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耀《我的回忆》摘录：从土改到文革（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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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土改（一）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五四》指示，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合作时期，临县党以当时合法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发动农民实行减租减息， 1940年1月建立人民政权后，又经六年多的斗争，广大贫下中农的土地基本解决了，只有极少数贫雇农缺地和缺好地。
1947年3月康生带一批干部到临县搞土改试点我们十分高兴，都认为这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好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他带来的是祸。态度蛮横已是小事了，他那疯狂的极左，真令人难以理解。先说一件小事，他头一天晚上到达，在途中吃了晚饭，县委准备的早餐，是牛油茶干馒头（俗名“到口酥”），专请大饭馆的高手帮着做的，县委书记樊不屈负责给康生端上，我负责给曹轶欧端上。康生发了脾气：“我的牙口不好”。曹接着说：“故意整人”。这钉子一个赛一个硬。我们俩立刻退出来，但马上一想：饿着他不得了，随即进去请教：什么饭适口，我们还可以重做。”他立即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要享福的。”这话更刺人，别人倒里外不是人了。我们只好又退出来，向他的秘书凌云打问什么样的饭合适。人家回答：“不知道。”这一回答使我们手足无措。县委生活干事成秀山说：“煮挂面下鸡蛋。”家乡也叫鸡蛋挂面汤。煮煎好后，我们仍一人端一碗送给坐上客。他们端起来吃了。饭后，我们向他汇报1938年开始减租运动到执行“五四”指示的过程和结果，使封建所有制的土地，绝大多数转移到农民手里，当时只有很少的贫下中农缺地和缺好地。
看来康生根本不相信事实，在听汇报过程中，几次责问被他贬为右倾、原为分局书记的张稼夫同志，并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个党不是土改的党。”这样，康生的鞭子，从上到下，打在坚决并正确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党组织，从此。土改运动在临县变成康生一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后果如何，历史有见证。
当时确定康生试点的是五区郝家坡，在他身边的除了临时秘书凌云同志外，还有张稼夫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等同志，以及临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把我留下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也可适当参加土改。当时我虽对康生的蛮横不太理解，但我因未能得到在这样高级的党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而好好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而感到有些惋惜。
康生带领人们到郝家坡村，首先一口否定了晋绥分局制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提出不能只看剥削时间和剥削量。按照他的精神，土改工作就开始把只有轻剥削和剥削时间很短的农民，也定为地富，打击面由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左右，扩大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他带着的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在郝家坡附近二三里的村子也搞土改试点，差不多都照他的一套试点。实际上没有试，而是整个就照他的一意孤行办了。过些天，试点扩大到白文镇。时为临县县委委员、贸易局长的李士彬，其祖父早已去世但被定为破产地主。当时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为“查三代”。一天，我从乡下回城里，路过饭摊子时发现李士彬的大儿子海源和二儿子广源两个小男孩，正面黄肌瘦地伸手向吃饭人要饭吃。我刚进县委，民政科长孙廷铭向我讲：“县长可能怕连累自己，通知我停发李士彬家属的口粮和菜金。”他这么一说，使我明自刚才亲眼看到情形是怎么回事了。李士彬夫妇都是革命干部，当时按政府规定给孩子们发粮票和菜金。我说：在旧政府时，对死囚犯的处罚都没有饿罪和冻罪。即使孩子们的曾祖父是地主，甚至祖父、父亲是地主，也决不能叫孩子们饿肚子。我说。一定给他们照发生活费和粮票，责任我负。科长说：“向你汇报，就是要求发，并一定补发。”我说完全应该。
现在看来，康生不是来搞土改试点，他是要显示独出心裁，苦害良民。他到临县前与陈伯达共同起草了《告农民书》，其中有一句“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以粗黑体字刊出。1947年 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委驻扎在临县双塔村，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句文字后，有些不太理解，于是去向他请教，这位有光辉业绩的卓越领导人，在听了我的反映后，顺手拿起《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读了几句，我记得其中有：“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推动运动前进，在理论方面比其余无产阶级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结果，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共产党人的理论丝毫不是某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的思想为依据。”我的水平很低，但听了以上论述，更觉得康生等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符合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的原则。事实胜于雄辩，当时很快出现了不仅打地富，更多的是打干部，打保护干部的党员和贫下中农。在康生所试点的村子第一次出现打人的事，干部、党员 当即提出：“只能说，不能打。”康生马上说：“打几下出出气。”从此乱斗、乱打，有的被吊起来，等等肉刑，打死不少人。
一天，在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把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扒光，平放在铺着煤渣的地上，由四个壮汉抓住手脚，来回推搓，磨破了刘妻的脊背。在将刘妻衣服脱掉扔在地上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但在场的人们不知伺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等他们的政权来了，反攻倒算。”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出埋藏在地下的白洋，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干部子女也在劫难逃，如家在县城南门外的李树藩，时在县政府民政科当科员，出生前父已病亡，生前有些轻微剥削，以后只剩母子二人，其母辛劳养育其长大成人，参加了革命，结果被定为地主，也把李押回去吊打了几次，逼其母子交出地财。干部家庭定为剥削者不少人也被逼迫过，，就不再举例了。这一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康生还从其“发现”的地财决定了没收工商业，几乎不分青红皂白，没收的所剩无几，极大的破坏了当时初步繁荣的工商业。
康生在临县土改试点的极其严重的极左路线，破坏了党的正确政策，本来“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就可能被坏人利用，再加上康生以上的“发现”和“发明”，又多害死了不少人。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的乱打乱斗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而又必须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家乡不幸来恶棍，康生害人走红运，
天灾未来人祸凶，致死无辜数百人。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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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土改（二）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央决定暂撤离，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前委，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以叶剑英为中央后委书记，组成人员有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李涛等同志，带领后勤部、卫生部等三千二百人进驻临县。此外还有吴玉璋、谢觉哉和王明等，也驻扎在临县县城附近。以刘少奇、朱德等为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把《五·四》指示中不彻底的地方加以改正。
康生把极左风刮起来后，大约在当年夏末离开临县，但他带来的中央机关同志，多数仍留下继续搞土改运动。当时晋绥分局也派城工部长赵林为临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康乃尔为副团长，领导临县的土改。康生的“群众要怎么办就乍么办”，各村的工作组组长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时为极左的最时髦的口号，也是整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方法。此类事例很多：
一、赵林派我到五区管土改运动。我去到五单区委所在地白文镇后，在区上负责土改的县委组织部长李中林（1946年从新疆监牢获释后任成都市长，文革中受迫害而亡）和跟着康生去搞土改试点的临县县长杨万选要我去窑头村搞土改，杨说，夏征时他在窑头村把阶级成分全部划定了，浮财也没收完了，你去后开始斗地主就行了。吃完晚饭我在厕所解手时跟人说话，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二区区长刘万耀）但又以哀求的口吻说：“老冯，救救我吧，快冻死我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把我关在看守所里时棉衣也给强行脱走了。”我回到李中林住处说：“有罪也不能冻着呀！”李一听，十分惊讶，马上通知一干部赶快给刘万耀把棉衣穿上了。1985年家乡召开老区建设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刘万耀找到我，要求恢复党籍和工作。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你处理的吗？”我感慨地说，“快四十年了，还留了这条尾巴。”我当即去找与会的仍在职的副专员王德滋解决。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包括土改时的问题。”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题的结尾说“……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还说没收的工商业也恢复了。这不符合事实。大约是1987年秋的一天，刘万耀来到我家，说他的冤案仍无人过问。我给当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刘泽民一封信。半年后，刘万耀来信说党籍恢复了，每月给生活费十六元。二年后，其子来信，刘万耀病故了。
到底当时为什么把刘万耀实行双开除呢？他原是调去参加土改的，所在的村子是白文附近的卜家岩。一天，随康生来搞土改的中央机关同志要把一户中农定为富农，刘万耀提议再了解一下，结果引起对他的成分的怀疑。随即有人去四区小甲头（刘万耀家）村调查，查出他家有毛驴一头，于是便认为他是富农，而且包庇富农，就有了前述就脱掉他的棉衣并关押在五区看守所的事，当时他被开除了党籍和工职。其实，四区山庄人家大部分都养着毛驴，主要是因山上村庄无水，而在较远的山沟里才有水，大家都用毛驴来驮水。造成冤案的最简单原因就是是不搞调查研究，听不进不同意见。
我到窑头村后，当晚就有一个地主自杀。我看到在一个大院子里，有几孔大窑洞，都堆满了没收的浮财，包括家具、衣被、耕具等。我在贫农团会议几次提议分掉，免得雪打风吹损坏掉，但无人表态。
我在窑头村参加土改时间很短，但碰到两件事感觉处理得出奇，糊里糊涂，使我深感遗憾。一是由我宣布开除高有玉的党籍，当晚他就自杀身亡了。在我去该村前，高有玉已被划定为富农分子。稍说远点，高曾经为该村支书，后曾任区委组织部长，不知何时回到村里，也许土改开始后就免职了。二是要我在窑头村群众大会上宣布县政府判处窑头村恶霸地主刘三扬、刘秀书死刑，并立即执行。当我宣布完，除押来以上真正恶霸地主外，还押着高有玉的儿子，共产党员、县公安局股长高九丁也跪在临时的刑场，使我大吃一惊，但马上发出两声枪响，恶霸地主都倒地了，高九丁未被伤害。原来是有人背后安排要他陪刑。这完全是旧社会的做法。事后在县里，公安局长胡成奎对我意见很大，当面问过我：“怎么回事？”我当时无言以对。心里总觉得是我主持宣布枪决恶霸地主的场合上出现的强人所难的坏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如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批评的“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当时搞极左，害人的人，阴谋以左立功。祸根就在这里。
不久，赵林派警卫员把我叫回县里，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胡、赵同意（原来是送分局再印发），带着它骑自行车赶回村里，马上找了几个贫农代表宣读并与大家试划地富成分。大家听得入了神，老贫农刘世凯频频点头，新中农刘启启的眼睛显得很豁亮。有的说，“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他们怪罪的很对。大家提议连夜把原划定的地富，除了刘秀书、刘三扬等外，都照文件一：一比对。按照当晚初步比对的意见，将以前已划定的百分之二十八降低到百分之八点六。随后我虽然被调走，离开了家乡。但我相信1948 年纠偏时，根据分局正式文件，划分的地富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当时天快亮了，代表还不走，有的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说明老区的农觉悟高，他们没有因果实多而有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刘启启原来很积极，但有一阵子话语变得很少了。那天晚上他显得特别舒畅，把心里话倒出来了。他说：“前些天，眼看快斗到我头上来了，心里憋得难受，现在没说的，干甚也不退缩。”
以上仅仅列举了在那种极左环境下出现的一些事例。真正的群众捍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了各种办法，保护了党的一部分财富一千部，维护了相当数量农民的劳动果实。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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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土改 (三)

