎”是“参预国家最高政治活动的内线人物……”，这是出版社的编辑写的，我看到样书后，也有意见。
最后，我于三月十四日，曾当面答应过闫长贵的友谊费五百元一事，仍然算数。因为你向我提供了你的身世和在江青身边等素材，应该给以回报。
谨请明断！
此致
北京市中级法院
答辩人 林青山
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
三、答林青山的《答辩状》
林青山对我的《起诉状》所作的《答辩状》，乍一看去，像是很软，说什么“同情”我，并未对我进行“诬陷”，也没损害我的“名誉”，承认书中“有些缺点”，还答应给我“500元友谊费”，等等。这是何等善良，我告他真是不应该。但我认为这通通是假的，是遁词，是“绵里藏针”。我不得——当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不把他安的这些“针”一一拔去，以搞清问题的真相和实质。
一、关于事情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
林青山说，他在写“揭露”江青1967年到1968年夏季这段罪恶活动的长篇小说时，把闫长贵“作为正面人物，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但又说没有“诬陷”闫长贵，也没有损害闫长贵的名誉。这完全是背离事实的诡辩。
我国法学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同志说，报告文学“不能用不真实甚至歪曲、捏造的材料，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伤害其他公民的人格尊严。”又说，诽谤，“在我国，就新闻报导和报告文学而言，主要是指它的内容公然污辱他人或捏造事实损害他人的人格尊严。”（《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6期）张老讲这些话时，“纪实小说”还在娘肚子里没有下生。但文艺界同志公认，真实性，及时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纪实小说的生命（参见1990年3月27日《光明日报》）。张友渔对宪法的这种解释无疑也适用于“纪实小说”和“传记文学”。林青山写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和《江青沉浮录》恰恰是违反张老在解释宪法时说的这些话的。这两本书（关于《江青沉浮录》专指涉及到我的一章，其它未谈）通过捏造事实，实际上，把我推进了江青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中，而是我对许多毫不相干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不能不负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当然，不会有什么法律机关或党政机关根据林青山的书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但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侮辱和损害了我的品行和人格，这却是事实，是任何斧头都砍不掉的。而且这种影响要永远留在历史上，使我永远洗不清，对此，林青山难道不负责任吗？
林青山说，我指控他在这两本书中诬陷我的条款，是“根据纪实小说的需要虚构的”。这种辩解帮不了林青山的忙。我国权威的党史研究刊物《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著文（《煞住编造历史的歪风》）批评《秘书》歪曲党的历史，搞乱了党的历史；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也在1989年第10期上发表《在“纪实”不实的背后》批评该书，特别着重指出该书美化了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的戚本禹，等等。《秘书》如果仅仅是一部小说，这两个中央级的理论刊物不惜笔墨和篇幅批它干什么？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对党负责，对党的历史负责。就我本人来说，“虚构”即编造重大政治问题诬陷我，这就是《秘书》以及《江青沉浮录》的真相和实质。
（一）诬陷阎长贵是江青的亲信和代言人
林青山说：“江青重大行动的内幕，小阎都能知道八九不离十。有时她要通过小闫打电话，或出面去传达她的指示；也有时又让小闫做记录。她也不想躲避，也无法不让小闫知道她的秘密。……中央文革成员……都把向闫看成江青的亲信、代言人。他们对小闫极力巴结、讨好、肉麻地奉承，希望小闫在江青面前，能多替他们美言几句。……在他们眼里，小闫就等于半个江青。他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也能当半个江青的家。因此，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重大决策，小闫就是不参加会议，也能了如指掌。由于这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他还能知道军方的头号铁腕人物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政治联盟’里秘密交易的内幕。叶群有时和江青联系不上时，便通过小闫向江青传话。毛泽东对江青有什么重要指示、批示，也都是通过小闫之手，转给江青。”（第257页）请问林青山，有什么根据说我是江青的亲信和代言人，说我的言行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并“能当江青的半个家”，等等？社会上根据林青山的这种编造，会对闫长贵产生什么印象？会对闫长贵作出何种评价？读者会问：闫长贵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政治责任？林青山的这种编造，不属于诬陷、诽谤又是什么？
林青山说：江青“让小闫给中央文革成员都打了电话，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闫做记录。”（第220页）类似的设法书中有多处。
有电话向闫长贵报告，“今晚在北京饭店李富春请客，前去赴宴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还有谭震林、李先念。”打电话人要闫长贵请示江青：“要不要对他们的宴会进行监听？”又说，闫长贵问了江青，江青命令他：“你用保密机子，给0500打个电话，让他们加强监听。”（第137—139页）
