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回忆我的父亲周钦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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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 乱云


浮云
　　
　　读《约翰逊传》晓得约翰逊博士怕死，好像还说世间不怕死的没有几个。书不在身边，姑妄言之。我十多年前与朋友跑去成都西郊土桥清真寺后的墓地遊逛，里面古木森森，清幽极了，完全没有阴郁之感。大概过了几年，我与旧相识踩单车远遁到琉璃场的火葬场，静悄悄的周日薄暮，不见一个缁衣的送行人。我们坐在花木扶疏的回廊，竟也安之若素。
　　
　　澳门观音堂左近的新西洋坟场，是我往来公司与住所的捷径，那几年差不多每天都要穿进穿出一两次，慢慢也晓得伫足研究碑上的中西铭文。我发觉稍有品味的墓碑都是三四百年前西人所立，其中葡国的教士与海员人等居多，其中一石勒有英文，说死者因台风而罹难。华人的墓碑老实说并不好看，一大堆的显考显妣云云，形状也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倒是一位两岁女童墓前的小花瓶内插了一束鲜花，石台上零散几件玩具：愿她的灵魂安息。
　　
　　旧西洋坟场在澳门半岛中区。公司里大家姐的先生是土生葡人，病逝后葬在那里。我与mel有天经过突然想去看看，找了半天找到了，见到几枝快将凋零的花。上个月听香港的电台节目“光明顶”，主持之一、在牛津大学念过历史的刘细良说传教士马礼逊的墓就在旧西洋坟场，还有多位名教士也长眠于此。惭愧我那几年不怎么留意，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三巴地下石窟里无名教士与教徒的遗骨，据说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台湾诗人杨牧的《凄凉三犯》我一直忘不了。诗凡三章，最末一章以亡灵的视角想象所爱的人某一天来山中上坟。这位已登鬼簿的“我”说要画一座青山一棵树，还有蝴蝶飞舞环绕着绿树，为上坟的爱人引路：我在此。这个月读伍迪艾伦的传记，伍迪当年有出电影想让死者从棺材里钻出来大闹一场，但是保守的制片人不同意，说这样的喜剧会吓跑观众。我倒觉得他们过虑了。
　　
　　又“冷”又“酷”的火葬场，我认为要数法国新浪潮巨子楚浮的电影《祖与占》，香销玉殒的佳人终究还不是化为一堆白骨：凡人都逃不过此劫。是废话也是实话。今村昌平有出电影，流走江湖、谋财害命的绪形拳（《梄山节考》男主角）被处死后，不伦之恋的公公儿媳攀上山顶抛撒亡儿亡夫的骨殖，画面阴惨得很。当空中飞扬的骨灰突然定格，整出戏戛然而止，诸般恩怨惟有不怕死的观众慢慢去体会。
　　
　　回到现世。从小到大我去过无数次火葬场，幼时的感受说出来甚至好笑：虽不至于觉得是件好玩的事，但每每盼望火葬场回来后那顿丰盛的大餐。什么都要凭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像我这样家境清寒的小男孩饿痨得很。送走隔壁的二爷爷，我可以在丧宴上将小肚皮撑得滚圆以至难受，当年的邻居讲起都要笑。我成人了先后送走祖母、父亲与伯父，所谓告别室肃立的身影总是寥落复寥落，回家后也没有吊客云集的大餐。而归途上祖母与父亲的骨灰我都是放在汽车后座，也不忘告诉司机把车开得平稳些。前两年读到Donald Riche的小津安二郎传记《Ozu》，看到小津与母亲坐火车回乡，把父亲的骨灰坛放在车厢内的行李架上，他说那是列车里最洁净的地方。
　　
　　昨晚山中农家乐老板的前妻突然聊起生死大事。有城里人花数千元买山民后园的空地入土为安。她说自己的母亲在家乡往生，一众儿女商量把骨灰撒入故乡的小河。不料老父听了涕泪涟涟，务求为亡妻谋得长眠之地。我听了没有追问。葬在土中或与江河同在，那是亡人与未亡人的自由选择，各人自适其适好了。反正我送走的亲人都是如弘一法师所说结了水族的善缘。他们出发的地方：山是好山，水是好水。我从此不用担心过了我这辈是否还有人来祭扫。又不是名门望族，也不是大众景仰的人物，走了就走了，只要没走的人心中还有念想。
　　
　　零四年九月廿三日
　　
　　乱云
　　