我回县里料理日常事务时，一天，住在甘泉村的吴（玉章）老的秘书来说：“董（必武）老路过这里，他们几位从延安撤出后还没有洗过澡。城里有没有浴室？”我未洗过澡，夏秋在河里游泳，因此不知道，马上问公安局长。他说他们局开了个澡塘子，但太脏，于是他和我组织力量，主要是公安干警，洗刷了多半天。准备好后，我去请几位中央老首长，他们的秘书陪伴着。吴、谢（觉哉）、董三老几乎同声说：“你是父母官，带头先下水。”我一再推让，他们坚持了一会儿，想说：“你先下水试试水温行吧？”我在老人家们的一再谦让下，赶快脱衣下水；三老们边笑边脱也在秘书们搀扶下进了浴池，我还给老人家们擦洗过背部，心里感觉很荣幸。
不几天，公安局长胡成奎一进县委的门嘴里骂道：“王明，混账王八蛋！”我说，不要骂人嘛。他仍生气地说：“他骂我是特务”。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中央大部分机关驻扎在临县后，阎匪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派飞机来轰炸县城附近。王明、吴老等住的甘泉村，因离县城仅十里左右，炸弹声不但能听见，而且有震感。为了防备特务暗中引导轰炸目标，王明他们的警卫队就设岗盘查行人。一天，查出一个地口音的人，王以为这人就是特务，令警卫队动刑，但逼不出他要的口供。公安局长接到电话，带治安队员去押解这个特嫌，但该特嫌被肉刑后不能走路，故用担架抬回局里。经问，原是我军打仗负伤，伤愈回部队路经王明所住村子的外地人。公安局派人查实后并由县医院医治好动刑伤残处后放其归队。半个月后王明在电话上查问此事，胡成奎回答以上实情．于破口骂公安局长是特务。我听后马上同胡成套一起向吴老汇报。老人家因拉血正在床上躺着，一见我俩，挣扎着要起来。听我们汇报了王明的暴行后，吴老气得浑身颤抖，并说：“我是支部书记，发生这种事，还不知道，我有责任，中央机关初这种事，实在是丢人。说着，马上要下炕穿鞋，领着我们去找王明。我俩赶快扶老人睡下，他的老伴也劝他先养好病，事情慢慢来。吴老斩钉截铁地宣布：“明天下午开会，你们讲情况并把意见提出来。”吴老主持了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住在甘泉的中央机关干部都出席了，局长讲了事实及其经过，有十几个人吞吞吐吐讲了话，几乎都认为那个受暴刑的战士有嫌疑，王明在躺椅上摇羽毛扇，一言未发。我说：“1940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时，《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废止肉刑……，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陈瑾昆（原为北大法学教授，1947年声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北平去延安，经过临—时，我还接待过）说：“自古以来，可以文审，也可以武审。”胡成奎气得站起来说：“放屁！”吴老把手向下摁了摁说：“我们中央机关住的地方做出这种伤害军人的事，我都一点不知道，我有责任，请转告那位受伤的同志，我们对不起他！”说完高声宣布散会。
甘泉村的土改。王明之妻孟琴书参加了．她支使坏分子替富农报仇，打和逼死干部和群众十多人，死者的家属和有的群众偷偷把事实告知我和区委书记刘仲成。为此赵林在召开城关附近土改工作组组长会议时，与会的县区干部，一再要求之甘泉村工作组组长楼化蓬（边区民政处长）讲明为什么死了那么多村干部和群众，因为是孟琴书作的乱，他张口舌说不清，大家又不知背后有王明这个当时身居高位的坏人，赵林同志也无法，只好不了了之。
有人在执行康生的极左路线时，践踏、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樊止如是三交镇人，中医专家，对贫困人免费治疗。抗战开始一直拥护和用行动支持我党的主张和政策，他曾和我两次参加和组织慰问团．慰问前线战士。1940年1月。成立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任建设处长，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把这位民主人士从边区政府所在地兴县，途经三四百里押扣回三交镇，并组织大会批斗。我当时刚被赵林分配到三交与康乃尔共同负责该镇土改，但不几天，我又被叫回县里处理问题。后来康乃尔同志告诉我：“你走时咱俩一再告诉各小街的小组长，要讲理，不能动手。你走后斗争樊先生的大会开始时人山人海，一个小组长喊几次让打斗，诉苦，但毫无动静。这个组长生气了，走到人群当中一位中年妇女背后，用脚蹬了一下后下腿，并示意叫她上前打斗，这位妇女当时正在纳鞋底，她把针线缠在鞋底上，轻轻理了一下稍稍零乱的头发，从从容容，慢慢走到樊止如身旁，右手把新鞋底甩开，当鞋底朝樊的脸面打过来时，步伐大慢，只稍微挨贴在左脸上时说了：“你再剥削”四个字的诉苦词。这时，满街的老百姓不约而同地散场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三地委书记张国声，二位原为临县县长、县委书记。张在临县群运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搞极左，曾受到高和我的批评，并向原地委书记白坚反映过。张指责我俩“右的要死”。高闻天的家庭被定为地主，但应是富农。土改中，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边区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并见报于《晋绥日报》。这句犹如晴天霹雳的话，使临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吃一惊。不几天，这位专员身背行李，行程二百五十多里，走进临县县委院内，二人一见，我问：“闻天同志，你怎么自背行李。”他说：“你没看报吗？”我心里明白了，“包庇剥削阶级家庭罪不小啊。”他接着说，“命令我上分局党校学习。过了几天，跟着康生到郝家坡搞土改试点的县委书记樊不屈回到县委，没有说什么话，把行李收拾好后对我说：“去分局党校学习。”土改时去学习的是接受查阶级，查立场，查政治。
快要派土改工作团到高闻天家乡时，赵林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当时临县县委会中有四人是本县人，一位组织部副部长说，他的立场够呛，县长说，要不是包庇，立场很严重。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说：“同意老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如实汇报：1942年起，边区被日寇“蚕食”缩小了地区；但每年的公粮不能少征，临县每年负担98600石，占全区18万大石的一半还多。临县当时生产也好，副业生产更起色。地主包括富裕中农，没有一家能把全年公粮一次交清，因为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征购公粮的数，得靠出卖家具、副业等的收入买到粮食再补交尚欠的公粮。二区是高闻天的家乡，区长高德武连续三年每年总要把闻天（大名振声）兄高振国押送县府，区长的意思可能是为了顺利完成全年公粮任务，把县长的哥哥押送县牢，别人还敢拒不缴纳公粮。每次区上把高振国押送到县府时，县长高闻天马上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当时的司法科长高镇西找我反映：“照高县长这样办，看守所扩大十倍，也装不下’一次交不完公粮的人。”我听后，想了想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
赵林耐心听完我讲的事实后，马上问：“你看谁到他的村子搞土改？”我答：“三分区特别是临县干部不能去，中央机关的同志不太熟悉情况，也不能去，最好是您带来的边区同志。”他说：“我问你是说出人名来！”我脱口而出“赵晋仁同志”，这位同志时为军区参谋，我与他在青塘、安业等村搞过土改，为人忠厚，政策水平高，作风扎实，常接近群众。赵林马上说：“咱俩想的一样。”不久，来了民兵两名，带着两封信，一封是村农协写给县里，要求写信给党校叫高回村接审查。在这之前我向赵林建议，以后凡要地富子弟的干部回去接受审查，应通过县里办手续才行，不得自由到所在单位抓捕干部，赵完全同意了。另一封信是赵晋仁给我的，内容是民兵路途照顾高，意思是要我放心。过厂两三天，县委和县工作团正在开会，推门进来老农民四人，我一见，都认识，过去我任二区区委书记时下乡沟底村二、三次，他们说：“冯政委出来一下，”（当时把县委书记、副书记称为政委）我走出门，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用质问的口气：“你们准备怎么处置专员？”我立刻回答：“请老人家放心，闻天同志的事一定照党的政策解决。“他们有的说：“他十年前的寒冬坐死囚牢时，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谁要作害，我们心里……”他们哽咽的说不下去了。
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早已安排周全。受审查的结果，谁也没问他一件事，但贫农团提出帮他办理离婚，他完全同意了。他的妻子对他毫无感情，过去战友们曾劝他离婚，他一再表示：只要我在三分区范围内工作，绝不做这件事。他怕引起舆论上的不了解内情的异议，更主要是担心引起一些人的乱离婚。这次农民替他办了离婚，事也凑巧，他的学生宋桂莲，爱他多少年，只因他不与坏妻离婚，她等到二十好几岁，才与一个名叫梅村的结婚【本册《生产》（一）曾提到他】。正在此时，梅村这个人在文水县委书记的任内，叛变革命，并在阎锡山的《山西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叛党声明，题目是《告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公开信》。梅的叛党，他与宋桂莲（老共产党员）自然就离婚了。很快，高闻天与宋桂莲成为相依为命的革命伉俪。
又过了些天，赵林约我谈樊不屈的事，他一开口就问：“樊不屈贩卖大烟土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随即问了一句：“有证据吗？”赵林说：“听说他出钱，叫其弟借用你和他的马外出贩卖，一次用时十天半月，才把马还回来。我说他弟弟借马的事不止一次，凡来借时，秘书成秀山都要问我，我每次都答应让借，人家是借去推磨，每次都是早饭后借走，晚饭前送回，还把麦麸给县委一部分。我一说，赵林说：“看来又是有人诬告好同志，”我与他谈此事，我才知道樊不屈突然去党校也是奸人害好人了；但我未问赵部长是谁讲的，人家也未讲是什么人。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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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办学（一）

1948年5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去西柏坡邓颖超同志住处参加她召集的土改中妇女运动座谈会，每解放区去一人。我是第一个去的，到门口，负责门卫的李银桥问完姓名后指了进去的方向。我路经一座院子的大门洞，看见毛主席躺在竹躺椅上看报纸。因为常能看到他的照片和画像，我当时想详细看领袖的尊容，见四周无人，于是慢步返回，看得更加真切，这样，往返三次，把伟大领袖的真容看得十分清楚，心里非常喜悦。看完按应去的方向进人邓大姐的房间，她马上站起来握手迎接，并说：“对不起，我没有办公室，借恩来的开个会”，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周恩来副主席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正在看的文件拿起，走过来一面跟我握手一面说：“我走，我走”。我更为高兴！不多一会工夫，看见了两位伟人和一位久闻大名的中央首长邓大姐，终生难忘。
    不久，我、石磊、伍宇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在驻地东黄泥隔着滹沱河的西黄泥村办起接收北平的保卫人员训练班，除我们三人外，都是从各解放区调来的地县公安局长。后又从中央城工部分配来从北平撤出的地下党员十数人，都又是知识青年。训练班班主任是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谭政文、副主任是三室副主任刘勇。讲课人是部里业务骨干，内容有北平情况，敌特组织及隐蔽方法和地址，党的城市政策等。另外，当时傅作义曾计划以骑兵袭击西柏坡，我们受过用步枪打骑兵的军训，不久，朱德总司令领导清风店战役取得胜利，中央机关安全了，我们的军训也结束了。
    这期训练班开学不久，李克农请时任党中央书记的五位伟人中的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等做报告，周副主席也莅临了，但他再三谦让没有讲话。与会同志听报告时一再热烈鼓掌，我们接受了很深刻的教育。两三天后的周六晚上，派大车把全体学员送到西柏坡请毛主席接见。当大家进入西柏坡大院时，在半明的灯光下，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等正在跳舞，只不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这时有人一一耳语：毛、周正在等陈毅的电报，不一会，毛、周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大家围起的圆圈中间，领袖们举手欢迎全体学员，还绕场一周，大家发出不断掌声。我这是第二次看见毛主席，第三次见到周副主席。
    北平和平解放之日将近时，训练班结束了，公安干部除杨耀南一人外，其余全开赴北平近郊，准备入城。伍宇分配在一室，石磊安排在二室，我和杨耀南在三室干部科。
    为了进北平时和进北平后，保证毛主席和中央的安全，部里决定组织便衣队。派我带着中央组织部函件，去石家庄市向以叶剑英为校长的华北军事大学选调连排级学员二十几人，在石家庄市选调地下入党的工人数名，在部里训练，队长是高富有，政治指导员是焦万有，我配合做政治审查。训练完后组成便衣队，提前开赴北平。当时对这批人要绝对保密。北平解放后，中央于当年三月迁到北平。进城后不久，部里为了补充人员严重不足，派我选调地下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十多人，经短期学习，分配在三个室工作。当年7月31日，从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选定八九十位学员，做为我部连续不断培养人才的正式启动工程，从此由训练班变为干部学校。次序是军委情报部干部学校，总参联络部干部学校，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外交学院分院，国际关系学院。
    1949 年 10月12日，李克农向中央报告要成立情报学校，周恩来总理当天就批示同意。从此，干部训练班就成为军委情报部干部学校，由德高望重的副部长邹大鹏兼任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副校长为德才兼备的毛诚大姐担任。
   当时，师资严缺，先后在京、沪、津、粤、昆明、兰州等城市聘请。李克农曾亲自从北京大学英语系调来刚由助教晋升为讲师的徐华梁和外语学院的申葆青，并指示学校：“只要有真才实学， 不是现行反革命的，大胆调来使用。”这样，刚从公安部释放的原误为特嫌的朱文源被请来了，他的法语造诣很深，同时也把曾当过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祯的英语翻译彭望荃女士请来，这二位教师教学质量好，孜孜不倦的培养了青年教师。
    1950 年初，李克农报党中央批准，从四个野战军和两广纵队调来师团级军官一百四十多人及他们的夫人数十人，组成武官班和夫人班，还有青年知识分子四个班好几百人，开学后的一天，李部长请周总理和邓颖超来校讲话，总理一开口就说：“我今天很高兴，会场上济济一堂，克农同志总是一贯在革命形势转变关头或是党的新任务将要提出前，为党培养和准备干部，中央为什么要他兼任外交部副部长，重要原因也在这里。”接着，总理特别对武官班的同志说：“你们过去是打仗，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主要靠：一是宣传群众，二是分清敌友，三是利用矛盾。现在转移了阵地，去搞外交斗争，也还是要靠这三条。”邓大姐也作了简要的讲话，她主要是针对从战火中过来的女同志有些难言之隐的情绪，教导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党需要我们做什么，需要我以什么身份出现，为国家的外交事业顺利进行，我们当夫人，容易接触外国官员的夫人，因此，我们可以做到男同志做不到的工作。”女同志听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男同志们也高兴的与女同志共同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武官班训练中的授课人中，中央党政一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来讲，外交部、中联部、侨委以及部里的业务领导人和专业骨干讲的更多，侨委廖承志同志，部里专门负责研究工作的薛樵同志等都讲得条理分明，细致入微。
