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子：我的文革经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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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下旬那天，正是我九岁生日。在里弄生产小组干活的母亲，中午下班一到家，顾不上脱下工作服便替我煮了一碗鸡蛋面条，加入半匙红糖端到我面前。锅里剩下的残汤余面和蛋屑被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津津有味地分吃着。
母亲大口大口地嚼着米饭，和着咸萝卜干眯着眼慈祥地看着我吃面条。这时，班长李梅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家，“苏老师要你通知第三小组全体同学，下午紧急返校，十二点半到校门口集合，全班一起去四川路参加破‘四旧’革命行动。给，老师关照你这些口号背背熟，你我轮流领呼，千万别喊错。”说着她把手中捏着的两张宣传口号单里的一张交给我，又一溜烟地跑去通知别人了。
我搁下碗，急着要去通知别人。母亲扯住我的衣角，“不许走，吃好再去也来得及，生日面条吃一半就搁下不吉利。你别学李梅，她是正班长，你只是副的……”我一听，倒竖双眉，厉声批评道：“你又宣传封建迷信了。这碗生日面能比得了破‘四旧’活动？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就要吃第二遍苦，连面条屑都捞不到吃呢。干革命还能分正的副的吗？”母亲一听，无可奈何地松开了手。
我风风火火地疾走着，一边看着宣传口号单。“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旧立新！”“造反有理！”“挖掉一切封建根子！”“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激动和兴奋早让我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为了这顿鸡蛋面条十几天来的急切盼望和等待。是的，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能比放弃吃饭更彰显一个人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呢？
十二个同学通知下来，已是十二点一刻。回到家，母亲已去上班了，我语无伦次地对姐妹们说：“鸡蛋……你们吃了……还有面条！”便背起红色语录袋（内装有《毛主席语录》本）大步流星地向学校赶去。
十二点半，全班五十二个同学准时到齐，作为全校1800名学生的代表，我们**路第二小学二（6）班和三（5）班、四（4）班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出发了：“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从学校到四川路，我们边走边唱。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我们这支精神饱满的红小兵队伍赶到目的地时，个个满面通红，汗流涔涔。
四川北路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一支又一支红卫兵、红小兵队伍擎着红旗、举着毛主席画像、喊着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提着浆糊桶、肩扛着粉红朱红橘红色的纸卷浩浩荡荡地走过。谁的脸上没有闪烁着革命的油彩？谁的心中没有满怀着红色的理想？街道两旁的树木之间串挂着一条条贴着激进口号的红色横幅：“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破旧立新！”……
在一家“健康药房”门口，搭着一个三米见方的高台，周围已经聚集着近百个市民，因为我们是小学生，个子矮，所以被安排在最靠高台的近处席地而坐。
很快，一个穿着绿军装、腰间系着军用皮带的女红卫兵跳上高台，大声宣布：“革命的小将们，造反派战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强有力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和封建主义的‘臭气’。我们要大搅大闹，挣脱一切束缚，把世界弄个天翻地覆，让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睡不着觉……”说着，她解下腰间的皮带猛地朝地板一抽，扬起一阵令人窒息的尘灰，我的心也随着跳到了喉咙口。尘埃还未落定，她又握紧拳头朝讲台一砸：“革命的小将们，造反派战友们，你们想必已经知道北京的革命小将先行一步开始了‘改掉旧名字，换上新名字’的革命行动。……”她这一说，使我立即明白了今天这个“破‘四旧’”革命行动的具体含义：改名！几天前，远在北京工作的阿姨就来信说到“全聚德烤鸭店”的牌子给摘了，更名为“北京烤鸭店”，门口还贴上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南大洼子胡同改为“学毛著胡同”，豆角胡同改为“红到底胡同”，南牌坊胡同改为“无私胡同”；阿姨的儿子原名彭亦苏，怕被人误为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张目，改成了“彭永红”……
我正想入非非，一阵男高音突然响起：“小将们，战友们，你们看！”我抬起头，只见一个黑脸膛的男红卫兵正半转着身子用手指着他身后的“健康药房”，“所谓的‘健康药房’它的名字非常暧昧，立场不明，阶级界限混淆不清。大家想想看，这家药房到底是为人民群众、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健康效劳？”他的话音刚落，原先那个女红卫兵头头又接过话茬大叫：“药房老板滚出来！不出来就叫你灭亡！”其实药房老板和职工们早就乖乖地滚了出来侯在一边等着批斗了。此刻，三四个红卫兵冲上前去揪老板，可老板脸上没写着字，他们认不出，就揪住一个穿着较得体的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眼镜”急得哇哇大喊：“我不是老板，我是革命群众，我家三代贫农出身呐！”这时，老板——一个矮个子酒糟鼻男人——挺身而出：“我就是，我就是，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名字是我反动老子起的。他已经死了，死得好。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批判。我举双手赞成，不，坚决拥护给本药房改名。”他边说边不住地用左右手交替抽打着自己的脸……
这时，带队的校长指示四（4）班的正副班长领呼口号。“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两人领呼完，三（5）班正副班长再接着领呼：“批判一切旧思想！”“批判一切旧文化！”随后，该是我们二（6）班负责领呼口号了。李梅是正班长，她深吸一口气，脸憋得通红通红，大喊一声：“批判一切旧风谷！”天哪，她认不得“俗”字，把它当“谷”喊出来了。“批判一切旧风谷！”场上约有四五成人莫名其妙地跟着喊。接着便是两三秒钟的静寂，然后传出几声轻轻的嬉笑。糟了！当大伙儿意识到不对头的时候，女红卫兵头头已经抽出皮带甩向地板：“谁敢再笑！”随即她摘下军帽，冲上来喝问：“哪个狗崽子喊的？滚出来！”李梅吓得掉头就逃，校长、班主任两个连忙赔不是打圆场：“是班长喊的，她还小，不满十岁。”“认不得，喊错一个字，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我们负责，我们负责！”“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负得了责吗？”说着，又喝令李梅，“滚出来！”面色如土的李梅转过身，怯怯地抬起头。“你还能当班长？我宣布，撤了你的职！副班长当班长。副班长……新任班长在哪？”“我在。”我鼓足勇气说道。“现在你把刚才那句口号连着领呼三遍。”于是，我举起右手，狠着劲领着全场喊了三遍：“批判一切旧风俗！”“批判一切旧风俗！”“批判一切旧风俗！”口号声落下后，女红卫兵气犹未尽，对校长和班主任呵斥道：“回去好好教育，还要查一查，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家庭背景？”……
虽说李梅的一字之差让我意外地当上了一班之长，这不啻是一件最棒的生日礼物。然而，我的心为李梅哭泣着，四十多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我的心窝仍会掠过一丝悲哀。
我不知道李梅的家庭背景是如何被调查的，好歹除了丢官，她和她的家庭没有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天现场后来发生的事我也恍恍惚惚记不清了。几天以后，我和小伙伴去四川路看大字报时注意到“健康药房”被改名为“工农兵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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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枚毛泽东像章 ——我的文革经历（2）

那是1966年六月，我还在小学二年级读书。那天早晨上学去校门口排队时，发现七八个同学正围着“尖鼻子”陈松杨。我想：不好，他这个小个子准是又被人欺负了。我急急跑去，拨开人群，傻了眼：他胸前挂着一枚亮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那伙人正众星拱月般地簇拥着他欣赏着那宝贝儿呢。那时毛主席像章刚开始出现，是炙手可热的稀奇物。只听人说起，却没亲眼见识过。今儿个我也饱了眼福：圆形、大约十二毫米直径、光坯、金黄色的毛泽东侧面头像。
“尖鼻子”陈松杨刚转入我校，个子矮，言语中掺着几分外地口音，天性胆小，凭这常被班里几个顽皮学生欺负，家长来告了几回状后，班主任便让他与我这个当副班长的做同桌便于保护他。可我也无法如影随形地护着他，可不，昨天还抹过眼泪呢。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他就从丑小鸭变成了太上皇！毛主席像真神奇，他轻而易举地就成了班里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一号人物！
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乐不可支地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念书的表姐寄来给他的，还有两枚放在家里没拿出来呢。天哪，我差点儿晕过去!为了答谢我平日里对他的保护，第二天早晨上学前，他特地赶到我家，摘下胸前的像章说借我戴三天，我喜滋滋地接过小心翼翼地足足花了十分钟才端端正正地戴好。戴着毛主席像章去上学，这天不用说我有多风光了。
人有旦夕祸福，这话一点都不假！中午放学回家排着的队伍刚解散，迎面奔来几个外校的小混混与我擦身而过，我只觉得胸前有什么异感，一低头，发现毛主席像章已不翼而飞了，汗衫则被撕破了。眼见着那无比珍贵的像章被抢，怎么向“尖鼻子”陈松杨交代？又怎么向母亲展示自己那破汗衫？……
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了家，母亲早已从其他同学嘴中得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抓起扫把就打……我正左跳右蹦地躲着打，一阵哭声传来，“尖鼻子”陈松杨驾到！往日我的恩情此刻在他心里荡然无存，他死着心要我赔！哪里去买这时鲜货！我妈许诺赔他五毛钱他也不松口。要知道当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才三元钱！幸好“尖鼻子”的母亲通情达理，或许是怕我从今以后不再做他儿子的保护人了，好说歹说把她儿子劝说回去了，我母亲则答应一定给他“请”（当时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敬爱，禁止使用“卖”这个词）来一枚毛主席像章还给他。可到哪去“请”啊？
天助我也，一周后，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时尚传到了上海！一家新华书店的门口贴出了海报报告特大喜讯：明晨七点毛主席像章就要到了！当晚九点，我就去书店门口排队，凌晨三点二姐来接替我继续排队。第二天中午放学队伍一解散，我就如离弦之箭窜到家里。两枚金光耀眼的毛主席像章被我从小小的纸袋中“请”出，顾不上吃饭，我拿上一枚直奔“尖鼻子”家……
“尖鼻子”的太上皇日子只持续了半个月。那天，他心血来潮，把三枚像章全戴身上了：胸前一枚、左臂一枚、军帽上一枚。谁知体育课上他戴着军帽踢足球，糊涂之下竟用头去顶球！这下犯了大忌：球不偏不倚落在军帽上的毛主席像章上！班里那几个调皮鬼乘机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把一个月来酸溜溜的恶气一出而光。
“尖鼻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得罪了毛泽东，失去了毛泽东 的庇佑，又成了班里的“另类”。谁做他的保护神？当天晚上，她母亲又来到了我家，这一回，她奉上了一枚刚弄来的大号毛泽东像章——铜质、圆形、三十毫米直径、下沿衬着五朵向日葵……我母亲想拒绝，可是那时谁有胆子敢对毛主席像章说“不”？我收下了，四十三年后，这枚像章还被我好好地珍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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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徐阿姨被抄家了！
——我的文革经历（3）

1966年9月，新学年开始了，我成了三年级学生了！那时“文革”运动正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为了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每天下午（那时学生多，校舍小，全校学生按年级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学）我都要上街去北火车站、四川路甚至人民广场、外滩或南京路一带混在成千上万的市民中间，兴致勃勃地观看铺天盖地地张贴在街道两旁高墙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字报，或者一跃而起伸手争抢着高楼窗口上天女散花般抛下的一张张印着“文革”动向和各种声明的传单。
这天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我怀揣着十几张传单，一到家便关上门仔细研读着传单上散播的种种“文革”消息，只听门外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叫喊声，“304室，没错，就是这家！”“徐莲凤，滚出来！”“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孙定南！”……不好，邻居徐阿姨家出事了！我搁下传单，夺门而出。
十几个头戴军帽、身穿绿军装、臂缠红袖章的男女红卫兵把徐阿姨家门口围得严严实实。七邻八居闻声而出，把楼道挤得水泄不通。我人矮，看不清，索性搬了个高凳子，一手抓着天花板上吊着的晾衣杆以防跌倒。
“别急别急！就来开门就来开门！”屋内传来徐阿姨小儿子康康的叫声。门外的红卫兵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个戴眼镜、看上去很斯文的女红卫兵抬起脚，对着房门狠命一踹，不曾想用力过大，一脚踹破了薄薄的三层胶合门板，连脚带鞋嵌入了中空的门板中，正要拔出脚来，门被从里拉开了。那红卫兵姑娘猝不及防，摔了一跤，痛得“哇哇”大叫。旁边几个红卫兵一拥而上，斥骂康康：“你这狗崽子，反了不成？”“对抗文化大革命？！”……一个领头的红卫兵小伙冲上去对准脑门就是一拳，嘴里嚷着：“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康康被打懵了，抱着头贴墙站着，他的妹妹莉莉“呜——”地哭出声来，随即又闭住了嘴。两个红卫兵冲上去一对一分别把康康莉莉手臂上套着的“红卫兵”袖章扯了下来。这时，一个圆脸的女红卫兵从屋里抓起一个板凳，站上去，向着目瞪口呆的邻居们宣布：“革命群众们，孙定法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徐莲凤是地主分子。这是一个反动得不能再反动的‘黑五类’家庭。可是，有人向我们‘**中学反到底造反兵团’揭发，这个反动家庭的狗崽子们伪装革命，私印传单，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老实告诉你们，”说到这，她右手叉腰，左手向着兄妹俩一指，“我们只许左派造反，决不允许右派翻天！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
这圆脸姑娘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看来徐家真要遭难了！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可不是，两个星期前，康康和莉莉不知从哪里弄来个油印机，每天下午从他家窗口往楼下抛撒传单，惹得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疯狂地争抢，想不到今日……我既为他们担忧，也为自己害怕：就在昨天，我还去他们家看他们印传单，甚至还自作聪明地从莉莉手中夺过铁笔衬着钢板在蜡纸上亲笔刻下了“造反有理”四个空心体大字……想到这儿，我的脚禁不住发颤，身子晃了晃，差点儿摔下凳子。
“革命群众们，”这当儿，圆脸女红卫兵的声音又响起在我耳边，“今天我们‘**中学反到底造反兵团’来到这儿，对这户反动家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彻底底抄家！大家说，好不好？”“好！”应者寥寥，恐慌之中的我也只是张张嘴含含糊糊混了混。
“狗崽子俩，滚过来！”康康莉莉走上前去，“你们为什么私印传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造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反。”康康大着胆儿回嘴。“呸，你们是专政对象，也想造反？造谁的反？想反攻倒算吧？睁开眼瞧瞧！是谁的天下！靠一边去！”康康莉莉刚要退身，那领头的红卫兵发话了：“你们的反动老子孙定发到哪去了？”莉莉低着头回答：“他在白茅岭农场劳改，一年回来一次。”“哈哈哈哈——”红卫兵头头狂笑着，“他倒没回来造反？啊？那你们的反动老娘呢？”“下班后去卖冰棍了，家里生活困难。”莉莉低声嗫嚅着说。“生活困难？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困难之时!毛主席说得多好！今天还要请你们难受一下，委屈你们了。红卫兵战友们，抄家开始！要彻底、干净，不要放过一个角落！”
话音刚落，兄妹俩就被一个红卫兵推到墙边站定件事起来，其他红卫兵们便“乒乒乓乓”，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很快，床被拖出来了，地板也被撬起，墙上用凿子凿出几十个深浅不一的洞，衣柜门被拆下，衣柜里的一个抽屉被撬开，几十张发黄的照片被一张张审视后扔得满地都是，一本线装书、几本字体竖排的书被作为封建遗物撕得粉身碎骨，两件毛衣、一顶皮帽、一件旗袍和一大叠信件被作为战利品装入一个麻袋。碗柜也被搜了个彻彻底底，半罐熬得白花花的猪油被扔到墙角，“哗啦”一声，罐体破裂，猪油大大小小一团团地散开……
这时，外出卖冰棍的徐阿姨回来了，通红通红的两眼，没有泪水却满是悲伤，不用说，还在楼下时她就该远远看见自家遭劫了。邻居们给她让了一条道。进得屋后，她主动向红卫兵交代：“我是户主徐莲凤。”“好啊，下班后还去卖冰棍，不忘赚钱发财，念念不忘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让你再走！”红卫兵头头扯下她肩上挎着的冰棍箱，交给圆脸姑娘。后者抓起一把榔头，“叮叮当当”把个冰棍箱弄了个稀巴烂。
头头在屋里巡视了一番后，走到门口，抓住徐阿姨的衣领，恶狠狠地问道：“徐莲风，你老实交代，地契藏到哪去了？”“没有啊，那是我父亲保管的，我二十年前就嫁到上海了。他死前我听他说，土改时给贫下中农们烧了。”徐阿姨哭丧着脸，如此交代着。“我警告你，要是有半点假话，你死定了！”“是是，绝对不假。”徐阿姨的头点得如小鸡啄米一般。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看看天色已晚，红卫兵们鸣金收兵了。临走，头头站上板凳，招呼邻居们：“革命群众们，今天我们对这户反动家庭抄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儿。对反革命分子，对地主分子就要狠，对他们讲温情，就是对人民大众讲残忍。我们走了后，大家要对他们进行监督，有什么阶级斗争动向，一定要向我们反映。”随后，他手一招把徐阿姨叫到身边，呵斥道：“明天起，你必须每天来我们‘**中学反倒底造反兵团’报到一次，不许忘记。还有，这幢楼的楼道、厕所全由你负责打扫，不得有误。你们和孙定发之间来往的信件都要给我们看过。”“是是。”徐阿姨诺诺应着……
这天晚上，徐家三口人忙着清扫整理，直到深夜十一点才吃上晚饭。半夜里，我睡觉醒来时，还听见隔壁传来“呜呜”的哭泣声。

（徐家的经历堪称“文革”期间所有“黑五类”家庭遭遇的缩影。两年之后，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把千百万为他的“文革”冲锋陷阵死命打拼过的红卫兵战士们打发到农村边疆和山区，康康和莉莉因为出身于反动家庭，双双被发配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徐阿姨身边就一个早在“文革”前就做工的大儿子相伴，一年之中只有春节前后一周，一家人才得以相聚。1992年，康康在江西农村的一个水库中溺死，2005年，大儿子死于肝癌。1985年，她丈夫年满六十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回上海后与回城后辞去生产组工作的女儿一起经商下海，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又因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国民党军官，属于统战对象，2005年老屋拆迁时多得了五万拆迁费。2008年底，年过八旬的徐阿姨在玩麻将时因心脏病突发猝死。
有趣的是，红卫兵头头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一日我去家访，认出他来。谈及那次抄家之事及他后来的插队生活，他唏嘘不已，还特地请我向徐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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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红卫兵大串联
                        ——我的文革经历（4）

1966年10月，宁波乡下的爷爷病危，父母急急回乡。两日后，爷爷病逝，作为孙子，我得送葬，那时我刚上三年级，年龄尚小，于是初中刚毕业的大姐与我一同返乡。
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处于红卫兵大串联阶段。自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掀起了红卫兵的大串联高潮，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组织起来前往北京去觐见毛泽东，同时沿途一路播撒“文化革命”的火种。9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来京师生“一律免费乘火车，”“生活补助费、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一来，更是火上浇油，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挤满了“免费”革命与旅游的小将。火车票格外难买，全凭着爷爷病逝的一纸电文，我们才弄到了两张票子。
是夜十点，我们姐弟来到火车站，只见上千名红卫兵被挡在候车室门口，他们挥舞着大大小小的红旗，齐声唱着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谱填词改变的歌曲：“我们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不同意；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全国人民拥护又欢喜！”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俩通过候车室大门，又挤上车厢。虽说已是十月下旬，但迎面扑来的仍是一股股浓烈的汗臭味。目之所及，尽是背着绿书包（内装《毛主席语录》和毛巾）穿着绿军装的热血青年，汗水带着尘土在他们稚嫩的脸上画出一条条沟渠。车厢里挤得无处下脚，两人座位坐三个，三人座位坐五个，站着的、蹲着的，甚至行李架上都有人爬上去。燥热、憋闷的空气并不能遏制他们的激情，《造反有理》、《下定决心》和《八九点钟的太阳》等红得发紫的革命歌曲不住地灌入我的耳朵，不时地还有车上的喇叭播放的交响乐《红旗颂》的旋律响起，此情此景像强心剂一般注入我的血管，要不是年龄偏小（文件规定不满十二岁不得外出串联），我一定转车北上进军北京！
列车缓缓地前进着，每到一个车站，就会有上百个红卫兵往上挤，尽管已是午夜，可他们的热血似乎永远不会冷却。车门根本打不开，爬窗而进是上策。在松江站，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纵身一跃，抓着了窗框，军帽被碰下去了，急得哭起来。靠窗坐着的我和大姐一人抓着她的一条胳膊，生生地把她吊了上来。突然远处窜来一个妇女，嘶叫着：“下来，下来！不许你去，你爸得重病了呀！”一边拼命拍打着车窗。姑娘脸憋得通红，看得出很内向，却死活不肯下车，最后终于憋出两句话：“三五天就回来！我就到杭州，再远不去了！”车开了，母亲噙着泪水，无奈地转身走了。这姑娘实在幸运，得以挤上车，那些挤不上的，或从窗口边掉下的，精疲力竭了，还在叫喊：“拉我一把，拉我一把，我们都是革命战友！”……倒有几个钢打铁铸的小伙和姑娘，死了心眼，一狠心：“走，步行到杭州，红军两万里可以走，咱两百多里还怕走断腿？”说完，打着旗子，排成一路纵队，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幕中。
整整花了八个小时，次日七点火车才到杭州站。下去不少转车西进的红卫兵，车厢里原有的窒息感顿时消失了。这里锣鼓喧天，红旗满眼。南来北往和东去宁波的列车在此交汇。我打开车窗，瞧见沿着站台走来一支队伍，领头的是个胖姑娘，她拿着话筒激动万分地向我们这列车上的乘客们报告着天大的喜讯：“我们，杭州第*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红卫兵是天下最幸福的革命青年！我们刚从祖国首都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还和我握了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非常健康，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无数个脑袋瞬间就从窗口伸出来，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向她投去无比羡慕的目光，无数双手远远地向她伸出去要和她那双据说被毛主席握过的手握一下！当她的手和我的手相握的一刹那，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我顾不得她那双多少天舍不得洗的手会有多脏，会有多少细菌传染给我，转过身向着车厢里那些无缘和她零距离接触的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伸出手去，让大家分享我的荣耀！
一列北上的车子刚在我们对面停下，站台上早已等候着的五六百名红卫兵立刻蜂拥而去。然而车厢早已爆满，许多窗口根本打不开。站台上的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传来播音员苦口婆心的劝说：“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小将们！中央文革小组已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希望红卫兵谅解首都的难处，心疼毛主席的身体，顾全大局，暂缓赴京。’……”这一招真有效，站台上的红卫兵队伍立刻就被分化了，那些“心疼毛主席”的红卫兵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做起了劝说工作。他们中有一位身材魁梧、铁塔般的小伙子从站台工作人员手中夺过话筒，大声宣传起来：“真正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友们，他老人家太累了，如果我们都去北京，会影响他老人家的健康，会影响文化大革命，会影响世界革命，帝、修、反，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巴不得这样呢！我们决不做让敌人高兴的事！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大家别去北京了，好不好？见过毛主席的战友们已经和大家说了，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岁，我们总会见到他老人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红卫兵神经过敏了：“大家听见吗？，这小子把红太阳毛主席比做什么了？比作木柴！要不要把他揪上来？”我大姐解释道：“他是把毛主席比作青山，不是比作木柴。”“比作青山也不行！”“只能比作红太阳！”“青山象征旺盛的生命力，意味着毛主席万寿无疆呢。”……车厢里七嘴八舌地争论着。再看站台上，果真有不少红卫兵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时，不知谁带头唱了起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有人和起来，渐渐地，整个站台、所有车厢里的人都齐声唱了起来：“……红军是您亲手创，战略是您亲手定。革命战士怀念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列车告别了火一般的杭州，又慢慢启动，向着东面的宁波驶去，此刻已是上午九点，被折腾了整整十一个小时的我刚刚想起早饭还没吃，难怪我，大姐那么心细的人都没想到呢。环顾全车厢，谁吃过早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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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处处卷红潮
                        ——我的文革经历（5）