　　七十年代初，我大概六岁的时候，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于是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一天一夜，白天去天安门，晚上我在旅店尿了床。成都的邻居伍哥后来一直怪父亲没让我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伍哥是老知青，红卫兵串联那阵走南闯北。我小时候爱翻他的影集，爱看他与革命战友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羡慕得不得了。
　　
　　我住在父亲的医药公司宿舍，第一次见到暖气片这种东西。我喜欢听暖气刚送来时管道里的嘶嘶声与嘭嘭声。我那时吃得最多的零食是一筒一筒的山楂片。我喜欢把圆形的山楂片放进装了水的小盖子，搁到暖气片上烤热，吃起来水叽叽的。父亲那阵与工人阶级一起劳动，常去临近的中药厂上夜班。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不知怎么从床上睡到了地上。迷糊中日光灯晃眼得很，父亲回来了正把我抱起来。
　　
　　呼市的冬天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度。我还嗅得到父亲带我去的小酒馆那股热烘烘臭烘烘的味道。掀起油腻的厚布门帘，尽是牛肉味羊肉味大葱味还有食客的体味。父亲喝醉了常拖着我在积雪结冰的街上乱逛。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躺在街边墙边与人家的门边。我慢慢习惯了跟在好心路人的后面，看他们深夜把父亲抬回住处。
　　
　　我不习惯而且至今不明白的，是被父亲的好友王伯伯半夜三更赶出家门。王伯伯以前是解放军的空军校官，听说也曾有过风光的日子。父亲常带我去王伯伯家喝酒。我还记得王伯伯住的是平房，他有没有妻儿却不记得了。我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我睡在王伯伯家的炕上，半夜里父亲叫醒我面对王伯伯勃然大怒的醉脸。我们俩被扫地出门站在漆黑的屋檐下瑟缩发抖直到天光。我也忘不了八零年父亲回成都，告诉我王伯伯后来自尽了。
　　
　　我至今搞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从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去到内蒙科分院再去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医药公司。母亲那边的人说起父亲，向有成见偏见，说他盗卖文物，我不相信。街坊邻居的传言是父亲受到政治冲击，我也只能参考。然而说好说歹父亲不在人世了，我在他的遗物里也翻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除了那首他改换辞句借以自况的杜牧之《遣怀》，我现在也只记得其中的两句，第一句是小杜的原句：落魄江湖载酒行。还有就是第三句：十年一觉青城梦（注：青城是呼市的别称）。
　　
　　父亲八零年返蓉后再也没回过内蒙。我那时念高一，一直跟祖母住。下午放学回来见到父亲在家，向我伸出手来，一边念着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和祖母大概七八年没见到他了，心中说不出的高兴，以为家业振兴就此有望，哪怕祖孙三代暂时挤在一间小屋里，只要父亲能够调动工作到成都，住房等等总可以解决。我记得他回来不久写了封信给当时的成都市长，盼望落实知识分子待遇。有天晚上我们刚吃过饭，市长大人的秘书来我家了解情况，和他聊了一小会儿，然而就此一无音信。
　　
　　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酒字。父亲因为脚疾回蓉养病，他在呼市醉倒在冰天雪地，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送医院，动手术截断了几根脚趾。江山易改，酒性难移。我儿时在内蒙经历过的情景又在成都再现。这一次我习惯了与邻居或路人将醉卧街头的父亲扶回抬回家中。那个雨夜，我和伍哥搀着他从西都街经小巷子回屋。醉酒的人特别沉，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街边人家的黑白电视正播放我想看的狄更斯《老古玩店》，我脑子里尽是《大卫考坡菲》小说中的人物，觉得自己就是狄更斯笔下的那个小主人公。
　　