    武官班训练结束时，部里的副部长，干部局局长，副校长毛诚等共同研究分配名单，我当时是干部科长，领导要我带着学员材料和名册，参加研究，分配名单初步确定后，毛大姐指示我带着名单去打印。我手拿着名单草稿走出校长办公室，突然一股特大的西北风把名单吹跑，而且随风越飘越高，使我惊恐万状，仰头顺着空中的名单快追。还好，当我飞追到通信部大楼（在学校东南的位置）下时，来了一阵旋风，武官班分配名单这一张密纸，在楼门北面碰了一下，掉在我身边，我拿在手上，马上装在衣服口袋里。
    武官班毕业后，分配在当时已与我建交的驻外使领馆任参赞、武官、总领事、领事等职务，也有人分配在外交部、军情部，多数分配在中央调查部。这是李克农在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下，为我国外交队伍准备和培养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措施，也为未来国际交往、国际斗争的人力、智力方面初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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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办学（二）

这所部办学校，培养对象，从工作任务不同需求，年龄、班次、学期长短，学科等变化不少。从1955年开招收本科生，但到1960年才招第二届。1955年刚决定招收高中毕业生建立本科，当时学校属总参联络部；但上级决定集体转业，周恩来总理批示：仍按军事院校招生方式，提前选拨，学生每人每月照发生活费23元。第一届本科都是在京、津、沪三大城市招收的，我去上海招生，五所军事院校，共同组为招生小组。不但看成绩，还要考察表现和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军事院校招生完了，才轮上重点大学选拔。我校招生的人数虽少，但学生品学皆优，后来不少人成为业务骨干，有的年过花甲，仍继续教书。
    从1955年招收本科生以来，分为干部训练班和本科生两大类；但外语课中的英、法、德、日和西班牙五种语言，两类班都分别在学习，其余课程就有所不同。本科生学的内容较广泛，政治课重于业务学习，特别注重培养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做人的品德。干训班学员绝大多数是经过革命的洗礼锻炼；但不少人文化业务知识低些，除了外语，政治，业务训练也较繁重。其中对解放后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还进行了政治审查，首先动员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及社会关系，在历史自传中叙述清楚，组织上还发出调查提纲，收回后，核对自传，最后做出政治审查结论。学校还经常培训部机关业务干部的外语，一个班有十几二十来人的，也有六七人的，有夫妻二人班，这些班的学员大多是科处干部，有的是局级，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两年，也有三五个月的。
    此外，部里业务上和出国需要不少政治素质高，领导能力强的领导骨干，部里本身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要，故经常经中央批准在一些省市选调局处级干部，调来后先在学校学习外语和业务，学习时间也有长有短。凡是要选调这些人才时，部里经常指定我和其他同志协同配合选调，1959年7月初派我去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选调干部，到当年十月底完成任务，调来干部十一人，其中有局级干部五人。同时，因为要把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局局长的彭涛调来；按规定得经省委书记处同意，为此，省委派汽车把我从省会送到庐山，因省委书记处同志要贯彻当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问题都留在山上继续开会。我去后，省委副书记方志纯（烈士方志敏的弟弟，曾任社会部二室主任）同志让我在庐山景地乘车观景一天，完成调来彭涛（曾任我国驻印尼领事馆总领事和本院副院长；享年 90岁，于2003年病逝）同志的任务。
    1957年初，学校从新北京迁到部所在东边原外语学校（一外的前身）旧址，教学楼和办公在一起，本科生和年轻的学员住在南一院满清时的兵营，楼顶是铁皮，楼下潮湿。教师和外语班十四级以上的学员，包括校领导和教育处等负责同志只给南二院西一楼这所筒子楼，住不下一半人。时为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从李克农口中得知房子很困难，派办公厅一位同志出席这次会议。我在这所学校从来没有做过后勤工作，做为唯一的副校长代表校长参加这次会议。我说，问题的难点是根本住不下讲师（包括讲师）以上的教员和十四级以上的学员。中办出席会的这位负责同志决定把他们在这里的东一楼腾出来让给学校。这一决定，把大难题暂时解决了。
    国家因“三面红旗”造成不小困难，学校经费本来就短缺，学生、学员、教职工的住房，直接影响教学。李克农向中央报告，经时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批示，改善我校住房条件，在北一院改造与南一院相同的旧兵营，楼房为砖瓦材料。同时北一院地形高于南一院，潮湿度较低。本科生、青年学员的宿舍解决了。同时在南二院大力改造东二、三楼，不但改换了铁顶，而且改进为有暖气的单元宿舍楼，内分大四间，小四间，小三间。大四间约合—百二三十平米，小四间近百米，小三间八十多平米，楼的中间楼上楼下是一套住房，共五间，约一百六十平米。每一单元有七平米的卫生间，设有大澡盆，厨房八平米，全家人可就餐；同时做饭时炉子上侧安装一热水桶，随时可以有热水洗澡、洗脸、洗浴。这些条件，当时仅次于部长楼。讲师以上包括讲师都住进去了。学校迁移到坡上村住址后，除杨耀南留在部里不搬过来住，其他的房子又全部让给部里了，只有长期短训班仍住北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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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下放（一）

本校教育，结合全国各个时期政治、经济运转，抓紧培养人才。1958年刚过春节，部里决定机关和学校部分人员下放劳动锻炼，地址是河北老区遵化县。学校组织师生、干部近二百人，下放到西下营、郝各庄两个大队，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倪冰（女）同志也随机关干部一起去，由她代管学校下放的师生。一九五九年初，她下放一年届满回部里工作，我要求去接替，得到领导同意。于是下放带队和前一年一样，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公社化、大跃进的全过程学校师生都亲身经历过了。1959年6月下放劳动结束，我们都回到学校。7月7日，派我去豫、鄂、湘、赣四省选调干部，（前文有述）在出发前我写了一份《社会调查》，讲述了我们在公社化过程经历的情况和当时存在的严重影响生产和社员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当地县委把党中央规定的“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为“二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的错误；他们还过分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数量，并不准开小片荒，严重损害了生产小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当地无煤、铁矿，还要坚持用土高炉炼钢。男劳动力绝大多数参加炼钢和被逼兴修水利。本来庄稼长得很好，包括花生和旱稻，但只能主要靠女劳动力收割，造成丰产不丰收。国家少征公粮，社员吃不饱肚子，生活明显下降。公共食堂也维持不住，猪、鸡死亡，肉、蛋几乎全无。
    我出差前把《调查报告》交学校转部党委办公室转部里。内容摘抄如下：
    一、前言：西下营是遵化县老区，合作化时，资金奇缺，党支部组织四十名复原军人在天寒地冻的困难条件下，上山打柴，许多人拿复原费、残废金，解决了投资困难，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都有提高，被誉为河北省旗帜社，又美称“四十勇士社”。队长王佐民（公社化时任人民公社社长）被评为省劳模。我校师生在此一年半的下放劳动锻炼，因这里农民为改变贫困面貌所做的艰苦奋斗，无私无畏，深受教育和感动,但从公社化开始到我们离开时，使原来一向兴旺发展的先进生产队变得令人担忧。公社化的全过程，我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中的密切关系，当地干部听不到的意见，我们可以听到。今春以来，中央可能根据公社初创还是幼苗，需要有一个完善过程。对公社所有制，自留地及家庭副业等方面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具体规定；但我们发现同时也听到社员们的反映，特别是西下营就是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对要求执行的小队干部和群众“打棍子，扣帽子”等压服手段。因此，反映主要问题，希望领导正确执行中央政策，适当调整个别政策，以利生产和农民生活，巩固人民公社。
    二、坚决保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中央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从社到乡都按他们的决定实行公社、大队两级所有制，不顾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农村即使进入单一的公社所有制，也应有包产到户和包产单位形式的存在。
    西下营是半山区，大多数村子如桃源、东沟等村，有果木和栗子、柿子等树，高级社时就归大队所有，由减产到停产，一年来不少树被毁，而粮食产量远远抵偿不了果木等减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社员的收入，集体的积累，无力扩大再生产。建议把林木果木归还生产队，并允许和保护社员房前屋后自栽自种自有权。
    在保证上缴粮食的前提下，应允许小队因地制宜的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近年来上面把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卡死在白薯、玉米等作物上，而对当地群众习惯食用的谷子禁止种植。塔寺小队有不少沙土地，历来种植花生，现在把大部分沙土地改种粮食作物，产粮少，花生大减，又严重损伤集体个体收入。这些，都是侵犯生产小队一定的管理权限造成的不良后果。
    三、包产必须留有余地，有产可包，有实惠可得
    实行包产，社员是欢迎的,但领导上定的产量过高，去年亩产三百三十斤，今年要定四百五十斤。
    今年的干劲不如去年，而且今年生产计划动手迟，春耕准备不及时，肥料比去年更少，经过努力，产量能达到去年，就是继续跃进了。
    四、养猪方针应已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公社化时，个体户养的猪归集体了。集体养猪，首先得有饲料来源，公共食堂，各家各户打饭回家吃，泔水积累不下来。小队、大队没有豆腐、粉条加工作坊，故无剩渣、粉浆作饲料，人吃喂马，都得节省着细水长流，恐怕轮不到喂猪。
    中央对养猪的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拟应暂以私养为主，公养作出示范，并以有计划的给社员提供崽猪，并以崽猪帮助贫困户，加上鼓励养猪的政策，社员增加收入，则可解决市场猪肉求过于供的紧张状况。
    五、公共食堂困难很多，应尽早解决
    下放师生一直坚持在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办了好几个月了，开始对解放妇女劳动力作用显著，当时男劳动力外出参加大炼钢铁，支援修水库、建公路等活计，劳动主要靠女劳力，办起公共食堂，大批女人代替男人参加耕种，现在男劳动力绝大部分回来了，农活由他们包下来，还有剩余的时间。
    现在，公共食堂有它暂时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物质短缺，做不到上级所求并为群众生活所必须的吃饱吃好，饭菜多样化。第二，浪费大；第三，柴火集中用于食堂，社员特别是贫困户，烧炕、取暖、烧开水发生了困难，还不许社员出去打柴；第四，猪饲料少了一个来源，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仅有公共食堂没有托儿所、养老院，仅缝纫组不少中青年妇女，还是得不到解放。
    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的好坏，直接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和公社的发展巩固。吃饭不要钱，应该说能鼓励社员的关心集体生产，实现的结果，苦干实干的越来越少了，出工不积极，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多了，干部只埋怨甚至辱骂群众是懒蛋子，生产上不去，公分不值钱。一九五八年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公布，有的社员把已发工资的数量一算：“一个劳动日买不到一根香烟，四个劳动日买不到一颗白果（鸡蛋）”。由于分配不合理，已经影响生产，应教育基层干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大小队干部和社员同工同酬，广大群众一定会积极参加生产的。
    七、工作方法和干部作风
    “四十勇士”艰苦创业时期，党支部和大多数干部参加劳动，关心群众疾苦，生活不搞特殊，因此，干群关系很好。公社化开始以来，大队主要干部工作方法简单，训、骂人。大炼钢铁时，王佐民带着民兵去拔锅。一位大娘赶快坐在铁锅上不让拔走砸烂炼钢。他大声质问：“你要锅，还是要社会主义？”大娘回答：“要社会主义，也要锅！”大队长向民兵一摆手，锅还是被拔走了。脱离群众更为普遍的是，有一段时期，社员不愿出工，出了工又不认真干活，干部领着民兵强迫社员下地。大队长，总支书记和会计等大队干部单独成立一个小食堂，由生产队出厨师，送来米、面、油盐和柴火，就餐时猜拳行令，社员们直摇头。有的大队干部说假话不脸红，一九五八年亩产三百三十斤，大队长问小队干部：“你们去汇报了多少斤？”答：“三百三十斤。”大队长讲：“不，四百四十斤。”更使人惊奇的是，大队长公开讲：“我们这里不传达《党内通讯》！”按：这是毛主席今春发的一期《党内通讯》，发给农村党支部，并需向群众传达。内容主要是要实事求是地规定今年的亩产指标，明确指出亩产留有余地，有产可超，有实惠可得。中央规定恢复小量自留地，省里也明确叫分下去，大队改为集体耕种，应付上级规定和指示。
    干部的工作方法如此简单，对群众的态度粗暴，而且敢于不执行中央和上级指示。领导应从爱护干部出发，加强教育，使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农村建设好。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批判彭德怀同志后，从当年十月开始，在全国开始了反右倾运动。我从江西等省选调干部回京后不久，也就是十一月间，因为我的调查报告，部里把我列为唯一的重点批判对象开会进行批判，称为：“部务扩大会议帮助冯文耀同志”。会议上发言的人较少，唯一发时间长的是一室主任，对我批判得十分凶。但我心里很坦然，他讲的完全是捏造的。如他说我在西下营“完全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并还指责我对基层干部指手划脚。