                                一、长途汽车上

下午三点，火车终于驶到宁波南站。走出火车站，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熟悉的革命气息：迎风飘扬的红旗，街道上空横挂着的标语口号，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和一张张报告着诸如“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战士”之类喜讯的大红喜报……
长途汽车“吱吱嘎嘎”喘着粗气开出长途东站不到百米，突然，窜出四个红卫兵，拦在汽车前面。随即，车门打开，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头上戴着写上“逃亡地主”字样的高帽子，被一左一右两个红卫兵姑娘反剪着双手，艰难地几乎可说是爬着押进了狭窄的车门。先拐向右到驾驶座边，再转个弯押向车尾。示众完毕，又调头转回在我和大姐的座位稍后点的地方站定，四个红卫兵找了空位坐下，那“阶级敌人”死站着，不许坐，还低着头。
车子又开了，一路上快快慢慢，颠颠簸簸，“阶级敌人”带着的高帽子很快被晃落在地。他赶紧弯下腰捡起，掸去上面的尘灰，动作极慢，看得出他想多磨点时间让筋骨舒松舒松。待他老老实实重新戴好后，又规规矩矩地站着。“头低下，”一个梳着两条短辫的红卫兵厉声命令。“是，”“逃亡地主”两眼骨碌碌地左右一转，脱口应道。“贼眼转什么转？不老实是吗？还神气，等会儿押到老家让你脱掉一层皮。”“逃亡地主”一听头又低下一点，不过，左手悄悄地往座位边挪了挪，这样就有个倚靠……
从几个红卫兵的交谈与训斥中，我依稀摸清了事情的来由：这个“阶级敌人”原籍宁波，后在杭州一个中学教书，几天前刚被查出是“逃亡地主”，遂由当地红卫兵押回老家。
大约一小时后，车子驶进大碶站，“逃亡地主”结束了一路低头、摇晃的炼狱之程，拖着疲惫的身子和灌了铅似的双腿，被押下车去。\n“逃亡地主”有车乘，别的“黑帮”也许得步行。谁更幸运呢？四天后我随父亲去郭巨，车子中途在一个小站停下时，上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一手遮着前额，一手不住地捋着脑后的头发。驾驶员警惕性很高，发现了蛛丝马迹：“你是‘黑帮’吧！”那妇女一愣，两手触电似地垂了下来。“你不是‘黑帮’是什么？”驾驶员说完，跃出座位，扯下她的假发。啊！一半青皮，一半乌云，一个“阴阳头”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不用说，她是个“牛鬼蛇神”，被人“剃度”了。当众现了丑，中年妇女脸羞得通红，夺过假发，迅速戴上，溜下车去。看来，她也不可能再有胆量等下一班车了，只有徒步而去了。好在离终点站不过五六公里了。

                             二、出工前的那幕

到了老家第三天，办完爷爷的丧事，我们这些小孩便无拘无束了。这天上午八点，老屋门前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了，社员们拿着镰刀、扁担、绳子三三两两地赶来集合准备出工。妇女队长兼团支部书记芬姐手捧毛主席画像小心翼翼地挂上墙，全体社员起立。“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祝愿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芬姐话音刚落，社员们异口同声地接上话茬，高呼起来：“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芬姐挥舞着两手，指挥大家高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唱完歌，生产队长陈东风打开《毛主席语录》，不知翻到第几页，读了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接着又刷刷地翻了一会，读了起来：“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开场白完毕，这才清清嗓子，转入正题，“社员同志们，你们知道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们郑家村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就要打响‘三秋’（抢收晚稻、抢种小麦、做好小麦田间管理）战役了。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社员镰刀没有磨亮，这不是小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在我们郑家村的活生生的反映。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你违背了毛主席说的话：不打无准备之仗。镰刀不磨亮，割得快吗？我们种的是革命田，收的是革命粮，收得好收得坏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局，每个有头脑的社员都应该磨好镰刀再出工。你想想看你对待革命工作的态度好不好？认真不认真？是不是和党和毛主席心连心？第二、大家再思考一下：没有磨亮刀的是谁？是郑亮！他名字叫‘亮’，为什么刀却不磨亮？我看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阶级做什么事。这句话有道理。郑亮家庭出身中农，和贫下中农不是一个屋檐下的，这种家庭出身最危险，最具有欺骗性。你是地主富农出身，我们一眼就能看透你，提防你。你是中农，不是专政对象，大家对你警惕性不高。你捣乱起来最容易成功。大家说，我的话对不对？”不等大家回答对不对，队长已经宣布了相应措施：“郑亮，今天开始，你的名字改成郑锈，生锈的‘锈’，使大家时时对你保持警惕；还有，上午每个男劳力割稻一亩半，你要割两亩半，和富农分子李彩国一样。”说着他伸出手朝大槐树下指了指，此刻我才注意到那儿站着一个穿黑背心的秃子，头低着，不住地在念着什么。堂弟建华把秘密说了出来：“队长要他每天背《毛主席语录》五段，他一天到晚张着嘴在叽里咕噜地背。已经背了一百多段了。”哇，我在上海学校里也背语录，只背出四十几段，他能背一百多段！


                                三、“黑帮”挨斗

定国是我的远房堂哥，比我大两岁，五年前就和我好得如胶似漆，这会儿见了我，亲热得了不得。眼下，乡下的学校也和上海一样大闹“革命”，老师们都自顾不暇，手足无措，学生们便为所欲为了。定国原本是个贪玩调皮的家伙，有了我这个搭档，便借口“陪我玩玩”，乘机逃学。这天，他得到消息说公社东片八个村要组织游斗“黑帮”，要带我去开开眼界。于是我跟着他早早来到公路旁的曹家村村口的一个三米高的小土堆上站好了位置。九点左右，远远地瞧见一支头戴高帽子、胸挂红牌子的“黑帮”队伍敲着锣慢慢走来。两边忙前跑后地衬着十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七八个红卫兵裹着红袖章押送着，其中一个手拿喇叭筒不时地喊几句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定国眼尖，扯住我的衣角：“看，一个女的，穿旗袍！”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定睛一瞧，果然，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脸上涂得花花的，穿着一件绿绸旗袍，左边裤腿齐着膝盖被剪断了，像中裤，右边又多开了两个叉。胸前比别的“黑帮”多挂了一把不住晃荡着的剪刀。我和定国如影随形地跟着游斗队伍一直来到两里外的集镇。这里，是游斗路线的终点。在一家“永向前”饭馆门口的空地上，东西北三片二十几个村的“黑帮”分子都汇集起来了。“黑帮”们一个个轮流着被反剪双手押上高台，由红卫兵和一些当地贫下中农代表的揭发批判。我聚精会神地听着，“现行反革命分子高国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极端仇视，竟敢把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屁股下坐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高国平！”“不法富农潘进才千方百计要把女儿潘小乔嫁给邱家村民兵队长，妄图用美色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打倒不法富农潘进才和她的反动女儿潘小乔！”……我正听得入神，定国来找我了：“我和他们讲好了，下一个曹家村的坏分子由我和你来押上台，只要付给那个贫下中农代表五分钱就可以了。”我有点害怕，虽然曾在上海领头喊过口号，但从未反剪双手押过坏人，再说，我身边也只有两分钱，这两份钱不可小觑，可以买半根油条或者二十粒炒熟的蚕豆。在他的再三央求下，我恋恋不舍地把两分钱献给了他，他欣喜万分地拿去，获得了与另一个小孩联袂押送坏分子的特权。然而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那个坏分子被押上台后不等他人揭发批判，先发制人喊起口号来：“毛主席万岁！”大伙一怔，随即跟着喊起来：“毛主席万岁！”坏分子又喊：“毛主席万岁！”大伙就像合唱演员跟着乐队指挥一样继续跟着喊。四五遍后，红卫兵小将看出蹊跷，一个耳光打上去：“你这个坏分子也配喊‘毛主席万岁’？”不可思议的是，坏分子不依不饶，继续高喊“毛主席万岁！”这下乱了套，急切之下四五个红卫兵一起上前把他拖进“永向前”饭馆关押起来，不过人们还是依稀可以听见反革命分子那声嘶力竭的口号声……那天回上海时，我在长途汽车站候车时，又看见了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背着语录袋和一个军用水壶，拄着根棍子，边喊着“毛主席万岁！”边不住地喝水，不过这回没人再听他的指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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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指示”发表后
                    ——我的文革经历（6）

十年文革期间，为了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正确”的方法向上进行，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必须不时调整战略部署，推出新的方针政策，以不断纠正、遏制这一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不轨之举。他的这些大多寥寥几句、甚至一句的指导性言语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由于全国上下盛行对毛泽东这个人间上帝的无限崇拜，因而这些指示无疑就是“圣旨”，必须立即传达贯彻。那是，最常见的宣传工具是广播电台，所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通常是在黄金时段——晚上八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时间发表，如同“巴山夜雨”一样。随后，倾巢而出的人们集队游行去当地“革命委员会”报喜庆祝这一最激动人心的喜讯，一路狂呼口号、敲锣打鼓，甚至燃放鞭炮。有时郊区农民也会夜行几十里路赶到城里一同欢庆。由此构成了那个年代具有浓烈的政治风味的城乡夜生活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搁下吃了一半的饭碗，匆匆赶去学校，因为班主任送来了紧急通知：当晚八点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我们学校四个班级的学生须在区革委会大门前高举红旗做背景队伍。
七点三十分，我们准时到达目的地，此时大门口已张灯结彩，两盏四五百瓦的大灯泡、一左一右两个高音喇叭……
八点整，区革委会领导来到大门口准备迎接报喜队伍，高音喇叭开始播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里面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整顿党的队伍的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老实说，作为小学五年级学生，除了背出了不少毛主席语录，会写上千字的大批判文章，还有熟悉一整套“阶级斗争”术语之外，人体生理知识于我几乎是个空白，动脉静脉、二氧化碳、血液循环以及“吐故纳新”这个成语都像外星语言一样素未平生，很是费解。不过，没关系，明天课上语文老师一定会细细讲解。
几乎和毛主席的这段最新指示同步进入我耳朵的是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好快啊！一支报喜队伍已经来到我们眼前。不过三五分钟，革委会大门口已成了红色的海洋：无数面红旗、无数幅毛主席画像、无数双手恭恭敬敬地拿着写有最新指示的墨汁未干的红色喜报，当然我也注意到有几张嘴在忍不住偷偷打着呵欠……
区革委会领导热情上前，与一支又一支报喜队伍的领头人亲切握手，然后接过一张张喜报，轻轻放在边上一张长条桌上铺叠起来，此刻广播喇叭里会同时报出这支队伍所代表的单位名称……
突然，有人激动地叫起来：“火，火！”乍一听，我下出一身冷汗——平生我是最怕火的。十一年来，我目睹过许多次火灾，无数次梦见着火从床上惊跳起来，难道这令人疯狂的场面真的发酵升温尔达到了燃点了？再定睛一瞧，虚惊一场！原来一支别出心裁、极富创意的报喜队伍穿过狭窄的通道来到了大门口。看，这支三十几人的小队伍，人人一支火炬，都用右手高高擎在头上。也许是为了助兴，渲染壮大这场庆典的声势，有人同时点燃了不知几百响的鞭炮，顿时，震耳欲聋的噪声骤然响起。领头的火炬手是个三十几岁的女子，和区革会领导握了手后，又高举火炬，面向全场大幅度地摇晃起来，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吓着了她，不知怎么的，身子软瘫下来。眼看红色的火炬就要掉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区革会领导、旁边的工作人员、单位同伴们一拥而上扶住了她那软绵绵的身子。我的位置极佳，看得真切，只见这一簇人像一团马蜂窝一样慢慢向区革会大院里开出的一辆吉普车挪去，火焰依然高高燃烧在这簇人的头上，一直到车门口，才有人把这革命的火炬接过……次日，当语文老师在课上让我们搞懂了“吐故纳新”一词的意思后，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那女人还不是党员的话，那么她是最新指示发表后该第一个被“纳”进党员队伍中的，谁也别想与她争！
再说吉普车开走后，炽烈的气氛很快被新一轮报喜队伍的到来而恢复。一左一右两个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领呼声：“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整顿党的队伍的最新指示发表！”紧随其后的是现场排山倒海的跟呼声。这时奇异而又搞笑的一幕发生了：一个气血旺盛的小伙，大概是嫌高音喇叭里的两句领呼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所加的定语不够，破天荒地领呼起来：“热烈欢呼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静脉’”！全场群众，包括区革会领导和我，都跟呼着：““热烈欢呼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静脉，”！小伙子又领呼：“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众人又跟呼：“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小伙子再次领呼：“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的最新指示发表！”众人再次依样画葫芦地跟呼：““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的最新指示发表！”直到这无数定语构成的冗长的一句口号全部呼完，才听见有人叽叽喳喳的抱怨声。四十一年后，这趣味横生的一幕还能细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这一盛大的庆典终于落幕时，我们这些小学生才和区革会领导们一起“下班”。排着队回家时，有人在呼唤我：“**，快来！”我转头一看，是母亲，手中拿着一个还带着她的体温的馒头，二姐也在她身旁。我向老师请了假，离开了队伍。母亲告诉我，今天她和我二姐都随单位和学校来报喜，怕我俩肚子饿着，事先准备了两个馒头。她们里弄生产组的报喜队伍解散后，她就一直等着二姐和我。
母亲告诉我，此刻已是午夜十二点了。然而，一路上我还看到有几支队伍在马路上游动着，锣鼓声、口号声依旧不时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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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武斗场面
                    ——我的文革经历（7）

文革时期，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林林总总，名目繁多，人数多的几十万，少的七八个、十来个。总的来说，分为两大派别：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和保卫各地各单位当权者的“保皇派”。这两大派之间由起初的观点对立逐渐发展成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念着同样的语录，喊着同样的口号，互相厮杀，死命相斗。有时即使同为造反派，为了争夺本单位领导权，也不惜大打出手，动刀动枪，欲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由此演出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独有的“武斗”大闹剧。
那年头，百姓家中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是稀罕物。吃过晚饭，冬天则早早入睡，夏天则摇着蒲扇，搬个凳椅，在屋外、弄堂口等公共场所乘凉聊天嬉闹。当“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1967年的夏天时，“武斗”便是男人们茶余饭后聊天的主题。而我，——此时已读完三年级，只待暑假过完，便跨入四年级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员积极分子，当仁不让地混在大人们的聊天队伍中做听客采撷各种“花絮”。
其时，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两大派是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和“东方红”。区区几千人的“联司”对上海文革现状不满，“东方红”早就投靠王洪文为领袖的拥有几十万人的“工总司”，背后又有张春桥做后台。但是“联司”依靠在全市各地建立起的上千个“支联站”，通过广泛宣传，颇得人心，在上海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是王洪文坐稳“上海王”宝座的巨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是七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我家大楼前宽阔的人行道上和马路上摆满了各种躺椅、长短高低不一的凳子。正对着大门的空地上照例是男人们的天下。这天唱主角的一如既往是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小眼睛”——一个结实壮硕的矮个子，因为会把叉铃扯得满天飞舞而闻名，又因为是单位里的采购员，全国各地到处跑，消息非常灵通。他正唾沫四溅地向大伙介绍外地的“武斗”见闻——
7月26日郑州卷烟厂和开封化肥厂两地武斗共死37人，290人伤残，300人被俘虏，还有两人被生生活埋。
“这算什么新闻？我们上海青浦上次武斗不是有几千个人参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打岔者是一个上钢厂工人，新婚刚一天的小伙子，因为脑后长着个葡萄大小的瘤而被起了个绰号叫“二月逆流”。
“打死多少？打伤多少？”“小眼睛”立刻抢白道，见“逆流”张口结舌答不出，马上补充道，“告诉你，死了三个，伤残四百多，比郑州、开封差远了。”
“逆流”被泼了一盆冷水，闭了嘴。
“小眼睛”又不依不饶，乘胜追击：“你这种人是小儿科。人家‘小宁波’（说到这儿，他转头朝我看看）都比你‘逆流’知道得多！”
这一来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倍感荣耀，大言不惭地说：“前两天，我大姐带我去她学校，差点打起来。一派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派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台是‘交大反到底兵团’，弹弓、砖头、棍棒都准备好了，讲好晚上六点钟开战——”
“后来呢？”“逆流”翘起嘴打断我。
“后来，我妈奔到学校，硬是把我大姐拉了回去。”
“你呢？”“逆流”追问道。
“我不回来，我妈就不给我饭吃！”我的回答惹得众人捧腹大笑。
“看清楚了，‘小宁波’才是小儿科呢！”“逆流”朝“小眼睛”撇撇嘴，“你说我是小儿科，我倒要问问你：‘联司’和‘东方红’，谁更厉害？讲得出吗？”
“你只会欺负人家‘小宁波’。告诉你，肯定是‘东方红’厉害！白痴都知道!”“小眼睛”的眼睛此刻瞪得比桂园还大，眼皮都不眨。“有王洪文工总司几十万人支持，大老板又是‘中央文革’！几十万人不是吃素的!前几天解福喜在厂里被‘联司’打死，工总司开几十万人的追悼会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不懂！‘联司’在上海有几千个‘支联站’，加起来多少人？再说，王洪文这种人是流氓、法西斯，压制人家、欺侮人家。如果一对一打，肯定‘联司’赢！”
旁观者中自然有帮‘联司’，有帮‘东方红’的，不知谁挑了一句：“我看，你们俩就分别代表‘联司’和‘东方红’，当场对开一场！”
“对开就对开！”“小眼睛”和“逆流”不约而同应承。
于是，众人退后，围成一圈。“小眼睛”和“逆流”两人你抓我胳膊我扯你腿地摔其跤来。“小眼睛”孔武有力，虎背熊腰；“逆流”身高虽有一米八，但骨瘦如柴，肋骨毕露，像搓衣板。不到一分钟，胜负就定：“逆流”被“小眼睛”重重地摔倒在地。
“逆流”并不服气，爬起身，掸去灰尘，撅着嘴对“小眼睛”说：“我摔不过你，但我保证‘联司’不会输，要不我把老婆让给你！如果‘东方红’输了，你把你老婆送给我！你敢不敢打赌？”
这当儿，“逆流”的新婚老婆，漂亮的“豆腐西施”恰好来劝架，听到这话，气得脸色红得像猪肝，跑上去，扯住“逆流”的耳朵，“你这傻瓜，十三点，再讲再讲！”
“逆流”乖乖地跟着老婆回了家，一边回头叫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过形势好像对“逆流”越来越不利，8月1日晚上乘凉时，“逆流”闷闷不乐，躲在一边吸烟，头也不想抬起来。“小眼睛”在马路对面像希特勒一样，指手画脚，眉飞色舞地在宣讲：“你们知道吧，讲点给你们听听。昨天，工总司得到内部消息说‘支联站’头头晚上开会，派‘上体司’突袭，捉了三十几个‘支联站’头头，另外还有出谋划策的‘全向东’，全部关进公安局。这下惨了，全市各个‘支联站’群龙无首。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我一听，心里猛地一惊：少了“全向东”，就像梁山没了吴用，刘备没了诸葛亮一样。“联司”岂有不败之理？
没想到，8月3日晚上乘凉时，轮到“逆流”高兴了，他兴奋地告诉大家：“今天，工总司一辆宣传车开进上柴厂，被‘联司’砸个稀巴烂！”几个“逆流”的拥趸情不自禁地击掌欢呼。
“小眼睛”不屑一顾：“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看‘联司’是秋后的蚂蚱——每几天可活了！”众人一听都面面相觑，不解其中之妙。
“打开天窗说亮话，上海舆论工具掌握在谁手中？市革会、中央文革站在谁一边？工总司多少人？几十万！‘联司’多少人？三千！谁胜谁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支联站’一破，外围人马全完了，鸡蛋碰石头！工总司一直想端掉‘联司’，为什么不端？没借口!这不，现在工总司宣传车被砸，借口不就来了？今天人民广场、福州路、南京路、外滩到处有人在传：工总司要对‘联司’采取行动了。内部消息讲，‘联司’这几天都在屯积粮食药品……干啥？准备抵抗。你们是信我，还是信‘逆流’？随便你们，不要懊悔！”说完，又甩下一句“我要去睡觉了，明天一早去合肥出差！”便扬长而去。
“小眼睛”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都缄默不语了。“逆流”呢，脸色虽然变了，但嘴还是像烫死的鸭子一样，硬着呢，大声说着：“不一定不一定！”
第二天晚上，乘凉的人几乎铺满了大街，偶尔驶过的卡车都像蚂蚁爬一样。因为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工总司出动十几万人，几千辆车子，十几艘轮船，水路两路同时进攻，占领了‘联司’总部大楼。男女老少都在议论着，唯独缺了“逆流”，有人说听见他在家里哭，有人说听见他在家里向老婆发脾气。
没了“逆流”，没了“小眼睛”，地球照转不误。只不过乘凉的人们由开大会变成了小组讨论而已。我从这个“小组”窜到那个“小组”，终于拼凑出了这一天的大致战况：
清晨通向上柴厂的军工路上车水马龙， 廠旁黃浦江上登陸艇，打撈船遊巡。厂旁黄浦江上登陆艇，打捞船在游巡。 十多萬工人手執武器，團團圍住上柴。十多万工人手执武器，团团围住上柴厂。 王洪文等拿望遠鏡、對講機指揮。王洪文等拿着望远镜、对讲机指挥。晨八時王洪文下進攻令。八点整王洪文下令进攻。幾百名敢死隊員，一波波衝擊堵塞的工廠大門，被彈弓射來的鐵螺絲帽和拋下的磚石擊退。几百名敢死队员，一波波冲击堵塞的工厂大门，被弹弓射来的铁螺丝帽和抛下的砖石击退。 中午大型鏟車撞破一段圍牆，後來大門被二十五噸履帶吊車衝開，後門也被攻破。中午大型铲车撞破一段围墙，后来大门被二十五吨履带吊车冲开，后门也被攻破。 三路人馬潮水般衝入，聯司退守幾幢大樓，繼續抵抗。三路人马潮水般冲入，联司退守几幢大楼，继续抵抗。十多輛消防車馳援，高壓水槍猛烈噴射。十多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猛烈喷射。 冒著石塊、燃燒瓶、從雲梯、水管上攀的進攻者與窗戶裡，屋頂上的抵抗者用鋼斧，鐵棒、長矛展開短兵相接的肉搏戰，血肉橫飛場面慘烈。冒着石块、燃烧瓶的反击，从云梯、水管上攀的进攻者与窗户里、屋顶上的抵抗者用钢斧，铁棒、长矛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血肉横飞场面惨烈。‘此時兩架直升飛機低空盤旋，在空中拍攝實況影片。聯司成員前仆後繼，終寡不敵眾。联司’成员前仆后继，还是寡不敌众。大樓一幢幢被攻下，最後聯司總部所在四號樓經逐層搏鬥後也陷落，楊仲池在地下室被捉。大楼被一幢幢攻下，最后‘联司’总部所在四号楼经逐层搏斗后也陷落，头头杨仲池在地下室被捉。俘虜一律挨頓毒打，男人上衣剝光，個個被迫作舉手投降狀。俘虏一律挨顿毒打，男人上衣剥光，个个被迫作举手投降状。上千遍體鱗傷的聯司成員在鐵棒、長矛之間哼著《國際歌》緩緩走上囚車。上千遍体鳞伤的联司成员在铁棒、长矛威逼下哼着《国际歌》缓缓走上囚车。重傷倒地血肉模糊的俘虜像貨物一樣被扔上車。重伤倒地血肉模糊的俘虏像货物一样被扔上车。晚六時許上海最慘烈的武鬥落幕。晚六时许上海最惨烈的武斗落幕。

