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我自己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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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文革 (1)

读友人朱晓阳关于昆明的文革时期回忆， 也引发很多过往的故事。 那些正在经过的东西，是真实的， 但一经过去，就沉落在遗忘之中。如果集体都遗忘了，存在过的就没有了真实的价值。于是我写我记忆中的文革，我“参加”或生活过来的文革时期。下面的文字，没有顺序排列的时间，因为它们在记忆中已经没有准确的秩序。民间的记忆，也值得在文革的墓碑上一记。。。


                                       我自己的文革 (1)
我在中华小学五年级，文革开始的时候。学校渐渐覆盖满了大字报，我肯定也写过的， 写了谁写什么，记不了了。那是一种释放，平时对学校和老师权威不满意的地方，找到了发泄，是更大权威给你的发泄权利，少年无知，何乐不为。 大字报最多的是范玉英老师的二班。范老师是模范教师，二班是模范班，以前 经常有外来人参观听课，來人太多的时候，二班教室门窗全打开，听课人里三匝外三匝排排坐满，阵势不凡，我们也好听见范老师母亲一样充满磁性的朗读声， 二班的学生齐齐整整，显出骄子的样子，就是表演节目也比别的班得意。将来的诗人，那时的二班小学生于坚演“美国黑孩子小杰克”和“雕塑收租院”很认真投入，印象至今分明。零零总总这些让别的班自觉矮了一头。即时看见二班学生大骂范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之类，倒给人生一课： 表面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大概很不一样的。被骂得最臭的老师是一个五十出头的男老师，教图画，似乎单身住在学校，平时总很温懦，和小女学生说话就更黏糊一些。大字报就开始有质问，后来有色蛋，流氓之类的越骂越出格。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性的污点，甚至本来没有污点，只要在这方面稍加暗示，那就是致命伤。比杀人犯还要孬。杀人犯沾了一些绿林好汉的油水， 民间大有崇拜者。这和社会动乱的近代史大概分不开。而流氓犯的污脏，好像是在一个大家都阉割了的社会，有一人长了东西，全部人都要起而攻之的。这是后话不提。
学校的大字报贴得一层又一层，成了厚壳子，缀不住，掉得满目疮痍， 老师不见了。革命的洪流卷着我们，大家也跃跃欲试投身到大革命中，首先回家背了铺盖行李，学校的教室，女生一间，男生一间，课桌一拼一搭，成了大通铺。晚上冷，捡破烂一点的桌椅劈了烧火向（云南话烤火的意思），一个学校弄得很邋遢。我们倒是即脱离了学校的权威，又脱离了父母的权威，兴高采烈。白天闹革命具体目标是要串联，跟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到北京，到韶山，即便不能到这些地方，就是到到邻省贵州，看看遵义也蛮好，再不然就到个昭通之类也行，只要能坐上火车就可以。偏偏那时串联不要小学生，我们就以红小兵的名义去闹省委市委。被接待处的卫兵挡了，我们就静坐 ，开口闭口要见省长，市长，说是不见不走。但孩子们的革命意志很不坚定，被又哄又置之不理的大人三下五除二地解散了。回来学校的乌巢也被各家家长强行撤散。
但革命这种游戏玩得正好，谁肯罢休。我们女生成立了红小兵宣传队，毛主席的像恭恭敬敬贴在硬纸板上，硬纸板后面先用铁丝扎了长木条，我们戴着军帽，两根辫子垂在军帽下，军装有不起，腰扎一根皮带就行了，举着木条上的老人家，到大街上，主要是在正义路，百货大楼，南屏街一带，像以前杂耍艺人，先围个圈，唱起歌，看看有人来了，就开始跳舞，“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动作很简单，蹦腿抱拳举手。最跳得起劲的是：“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西喏喏照到了雪山上依拉强巴喏喏”那藏族人甩大袖袍的动作，还真有些舞蹈的意思。有时候围观的人多多，颇为自豪；当然，猫三两个观众的时候弄得我们很绥，”依拉强巴“也有气无力。特别遇到强劲的宣传队落草在旁，把我们的观众拉得一个不剩，就特别地灰溜溜，舞还照样跳下去，但滑稽和荒唐感把革命热情弄得有点走了样。
那时的街头，除了遍地开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外，活动还很多，大字报当另说，这里不表。说大辩论吧，不同观点的人上街舌战，大都是学生，主要辩论人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颇有一点民主革命的形式，但不过形式而已，所有的辩论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都用毛主席语录打架。毛主席的话是宝，背个滚瓜烂熟，兵来将挡，火来水淹，怎么说都是他老人家的，错不了。比方甲说：“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乙说：”马克思主义的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甲说：”要允许人犯错误”，乙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甲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乙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等等等，如此不一。这是66年，文革开始时候的现象，很快就停止了，因为真正的两派厮杀就要开始了。
