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湾业主：我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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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岁末，圣诞期间北京恰逢连日雾霾，致使不敢出门的人们清晨拉开窗帘，惊喜地发现外面已是玉树琼花，满地洁白的世界。一场不期而遇的降雪突临北京，它难道是姗姗来迟的圣诞礼物吗？处在百年未有一遇的变革中的神州，对于圣诞节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不仅因为它是年轻人向往的西方世界特有的隆重大节，还因为它和中国一位伟人的诞辰紧密相连。这位伟人诞生于圣诞节的次日，仿佛是上天赐给神州大地的救世主。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伟业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同样，也由于他的一些错误使新中国的发展之路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痛。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那时的家位于西长安街一侧，距离天安门只有二公里。那时的西单虽然拆除了牌楼，但仍保持着古旧的胡同风貌。胡同的尽头卧有一尊石狮子，因此得名“石虎胡同”。我家位于这条胡同里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内，院子里住的都是医务界的同行。依稀记得，五八年大炼钢铁，小小的院子中间竟然还竖起了土法炼钢的锅炉，只是经过一番胡乱折腾，并没有炼出合格的钢。西单电报大楼是附近唯一的“宏伟建筑”，远远就能望见。我就读的小学位于电报大楼下面的胡同里，每天耳闻电报大楼报时的钟声，悠长悦耳，童年岁月像小河一样，就在这美妙的钟声里悄然流淌而去。记得，小学三四年级，学校开展了“反右斗争”，平素和善可亲的老师，一夜之间成了众人唾骂的右派，不久便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我的学生时代（二）


    提起福尔摩斯探案，“丁钩”顿时会眉飞色舞，谈兴滔滔不绝。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福尔摩斯的演绎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以及书中讲述的他对于琐细事物的洞察方式。


    他最喜欢讲《黄脸人》这个案子中福尔摩斯通过观察一支烟斗表现出的惊人的逻辑推理：“福尔摩斯把烟斗拿起来，伸出细长的手指弹了弹，就像一位生物教授在研究骨骼似的。‘表和鞋带可以生动地表现一个人的个性，除此之外，烟斗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支烟斗却不能给我太多的信息，我只知道它的主人很健壮，习惯用左手，有一口好牙齿，不细心，经济上比较宽裕。”福尔摩斯不假思索地信口说出了这些，他看着华生，看他是否明白他的这些推理。“难道你会认为一个用七先令的烟斗抽烟的人就是一个有钱人吗？”华生问道。 ‘这是格尔罗板烟，大约八便士一英两’，福尔摩斯把烟斗中的烟丝磕在手心上说道，‘用这个一半的价钱，他完全可以抽上等烟了，由此可见他经济是宽裕的。’‘可是其他的几点你又怎么解释呢？’你看，烟斗的一边已经烧焦了，如果是用火柴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一定经常在油灯或煤气灯上点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的情况。此外，烧焦的一边是右侧，因而我推断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华生，如果让你在灯上点烟，你会把左侧向着火焰的，因为你习惯用右手。也许你也不会那么点烟，但那毕竟不是经常的习惯动作。烟斗的琥珀嘴已经咬穿，因此我想那人一定有一口整齐有力的牙齿，并且身体强健。如果我的估计正确的话，他已经上楼来了，”


    “丁钩”讲的头头是道，周围听的同学也十分着迷，仿佛那个“案中人”正踏着楼梯向教室走来，一时竟忘了上课的铃声马上就要拉响。对于住校生来说，课堂近在眼前，出了宿舍就进入教室，他们习惯提前聚集到教室里，扎堆儿聊天。我是第一次从丁钩那里听到了英国侦探作家——柯南道尔的大名，并知道了他的一些大作。
     
    就在丁钩沉醉于英国侦探小说福尔摩斯的时候，我和其他同学却正在被一部描写前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深地打动着。小说描写保尔出身贫苦，幼年曾遭受压迫和剥削，嫉恶如仇，在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洗礼后，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与冬妮娅的爱情浪漫，凄美，令人唏嘘，又令我深深地感到惋惜。难道，他俩必须分手才是正确的选择吗？难道在革命和不革命（且不说反革命）之间也要如此决绝吗？革命和人性是冲突的吗？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我和丁钩的小说分属于两个坐标系，我是在革命坐标系，而他讲的故事是在什么坐标系呢。
我的学生时代（三）


        北京的冬季寒气逼人，我们上课的教室缺乏有效的供暖设施。只是在教室中央安装了一个煤球炉子，连接着烟囱通往屋外。由于教室面积大，炉子的供暖效果不尽人意。全班约四十名同学坐在椅子上，如同被投入冷库，只觉冻得难受。讲台上老师枯燥的数学公式根本无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跺起了脚，试图以此缓解受冻的感觉。笃，笃，笃的声音，在室外都能听到。数学老师无奈地允许了这种非份之举，他也知道教室里太冷了。这一幕，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食物短缺造成的恶果似乎在扩大，我家胡同周围有人闹起了浮肿病，这是由于营养状况恶化引起的人体蛋白质缺乏而导致的病变。住在同一个院子的人到郊外采集野菜，我也循迹跟着去了。那时通往郊区的道路坑洼不平，记得好像是乘坐十路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得难受，到达了今天北京的岳各庄一带。那时候这个地区有大片的荒地，杂草丛生，我认识了马齿苋，沙蓬棵两类野菜，手持小铲子，半天可以采集一袋。挖回的野菜经洗净，剁碎，被母亲用来包包子，有效地缓解了食物的不足。



        实验班的教学和学生的管理工作得到了八中校领导格外的重视，特地为这两个班配备了党员班主任。听WH同学讲，一开始安排的是教授语文的S老师，她高校毕业，又是党员。后来换为L老师，他是八中毕业后的留校生，年轻热情，也是党员。在那个年代，党员是一面旗帜。他们是人群中的优秀分子，有信仰，有理想，有干劲；他们处处以身作则，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威望是很高的。那个年代入党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他们的必读之物。L老师经常说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的学生时代（四）


        那个时候聆听“形势报告”是一种“享受”。所以这么说，自然是指那些 振振有词，能言善辩，举例生动，活泼有趣，具有说服力的演说者。他能把“负面”情况一掩而过，能够引经据典，善于从素材中选择论据，让听众相信形势是一片光明。在我的记忆里，听过很多次形势报告，虽然其中不乏少许“自曝家丑”，但总能一带而过，或只是为后面大谈“莺歌燕舞”做的铺衬。这N次报告的结论都是惊人地相似——“形势大好”。似乎，形势从来就没有不好过，后来明白，那不过是因为“不允许”形势不好而已。


         一个班里有几个见多识广的人物，有几个活跃分子，总能给班级带来活力，尽管有时也会带来“问题”。比较试验班一班和试验班二班，二班的学生循规蹈矩，尊师敬长，不做“离经叛道”之事。而一班的学生则多于独立思考，不喜“唯唯诺诺”，有个性的人居多。班里有个同学GX，被大伙儿戏称为 “小文豪”。他痴迷文学，言必称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和维克多.雨果（法国）；言必称大托尔斯泰（俄国列夫. 托尔斯泰）和小托尔斯泰（阿. 托尔斯泰），还有什么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果戈里 等大作家，谈起他们的文学著作如数家珍。对于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也喜欢描述其中的人物。他讲的最让大家着迷，最让人兴趣浓厚的小说是《基督山恩仇记》，又称《基督山伯爵》。它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有时午后放学，能看到教室里有人围拢在一起，在听他的“文学讲座”。 主人公唐泰斯（后来的基督山）蒙冤的经历，在伊夫堡阴森的地牢里的非人生活，偶遇法利亚神父和掌握宝窟的秘密，以及找到宝藏，成为亿万富翁，并改名基督山伯爵后曲折的复仇经历等惊险内容，使得大家对于这部小说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作者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叹为观止。它引人入胜，使人久久不忍释卷。书中的基督山伯爵加深了自己对恶人的仇恨。他曾不相信任何人，但却并未怀疑人性的善良。