    1961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口头给我平反，说“调查报告符合中央规定。”我当场表示感谢党，并声明：“这是全体下放师生一年半劳动锻炼的收获，它的正确应属于大家。错了的应该批判我，因为我是下放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平反后，部扩大会议上征求我对批判过我的领导同志的意见。我表示：“运动中批判时扣扣帽子在所难免，我完全理解，从内心讲真没有意见。”接着我说：“但是非观点与是否事实是不同的概念。教职员党支部代表批判时说：三个女班主任反对某领导时，冯文耀差一点陷进去，请澄清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一直一字不答。我提醒他说：“这事在学校原只我俩知道，部领导个别人知道，怎么会在批判会上颠倒事实？”主持会议的副部长邹大鹏同志见此情况，说：“文耀同志，这件事我清楚，你处理的很对。”事实是，三个女性班主任“三反”时曾在背后议论过某同志，但不是反对他。我当时作为学校党的分总支书记（部里是总支）分别批评过她们。对此，也向某同志和部党的总支书记杜长天、副部长毛诚二同志汇报过。接下来我请当时发言多的那位领导同志澄清：你发言时说我“到西下营后指手划脚，非难人民公社”根据何在？我继续说：我在西下营下放劳动近半年，不但没有如你所编造的以上情况，向县、社、队所有组织和个人连建议都没有提过。他听完我问的话后，他把编造话的责任推给王佐民了。
    1959年6月底，我们下放劳动结束时宣化县委召开公社社长、书记、副书记会议，我做为下放干部的带头人，县委定我为民生公社党委副书记出席了这次会议。内容是要各公社把白薯亩产量提高到万斤以上。县委书记首先让西坡公社社长、全国劳模王国藩讲他们公社亩产多少万斤，他首先是闭口不说。县委书记以命令的口气：“非得你带头说你门公社的白薯今年亩产多少万斤不行！”连连责问三次后，看来王国藩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低声说“三万斤！”王佐民立刻站起来说：“亩产三十万斤！”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县委书记高兴地宣布散会。王国藩第一个走出会场，第二个是王佐民，我随他也出去了。王国藩轻轻地碰了一下王佐民的腰部说：“我当时算了一下，白薯长得像咱们这样的个头，一个人二百斤，大家挤着站满一亩地，也不够十万斤”。说完弯腰扣掉烟袋里的烟灰，说了一句“他娘的”快步走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个真实又可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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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下放（二）

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造成严重后果，在农业方面，粮、棉、油料、猪、鸡及大欠牲畜等比1957年大幅度下降，各类产量差不多是1951年的水平，使城市和工矿区域粮、副食供应紧张，农村缺粮户也不少。1960年夏，我去安徽省招生时，去探望部里和学校下放劳动的干部和师生，除二、三人因在农业中学代课能吃饱外，其余人都浮肿。我出差前因浮肿一次住院，两次去外地疗养。这都是领导安排的。去后，公社请我吃饭，也邀请下放同志共餐，散席时许多同志说，这一顿饭可吃饱了。
    中央决定对工农全面调整，发出《农村六十条》，纠正忽视农业（大炼钢铁也挤了农业）计划经济。1961年6月，中央决定从中央党政机关抽调周三百名司司局以上干部到大跃进前三百个棉粮高产县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副部长冯铉约我谈话，征求意见说，部里想安排我下放农村四年，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我马上表示服从并坚决同意。他还解释说，部里原先没有考虑你去。你曾下放劳动过。但因部里过去做过农村工作的的同志，只有你和伍宇，他现在国外工作。我再次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自己还真想再做一次农村工作，特别是下放遵化时间太短，但深有体会。
    这批人出发前，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会的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其中高级干部只有胡耀邦一人，另一位是铁道部部长助理。首先听刘少奇的报告《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讲了总体方面的政策等。接着时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讲农村经济的具体政策等十分引人重视的办法和措施。他说，应当适当的给农民一些自由，如养猪、鸡、鸭等，允许搞些家庭副业，开垦荒地，种好自留地，并提出可以搞责任田，并说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对居住分散户应允许单干。我听了心里有了底，这与下放遵化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很相似，这次可以去经过实践，完成党给予的使命。
    我被分配去东北，首先到沈阳向东北局报到，去后，东北局让我们先参观鞍山钢铁厂等企业，然后分到吉林省，见到省委第二书记赵林（土改时为临县土改工作团团长），他向我介绍了农村情况并做了指示。同时我也看望了时为省民政厅长的高闻天，他是解放西北后从部队转地方工作（在本文土改一章中，我讲述过高的遭遇和赵林如何依据事实和政策正确处理的情形）。两人久别重逢，都很高兴。高还邀请我去他家吃家乡饭，他的爱人宋桂莲亲手做的饭菜。吉林省委决定我去四平地区所属的梨树县工作，但要我自选参观处。我选择吉林市，因为我老上级毛诚大姐是吉林市委第二书记。有人说省委原任命她为书记，她自己坚持这一职务。我想顺便去看望她。见面时她劝我既要坚持原则，又应讲究方法。大概她听说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她还告诉我一件事，大跃进时，流经吉林市的松花江水变得混浊，周总理发现后了解到是上游突击建立四座化肥厂所致。总理立即下令将化肥厂关停，此后，松花江的水又变清了。我参观时住在该市宾馆，服务员介绍说，我住的房子周总理曾经住过，比这高级的房子他不住，饭菜他自己定，担心接待处把伙食质量提高，亲自到厨房去查看，还与炊事员交谈。大家为总理如此平易近人而深受感动。
    我到梨树县前，先去四平地委。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地委负责人要我传达刘少奇、邓子恢二同志的报告。这中间他去接电话，当他回到会议室，我将刘少奇的报告已经传达到尾声了，他在我身旁耳语：“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邓子恢的报告有问题，是修正主义，富农路线，不允许传达。”以后，邓子恢同志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
    我被分配任梨树县委第二书记。这个县地处松辽平原，中长铁路贯穿其间。大跃进前，该县每年征收公粮一亿斤；但困难时期不但不能给国家粮食，而且还要吃返销粮三千万斤，人吃喂马困难多了，饿死了些活大牲畜。农民吧活着的用绳子吊起来。他们对我说，这样可以等到使它们维持生命的时候，要不饿的卧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当时东北地区生产力中主要靠大牲畜。因此，农民十分重视大牲畜的存活问题。
    我到梨树县不久，县委书记马鉴要去省委学习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民主集中制》。走时他给我三份干部材料，叫我主持常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常委讨论通过后，我对组织部长常委贾天才说：“等老马回来看看再发文件。”他回来后我汇报了讨论结果，并把文件给他审阅。他马上板起面孔说：“那不行！”我重复一句：“这是受你委托常委通过的。”他提高声音说：“那也不行！”好一个第一书记，刚学完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竟然推翻他授权常委会议作出的决定。对这种专制作风我也领受了不少，见怪不怪。过去在家乡和进京工作，不也遇到过这样的表演吗？许许多多本可以办好的事，却往往被此类专横者给办坏了。
    当时的梨树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挺宽敞，县委常委、正副县长，都住在有暖气的平房。1963年初，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就是“四清”运动，县委书记要我同他到一个公社搞试点，当时还天寒地冻，叫我带队先去，说他有事一时去不了。我去后发现冬季积肥太少，太干、都认为应该补救一下，于是我就同大家一起组织社员突击积肥等备耕工作。十多的大力积肥，便了解到干、群的一些思想问题。积肥成绩显著，社员队干部高兴。后来，县委书记来了，他说：“怎么‘四清’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多少呀？”这话也符合事实，但我坚持说：“如不大力抓备耕，难以丰收。”两人意见相持不下，我把争论向地委第二书记汇报了，但他没有表态。1964年要调我回北京时，这位同志对我说：“当时你是对的。”我说：“是与非，是否对党的事业有利，对当起什么作用，不是个人说了算。”他说：“问题就在这里。”
    总的说来，当时党的风气是好的，特别是党对农村的政策宽松了点，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虽然遭受了当地历史上少见的大旱，县机关领导和干部大部分时间在乡下，组织领导并直接参加抗旱，使旱情逐渐得到缓解。当时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去，看到干群一起抗旱的场面，赞不绝口。他还握住我的手说：“在沈阳，你也不多住几天，多参观参观，急着走了，为的是把生产搞好。”当年梨树县农业总算丰收了，不仅在返销粮上没有向国家伸手，而且还提供了商品粮五千万斤。
    二年间，我接触面不广，也不太深人，但也感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特殊化的风气。如我第一次下乡，李憬和我都背着行李已走到火车站（县所在地郭家店是中长铁路的火车站），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面前，司机下车对我说：“冯书记，下乡时常委同志都得车接车送，上车吧！”我说：“我们去郭家店，那里也是火车站。”司机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接送你们。”我和李憬还是坐火车走了。上火车时，看见司机仍然站在吉普车前来动。后来还遇到一件事，一次，通知我们去看戏，没有发入场券。县领导和我俩到剧场门口，检查员不但不收戏票，还点头让进。一般干部和群众把这叫做“点头票”进入剧场，看见前五、六排正当中空着位置边还站着看空位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专给领导占的座位。这一风气，下放遵化县时也遇到过。这一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后通知看戏看电影，我和秘书提前走出办公室，想看的话就自己买票，不想看则去逛大街。后来觉得这种消极对待也不对，于是就在一定场合提了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此风当时也就改正过来了。但用吉普车接送的做法没有完全改过来。梨树是个产粮多的地方，县粮食科有运粮汽车二、三十辆。下乡前我俩先打听何时有车去何地，我们搭乘运粮大汽车，对这一办法我也曾提过建议，并指出县委县政府才各有吉普车一辆，如果大家都用吉普车，就会影响应急下乡时的需要。有的同志后来也照我的意见去做了。
    梨树县有极少数大队在山上，这些村子一般是土质差又缺水，生产收成难度大。其中有一大队名叫团沙子，我第一次下乡到这里，正与大队干部下地干活，大队会计来通知：“马书记在做报告，要你到大队部电话上去听。”我赶快放下农具去听了。这种情况，遇到过三几次，我原来没有想到当时有这样先进的电话可以听报告。
    1962年冬天征收公粮时，我正在一公社吃晚饭，县委书记来电话说姚家大队征公粮有问题，叫我去处理。到该大队虽只有五里路，我和公社书记到达村里时，天已大黑，问一社员支书住处，他说往前瓦房院就是。月亮出来了，进去一看，院子挺大，足够一亩地的院子，有瓦房五问，我们当晚就住在支书家。当地农民许多是两户甚至三户住一间大屋，质量差的叫“马架子”，大屋子有两盘炕，有的一盘炕住二户人家，有条件的户与户之间用衣箱隔起来，下乡干部晚宿也挤在炕上。话得说回来，第二天睁早饭时，一盘炕上摆了两桌，一桌四人，每人一只烧小鸡，每桌还有一大碗鸡蛋羹，一大碗东北人冬春爱吃的酸白菜和其他炒菜。困难时期这样的名菜早餐，支书的用意，我和公社书记都意识到了，我俩耳语商量决定，由我宣布：“今天早饭，我和公社书记老常每人出菜钱两元，交粮票半斤，谁也不请谁的客。”回到县委，我马上告诉给纪委书记，他派人调查后汇报说，大队账上记：“招待县委冯书记八十二元”还查出过去招待上级领导人就捞了三百多元。
     征粮出的问题，也在支书身上，他家的产量报的很低，评议小组不敢评，我们只从群众口中秘密知道，叫积极分子评产，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规定劳动比例。县委较重视，县社干部大都带头参加义务劳，对大队干部特别抓得紧，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了成效。我和李憬还分头专门调查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情况。社员说，干部过去是“少劳多得，不劳也得，现在好了。”此后干部参加劳动的逐渐多起来了。因此，却曾鼓励了社员三产积极性和丰产丰收的信心。
     1964年5、6月间，吉林省委组织部派人征求我的意见，要把我留下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六月通知我提前一年回北京。离开前，县委给我做鉴定。在会议上大家预测当年可能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六、七千万斤。看来只要不再瞎折，再经二三年的努力，恢复到“大跃进”前的一亿斤是可能的。当年七月底回来后，邹大鹏同志对我说，“吉林省委经中央组织部向我们征求意见，要留你在吉林工作，任四平地委副书记。但正好学校要扩大招生，以后本科要年年不断招生，学校任务加重了。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就决定提前把你调回来了。”之后，我请邹部长审阅了梨树县委给我做的鉴定。
    梨树县委给我做鉴定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讲，生产小队一般四、五十户，不少社员反映，小队规模过大，管理困难多，干起活来“大呼啦”，你看我，我等你，劳动效率低。因此，我虽经几次建议，人家不理。因此走时，做为最后一次建议：“小队二、三十户为宜”。一把手仍又一摆手，表示不同意。
    最后补充一点，下放时根据中央规定，可以在单位内自选秘书一二人，一同下放东北。我决意带一人，不自选。组织上坚持要我提名，但我提了两位，都说工作离不开。在无奈之下，我只好提出：“那就只有李憬了”。我并非不愿意选择李憬同志，而是1958年下放河北遵化西下营劳动锻炼结束时，我起草的《调查报告》是李憬代抄的。反右倾运动时，也批判过他。因此我不愿在这次下放工作时再选他当秘书，唯恐发生什么事情牵连他。
    没想到还没出发就遇到点儿麻烦。临走前，召开部务扩大会议，部党委委员（我也是党委委员）也参加。发言的部、局领导同志大多讲了些建议，希望等临别赠言。一位女同志，曾经在干训练班学习过，她以质问的口气问我：“你在遵化反对人民公社时，几乎跟李憬结成反党联盟，这次下放，又带着他当你的秘书......”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主持这次会议的冯铉副部长高声说：“你想干什么？”一句话制止了她的盛气。前几天（2004年7月3日），在院子散步时，一位同志告诉我：“要不是当年你把李憬同志带走，他会被开除的（大意）。”据说，又是那位女同志为此在机关有过活动。到底是要开除党籍还是开除公职，我没有多问。
    李憬和我又一次下放，我俩共同配合工作，有时为了多了解情况，我不是总把他作为秘书带在身边，我们有意识的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尽可能多做些调查研究。我们先后向中央写过十次调查材料，回京时把材料交给梨树县委了。我们回来后知道，与李憬同志同等情况的干部，在我们下放期间，都提升了一级工资，唯独他的级别未动。他是1949年秋初我去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调来的青年干部之一，是位好干部，对党一贯忠诚，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能力强，文笔好。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下放时，东北天寒地冻，得自己买皮衣等御寒服装，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于八十年代任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副书记，现已患帕金森病几年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伴不幸于多年前意外身亡，子女忙于工作，现在靠保姆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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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一）