还有刻写和散发传单也是很好玩的事。都在文革初期， 星火要燎原，要把还算成立的社会秩序搅乱，所有的手段都是好的。走在街上，经常碰到哗啦啦一阵雪片一样的传单，都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啦，某某地红卫兵的讯息啦，北京如何啦，蒯大富如何啦。好多传单传来传去都是一个内容。但我们不管，都捡，捡来也不看，看不赢那多，只是存起来，存了一匝，走到人多的地方呼地一散，很有传说中革命者的味道。后来某同学的哥哥给我们一些蜡纸，刻笔，和简陋的技术设施，他们捡来传单拼拼凑凑重写一遍落上他们什么战斗队的名，再让我们刻印。这可是个严肃的活计，一张蜡纸密密麻麻用尖铁笔刻写满了，很得花些功夫，还要讲究字写得好看一些。然后把刻好的蜡纸铺在一张丝网下面，用滚筒把油墨在丝网上来回滚，一张张革命传单就诞生出来了。我们还负责把它们折好，揩一部分油，其它的交给大姐姐哥哥们的战斗队。
刻印传单毕竟没有大字报那么方便实惠。我自己记忆深刻地写过两张大字报。第一次：正义路上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原有一家手工艺品店，三位年轻的售货员非常爱穿扮，在那个男女不分，清一色黑灰的时代，她们的妖娆看起来格外刺眼。革命伊始，我和姐姐们商议了一下，由我执笔，研了墨，用旧报纸写上关于售货员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段批评小文，落名“革命群众”，趁夜拿到手工艺品店。那时的铺子是一排木门，关门要一扇扇装进臼里，早上开门再一扇扇卸下。我的大字报就分贴当时还干干净净的木门上。回家时心里有些揣揣不安。呵，第二天，大字报象一群黑乌鸦四面八方都来了。我私下有些后悔没有落上我和姐姐们的名。再过几天，木板门全部被封住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把我的“革命群众”早就盖得没了影，话语越来越横暴凶恶，砸烂妖精洞，棒杀白骨精..我开始内疚和不安，她们到哪儿去了，那三个穿着异样的，不过是有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年轻女人不会遭到棒打吧？第二次写大字报，那是我利用大字报内斗了。其时，我母亲几年前辞了把我们从小带大的老姆妈，为的是将她的好友接进家来管理家务。这位“替“妈妈待我们不善，母亲竟也不管。其时我在街上跳宣传舞，因为家在市中心，毛主席像归我管理。有天早上我还没怎么醒就听见骂声说我没德性收捡，接着红太阳被哗啦啦丢在地上。我起来，找了两张旧报纸，犹豫了一回，竟直写我们平时根本不敢喊的大名：质问某某某，为什么砸毛主席的像....。写好了，自己知道这些话的分量，毕竟不敢贴到街上，就贴自家的大门内。那时我们家被一个幼儿园占用，幼儿园的阿姨们都过目了。中午，我母亲回家吃饭，”替”妈妈颤颤抖抖把我妈拉到大字报前...后来的事，受到“政治迫害”的是我，母亲不理我，平时和我一样背地里愤怒控诉“替妈妈”的姐妹也一无例外地倒向母亲的权威。
至于街上的大字报，那真是铺天盖地。东风西路有专门的大字报栏，两栏对峙，松木架，上顶斜如檐，防晒遮雨。大字报更替得非常快，总是层层叠叠，还有很多漫画，宣传画，中国现在国际级的艺术家，大概就是从当时的宣传画大赛中孕育出来的。除了专门贴大字报的地方，街上凡是有空墙，有遮檐的地方都自然成了大字报栏。其时在正义路我家巷子对面不知为什么有一块空地，曾经在那里见过传抄的遇罗克，以及更后来的李一哲，但那是大字报中的仅有的异类，围观者众，很多人拿笔记本抄录。遇罗克的“出身论“好像是为我们而写的。看到的时候兴奋极了， 但是很快就被撕了，也是预料之中，而且很快知道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反革命罪逮捕，以后有知道被枪决， 但遇罗克的英名却永远地记住了。其他很多居民墙上的大字报就很索然无味且越来越荒唐。记得有质问电影白毛女的， 口气昂然地宣判电影侮辱贫下中农，明明杨白劳是和地主抗争被打死的，为什么歪曲事实说是喝卤水自杀的，伟大的贫下中农永远不会自杀云云...
昆明主要的两方敌对势力是炮兵团和八二三战斗队。我们不晓事，还是图玩。省市委静坐时候认识的中学生要收编我们，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同意做他们的红小兵炮兵队，再次背床被子住进二十三中。在空荡荡的学生宿舍拣了几张高低床。本来指挥我们的红卫兵哥哥给我们讲了几次革命，就不见了踪影，据说是战事已经开始。我们剩下三四个女生，无事可做，胡乱混日子。那时二十三中大操场后面有一处被围墙封闭的花园，叫金家花园，转到围墙背后，花园的木门只是虚掩着，园里枯草凄凄，地上有些挖得弯弯曲曲的沟豁，据说是防空用，但更像战壕。沟豁也填满了荒草。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很是喜欢，在里面玩躲猫猫，玩打战，玩斗草，或者睡在荒地上，和何雯闲聊着，眯缝着眼看蓝天白云，嗅着草里的太阳味，渐渐地日头就西斜了，阴影爬了上来。
好久以后大人听说我们几个女孩独自在这僻静的花园里玩，很惊恐，据说是出过什么阴残的案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3395e0101gaq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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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文革（2）