   应该说，无论是丁钩乐见的英国探案小说，还是 GX 沉迷的法国文学对于人性的刻画是着眼于善与恶的两面，它们没有将人性的善恶与所谓的 “阶级性” 生生地联系在一起，也因此使其沦为饱受 “文革” 批判的 “超阶级的人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距离八中不远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用带有铁头的皮带将她们的校长活活打死，彰显的竟是“无产阶级的人性” ？

       那时的口号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本是毛泽东于1939年为抗大题写的校训。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不知WY同学，什么时候把这八个字贴在了教室的墙上，他是那时我们的班长。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并没有深入理解这八个字的含义。
        两个有特长，有个性的学生在班级受到一些人的注目，颇具一些吸引力，他们的兴趣和鼓吹的内容又和主流教育以及革命思想不沾边。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积极靠拢组织，不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这将为以后的矛盾和其 “个人前景” 的失意埋下伏笔。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这一类人的 “宿命”。

        遵照上级“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班主任在初一时期就开始组织我们这些少年下乡劳动。班长WY 通知大家，我们要到北京玉渊潭公社劳动。如今的玉渊潭公园与钓鱼台国宾馆比邻，只有一墙之隔。在那里面曾演绎了中国高层的风云人物兴衰荣辱的历史。而那个时候，不远的周围还是大片的菜地，担负着北京市民日常的蔬菜供应。十三岁的孩子要第一次过“集体生活”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感到很兴奋。因为班长说，要大家统一住到学校的教室里，以便第二天一早步行去玉渊潭公社干活。全班几十名学生把学校大礼堂的长靠背椅若干，搬到教室，再将两个椅子对接拼成一张床，两个人睡在一起。

诺大的教室顿时变作了大旅社，晚上学生们一起过夜，其热闹程度不言而喻。第二天，简单吃过早饭就出发了，从八中走到西城区的甘家口，至少需走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干的活好像是拔菜，装车一类的活计，并未感到多么劳累。在粮食缺乏的年代，劳动后的午饭吃起来格外香甜，那散发着热气的菜汤，还有焦黄的玉米贴饼子吃起来觉得甜丝丝，香喷喷。今天的年轻人问我，什么东西好吃？我的回答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那就是，大葱蘸酱就着焦黄的玉米面贴饼子是天下第一美食。那时的玉米面不是粮库里放久的玉米，其新鲜程度远超今天。

       从田间返回学校的路觉得很漫长，那是因为干了一天活，体力消耗大，走在路上晃晃荡荡，感觉到疲倦。这时的夕阳失去了美感，不再晚霞绚丽，不再余辉漫天，不再像唐诗形容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是被WYH 同学在作文里描绘成：“鸡蛋黄似的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西边的天空。”应该说，他的描绘还是蛮形象的，只是表现了作者当时心情很坏，他没有感受到生活的美，甚至还有些厌倦生活。本来，老师让大家写作文，要写出自己对于第一次下乡劳动的体会，感受和心得。写出这样的语句自然会遭到诟病。语文老师MSC把这篇短文当众朗读，教室里迸发出一片笑声，使他感到自己受到奚落，这件事成为他中学生活一段难忘的记忆，应该是回首人生时美好的记忆！他的作文从此以后变得美文不断，佳作连篇，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全国名牌大学。八中组织的几次下乡劳动，效果是很好的。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学生们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辛苦，体会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了解了农村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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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五）



          今天 情远迹疏 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在那个年代广为流行，为青年学生们深深喜爱，耳熟能详。歌曲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代表着一种情怀，一种境界。特别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列宁山》《山楂树》等苏联歌曲，它们浓厚的异域情调，浪漫的抒情色彩和优美动听的旋律征服了很多听众，这既是歌曲的艺术性使然，也与中苏之间共同的意识形态相关。
加之少年时代学习俄语，更是加深了对于前苏联歌曲的认同。记得班主任和辅导员都当面演唱过俄语歌曲，印象最深的是演唱《列宁山》。那个曾质疑人民日报有关小麦亩产报道的同学 LJ 本人就是一个歌曲爱好者，他不但时常自己哼唱，而且还时常驻足留声机旁欣赏，心驰神往，沉迷其中。他以歌曲评论家自居，对于各国歌曲都要发表一番见解，足见下的功夫之多。同学们善意地与之开玩笑，给他一个绰号——“蝴蝶迷”。
        DZY同学尤喜社交，校内外认识的人不少，见识也广。他回忆起上课时与同桌STH同学的窃窃私语。STH身材颀长，面孔白皙，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培养了他高雅的志趣。他俩竟然在课堂上悄悄议论起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匈牙利第二狂想曲》，还胆大包天在课堂上低声哼起此曲的旋律来。STH告诉他，此曲中有两段的指法要求极高，钢琴不易弹奏。如此意马心猿的听课，使得他的化学成绩一落千丈。直到化学老师给他的作业打了两分，他方才大梦初醒，明白课堂上闲聊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不过，他还是不忘跑去听听那时的钢琴演奏家——刘诗昆的表演，发现STH所言不虚，被匈牙利第二狂想曲的旋律和曲调的气势所深深地打动。
        那个时代，欣赏音乐和博览群书是我们试验一班的同学课外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车站候车，他们一般只是低头摆弄手里的手机，发微博发短信，或者看电影玩游戏，很少看到他们捧书阅读的情景。最忙碌的场所不是图书馆和书店，而是麻将馆和网吧。
        班里一个干部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中国古时的文学理论书籍——《文心雕龙》和其作者刘勰 ，便拿来一睹为快，结果发现其内容艰涩难懂，但还是记住了里面的一些名句，如“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以及“积学以储宝”等。

        初一时，在班主任和班文艺委员的倡导下，为了活跃大家的课余生活，也为了加强对于少年学生的政治教育，特地排练了一出话剧，名字叫《卖牙膏的黑孩子》。剧情是一个美国的黑孩子迫于生计，为资本家做牙膏广告，却遭到了街头流氓的殴打，被打掉牙齿，最后竟被狠心的资本家解雇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初期，这种事情应是司空见惯的，它也从侧面印证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是剧中的角色该如何分配，这倒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我把班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挨个儿考虑了一遍，从形象，身材，气质尽量都应符合剧里的角色，” 文艺委员和班主任老师在商量。“主角是卖牙膏的黑孩子，另外那个资本家也是一个重点角色。至于那两个‘街头流氓’和黑孩子的伙伴可以放后考虑，”  “我看黑孩子让MXH出演比较合适。他身材适中，在班里表现好，积极要求进步，形象也无可挑剔。出演一个遭受压迫的‘无产者’，最符合他的意愿，”  L老师说道。

     “那资本家就让LDM演吧，他身材稍胖，戴着眼镜，只要换成墨镜，便是一个活脱脱的大腹便便的资本家！”  “呵呵，你可真会编排，那也要和人家商量一下啊！” 一旁的GX忍不住插了一句。“嘿嘿，你在这儿，”  文艺委员看到了喜爱文学的GX，本想动员他加入演出，不料被他一口回绝了。“扮演街头流氓，要找一个长得獐头鼠目，形象不佳，最好是凶神恶煞的人。”  那时，人们心目中的流氓，资本家，经过灌输教育，已经脸谱化。资本家自然是大腹便便，脑满肠肥；流氓嘛，应是凶神恶煞，怙恶不悛。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啊？都是翩翩少年，年轻才俊。“可以找出身不怎么好，学习一般的人，他们也不好意思争着扮演剧中的黑孩子，是吧？”  不知是谁的家长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剧中的好心大叔，心底善良，表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本人也应是气质沉稳，相貌敦厚的人，我看就让WBS 扮演吧？”  “同意。” 至于剧中的群众演员随便找两个文艺积极分子就行。经过一番务虚，讨论后，演员的基本阵容初步确定下来。

       “我想动员GX，把他的文学特长引导到正当的文娱活动中去，” 班长说。“我看算了，他有点特立独行，未必能说得动。”  “再说，他崇拜的是果戈里的作品《钦差大臣》，我看过这部戏，情节的确让人忍俊不禁，又滑稽又讽刺。如果我们排练这部戏，GX同学说不定兴趣浓厚，会跃跃欲试呢！”