三天以后，“小眼睛”从合肥回来了。乘凉时围着他的人不下五六十。我照样紧贴着他，听得真真切切：“告诉你们，千真万确，我有内部消息，这次还有两架直升飞机在高空，不是扔炸弹，是拍纪录片。据说，——我声明一遍——只是据说，毛主席也在上海，亲自看了纪录片。王洪文，我再声明，这也是据说，要升上去了，据说，毛主席非常欣赏他，说他指挥有方。你们信不信？……”
这一天，“逆流”仍没出来，据说，他生病了。一周以后，他才在公开场合露面。当然，老实多了，不再敢和“小眼睛”唱反调了，恰如宋江被皇帝招安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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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
                       ——我的文革经历（8）

“新”中国建立以后，除了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别无他法。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办事的依据差不多就是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发布的有关指示、决定、条例。到了“文革”阶段，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狠狠打击阶级敌人”， 法律已经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权威。许多地方连公、检、法都被“砸烂”，已有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加上新“挖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随时随地可产生的“现行反革命”等“阶级敌人”，其量已达几千万，司法机关根本管治不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了“群众专政”的极端形式。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灾难和惨剧，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一、数不清的“阶级敌人”

1966年12月的一天上午，一位左臂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师来到我们三年级（6）班郑重宣布：经内查外调，现已搞清（班主任）洪某某是混进教师队伍中的地主分子！天哪，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把我们打得晕头转向。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天天在给我们上课、在毒害我们！不一会，两个高年级学生一左一右扭住班主任洪老师的肩膀和手腕把她押进教室。一天之前，她还好好地在给我们上课，转眼就被押上讲台低着头接受全班学生的严厉批斗和愤怒声讨。作为一个稚嫩得皮肤、甚至头发都可以掐得出水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我根本无法体验一个五十岁的女教师在自己的学子面前被如此凌辱时心底涌起的那种难以名状的情感。造反派老师义愤填膺地揭发：洪某某结婚时的嫁妆动用了两百个人搬了整整一天，而农民的孩子一顿饭只有半碗！说完，她授意我喊口号：“打到地主分子洪某某！”“洪某某不老实，就叫她灭亡！”口号声尚未落下，造反派老师已亟不可待地一掌掴上去，洪老师的眼镜掉到地上，她弯身想捡，被厉声喝住。我头一次看到洪老师不戴眼镜的面容，不知怎么的，一天工夫，我竟觉得她的面容是如此的丑恶凶狠，那鼓起的眼珠似乎充盈着对劳动人民的无比仇恨……
三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早早来到教室擦洗桌面，两脚刚跨进校门，不远处的走廊上那用石灰浆刷写的醒目的标语瞬时让我的心抽搐起来：“打到反动工商地主屠某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我们的新任班主任吗？一个从来不会发火的和蔼的老头，浅黑色的脸膛，数学课上得很有趣……怎么他也是阶级敌人？看来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真是无比正确，要不，这些睡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怎么能挖得出来？
不用说，我们又迎来了新班主任：一个四十上下的女老师，身子胖得看不出腰身，白白净净的脸庞，五官中最突出的是微微有点朝天翘着的鼻孔。有些同学警觉性比较高，背后议论着：“她喜欢涂脂抹粉，会不会是坏分子？”我的心猛地一震：有道理！其他老师现在好像没见到脸上有脂粉啊。不幸这话被言中了，不过事情发展得没这么快，还得等上半年。那一天，一幅特长的标语宣告了她的灭亡：“揪出坏分子庄某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校取得的重大胜利！”
下一任班主任是造反派领袖，男的，二十七八岁，深度近视眼，镜片比啤酒瓶底还厚，可走起路来两腿迈得像仪仗队员，到底是造反派啊，春风得意呢。不久他就当上了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把班主任的担子移交给了一个矮矮的女人：脸上雀斑不少，说话声音清脆但读音老是不准，为这常常惹得哄堂大笑，而她总气得一个劲地拍桌子。有一回，她把“林副主席”的“主”读成平声，听上去像“猪”，有同学去告状。后来一查，她这方面问题多如牛毛，结果被当成“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赶出了教师队伍。

        二、“专政”阴影下的“牛棚”

小学六年半中，我们（6））班七任班主任中四个成了“阶级敌人”，全校七十几个教师中挖出了十二个坏蛋。一个学区五所学校开批斗大会时，一长溜的坏蛋被押到会场前面，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真让人叹为观止。监狱、拘留所是根本关不下的，怎么办？毛主席早有办法！把这些阶级敌人交给群众管制，让群众监督，同时也教育群众。当然总要有个分工，于是各单位闻风而动建立了“群众专政队”。这些“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全部关入“牛棚”——单位里最为肮脏不堪的屋子——在“专政队”专职监管下强制劳动、写认罪书、挨斗。
一日，学校“专政队”队长钱老师把我们十几个“红小兵”干部召集起来开会，给了我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在学校里‘教育革命’任务很紧，我们‘专政队’的老师忙不过来，你们红小兵是革命小将，要配合专政队对阶级敌人进行监督看管。小将们，你们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个个出身都很红，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对你们的殷切期望，对敌人要狠，要下得了手，不许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反抗！”说着她猛地捶了下桌子，面前的茶杯应声而倒……
那时我是红小兵排排长，革命积极性高得直冲云霄。第二天一早，便早早来到学校，没想到方力和蔡胜英两个伙伴已捷足先登了。看，十二个“阶级敌人”在方力的指挥下正在练习：“示众！”“阶级敌人”整齐划一地昂首挺胸；“认罪！”十二只头颅“刷”的一下齐齐低下。蔡胜英则在边上像裁判一样睁着锐利的鹰眼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不时地挑剔着：“王某某，头低得不够！”“严叶，不许闭眼！”看见他俩忙得不亦乐乎，我是插不上手了，于是我便走进“牛棚”巡视。老实说，“牛棚”建立一年多来，我还从未见识过它的五脏六腑。以前只知道是用来堆破桌椅放扫帚的，后来改用来关“牛鬼蛇神”，每次开批斗大会，“牛鬼蛇神”们便被从此地押出来。今天总算有机会看个一清二楚了：十三四个平方，一个电脑屏幕大小朝北的窗口，一股浓重的霉气钻入我的鼻腔，让我的肠胃都禁不住打颤，几个箩筐底下传来“吱吱”的鼠叫声。沿着四壁放着十几个高低不齐的凳子，每张凳子上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两张桌子上堆着几件破棉袄。走出“牛棚”，眼前又换了副景象，主角是蔡胜英，她正学着自己以往目睹过的大人们教训“牛鬼蛇神”们的样子在指挥着眼前这帮“阶级敌人”向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进行“早请示”：“一、二、三，开始！”一声令下，十二张嘴一起张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您请罪来了！”“慢着！”一声怒吼，把我们三个小将吓了一跳，十二个“牛鬼蛇神”中有两三个身子都摇晃起来。回眸一瞧，“专政队”队长钱老师出现在我眼前，“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人民敬爱他。谁给了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敬爱’毛主席的权利？你们只有老老实实改造，不许胡言乱语！否则就让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于是，蔡胜英又换了个口吻教练起来：“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向您请罪来了！”……
一个北风凛冽的冬天，下午四点放学后，我来到“牛棚”门口站岗，不一会，“工商地主屠某某”捂着肚子呻吟着蹭到我面前，向我深深鞠了一躬：“报告红小兵小将，我胃痛得厉害，女儿四点一刻来给我送药，能不能劳驾你去校门口拿拿药。”看着昔日我的这位班主任如此卑贱而又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矛盾极了：这个反动的工商地主，解放前残酷剥削工人农民，不知造下了多少罪孽。今天，哼！”突然，他的嘴中吐出了黄水。我一怔，鬼使神差地掏出了手绢给他，“革命小将的手绢我们牛鬼蛇神不能用的，我自己有。”说着，他抖抖索索地去掏裤袋里的手绢。此时，我的心头掠过一丝酸酸的感觉，转身跑向校门从他女儿手中接过一杯煎好的汤药，“屠……屠老师，你快喝吧。”话刚出口，我便一头栽入了自责和懊悔的漩涡中。他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我，“别……别叫我老师，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没资格，我是罪人。”我的心一软，说话又离了谱：“现在是罪人，彻底改造好又可以教我们了。”“我的身体好不了了，我没几年可以活了。”他的语音中带着哀鸣。“屠某某，别说了，快闭嘴！”他那“牛鬼”同伴的提醒终结了我俩之间的短暂交谈。他端起杯子把药一饮而尽，无声地向我点头示谢便转过身蹭了回去。这以后，每天下午四点一刻左右，我都瞅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去校门口替“屠老师”拿药，直至他被解除管制放出“牛棚”为止。

三、“群审群判”：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范例
1971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匆匆上完两节课后，我们第*中学全校学生就拉起队伍来到共和新路上，此时附近的一个体育场正在举行公审大会。街道两旁排列着数以万计的学生队伍和看热闹的市民。我们的任务是大会结束后当押送死刑犯的车队经过时呼喊口号以壮声威。因为马路上人声鼎沸、吵吵闹闹，同学们无聊之下有的打闹，有的看报，有的打瞌睡，我则沉浸在对一周前班级同学参加“群审群判”活动的回忆中：
下午一上课，校革委会主任丁老师就在广播里宣布道：“现在有一个紧急通知，全校学生由各班班主任带领组织讨论一批重大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群众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形式，‘群审群判’可以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决心，我们已经是初中生了，已经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希望大家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伙一听，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从夏日午间的困顿中一跃而起，眼睛睁得一个比一个大：刚进中学就当法官，生死予夺，大权在握。我是班里红卫兵排长，从老师手中接过一大张案例，使劲拍拍讲台，待教室里鸦雀无声后便清了清嗓子读起来：“现行反革命分子石某某，男，32岁，家庭出身右派。该犯文革初期就因为写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服刑期间抗拒改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这个案例刚读完，教室里就像一口炸开了的大油锅，大伙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先张嘴的是人称“木瓜”的同其彪：“七年！”顿时引起一阵猛烈的抨击：“你小子是白痴吧？本来就是十年，现在罪加一等，怎就成了七年呢？”“他是你亲戚，要你去舔他的屁股？”“十五年！”有人加码了。“放屁！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这话你没听到？你是聋子？”“他又没杀人？毛主席不是批评过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吗？毛主席……”绰号“历史博士”的杨国林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的辩护又引来了更猛烈的反驳，“杀人犯只杀一个人，反革命言论可以影响一大批人。”“这样的反革命不杀，社会主义江山肯定保不住，到时候千百万人要人头落地！……最后，班主任示意举手表决，结果23人赞成“立即处死”，21人赞成“死缓”，4人赞成“无期徒刑”。就这样，前一半十五六个“现行反革命”都以或多或少的赞成优势被我们初一（4）班判了“立即处死”，接下去七八个案例分别是“强奸犯”和“奸淫幼女犯”。实话说，作为红卫兵头头，我可以在批判大会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脱稿演讲，可就是搞不懂“强奸”和“奸淫”的区别，同样也不懂何谓“幼女”何谓“姑娘”。当我硬着头皮读完这些案例时，几个调皮的男生挤眉弄眼，“嘿嘿”地阴笑着，女同学有的低着头，有的红着脸很不自在的样子。讨论时发言不热烈，后来“乌龟”（真名“吴贵”）提议“强奸犯”一律“死缓”，“奸淫幼女犯”一律“无期徒刑”，这办法干脆极了，让我们少费许多口舌，因而一致赞同。只有一个女同学很“前卫”，挺身而出，认为判得重了，说什么“只要情愿就没关系，”引得大伙哈哈大笑，她的脸上竟然不见一丝红晕。
我的回忆思绪被一阵迅速达到高潮的骚动打断：等候着的学生和市民们都纷纷往马路中间挤去，警察们各就各位维持着秩序。一阵阵的口号声由远而近震颤着我的耳膜：“坚决镇压反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在我的边上，“历史博士”杨国林和他在辩论中的对手“朝天眼”掏出了赌注：两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邮票对两本火柴盒大小的袖珍版《毛主席语录》。他俩要赌一睹“现行反革命犯”石某某的身影会不会出现在死囚车上。刑车一辆又一辆地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死囚们被五花大绑，脖子上用铁丝吊着打了大红叉的牌子，“怎么没勒住脖子，万一呼喊反动口号怎办？”“朝天眼”洞彻了我的心思，告诉我：“放心吧，早就让他们的下巴脱臼了！我爸是中医，这活他干得麻利极了，就这么一下。”说着他一手扶住我的腮帮子，一手扶住我的头就要转，吓得我赶紧缩回头来。车队要过完了，写着“石某某”的牌子还不见影儿，杨国林的脸上漾起了胜利者的微笑，然而，骤然间，他的笑容便僵住了，与此相映的是“朝天眼”那一直绷着的脸皮一瞬间便绽开了欣喜若狂的笑容：最后一辆死囚车上左侧那位被示众者正是“朝天眼”的救命天使——“石某某”。一副黑色玳瑁眼镜，白皙的脸皮，抬着头，可能是下巴脱臼的缘故，竭力镇定的表情还是掩盖不住痛苦的神色。
随着石某某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人群也轰然而散。“历史博士”杨国林向“朝天眼”交出了赌注，“立即处死”理所当然地战胜了“死缓”。下一场“群审群判”的案例半年以后又交到了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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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来了工宣队——我的文革经历（9）

1、欢迎工宣队进驻学校 2、工宣队标志牌




文革开展了两年后，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这年9月开学后不到两个星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被派到了我们小学。记得那天早晨，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随着一阵锣鼓声，三名工宣队员被“校革会”主任请上了讲台。他们仨都穿着洗得干干静静的劳动服，左臂裹着“工宣队”袖章，背上斜挎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袋。领头的是一个高个子，五十岁左右，国字脸，浓眉大眼，很有威严。他摸摸下巴，呷了口茶，拍拍左臂上的红袖章，发出洪钟般的声音：“红小兵小将们，革命的教师们，带着毛主席的委托，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天进驻你们**小学，领导教育革命。我姓孙，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孙’，我和它一样，都有一根金箍棒，不过，我的这根比孙悟空的还要粗，尽管你们看不见摸不着，只有我们三个知道。”说到这，他两手一圈，示意有碗口这么粗。全场哗然，一千多个红小兵都被他镇住了，我的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粗有粗的好处，可以把十七年来统治我们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砸个哭爹叫娘！”我一听，觉着不对头，平时广播喇叭、大字报上的流行说法都是“砸个稀巴烂”，孙师傅怎么出口就是“砸个哭爹叫娘”？今天这工宣队来领导教育革命看来真是别开生面了。
不出我所料，孙师傅们果然出手不凡。学校要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各班先要选出席代表。我班有三个名额，我和杨国林高票当选。剩下一个名额因为两人得票相等，复选了几次还是不分胜负。主持选举的我一筹莫展，班主任让我去找工宣队来处理，我飞奔下楼来到工宣队办公室，只有陶师傅一个人在，他边吃烧饼边读着《毛主席语录》。一听有情况，他扔下烧饼便来到我们班级。“别选了，我看让他俩背《毛主席语录》，谁背得一字不漏，谁就当选。”别看陶师傅个子矮得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脑子可活得溜溜转，眼珠也不动就把死结解开了。“你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这一段”，我又指着另一个下令，“你背‘凡是错误的思想’这一段”。结果两人都顺利过关。见我手足无措，陶师傅又生一计：“‘我们的教育方针’这一段在第几页？”这一招厉害，谁是骡子谁是马昭然若揭。结果一个淘汰一个胜出。“同学们，”对陶师傅心悦诚服的班主任激动地说，“我们要向陶师傅，向工宣队，向工人阶级学习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品质！”在热烈的掌声中，陶师傅又当场把毛主席《愚公移山》一文滚瓜烂熟地背诵了一遍。
上课时工宣队员们时常在走廊上巡视，以保证教育革命的正常进行。那天上午第一节数学课上，老师在黑板上聚精会神地描画“抓革命促生产”的数字统计表，“皮大王”孙大庆从邻排一个同学的文具盒里拿了块小橡皮对准四五米外的一个女同学扔过去，不偏不倚正好扔进她的衣领里。被他精准的投射技术所震惊，七八个目睹者情不自禁地叫好喝彩，那女同学又失声惊叫起来。全班乱成一锅粥，数学老师指责他，他百般抵赖。这时，门轰然一声被推开，孙师傅巍峨的身影矗立在我们面前。“我在后门窗口边注意多时了，你想做孙猴子捣乱对吗？我告诉你，你妈名字起错了，你叫孙大庆，不叫孙猴子。今天你栽在我手中，我要是治不了你，我就不姓孙！带上那块橡皮，到我办公室去，五米开外对准我的头顶投，连续投准两次我才放你！”孙大庆的脸原本长满了青春痘，已经疙疙瘩瘩地有碍观瞻了，这下抹上了一层土灰色，像个没吃饱饭的死鬼，张着嘴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乖乖地跟着孙师傅去练投橡皮了，教室里一下子鸦雀无声，秩序井然。孙大庆呢，直到第四节课才哭丧着脸回教室，这以后他没再调皮过。
孙师傅和陶师傅一个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一个能把差生管教得服服帖帖，至于那个长着斗鸡眼，瘦骨嶙峋的唐师傅据说也有绝活：会点穴位，只要手指抖一抖再朝你身上一碰，你半天都动弹不得，为着这一点，上他的政治课我们都很注意他的手指。他也特别喜欢上课，工宣队嘛，是毛主席派来领导教育革命的，上几节课并不是稀罕事，我还常常看见他们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帮老师们备课呢。有几次我就听到唐师傅心血来潮般地对有的老师说：“某某，下节课我来上！”他说上就上，从来不用备课。说是政治课，其实作为开场白，读上几段毛主席语录后，他就开无轨电车了。经常开的一条线路是“历史”，从宋到清，从法兰西到加拿大，从垓下之战到淝水之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讲得摇头晃脑，唾沫四溅，我们也听得一字不漏，心领神会。下课铃响了，他还没讲完，这时他总是摇摇头，不无遗憾地说：“你们这么喜欢听，全世界少有，全世界少有啊！”然后再补充一句，“话再说回来，马克思讲，推动历史前进的是阶级斗争，这一句一定要记住。刘邦和项羽之间、宋江和方腊之间，包括曹操和李自成之间都有阶级斗争。”这句话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毛主席只说过，共产党内有阶级斗争，但没说过反动阶级之间以及相隔一千四百年的两个人之间会有阶级斗争，唐师傅真了不起。
话也说回来，唐师傅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挽住了教我们英语的那位漂亮的丁老师的手却又矢口否认的那件事：那天晚上我和我爸去徐家汇的一位亲戚家，回来路上等车时真真切切地看到唐师傅和丁老师手挽着手，从刚散场的电影院里踱出来，一边还在咬耳朵！第二天我去工宣队办公室送《工人造反报》时兴奋地把这秘密抖给他，可他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乱讲”，旁边的陶师傅也替他帮腔：“你是近视眼，看错了，再说，唐师傅住在五角场，丁老师住在徐家汇，哪个傻瓜会从五角场跑到徐家汇去？”一边还把目瞪口呆的我朝门外推，这一头雾水灌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几天以后的一堂英语课上，当丁老师教我们学读英语句子“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我猛然想起唐师傅看电影那天曾向我请教过怎样读“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顿时似有所悟：也许唐师傅学了丁老师正在教的英语句子后就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和丁老师交流了吧。让我迷惑的是，那以后，唐师傅没再睬过我，而唐师傅和丁老师最终没成为伉俪，我想我大概要负很大的一份责任，虽说一个其貌不扬，一个天生丽质，但一个是“领导阶级”，一个是“臭知识分子”，不都扯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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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思甜：强化阶级觉悟的必修课
                        ——我的文革经历（10）