1961年，干校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我任副院长的任命书是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当时，我还在梨树县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64年提前调回后，仍兼任书记（当时不是党委制）。邹大鹏副部长与我谈话时，讲到任命事宜和扩大招生等问题。次年继续招收本科生，1964年招收 200人。1965年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招生300人，加上本科一、二年级、训练班学员和教职工，总人数近千名，是文革前校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为把学校办得更好，部里决定把正副院长增加至五人，并于当年九月经全院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党委会，我为党委副书记，同时上级决定，根据毛泽东关于“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指示，学校成立了政治部（学院原来是军干校，1955年集体转业），我兼主任，杨明奎为副主任，下设组织处、宣传处、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保卫科。这是全院党、行政、教育、后勤中机构最大的一个部门。当时还决定把人事处设在政治部，经我申述请求，得到部领导同意改由另一位副院长分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久，江青、陈伯达等煽动青年学生造反，使不少学校大乱。
本院党委讨论要不要上级派工作组，认为自己可以领导，于是派我向部长孔原和部党委汇报。部领导同意了。但当时没有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指示或文件。当天，孔原把他儿子孔丹在北京四中工作组的动员报告笔记给我和于苇念了一遍，主要是该校工作组怎样领导学校运动的粗浅内容。经过我们发动，情况还很冷清。“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各级干部在“文革”初期对“运动”的不理解、不知所措。一天，孔原在部务会议上说，“学院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应该下工夫。”几天前，部里一位副部长来电话，叫我派人去抄外单位的大字报，学习人家的运动经验。
可没有想到，抄回的大字报，一下子引来了风暴，起了引火烧身的作用。惹得一些干部开始挨斗，然后矛头直接指向党委主要人物。
其他大中院校学生中的造反派对校领导和教授、专家实行专政，工作组进行了劝阻和批评，曾使运动文明了一点。毛泽东七月十八日从外地回京，听了汇报后，认为刘邓等决定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工作组立刻受到造反派狠狠的批斗。部里派来三位同志帮助我们搞发动，被造反派定为“影子工作组”一一挨了批斗，被赶走。学院因为上级没有派来工作组，我们既承担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平时工作中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责，也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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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二）

十年动乱，首先从学校开始。毛泽东认定“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在他“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照林彪当时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事实是估计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作出不合适的指示也得执行。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那时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使人啼笑皆非。既然十七年实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应该早就发现并加以反对和纠正，长达十七年了，那还不贻害匪浅吗？
本院造反的人虽然很少，但气焰很凶，想斗谁就斗谁。领导人的电话机被拆走了。有人砸保密室，抢夺文件。管理保密室的王朝文、赵晨跑来找我。我们三人马上去阻挡。我指着墙上周总理批示中央发的不允许随便进入保密室的文件，他们没有动手。后来还是被造反派骨干分子强行砸开，乱拿文件。为了防止泄密，部里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学院的运动归北京市委文教组领导，但当时学院在北一院的短训班的运动仍由部里领导。不几天，分管短训班的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彭涛被以短训班办公室主任为首的造反派赶出班外。当时院党委还能起领导作用，决定由主管后勤的副院长暂管短训班。
“文革”从开始到终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观点、不同目的的两派组织。一派是所谓紧跟毛泽东的造反派，另一派被诬为保守派或叫保皇派。两派的出现是怎样形成的，两派的斗争是怎样阵发展的，结果如何？
“文革”中的两派，都自称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或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1966年6月1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百十来人，署名贴出大字报，主题是“造反有理”、“越乱越好”。校领导没有表态。七月中旬，他们大字报抄送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八月一日回信，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地支持”。从此，凡能胡作非为或支持这种造反的，都是所谓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左派。
我家的电话机还没有被造反派拆走前，孔原已被隔离。周总理到我们上级部宣布：中央决定由邹大鹏同志负责业务领导。一天，邹来电叫，叫我和于苇到他家去。我转告于后，去找汽车司机曹怀义，请他开车送一下。他说你俩坐车出不了大门，造反派正要抓斗。我赶快到收发室与看大门的老工人赵信修商量。他出主意说：你叫曹怀义把车开出大门绕到后门外，我去把后门打开，你们也从后门出去上汽车。结果很顺利到达邹的家里。他一见我俩，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总的意思是要我们说话和行动小心谨慎些。最后我们坐汽车到后门回到家里。不几天，惊闻大鹏同志（被部里造反人物组织力量实施迫害）和夫人自杀身亡。于苇和我得知这一噩耗后，涕泪交流。
清算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造反派中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也有人说我是投降了资产阶级臭权威。这就怪了，既然都是资产阶级，怎么同一阶级投降同一阶级，一家人投降一家人。我在当时没有条件说这样的话，心里暗暗发笑。晚上的觉睡得很熟。有一段时间，造反派集中力量批斗我，说我是实权派。这也有一定道理，我兼职多，具体工作做的多。除批斗外，还陪斗不少。造反派派人四处调查我的
历史和家庭。在学院不论涉及什么事，都要算我的老账，给我戴纸帽，挂黑帮牌子，身上贴标语，对我实施游街、罚跪、坐“喷气式”、劳改等。所幸的是我没有挨过打，也没有关过牛棚。这很可能是因为红卫兵中“丛中笑”等战斗队发表《保冯申明》说“冯文耀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缘故吧。
铁的事实是歪曲不了的。十七年的教育工作，经过全国各校老师和工作人员含辛茹苦的努力，虽然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好多优秀教师被打成右派，一些领导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成员，有的人甚至头上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是，他们还是全心全意地为党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各行各业的人才。从过去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所培养的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坚决拥护党和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条战线上做故出不少成绩，甚至有举世公认的发明创造，有的是党和国家的杰出人物，并还领导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这所学校来说，规模在全国最小，既经历了不少风雨，又为情报、外交等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这走出校门的学员、学生中，从副部长、大使、总领事、参赞、司局长到各级干部，有许多人在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有的还冒着风险为党为国家做着无私的奉献；有一些同志，受了无辜的打击，仍没有怨言，照样挺起胸膛奋斗不息；还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输送到一些党政群单位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参加建设和教育事业。这都是教育工作者们正确执行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路线和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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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三）

本院师生中造反的极左顽固分子一直占少数，其中教师中只有个别人，职工中不到百分之二。政治部包括马列教师大概五分之一，其中包括组织处处长里英璞（兼院长办公室主任）；总务处十分之一，这个处工人（包括炊事员）多事处和教务处各有半数。全院三个系，每个系有政治指导员三人，在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各系党政正副领导九人中有两三个。总共八十多人吧，所谓造反的有十四、五人。主要特点是：一、到校工作很短，其中里英璞及其妻（日语系党支部副书记）调来才一年；二是系处级干部多，几乎占了一半；三是工人中极少造反，几乎无一造反者。
学院原来有很大一部分师生和教职工，是不同意造反派的观点和行为的，但在当时那样何去何从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有一部分人转向造反派，对院党委来了个反戈一击，甚至有的那股蛮干劲比起老造反派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过些时候，有些人总觉得造好人的反不对，又站过来保护党委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们的老师。从此以后直到 1970年初学院被撤销，所谓保守派的人数始终是多数，有人估计约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掌权的是以里英璞为主的造反派，里当时还是院党委委员，也是党委委员中唯一的造反派。1966年8月5日召开了著名的“八·五”辩论大会。当时党中央常委李富春同志莅临讲话，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搞好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要相互斗争。学生中的一个造反派上台大声说：“这是和稀泥，”富春同志当即毫不退让地说：“这不是和稀泥！我们党历来主张人民内部要团结。”老人家的声音很洪亮，博得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鼓掌。有的造反派当面以无聊的语言诬蔑孔原同志，胡说什么“孔圆、孔方、孔三角。”另一派同学和在场的十九中、一零一中的学生几乎齐声反击说：“不许辱骂孔伯伯！”这时，冯铉副部长说了一句：“大家应该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里英璞以为他造了院党委的反还不过瘾，上前以教训的口吻道：“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这时有几位同学赶快站在冯铉周围，以保护这位副部长的安全，有的同学反问里英璞：“你胡说八道的资格是谁给的？”质问的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在大会上，有一个造反派学生突然飞奔上台，高举笔记本一册，质问：“这是谁发的，想干什么？”我一看是日、西系学生，马上想起一件事，即在运动之初，院党委召开各系支部正副书记会，布置发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给每个系发了笔记本。里英璞的妻子是当时的日西系党支部副书记，她很可能想是以笔记本一事，妄图证明党委要镇压造反派。我立即上台申明：“笔记本是我在支书会议上发的，请各系副支书随时记录每个人的言行，以后整理材料时避免差错。”我回答完后，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造反的学生说：“这是你想秋后算帐。”一个保守派的学生说：“这是为了不冤枉好人，有什么不对？”这位同学的反驳，比我的回答更针锋相对，至此，再没有人发言了。
“文革”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各校学生包括中小学学生开展了大串联，他们在串联中搞了些什么活动，我至今一无所知。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是接受毛泽东检阅，为此，各机关、学校要接待好这一批批上百万学生的串联队伍。当时本院造反派让我为外地串联来院里的红卫兵端水送饭，清扫宿舍，我都精心照办了，本院学生大部分也分批外出串联。但造反派中骨干人物守着已得的“江山”没有出去。
造反派强占了播音室，在院里安装了高音喇叭，不管什么么时候，发通知下命令，都用它发出。有时为了审问于苇和我，在喇叭上发出“冯文耀滚上教学楼五号房来！”我们也就老老实实地“滚”上去接受了不少次的“教育”。
同学分批外出串联，也分先后返校。但是那些所谓保守派或逍遥派的同学一旦回到学校，高音喇叭上就播出“某某某的丧钟敲响了”，以示造反派胜利，“保守派”失败。同时，还高声命令学院未造反的各级领导到《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前集中，给我们俩正副书记戴上纸高帽，腰弯九十度，手拿铜锣还得用力敲打，让串联回校的“保守派”看看造反派多么威风。有个同学名叫陈继成，串联回广州，贴了揭发其父的大字报；回校后，大概后悔了，精神有些失常。他平时背一支自造木头步枪。一天，突然传出陈继成从教学主楼顶层跳下身亡的消息。真令人可惜可叹！一个青年学子，要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哪会发生这类痛心的事。事发后，他的父亲，时为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从广州来京，悲痛地料理了后事。