      我们选择了《卖牙膏的黑孩子》，这和当时热播的《以革命的名义》是一个家里的娃。


       知道自己将扮演资本家角色的LDM和扮演流氓角色的CH等人，没有太多计较，因为班主任给他们明确交代：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为了班集体的荣誉，要好好地演。既然是任务，还涉及到政治，自然也就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演好资本家，WYH还特地跑到家里拿来一套西装，给倒霉的LDM穿上。这个LDM就是在讨论形势的班会上公然曝光社会上有讨饭现象的同学，说不定这也是对他的惩罚。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拿来形容人的性格并非全都适用，然而大多也的确如此。扮演“无产者—黑孩子” 的 MXH早早地入了团，在组织的教导下，笃信“革命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去做”。考入大学的第二年，“文革”爆发，他积极地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作为红卫兵首领，口诛笔伐，无所畏惧，一直身处风口浪尖。在“捍卫领袖的派系武斗”中，不幸身中枪弹，但却死后余生。以后又被扣以“文革造反派”的罪名受到整肃，致使其晚年境遇凄凉，以羸弱之躯 独守于远离京城的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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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六）


           当我们沉湎在《外国名歌二百首》的前苏联乐曲中，为《喀秋莎》《红梅花儿开》歌曲的浪漫激情，美好动听而倾倒时，中苏关系实际已经走向破裂。当我听到私下有人对我说， “形势严峻啊，我们不但面临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还面临着赫鲁晓夫与我党的原则分歧”时，着实吃了一惊。在人们心目中，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就像我的那位小学同学劝我填报俄语志愿时说的。苏联领导人与去世的列宁，斯大林一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怎么突然与我们有了原则分歧？对方神秘地沉默了，因它属于一定级别的人知晓的范围。不过，事情很快便从与苏联朋友的通信中得到了证实。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实验班学习俄语，学校出面撮合将我们与苏联的中学生结成对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一个苏联朋友。从苏联寄来的信件就摆放在学校会议室外的橱窗里，你只要从中选一封，并给他（她）回信，就可以成为朋友。信当然是用俄语写。我的苏联朋友叫“留芭”， 是一个女孩，长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她的俄语字书写的很规范，但我只能读懂一部分。有一个同学说他接连拆了几封信，为的是找一个男朋友，最后如愿以偿。男孩名叫维嘉，家在明斯克，即现在的白俄罗斯首都。交往一段时间后，这位同学抱怨苏联男孩子吝啬，寄来的邮票都是旧的，寄来的卢布也是小面额的，哪像我们交的女朋友那样大方，她们不但和中国男孩频繁通信，最让他眼红的是寄来的苏联邮票几乎全是新的，而且还经常寄来漂亮的画片。他眼热了，又想换一个苏联女孩做朋友。可真是“花心”！

双方不定期的通信，还互寄双方的照片。过了一个时期，我们班的全部通信几乎中断了。即使个别的人收到对方的信，信里也开始指责中国。事实上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双方的交恶就已开始，而那时我们还只是小学生，正为“小升初”的考试忙碌着。双方百姓都是“后知后觉”者，中国更甚。


        中苏关系的破裂并未降低我们对于苏联歌曲的钟爱，也并未终止我们对于苏联，乃至前俄国时代文学大师的作品的捧读，像大托尔斯泰写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以及小托尔斯泰写的《苦难的历程》等，因为政治和文艺根本无法完全等同。


         一元化的思想意识和革命教育也有相应的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日日夜夜》，高尔基《我的大学》。有的反映轰轰烈烈的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有的描述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事迹。国内作家写有《林海雪原》，《金光大道》等，也是讴歌革命斗争和农村集体化道路的作品。革命的信仰像宗教一样虔诚，容不得任何“杂音”，甚至连文艺，文学也是一样。正如两年后爆发的文革，要横扫文艺领域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导致除了“革命样板戏”之外的文艺界的萧条。


        班里少数同学的特殊文学爱好，和“自立门户”的倾向，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也使得领导有了“看法”。在权利高度集中的时代，人们只提倡“集体意识”和“集体化”，而“人的个性自由”常被用作反面词汇，而 “多元化” 则更是被视为“离经叛道” 而不允许。就像现在的世界本应是“多极”的，却不被美国允许一样。


        在一次班会上，老师讲话。他讲到，同学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热爱集体，努力学习，积极上进。这里的进步自然指的是靠拢组织和“入团”的诉求。他进一步讲到，“有人崇拜一些人，但是要弄清是非，不应该好的坏的东西，不加甄别地一律接受，”我听的有些发蒙，不知崇拜者和那位有幸被同学们崇拜的人是何许人也。那个年代师长代表着权威，“师道尊严”向来是几千年中国社会赖以维系的法则，尤其是当师道和政治两者结合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年，“师道尊严”不但被彻底否定，本应“尊师敬长”的学生竟成为用皮带挥向自己恩师的“造反派”，成为失去人性的狂徒，在北京八中 制造了一桩桩血淋淋的暴行。那是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更权威的“师道”。曾经批评“学生个性自由化”的老师自己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他妻子在“要武中学”即师大女附中受文革迫害，不堪侮辱，跳楼自杀。我想，他那时一定十分痛苦，因为文革中自杀的人，被看作是 “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辍笔叹息。想起，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说的话：“我们的文化，一向是挑战权威，而你们中国文化却是 维护和 膜拜‘权威’”。是啊，几千年了，改也难。


        那时，尽管老师的讲话没有挑明那位有幸受到同学崇拜者是何人，我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往“丁钩”身上想。他凡事自有主张，聪明自傲，喜欢自立门户，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学习好，喜欢体育，无论是打篮球，跳远，都能无师自通，一学就会。记得WCH 回忆，他有一次看到他玩“撑杆跳”。

     “那是在八中的操场上，从助跑，持杆跃起，翻越横杆，推回撑杆，直至落入沙坑，动作潇洒，一气呵成，可是从未见他受过训练啊。”“他还痴迷篮球，当年的篮球明星—卢诗连，马家驿........都是他的偶像。他不但是兴趣，还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练完右手投篮，又练左手投。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正确的投篮出手后是倒着转的。他三步上栏，右脚起步练熟以后，又练左脚起步，因为很难，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练，直到满意。有时候拉着我一起投篮练习，“马头”同学身体好，他习惯以“端屎盆”动作上栏，跃起后有一个“滞空”，竟因此使得丁钩赞不绝口。虽然丁钩学习年年是“优”，但由于操行评语年年是“中”，所以他每年都与优良奖章无缘，”  DZY 同学说道。当时的学生不但要求学习好，而且要求品德操行也要好，操行的评语是由班主任评判打分的，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不附潮流，我行我素，政治上不要求进步，甚至顶撞师长（未做过调查），操行评语自然会逊色不少。 我很难想像班主任找他谈话时，以他的个性，他会何言以对，不会虚以委蛇，就只能是 “一士谔谔” 了。

        进入高中后，新换的语文老师教学十分认真。曾有一个时期，他十分喜欢我的作文，每每在课堂上朗诵，将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最让我得意的是，他对于我的文章的评价是“一气呵成”。那时班里有不少同学喜欢散文写作。

        DZY回忆说，当时的刊物 上时有美妙的文章，其立意，语言，辞藻都令人欣赏而捧读，我和丁钩每每分享一番。记得，作者有宗璞，（冯友兰之女），何为（当今凤凰卫视何亮之父）。有一次我把刚刚与丁钩分享过的大段美妙词句照搬到我的作文里，语文老师竟毫无察觉，他将我的这篇美文当作范文，当众表扬一番，我正洋洋得意之时，忽然见到了丁钩 眼中露出的不屑神情，便感到如芒刺在背，讪讪地低下了头。





补充内容 (2016-1-15 16:58):
“是自绝于人民，而不是‘自觉’”，笔误。

补充内容 (2016-1-15 16:59):
另外，还有那时有名的散文家秦牧的《艺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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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七）