1、忆苦思甜报告会一                       2、




为了提高青少年学生的阶级觉悟，从心底激起他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强烈仇恨，从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忆苦思甜”报告成为文革期间每个学生必须反复咀嚼的一道精神食粮。
我印象中的第一次“忆苦思甜”报告会是在1968年年底举行的。那天上午，学校工宣队孙队长带领我们五年级全体学生来到他的派出单位——某某冶金厂的礼堂，听厂里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马师傅控诉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她长得一脸苦相：眉头永远锁着，大嘴微微上翘，爬满皱纹的脸上两只眼睛里似乎一直充盈着随时可以淌下的泪水。她讲得很动情，略带沙哑和哭腔的语言很雷人，时不时地会哽咽，让几个感情脆弱的女同学频频遭受刺激陪着她掉泪。她那些讲了几十遍的故事无非就是说什么凌晨三四点就起身，走上两小时才到厂门口，资本家限制上厕所时间，每次只给五分钟，她是奔着来跑着去的……因为我类似的书看过不少，比如《包身工》、《万恶的旧社会》等，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所以也能挺得过去。不过，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话一点不假，看，说着说着，马师傅从军用书包里拿出了几件实物：一个缺了个大口的破大碗，像被天狗咬了一口的月亮，只不过它是立体的，还有五六个补过的饭碗，说这是解放前她家里全部的饭碗了，这把我吓了一跳——我家当时拥有十三四个碗，补过的碗只有两个，比她差远了；一件缀着十几个补丁的破棉袄，还有两个洞没补，脏兮兮的棉絮都钻了出来，据她说过年也在穿，这也让我吃惊——我家四个孩子平时也穿补丁衣服，但过年时我妈一定让我们穿得清清亮亮。这解放前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旧”社会。“同学们，大家看清楚啊，看清楚——呜呜——咱们穷人在旧社会里过的什么日子啊——呜呜——能有活路吗？我也想——想，呜——换家工厂去做工，可是，可——呜，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好心的资本家？就在这家厂，就是你们现在屁股坐着的这个鬼地方”，此刻她站起身，撩起棉袄后摆，又使劲抓起棉毛衫，露出了背上近腰处的一条一寸多长的伤疤，“这是黑心肠的老板用铁钳打出来的！就因为我迟到了两分钟！”这当儿，像接到了无声的命令一样，义愤填膺的同学们再也坐不住了，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要看清资本家留给她的这一血淋淋的罪证。“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妈用滚烫的铁钳在我腿上烙了两寸长的伤疤。”坐在我边上的女同学戴琳琳向周围的同学展示她那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留给她的“杰作”，遭到我义正词严的反驳：“你妈不是资本家！”“可我比她痛呀！”她的喉咙比我还响，气得我七窍生烟，幸好喉咙更响的马师傅又开口了：“这是什么社会？同学们啊，你们要有良心，现在你们生活在多么幸福的——”话没说完，红小兵团负责老师领呼口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资本家！”“打到万恶的旧社会！”“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使现场的空气都剧烈地震动起来……这天晚上，我写下了两千多字的日记，信誓旦旦地表示：永远跟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让马师傅遭受过的苦难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重演！
不过后来几年中那十几场“忆苦思甜”报告会的教育效果再也没有达到过马师傅专场那样催人泪下登峰造极的境界。那是第二年下半年吧，中苏之间已经爆发了珍宝岛冲突，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全国上下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学生都要搞军训，中学生人人准备一把木头步枪，小学生呢，一杆红缨枪就够了。这天，我们六年级全体学生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红缨枪经过十几公里的行军拉练来到宝山顾村某个生产队，刚喘了几口气，便被要求席地而坐，听一位给地主做了十几年雇工的顾大伯“忆苦思甜”。看到下面的学生吵吵闹闹、嘻嘻哈哈，顾大伯很不满意：“你们态度不端正，先要整一整，像样子了我再讲。再说我刚刚做完一个报告，也要先歇一歇。”于是，学校文艺宣传小分队队长带领大家唱起了《不忘阶级苦》一歌：“天上布满星，月呀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一曲唱毕，大伙都正襟危坐了，顾大伯便点了支烟开讲了：“同学们，老师们，今天我给你们做第108场‘忆苦思甜’报告，水浒梁山泊也只有108将，也就是说，宋江讲第一场的话，一个一个挨下来，今天就轮到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讲了。为啥我讲了那么多场？因为别人受的苦远远比不上我，他们没资格坐在这里。我家里是八代贫农，全世界找得出几个？后来我又给地主当了十三年雇工，啥人不知道抗日战争只不过八年而已……”手中的那支烟抽光了，烫到了他的手指，才提醒了他一个没有触及皮毛的开场白该刹车了。于是他转入正题：“十三年的苦一生一世都讲不完，就说秋收割稻挑稻，弯着腰割，那时我二十五岁，一鼓作气半小时再抬头，喘口气再连割半小时，同学们，这哪是人干的活？没办法，只能这样，否则万恶的地主给你的工钱少得别想讨得到老婆！”“扑哧……”下面不少学生轻声笑出声来，学校“革委会”主任站起身，圆睁怒目，向全场扫视一遍。“……有一次，我挑稻谷到晒场，一个上午挑了四十担，单次来回是两百米，我每挑十次偷偷歇一次，没办法，不歇一歇，我要死给他看的！”下面又是一阵忍不住的笑声。学校“革委会”主任这下站起身后再也不敢坐下了，两手背在身后满场巡逻。“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坏，他的老婆一样坏。有一次，我看到他家一个小丫头打翻了一盆洗脸水，地主婆拿起一枚针对准她小便的地方拼命扎。”这回男同学大声笑，女同学小声笑，气得顾大伯拍案而起：“什么阶级感情？还笑得出！”学校“革委会”主任更是因为自己的学生不争气脸都扭曲得变歪了，也许他对顾大伯的表现手法不以为然，忍无可忍又不好明说，便出了个妙主意：“狗地主今天在不在？”旁边的生产队长接口道：“在田里监督劳动。我去把他叫来接受批斗。”地主跌跌撞撞地跑来了，慈眉善目，一点不像反面角色，地主婆也一起陪斗。顾大伯咬着嘴唇揭发地主婆：“你只给我们一年吃两顿肉，但是你却天天吃山珍海味。有一次我看见你甚至鸭肉都不愿意吃，就吃鸭蹼。老实交代，有没有这回事？”红小兵团团长抓住这个节骨眼领呼口号了：“地主婆老实交代！”“不交代就叫她灭亡！”巨大的声浪平息后，地主婆交代了：“我也想吃鸭肉，但一桌台面上别人都抢着吃鸭肉，只剩下鸭蹼没人吃，扔掉可惜，我就把鸭蹼全吃完了！”“不许狡辩！”顾大伯的吼声响彻全场。“我没有狡辩，是事实，但我不该吃鸭蹼。我罪该万死！”我的天哪，这万恶的地主婆这么一搅和，这场控诉戏还怎么演下去？“滚！”这两个坏蛋低着头朝田里走。这时可怕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因腹泻去厕所蹲了半小时才回来的同学迎面碰上步履蹒跚的地主，以为他是贫下中农就热情地伸出手去搀扶，我远远望见后，赶紧一溜小跑奔上去制止。幸好地理位置比较隐蔽，其他人看不到这个角落，没有酿出政治事故。
为了让我们感同身受，“忆苦思甜”报告会之后常常附加一顿“忆苦饭”。有时是一大碗麦皮或米糠，拌上切碎的烂菜根黄菜叶加点盐掺上水，有时是纯粹的糠团，也叫“窝窝头”，前者像一碗木屑，后者如同一个大沙团，很难下咽。但是学校领导盯在旁边，不住地提醒：“忠不忠，看行动，多吃点，多吃点。”作报告的社员也会鼓励我们：“不要怕难吃，地主过去一年到头就给我们吃这种东西。不吃你就体会不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吃下去了，你的阶级立场就站稳了。”那时的我，脑子被洗得红通通的，思想觉悟出奇的高，又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然吃得很起劲，还和老师一起督促别人。有一回，一个老大娘见我们嚼着窝窝头面露难色难以下咽，轻轻对我们说：“少吃一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这种东西我一辈子只吃过一次，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吃的。”啊？我们都惊呆了：三年自然灾害不是属于新社会吗？新社会怎么可能吃这样的东西。见我们满腹狐疑，老大娘又进一步阐释：“一天到晚吃这种东西，农民怎么有力气替地主干活？早就死光了，这是猪吃的。”我想这个老大娘可能是个阶级敌人，于是向班主任报告。她听了我的话，满不在乎地说：“她如果是阶级敌人有这么大的胆到这种场合来说？这事儿你别再说了，别管闲事。”我将信将疑，于是，多要了一个带回家去给父母看，母亲见了，仔细端详了一遍，对我说：“解放前我们再穷也没吃过这东西。要说窝窝头，也根本没有糠啊。”“可地主——”父亲抢过我的话茬，说得更离谱：“我亲眼见到乡下地主过年过节给雇工喝酒吃肉，农忙时地主也去田里帮忙，地主老婆还下地送点心呢。”经过父母这一“洗脑”，以后的“忆苦思甜”报告和“忆苦饭”我就刮目相看，没了激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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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流氓何其多！
                   ——我的文革经历（11）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整个中国陷于一片空前的混乱之中，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上千万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联，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大批教师被打倒揪斗，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教育革命”。高校停止招生，大批中学毕业生被送到边疆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的错误言论盛行一时，政治化、革命化的教材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此外，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武斗”、“打砸抢”事件使稚嫩无知的学生耳濡目染，公检法受冲击，对“师道尊严”的批判使教师无力管教学生……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青少年犯罪率的惊人增长，社会治安状况的空前恶化。

1971年2月，读完了不正常的六年半小学后，不用考试，我按地段就近升入了闸北区**中学，平生第一次领到了一份属于我自己的证件——学生证，激动喜悦的心情不知不觉地融入在我高亢的言语和轻快的脚步声中。
然而入学第二天，那种喜悦和激动便被惊悸和惶恐取代。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刚响过，四男一女五个流氓学生被红卫兵干部搭肩扳手旋风般地押进一个个教室游斗，从广播中得知，他们都是本校初二到初四的学生，犯有种种劣行。学校工宣队师傅一个个抓起他们的头发示众。其中那个白净脸高个子穿小裤脚管的帅哥还是现任红卫兵排的副排长，和那个女的——face(英语：脸)很好，鹅蛋脸上长着一对丹凤眼，胸脯高耸着——乱搞男女关系。最后抓起的那张脸一进入我的眼帘，我的牙齿已经咬得“咯咯”响了，三角脸，额上一块蚕豆大的胎记，眼里爆射出一道凶光。就是他，扒了皮烧成灰我也认得！两个星期前的一个下午，我把家中那个竹编水果篮拿到水果店去退钱的路上碰上了这个强盗。他拿出小刀朝我胸口比划着，抢走了这个价值一毛的水果篮。除了这个强盗送入“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外，另外四个情节较轻留校随读。
我的同桌叫田凤玉，瓜子脸，大眼尖下巴，樱桃小嘴的两边各有一个迷人的酒靥，加上棉柳般的细腰使她楚楚动人分外娇美。老实说，能和她坐在一起真可说让我把后一辈子的福气都给提前透支了。然而开学仅仅两个月，她那在单位担任一把手的父亲突然被当做“新生的阶级敌人”打倒关押，母亲向来对她宠爱有加，全靠父亲管教，现在没了严父，让我无比的惋惜和痛苦：咱们初一（4）班这位清纯靓丽的班花很快被高年级的几个男流氓勾上了，转眼便被调教成了不折不扣的“拉三”（文革时的俚语：女阿飞）。上课时，前门小窗玻璃上时不时地会有几张恶少的脸贴着，好色的双眼不住地在眨着寻觅着；因为门没关紧，好几次被碰开，几个恶少或胖或瘦的身躯前赴后继跌倒在地发出的沉重的“扑通”声和脑袋撞地引发的“咚咚”声响几乎同时震颤着我们的耳膜。“下课再来找我呀，怎么像西伯利亚饿狼一样的？骚得不得了！”田凤玉旁若无人似地嗔怪着，略带沙哑却不乏性感的嗓音很是撩人。“你自己骚！”“你有本事别来求我抱你！”恶少们不慌不忙爬起身，回击了几句后，掸去身上的尘土后，大摇大摆地转身走去，留下一教室目瞪口呆的学生和一个气得满脸通红的老师。不过假如这天上课的是班主任苏老师，那他必定会堆起笑容，对着恶少们说一声：“一起进来上课吧，就坐在田凤玉边上。”然后嘿嘿一笑，告诫同学们：“别做臭鸡蛋，免得苍蝇来叮。”
然而鸡蛋越来越臭，苍蝇也叮得越来越放肆。有一天语文课上，两只“苍蝇”悄悄推开教室后门，朝田凤玉扔来一个避孕套，结果眼力欠准，扔进了我的脖子里，一直滑到我的后腰。我撩起衣服一看，这和我妈上班刷浆糊时手指上戴的指套不是差不多吗？我轻声问道：“谁的指套？”田凤玉转头看见这玩意儿，再回头一看两只“苍蝇”在对她暗送秋波，脱口而出：“这是我的，连避孕套也认不得，你不懂经（懂经意指识时务懂规矩），和你这种不开化的人坐在一起没有意思！”惹得教语文的女老师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同学们则十有八九和我一样云里雾里不明不白。
为了我身边的这个臭鸡蛋，苍蝇们争风吃醋，终于在一个冬日的上午拿着铁条和小刀把我们教室当成了战场。同学们大惊小叫东躲西藏，相映成趣的是田凤玉兴趣盎然地坐山观虎斗，直到工宣队赶到。这一回，苍蝇们被送进了“文攻武卫”，田凤玉则加入了下一批游斗全校的队伍。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狠批“师道尊严”，学习“白卷英雄”，大搞“开门办学”，下工厂去农村，也没忘记“批林批孔”、野营拉练、欢送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不觉之中我们已跨入了中学生活的第四个年头，成为中学最高年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书本知识学得稀稀拉拉，而在“打砸抢”的勇气和本领方面，毕业班学生自然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记忆犹新的是那天我们初四年级学生去闸北公园游泳池，路上，（11）、（13）班的几个流氓学生和刚结束游泳回校的闸北*中几个恶少产生了摩擦，于是双方成了死敌。两天后的那个黄昏，我正扛着四十斤米从粮店回来。到了大楼门口，发现离家时生着的煤球炉倒在地上，再一看，不远处几个恶少正手执铁棍沿街砸着一个个煤球炉，一边在数“十八、十九、二十，够了！”接着，撒腿而逃。我的同班同学、邻居邱义根告诉我，那几个恶少自称是闸北*中的学生，要把我们学校初四（11）、（13）班学生所在地区的二十个煤球炉砸烂，没想到错砸到我们（4）、（5）班学生的地盘上来了。作为报复，第三天清晨，（11）、（13）班的流氓们把对方学生所在地区的二十个马桶砸了，弄得满街粪水横流，臭不可闻。结果惊动了上层，两个星期不到，公安局便在我校举行公审大会，（11）、（13）班的三个流氓分别被以“聚众械斗、流氓滋事”罪名判刑：“中国猿人”袁守平（四年）、“黑皮”莫利贵（四年）、“二拐”戴国新（三年）；闸北*中四个恶少也被判刑三到五年。我们班的校花田凤玉也在台上，因为乱搞男女关系并且向他人传阅淫秽手抄本《少女之心》而被戴上手铐开始两年的服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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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革命，丢生产，处处排队购物难
                        ——我的文革经历（12）

文革之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物质供应非常紧张，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文革期间，狠抓革命，强调政治，批判“经济主义”，谁抓生产谁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物质供应更趋紧张，即使有了票排了半天的队也未必能够买到。“柴米油盐酱醋糖”这些看似蝇头大小的细枝末节每天都能演绎出无数幕令人哭笑不得的活剧，

那时候，绝大多数庭家都是双职工，白天上班养家糊口，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便义无反顾地承揽起了排队购物的活儿。我家四个孩子轮着买，倘若要买的东西多，则出动两个甚至三个。冬天去菜场排队买菜是最苦的事儿了。凌晨四点就得起床，拎起篮子直奔夜幕笼罩下的菜场。到了那儿，借着暗淡的星光，先在一支队伍的后面放上一只篮子或一块砖头算是自己的替身，然后另找一支队伍排在后面亲自站队。不管男孩还是姑娘，都一个个地在凛冽的寒风中紧缩着脖子，两手插入裤袋，傻傻地等待着六点钟开市。等到五点三刻快要开秤之时，篮子或砖块的主人便冒了出来，队伍一下子充实了。大伙儿个个伸着脖子，踮起脚瞪着眼睛细细地计量着有多少货物被营业员搬到了柜台上，是否够得上让自己买到。那会儿谁家里有人在菜场当营业员，那么一家人包括亲朋好友餐桌上食物的品种数量乃至于营养的含量都有了保证。
那是一个冬日，我早早赶到菜场，还只挨着第十五位。开秤半小时后，该轮到排在我前两位的女孩买了，突然她号啕大哭起来，原来两斤肉票找不到了。天哪，这对她家说来不啻是房倒屋塌了！要知道每人每月的肉票配额只有半斤啊，她把全身上下探摸了几遍都不见肉票的踪影，便哭求起来：“阿姨，能让我买半斤肉吗？就半斤！”众人的目光霎时间凝注在那位漂亮的女营业员身上，这是个靓丽的少妇，杏仁眼、柳叶眉、玉牙朱唇，樱桃小嘴，再加上左右脸颊上两片不大不小不浅不深的红晕，把本来就精致的五官衬得娇丽无比。然而她的心灵并不是菩萨造就的，听，她冷漠地回答：“你也真是的，我又不是魔术师，哪能变出肉票来呢？”绝望中的女孩又哭了：“我姐过几天就要去江西插队了，本想给她做点腊肉带去，呜，呜——她没肉可吃了。都怪我啊！都怪我啊！”众人都很同情她，有的还反复地劝慰着，可就是没献出肉票来。真可谓心动不如行动哇，想到二姐也在农场常常吃不上肉，冲动之下，我把手中紧捏着的两张半斤的肉票撕下一张给了她。“谢谢哥哥，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她连说三声，眼泪第四次夺眶而出。从外表看，我该称她姐姐，可模糊的泪水误导了她的判断力，我倒是害羞极了，心里盼着快点买好肉再去对面的豆制品柜台排队。不曾想节外生枝，柜台两边又吵了起来，“小姑娘别哭了，这营业员也真是的，还是人家小弟弟良心好啊！”排在女孩前已买好肉的一个三十多岁的胖阿姨一句顶三句，又劝又批又是褒，被劝被褒的皮毛不损，被批的可不饶人：“你别看人挑担不吃力，这营业员你来做做看！”“营业员又怎么啦？你唬人是吗？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告诉你，我是对面水果店的，看我把西瓜卖给你！”……两人你来我往，吵得脸红脖子粗，不过那漂亮的“肉摊西施”边吵边卖，吵得津津有味，卖得有条不紊。

说起卖西瓜，刚开始闹“文革”时，西瓜供应并不紧张，水果店里虽然货不多，但百姓收入不高，不是天天吃得起西瓜的，自然也难得见到排队买西瓜的。有时还有专门卖瓜肉的，据说瓜皮瓜籽都用于出口。那瓜肉，不管红的黄的，一律三分钱一斤，惹得我们这些毛小孩们心甘情愿地花上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去排队，然后捧着装得满满的锅子或大口保温瓶回家尽情地吃。可后来情况就不对头了，据说闹武斗，西瓜运不出，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狠批资本主义，又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遏制副业生产，大幅减少了西瓜的种植面积。于是，西瓜成了珍品，店里来了货，马上就会聚集起一支队伍，像松鼠的尾巴又粗又长。到最后，西瓜竟稀缺到了凭医生开出的高烧证明才能买到。
有一段时间，妹妹一直发烧不退，嚷嚷着想吃西瓜。这一日下午，衔着母命，我带上三毛钱揣着妹妹的病历卡逗了个大圈子，找到了一家正在出售西瓜的水果店。黑板上写着：“一人限买一个，有39度高烧证明者可优先购买”。虽然妹妹体温仅有38度半，可两个 框里共堆着三十多只瓜，只有十几个人在排队，我便悠然自在地排起队来。很快，我的心便提到了嗓子眼，可不是？揣着高烧证明的顾客似乎络绎不绝，比排队的还多。我的位置每向前移动一位，就会少两三个瓜。怒火在我的胸中燃烧，快要窜出喉咙口了。傻子都明白，这些“高烧”证明有一大半是假的，可没人会去揭穿它。我无奈地一遍又一遍低头翻看着妹妹的病历卡，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38.5度。”心中也不免抱怨着：妹妹啊，你就不能让自己的体温再上窜半度吗？再抬头看黑板，你为什么不能让优惠标准再下降半度吗？只剩四个西瓜了，我排在第四位。……不好，又来了个“39度”！泪水在我的眼眶里翻滚，我咬住牙关，转身离开了队伍，离开了这几只可望不可即的西瓜！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妹妹的西瓜梦没在她的患病期实现，因为她的体温一直高不上去，而我的运气又那么糟，连西瓜球的皮都摸不着。不过，鬼使神差的是，她病愈后西瓜竟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时候，因为什么都紧张，样样要排队。只要听说店里来了货，人们就会一窝蜂地朝店里跑。那天放学回家路上，看见一家五金店门口一阵骚动，肯定有什么稀货到了。先下手为强！我赶紧在刚形成的队伍后拍起来。好极了，第十八位，肯定有戏！我叮嘱同伴快去叫我的大姐拿钱来。一眨眼，队伍就达五六十人了。听说出售的是15瓦的灯泡，到货四十个，没人限买一个。我暗自庆幸自己的机敏，今天母亲一定会表扬我，说不定奖励我一根四分钱的棒冰！这当儿，前前后后的顾客们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个说：“咱家灯泡昨天刚打碎，把唯一一个备用的装了上去，今天正好赶上来货，真有福气！”一个说：“灯泡也这么紧张，不是说全国保上海吗？害得我家每天晚上早早关灯睡觉，就怕缩短了灯泡寿命！”还有一个说得更离奇：“我在锦州（还是荆州？我没听清）的姑母来信说，那儿买灯泡还得用旧灯泡去换。如果打碎了，要把碎片捡起来作证物才能换买。”一会儿，姐姐来了，一听是买灯泡，脱口就说：“家里已有两个备用的，不用买了！”这一说，马上引来四五个路人。“你不买？让给我！”“让给我！我给你两张肥皂票！”“我有医生开的高烧证明，可以买西瓜！换给你！”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的中年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真是乞丐接着了天上掉下的馅饼！“让给你！”我兴高采烈地接过麻子手中的高烧证明，麻子则当仁不让地接替了我的位置，一笔不错的买卖成交了！
这一天晚饭后，一家人欢天喜地地分享了一个六斤重的解放瓜。妹妹年龄最小，又因为上回病中没有吃着，这回一人独享四分之一；我呢，凭着劳苦功高，也分得四分之一；剩下大姐、二姐、父亲、母亲，各得八分之一。
时隔三十八年，每每回忆起吃西瓜那一幕，一股清甜浓郁的凉气就会涌入我的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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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外国人：解放全人类的宏愿与坐井之蛙的视界
                         ——我的文革经历（14）