文革中，父母受迫害，往往子女也受株连。比如，林枫：中央党校校长）的女儿林耿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的女儿伍延力，两个都是国关的学生，父母挨整了，她俩也被随意批斗，甚至党籍都难保。在军宣队支左驻院掌权后，与造反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的里英璞等，一直主张开除两个女生的党籍。
里英璞任院革委会副主任不久，突然宣布了整党三人小组。他是组长，组员有预备党员英语系本科生张新祥，日西系本科生非党员许金生。整党小组一经宣布，立即引起了党内外群众坚决反对，甚至连造反的人也感到该小组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想到里英璞这个当过组织处长的人，竟然使出如此违背党内基本组织常识的愚蠢一招，给造反派带来了被动。大概是因为无人赞成和众人坚决反对，不到二三小时，整党领导小组的名单不见了，他们也再未提整党的事。
这里提前叙述1970 年 1月，学院被撤销，下放河北饶阳县后，对林耿耿、伍延力党籍处理的经过。当时的院革委会主任、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是驻院军宣队政委王玖祯，革委会副主任是里英璞、军宣队队长、工宣队政委，也都是整党小组成员。约在1969年10月间，也许是11月，我被结合为院革委会副主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一日，王玖祯主持召开整党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林耿耿、伍延力的党籍，工宣队政委到会晚，一进门说：“我得修鞋去”，说完走了。林、伍二人未到会。王提出开除林、伍二人的党籍，理由是包庇她们父亲的罪行。我马上反驳说：“林枫、伍修权二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即使问题很严重，说她们所谓包庇的事实也没有证据。”他们不顾我的意见，马上举手表决，除我一票反对，林耿耿、伍延力被决定开除党籍。工宣队政委在会后告诉我，他是有意不参加会议，我说：“我意识到了”。林耿耿得知后，马上离开饶阳。伍延力告诉我，林去反映问题，并说：“我俩坚决拒绝这一决定。”我说：“完全对，一定不会照他们的决定办的。”过些年后，我又见到伍延力，她说问题都解决了，她俩都还是党员。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被宣称是一场比“五四”运动、延安整风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实际上，全部事实和整个过程，是以民主之名，反民主为实，根本没有民主。许多人没自由。“四大”是只许少数人“鸣”，少数人“放”，少数骂多数叫做“辩”，少数可以在大字报上侮辱人，甚至罪名，陷害无辜。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思想道德破坏无遗。极端个人主义大发展，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恶性大泛滥，对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空前大摧残，工农业经济、包括交通运输等，要不是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力撑苦局，千方百计保护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话，那损失会更加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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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四）

把十七年的学校工作，扣上“资产阶级统治了无产阶级”的大帽子。使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何去何从，都得抉择。大多数人的心里，不表示反对或同情党委主要领导人，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一般只好勉强举手、违心地跟着喊口号。造反派也深知这些人并不是真心跟着走，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软硬兼施，首先来硬的。他们整人的惯用手法就是“抓辫子”，奉行康生推崇的极左那一套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如，党委书记、院长于苇同志，曾在延安时被康生诬为蒋介石特务系统派遣到延安的特务潜伏组长，后被平反。在文革中又被长期怀疑，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七十年代末学院复校后，只任副职，但任务繁重，终使其在十年动乱中所患的心脏病突发，来不及抢救，不幸与世长辞，使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与管理、发展与建设蒙受重大损失。
再如，教务处副处长、英语系教授、党员阴纫斋当时被诬陷为特务分子。当年我党地下组织，通过社会关系，安排阴纫斋曾任旧山西省政府少将外事处长。他以这一身份掩护过许多我党高级干部，为我党收集情报，并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文革中造反派把他定为特务关入牛棚。阴纫斋患有糖尿病、肾病，入牛棚后不许治疗，更不让吃糖尿病肾病特定饮食，造反派的百般迫害使阴老于1972年过早地病逝。
又如，政治部宣传处处长、院党委委员刘良计，他曾在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少尉司书身份为我党我军获得过不少军事情报。文革中也被造反派诬陷为国民党特务。
还有，如法语教师崔宗玮，曾任我党地下区委书记。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后，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但一直设法掩护他的好友乔冠华，在地下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并冒险让乔借用他的房子召集了多次重要的秘密会议。文革时造反派把崔宗玮打成了叛徒。
另外，造反派们还把有些同志定为“黑帮”，把讲师、教授诬为反动权威，将他们并连同以上同志关进“牛棚”。造反派用逼、供、信、甚至拷打、罚跪等暴行，逼死三人。法文打字员盘慧灵与其夫崔宗玮曾在我驻瑞士、法国大使馆任法语翻译，为人非常正派，一贯勤奋工作。夫妇二人没有子女，养育了弟弟的一个女孩。打字室中仅有的某造反分子伙同其夫（即人事处三个造反派之一），串通其他造反分子对盘慧灵无数次地批斗，特别是卑鄙地多次诬陷盘与别人有私情，逼得盘慧灵自杀身亡。这对造反派夫妇，还以进盘家搜查罪证为借口，进入盘家。有人怀疑他俩把崔、盘多年积存未人银行的现金和衣物等捞人自家囊中。不久，有人看到这对夫妇新购一辆自行车，还穿上新的呢子衣服。后来有人向院革委会反映此案，在以造反起家当上革委会副主任高位的里英璞的包庇下，无人也无力追查。以里英璞为首的造反派，在驻院军宣队政委的支持下，凡他们看不顺眼，或被他们怀疑有政治问题的无辜知识分子，都逃不脱挨整。时为英文系讲师的徐华梁，多话一句不说，教学深入浅出，一贯吃苦耐劳，为人忠厚老实。因不造反，也不举手拥护反革命口号，被诬蔑为臭权威，天天在脖子上挂着“反动权威”的黑牌子。徐华梁、申葆青二位英语教员是李克农部长亲自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调来的高水平人才。造反派后又紧接着揪出所谓反革命的“三黄一王”（按姓氏定的）都是当时的副教授和讲师，大会批，小会斗，并经常在高音喇叭上辱骂，使人人自危。
对学院各级领导人查来查去，查不出够关“牛棚”的证据；对于十几位老年教师找不到该“专政”的言行，但仍把他们、我和于苇等近二十人编成劳动改造队，由一位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为队长监督我们。让我们在1966年冬翻晒菜窖中储诸存的大白菜。在那时，造反派认定我是实权人物，故加重对我的改造，命令我每天还要以半天时间打扫男生宿舍区的卫生。看来“文革”开始后无人管理厕所。我一进去，觉得臭气熏天，睁眼睛也困难，小便池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尿碱，用去污粉泡水冲刷，毫无效果。当天晚上我在家里找了一根木棍，锯开一条缝，把一个厚钢片插进去，然后用铁钉固定。第二天去厕所，拿这个自制工具费力的一层层、一块块刮掉沉积的尿碱，经过三四个半天工夫，终于把又干又硬的尿碱清除干净了。在我这样做的时候，心情很舒畅，觉得自己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制造了一副“土工具”，亲手解决了一个小难题，颇有“成就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造反派上厕所时看见了，讥笑着哼一声：“活该”。但其他同志、同学有的劝我不要理造反派的胡乱指派，有的建议用去污粉，有的含泪掩面而去，使我倍受感动。
文革中，造反派宣扬他们实行的是“红色恐怖”。作为原是国关中层领导干部的里英璞等人是学院“红色恐怖”的策划部署者。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多年对革命者实行的“白色恐怖”，使用打、杀、抢、关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镇压革命；而我们共产党人摆脱了“白色恐怖”，终于取得革命政权，却又进入了“红色恐怖”，真让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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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五）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人高潮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判会过后的一段时候，有一红卫兵战斗队把我叫到他们的队部说：“你从今天起，在这里认真学习报刊上有关‘文革’的论著。”从那天开始，我准时去，按时走，一连好些天，实际上给这个战斗队看家，他们每天忙着出去，谁也没有我，等于避难。
    过了些天，突然通知我到大门口，然后去门头沟接受批斗。我一听，知道是1965年冬，我亲手处理一件谋杀案，文革中造反派强制对该案平反后，把两个嫌疑人：年轻炊事员从劳动场所要回来，在他们村里批斗学院领导人。事因是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被歹徒杀害，中央指示由公安部发出文件，凡有外籍人的部门，有行凶嫌疑者，按情节送边疆劳动。当时我院有外籍外语教师。本院的这件事，是一位老炊事员秘密告知我的。他亲眼看见上述两个炊事员 晚饭后，偷偷磨好刀子放在床下的鞋里。他们还告诉老炊事员：“今晚不要再睡错了床。”老炊事员并告知我：“他俩平时对炊事班长杨德忠很不满。”我听说后，马上令保卫科科长李云兴带着科员张昆仑赶快去查出磨快的刀子，于是我决定把这两个炊事员隔离起来，经公安部审批送新疆劳动。话说回来，通知我去受批斗，当我赶忙走到《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前，对面迎来两个红卫兵拦着我说：“你的表现还可以，不用去了。”这样，据说那次斗的挺凶的大会，我幸免受罚。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管后勤的副院长受批斗后说：“案子是冯文耀办的，挨斗时他溜了。”造反派把两个炊事员从劳动地方要回来前，曾开中型批斗会斗过我。会上我讲了事实和原因、根据和处理过程，没有认错，背后遭到一造反派的脚踢，罚跪五六小时。我回家走路不到百米远，但途中休息了四次才半爬半走地回到了家里。
    1966年冬初，红卫兵“丛中笑”战斗队贴出一张大字报，要吸收我参加战斗队。我立即去向他们声明：“我现在是接受批评教育的，请原谅我的要求，不吸收我为好。”他们十几个人听我申述后，互相观望了一会儿，有的说：“可以，不过你以后随时来这里看看我们收集的各类论文，抄印的大字报。”我虽然答应了，但从未主动去阅览过。
    寒冷的一天，我被勒令去部里接受陪斗，还给我头上戴着“刽子手”的纸高帽子。斗争大会开始前，把局长们以及于苇和我，先在院子里游斗，身上前后粘贴着大标语，走起来作出飞机式的样子，然后都进入红楼礼堂，陪斗的人在台下前面排队，低着头。斗争会开了些时，台上大喊一声：“冯文耀滚上台来！”这时，走来一个红卫兵，领着我往台上“滚”，到台阶下，说一声“你站一下”。说完他当即上台对主持会议的学 院红卫兵领导人说：“冯文耀发高烧。”主持人一摆手说：“叫他回去吧！”没有滚字。这样，我又（“溜了一次”）躲过一劫。当我走出礼堂大门后，又一个红卫兵追上来说：“等一等”！结果，他把我身上粘贴的“反革命分子，刽子手”等大字标语撕掉了。小将们对我采取的这些“明批斗，暗保护”的种种举措，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感不已。
    1967年秋的一天，教职工三、四十人召开了一次帮我认识错误的会议，政治部副主任杨明奎、教务处长兼法德系主任、党支书黄杏文，也都是院党委委员，一年前调进来的，还有各系处的干部、工人。批评者都平心静气，几乎都规劝我正确对待群众意见。有的造反派大概是闻风而去。散会时，有一人气愤地说：“你们是假批真保。”大家并没有批评，而是提醒我不要得罪造反派。当时心里十分感激这次会议的召集者。
    在这次会议之之前，有几个红卫兵战斗队，其中有“丛中笑”，联合贴出《保冯声明》的大字报，主要说“冯文耀是人民内部矛盾，虽有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大字报里声明不同意按敌我矛盾批斗，应善意地批评帮助。我一看到标题，没敢读正文，便马上回家了。当时想，要是造反派有质问，要我回答，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开口。但很快有的同志给我抄写了一份，使我知道了全部内容。联系前述的几件事，我深知小将们中有不少人是能分清是非，并是有政治责任感的。
    约在1968年末，于苇的儿子于晓星突然跑到我家说：“了不得了，外面大字报上说，舍得一身剐，敢把冯叔叔拉下马”。家里人听了出去一看，第二句是“敢把冯文耀扶上马。”原来是看错两个字，把“扶上”自然想成“拉下”。因为毛泽东的名言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我到院里，看到好多人围着看大字报，近前看到标题和后面署名中有遵义兵团等红卫兵战斗队后赶快回避往家走，又闭门不出，免得有人当众出难题。后来知道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要求按照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委会中“三结合”的规定执行，强调须有革命干部的代表进入领导班子。当时，在全国掀起“三结合”以抑制造反派一派掌权。
    过了几天，批判我的大字报又多起来了，特别是对1959年我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天天连篇累牍，几乎贴满了文革初我组织搭起长达十米的席棚。这篇最长的大字报的贴出，对我来说，正是经常出来仔细阅读并与大家见面的时候。我看得很仔细。看完第一遍，我再去看时带着纸笔，把《调查报告》原文抄写下来，保存到现在。这篇批判的大字报所以很长，人家是照着《调查报告》逐字逐句地详细批判的。因此我看得很仔细很认真，可惜未将大字报原文摘来。批判的结论仍然指我走富农路线，一贯右倾，反对基层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大字报笔者也许不了解1961年以来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颁布和修改的文件。如果文革时允许被批斗者说话的话，就可以向其解释。该笔者前些年从天津来京出差，还上我家一次，临走时握住手问：“你恨不恨我？”我答：“要感谢你……从我参加革命到文革开始前，工作中的对与错，没有认真全面总结，经过你和同学们的帮助，我的头脑清醒多了”。
    在阅读对我的大字报时，也看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大字报，其中有我在前文中所说关于盘慧灵被害以及其家财务被坏人占为己的事，也有关于陈四维教授的钱款被个别造反分子“借”走不还的事，同时揭发里英璞包庇上述“革命”+ 贪财的造反人物。