        不知何时，我的俄语学习开始引人注目，当然班里还有同学的俄语学习也相当不错。语言学习主要依靠勤奋，还要有好的语感加上记忆的潜能。我被大家推举为俄语课代表。在俄语老师走上讲台开始上课时，我要首先起立并用俄语大声说：“встать！”意思是“请起立”。大家一同起立，以表示对于老师的尊敬。然后，经老师示意再落座。当然，其它课程上课也都要经过如此一番礼节。学校曾举行过俄语比赛，我班的DZY和WCH同学朗诵了一篇课文《в магазинe》——在商店里。并为此获得了第一名。俄语老师的教学水平至今回忆起来还为大家所称道。        

       记得初中时，老师就说过，学习外语发音，要忘掉母语，不能用汉语的发音去模仿俄语，更不能用汉语发音去注解俄语单词。而一些对于单词记忆感到困难的同学，却仍是这样做的。有人将俄语的太阳—солнцe 根据发音注成“酸菜”；而将星期天воскрeсeниe 的发音注成 “袜子搁在鞋里面”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将俄语的“再见” до свидания，根据发音注成 “打死你大娘”。每逢看到这样的俄语单词的注音，总令人止不住哈哈大笑。

        班里的 “小文豪” GX 每逢读完一部外国小说，总要在课余时间发表一番评论，侃侃而谈，见解颇多，着实吸引一部分听众。法国小仲马写的《茶花女》，那个沦落风尘却仍旧保持着一颗高尚心灵的美丽女子，她的声泪俱下，感情真挚的遗书以及她与恋人阿尔芒的一段曲折但又刻骨铭心的爱情。让人们体味“她的一生是罪人，而死时却是基督徒”的美丽圣洁；让读者将哭泣的悲伤转化为对于真善美的铭记。

当时我们最难弄懂的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写的名著《红与黑》。该书描写了人性的双重性和诸多角色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反映了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鸿沟。通过小人物于连奋力跻身上流社会的曲折经过和他的心路历程，以及悲剧结局面对的“罪与罚”，使我们明白了人性的复杂与人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展现的十九世纪社会的广阔画卷和对于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但对DX，也对我们产生了深深的吸引。而接踵而至的文革却将其列为“资产阶级的黑书”。


         ZRS 同学刚剃了光头，在俄语课堂上恰巧讲到“太阳”一词，同学们见状哄堂大笑，弄得ZRS红了脸。太阳，俄语为солнцe，它的发音是“酸菜”。于是，ZRS同学就有了一个绰号——“酸菜”。这是一个处事低调的同学，他虽然循规蹈矩，但有时也会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一年清明节，L老师和班里的团干部组织我们去郊外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举行“主题队会”。大家列队站在革命烈士任弼时的墓前，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回顾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中队长宣布默哀三分钟，大家低头静立，万籁俱寂，突然队伍里有人发出“咕咕”的杂音，原来是“酸菜”捂着嘴乐，不敢却又忍不住，竟惹得其他人也一同乐了起来。老师一看，成何体统！就一把将“酸菜”从队列里揪了出来。虽然之后的仪式照常举行，但本应有的庄严肃穆的气氛荡然无存。“好担心啊！”WYH说，回校以后，老师肯定要上纲批判，等待“酸菜”的将会是什么结果呢？然而，事情却并非像我们担心的那样，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我想，必要的批评教育是避免不了的，只怪他太不识时务，对于革命教育充耳不闻。“酸菜” 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到 “糊涂” 的学生。


         在如烟的往事中，逸闻趣事总是让人记忆深刻，它们就像是万绿丛中的几点红色，就像浩浩水流中的一簇簇浪花。


         班上时有新转学来的学生。其中的WKL同学就是这样一位转学生。WKL同学长得白白净净，个头适中，为人和善，不轻易言笑。他父亲是驻藏区的军人，他不知何故转入北京八中，插入我们的班级。父亲送给他一块怀表，黄色的，挺大。他平日用链子别在上衣口袋里。那个年代有一块表，是足以令人称羡的事。有一次上体育课，科目是单腿翻单杠，同学们做的都很顺利，谁知轮到WKL时，他刚翻上单杠，不料口袋里的怀表甩了出来，正好打中额头，顿时起了一个大紫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个同学的趣事最多。有一次上语文课，翻译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WKL同学，请把这一段翻译一下，” 语文老师不知为何点了靠墙一排座位上WKL回答问题。他慌忙起立，开始翻译古文：“邹忌身高八尺多，而且身材魁梧，容貌美丽。早晨（他）穿好衣服戴好帽子，照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与城北徐公相比，哪一个美? ”他的妻子说：........。
        前面一段，WKL翻译顺畅，老师十分满意。而到了“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一句时，WKL嘴巴竟像是被封住一样，不知说什么好了，啊.......了半天，最好竟然说，你美什么啊！        

       此语一出，课堂哗然，响起一片笑声。语文老师一时被气得无语。 还有一次上数学课，代数老师讲解三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法，又一次点名WKL，要他回答问题。 “前面的a 和此处b 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时语塞，情急之下，竟然把刚刚在生物学课堂上学到的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搬到这里。“a 和 b 之间是亲缘关系！”弄得讲台上的老师也忍俊不禁。WKL是一个性格随和，为人和善的学生，只是学习稍显吃力，不适应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几个月以后，他转学走了，据说是去了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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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八）


        记得，初一时入学不久，班里热爱体育的同学集资买了一个足球。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球居然被班主任扣住不给，而且学校的操场还暂时关闭了一段时间。理由是，由于粮食短缺，少年体质普遍不佳，担心踢球活动量过大而引发什么问题。学校的出发点是好的。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纠偏政策的落实，情况正变得逐渐好起来。不记得何时，球还给了同学们。我们一班的足球在几个人带领下，渐有起色，足球踢得好的同学有GBZ, TGZ，CH，MJG等人，时常见到他们放学后，活跃在八中的操场上。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曾经带人到八中踢过足球赛，八中出场的队员当然是校队的一帮人马。

然而我们班真正声名鹊起，冉冉上升的体育项目却当属篮球。这其中，丁钩起到了一定作用。他热爱篮球运动，时常拉着班里几个擅长篮球的学生一起切磋。进入高中阶段，我们开始主动向别的班级发出比赛的邀请，在操场上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场精彩的篮球赛事。从25中转学到我班的GRR，竟成了篮球主力。我虽不会打篮球，却喜欢在一旁观看，每逢有赛事，班干部便动员大家前去呐喊助威。赛事正酣时，篮球场四周总会被围得水泄不通，比赛双方都有助威的啦啦队。ZLP同学的机警沉稳，GRR的快速灵活，丁钩的稳健大气，再配以“马头”同学的不失良机，使得鏖战双方的天平总是不知不觉地向我班倾斜。赛场上，双方奔跑，腾挪着位置，篮球被传递，被抛射，盯人防守，跑动进攻，三步上篮，跃起投球，不中再抢篮板，场面激烈，令看客眼花缭乱。裁判的哨子声，球员的呼喊声，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投球成功，不断迸发的喝彩声，比分也渐渐拉开，眼看胜利一步步逼近，激动的让人心砰砰直跳。

       虽然，已事隔五十年，回忆起来，竟还是那样清晰，那样鲜明，就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每每比赛胜利结束，参赛者均是满身汗水，衣衫浸透。条件好的同学，回家可以洗澡，而住校学生只能用热水擦拭一下。班级荣誉感驱使着赛事不停地进行，而却从不感觉疲劳。丁钩本来就是争强好胜的性格，篮球赛让他好好地“表现了一把”。 打遍八中无敌手，使得我们班的篮球技艺，足以 傲视同侪。是出于“英雄”找不到对手的遗憾而倍感失落，还是要使我班篮球走出去，到外校扬名，抑或两种动机都有，不得而知。但是，我班篮球队去外校“踢场子”倒是成为了常态。记得，第一次是到“北京师大二附中”进行了篮球友谊赛，还去过北京二十五中，结果好像还不坏，否则就不会越来越“好战”，径直闹到北京四中，居然向那时四中的篮球明星——夏家坡的班级“挑战”。