那是1966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我和邻居华华一起去南京路游逛，刚走出大光明电影院，就见对面人民公园门口簇拥着一大群人。猴子般灵活的华华爬上栏杆引颈一望，兴奋地叫起来：“外国人！外国人！一共有三个！快，咱们去瞧瞧！”说着，他跳下栏杆，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向马路对面跑。
外国人！来到人世间整整九年了，只听人说他们个个高鼻子蓝眼睛皮肤白得像石灰粉，我可是从来没亲眼目睹过啊。虽说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有，可那是东洋的日本鬼子，和咱长得一模一样，一点不稀奇；电影《上甘岭》里也有猫着腰成百上千地往志愿军阵地上冲的美国鬼子，可老师说那全是中国人演的，假洋鬼子！今天，货真价实的“高鼻子”到了你眼皮底下，能不开开眼界吗？
我身不由己地跟着华华窜过马路，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围观队伍，不紧不慢地尾随着。那队伍不下五十人，除了一小半中老年人外，主要由中小学生组成，人数时多时少，人员像流水一样有进有出，队形也适时变化着：外国人停下时，大致是个圆形；外国人走动时，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但这三个主角始终是圆心。因为眼前一直晃动着奔来跑去的和我差不多高的毛孩，视线被遮，我索性凑近圆心，这下看得真真切切了。两男一女，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鼻子果真又高又尖，突起的眉脊，深陷的眼窝。男的都在一米八以上，脸上刮得铁青，手臂上的汗毛延伸到了差不多整个手背上；那女的一米六五左右，瀑布似的金黄卷发直泻肩头，活像个女妖精，身上散发出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浓重的香水气，对我们这些习惯于雪花膏（凡士林）、爽身粉的国人的鼻腔来说实在是苦不堪言。老外们的皮肤也了得，粗糙得像沙地，像高粱米面做成的馒头皮，鼻子两边好像还点缀着雀斑。不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色彩斑斓的“奇装异服”——那女妖精粉色的短袖连衣裙，加一条腰带什么的东西，映出她那高突的乳峰和细腰，妩媚动人；两个男的一个短袖横条T恤配一条直筒长裤，一个似乎是一套嵌条运动服，双肩还搭着个背包，潇洒极了。可不是？瞧瞧我，上穿一个星期前刚买的长袖横条海魂汗衫，下穿一条藏青色长裤，一双洗得发毛的白色田径鞋，原本很是趾高气扬的。这会儿走在外国人边上，真成了一个土疙瘩。再看周围那些同胞们，老的不是灰不溜秋的中山装，就是一色白的棉布衬衫；小孩子呢，男的大多是或蓝或白色的汗衫，最亮眼的是一套半新不旧的童式水兵服，女孩偶有穿花衣服的，最出挑的也只是那个穿泡泡衫的……
那三个老外面对着异国他乡一大批陌生然而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此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指手画脚泰然自若地交谈着，全然忘记了正身处大上海闹市中心，感受不到身前身后抛投过来的刺人的探询目光和或高或低的议论。突然间，那个栗色头发的中年外国佬转过身和颜悦色地伸出毛茸茸的右手去抚摸一个正模仿着他的走路姿态的小男孩的头时，后者头一偏机灵地躲开了，边上两个男孩猝不及防，一怔，脚下一绊，摔倒在地。老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句，要去扶，两个男孩一骨碌爬起身，向后转身退后几步。老外鞭长莫及，歉意地笑笑，又昂首挺胸地与同伴前行。
几分钟后，老外走进了市百一店，华华与我也随波逐流地跟进。原本就熙熙攘攘的商场顿时挤得水泄不通，老外们走上楼梯来到二楼服装商场，盯着几件中式绸缎女上衣欣赏端详起来，“这几个外国人真莫名其妙，穿的够挺刮了，还嫌不够漂亮？”“这女的穿得妖气十足，不要脸。”……几个女营业员一边议论一边上前招待，足足七八分钟后，不知谁召来了了七八个红卫兵，他们扯开嗓门劝阻着：“大家注意了，外国来宾来中国参观学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要有礼貌，尊重他们，欢迎他们，不要围观。”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坚定地支持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我们就一定要把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外宾……”在红卫兵小将们声嘶力竭的反复劝导下，原先冰冻三尺般坚固的人海有所松动膨化，使我得以从令人窒息的人群中突围而出，在底楼大门口与华华重逢时，才发现自己已是一身臭汗，鞋带也松开了。
这天晚上吃饭时，父亲疑惑不解地告诉我，抗战时他在重庆谋生时还不时可以看见外国人，解放后再也没见过。“他们怎么都穿得那么漂亮？都是奇装异服，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穷人。大概都是资本家吧？”……我把一大堆问号抛了出来。大姐不假思索地回答：“穷人不会那么穿的，肯定是地主资本家的孩子。”“那地主资本家的孩子怎么会来中国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呀！”话音刚落，聪慧的大姐脱口而出：“毛泽东周恩来并不是工人贫农出身呀，背叛无产阶级的赫鲁晓夫不就是工人出身吗？”“可也不该穿奇装异服呀，哪有这样搞革命的？”一向寡言少语的母亲突如其来的一句反问，让大姐张口结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六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好几次去故乡宁波。每当我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总会引起长时间的注目，“上海人来了，是不？”“啊，这不是上海人吗？”年长的乡亲们如此向我们打招呼；箭一般从屋里窜出的那些半大不小的毛孩们则围着我前呼后拥着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我们来到祖父家。这时身边的母亲总会笑吟吟地从旅行袋中掏出上海特产“大白兔奶糖”一粒粒地分给孩子们吃，几个本家的近亲还会得到母亲赠给的一块半块上海产的毛巾或者“固本肥皂”等。此情此景每每使我想起上海南京路上国人围观老外们的那一幕，而曾是围观者一员的我置身于故乡老家的村落中不啻就是一个稀罕尊贵的“天外来客”。此刻的我举手投足间的那种顾盼自雄洋洋自得的神情往往招来母亲兜头泼下的一盆冷水：“别瞧不起人啊，我是在乡下生下你的，六个月后才带你到上海的。看你爸是个老上海了，其实当年要是爷爷让你爸留在乡下让你叔叔去城里谋生，今天你不就是种地的命吗？待人接物要注意，不要低声下气，也不要目中无人”……

母亲的言语就如她的为人一样，一以贯之地不亢不卑，然而她却在45岁的盛年之时离开人世。仅仅一月之后，即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上海访问，市政府通过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下达通知，规定街面上不准晾晒衣被、街道必须保持整洁干净，不许摆摊，尤其强调要求全市人民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坚持“不亢不卑”的原则，不准“围追、围观、围堵”外国人。然而，国人对老外的好奇还是藏头露尾、依稀可见：不多不少七八个人在老外身后三四十米之外不紧不慢地跟着，不得已而要走上岔路时则恋恋不舍地再望上深情的一眼。
等到尼克松走后，围观外国人的旧病则在春暖花开之时再度复发。那时我在读初二，还是红卫兵团的一个委员。那天上午，我带着一群红卫兵去区少年宫执勤，任务是外宾来参观时维持秩序。那是一批加拿大青年，参观活动完毕后，出了大门去上车。凑巧的是，车门故障，一时半会儿打不开。老外们在门外等着，几分钟的功夫就围上了五六十人，我和几个同伴们，费尽口舌地劝说，还动手动脚地拦阻，情势就是不见好转。车门终于打开了，马达轰响之际，一个老外叽里呱啦地嚷着，原来他的一个钱包丢了。无疑这是个重大事件，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声誉。派出所就在不远处，警察赶来了，当然破不了案的，小偷不会呆在原地任你擒拿。一位警察在翻译的帮助下向外宾解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阶级斗争天天存在，阶级敌人不甘心于失败，还要捣乱破坏，发生这样的事实在遗憾。我代表警方向你道歉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老外的钱包找到了，就在座位底下的缝隙里。这当儿，倒是那位多事的老外连连道歉了：“中国人多，中国人好，中国人真热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胜利！”峰回路转，坏事变成了好事，这群加拿大朋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义务宣传员！在车上车下来来回回不住的招手之际，车子轰隆隆地开走了。我终于定下心来扫视了一下围观的人群，不下三百人。有惊无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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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亿人民八部戏：“文化大革命”，还是“大革文化命”？
                                            ——我的文革经历（15）

1966年——1976年进行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首先展开的，因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总是利用”过去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场革命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以上引语摘自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北京及各地上百万红卫兵满怀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高潮。他们改路名店名，砸佛像捣孔庙，命令和尚道士还俗成家，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收缴毁坏乃至焚烧书籍名画、“奇装异服”，禁演一切带有“封、资、修”色彩和情调的电影、戏剧、歌舞等，一时间，“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了“大革文化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红色中国成了清一色的文化沙漠，八亿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此便是反反复复地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扭扭摆摆地学跳“忠”字舞，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亲手培植的八部革命样板戏……与今日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一模一样：
* 大唱语录歌    把人手一本，发行量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让八亿人民天天唱时时唱，堪称人类史上的一大发明和壮举，同时也是行之极为有效的妙计：通过有意识的学唱，把毛泽东要求于人民的行为规则潜移默化地转化为无意识的自然的机械性的行动，从而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每个人的头脑，彻底摈除一切邪念和私欲。有史料为证：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这一天，青岛市就有四万余名少年儿童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公共场所背诵《毛主席语录》、大唱语录歌。1967年1月11日，青岛市广播电台被红卫兵造了反，从此，该市电台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和播送天气预报、播放《东方红》外，只播送《毛主席语录》歌。
与此同时，在上海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三天两头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大唱语录歌，宣传毛泽东思想。
给语录谱曲不是简单的事，语录没有韵律，需要曲子去迎合歌词。遇上“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关联词，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最高指示不能删改一字一词。有一回，一个乐团来我校演唱《毛主席语录》歌，一个女演员唱了一首最短的语录歌——只有五个字的“要斗私批修”。她足足唱了三十几遍，为时三分多钟，尽管经过精湛的艺术处理和加工，仍听得我们昏昏欲睡；一曲刚落，另一位男演员又表演了一口绝活：他请我们把《毛主席语录》翻到211页，然后，他足足花了五分多钟把长达五百多字的一大段语录一气呵成，听得我们莫名其妙、目瞪口呆：“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这是第二种。……这是第十一种”
* 全民学唱样板戏    以六部京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和两部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构成的八部革命样板戏集中代表了文革时期整个文艺创作的风貌，被人们戏称为“八亿人民看八部样板戏”。为了解决群众看戏难，又拍了舞台艺术片到工厂农村放映，由此促成了样板戏的普及。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从七旬老翁到牙牙学语的幼儿，只要有舌头有手脚的，没有不会唱不会演的。那年我所在的初中搞纪念活动，十九个节目里竟有八个是样板戏表演片段，我们班级上报的节目是《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个唱段，全班二十九个女生除了五人（其中一个腿有残疾不便演女英雄李铁梅，另一个喉咙发炎忍痛弃权）都争先恐后地报名要上台演唱。李英梅长得亮丽清秀又天生拥有一副好嗓音，加之姓名也恰好仅与李铁梅一字之差，理所当然被班主任选上。不料，校革委会主任不同意选她，据说因为她家出身小业主而非工人或贫农。结果她被别人取代，当众大哭……说起样板戏的普及，不能不提及至今人们还津津乐说、脱口而出的佳言妙语，诸如“鸟枪换炮了”、“八年了，别提它了”、“老九不能走”等皆出之于样板戏中的人物对话。
这些作品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里面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里面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里面，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因而作品中的主角都是“高”、“大”、“全”式的无所不能、毫无瑕疵、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演唱样板戏时谁把英雄人物演砸了可算犯了政治错误的，严重一点要关进大牢里去。上海郊区就有那么一个人，平时油嘴滑舌，上台演《智取威虎山》中英雄人物杨子荣时油腔滑调，添油加醋，动作又下流，严重破坏了革命样板戏破坏了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结果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体育比赛不伦不类  作为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体育活动也受到了“文革”极左路线的严重冲击。破纪录夺奖牌被攻击为“锦标主义”，许多曾经叱咤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尖子运动员和教练受到迫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首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上吊自尽。运动队被解散，运动员停止训练，整天开会学习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及至几年后想到需要收拾局面重新开放一些比赛项目时，又打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旗号，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结果比赛显得不伦不类，场上气氛一片“和”气。有一次，为纪念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发表周年举行的田径运动会上，参加男子八百米决赛的选手正向终点冲刺，骤然间一位选手摔倒在地，身旁两位选手见状急忙刹车回身去扶，离终点咫尺之距的那位遥遥领先者也毫不犹豫地转身跑回去伸出援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国际乒联受中国控制，而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又是世界一流，所以中国接二连三地主办亚乒赛、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为了笼络亚非拉被压迫人民，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国运动员常常在比赛中故意让球。然而这种做派和精神有时竟发扬到欧洲运动员身上，自然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引起了抗议。
我爱好长跑和游泳这种计时性比赛项目，有“数字”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个比赛项目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全国纪录。一有比赛消息，就打听破了纪录没有，新的纪录是多少。然而，那时的《体育报》改名为《新体育报》，每周二、五出版，那回好容易等来了报纸，打开一看，90%的版面是群众体育和体育战线“批邓””“批修”的内容，终于找到了有关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赛事报道，看到打破了七八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可就是不见具体成绩。几天下来，我气得吹胡子瞪眼，写信给编辑部责问为何不报道具体成绩。回信说：“我们《新体育报》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优先满足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政治需要……希望你能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带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看体育比赛，不要忘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看了此信，我真是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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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及其帮凶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大肆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大革文化命的异常年代，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享受几乎被压抑到了冰点。然而人类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作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难以长期抗拒的，在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早在文革初期，就有一小部分头脑中仍然燃烧着思想之火的青年学生依然（尽管是在偷偷地）品味着文化大餐，他们大部分来自于高知或高干家庭，免于或者说遭受的冲击不多，靠着家庭背景和幸存下来的文化资源，频频聚会，观赏国内稀有的国际一流的美术作品，创作诗歌，弹琴吟唱……还有一部分缺少此类资源、背景却富有享受欲望的普通家庭的青年，则更多地是传阅禁书，其中个别胆大妄为者甚至“窃书”。67年秋天，我大姐班里的一个男同学来我家借给大姐两本禁书----《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大姐如获至宝，感激涕零。那男同学得意洋洋地描绘着他们几个红卫兵窃书的神奇故事：白天他们巡逻时发现学校图书馆后门锁栓的螺丝已经生锈松动，于是乘着夜晚摸进图书馆，打开手电，哇，成千上万的禁书，看得他们眼花缭乱，禁不住在书“山”上狂跳不止，激起的灰尘满屋子飞扬，把人呛得咳嗽喷嚏连连，却又不得不赶紧捂住口鼻。整整偷出两麻袋“珍品”，有《红楼梦》、《三言两拍》、《红与黑》，还有《西方美术史》、《列宾画作选》……不过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仅仅两周后，几个作案者悉数落网。我读初二那年，《水浒传》还是禁书，那天政治课上，绰号“白面书生”的陶国临捧着本用《毛选》做封皮的《水浒传》看得津津有味，被老师抓了个现行，“上我的课看《水浒》，你吃了豹子胆！今天你不把一百零八将滚瓜烂熟地背出来，我就把这书交到工宣队去！”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白面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一百零八将挨个儿全背了出来……
1971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出逃苏联后，毛泽东受到了巨大打击，文革声势有所减退，文艺创作的萧条局面有了些许改观。因为毛泽东说了：“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新的小说出版了，国产电影也开始拍摄了，不过全是描写阶级斗争的，第一批上映的是四部片子----《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一时间，电影院里人满为患。在此之前已有朝鲜故事片大量引进，而后有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故事片，当时的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开枪开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当然，如果你想看到艺术性强一点的经典影片，完全可以去诸如福州路上的市政府礼堂等处看“内部电影”大饱眼福，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等，我们学校初四一班的一个美术高手异想天开地想到给电影票“造假”，找来一张“内部电影”票依样画葫芦，几可乱真，也真给他混进去几次，然而终有一次露出了马脚，被送进“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了一星期。
文革后期，文化生活方面的禁锢放松了。群众性文艺活动多了，爱情歌曲偷偷地传唱起来，乐器店里也有吉他一类西洋乐器买了，1974年我上初四时，学校拥有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全校四十几个班级，每晚总能安排两个班级的学生观看以样板戏和新拍摄的电影为主的电视节目。1975年3月我去市郊农场的一个农业连队“修地球”，几乎整天拿着锄头、铁锹、镰刀和扁担一天八小时甚至十六小时地干活，筋疲力尽。唯有摘棉花的时候，大伙儿轻轻松松地随着田头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歌曲一起跟着哼唱，七高八低地汇成多声部的群众大合唱，对唱歌素来陌生的我就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与歌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业余生活总体说来还是非常枯燥的，大多数职工除了打牌就是聊天。幸好和我同室居住的生产队长弹得一手好吉它，又有一腔厚实、低沉的男中音。晚饭后，我们十几个室友常常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自弹自唱。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中的插曲《爸爸的祝福》这一曲他唱得最爽。凝重的目光伴着那富有磁性的音色，手中的吉它仿佛就是他怀抱着的孩子。可以说，我对朝鲜歌曲的喜爱完全是他抚在吉它弦上的手指弹激出来的。场部放映队每月来我们连放一次电影，每次连放两部故事片。这一个晚上就像过节一样，职工们早早吃好晚饭，三三两两地结伴带着凳子聚集在破旧不堪的食堂大厅里。全连360多人守着一台黑白电视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挤在前头，后面的人很难看清屏幕上晃动着什么玩艺儿，常常为此闹出纠纷甚至打起架来……
1976年9月，毛泽东驾崩，“四人帮”倒台，两年以后，“文革”被正式宣布终止。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中国百姓走出了“文化沙漠”，汇入了世界潮流。
站在2009年的高度，回望三四十年前的“文革”，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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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旗帜飘拂下的性禁锢：人性的升华还是蹂躏？
                           ——我的文革经历（16）

  一、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缺失性权利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古代先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确立了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地位。然而，这种自然属性仅仅被与续后、养生这两种天然的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缚系在一起。在儒家思想道德两千年来的权威统治下，“性”始终没有作为人的一种天然的权利被申张过。因而，就性权利的缺失来看，人被置于和没有意识引领的动物相同的地位：动物在发情期之外，几乎没有性活动；而除了生育繁衍后代之外，人的其他性功能及其意识也被社会道德唾弃。唯其权利的缺失，数千年来，性，自始至终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圈管下呻吟着，在偶尔短暂的宽松与长期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吞吐着生命的游丝。烈女凭着无限的痛苦攀上了贞节牌坊，荡妇缘于一时的畅快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相映成趣而又耐人寻味的是，奉天承运的天子搂拥着一茬又一茬千娇百媚、飘发着国色天香的妻妾嫔妃，享用着永不枯竭的性权利。

                  二、 文革前红色中国的“无性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两三年间，封闭了妓院，根绝了性病。在亿万民众轰雷般的欢呼声和助威声中，红色中国“荡涤”了中华民国留下的“污泥浊水”，同时也以“革命”的名义对全体国民施行了红色的割礼，拉开了“无性时代”的序幕。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婚姻”、“无性恋爱”之花在灿烂的阳光下继续生长，蓬勃发展的红色文学和电影事业在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口号下为中国百姓装裱出一位又一位经典完美的革命者形象：他（她）全心全意地为着全人类的解放无私奋斗的同时，其中的几个也拥有一份难得的具有无产阶级特质的崇高爱情。只要革命需要，这种爱情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抛弃的废纸和破烂的抹布。作为人的生存繁衍本能难以彻底剥离的“性”知识唯有等到洞房花烛之夜得以开始悄悄的扫盲和探究。在这个无性时代里，为无数青少年“性盲”当仁不让地履行“发蒙”义务的不是应有而无、渎职缺位的性教育书籍和课程，也不是如今出没于夜幕之下出售黄片和情趣用品的小贩，恰是红色电影作品中的一个个妖艳妩媚、风情万种，作为反动阶级腐朽文化载体的“女特务”们。她们作为负面价值展现出的“性感”，或花枝招展、浓妆艳抹，或搔首弄姿、打情骂俏，或一颦一笑乃至燕语莺声都能勾魂摄魄，即使半老徐娘仍然丰神绰约，散发出撩人的“女人味”。真是弄巧成拙，正打歪着，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少男少女们饥不择食，直把“敌人”做“情人”，拿“毒药”当补品拿来滋养自己的心身了。时至今日，不少“五十后”们仍然津津乐道于“女特务”阿兰、柳尼娜、假古兰丹姆那燕妒莺惭、看上去美艳却绝不露骨的表演。

                三、“禁欲主义”统治下的文革时代

                     1. 绝性时代的红色文艺

如果说“文革”前十多年里红色文学与电影里女特务们并非袒胸露脯的那一点点戏份装点着那个“无性时代”萧瑟零落的情色花园，那么以“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而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为当前目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顺理成章地将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几乎没有男女之别的“绝性时代”。
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疯狂口号下，“革命”的触角无处不在，“革命”的大棒横扫一切，先前那个“无性时代”都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被造了一个彻底的反， “女特务”们的表演平台——昔日的“红色小说和电影”被当做“大毒草”禁止出版和上映，当年那部《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女特务柳尼娜的扮演者陆丽珠被押上批斗台的理由就是因为把女特务演得太逼真。与此相应的是，“文化革命”的巨大成果——占据着城乡各地影剧院舞台的八部革命样板戏，作品中的成年男女主人公要么未婚，要么就是寡妇鳏夫，唯一例外的《沙家浜》中的女革命者阿庆嫂虽说已婚，其丈夫却没在剧中露过脸。在被准许出版的新小说中，男女之间干瘪疲软的情爱不是消失了就是“升华”为纯粹的阶级感情。