林青山说，江青给总理打电话，她让闫长贵把窃听器递给她，打完电话后，江青“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小闫道：‘你把录音都记下来，交给我’。”（第293、297页）
林青山说，江青向闫长贵布置：“小闫，今天派你一个特殊的任务！……现在怀仁堂正在开会，我估计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肯定要处于被围攻的地位……你去趟怀仁堂，别露面，机灵着点，通过秘书们，探听会议的动态。”又说，闫长贵到怀仁堂后，“大大方方”地站在会议门口听，并向江青报告，等等（第195—200页）这里所说的“怀仁堂的会”，就是后来被称作所谓“二月逆流”的会。
林青山三番五次地说，江青要闫长贵整周总理和“三老四帅”的材料，又叫闫长贵把“四帅的历史材料……交给造反派”，并“命令”他：“马上通知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让他们连夜举行游行，要把大标语贴满北京城……把所有的宣传车都开出去，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吼叫起来，对‘三老四帅’都点名道姓，把他们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反中央文革的罪行，公之于众，声势越大越好！”（第273—274,374,283—284页）
林青山说，闫长贵参与制造“杨余傅事件”。说什么，江青为此事让闫长贵随她去林彪处，江青设下“白虎堂”计谋，让闫长贵给傅崇碧打电话召他来，等等。（第438—466页）
上述所列，哪一条不是说闫长贵参与了反革命活动？林青山这种捏造，不是诬陷、诽谤是什么？请问：如果林青山这种编造是真的，按我国现行《刑法》，我不应该受到惩罚吗？如果不是真的，是凭空捏造，捏造者又该负什么法律责任？
（三）诬陷闫长贵是黄色电影的“狂热爱好者”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中说，1967年春一天，江青等人看西方的黄色电影，闫长贵也跟着去了。说什么“刚刚上任不久的江青办公室副主任闫某某”，“感到一阵脸红心跳”，“但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他也习惯了，而且渐渐地入迷了，成为这些电影的狂热的爱好者”。（第402页）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从未跟随江青看过黄色电影，林青山说我“渐渐地入迷了”，并成为“狂热的爱好者”，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不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和诽谤吗？
现在归结一下。或者林青山可以辩解说：他这些编造都是为了揭露江青。这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国家特别法庭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肃审判了江青，并判了罪。难道特别法庭所认定的事实，还不够写揭露江青的纪实小说吗？而林青山对法庭所认定的事实并未认真对待，进行艺术加工，而是大量进行无中生有的编造，并把我卷进去，这不仅侵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损害“纪实小说”（如果这个概念能成立的话）的声誉。我所以提起诉讼，不仅是为了我的名誉问题，也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关于我和林青山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林青山编造了不少谎话，需要加以澄清。
驳“朋友”说。林青山在《答辩状》中，说我们是哲学界的同行。1989年6月他在《书林》上著文说我是他的“朋友”。“同行”可这样说；“朋友”则不是事实。何谓“朋友”？古书云：“同师曰朋，同志曰友。”我们二人，一未同过学，二未共过事，也未一见如故，何“朋友”之谈。他说我们是“朋友”，请问：他给我写过一封信没有？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没有？通通没有。
驳“同情”说。林青山一再表白对我很“同情”。我在文革中受过反革命分子江青的迫害，坐牢七年半，流放五年，我是很感谢别人对我的同情的。但林青山这种“同情”，我实在不敢领受。他说我是江青的亲信和代言人，我的言行举动都代表江青，还说我参与了江青种种罪恶活动，“帮助江青办了不少的坏事”（《秘书》第637页）。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难道是同情吗？
驳“正面人物”说。林青山一再说，他是把我当作“正面人物”写的，“忧国忧民，有正义感、同情被害者”，等等。并据此断言我不应该“告他”。事实上，所谓“正面人物”之类的言词都是空话，而具体内容则是大量编造，对我进行污蔑、诽谤。林青山为什么对我说一些空洞的“好话”呢？用意无非给读者一种印象，作者林请山是闫长贵的“朋友”，本书是闫长贵同意写的，其材料都是闫长贵提供的。读者的反映正是如此。
——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冯贵贤1989年1月20日来信说：“须知，他（林青山）对你若无较深的了解是写不出堂堂数十万字的小说的。这本书的后果之一，就是把你与林某的关系公之于世。”
——石家庄市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卢亚利1989年3约日来信说：“前几天小王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名为《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的当代大型纪实小说。该书因‘揭露了文革期间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同时我也听说您当过江青的秘书，所以对此书很感兴趣，比较仔细地看了一遍。书中某此（些）事件有声有色，情节逼真，我想没有您直接提供第一手材料，书很（难）写成这样的。”又说：“小王说了见了老闫一定让您请客，这本书您可能发了‘小财’。”