       然而对方实际上场的队员却是四中另一个班级的人马，其中就有从八中转学过去的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


        初战几个回合下来，丁钩一班人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双方比分逐渐开始拉大。高中阶段已考入四中的本班同学STH慌忙向丁钩解释：“夏家坡太忙了，只好让兄弟班级‘李代桃僵’，上场赐教了。”这样的解释更加让丁钩一干人等脸上无光。“就这种水平，还敢和夏家坡比赛，”旁边四中的学生也开始讥讽起来。正在这时，一个前八中的学生，张玉海远远地跑过来向丁钩打招呼：“DYX！”，而丁钩却因为输了球，正没好气，只得做了一个鬼脸，作为回应。

       这些人对于篮球运动的喜爱并未因比赛受挫而降低，尤其是丁钩。六四年底的严冬，临近寒假，距离高中毕业和大学招生考试报名，已经不足一年半的时间了。时光荏苒，一如白驹过隙；亦如雪泥鸿爪悄然易逝。
DZY回忆，此时的丁钩竟然还与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联系，要去那里与人比赛篮球。因为高中就要结束，马上面临人生的转折，我的篮球热也在降温，前几次比赛我没有参加，丁钩为此把我大骂一顿。这次在清华园的比赛我料难推脱，就骑上自行车与他一同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刮着北风，朔风凛冽，寒气刺骨，尽管戴了围脖和棉帽，还是一路冷的簌簌发抖。

  进入清华园内，四周一片静悄悄的气氛，校园树木的叶子早已落得精光，露出光秃秃的枝条，大礼堂前的草坪也是一片枯黄，大地萧瑟的景象犹如我们那一次输球后的心情。突然，广播里响起了激情澎湃的欢快乐曲，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像是沙漠里的行者看到了前方的绿洲；像是大海中迷途的舵手看到了美丽的大陆；像是干涸的旱地迎来了天降甘霖。“是捷克作曲家——斯美唐纳创作的第一，第二号斯拉夫舞曲！”啊！是它使我找回了感觉，努力向上，乐观与自信，拥抱未来，拥抱明天！ 临近中学毕业时的复杂心情，与输球后严冬中的乐曲带给我的意境，一起伴随着我的一生。

       回想那时的大学校园，人文艺术氛围与刻苦学习知识，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并行不悖，人不但要汲取科学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还要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艺术熏陶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培养自己的美学观念，藉以塑造精神完美的人。时代梦魇，社会动荡造成的“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有技能却没有思想”的教育模式不是我们的选择。

补充内容 (2016-1-20 21:23):
“大海中迷途的舵手。” 应该改为”迷航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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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九）

       那个曾在班会上曝光社会要饭现象的LDM同学又一次成为大家瞩目的人物。那是在初三年纪末期，班主任的一次讲话让LDM陷入尴尬。“同学们马上就要升入高中，为了高中的学习顺利，以便为将来升入大学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就要抓紧。”他讲到了“劳逸结合”、注意学习方法，提高政治觉悟和加强班级纪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从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申请入团的同学，要以身作则，当班级的表率。”“现在有的同学在搞‘副业’，这会分散精力，不利于你们的成长和学习嘛，............”说到搞副业，一些人把眼光刷地集中到LDM身上，只见他低下头，脸微微地红了，显然有些难堪。他自己像是面对着法官，而课堂瞬间变做了“法庭”。

他好像是在谈恋爱。十六岁的少年，情窦初开，对于爱情只是懵懵懂懂。当别人直言不讳地点到恋爱问题时，不管说的确实与否，他本人是很难做到坦然面对的。每一个人内心都有爱的种子，只不过有人萌发得早，有人萌发得较迟，但却会成熟于短短的一瞬。在八中这样的男校，学生中没有异性，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与女生打交道。LDM堪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众目睽睽之下，他略微感到惶恐，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否 “有罪”？而在那些被浪漫主义情调侵染，爱情小说读得太多的人看来，爱情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他们憧憬过，思索过，就是没有追寻过。爱情就像是一个飘渺的梦；一团朦胧的光；一首无字之歌，一条通往天际的路，就像小说《茶花女》《简爱》中的描写。 十六岁的少年不可能清晰地看懂爱情。同学之中，当然也有人诡秘地笑着，露出一脸“坏相”。

      老师能了解他的私生活的秘密，也许要归功于班干部的“组织观念”。那时，班干部和要求进步的同学要定期不定期地汇报思想，以及同学们的动向，使得班主任能够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过早地谈恋爱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学习，老师给以忠告无可厚非。只是工作方法应只限于“个别谈话”加以劝勉。


       对于聪敏自傲，个性又强，“受人崇拜”周围能吸引一批人的学生，他们使班里形成了“多中心”，组织上难免会觉得不爽。如果不积极靠拢领导，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丁钩自然不屑于那些天天汇报思想，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他和小文豪自然也不会认同 “青年人应该首先投身于革命，而不是沉溺于谈情说爱”  一类的说教。

       坦诚地讲，那些要求进步，要求入团的同学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听老师的话，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关心班集体。在下乡劳动，学雷锋的活动中承担了大量工作，并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休息在后。回顾往昔，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一个强调集体观念，而否认个性，忽视个体价值的一元化的年代。

       初中升高中是一件大事。班里有几名同学，因为学习成绩不佳，而被劝离，离开八中去了其他中学，也有的同学则愿意通过中考离开八中，迁往排名在八中之前的北京四中。正像有人说的，命运对于人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世上还没有人能够完全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一个崇拜“圣人”的国度。那位自作主张，头脑聪慧，以优异成绩考入四中的 STH 没有料到，三年后等待他的不是通往名牌大学之路，而是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文化革命”。因为四中的高中学制为三年。

       记忆中，中学时代校方一共安排了三，四次下乡劳动。初一去的是京郊玉渊潭公社，初中升高中时去的是东北旺公社，而去双桥农场劳动已经是发生在高中的事了。双桥农场在现在的北京通州一带。出发前，同学们要像军人一样，将被子折叠得方方正正，捆好背在身后。行进途中，有人擎起红旗走在队伍前列，还有宣传队在路旁打起快板，喊着口号给行进的同学加油。那情景，分明是在模仿革命电影中的红军长征。

       为了能使“教育真正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被安排在社员家里，与社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村庄，农民的居住状况也不尽相同。据DZY 同学回忆，他被安排居住的那一家人又穷又脏，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屋里公然摆放着一口棺材。六十年代的京郊农村，贫穷落后，它就是作家浩然撰写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的模板。过早的“集体化运动”真地如作家描写的那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吗？今天历史已经有了明确答案。

       不管怎么说，下乡劳动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农村和农民，了解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 “记得天刚亮，就被动员起身割麦子。站在麦地里，一眼望去麦子黑压压一片，似乎没有尽头。丁钩身长手快，在家干过农活，只见他弯腰挥镰，刷刷地往前猛赶。我不甘心落后，只好硬着头皮，拼命追赶他。忘了那一天的战绩如何，只记得累的半死。”

也是在京郊劳动的田间地头，是在金秋收获的季节——十月的某一天。正当我们利用劳动间隙小憩，ZLP同学穿过田垄，飞快地向大家跑来，“号外，号外！”他挥动着手里的人民日报，一边激动的大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听到这个消息，全班同学无比振奋，欢呼雀跃，庆祝祖国的国防科技迈上新的台阶。与核爆同一天，另一惊人的消息从莫斯科传来：苏共领导层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同年，中国代表团旋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但苏共的新领导认为两党交恶责任在毛泽东，会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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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十）


         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的兴奋很快归于平静。我们也从乡下劳动的田间回到了校园，大家意识到距离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只剩下八个月的时间了。时不我待，每一个人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     