                2.   革命与性的对立：性禁锢的第一产儿性无知

文艺作品中的性与情荡然无存，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被红色“禁欲主义”无情的筛网严格地过滤了一遍，有史以来就没有获得过性权利的国人再一次经历了“继续革命”的洗礼，不知不觉服服帖帖地接过“性禁锢”的头罩将自己的脑袋套了进去：
我刚进中学时，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到我们班招收新队员，我们这个班文艺人才众多，有七八个人通过了初选。潘君笛子吹得一流，缓则绵婉悠悠，猛则穿云裂石；刘姑娘会拉二胡，尤其是《二泉映月》，如泣如诉，催人泪下；黄姑娘则出身于舞蹈世家，靠着母亲一手调教，小学时就是宣传队的台柱子。每每上台，身子一动，便是舞态生风，飘忽如仙，舞台形象没的说了。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语音字正腔圆，还是一块报幕的好料。此刻，十三四岁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曲线毕露，然而，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复选时她却落选了。极度伤心的她声泪俱下，楚楚可怜之状由不得你不黯然唏嘘。三天之后，峰回路转，佳音传来：她起死回生，如愿以偿。见我惊诧不已，有消息灵通者嘲我道：“你个木瓜，没见她束胸了吗？你再瞧瞧，咱班被选上的另三个女生哪个像她原先那样胸脯那么突啊？不像农妇也像个村姑吧。”我一听，恍然大悟：对啊，那样……嗨，成何体统？细细一想，再一看周围那些女孩，但凡发育得早发育得充分的，似乎都像低人一等似的，或多或少缩着脖子低着头，而那些平胸的女孩，似乎天生就是革命派，昂首挺“身”（不是“胸”），得意得不得了！
那个年代，别说天性较为腼腆害羞的女孩大多束胸以遮盖自己的性征，连男孩都有好多以性为耻而遮掩自己的性征。好像念初二的时候，发下一本《生理卫生》课本，里面附有男女人体插图各一幅。有一天，邻班几个女同学的窃窃私语被女班主任发现了，一问，原来她们《生理卫生》课本里的男人体图都被撕掉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作案者不是女孩而是一个红卫兵男干部。记得1974年暑假后，我们惊异地发现教政治的女老师挺着大肚子走进了教室。哇！全班同学一起失声惊呼起来，弄得这位美女老师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收回了脸上的红晕。老师的身影远去了，我心中的疑惑泛起了：老师能结婚吗？能做那样下流的事？还好意思给我们上政治课呢！没羞……这些天方夜谭般的故事今天听来荒唐而又神奇，然而在“禁欲主义”大行其道的文革时期，与生俱来的性征都与原罪关联着，何况性活动呢？
性禁锢氛围下的性无知是不足为奇的，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其实，作为学校红卫兵团的大掌门-------总干事，我都不懂得什么叫“房事”，那回在一本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书里见到了这个词儿后，竟傻傻地去问班里一个女干部。而那位女老师生育休产假时，男同学们又悄声议论起来：这孩子从啥地方钻出来啊？我班红卫兵排的副排长王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废话！这还用说？当然是屁股啦，屁股最大。比这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发生在1976年4月下旬，那会儿我在市郊农场的一个连队当团支书。那天晚上我正带着几个民兵在巡逻，忽听得一阵凄厉的求救声从远离连队生活区的一片芦苇丛中传来：“抓流氓啊！快来抓流氓啊！……我们闻声赶去，抓住那流氓，一瞪眼，都傻了：这不是打算几天后的“五一节”就要结婚的一对老知青吗？上回老知青“批邓（小平）反右座谈会”后连队干部了解他俩婚事筹办情况时，女的还一叠声地赞扬男的肯干累活脏活、朴实正派，还把一套《毛选》、一本《毛主席语录》当彩礼的一部分送给她……“他这个流氓，没结婚就把我骗到海边，对我动手动脚……呜——呜——我不和这个老流氓结婚了，你们把他送到场部派出所去。”不满二十周岁的我不谙也不屑男女之事，只得请出党支书费了好大的周折使出浑身解数才使女的答应完婚圆房。
文革时期疯狂极端的性压制性禁锢，不可避免地使自身这个母体产下一个绝对正宗百分百嫡出的后代：性无知！

                  3.  性好奇：性禁锢氛围中的你、我、他和她

性需求伴随着生命而产生，是人生命中最基本的内在需求，是人的生命活力的体现，犹如吃饭睡觉一样是不可或缺的。文革的大棒以其强大的压制力和严密的封闭网创作出上述令人叹为观止的“性无知”、“性愚昧”的现代神话，但是根本无法铲除由天然滋生的荷尔蒙导致的性发育造就的“性好奇”的温床。
少男少女进入发育期后，生理的成熟不可抑制，伴随而起的是性心理的萌发。于是，“性好奇”就自然而然“破土而出”，此所谓“异性相吸”。本文的每位读者应该都能忆及那段时期自己对生理现象的手足无措和能得到了解的愿望，对异性朦朦胧胧的好感和接近对方的渴望……小学四年级时，鲍姑娘转入我班。甜美的圆脸、清脆动人的嗓音，又写得一手好作文，这一切恰如一块磁铁很快把我的心理指针牵引到她的身上。她家离我家不远，课余时常到我家楼下玩。每当她那银铃般的嬉笑声传来，我总会搁下笔，趴在楼上的窗台上忘情地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新学期开始了，又该换座位了。美中不足的是，她和我前后相隔两排。要是能和她同桌，每日里耳鬓厮磨、卿卿我我，那多美！小脑筋一动，我便借口视力下降向班主任请求把我的座位前移两排。不知老师故意作梗还是不解人意，竟把我调到教室另一侧，虽然纵向前移了，横着却和坐在另一侧的她“天各一方”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几年前老同学相聚时，众目睽睽之下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你知道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暗恋着你吗？”天哪！我差点晕过去。“你怎么不早说？”“为什么要我来开口？你不可以先说吗？”她振振有词，嗓门狠狠地压过了我，惹得众人笑声震天。）话说当时对鲍姑娘的初恋还未结出正果，隔壁班级的林姑娘又让我心摇如旌，魂不守舍了。可不是？真个是《红楼梦》里的林姑娘再世，瓜子脸，尖下巴，绯红的脸颊，雪白的脖颈，还有一头齐耳的短发；凭着天生丽质，以及刚念小学五年级已有一米六五的个头，被班主任选上每天上学放学时手捧着毛泽东画像走在队伍的前头。虽说腰身纤巧窄细，弱不胜衣，头也似乎因为害羞永远是那么稍稍的低着点儿，但袅袅婷婷的步态，怎么看都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廊中一朵吸饱了露水的鲜花。下课铃一响，没有要事在身，我总会急切却又装作不紧不慢地去她们教室门口溜达，放学后必定悠悠地拖着脚步从她家门口恋恋不舍地走过，一边稍转着脸却把眼珠歪调到最大限度朝她通常只开着一半的家门里勾索着她的倩影。有一回，正逢邮递员来她家送信，我疾步抢上前去，“我家的信，我家的信！”可令我扫兴的是，出门接信的不是“林姑娘”，是步履蹒跚、一摇三摆的老外婆。“你是**的同学吧？”“是的是的。”“进来坐会儿，**还没回家呢。”嗨，怎么事先没把情报摸清楚？！要能搬到她家隔壁和她做邻居就一了百了了！正想着，她外婆张口了，“瞧，她来了。”我回头一看，果不其然，远远地出现了“林姑娘”的轮廓。至今仍让我莫名其妙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是，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我竟像个受惊的兔子一般转身就跑，让她的外婆木木然地干瞪着眼。如今，昔日的“林姑娘”年过五十，依旧是那么的苗条，像细脚伶仃的西施，一举手一投足仍有着当年弱柳迎风的神韵，虽说红颜薄运，已有十五年的离异史了。见着我，她免不了笑侃一番我当年落魄而逃的惊人速度……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一定记得自己曾经如何度过这一漫长、无助而又备受煎熬的特殊生长期的：一遍又一遍地偷偷翻阅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描写情窦初开的保尔和冬妮娅的河边邂逅、随之而来的分分合合、成年后在大雪漫天的铁路建设工地上的不期而遇以及无可挽回的最终分离的章节；一次次地沉浸在《林海雪原》一书中英俊睿智的青年军官少剑波与随队卫生员、清纯漂亮的白茹雪夜独处时激动人心的爱情描写之中；也许当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1918》上映时，你曾一次次地购票进入电影院就是为了欣赏为时仅仅两分钟的“四小天鹅”身着性感的芭蕾舞衣翩翩起舞的“下流情节”并因两分钟过后早早退场而被纠察人员截住受到严厉的呵斥；而更为可能的是，在夜晚的被窝里或其他隐蔽场合，心理欲求驱使下的你忍耐不住悄悄自慰，一边幻想着心仪的异性，事后又自责连连，还山盟海誓：下不为例。可几天之后又旧病重犯……

              4. 性无知的孪生兄弟：数目巨大的性罪错

如果说当年的你我他（她）那种性萌动、性好奇和一次次的尝试仅是一幕幕逢场做戏的青春剧，身心发育产生的过多的荷尔蒙得以发泄而顺流入海化险为夷的话，那么另有一些同龄人则颤颤巍巍地走着钢丝，为满足极度的好奇心走火入魔难以自拔酿成悲剧和罪错。毫不奇怪，极端的性压制性禁锢，其结果必定是欲盖弥彰，使常人的性欲望以各种方式和形态、借助各种渠道和途径旁逸斜出，在以暴烈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的同时，也为性禁锢这个母体诞生的“性无知”培育出一个孪生兄弟：性罪错！而这对互相依存的孪生儿的表现力与其母体（性禁锢）施加的压力成正比。
一位五十年代出生的北京学者曾经说起过这么一回事儿：1976年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班里三个男同学和另一班的一个疯丫头在公园的野地里花了三分钟时间脱下裤子互相观赏异性的身体，而后急匆匆地逃离。东窗事发后，几位当事人的家长在一起研讨了对策：绝对不能外传，尤其不让学校知道。
如果说上述事件中那几个小学生让人可气又不失可笑，那么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就不可原谅了。1971年春，结束了六年半的小学生活，我跨进了中学大门。开学第二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刚响，令我瞠目结舌的事儿发生了：七八个高年级学生被红卫兵扳着双手押进一个个班级游斗。据介绍，其中两个男生聚众殴斗，另三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则是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游斗结束后，工宣队宣布：五个男生送“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两个女生留校继续读书一边接受教育管制。
由于性禁锢的氛围，性教育难以开展，大约1974年起在民间传看（或传播）的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成了当时“有幸”得以目睹的一小部分青少年的性启蒙教材。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书受到批斗甚至被以“流氓罪”处以“劳动教养”，但此书仍久禁不绝。多年后，我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当时他从外校一个大龄学生那儿借到这本书，当天晚上就躲在阁楼里一直抄到天亮。我曾听一位朱姓专家说起，他的一个同学看了此书后，追求起自己的亲姐姐来。姐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被暴打一顿后放了出来。当晚他就把刀子捅进了姐姐的肚子，枪毙前还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
如果说性禁锢酿成了无数的性罪错案例，上述几个中学生是受害者但也咎由自取，那么我初中的三个同班同学因失恋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丢失了美好的青春年华就真是莫大的悲剧了。王君毕业后和我分在市郊农场的同一个连队，恋上一个姑娘被严词拒绝后闷闷不乐，两个月后病发，送回上海。出院后又受刺激，还在外滩市革委会门前大闹，出动了一个警卫班的兵员才把人高马大又使着蛮劲的王君制服。B姑娘天生是个演员的好料，会唱会跳，毕业后分在外贸公司，日子蛮滋润的了。爱上了一个心中的白马王子，而王子对她毫无感觉，美好的人生刚开始就被打入了地狱。一个班级就摊上了三个，虽说现在照样有人因感情原因的精神病，但文革时期严酷的性禁锢、一片空白的性教育罪责难逃。呜呼！

            四、文革结束，中国一跃而入“滥性时代”

1976年，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和实践者毛泽东驾崩归西。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被邓小平终止。对内改革、对外搞活后，国人的衣食生活渐渐改善。随着“文革”极左路线被初步清算，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影响，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价值观迅速弱化，先前被压抑千年的对物质生活享受的愿望和追求被激发出来。较之于“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狂潮的喧嚣，国人性观念的革新一日千里，不仅迎头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不重法治、依赖道德教化，而今道德崩溃法制疲弱，缺乏管束的民众一飞冲天，由文革时的“绝性时代”直接跃入“滥性时代”的大海中畅游。以往根本不可言传，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性”话题，登堂入室，冠冕堂皇地飞扬于民众的日常话语、手机短信、当红的影视剧中。倘若今日的国人跨越时空与“文革”时期的同胞相互观望，前者必定视后者为清教徒、苦行僧，而后者则会视前者为千足金的西门庆和潘金莲。

                五、当今中国的现实：人性与权力之争
短短三十年，国人的性意识和行为方式发生的巨变，充分地证明：性是人的一种天然本性，性欲望和食欲一样，是人生命中最基本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很强的内在欲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享有了美貌与睿智的妻子燕妮的忠贞爱情之余，依然和管家海伦-德穆特留下了一个私生子；列宁与他的情人伊沙娜的来往信件七十多年后终于解密；中共早期领袖、金童玉女蔡和森与向警予之间的婚姻及其各自的出轨之举早已不是新闻；至于一直高高站在神坛上的“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位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私生活则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小节”而已，完全可以“糜烂荒淫”来形容。
这些名人的轶闻足以证明“性”与“情”如同吃饭睡觉，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利吃饭。谁都想吃得好一些，谁都想让自己的情欲发泄得舒畅些，。然而，客观物质条件有限。不允许人人尽情地享有这些权利。于是，只能依照权力的大小来分配。历来的专zhi帝王无不如此，而对民众则以严酷的清规戒律束缚之。毛泽东出身于农耕文明统治下的中国，拥有无限权力，又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因而不可避免地对百姓实行性禁锢，对自己则恣意放纵，无所不为，几乎成为“洪秀全第二”。
今天的中国，性禁锢已然成为历史，形形色色的“性时尚”泛滥之下，实际上“性权利”并没有作为一种意识在百姓头脑中产生过。相互勾结的官和商不受法律的管束，有二奶、能泡妓，普通的百姓，包括大量处于“性饥饿”中的农民工则常常缺乏护身符，成为“扫黄”的打击对象。人性与权力之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

挖洞、演习和拉练：人民战争PK核武器
                        ——我的文革经历（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政策上对苏联的“一边倒”，造成了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中国大陆的严密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而后，随着毛泽东极左路线与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中苏两党之间的政治矛盾在“文革”期间演变为国家之间的边境冲突，要不是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牵制苏联，后者完全可能依仗其遥遥领先的军事优势对我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那样的话，最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就会面目全非……
然而，正在国内导演“文革”大戏，已届垂暮之年而又大权独揽的毛泽东面对着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苏军及其核威胁毫无惧色，凭借其在朝鲜半岛上的中美常规战争中以牺牲几十万军人取得的“惨胜”战绩，祭出其建国以前对付蒋介石军队的“人民战争”战略，不惜放弃半壁江山，“诱敌深入”，牺牲数千万人，赢得反苏联侵略的核战争的胜利，以废墟一片的中华大地为核心建起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世界。
由此，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以“生为毛主席战斗，死为毛主席献身”为座右铭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从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亿万青少年们在毛泽东掀起的一波波备战高潮中得以见识一幕幕令人心动难以忘怀的虚拟的战争场面：

1969年3月初，正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天大喜讯所深深陶醉的中国人民被苏军在边境线上小小的珍宝岛上打响的枪声惊醒。八亿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示威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不见头尾，“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倒苏修叛徒集团！”“打倒新沙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当时我还在小学上五年级，那段时间，形势非常紧张，空气中甚至都嗅得出战争的硝烟味。人们相互间传递着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消息，“要打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看看地图！从新疆到黑龙江，都是苏联军队。” “要是美国再配合苏联，我们就两面受敌没有退路了。”……有好几个夜晚，我从恶梦中惊醒，汗湿一身。
八月的一天下午，住在街对面的阿毛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他家，随手便关上门，拉上窗帘。我知道，一定有高度机密的内部消息等着我了。他有个叔叔是造反派头头，本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近水楼台先得月，阿毛也成了消息灵通人士；虽说他大我四五年，可我们俩都是“关心国家大事”者，他与我无话不谈，俨然一对准“忘年交”，我自然也成了个消息灵通者。“苏联可能对我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突然袭击，我叔叔昨天刚透露的。”他叔叔说的！这消息的可靠性不容置疑。我顿时不寒而栗，全身筛糠似地抖个不停，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叫外科手术？”“譬如你身上长了瘤，医生用把刀把它彻底割了。”“那我们中国的瘤是什么？”“核基地呀！”见我心怯，阿毛又安慰我，“我们有毛主席，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他率领解放军仅用小米加步枪就打败了800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连美国人也在朝鲜吃了他的亏。”“可苏联有原子弹呀！”我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也有！我叔叔告诉我，毛主席讲了，如果发生战争，北面、首都都给他们占领好了。我们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对！”我随声附和道。“关键是做好备战工作。打败了苏联，美国人肯定向我们投降，全世界就都是我们的了，只不过死几千万人上亿人而已，中国有的是人，毛主席就是这么说的……”记忆犹新的是，这一天夜晚，我高枕无忧，睡得特别香。
然而阿毛不像我，他没法高枕无忧，因为他说漏了嘴，一位听客揭发了他，专政机关加了他个“造谣”“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结果他在冰冷的派出所地铺上睡了两个月，直到中央文件传达了有关精神后才被放出来。
毛泽东有关备战的指示下达时，我已升上六年级，在军训中，我们每人被要求做一杆红缨枪。我找了根竹竿，一米五左右长，螺旋式向上红白相间地缠上纸条，用锯子、小刀做了个银色的枪头，杆颈上扎上细细的流苏，扛在肩上出操、游行、练刺杀，那阵子学校操场上不时可以听到响亮的“杀！杀！”声。我二姐读中学，每人要做一把木头步枪。父亲是个油漆高手，可木工活实在糟糕，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天刨、削、劈……再用铁钉敲，终于做成了一把更像是拐杖的“步枪”。那天我偷偷地把“步枪”拿到学校去炫耀，引得一大簇人围着我。下课时几个同学争先恐后地抢着玩，只听“啪嗒”一声，“步枪”被“腰斩”了。父亲臭骂了我一顿后，又费了半天钉啊箍啊，才勉强可以再把“步枪”扛出去。

当然，就备战而言，军训只是小菜一碟。随后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等都开始挖防空壕。一米左右宽，挖出来的土再堆压在两边，深度就有一米五六了。为了阻隔和躲避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核辐射，挖出来的战壕每隔几米就得拐个弯。学校的操场原本就小，四周沿边挖一圈后，小得就像一个院子，布满战壕的操场活像一个战场。下课时，那些调皮的学生在壕沟里躲猫猫，或者跳上窜下，事故不断。
壕沟挖了不是用来玩的，也不是摆设品，倒的确发挥过作用，那是在隔三岔五地举行防空演习时。好几次，我们好好地在上课，突然，广播里传来紧急命令：敌机来袭，迅速隐蔽！于是分布在各教室里的学生悄无声息地排好队伍，蹑手蹑脚地下楼进入连绵蜿蜒的壕沟，挤坐在沟底。逢上下雨就倒霉了，沟里有积水，也照样得踩进去，屁股不着地，但却得蹲着。“不要皱眉头，越是下雨天越要演练。难道下雨天敌人就不来了？”老师常常如此训导那些怕脏怕苦的学生。王晓齐是个皮大王，三天两头闯祸，但因为在一个下雨天，滑了一跤跌坐在积水里却纹丝不动地隐蔽着，被校革委会主任看见后表彰了一番，第二天就担任了红小兵排副排长。
战壕并不是唯一的演习场所，演习指挥者们更青睐的地点是马路上。那天我们学校五六年级学生去市郊某军营接受防空防核知识教育，回来时同学们个个扛着红缨枪，精神抖擞地走在人烟稀少的沪太路上。突然间，“瞿——”哨声大作，只两三秒种功夫，全体师生个个本能地卧倒在地，“啪”一声响，我身边伙伴的红缨枪斜搁在一块石头上，她扑上去的身子将枪杆压成两段；向着正前方卧倒的我一头压在前面同学翘起的脚后跟上，眉心隐隐作痛，似乎还有黏糊糊的东西渗出，等到又一阵哨声响起，空袭警报解除了，我爬起身手一摸，周围同学都尖叫起来：“血！”“血！”卫生老师赶来替我做了简易包扎，回家后母亲送我去医院缝了三针。比我倒霉的大有人在，邻班一个男同学卧倒时与一口痰打了个“kiss”，据说此后三天吃不下饭；一个女同学则因为卧倒时胸前戴着的毛泽东像章被一块石头重重地擦着了，不偏不倚地让毛泽东的“鼻尖”磕掉了，尽管她先发制人，在别人发现后“伤心”地哭起来，可再也没法呆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里了。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了，于是，全国性的备战活动渐渐停止。