    文革开始不久，调查部上报中央并经批准，本院的“运动”由北京市领导。但到 1969年春，情况又有了变化。
    1969年5月4日，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关于国际关系学院的文革运动报告，先由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谢富治等把报告送康生、周总理，总理当即批示：“先送调查部陈（注：军代表陈兴华）罗，并提出意见。调查部为何插手？部的军代表不要参加，自惹麻烦，割断关系。”时为军代表之一的朱导良和时为部长的罗青长作了签名检讨：“接受总理对我部为何插手国关文革自惹麻烦的批评，坚决拥护总理对我部与该院割断关系的指示，接受教训，改正错误。”总理看到朱、罗在文件上的检讨后批语是“解铃还需系铃人”。5月5日，北京市文革小组报告内容主要是：
    “四月以来，原一派正式申明，不承认院革委会，重新拉起‘遵义兵团’，因此‘九大’闭幕和‘五一’晚会等重大活动均不能联合参加。”
    “三月，曾因对原第二书记冯文耀的看法产生分歧，又分成两派，矛盾渐展，几经反复，终未解决。”
    “军宣队进校后，对‘地下黑司令部’匆忙表态，压了‘遵义兵团’……对缺点错误作了公总结检查，准备调整院革委会，形势逐渐好转。”
    “意见：
    一、革委会是合法的，做群众工作……
    二、建议该院文革由调查部领导。”
    从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的报告中，人们才知道当时背后又有大势力插进手来，压了“遵义兵团”，可是小将们仍坚持斗争，使北京市革委会文教小组无能为力，写报告建议仍由调查部领导。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批评了部里，使真相大白。
    1969年秋末的一天，革委会派人把我叫去。我一进会议室，看见人已坐满。我刚坐下，驻院军宣队政委、院委会主任、整党领导小组组长王玖祯宣布：“上级决定冯文耀同志为院革委会副主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没有讨论任何问题就散会了。是哪个上级决定的，王玖祯未讲，我也没问，更没有想。
    我被结合进院革委会后，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冯文耀还没有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怎能担任院整党领导小组成员？”这一问题提得令人应该深思。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何组织何时决定停止我的党员组织生活的，在什么条件下，经审查合格才能恢复党的生活？在结合我时直至后来谁也没有给我办恢复的手续，但结合后，一直担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就这一点看．文革中违背党章的情形已是屡见不鲜了。
    1970年3月，驻中央调查部的军代表陈兴华、部长罗青长来学院，在院革委会全体议上由陈宣布：“国际关系学院为撤销单位，全院师生员工597人，全部交河北省处理。”我提了两条建议，首先说建校困难，师资、图书都是从无到有，应保存力量，我们不要，总有一天国家会用的，一、现在图书有七万册，其中有不少宝贵的工具书，文革开始前夕，我们托驻外使领馆帮购进大小牛津字典两大箱，还没有启封，应+成立图书移交小组。陈兴华生气地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大概以为我借口参加移交工作不到农村去劳动。我立刻回答：“请放心，我第一个下放劳动，绝不参加移交工作。”我的另一个建议是：“老院长患了心脏病，不能劳动，请另做安排。”陈马上说：“甘（指甘霖）院长的问题我已有考虑。”我立刻纠正说：“我建议不能下放的是于苇同志”。他不吭声了。
    到河北饶阳插队落户的实际上不是597人，其中工人留在北京分配；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放到河北接受贫下中农；老年教师被强制退休到京郊延庆县农村居住；六三、六四两届本科生由北京军区分配除河北外的华北地区；五届本科生和剩下的教职员包括部分家属一起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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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六）

学院还有一部分遗留问题，要院革委会和整党领导小组处理完后河北才可接收我们插队劳动，因此，军、工宣队也一同到饶阳县城。几件遗留问题是：一、文革中重新审查于苇、刘良计、阴纫斋的历史冤案，军宣队和里英璞坚持挂起来不管；二、阴纫斋、林耿耿、伍延力三人的党籍问题，军宣队政委、军宣队队长、革委会副主任里英璞等也都是整党小组成员三人坚持要开除阴、林、伍的党籍，只有我一人反对；三、阴纫斋的退休问题，在京时也发退休表给他了，我对他说：“你的党籍不解决，不能办退休。”决多他的党籍后，又叫他填表办退，他也又拿着表问我填不填？我问他你准备怎么办？他说：“党籍不恢复，绝不退休！”我说：“只要不停地争取，你的党籍会承认的。”他病逝后，河北派驻本院的工作组，在悼词中第一句就说：“我们沉痛哀悼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我党党员阴纫斋同志……”
    再一个遗留问题是我提出来的，王玖祯、里英璞都不支持，于是我写出文革中对别人的第二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请里英璞考虑的事》：有人借了教授陈四维几百元钱就是不还；另外他还谩骂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大字报贴出后，不仅王、里无任何表示，还惹来河北省派驻学院工作组副组长赵一之对我的责难。他当着我的面说什么“你也是革委会副主任，怎么揭发同级领导人？”这样，上下领导人都包庇坏人坏事，显现出这些人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场。
    驻院的军工宣队还先到农村给我们确定住房。时为汉语教师的先继山约我去看过，但不知房子的具体位置。军宣队知道我们的这一行动，还责备我为什么去？
    军、工宣队把大家下放在饶阳县三、四个公社的生产队后，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撤离时，因我离京时按分工忙于组织大家下放的事宜，自己的搬家准备工作来不及做，故随他们乘车回到北京。返回时，带着老伴和小学六年级的小儿子、刚满三岁的大孙子共四口人，到要我插队落户的大尹村。进村时，看见几乎全村男 女老少都站在村路两旁。刚进了分给我的三间连接的东房，我便借来水桶去担水。此时，村民还没有散。当我挑着两大桶水经过群众身旁时，听见有人说：“走资派还会挑水？”后来房东说：“军宣队号房子时说，来住这个院子的是个大走资派，想不到你挑起水来和我们农民一个样，走起来还显得轻快。”这样，我才理解了为什么农民们围着我们看，特别是，原来他们没有见过大走资派。
    大尹村是集镇地，五天一集，四周农民和小商贩来买卖需要的粮菜、衣物、其它等。下放同志也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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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七）

学院撤销后，下放农村劳动，以为不用再在政治上、思想上受欺压。但事不由己，大小麻烦还是不断纠缠。
    我们共四口人，住在由原驻院军宣队政委兼院革委会主任王玖祯安排的房子。因这套老旧房子年久失修，很潮湿，又脏乱，头天晚上，三代人睡下，跳蚤、臭虫乱蹦乱咬，使我们根本不能睡，小儿子难受的叫唤，大孙子边哭边滚，我们只好搬到院子里睡觉。
    不久，河北领导上决定成立下放劳动领导小组，组长由饶阳县委书记兼任，我为副组长，组员只有里英璞一人。该县委书记召集我和里英璞开领导小组会议，说在小组下设一个也是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住在县城，不参加劳动。我建议组长由原学院人事处长童林担任，原人事处于部黄树林为组员，这人是造反派骨干，我并请里英璞提人员，对我的建议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他一直没有吭声，从气色上看，他是不高兴的样子，人家原为院革委会主任，自认的整党领导小组组长，他有难言之隐，以不表态不说话对抗，使县委书记主持的第一次下放人员领导小组会议，也就成为最后一次会议。如果有个工作小组，多多少少也能为下放的同志们做点有益的事。但里英璞根本不关心这一点，他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人。
    过了些时，有通知叫我到省里去谈话，走时约阴纫斋、刘良计一同去谈他们的党籍问题，约我谈话的是省委分管我们的秘书长、省军区政治部正主任古奇峰和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王英。我首先请求他们解决阴、刘二同志党籍问题。古马上说，只要调查部来证明材料，省里会办。接着他说，省委要你担任文艺创作组组长。我立刻说：我只上过五年半小学，只是因成绩尚可，才被校长允许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生会考。多少年来，戏剧、电影看的很少，文艺书籍没有读几本，古今中外名作家说不上十个人的姓名，让我这样文化水平的人当组长，会使全省文艺创作出问题。接着我问：“现在该组有组长吗？”古说：“有一位副组长，也是党员，在政治上你比他强。。”我说，“还是请省委另选贤能吧！”王英马上截住我的话说：“老冯，这可是个省厅级的职务！”最后，双方都叫对方继续考虑。几年过去了，领导再未与我谈这件事。
    大家在冀中饶阳农村劳动一年后，1972年春夏之交时，河北省要以本院为基础，办外语专科学院，简称河北外专，校址定在省会石家庄，但暂时建在冀县城内。这样，国关下放人—到冀县了，其居住条件比饶 阳农村好多了。还未建校，外专党的核心小组已建立起来，副组长是赵一之。一天，他找我说：“省里要你出差到北京，向调查部借学院的汽车和图书，并说，去时带多少人，带谁，由你决定。说完交给我一份省里给调查部的公函。我根据他讲的任务和意见，选定英、法、德、日、西班牙语各一位教师和一位采购员，包括我共计七人一同赴京。到京后，我首先把公函交给部里领导，我说请部里把于苇、阴纫斋、刘良计三同志的党籍问题，给河北去个证明，他说：“你们是河北人，得河北来函调查！”看来，部领导与河北那边的态度一样，都在互相推诿。
    部里该领导看了河北的公函后，让秘书找人交待了接待我们出差借车借书的事，把我们安排住在学院教学楼的空教室里，同时把图书馆的钥匙交给我们，也没有派人一起进图书馆办手续，同时说汽车已经没有了。我们很高兴，以为部里对我们这些老部下很放心。但高兴的太早了，当我们用钥匙打开图书馆的门时，大家被满地乱扔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其他一些薄本书惊呆了。书架上，特别是书库里几乎空无一本书。此时，正好有同志带着相机，我叫马上拍照，送西苑照像馆洗像。我们去取照片时，照像馆的军代表指着我的鼻子大声斥责：“你们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我说，“请您去看看！”他不但不动身，双手竟然把洗好的照片撕碎了。我又回忆起部军代表等领导来院宣布撤销命令时我建议成立图书移交小组一事。他们如果能够采纳我的意见，很可能不会出现这一令人痛心的事情。国关下放前共有图书七万册，包括大量的辞典和一些名著，通通不冀而飞。唉，事后说什么也没用了。
    原学院的书和汽车都没有了，我们就专心为外专在京季所需物品。1973年底，河北给我寄来一封信，叫去省里谈话。不巧我的老伴去黑龙江探视参了军的小女儿回来时，在火车上感染了急性肝炎，住进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当时小儿子在京复学了。我每天除做饭外，还得带着幼小的孙子去医院关照病号，又怕给孙子传染上，不让他进医院的大门，带了些玩具叫他在大门外玩，还得一再叫他不要离开大门附近，以免发生意外。在这种情况下，我回信说明一时无法到省里去谈话，人家也再未回信。
    在上述一段时间内，童林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讲到河北不是真心办外专，他们计划拆散学校。人们担心人才损失，怕因此造成的后果难以挽回，因此，大家向领导提了不少要求，人家一宇不答。“为此，我们要进京请愿，望你做一面大红旗，到时带着一起出差的同志去火车站举旗欢迎。”我马上回信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千万！千万！”当时我马上想起，出差刚到北京时，曾去国务院科教组，接待人是一位女同志，她自我介绍是办公室主任，名叫盛丽华。“组长不在，跟我说吧！”我反映的问题是河北省有关领导认为这所学院师资水平不行，政治上复杂，准备拆散。我要求科教组设法保存这批师资队伍，国家总有一天会需要的。她听后说：““同意你的意见，一定叫领导向河北提出来，保护好这支教育力量。”可能是这件事让河北省方面得知后，引起对我的怀恨。
    1974年4月12日，在赵一之主持下召开批斗我的会议。我为什么把这一天记得这么清楚，共产党人都记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我党同志开始了大屠杀，后来人们把这个难忘的日子，叫做“四。一二”。
    这次被批斗的同志不只我一人，还有杨明奎。批斗他时，赵一之等人斥责他拒绝担任外专核心小组副组长是对抗河北省的领导。后来听说于苇同志被秘密批判。对我的批判是：“上窜下跳，破坏团结”，并命令我写检讨。我没有写。第二天，政治教员黎祥福主动替我写了半页纸的“检讨”，我拿着在会上慢慢照着念了一分多钟，内容主要是要我当文艺创作组长，当时向领导讲自己没这方面的能力，要求省里另选贤能；在这件事上，我对省委尊重不够，等等。话刚说完，与会的里英璞大发雷霆，“照你这么说，是领导错了，你对了？”这是他在“文革”中抓住我的唯一的一条小辫子，借题发挥。河北确定批斗我的人，都是原学院那些造反到底的人物，他们这时乱箭齐发，冷嘲热讽，很得意忘形。
    从1974年4月开始批斗，拖延到 1975年9月5日，赵一之做传达：
    “一、你们在北京活动的情况，外专核心组让你们写检查材料，你们说不写，省文办说，写不写个人自便。
    二、处分问题，核心组曾宣布，检查不好给处分；后来，核心组提出不处分，文办同意核心组意见，不处分。
    三、有些问题检查不够……检查不够的，……有以下一些：
    1、在新华社、中调部的活动，我们认为不符合组织原则，或者叫做非组织活动。向国务院科教组、党中央反映意见是可以的。
    2、大批人员去北京后，搞图书室，后勤组，……是不是非组织活动，冯文耀都知道，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3、张秋、刘世庚的房子，是冯文耀找于苇商量后去找调查部解决的，……我们认为不该解决。
    4、刘忠信（九个政治指导员中唯一的造反分子）给于苇、冯文耀写了一封信，你们没有回信，事情传出来了，究竟如何传出去？从事后的效果看，传出去是不妥当的，上述问题，你们考虑不考虑，由你们自己考虑。”
    河北省加在我头上的几条错误，百分之百不符合事实，还把对事说成错事。首先，是河北省派我带公函到中调部借书、借汽车，并为他们办外专在京购买物品。诬陷我是到中调部非组织活动，而且还：胡说什么“大批人员去北京后，搞图书室；后勤组.....”前文讲了，原学院的图书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借到，图书室、后勤组设在哪里？有什么根据？至于去过新华社一事，是时为新华社负责人朱穆之、邓岗二同志，约请我和于苇、杨明奎去了解可否与中调部合办学校。将此以“非法活动”之罪名强于我们，这对朱、邓二位同志也是明显污蔑。当时对于此事，于、杨二位托我去中调部向部领导汇报并征求意见。事先电话约了，当我去后，秘书说该领导有事出去了，叫我找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领导。来到该领导家中，一开口说到部里和新华社两家合办，朱、邓表示新华社不参加领导，只叫学院帮新华社培养人等内容。他马上说：“不行”！接下来，我又试图从校史中的经验教训来说明合办对两家都有好处。他又高声说：“那也不行！”我当时碰了他两句话六个字的钉子，只好辞别。赵一之还讲：“冯文耀不应该给张秋、刘世庚这两户求房子。”张、刘的情况是，他俩是归国华侨，由于学院撤销，家属也无房住。于是我就求部里为人和善的老领导、管后勤的薛立平同志分给他俩房子。结果这就成为我的第三罪状。那些极左的人没有人性，更不说上党性。至于第四条就更奇怪，不过刘是什么人，他当时也是造反派掌上大权的人的同路人，不过刘是小造反派，他何时给于苇和我写信？我连听说过也没有，河北派掌外专大权的人无中生有，责问我们不回信，还把信传出去。假如他的信中有什么秘密，不会在给我们的信中讲的。河北当时有关的领导人难道变成小孩子了，连这样的是非都分不清，而且借此加罪于人？