在这期间，WYC 同学的励志格言，在实验班级乃至在年级搅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苦战三百天，考上清华园，” 不知为何，他写在本子上的座右铭，被人发现，并被认为有 ‘离经叛道’ 之嫌，违反了组织上一贯教导的革命理念，严重地偏离了年轻人本该树立的 “远大革命理想” 。

      “看看，这是什么口号？这是个人奋斗啊！不是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而只是想通过个人努力，来换取自己的前途。”  班干部义正词严，对这句座右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人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追求，不能没有理想。”  “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应该追求什么？看一看这份报纸吧，”  他顺手推过来一份人民日报。

报纸上赫然登着许多知识青年主动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扎根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发奋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事迹。其中就有名噪一时的邢燕子。她高小毕业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致力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媒体树立的典型还有北京的女知青侯隽。
而最让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同学激动不已的是下则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64年12月6日邀请邢燕子参加了自己的家宴，还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邢燕子和董加耕。毛主席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席，说：‘她不下乡，不配。’”

        班里的墙报一向是由 刘YF 同学主办。他人长得不胖不瘦，白白的脸孔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粉笔字写的又好，墙报内容一贯紧跟形式。不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便出现在了墙报上。

       WYC的 “苦战三百天，考上清华园！”的口号被当成了“只专不红”和个人奋斗的反面典型。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离开八中的第二年的 “文革浩劫”中，它又被红卫兵翻出来，作为任课老师的罪状加以批判。理由是这些老师培养出了“修正主义苗子”。

       想考入一所好大学，难道有错吗？WYC 的错就是他不加掩饰，把真话说出来了，与革命的“豪言壮语”起了冲突。如果是，“苦战三百天，日月换新天！”或者在农村“苦战三百天，改造低产田！”他也许会成为大家崇敬的英雄。老师在班级讲话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以“苦战”  励志可以，但目标只能是“为公”。

WYC的姐姐就是清华的学生。他励志考入清华，可能是受了姐姐的影响。

      “面对高考，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团支书的话铿锵有力，他个子不高，面孔黝黑，嘴唇上有两撇不甚明显的小胡子，看上去是一个朴实的青年。“能考上大学，学习专业知识，攀登科技高峰，为国争光当然好；考不上，也可以像邢燕子，侯隽那样，投身农村广阔天地，一样为革命事业大展宏图！”他说话时的激动神情，让人丝毫不怀疑他的那份虔诚。虔诚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人只要是心口如一，身体力行，甘愿为信仰奉献一切，就足以令旁观者肃然起敬。

       那年班里组织大家学习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正是这些可爱的环卫工人，不怕脏，不怕苦和累为北京市民创造了一个清洁的生活环境。那时的厕所要靠他们背着粪娄去掏。我们在北京前门一带，参加了掏粪的体验工作。只干了半天，就觉得太脏，沉重的粪娄压在身上，弄得肩膀肿痛。有谁能料到，在两年后的“文革”中朴实的时传祥师傅，竟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而罪名仅仅是他作为劳模，接受过走资派刘少奇的接见。中国的“继续革命”酿就了一出出悲剧！

         班干部的一番誓言，也给学习成绩稍差的同学树立了生活的信心。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考不上大学，可以做的工作，可以干的行业很多很多，一样可以做出成绩，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在今天还是那时，这种理念无疑被证实是正确的。许多做出巨大成绩，实现人生梦想的成功人士并非都有高的学历。

       在班级话剧扮演黑孩子的MXH，较早入团，也曾受到班主任的器重。与WYC一样，他也怀揣考入清华大学的理想。“我要报考清华！”“我哥哥也是八中毕业，高考不理想，只考上华北电力学院，姐姐也是，只考上师范学院政教系。”

       丁钩对于那些革命的豪言不感兴趣，我行我素是他的一贯作风。当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秣马厉兵，积极备考时，他却气定神闲，一副超脱的摸样。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自己对五线谱有了兴趣，准备邀上同学一起将其搞搞清楚。可真是的，别人连自己的人生方向都还没有把握，可怜的 WYC 连自己是黑是红都还弄不清楚，哪有心思去搞什么“五线谱”！

       丁钩毕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对于理想的大学，心中早就有了想法。一天，他和WCH同学聊天说，自己心目中的大学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而WCH却认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是当时大多数学生的报考目标，为了避开竞争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清华的那些教授只会看分数，只认分数，”丁钩不满地说。不知他这些负面印象来自哪里，只知道他的哥哥那时正在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就读。只是他自己还不清楚，对他来说，命运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不如意的种子。

补充内容 (2016-1-25 09:29):
（历史全局是由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个细节组成的。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说过，我要描写，那些被历史学家忽略的社会风俗史。当然，我根本无法与文学大师相比。但是，观点与他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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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十 一）


        CYC和同学们一样，生在新社会，成长在红旗下。他也有过佩戴红领巾的幸福年代。进入高中，他也和单纯如水的同学们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但是，一次，两次，一直到快要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他学习不错，也并无任何落后表现。原因出在他一个亲属身上，谁能证明他已经与之彻底地划清了界限，谁又能证明他拥护党是发自内心。他曾百思不得其解：他是他，我是我。如果他是功臣，我不想分享什么荣耀；现在他是罪人，难道要我承担什么罪责吗？没有人向他解释，他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压的喘不过气来。

他希望能得到组织一个明确的回答，不管最终能否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他都会为卸下一个精神负担而感到由衷的欣慰。“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掌握，它不会成为你入团的障碍，”支部书记安慰他说。“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团支书知道，在学生中积极，稳妥地发展团员是校党委和年纪支部明确的任务。每一个团员都有培养“发展对象” 的义务和担任介绍人的权利。“共青团的大门始终是向广大青年敞开的，只要他积极要求加入，并且已符合了条件，我们是不会将其拒之门外的。”他略微停顿了一下，仿佛要以此提醒对方注意后面的谈话内容。“关键问题是，首先要从思想上入团，弄清团的任务，纲领和奋斗目标，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确立了人生的信仰，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他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鲁迅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是谁又能否认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呢？”“所以，只有在思想上入团，你才会有符合团员身份的事迹和表现，那时加入团组织也就水到渠成了。”一席谈话，给了CYC很大的安慰。

时光荏苒，“花褪残红青杏小”，春天很快地逝去。白杨树油亮的叶子在风中哗啦啦地喧闹着，八中主楼前花坛中的月季花开得绚丽夺目，芳姿撩人，转眼就到了1965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报名时间。我的性格一贯缺乏自信，尽管荣获了八中颁发的学生优良奖章，如果不是父亲的鼓励，我只怕就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了。我最初填报的第一志愿竟然是北京工业学院（即如今的北京理工大学）。

       丁钩遗憾地对WCH同学说，我们考不到一块儿了。WCH报考的也是清华大学。而丁钩却执意要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犯的错误是将清华大学作为“第二志愿”填报。这或许是他人生失意的诱因之一。WCH回忆，高考报名时要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填写考生的姓名和住址，以便录取高校发出通知。丁钩恰巧在身旁，他的硬笔书法很好，于是便请他代为书写，藉此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考场就设在八中试验班的教室，这让人在环境上感到熟悉和亲切。尽管时隔五十余年，回想起来，考试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那“沙沙”的答题的笔声依旧萦绕在耳畔。拿过试卷，先是浏览了一遍，放过难题，先挑容易的题目解答。此时平素学习的功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侥幸心理都是无助和多余的。考试是检验，也是人生道路上向前的一次冲刺。

我胜利了。邮递员送来的信上赫然盖着清华大学的印章，知道自己被清华录取，心中的兴奋不言而喻。同学们高考的结果怎样？是否都考上了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我骑车去了即将告别的母校—北京八中，一探究竟。来到校园，心中莫名地涌起一股凄楚的感觉，因为我在八中整整厮守了五年，那里留下了我的少年时光，留下了人生花季年华的生活足迹，留下了青春的梦想和友谊。