　　父亲调回成都的希望，去大学教书，到武侯祠博物馆做研究等等，一个个都是泡影。祖孙三代仍然挤在同一屋顶下，种种窘迫，真是不愿多说。父亲买醉后恒常夜归复出，从入夜到凌晨要折腾好几次。我们与邻居杂处的小四合院，入夜后要关院门。左邻右舍渐渐都不理睬醉汉的敲门声了。我那时也少年使气，不想应答。于是无论酷暑严冬，为父亲开门的就只有古稀之年的祖母了。有时他饭也不吃就出去，一醉四五天，祖母夜夜担惊之馀，不忘留点菜饭在锅里。他醉了有时要念叨“慈母手中线，遊子身上衣”的唐诗，我想他糊涂归糊涂，心里还是明白的。
　　
　　只是心里明白有什么用。酒入愁肠直到膏肓，已经无药可救。父亲每个月总要大醉两三次，惟可庆幸的是，内蒙寄来的当月工资他交给祖母，自己只留极少的零用。有好几年，我们祖孙三人就靠这点薪水过日子。祖母晓得父亲离不开酒，于是家中也常备有酒，但多半藏在床底柜角等处。他醉了，或祖母出去买东西，这些地方就不再保险。以前我家的远近亲戚常有往来，目睹他借酒使性几次，慢慢也少上门了。左邻右舍虽然厌烦，但祖母人缘好，大家多能哑忍。有个夏夜，我因为他太过喧闹无法入睡，起身与他理论，隔壁陈伯伯连拖带拉让我到他家里将就一晚上。不过睡不着总不能老上别人家，我偶尔也溜到街上瞎走一气，走累了再回家睡觉。
　　
　　八十年代末，他酒后又遇车祸，仍是脚部受创，入院手术。肇事方承担了所有费用，而我当时巴不得他被撞死，一了百了。他随后用赔偿的钱买了一部手摇轮椅，但轮椅也不能阻挡他啸吟闹市，醉卧街头。最后轮椅不知所终，他一瘸一拐的醉姿，却成了方圆数里内妇孺皆知的一道“景观”。
　　
　　九二年八月底，心力交瘁的祖母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有二。祖母育有二子，父亲为幼，而弥留之际惟有我随侍病榻之前。我自小跟祖母生活，她老人家暮年常念我是父母双全的孤儿，我也视祖母为今生今世情逾父母的至亲。由我来为祖母送终，倒是份内之事。祖母大约是凌晨一时往生的，父亲倒卧在厨房里他的床上醉得不省人事（他后来图清静搬到厨房住）。接下来的几天是清醒了，祖母火化的前夜，却又醉得一塌糊涂。早晨伯父坐他单位的车来催我出发，神态恍惚的父亲裁了一张小白纸，用钢笔写了“钦祺为婶婶送行”几个字交给我（注：父亲自小称呼他的母亲为婶婶）。在火葬场的告别室，我把这张纸条递给职员，请他帮忙放在祖母的遗体上一同火化。
　　
　　九三年二月我南下前，有意为父亲觅得一设施良好的养老院入住。他开初也首肯了，最终还是变卦。其后我在澳门营营役役，除了寄点钱物，只有拜托成都的好友常去老宅探望，有时也陪他喝点酒。酒喝到这地步，叫他不喝肯定不行的，只有写信劝他少喝。后来终于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是醉后烟头引燃蚊帐，烧焦了家中一堵墙。邻居们吓坏了，谎称周伯伯病危发电报给内蒙。医药公司派人来与大家商量，一起送他到靠近洛带的养老院。九六年我回了趟成都，坐朋友的车去看他。住的条件不好，三四位老人同处一室。他说跟同院的老人谈不到一块，叫我多带点书报杂志给他，还说不想老死在那里。临离开时我特意问了养老院的江科长，他说父亲仍是常醉酒，就在附近的乡场瞎闹。
　　
　　九八年底我又回成都。上池街的老房子荒废得不成样了。我与mel借住在母亲家，她则搬到已故外婆的房子里住。我到家那天，母亲与父亲都在。原来母亲偶尔会接父亲到她那里住上一阵子。他们离婚二十来年，老了依然性情不合，但毕竟夫妻一场，有个照应比什么都好。只是父亲见了我不再吟诗了，手拿烟头的笑容有些呆滞，行动也木然，说话更是不大连贯。一年前他写信给我，说对不起奶奶与我，思维还很清晰；我有次打电话到养老院，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我以为线路不畅，没有想到原来这样。
　　
　　母亲没多久又送他回养老院。那天早晨我正好遇到他俩在巴士站等车。母亲见了我依然絮叨父亲这些年的不是，他见到我只是笑吟吟摇摇头。又过了些日子，养老院打电话说父亲病重，要送他到城里的医院检查。我赶到医院已是昏迷状态。检查的结果不乐观，只能送回去保守治疗。一拖快到年尾，接到病危的电话，与mel去到那里，睡在床上裹得厚厚的全无知觉。天快黑了，屋子里的灯也暗得很。养老院的江科长劝我隔天再来。我在回去的途中接到科长的电话，说你的父亲已于某时某分去世了。那天天冷，正是冬至。
　　
　　九月廿四日—廿六日
　　
　　后记：《浮云》与《乱云》，是日本电影大师成濑巳喜男两部电影的名字。写完这两篇文章，我一时不晓得该用什么题目。昨天想起成濑的名作，于是就借用在这里了。
　　
　　九月廿六日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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