——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汪建1989年4月14日来信说：“我们是老同学，这几年我到你家去过几次，但你从未对我（以及其他同学）讲过这些‘事绩’。没想到今天突然爆出如些（此）‘新闻’。老兄，在今日人人向钱看的潮流里，老兄此书怕有一笔不少的收入吧。但是，如果把自己的人格卖了换钱，可实在得不偿失呀！长贵，我们作为老同学，不怕伤你的面子，我不得不说，希望你能冷静考虑……对你的为人，我从不怀疑，但面对摆在我面前的这部‘纪实文学’，却叫我心痛！但愿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正面人物”云云，林青山还把在“文革”初期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好思想、好事，比如“搭救叶帅徐帅”等等，安在我身上，根据上面一样的道理，读者会合乎逻辑地断定是我向林青山提供的，也就是我闫长贵自我吹嘘。且看一封来信中所说：“前些日子，偶然……看到一本书名《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买来看过，“令人惊讶：老兄竟然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江青的英雄。……在当时，你真的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说老实话，我有些怀疑。你是否通过林青山的笔，借机会开脱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汪建信）
林青山把闫长贵当作所谓“正面人物”的效果就是如此。看来，林青山为了制造当事人闫长贵向他提供材料的假象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驳“同意写和提供资料”说。林青山说，《秘书》一书，是闫长贵“同意”他写的，并“提供资料”，是“合作”的事，这纯属捏造。1982年9月到庐山开会时，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见过面（非如他说在回京时），这是首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但与本案无关，不必谈了。林青山说1987年7月14—16日在天津开学术讨论会时，和我住“隔壁”，谈过“两个”晚上，这也不是事实。这次我在天津住三个晚上，其中一个晚上是我们人大哲学系老同学见面，一个晚上是原红旗杂志社的几位同志见面，我哪有时间和林青山谈两个晚上？实际上，确如我在《起诉状》中所说，茶余饭后，或会前会后，我和林青山聊过几次。当时林青山告诉我，他要写《江青外传》，问我知道什么情况？我告诉他，我确实不知道什么重要情况，并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我说：打倒“四人帮”以后，江青专案组从来没找过我，让我揭发和证明问题；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没有一次要我出庭作证。林青山又问：江青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因此事我不能说一点不知道，而这也不是什么机密，并且当时对他也没有什么戒心，所以我就把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下。这也就是我在《起诉状》中所说的“所谈与主要事实无关”的意思。最后，我向林青山表明：你写《江青外传》我不管，但不要写我。他说：“好，好，我不写你。”以上就是我们两人谈话的情况。顺便说说，这次谈话他写作和出版长达43万字《秘书》一书找我的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现在林青山居然说，我“同意”他写我，只要不用“真名”就行。这完全不是事实。
在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关于林青山1989年3月14日到我家找我的问题.。那天上午，我们传达室值班员电话告我有人找，林青山即给我通话：“我是老林啊，想找你聊聊。”我根本不想见他，就说：“不行啊，正在开会不能请假。”林说：“怎么办呢？只能改日了。”接着他问我：“你家有电话吗？”我故意说：“没有。”不料吃午饭时，他就直接跑到我家来了。起初双方都很尴尬，后来林说：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最近我写了本《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我用的不是你的真名，是把你作为正面人物写的，没说你一句坏话。现在我想送你500元的报酬。”并说：“我是心甘情愿给你的，可不是行贿，请不要拒绝。”此事被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我只说：“你把书拿来，我看看你写的什么吧？”林说，样书出来，我一定给你送来，并说：“你看了书，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谅解。”这就是他到我家的简单情况。这离出书半年多了。林青山说什么，后来听说我告了他，就不好再往我家来了。这纯粹是故意颠倒时间次序。其实，我在2月1日就将这件事报告了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出版局，他是听到这个消息才来找我的。这也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他在1989年第6期《书林》上著文说：“这部书问世两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我接到长途电话，出版单位紧张地告诉我：‘你书中写的那个模特，向上边告状了，你看怎么办？’”——实际上，这才是林青山来找我的理由。我对林青山这次来访所以很冷淡，就是因为看了《秘书》一书，很生气。我现在要问：林青山这次来找我，还说给我500元钱等等，其目的是什么？其行为是正大光明的吗？照我看来，只不过是林青山心虚理亏的表现。
关于所谓“江办副主任问题”。林青山是是我跟他讲的，完全是瞎编。江青是反革命，在1967年我虽然受“当时组织”分配给她当秘书，后来我并不认为这是件什么光荣的事。事经20年后，我为什么还要故意“提高”自己的身份，编造当过“江办的副主任”呢？我难道会给自己造有损于自己的谣言吗？林青山说，这个职务如果是他编造的，把我说成“江办主任”不是更好吗？而他为什么这样做，还是由他自己回答吧！
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以来，我国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总结现实经验，已经逐步健全了法制。我要求法律保护我的合法权利。我也坚信，人民法院一定会维护《民法通则》的尊严，对林青山对我的诬陷和诽谤依法作出处理。谢谢法官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同志。
闫长贵
1990年2月15日
四、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1990）中民字第2565号