1970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建议除了军队之外，大中学生、小学生（高年级）和工人进行野营练习。1971年2月，读完了六年半的小学后，我升入了初中。粉红色的学生证到手仅仅两个星期，野营拉练就开始了。那阵子，母亲的肝病复发了，不得不停工休息。父亲希望我向学校请假以便呆在家里陪伴母亲。然而班主任老师恰恰也因肝病住院，作为班里的主要学生干部，红卫兵团负责老师要求我“公而忘私”，因而我毅然决然背起行军包在母亲万分留恋的目光下走向学校。
有生以来从未有机会离开父母单独在外生活两个星期，我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条被子用三横两竖的带子紧紧扎好，插入一双黑底绿色的军鞋，肩上斜挎着一个装着茶杯牙膏牙刷钢笔和笔记本当然还有《毛主席语录》的军用书包，唱着歌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市郊公路上，别说有多神气了！
可这种神气劲儿当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始几公里路还是有说有笑，七八公里跑下来，小腿吃不消了，八九斤重的背包也像一座小山，背包带勒得肩膀疼痛难忍，路边树荫下，学校文艺小分队队员们敲着快板：“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或者领呼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鼓励着大伙。然而，中途休息了一阵后，心里就一直盼着目的地快点到来。“过了金水桥就到。”全校师生的最高指挥官——“团长”徐老师摸透了我们的心思，给交了底。于是大伙儿又打起精神，不住引颈张望着前方，捕捉大桥的踪影。上海地处江南水乡，出了城区五六百米就有一座小桥，可是过了这座又过那座偏偏就不见“金水”桥。我们的班花曹姑娘脸色发白，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营长”李老师示意我替她带背包，我这个三代贫农的后代对她这么个娇生惯养的资产阶级小姐内心极为蔑视，为了不因她一人掉队而败坏全班名声，还是勉强地从她背上扯下背包抱在胸前咬着牙赶上队伍。看着前方千余米的视线内见不着隆起的桥身，同学们个个垂头丧气，俨然一具具行尸走肉。不料，一阵轰雷般的欢呼声滚滚耳边：“金水桥到了！金水桥到了！”果然，路边一块临时竖起的木牌上写着三个价值连城的大字：“金水桥”。天哪，这哪是一座桥？纯属游戏！这也难怪，野营训练嘛，随意设个地名而已，岂可当真！要紧的是，“金水桥”边的小路很快就把我们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导入“宿营地”——农民们腾出来的一间间空房。卸下背包，脱去外衣，袒露肩头一瞧，妈呀，又红又肿，像熟透的桃子；脱下鞋子再一看，脚上一个个血泡。匆匆咽下午饭，昏昏然一个午觉。
在“金水桥”休息了两天，听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参加了半天学农劳动，第三天半夜突然来了个紧急集合，说是“苏联侵略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三百公里之外赶来，要侵占前方十五公里之外的**村，我们必须在三小时之内抢在他们之前赶到**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中国人民一定要用我们的两条腿战胜他们的四条腿！”记忆犹新的是，那天夜里我衣服穿得少，突起大风，冷得我瑟瑟发抖，实在受不了。好容易挨到中途休息，我赶紧打开背包，手忙脚乱地找出裹在里面的一件绒线衫，急匆匆穿上，因为担心队伍随时随地会出发，心里真是急！队伍又出发后才感到脖子不对劲，一摸，绒线衫穿反了！夜里公路上没有路灯，仅靠着半明半昧的月光引路。不时有人摔跤，发出惨叫声，随即响起带队老师或随队的工宣队师傅低沉而严厉的呵斥：“叫什么叫？要把敌人引来？”“想做叛徒吗？”当东方露出第一丝鱼肚白时，我们终于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儿赶到了**村。“毛主席万岁！”“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引得村里的狗儿窜前窜后，狂吠不止。
两周以后，我结束拉练回到家里，看着我晒得又红又黑、蜕去了一层皮的脸颊，病中的母亲心疼地嗔怪我：“下回不让你去了。”
母亲的愿望没能实现，年底她就病逝早早离开了亲人。次年，我又参加了第二次野营拉练。那年年底，毛泽东又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挖防空洞成了各单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学生不需挖洞，但每家每户都要交出二十几块筑洞所需的砖头，于是放学后，家前院后的空地上学生们挖土、夯泥，热火朝天，不亦乐乎。边上，一个个“黑帮”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更是干得汗如雨下，一声不吭。不时地还能听到有人在训斥：“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想发动突然袭击，你们欣喜若狂是不是？别高兴得太早！”“想勾结帝修反搞复辟？哼，死路一条！”……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三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备战年代开挖的防空壕已几无踪迹可寻，地下防空洞仍依稀可见，不少被改换成地下旅馆或仓库，初始功能丧失殆尽，野营拉练也成了遥远的回忆，而今中俄（苏）双方化敌为友，中美两国也不再恶斗死拼；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战争手段早已成为主流，常规战争也已脱胎换骨，“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人民战争理论成为历史。然而，谁能想到，当年中国人民的领袖曾经妄想着以亿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去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胜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33ad900100kgdd.html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伟大创举！
                                                                 ——我的文革经历（18）

1966年，毛泽东利用亿万单纯无知，狂热追求与向往着共产主义美好理想，对祖国的命运与前途无比关切的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点起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这些“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以横扫一切的革命精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走资派”，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实践赴汤蹈火、浴血奋战……然而，红卫兵运动渐渐失控，脱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大量初高中毕业生让社会动荡不安，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无限崇敬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广大青年闻风而动，立即投入了上山下乡运动，奔赴农村、边疆、山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把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的“广阔天地”里，而红卫兵运动则消解于无形之中。
在延续了十多年的这场青春悲剧中，整整一代有为的中国青年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失去了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无数年轻的生命被埋葬在北国南疆、白山黑水、黄土雪原……
今天，当曾经用自己炽热的血汗浇灌过稻秧、棉苗的那一代人掀开尘封的记忆，回首无情地逝去的年华时，我们必须记住：没有科学与民主，单凭冲动与理想是不能填平三大差别的鸿沟，把美好的生活蓝图转化成活生生的现实的！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家，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
                                  ——当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誓言


                    扬   帆   出  征

这是1975年3月18日的早晨，吴淞码头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知青歌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垦战士胸有朝阳》，写着“广阔天地炼红心 建设美好新农村”字样的横幅标语在猎猎春风中摇曳飘荡。
上千名奔赴市郊宝山县长兴岛前卫农场的本市74届初中毕业生告别亲友，扛着背包，提着箱子、网篮在夹道欢送的人群注视下，陆续登上轮船……
七点一刻，随着一阵“呜——”的汽笛声，轮船缓缓起动。顿时，码头上送行的队伍里爆发出撕人心肺的哭声，有人沿着码头奔跑着企图跟上轮船；与此同时，船舱里，先是四五个、而后是几十个最后是上百个女孩一起或高或低地哭起来。
终于成了一个农场新职工！几乎在船身蠕动的一瞬间，这样的一个念头就在我的心中“嗖”地一下升腾而起。自从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以来，我曾一次又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被组织起来，到天目路、共和新路上去夹道欢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目睹这些在“教育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学哥学姐们胸佩大红花，坐在汽车上探出身子，挥手向欢送的学弟学妹们告别时的那副神气劲，我每每激动得不能自已，一次次发誓：我终有一天会加入你们的队伍中的！然而，让人扫兴的是，上山下乡的洪流奔腾到七十年代中期时已趋于平静，翻不出大浪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已经不能去外省农村插队落户，更谈不上奔赴军垦农场守边戍疆了。最光荣的也只能去近在咫尺的江苏沿海的大丰农场或安徽黄山的茶林场了。而我因母亲病逝、二姐已在农场，充其量只能去市郊农场“干革命”。虽然锻炼吃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但只要和“农”字搭上界，好歹也能去广阔天地修地球了！
“团长，你好！”打断我的思绪的是与我同校的毕业生、三班的沙宝亮。“抽一支，给！”他当着我的面抽起了烟，还恬不知耻地向我敬烟，我义无反顾地拒绝了。瞧他那么熟练地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儿，烟龄不短啊。要在平时他是不敢如此放肆的。两年前他在厕所蹲坑吸烟时被我抓住，我曾告知他要么立即戒掉，要么被清除出红卫兵组织，当时他痛哭流涕，表示永不再犯。今天，嗨，县官不如现管！我已不是他的团长了。可不是？听，“团长，我最后一次称呼你，你也别一本正经了，吸烟又没什么大不了的，瞧，人家小俩口多潇洒！”
我转过脸去，对面靠着客轮进口处的栅栏，不知什么时候起已依偎上了一对男女。一条坚实的臂膀兜着的是一张标标准准的瓜子脸，胡子拉喳的下巴抵着女孩那柔顺的秀发。细细打量，原来是五班的许荣平和张幸囡。曾经听人说他俩在偷偷恋爱，苦于没有真凭实据，要不我也不会在临毕业前的最后一刻让张幸囡的名字列入最后一批入团名单的。那天夜晚，我路过张幸囡家，听见她卧病在床的老子正声嘶力竭地在指斥她：“他老子诬陷我是现行反革命，他这小子也批斗过我，他家和咱家决不能成为亲家！你要是跟着这个兔崽子走，我就打断你的腿！”这个“他”，不是眼前的许荣平又会是谁呢？她一定骗过了父亲，因为她的腿并没断。
现在想来，十七八岁，正是多情的时令啊，哪个少男不思恋，哪个少女不怀春？环顾船舱上下四周，一男一女两张脸，或近或远凑在一起的还真不少呢。前脚刚出家门、校门，后脚还没迈进农场的连队，在这漂浮于茫茫江面的船舱里，难道还有“文攻武卫”（一种类似于现在联防队的组织）的人在监管？
扪心自问，我这个身处多情时令又兢兢业业地监管其他学生的青年领导者自身又有多少“纯洁度”可言呢？此时此刻，鲍芳的倩影在我的眼前浮现：一张圆脸，杏眼、小嘴，刘海挂在柳眉上，耳边是两条垂胸的长辫。自打小学三年级时从外校转入我班后，我的目光就很少从她的身上移离过。精致美妙的五官、灵巧的辫子、一手漂亮的作文……无不散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力。她家离我家不远，星期天她来我家楼下玩耍，银铃般的嗓音响起，我总会情不自禁地丢下笔，趴在窗口，忘情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弄堂拐角。五年级时，班主任把她的座位调到了我的前面，我曾激动得几天没睡好觉。有一次上课时，我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摸她的辫子，还好只差两三厘米就止住了罪恶的黑手，要不后果不堪设想！进了中学，我们又是同班，虽然男女同学间越来越羞于接触，下课铃一响，男同学全涌出教室到走廊上玩闹，留在教室里的清一色是女生，但她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得更清晰了。毕业分配时，我既希望她能与我分到一个农场、一个连队，内心又莫名其妙地对此感到不安。五天前，她的好朋友柯惠英来我家，拿着一本《牛牤》，说是鲍芳借给我的。我压根儿想不起何时向鲍芳借过此书。我拿着书奔出门要去追问柯惠英时，一张靓照由书中掉了出来，我似有所悟，然而又后悔不已：校党支部书记当天上午刚来我家，当面通知我已将我作为干部培养对象从东风农场紧急调往长兴岛前卫农场，这意味着我和她将天各一方，而她又浑然不知。那天晚上我一口气看完《牛牤》，第二天又不敢去还给她，当然更不敢把我被调离的消息告知她以免她伤心。出发这天，我又把这书放入随身带着的军用书包里。此刻我一边揣度着她这几天的心情和对我的失望，一边又翻出了这本书，该不该和她通个信建立联系？今后……最后我一狠心，打定主意：等她的来信，如果她先来信向我示意，我就和她相伴一生！
“打！打！”“你敢动！谁敢动！”“别打了！别打了！”底舱传出一阵阵叫嚷声。我条件反射似的窜下楼梯来到底舱。原来是我们学校的胡晓敏见自己的校友被别校同学欺负挥拳相助惹起了事端。我忙着上前和其他几个勇者一起把双方劝开，陪着胡晓敏来到上舱。这个家伙好打抱不平，但常惹祸上身。上个月，仅仅因为班主任去他的一个好友家告了一状，就怒发冲冠，一巴掌打在班主任脸上，也把他自己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拘留室。我知道他喜欢打牌，便邀了几个牌友陪他一起打。
浑黄的江面上刮起了五六级大风，轮船颠簸在波浪上，不时地摇晃着，一个女孩忍不住呕吐了。斜对面一个小伙子弹起吉它，放肆地唱起《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这首令人心酸的怀乡曲。这在当时可是一首禁歌呀！
……  ……
船行已有一小时，透过舱门前的栅栏间隙可以看见前方马家港码头那若隐若现的影子，长长的江堤一直向前绵延到远方的天际，不见头尾的一大片芦苇在风中摇荡不已。
八点半，轮船缓缓靠上码头。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响了起来，一辆辆插满红旗的拖拉机、大卡车排列在通往码头的道路上。
在前后左右的同学们的裹拥之中，我慢慢地挪动脚步踏上了长兴岛的土地，江面上吹来一阵海风，我贪婪地张嘴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前方，一位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戴着眼镜、上穿淡黄色中山装下着藏青色长裤的干部手握喇叭筒在致欢迎词：“我代表场党委、场革委会对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前卫农场炼红心干革命的广大知识青年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三十年后的一天，在同班同学的国庆聚会活动中，我和鲍芳相遇了，脸还是那么圆，微笑时还会露出那迷人的酒靥，但浓黑的染发剂下隐隐可见丝丝白发。她热情地邀我坐在她身边，两人间距二十厘米。我把《牛牤》带来了，“照片我留下了，做个纪念。”我对她说。“下辈子我决不会让你溜走。”听了她的话，我拉起她的手，当中吻了一下。
那天致欢迎词的干部就是当时的场党委委员兼基建连指导员、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沙宝亮83年考入政法学院，后在法院经济庭工作；许荣平在“三抢”大战中左手卷入脱粒机致残，张幸囡入党提干，两人于82、83年先后顶替父母回城并于85年顺利完婚，因为张幸囡的父亲已死于82年的一次车祸；柯惠英81年顶替回城后，85年考入大学，现在新西兰定居；胡晓敏回城下岗后自建了一个建材店，目前已拥有七家连锁店；弹吉它的小伙子现在某高级中学当音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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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阔天地里：农场日记选 （A）
                       ——我的文革经历（19）

    1975年3月18日  星期二

今天是我人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天。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我放弃了比较好的安排，离开城市，来到市郊农场，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感到无上的荣光。
但是自己心里也是有不该有的波动的：当我们84名新职工下了车，排着队走进一个黑森森的大礼堂，发现只有窗洞和门洞透进亮光，而脚下的泥地竟凹凸不平时，我的心“咯噔”一下从珠穆朗玛山顶峰沉入了海底。眼前的一切似乎和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农场那轰轰烈烈催人奋进的壮烈情景大不一样，真让我沮丧。不过致欢迎词的连队党支书——一个25岁左右、穿着洗得发黄的上衣、高大英俊的青年干部——的形象又使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他不就像一个八路军干部，正在给我们这些即将奔赴抗日战场的知识青年作动员吗？这黑森森的兼做食堂的大礼堂，像不像一个极大的延安窑洞？！
走出“窑洞”， 我们被分成男女两支队伍带向隔河而对的各自宿舍。40个男生被临时安置在一个仓库模样的大房子里，没有床，全是地铺。同伴们都很有新鲜感，走进走出，嘻嘻哈哈，我却在铺上坐着沉思，决心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为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下午三四点，外面的雨大了起来，大约半小时后，听见外面有喧哗的人声，我们跑出门口一看，老职工们挑着担子和筐、扛着铁锹（后来知道这叫“铧锹”）朝连部生活区的宿舍走去，原来他们是去海边围堤造田的。多么神气，不少女职工肩上还有垫子，像大寨铁姑娘一样！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去呢？看不起我们，以为我们刚来，肩膀还嫩？我可不怕，我曾是一个坚定的红卫兵小将，青年团干部，什么苦吃不起？只要给我机会，看我的！
想到这里，我跑回宿舍，摊开信纸给老同学余写起信来……
吃过晚饭——六两饭、一盆青菜炒肉片，同伴们打打闹闹，我又从书包里拿出最新一本《红旗》杂志阅读起来……

                                  1975年3月20日  星期四

休息了两天，今天我们新职工终于上工地去围堤了。上午七点，我挑着一副扁担箩筐和大伙儿一起出发，走了足足三刻钟才来到海边。真是名副其实的广阔天地，上个班单程就要45分钟，再看工地，红旗招展，猎猎而舞；堤上堤下，来来往往的都是人。我看到了7连、9连、15连的旗帜，当然少不了我们c连的旗帜。
我们的工地就在一大一小大约相距一百米的两个围堤之间。靠近海边的小围堤内侧散布着四五十个男职工，人手一把铧锹，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地给排在面前的挑担者加土块；挑担者们沿着两米左右宽的直道或快或慢地来到大围堤下，顺着斜坡挑上去，七八个老职工把土块卸下按着架好的尼龙丝线一块一块地垒起搭成一个三四米高下宽上窄的梯形大堤。
全体新职工，加上部分老的女职工负责挑担。一个矮矮的、戴着罗宋帽的老职工手一扬把我招过去，将乌黑发亮的铧锹插入泥土中，用力一推，拔起，转个向再一插一推，第三次插入土中就形成一个U型，蹲下身挖出土放入我的前筐里，等后筐也装入了土后，我弯身用肩顶起扁担，飞快地扬起脚步几乎是一溜小跑地瞬间就上了大围堤。无非六十斤重，两个肩膀轮换着挑，难不倒我。和我同校的陈立有着牛一般的身子，一个抽着烟的老职工给他前后两个筐各放入两块土，“120斤，试试！”他眼也不眨地挑起就走，我也自告奋勇地要挑两块，一试，还行，只是脚步慢了点。在周围一大片人赞许的目光中挑上了大堤后，我兴奋极了。这以后基本上都是120斤的份了。挨到两小时后吃点心时，一摸肩，酸痛得不轻。再看那些女孩们，除了林凤娣还是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其他人都像个苦瓜似地拉长着脸，还有几个凑在一起小声地哭。吃好点心复工后，不少新职工尤其是女生干劲差得多了，连长不时地在催促：“快点，主动点，哪里排队少就到哪里打土！”“你们怎么搞的？走走停停，这样下去，什么时候完工？”“你们少说闲话了好不好？一男一女凑在一起干什么？老职工要有老职工的样子！”……
下午四点收工，两腿像灌了铅似地拖着散了架的身子回到宿舍，大伙儿几乎都是倒在铺上不想起来。我脱下衣衫一看，左右两肩又红又肿，像个烂桃子。我真想去找个熟悉的老职工讨一副肩垫，可又一想，我们来农场不是图享受的，是来改造思想的，红肿的双肩是光荣的标志，幸福的象征，再苦再累总比第一批来场围垦的老职工要舒服吧！
今晚没人再有心思打闹了，八点不到大部分人都入睡了，走出大仓库，隐隐约约地听到河对面女生宿舍里传出一阵阵的哭声，少说也有十几个人的声调。

                                   1975年3月23日 星期日

在全连职工的急切期待和奋战下，我们连的围堤任务完成了。下午四点经过连长验收，大伙儿陆陆续续带着各种工具家伙打道回府。“解放了！解放了！”回去的路上，新职工们欢呼雀跃。听老职工们说，不久肯定要放假几天慰劳慰劳，于是我边走边考虑起一份报告的提纲，前几天中学母校红卫兵团负责老师来信中提出，要我在第一次回沪休假时去学校给全体师生讲讲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体会。嗨，说起来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
晚饭后，开全体职工大会，党支书作了围堤工作的总结，表扬了几个先进小队，也点名批评了几个打架惹事、出工不出力的典型。我和俞、虞、陈等五名新职工被授予“铁肩膀”称号……
散会后，借着昏黄的灯光，我动笔写起那份报告来，不一会，灯灭了，原来停电了。一刻钟后，电又来了。让人哭笑不得，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的任务挺艰巨啊。

                                  1975年8月6日星期三

8月1日开始的“三抢”（抢收、抢种、抢管理）到今天已经第六天了。全部任务中的一半刚刚完成。
最劳累的是昨天，凌晨四点起床，今天凌晨两点才上床睡觉；最宽松的是今天，早上六点出工，晚上七点下班，不需加夜班。就乘这机会续写日记：
因为时间比“三夏”短，只有十二天左右，气温比“三夏”热得多，而该做的事一件都没减少，所以“三抢”远比“三夏”艰苦劳累。
为了赶在天气阴凉时多做点，每天都要出早工，先搓绳，再去割早稻，完成当天割稻指标，腰已直不起来了，休息片刻调剂，内容是喝水吃点心：蜜饯馒头两个。大约十点，来到秧田里拔秧，人手一个秧凳——上下各一块木板中间用一个柱子撑着——坐着拔，两手各拔下一把秧，并起来用草一扎，搁在身后。有不要命地干活的则将秧凳一扔，两腿跪地浸在水中，“扑腾扑腾”地水花四溅。12点钟左右，太阳烤得大地发烫，赤脚走在路上都难受时第二次调剂开始了：少部分人挑着担子把秧送到大田边，零零落落地丢到田里，主力部队则回家吃饭：通常就是一分钱一锅子的西红柿汤加上一两、二两饭（女生）或四两五两（男生）。睡上半个小时后，插秧战斗打响了：全体队员下到田里，一字儿排开，抓起身后的秧把解开，每人都弯着腰在身前横着每排插六束，一点一点倒退着，眼前就铺开了一排一排长短不齐的绿色“地毯”。插秧时女生们为了不让小腿被阳光晒黑，通常将裤腿完全放下浸在泥浆中，当然她们也会把草帽由两侧压下保护脸蛋。此刻要是有谁突然发起疯来拼命地向前插，其他人也会学样，于是一场插秧大赛就会骤然而起。那时秧田里泥浆四溅，大伙儿的右手都像是在发牌快得令人眼花缭乱。最倒霉的是新手或慢手，左右两边的人都比你插得快，渐渐地你就被关在里面，没比这更让人羞的了。你追我赶的气氛下，谁都忘了劳累，等到意识到腰痛手酸了，又该吃点心了。插秧战斗的下半场一般在天黑时鸣金收兵。回到生活区，最佳选择是跳到河里，洗去一天的劳累和满身的闷热，换身衣服去食堂打饭。不过每天总有一半的人需要加班到打谷场上脱粒扬谷。
“大家要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怕困难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去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话支书和连长差不多每天都要对各小队喊一遍，有时他俩还会补一句：“没几天就可以放假了！”其实这句话才是大家最爱听的。今天吃点心时连长说的话中有一句意味深长：“昨天场里在八大队试用插秧机。”林凤娣马上接上了话茬：“什么时候来我们大队用啊？”“你就想偷懒，怕吃苦！”我轻声却有力地批评了她一句，“新队长，你也不看看，我手上脚上都什么样子了？全小队谁像我这样？”末了还不忘加两句：“讲错了，你第一卖力，我第二卖力。你比我更革命，但你怎么连‘例假’也搞不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还莫名其妙，吃晚饭时老同学“小眼镜”告诉我啥叫“例假”，让我气得话也说不出。确实，她是够卖力的，就是有点疯疯癫癫，说话不饶人。