       考试结果证明试验班学制是可行的。我们试验一班，包括我共有四个同学考上清华大学，三个同学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有多人考入西安空军军事学院，人民大学等院校；“黑孩子”MXH被北京邮电学院录取，其余的人有北京建工学院，钢铁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等。而曾写下“苦战三百天，考上清华园”座右铭的WYC因为高考临场发挥不佳，只被华北电力学院录取。小文豪 GX 如愿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这与他的文科兴趣还算相符。

       而最曝为冷门，最令人意外的消息则是丁钩的高考结果。大家一致看好的丁钩，只落得一个被石油学院录取的结局。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是他高考临场发挥不好？还是老师的操行评语致使他与名校无缘，或者是他填报志愿时将清华排在第二而导致了人生的失意？一切均无从查考，往事如同云烟一般，随风消散，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事后同学们的分析或能帮助他找到一丝答案。同样是军人出身，但如果与之竞争的人均为团员，在分数相近的情况下，哈军工自然会录取有团员身份的学生，而丁钩政治上是一名“白丁”只能遭到淘汰。我班考入哈军工的三名同学无一例外地都是团员。丁钩所钟情的哈军工，对于考生的政治条件有着严格的要求。另外，他将清华列为第二志愿，也是一种失策。即使他的考分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由于是他填报的第二志愿，也会使他被排在录取名单的后尾，而岌岌可危。至于操行评语，更不是他可以依赖的强项。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吗？不，从“性格决定命运”的谚语看，他从迈入八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是一个“糊涂人”。

       试验班的高考录取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些落榜的同学则是有着各式原因：有的因身体体检不合格，有的因家庭政治条件而与大学无缘，也有个别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而落榜。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而是乐观豁达地面对生活，直面人生。他们有的由学校安排了工作，有的自谋职业。人生道路像小河，要穿峡谷，涉险滩，历坎坷，弯弯曲曲，直到理想的终点。而那些考入大学的同学只安静地学习了不到一年，就被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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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续集 十 二

暑假中我一直在准备开学的用品。在军队中的姨妈送给我一只淡绿色的皮箱，我将住校时要用的衣物书籍分类放好，装入箱子。牙具，洗脸盆等洗漱用品和换用的鞋子放在一个网袋里，这种随身行囊是那个年代出门的学生常见的装备。

       赴大学报到前，父亲将二十元钱塞给我，作为我大学期间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其中伙食费十五元，零花钱五元。

       根据清华大学的入学通知，我们北京的新生需要在不同的地点集中，学校将派遣专车接我们入学。依稀记得，我是在西单北大街平安里候车，一个女生与我一同上车，后来才知道她是我的清华同学，我们将同在一个系（工化系）读书。她被编入5班，而我被编入1班。我在中学的班号也是1班，“1”这个数字似乎与我有缘。

       清华大学像母亲一样，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新来的儿女。新生报到处悬挂着巨大的横幅标语：“欢迎新同学”，在一排排条案前，挤满了前来报到的新生，他们在履行着各种报到手续。同系的高年级同学热心地将我引领到新生宿舍——清华六号楼，它位于东大操场西侧，是一幢六层的楼房。在这里，我结识了自己所在的1班的同学，与我一样，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来自北京的同学连同我一共四名；来自上海的同学五名；来自河北的同学四名；还有来自东北、江苏、广东，浙江的同学，全班一共28名学生。班长是一个上海人，瘦瘦的个子，戴着眼镜。

       不知何故，过了不久，我们搬离了六号楼而迁往新斋学生宿舍。当时的新斋是一座有着三十一年历史的学生宿舍楼，是“清华八斋”之一。它建于新中国诞生前的1934年，位于西大操场旁，离清华图书馆很近。斋”是“古代用以表示幽居的一种房屋称呼，能够使人专心致志、不受外界干扰的处所，清华将其用来做学生宿舍的称谓再恰当不过。

工化系书记黄志冲给我们新生做了入学后的一次讲话，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发扬清华优良传统，走又红又专之路。而他本人却在一年之后的文革中自杀身亡，成为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殉道者“。

       五十年过去，至今文革留给我的印象是一部荒诞，狂热充满暴戾色彩并带有血色的历史剧，其间充斥着谩骂与攻讦，凌辱与伤害，伴随着秩序的混乱，思想的扭曲，文化的毁损与生命的涂炭。五年大学生活的乐章不是花好月圆的小夜曲，不是激情澎湃的英雄交响乐，而是在伟人感召下的奋起，追随的虔诚，斗争的狂热，以及失望的现实带给人的思索，迷惘与失落。青年学生由最初的加害者，随后又演变为受害者，使他们同样难逃“殉道者”的命运。文革没有胜利者。


       上大学吃食堂粮食仍然定量，而且需要买饭票，班主任将这个任务交与我，让我做班里的伙食委员。伙食标准是每月15—20元，困难生可以申请补助。

       那时的学生宿舍，设有三张带有上下铺的双人床，每个宿舍住六名同学。我有幸与杨成武将军的儿子同住在一个宿舍，只是与他聚少离多，因他时常回家。清华的高干子女很多，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洪学智的女儿——洪伟与我在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纪。如今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也与我在同一个系就读，只是比我高一届。她在当时的化04班。0字班在读的学生还有胡耀邦的儿子——刘胡。

       另一名在文革中成为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的人物——蒯大富，也是与我同系的学生，他比我高两届，住在新斋的三层，而我住在二层。清华这个历史上颇具名气的大学，与北大一样，都被看做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阵地，历次政治运动都被置于风口浪尖，与新生的共和国共同演绎着“中国特色”的悲壮历史。

那时还不知道，尽管惊天动地的文革狂潮是由领袖开启，但它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演出却是在全国瞩目的清华大学的舞台上，一幕幕拉开的。那位在运动中名噪一时，红极一时，煽动了全中国学生，响遍大江南北的领军人物就住在我的头顶，三楼！他也是一个受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多年的青年，也是怀揣报国理想的莘莘学子，也曾仗义直言，像彭总一样，在浮夸虚报成风的60年代，秉笔直书，为民请愿而上书。他后来的演变与不光彩的行为回想起来，令人瞠目。

       埋头读书，刻苦学习的日子持续了不足一年。国内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犹如风暴来临前空中飘来的几片云彩，犹如滂沱大雨前天空降下的几滴水珠，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们能够觉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6月2日一位同学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还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三家村”的黑帮分子，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堡垒。他说，清华也要“停课闹革命”了。我吃了一惊，停课？闹革命？第二天全校果然停课了。

       班主任传达了学校的精神，每一个人可以按照中央精神和自己的理解写大字报，紧跟中央，矛头指向“黑线”，可以对学校工作提意见。然而，大字报是不能随处乱贴的，要贴到楼道内。大字报内容一开始是批判文化界，教育界的“封资修”，随着大字报数量的激增，学校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周围搭起一圈芦苇席子，供学生们贴大字报。自此以后，清华大礼堂及其周边地区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地区。

       北大校长是“黑帮”，清华校长岂能幸免。点名清华校长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大字报赫然问世，刘少奇女儿刘涛的加入，更是加重了大字报的分量。一场校党委保卫战就此打响，反蒋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一批人被扣上了政治帽子。直至6月9日张际春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是黑帮，已停止反省，使得清华文革史上的“反蒋战役”落下帷幕。反蒋是造反派，保蒋是保守派，我拥护校党委，被划为“保守派”。校党委的垮台，使得他们树立的模范典型，来自农村的质朴的女生——孙秀被揪斗游街，那场景让人心头别是一番滋味。过去的革命者被“新生的革命者”革了命，思想迷惘的痛苦胜过了遭受的凌辱。
“不是敌人打垮了我们，是革命阵营自己乱了方寸。”