原告：闫长贵，男，53岁，汉族，山东聊城市人，求是杂志社干部，住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
委托代理人：王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教授。
被告：林青山，男，63岁，汉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芙蓉里3号楼1门201号。
委托代理人：王浙民，北京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侵害名誉权
查明：在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间，闫长贵曾任江青的机要秘书。闫长贵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为收发、保管文件。1968年1月之后，闫长贵因得罪江青，被关押入狱。1998年左右，林青山在未向闫长贵了解详细情况及未征得闫长贵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即以闫长贵为自己所创作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江青沉浮录》两书中的原型，塑造了一个名为“阎昌奎”的书中人物。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林青山虚构了大量情节，称阎昌奎为江青办公室副主任，并参与了数次反革命历史事件，该书亦阐述了阎昌奎对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的不满。在《江青沉浮录》一书中，林青山虚构了阎昌奎与他人一起观看西方黄色电影的情节。1988年9月，《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江青沉浮录》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1989年闫长贵以该两部书对自己的名誉权构成侵害为由诉自本院，要求林青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在诉讼中，林青山承认所写的两部书中多有失实之处，但认为自己所创作的阎昌奎是正面人物，书中虽有失实之处，但未对闫长贵构成污辱、诽谤，不存在侵害闫长贵名誉权的问题。在本院审理中，闫长贵表示放弃追究出版单位的责任。
本院认为：《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及《江青沉浮录》两书既为纪实小说，应以不失基本真实为原则，但林青山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尤其涉及到闫长贵的部分绝大部分出于虚构，书中虽将阎昌奎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描写，但书中虚构阎昌奎参与或知悉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的种种活动，确实给闫长贵本人的名誉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林青山对此应负一定的民事法律责任。在本院审理中，闫长贵放弃追究出版单位的请求，本院准许。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本调解书生效后30日内由林青山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公开刊登向闫长贵的致歉声明。
二、双方同意林青山赔偿闫长贵经济损失1500元（本调解书生效后15日内给付）。
三、双方同意《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江青沉浮录》两书以后不得再版。
诉讼费20元由林青山交纳（本调解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何建军
审 判 员 赵锡宇
代理审判员 邵建军
1 9 9 2 年 7 月 2 2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误
书 记 员 赵 斌
（注：在年月日上面盖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章）
后 记
这本书，是由我十几年来所写的关于江青文章的结集。收入的文章大部分公开发表过。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1966年“文革”一开始，我被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名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从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1968年1月，江青以莫须有罪名)_把我投入监狱，一直到1975年5月开释，又被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9月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江青是回忆和研究“文革”绕不开的人物，她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文化大革命”也刻有江青的印记和痕迹。邵燕祥先生提出了创立“江青学”。我赞成邵先生这个创议。“江青学”作为“毛泽东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子学，进行一番独立和系统地研究，对“毛泽东学”，进一步说，对“文革学”都有助益。“文革”后几十年来，研究江青的人不少，也出版了一些著作，至于有关江青的文章就更多了，——我也写了一些。历史很奇妙。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成为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秘书（并且是首任专职秘书），不过时间不长，仅仅一年（当然是“文革”很关键、很重要的一年），所以我了解江青和“文革”的事情不多，因而我从来也没想过写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1997年我退休后，一位我根本不认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王也阳同志，主动到我家来，殷殷劝我应该写点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他说：“你不写回忆‘文革’的文章，别人写你，林青山不就以你为原型、以你给江青当秘书的经历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吗？