    国际关系学院撤销下放河北冀中曾住过两个县，历时五年多，劳动一年，无事四年多，派我出差也好，平时与同志们交往也好，除了向国务院科教组反映河北当时对本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和准备采取的处理方法外，没有多说一句话。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三地逼我写检讨。但我坚持认为我身端体正，毫无错误，就是不写。
    在这里，我再补充提一下关于出差到部里所引来的麻烦以及新华社记者周长年、韩舞燕曾奉命调查上述部门，包括我也接受调查的一段事情。文革中升任副部长的某领导向记者说：“外专党的核心小组给中调部党委信中提到的问题，中调部党委进行了查对和研究，认为由于中调部同原国际关系学院的人比较熟，而且也有收回该院的打算，因此有些事没有按组织原则办，应作自我批评，并在必要时向河北省委做检讨。党委决定不再恢复国际关系学院。以后与该院人员的一切联系，均按组织原则办事。”
    以上内容包括以赵一之为首代表河北省文办批斗我的所谓错误，都记载在新华社和1974 年7月27日《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481号中。
    就是这样的逻辑，河北想办外专以公函派我出差调查部，部里自己不办也不许别人办。外专办不成则罢，但双方在对此事给出说法时却对客观而又关键的事实只字不提，中调部还向河北方认错，让河北批斗我。这上哪讲理呢？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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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八）

1975年10月的一天，赵一之对我说，你被分配到唐山河北矿冶学院，今天就动身。当时大部分同志在一两个月以前已被分配到河北一些市县学校去了，个别同志分配省机关。我路经保定市时天已黑了，就住在已先分配去的同志处。次日登程，路经北京，在家住了一宿，第三天到唐山河北矿冶学院报到。时为党委书记、院长的张毅同志一见就对我：“省里决定，你可列席院革委会会议，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就在教务处。”这样，我总算有了工作。当时的处长吕方润，是教授还在上课，副处长是季祥，两位都共产党员。我要求多给些工作。院里有时也同意我随一部分师生去农村、工厂参加开门办学。
   1976年1月9日早晨，在广播电台突然听到哀乐，原来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并十二万分敬仰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我痛哭失声，早饭也吃不下去。写到此，我又悲痛起来了。过了几天，张毅在会上提出：“省委党校要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班，要我院去一名副院级以上的人报名参加。”半天无人说话。我提出“如果允许，我去学习”。马上得到同意。当时河北省委党校在保定市。当我路经北京时，正值为周总理的逝世召开追悼大会。沿途都听到哀乐，我的眼泪止不住往外流，心里默念：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当时火车里的人都站起来默哀。
    到省委党校后，饮食也挺困难，炒菜无味，人家老熟人问炊事员：“菜是什么油炒的？”回答：“水”！这也从一个点反映了文革对生产影响之大。
    对毛选五卷，我从头到尾读了三遍。1955 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是符合国情的，符合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以后的论文、报告和有些批示，虽然批左也批右，但批右时把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的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到三年，就批别人“像小脚婆娘走路，东摇西摆。”（批评周恩来，但未点名）文章指出：“当前是合作化高潮，一般是半社会主义，也有少数是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学到这里，我才知道 1959年我下放农村劳动时，有的老农反映：“初级社刚办起来，就大办高级社，两级社办起来不到六年，这……这……”他说不下去了。大概他想说：公社化的路子走得太快了，没有说出来。1953年6月15日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批判左的急躁情绪后，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等三种右观点。文章的结尾论证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国情。这一段论述是：“我们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我在学习时想，如果照此把农业逐步过渡为半社会主义，如果不是重点批右，1958年的全面大冒进不会出现。即使有些地方有些方面出现了，也可能头脑冷静，听得进不同意见，加以适当解决，不会造成经济大困难。基于我有以上想法，在学习中，我没有写笔记，也没有发言。
    “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他听了侄子又是贴身联络员毛远新的耳旁风。说邓小平对“文革”的批判，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1972年周恩来正确地领导了批判林彪等人的极左，毛泽东却说应该批右）江青等人本来对周恩来因病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怀恨在心，乘机煽风点火，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算“文革”的账，包庇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刘冰请邓小平转信，状告江青帮里驻校宣传队头头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信中提的问题，“矛头是指向我的”。这样，从1975年11月3日以后，把批邓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把刚刚好转的形势，又推进了深渊。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整个城市变为一片废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全市原有107万人口，震亡22万多人。我所在的河北矿冶学院（今改名为河北理工大等失伤亡尤其大。原有师生员工及家属3602人，震亡1247人；全家人员遇难的有72户；家属遗孤26人。所幸当时还有200多名师生在农村开门办学。否则死伤更多。特别是学生，住的是集体宿舍，一居室住十数人。学生伤亡比例比教职工大。当时的伤亡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活着的人，守着罹难的亲人，悲痛无泪。党委书记张毅和副职的孙德水、耿庆钧都震亡了。副书记梁友珍和程浩幸免。程浩全家三男下来。震时他正外出疗养，震后带病速赶回；大儿子程阳泉在石家庄上大学；小儿子程清泉在家震伤，被好友救出；老伴和两个女儿都不幸遇难，家里还着了火。原国际关系学院经河北分到矿冶学院的童林夫妇均未能幸免。原国关到河北唐山的男女老少九人，震亡三人，活着的六人，其中二人是震前头一天离开唐山回北京的。
    我于头年到唐山，住在老宿舍楼靠大街的一层。邻居说，这一带不太安全。这座楼的房顶是瓦料的，后把楼顶换成整块的石棉瓦，虽然地震震度很大，但它没有马上上断裂。因此，住在这座楼的大人小孩地也震时有一定的时间逃离出去。地震刚开始时，我梦见坐在疯牛车上，东摇西歪。此时，老伴推我一把说：“地震了。”我醒来时从枕下拿出手电筒打开看见屋顶后侧二楼人家的衣柜，有多一半悬在我家的屋顶上。我俩马上躲在窗户口旁。突然一声巨响，南墙连门带窗朝外倒了。我说：“给出路了。”1968年毛泽东为《红旗》三期写编者按语中提出过“给出路”三个字，寓意给一些曾被打倒的，关押的领导人出路。
    我俩逃出后救出来第一人是二楼衣柜露到我们房顶下的的人，她是开滦医院的大夫。同时发现梁友珍也从房里爬出来了。当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宿舍院子里只有我的手电，拿着它照明，协助梁救人。不少逃出来的人也主动救人。我俩组织几批人，抢救被压在废墟下不能自拔的人。然后把救出来的重伤员抬放在安全地方。我老伴用力扶助轻伤能走动的中老年妇女往安全地带送。当时接连不断发生余震，在救人者中，有的因余震而伤亡。我家二楼邻居夫妇都是老师，当晚从北京来一亲戚，是个初中女孩。男老师先把亲戚救下来，又上去救自己被瓦石压住的女儿，但不巧发生了6.3级余震，结果父女俩人都震亡了。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原也被压在碎瓦砾下，当我们组成抢救人上去时，被余震砸得血肉模糊。这座楼的东侧，住着时为教务处正副处长。处长吕方润伤势轻，没有转送外地；副处长季祥腹部伤势很重。我和三个中学生把他救出来要用汽车送机场时他说：“老冯啊，我不行了，你还是救别的同志去吧。”我们坚持送他上了飞机。后来知道他被送到太原，不但救活了，而且没有残废。矿院校庆四十周年时，我应邀去唐山。此时，吕方润已经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吕方润和季祥现已年过古稀，身体还很健康，去年还捎口信问候。
    我们这座楼震亡43人，是全院最少的。最多的是学生宿舍楼，有的楼震亡280多人。我们先是就近救助本楼的伤者，接着又组织力量去营救其它楼的幸存者。刚到一座楼下，听到一个女人不高的凄惨哭叫声。几个人从废墟中爬上去，发现她被一大块水泥预制板压着。我们用尽气力抬起水泥板后，她哭着说，身下已死的是丈夫。这位男人是刚调来任武装处长的转业军人。
    地震毁坏了水、电、通讯和铁路交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京都有亲属，但死活消息传不出去。当时，生活用水主要靠部队汽车来送水（地震两天后部队来了），大家排队可以领到少量的水；燃料则用震坏的木器家具和破窗户；吃的主要靠由飞机空投，如烙饼等熟食品。当时，整个震区许多人吃不饱，去震倒的食品店“偷”点东西，据说有人乘机抢。
    从凌晨到午后，活着能动的大多数人集中力量救助震伤者，但也有个别人怕余震，装病躺下哼哼。我老伴在空场上捡到一块从飞机上扔下的馅饼，我正饿得难受，因为早、午饭没能进食，拿起来放在嘴上，才发现假牙没有戴上，于是回到住处去找，当时还有余震，我放大胆子爬过窗台，进入地下，半天发现上口假牙全被震碎了，下口假牙在废墟堆旁，还没有碎。但一半假牙，无法咬食。老伴只好专门给我拌疙瘩汤，我则往下吞咽。当时因劳累过度，饮食困难，产生浮肿。累了不能坐下，休息完了，又站不起来。对此，应对的办法累了休息时，上身靠在大树上，等缓过劲来，移步向前又可去救人。
    唐山地震后，时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去还有余震的唐山了解灾指挥：赈灾和震后重建等工作。灾区干群深受感动。唐山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部队的支援下，一边救人，并掩埋、消毒处理遍地已腐烂散发乏出臭味的死难者尸体，一边抢搭地震棚，防雨、防余震。但就在此时，江青却高叫：“东震西震，不能停止批邓”。唐山地委书记遇难了。活着的地委领导人，哪敢违抗她的命令，只好召开还活着的地市级干部，开展批邓运动。
    一天，突然有人喊：“老冯，好不容易三天才找到你。”当时我正跟三个青年把刚从深坑里救出来的伤势很重、身材高胖的中年妇女抬着往汽车上放，我一听并扭头认出是铁道兵某团团长薛玉福。他又说：“要不是先看见她（指我老伴）领着我，见了也认不出来了。”当时我剃光了头，只穿着背心短裤，脸脚浮肿，多天没有洗脸，满嘴没有牙，难怪人家不认识了。他是从北京带部队来救灾的，问我：“你要什么？”我说：“手电，我的手电在救人时借出去了，当时天太黑，我认不出是谁，大概人家也不认识我，也没有功夫还。”他马上从挎包里掏出手电给了我，接着问我还要什么，我说：“烟压在房里了，现在也无处买，手里也没有钱”。他叫通讯员拿给我香烟一条，火柴一盒。又：问我还要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了。但马上问他：“你们最近有人回北京吗？如有人回去，，替我给孩子们带封信”。他说：“正好通讯员明天回去”。我马上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两页纸，，用他的笔，给当时在京的三儿子写了一封信。
    又一天，也突然来了原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教师李树山。一见，他把我抱住，并说：“冯铉部长特派我打问你。你真命大。”我当时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冯铉同志原也是调查部副部长，“文革”中部里军代表等原打算把他编进“五七””干校到农村劳动改造。周恩来同志得悉后，把他调到中央联络任副部长。前文提到，1959 年反右倾运动，我是部里唯一受到批判的重点对象。批判会他都参加，但从未发言。一次散会后，他劝告我“检讨应简单些。”1962 年中央要抽调司局级干部三百人，到原来三百个棉粮高产县，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找我谈话，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农村工作去了。
    当年 10月，救人救灾完成差不多了，我请假到京配牙，但做牙排号已到次年三月了。可巧遇见老战友胡克实（原在我县任县委书记，后为共青团中央副书记，当时任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因赞同胡耀邦的《汇报提纲》即在科学院任职时向中央写的报告，被作为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范围，正在受无端的批判）在家里闲着。他认为我是灾民，又需要尽快赶回灾区组织相关震后工作，于是就托邻居一个在牙科当助手的女孩子帮助挂上了号，这也还用了两个多月才做好。
   在北京做假牙期间，当时调查部从“五七”干校回京的大多数干部住在国关，大家看到我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真命大”。有的同志说：“部里的赵礛同志震前出差到唐山不幸震亡，部里派人料理丧事时看过你吗？”’我对此一无所知。
    唐山大地震，使我远在西藏的战友郭锡兰和青海的刘枫二同志寝食不安。郭锡兰与在京的战友苗志岚通信，得知我在大震中连伤也未受，他回信给苗时，附诗一首：
     惊闻唐山大地地震，幸吾挚友命尚存；
     不顾危险救难胞，昔日楷模今英雄。
    我回到唐山后，学写了《和战友》一首：
     风云莫测天地惊，在劫可逃命尚存；
     生为人民当奉力，战友过誉心不宁。
    郭锡兰时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因劳累过度，不到古稀，病亡于北京。刘枫同志也早逝了，亡前为西宁市市长。
    我在北京做假牙时，大女儿从河北承德兴隆请假去唐山。当时，原学院政治部保卫科长李荣兴远道从仓州到唐山看望我，他曾一再表表示要动手挖掘我家中压在废墟下的东西。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我女儿再三劝阻，才未动手。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二儿子出差在上海；大儿子在农村劳动；小女儿在西安军医大学学习；小儿子在部队服役。前文说，当时在京的只有当工人的三儿子。前去唐山震区探望我的还有一些人，如原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生、原国际关系学院分配在河北一些县工作和当教员的，原六五届本科生袁保安，经常去帮助干一些脏活累活，并还给我在地震坍塌处和防震棚前拍摄了照片，以做纪念。
    我的假牙重新安装上后，准备第二天返回唐山时，从“五七”干校返京的原调查部干部局长王珺告知我：江青一伙被抓起来了。我高兴得通宵未眠。这是叶剑英又在党的重大历史关头，经与华国锋以及周恩来力保下的老革命家们共同做出的特大功勋。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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