1967年初，传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早上到学校，课是已经停了，老师不见，十来个同学聚在教室外面的木板走廊嗮冬日的太阳。小灵通人士纷纷议论，普遍的结论是惋惜，说阎书记是好人。我自不认识阎什么书记，但想人走到自杀的一步，总有些悲怆的心境，跟着吁嘘也是的。第二天，进教室，里面已经翻云成雨。很多男生女生站在课桌上，另外一些被象羊一样地拢在一堆。我马上被赶进了羊堆，也马上知道了羊们是哭反革命阎红彦的小准反革命。不过奇怪的是隔天哀悼最伤的谢，消息最灵通仿佛和阎书记沾亲带故的李，竟是课桌上跳得最起劲的干将，问曰，回曰：“反戈一击有功”。桌子上的人跳上跳下，学着街上的造反派，磨拳擦掌想打人，他们先展开毛主席肖像按着羊们的头说要一个个请罪。有羊说，你们怎么能够站得比毛主席还高？他们就有些乱了阵，想打人的手只好缩回去重新把他老人家高高举过头，但一个人不好举，自己的头影不好叠印在红太阳的后面，两个人也不好举，因为一高一矮，老人家就是个歪头。被强按的羊赶紧低头伏罪的不少，在纸毛主席面前喃喃：”毛主席，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我不分是非敌我..”云云。我也很害怕，心抖颤颤地在说服自己去忍辱屈从，但生来的犟脾气又百般不甘。远远瞟见女生何雯，她象一棵树一样站着，抬着头，风也吹不弯。后来的一段时间，所有的同学都在孤立我们俩顽固份子，但我想到何雯就觉得自己羞愧。

那时我们受了好些英雄主义的教育。.几乎所有的教育都在说要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三个字。刘胡兰，江姐，许云峰，秋瑾...我还很稚弱的心读着这些故事总波涛澎湃，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胆小鬼，那些血糊淋拉的故事让我心生恐怖。我暗暗立过志要锻炼英雄的意志，如果我家的大人发现我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故意跟着颠簸让头猛烈地一下一下地撞，他们不会知道我心里每撞一下都在重复“不知道”这三个伟大的字眼。文革开始时的哭阎事件大概是我的第一次英雄主义实践，要不是因为女生何雯，我就成了自己的卑琐的叛徒。

武斗开始的时候，我们闹闹哄哄无知参与的行动渐渐地云蒸雾散了。学校彻底关门，街上变得不很安全。我们家住在正义路下段，靠近昆明心脏的近日公园。最先看到的死亡是在东卷洞巷。

昆明的街巷极多，总是有些好听的名字：吹萧巷，天君殿巷，居仁巷，水晶洞巷，那些弯弯曲曲走廊一样的的窄巷被石灰白的围墙界定，围墙里的小天井，差不多都是青石板做地砖，青色的斜瓦，木门木隔墙，和昆明人的性情一样温和敦厚，和生活一样简单质朴，可惜都被吱吱丫丫响的木门关住了，好像就是些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不让你看个究竟，偶然一暼，那种舒服陿意让你记住生活的处处温馨。

被流弹打死的人据说是个半大小伙，尸体就在东卷洞巷接近小花园的一头。一床草席盖了，一个街区的人都纷纷跑去看，但毕竟没有人敢把席子揭起来。我站在那床中间躬起的破席子前，魂魄出窍，呆了半晌。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到死亡，年轻力壮时期的死亡，什么也不为的死亡，被遮掩的死亡。以后很多天，我一直被噩梦纠缠，梦见弓起的席子，梦见席子的揭露，
梦见苍白的但没有形象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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