你还和他打了一场好几年的‘名誉侵权案’的官司，因而你给江青做秘书的事情全国很多人都知道了，林青山写的究竟是真是假，你不想和不需要做点说明和澄清吗？官司虽然胜诉了，你就没话可说了吗？”他停顿一下，又说：“我知道，你是学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我觉得你写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恐怕比你写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文章还有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文章别人可以研究可以写，而关于你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你所知道的‘文革’的一些情况，你不写，别人没法代替……”王也阳同志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把我说动了，我认为他说得对，我确实应该写点回忆和研究‘文革’的东西，以为厘清和恢复“文革”真相，做点工作，尽点义务。这样我才逐渐地从1998年开始注意回忆和研究“文革”的问题。当时社会上疯传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因而我想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些材料，访问了一些人，认为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约法三章”。2001年4月发表的《历史事实必须澄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是我回忆和研究“文革”的第一篇文章；从此我就走上回忆和研究“文革”的道路。十几年来，关于“文革”的数十篇文章，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王广宇合著的关于“文革”的《问史求信集》，该书到2013年1月已第四次印刷。这表明我们关于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和书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文革”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很欣慰。感谢王也扬同志把我引上了 一条新的也是我切实能为社会做点有益工作的道路。
十几年来，不论研究江青，还是研究“文革”的其他问题，我都本着古训：“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坚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的一个头目孙怒涛，今年二月出版了一部《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今年5月24日我给他写信说：“你的回忆感人、动人，关键是真实，说真心话，把自己摆进去，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自己隐。马克思说：讲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这条原则你做到了，做得好！”6月1日，他给我回信说：“我的拙作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尽力地把真实的历史留给文革研究的专家学者，留给后人后世。我对本派和本人的评判也尽量做得更严格些。”——“对本派和本人的评判尽量做得更严格些”，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鲁迅先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地是更无情面地解刨自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362页)我们确实需要这种精神！我看孙怒涛先生在努力这样做。我说“不为自己隐”就是赞扬他这种做法和精神的。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缺乏忏悔意识。看看我们已出的大量回忆录，很多人对自己（或亲人和本派）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隐恶扬善”、“避重就轻”和“文过饰非”以及只讲别人对自己的“加害”而不讲（少讲乃至辩解）自己对别人“加害”的现象的。因此，我认为，提倡和学习孙怒涛先生“对本派和本人的评论尽量做得更严格些”的精神十分必要！
何蜀先生是研究“文革”的著名专家，他对我回忆和研究“文革”帮助很大。最近他建议我把写的关于江青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编一本文集。根据他的建议我把十几年来所写的关于江青的文章编成了《论江青》这本文集，并请何蜀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我非常感谢何蜀先生。
我对江青的了解不多，研究也不够 ，我这本关于江青的文集，如对“江青学”的研究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时，我将虚心听取广大读者和方家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江青的研究。希望与有志于研究江青的同志和朋友共勉。
本书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同志的热情帮助，十分感激，谨致深切谢忱。
作者谨识
二○一四年八月北京东城沙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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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17:4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