                              1975年9月20日星期六

今天晚上，我们前卫农场业余大学C连分校在大家的翘首期待下终于开学了。
筹备工作从“三抢”结束后开始进行了一个多月。
书记说要选思想红、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职工进业余大学，为了便于学习，并且使学习与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C连分校和其他兄弟连队的办学形式有所不同，全体学员由一小队职工组成，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为此，我们第一小队人员作了调整，调出的闷闷不乐，调进的喜笑颜开，不用说大伙心里都明白：进了业余大学的上调机会肯定更大。
我们一小队男职工从大宿舍里迁出，搬进了宿舍区第二排二楼的几间八人房里，大宿舍里搬进了二十几套崭新的课桌椅，挂上一块大黑板，装上几盏日光灯，一座抗大式的学校便建成了。
我们一小队政治队长老G这会儿成了大忙人，副指导员之外又兼了校长，还要去师资培训班学习。支书找过我谈话，说由我担任副校长，另外“三秋”开始让我接替SH担任生产队长，SH则顶替老G任政治队长。我心里有点怕，来场半年就做生产队长，农业生产经验不足，怎么压得住阵脚。幸好，业余大学开办了，而且农业科技课是主课，真是一场及时雨啊！
七点不到，四十几个学员就端端正正地做好了。支书J先致辞，他说：办业余大学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接着场部农科站的老马给我们上了第一课《棉花栽培》，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一副黑色玳瑁眼镜，文质彬彬，慢条斯理，轻言细语，秀丽工整的字迹，就是缺乏权威，又没有幽默感。支书、老G、SH三人出门去商量事情了，他的课就没人听了，我只能站起身来，不时地在教室里巡视，提醒这个不要打瞌睡，关照那个不要看小说……
八点四十分左右，在五六个职工肆无忌惮的呵欠声中，老马的课上完了。
老马走后，校长老G就上课纪律问题发了一通火，末了宣布今天吃过瓜子、看过小说、打过瞌睡的W、T、Y停课一次，以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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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阔天地里：农场生活日记（B）
                                          ——我的文革经历（20）

1976年3月9日星期二

从3月1日传达关于今年上调工作的文件起，经过认识动员、议论、队革委审核到今天整整8天了。
这几天连队里的气氛可谓是平静中的紧张，有关的职工从70届、72届直至仅剩的五个67、66届老职工，他们的神情五花八门，有的因为毫无可能，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有的神情凝重，忧心忡忡；还有的紧张中有一丝轻松……
72届的竞争最激烈了，今年开始他们有资格上调了，可惜将近90个人争6个名额，沙里淘金啊。做队长的虽然是人才，队里最需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肯做队长？不就是上调机会远远比普通职工大吗？不用说，70届还在做队长的，今年只要不犯大错误，百分之百会放走；72届6个名额中当队长的与特困者应该各占一半。全连队72届当队长的有14人，谁能被钓到呢？4小队政治队长Z和我们1小队政治队长SH是最大的热门，他俩能力强，有权威有号召力，但不可能把两人都放走，他俩心中有数。因此两人近来暗暗较劲，SH与连队实权派副书记L关系非同一般，走动非常频繁……
今晚全体职工大会，要宣布上调名单。其实那些确定上调者领导早与他们通过气，有希望走但实际走不成的人领导也已同他们谈过话，这些人今天几乎都寻了借口缺席大会，明天闹情绪的人还要多。按往年的习惯，明天起应该放假的，干活都没心思，何不放他们回上海休假消消气？可上月8日到24日刚放过长假。月底可能放假，但这三个星期我们做队长的要注意职工的情绪。
名单公布了，SH名列其中，Z没被钓到，会场上也不见他的影，他是不会在这种尴尬的场合露脸的。不过他肯定得到了承诺：明年一定让他走。70届的队长都走了。67、66届只剩三个继续留着，成了珍稀动物，一个是坏分子，没有好好接受改造的G,另两个都是晚节不保，各使本连一个72届的女朋友流了产……最懊恼的要算小工队的“小六子”了，一周前刷石灰时一桶石灰水被碰翻，倒在头上，一个眼睛出了问题，视线模糊，急送医院。医生说有可能伤残需观察。大伙都说这石灰水翻得真是时候！前天连长陪着去上海五官科医院，报告出来了：不会致残，可望三个月完全恢复。“小六子”真是忧喜交加：不会致残，但无法作为特困照顾上调了！队里给他的照顾是，轻度工作两个月。同样忧喜交加的是“小六子”的竞争对手“公鸡”ZH，因母亲车祸而亡被列为“特困”，现在“小六子”被淘汰，他便得以卷起铺盖回城了！

                                     1976年4月7日星期三

这几天我在场部读书班参加学习，读书班的烧菜师傅烧的糖醋辣椒炒肉片很对我胃口，去年来读书班学习时我就领教过，食髓知味，今年再来顿顿盯着它吃，今晚鬼使神差地连吃了两盆，然而回味的愉悦很快就被满腔的激愤一扫而光：
晚上八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了中共中央的两项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随后又发表了《人民日报》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大伙儿神色严峻，屏息静听，我拿着笔记本做摘录，心揪到了喉咙口，愤怒、焦急、惊诧、担忧，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天安门广场——伟大祖国的心脏、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毛主席的身边——竟然会发生反革命事件！这些丧心病狂的反革命暴徒喊反动口号、殴打民警、焚烧轿车，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还呼喊什么“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耳边回荡着那些疯狂的叫嚣声，我难以自持，后来不知怎么丢下笔记本，在会议室里神经质地来回踱步，我多么想立即赶回连队，组织我们五七排六十多名职工、组织我连全体团员学习讨论、游行示威，把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彻底扑灭！特别是那“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猖狂得不得了，我真恨不得要把他们的头发扯个精光……
“纳吉是谁？”有人在问。我脱口而出：“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大头子！还有‘裴多菲俱乐部’……”身边聚集着读书班的同学，我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毛主席真英明，关键时刻果断决定，确定华国锋当接班人，又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既压住了右倾分子的气焰，也保持了党中央内部的平衡……唉，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有毛主席在，每次都逢凶化吉，可毛主席已经83岁了！华国锋压不住阵脚的，下一个跳出来分裂党搞修正主义的会是哪一个……”“怎么办？”大伙儿都愁肠百结，长吁短叹。是啊，怎么办？
今晚我肯定睡不着了。

                                1976年6月14日星期一

半年没有发展团员了，这段时间农活不紧，该补补缺了。两个星期来经过各团小组提名、议论、各小队群众意见征求几个阶段后，今天晚上团支部会议要决定初步名单，团支书G正在上海开会，她行前委托我全权负责此事，我便当仁不让，主持这次会议了。
提交会议讨论审核的是十三人组成的大名单，要求从政治表现、劳动态度与成绩、生活作风、家庭背景四方面进行考察。
我提议讨论时先易后难，李、张、金、谭、魏五人因无歧义，仅花了一刻钟便顺利过关，剩下的八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W是全连插秧比赛第一名，能说会道，批邓反右倾也很积极，但所在小队至少有一半队员对她反感。“有人反映，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和一个男的从芦苇丛钻出来。”W小队团小组长补充了一句。共青团组织决不能成为爱情俱乐部，何况是在芦苇丛这种地方，一致否决。
J连续三年打了入团报告，身体不好，经常病假，但大忙季节照样坚持出工，白璧微瑕：父亲是摘帽右派。团支部四名委员3：1通过列入候选名单，不过提请组织委员找她谈次话，对父亲的问题要有正确认识，去其父亲单位外调时要摸清目前政治表现。
D的问题最难解决：一个非常老实的矮个子女孩，糟糕的是，干起插秧这类技术活来像是低能儿，每次都是救助对象；更糟的是，他父母一搭一档，摆了个修鞋摊。小生产者啊，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写得清清楚楚：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是父母两个中有一个是贫农或纯粹的工人就好了，两个全是小生产者，她的思想能不受影响吗？不用说，她是资产阶级法权最容易侵袭的对象！团小组长提醒我们她挑围堤时经常因为挑不动而哭，“但是完成的土方不比别人少。”“你们小队棉花田的义务劳动她积极不积极？”“很积极，有空就钻在里面”。“棉花地下猪粪时她态度怎样？怕不怕臭？年初开河时要求每人带一个面盆出来，她表现怎样？”我紧追不舍。“她不怕臭，别人戴手套，她没戴。开河时她带的是新面盆。”我拍板了：资产阶级法权一点都影响不到她，过得硬，我们是共青团不是三青团！不料风云突变，团支部宣传委员提供了新情况：“听‘老侠客’说，有一次去她家送船票，看见她在帮父母一起修皮鞋。”这问题严重了，帮小生产者父母一起搞资本主义，这样还了得？怎么也不能让资产阶级钻入团内！“老侠客”被立即叫来作证，终于搞清楚了：她修的那双皮鞋是他自己的！好事多磨，讨论了整整一小时，一致通过，但是提请组织委员去做做小队职工们的思想工作，对她要有积极的认识，团小组长也应帮助她提高插秧技术，同时提醒她洁身自好，决不能帮父母修皮鞋。
……  ……
十点半，讨论结束，十三人中淘汰四人，留下九人，委托正在上海的团支书G去发展对象们的父母单位及里弄外调，再提交团员大会表决。

                             1976年7月10日星期六

从8日起到今天，连里各生产小队的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连续三天在崇明新海、前进农场参观学习。
第一次登上崇明岛，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沿路都是一望无际的农田，从公路两侧往里延伸，短的四五百米，长的一千米，真够开阔的，让我惊叹不已。那才是搞社会主义大农场的条件啊。岂是我们长兴岛能够比的？我们连队的田地长的一两百米，短的二三十米，拖拉机都难以转身，怎么搞大农场？进农场已一年多，自己仅是个井底之蛙！看到我那么沮丧，M连长安慰我：“他们基础条件比我们好，我们没他们大，但我们干劲比他们足，大寨精神比他们发扬得好。”确实，前卫农场人数少，地块小，但产量比他们高。要论学大寨的劲头，我们在全农场局没对手。
看我们的行动吧。我暗暗下决心，回连队后要好好传达这次参观的认识体会，今年冬天基本建设提高一个档次，把我们小队六七块小土地并成两个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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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驾崩：呼天抢地的绝响把中世纪的中国送入棺材
                             ——《我的文革经历》（21）

写在前面的话

1976年9月9日，统治中国27年的毛泽东病逝，随之而来的一场政变以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上台而结束。经过两年激烈的较量，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在胡耀邦、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揭下毛泽东的神圣光环，架空华国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国策，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今天，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这个自绝于现代政治与经济文明的专制帝王的驾崩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可以说，毛泽东的死是中世纪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标志线。尽管他的死或早或晚，谁也不能预测，然而历史还是将他的死定格于1976年9月9日。
对于毛泽东的功过，历史将作出公正无情、令人欣慰的判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样，当年毛泽东去世时大多数国人确实是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用行号巷哭、椎心泣血来形容也并不为过，笔者有亲历为证。作为历史的真实，不能抹杀。
今天许多极左派用当年大多数百姓对毛泽东的去世表现出的极其真诚的痛苦来证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惟有他才能消灭今日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的说法实在是经不起推敲却能有效迷惑许多下层民众的伎俩。当年毛泽东是神，谁也不能反对他，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告诉我们，他是不会犯错误的，有了他，中国人民就不会再第二遍吃资本主义的苦，这样的救星陨落了，谁不会痛苦呢？但是，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富人拥有了豪宅、二奶，中产阶级有了私车，穷人也有手机、冰箱、空调和自留地。神毕竟是神，只能活在天上，一旦回到人间，要上上下下的中国人回到当年人人贫穷一无所有的时代，别说富人要反抗，穷人也不会交出手机、冰箱、自留地和哪怕区区几千几万元的存折。那时，毛泽东的神圣光环将全部褪尽，只能还原为彻彻底底的“人”，并且在大多数民众的冷漠之下真正成为历史的垃圾和文物，成为只有少数冥顽不化的保皇分子追随的孤家寡人。

这是1976年9月9日，繁忙的“三抢”后刚刚结束十三天的回沪长假回到连队的第二天，棉花地割草、摘烂棉铃、稻田拔草、打药水、……急切忙碌却又是懒洋洋的一天。下午三点半，我正带着七八个男职工在七号稻田边开排水沟，田头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突然开始广播通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下午四点整……”
文革以来，组织收听广播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项内容，白天收听的通常是地方性的内容，诸如公审大会、中央文件的传达，并且是内部拉线广播，仅在单位、学校或里弄收听；晚上八点收听的大多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或者党的“九大”、“十大”召开的重大新闻，收听后还要上街游行庆祝。下午四点的广播还从未收听过，又不是内部拉线的，会是什么“重要”内容呢？父亲曾说起过文革前他收听过两次下午播发的公开广播：一次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一次是斯大林逝世。看见伙伴们都无心干活不住地朝我观望，我便扬手示意他们收工回去听广播。
我肩扛着铧锹，一边巡视稻田、棉花地，一边猜测着广播的内容：中苏战争爆发？不大可能，近来边境局势明显缓和，何况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和解牵制了苏联；台湾解放？蒋介石死了一年半还不到，不会这么快解决吧？国家领导人逝世？周恩来、朱德、康生、董必武两年不到先后离世，都是隔日播送讣告的，并且在早晨或夜晚；莫非毛主席……有可能！五月下旬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再说会见布托时毛主席病态毕露，不忍卒睹……
四点整，广播喇叭里开始播送讣告：“……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我的预想不幸言中，没有眼泪，满脑子的空白，随即又清醒过来，播音员缓慢沉重压抑的语音在我的心中激起无数凌乱的思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可估量的损失……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深入批邓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定要解放台湾……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排—排长！”一阵结结巴巴的叫喊打断了我的思索：放牛回来的小L骑在牛背上，用根树枝抽打着牛屁股，飞一般地赶过来。他头上戴着的草帽已被他扯掉外沿，像个大碗倒扣在头上。他原本就语无伦次，这会儿一激动竟肆无忌惮了，“你—你，听到—到吗？毛—毛—毛主—主席，死—死——了——。”这种大呼小叫的神情与此刻正播放着的缓慢悲沉的哀乐太不和谐。“你说什么？逝世！怎么能乱讲话？！你要做反革命是不是？！”他正要跳下牛身，被我一叫，吓得脸色煞白。“我早知道了。只有阶级敌人才会用那种说法！”我余怒未消，狠狠瞪了这个一米五五、小我一岁的矮个子一眼，随即转身由田埂拐入通向连队的主道，两人一路无语……
治丧委员会一长串冗长的名单还没报完，我俩已走近连队，树木掩蔽下的医务室、会计室、仓库、业余大学门前聚着一堆堆职工，有人小声议论着，有人轻轻啜泣着，连部办公室里主管生活后勤事务的副连长H泪流满面，带着几个人在剪制黑纱。
挂着大钟的树下，两个女职工相拥而泣，我无意惊扰她们几乎是蹑脚而过，兴许是觉得哭够了，两人抬起头。我一看，暗暗称奇：怎么会是四小队的W和H？她俩可是刚结下的一对冤家啊。四十几天前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来，看到报上报道被救出的群众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或者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样？”时，W说：“毛主席在北京，离唐山很近，危险啊。”H回嘴了：“你放心好了，毛主席的安全不用你操心。”“你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你怎么一本正经，像真的一样？”“当然罗，只有阶级敌人才会不操心。”“我是阶级敌人？你才是阶级敌人！”“你别忘了你爸曾经在里弄里批斗过。”“没有，你乱说！”“我乱说，还是我哥揪住你爸的头发把他押上台去的，你赖不了。”“后来搞清楚了，要不我爸怎么又做革委会负责人了？你妈倒是坏分子，你爸死了不到一年就去勾引人家男人……”这两个从小到大住在同一居委又一起上学的伙伴互相知根知底，一旦为敌则互揭老底，这当儿越说越不像话，结果两人打起来。H是团员，理应处分得重一点，作为团支部负责人，我还专门让H写了检查在团员大会上宣读。后来听说她俩很快和好如初，此刻我才眼见为实。
回到宿舍，放好铧锹，我赶到连部。这时，连长已从田里回来，去场部开会的党支书也骑车到了。连干部们议论了一下，做了分工：连长专职抓生产；支书全面主持有关事宜；民兵连长负责连队治安，安排民兵夜间巡逻，密切监视队里几个有前科的人，注意他们的一切动向；生活后勤连长与工会主席具体负责追悼事宜；代理团支书的我把宣传工作挑起来还要了解职工们的思想情况……
碰头会结束后，我马上叫上团支部宣传委员T一起在当黑板报用的墙壁上贴上一张张白纸，刷写大大的黑体字：“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永远怀念毛主席！”让我亲手刷写这些个简简单单的常用字还真不容易，仅仅一天之前，或者说一两个小时之前，我们所见所闻所想时时挂在嘴上的还是“毛主席万岁”“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从今之后再也听不见看不到这些亲切神圣的词语，再一想：再也见不到毛主席神神采奕奕的伟大形象，再也听不到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和亲切教诲，再也不能在他的指引下去迎击并战胜帝修反和形形式式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时，平时举重若轻的手就像灌了铅似的提不起来，忧愁与悲伤平生第一次将我击垮……
我不知道晚饭是怎么吃下的，什么味道也没有嚼出。食堂里买来的青菜炒肉片我只吃了素的，肉片让给了同寝室的小L。搁下饭碗，我便去连部开了个队长碰头会，随即去各寝室巡视。
三小队工具保管员“狮子头”这天恰逢二十岁生日，中午便买来的生日面条早已烧好，此刻还搁在桌上，成了供品。他请来的几个好朋友则用几大碗汤和着葱油桃酥、小方糕权当晚饭匆匆了事。
四小队绰号“拖油瓶”的小S原本次日上午赶回上海参加姐姐的婚礼，我走进他的寝室时，广播喇叭里正通知他去连部接听上海来的电话。五分钟后他告诉我：家里来电说，姐姐的婚礼推迟到追悼会后的19日举行。
蔬菜队男寝室里人气很足，十几个人围着“小广东”那台灵敏度极高的收音机听着国外电台用不够标准的汉语播报的有关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引起的反应和评论。“小广东”偷听外台的事以前早有人反映过，据说他还传言“毛主席生了重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队革委列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民兵连长调查时他矢口否认，只承认听过外台，但收音机还是被扣了两个月，他也曾因此做过公开检讨，尽管干活时一向能吃苦耐劳，先后写过四次入团申请书但终究未能修成正果。今天他无所顾忌地将音量开得很大，见我来了，激动得大叫：“校长（我时任业余大学校长）你听，法新社从晚上六点到现在整整两小时都是这个报道。毛主席多伟大！了不起啊！什么‘令世界震惊的消息’、‘国际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将‘其他所有消息搁在一边’，重新安排报纸版面，调整电台、电视播放时间，成为‘压倒一切的头条新闻’。……快坐下听！”“行了行了，现在我有事，十点后我会来听记录新闻。”
蔬菜队男寝食隔壁是食堂男职工住的，几个家伙都争得面红耳赤：“还好毛主席逝世前把邓小平揪了出来，要不现在邓小平肯定闹起来了。”“不会的，华国锋由毛主席亲自选定，还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大批左派支持……”“没用的，华国锋太老实，没有魄力……”“你们感觉到吗？华国锋长得很像毛主席的，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儿子。”“不要乱讲，现在这时候传播谣言算现行反革命！你想，如果是毛主席的儿子，那么母亲是谁？明摆着是对毛主席的侮辱，只有白痴才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你他妈才是白痴！”要不是我反应快，两个“白痴”在这重要日子里一定会酿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被送入场部派出所的……房间一角坐着当天刚跑来看儿子小K的老K，他说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毛主席逝世了，他明天一早就要赶回上海的织布厂去生产黑布，黑纱肯定不够用的。“毛主席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什么不和俺说一声啊？你生的什么病？俺家里有个祖传秘方，俺谁也没说过……”说着说着老泪纵横，让我也一阵心酸，不知不觉鼻子也一耸一耸的。
……
这天晚上，我和“小广东”合床一起睡，两人钻在蚊帐里听外电报道和评论。

第二天下班后，全连职工分小队进灵堂向毛泽东像默哀，我与工会主席负责安排引导。
晚上业余大学照常上课，这天讲课的是我从某上钢厂专程请来的工人讲师老唐。一个五十多岁的叉车司机，出身三代贫农，解放前来上海做童工，解放后读夜校摘了文盲帽子。自毛泽东号召“弄通马克思主义”后，他苦读马列著作，写了许多心得笔记，这些东西就成了他的讲义。老唐已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讲台了，十天前来连队后就一直住在连队的家属区里，一边上课一边“考察”以发掘教学素材。今天他上的内容是《批（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一上来就声泪俱下地对毛泽东的逝世做了一番悼念：“毛主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导师，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的，毛主席的逝世是本世纪一个无与伦比的损失。青年同志们啊，我们谁都想不到啊，是不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想通，就像做梦一样……”看到他那失神丢魂的模样和语调，我禁不住想起他第一次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课的情景：“同志们，我是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但是我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资产阶级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不给你们讲什么大道理，讲实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思想时时处处存在于周围，存在于你们身上。我是昨天到你们连队的，一天不到啊，就看出连队里新生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食堂吃饭跑得快、下班跑得快、新到的《红旗》杂志看也不看就当草纸用、下雨时先抢收自己的衣服、开会时女职工织毛衣、男职工……下班后业余生活我也观察了一下，男宿舍第二排有人弹吉他，弹来弹去都是靡靡之音（弹吉他的Q此刻坐在课堂里，听了脸红得像猪肝）要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哭都来不及！资本主义思想无孔不入啊……现在有毛主席替我们掌舵，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哪天毛主席……”发现说话失口了赶紧换调，“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不是一点点健康，专家们都说他可以活一百五十岁，你们说，你们幸福不幸福？你们现在顶多二十五六岁，大多数二十岁出头，有的只有十八岁，算你们长寿活八十岁，那六十年后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百五十岁还不到，还能给我们指引方向，同志们啊，你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此刻九天前他那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话语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是啊，我颇有同感：就短短九天功夫，毛主席就离我们而去。毛主席在的时候，我们不好好听他老人家的话，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如今我们就像失去了爹娘的孩子，没了方向……这天老唐的课上得出奇的生动，学员们听得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谬论被老唐批得体无完肤。
   
9月18日下午三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百万群众参加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各连职工分别在连队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转播，场部中心会场则有各连分别派代表十几人参加。那时我也在场部中心会场，当电视镜头回播几天来全国各地群众在瞻仰毛泽东遗容时捶胸顿足、涕泗滂沱的镜头时，场内几百个与会者无一不受感染，抽泣声顿然响起，女同胞们更是失声痛哭，如丧考妣。潸然泪下的我几次掏出手绢……其间，不时有人因昏厥被抬出会场。

一个月后，在场部举行的“继承毛主席遗志  扎根农场献一生”的大会上，我昂首挺胸，举起右手，义无反顾地与五十几位青年干部一起宣誓，成为铁骨铮铮的扎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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