        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了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513人进驻清华，罢免清华党委和各级干部的职务，由工作组代理职权领导清华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左的做法”和对于抵制他们的学生们的政治打击，又使得反对中央工作组的“英雄”——蒯大富出尽了风头。6月16日工化系92班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何处去》。6月19日王光美以公开身份来到清华，并成为工作组的一员。学生们纷纷跑去一睹国家夫人的风采。 6月24日在工作组 组织的全校辩论大会上，蒯大富“义正词严”，与他们激辩不已，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按耐不住，跳上台去宣布：我们才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以蒯大富为首的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被打为“反革命”。蒯由此开始了绝食的闹剧。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总理于8月4日晚来到清华东大操场，代表中央讲话，指出派遣工作组是犯了方向错误，他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要大家支持临时筹委会的工作。我这是生平第二次见到总理，第一次是在初中三年级时，在长安街夹道欢迎外国元首，见到了敞篷车里的周恩来，他当时距离我是那样的近。

       清华的文化革命过程“波澜壮阔”，跌宕曲折，其间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学生领袖迭起，风云人物辈出。端的一副“天下大乱”的景像，“群雄”演义的画面。其实，在这纷纷扰扰的乱局下面，反映的是中央内部 “党内有派”的斗争。毛泽东发动文革，刘少奇派出工作组稳住局势，使得斗争向可控的方向进行。离开这一点，清华大学“文革演义”的乱麻绝难理出头绪。蒯大富反对中央工作组的底气，被打为“反革命”的悲壮，与薄一波在清华的论战，直至成立“井冈山红卫兵”的义举，无一不是得到了“中央文革”明里暗里的鼓励和支持。

        听说我的八中同学丁钩就在离清华不远的石油学院，处境不妙，自闭潦倒。性格决定命运，以他的个性不会不对文革有独特看法。而中国恰恰是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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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续集 十 三

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委李雪峰主持下，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进行了他在万人大会上的最后一次讲话。刘少奇说，“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刘的话音未消，毛主席忽然从后台走出来，走到舞台前沿向众人招手。台下顿时掌声雷动，鼓掌长达十分钟。毛主席没有讲话，竟自走了。根据毛的指示，刘的讲话录音（检讨派工作组）全国播放。北大季羡林的感受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国家主席做检查，吃惊不已。人们隐隐觉得，中央高层出现了裂痕。如此迹象，清华的造反派们不会不觉察。

周恩来8月4日晚在清华的讲话没有能解决学生中的对立情绪。一派人认为应该清算工作组的路线错误，而另一派则主张立即“打黑帮”，还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总理“和稀泥”。8月8日我系唐伟和数力系陈育延等人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坚决要将工作组的路线错误辩论到底，他们与周总理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8月9日在王光美授意下，临时筹委会负责人主持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即“立即打黑帮串联会”，为了表明态度，15日斗争了清华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艾知生。八八派是少数，八九派占多数。组成人员背景：八九派由“临筹”演变而来，以高干子弟为领军人物；而八八派则是由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子弟为首领。在那个年代“出身”是一个人的“命门”，如果出身不好，就只能规规矩矩，沉默温顺。因为稍有执拗，就会被“挖祖坟，揭老底”直到名誉扫地。

       所谓“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天下是我们的天下”的豪言壮语是不包括这一类人的，他们已经被入“另册”。只有“根红苗正，品学兼优”的人才敢于对工作组说不！

      “红卫兵”这一历史名词来源于清华附中学生的创造。1966年5月29日一批附中学生在圆明园自发成立了名叫“红卫兵”的组织，他们崇拜毛主席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造反有理。”  五十年的风霜刀剑可以使书的扉页变黄，可以使英姿勃勃的少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但记忆大门却永远不会关上。

       6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清华大礼堂灯火辉煌，礼堂前搭起的芦苇圈席贴满大字报。两个附中自称红卫兵的学生，手持大字报，说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造反有理”，激起了决心保卫校党委的人们的不满，那场辩论至今记忆犹新。回过头看，这群娃娃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的只是深重的灾难。


        毛主席准备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使得北京市各个城区在动员之下，开始了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因为红卫兵不只是来自北京地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从清华大学纷纷攘攘的文革乱局脱身，我回到西长安街自己的家——那是胡同里一个不大的四合院，

发现院子里也住了红卫兵。母亲对我说，西屋里住的两个女孩子来自河南安阳，她们明天就要前往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这个胡同安置的红卫兵最多，因为胡同在西长安街北侧，距离天安门只有两公里。她们步行即可到达。

发现院子里也住了红卫兵。母亲对我说，西屋里住的两个女孩子来自河南安阳，她们明天就要前往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这个胡同安置的红卫兵最多，因为胡同在西长安街北侧，距离天安门只有两公里。她们步行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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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续集十四

8月19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翌日，以刘涛（刘少奇女儿）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宣告成立。从文革开始，清华一直是高干子弟活跃的舞台。其缘由无需多言，这场政治运动由领袖发起，只有高干子女了解上面的动向和内幕。而原来的“八八派”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前者分庭抗礼。给人印象，一边是“贵戚”，而另一边是“平民”（革干出身的平民）。他们之间对立，主要源自观点的不同，但也与高干子女的“自我优越感”而引起的相互疏远有关。

       政治本身就是敏感的。伴随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而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以及陆续出现的“重量级”大字报，使人隐隐感到不安，似乎中央正在酝酿“大的变动”。

      19日有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第一号XXX》语言粗俗；与贺鹏飞的《三问王光美同志》一起向“国家夫人”发难；而刘涛的大字报《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又让人产生了“大义灭亲”的幻觉。更具有轰动效应的则是8月22日唐伟，陈育延以《向日葵》为名贴出的题为《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提到：“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云云。随后，清华园出现了更多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有人提出《改组党中央，拥护毛主席》。

       这一切 使人陷入迷茫，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我们都是底层的民众，远离“庙堂”，对于上面的斗争无权置喙，也无缘置喙，更不了解上面的情况。而那些贴出具有轰动效应大字报的人，是他们马列水平高人一筹？还是他们十分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抑或是哗众取宠，以搏得人们的眼球。有人选择静观其变，这或许可以解释文革中“逍遥派”产生的原因。

       在中国，政治运动迫使人“站队”。站队就是表明你的态度，表明你的立场，亮明你的观点，这其中不允许你有任何闪失。一旦事实证明你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里说的错误是指与领袖 或领袖指定的权威（比如中央文革）的观点相左，那你就要倒霉而被扣上“政治罪名”，诸如反动，右倾，“修正主义”一类的帽子。

       由于文革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其间各种派别，各种政治力量互相较量，波诡云谲，风云多变，今天在台上是革命的座上宾，明日则又会成为革命的阶下囚。如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盖莫能外。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开不完的会，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如果你观点错了，自然要写检查，要向领袖请罪。不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干部和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是文革中的批判对象。学生中则很少发生。

       周恩来作为一国首相，他对于文革的性质，目标也是不甚清楚，文革的进程远非他能掌控。这从他第二次莅临清华园的讲话可以一窥端倪。8月22日总理第二次来到清华园，主持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工作组组长叶林做了第二次检查。

（总理身后的红卫兵为他撑开了雨伞。）

       周总理重复了中央全会上批判工作组错误时使用过的话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运动，...................。”
        周恩来注意到清华园内针对中央领导的大字报，他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我欢迎你们给我贴大字报，一切问题都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显然他认为，中央内部的斗争已经通过中央全会得到解决。而随后的惊心动魄的 “倒刘” 风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最后，总理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学好，用好十六条，选举建立清华文革的权利机关，把全校的革命组织建立起来，以便更好地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

       总理的话已经失去了作用。有另外一股潮流在清华园内或明或暗地涌动着。一部分人继续贴中央领导和刘少奇的大字报，包括北京大学。陈伯达还跑到北大煽风点火。八八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直指刘少奇。出现这种局面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不无关系，而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更是犹如在本就不平静的池水中，投下了一块巨石！

       而以刘涛和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表示绝不能容忍这种攻击党中央领导的“右派翻天”的局面。8月24日，联合了12所院校2000名红卫兵闯入清华园，占领大礼堂，封锁大字报区，实行“红色恐怖”。他们把清华中上层干部拉到阶梯教室毒打，抄家，强令他们搬运被拆毁的历史标志性建筑，清华大学的名片——二校门的残垣破瓦。而这一切都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与“破四旧”的大旗下进行的。

（191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梁实秋曾这样描述二校门早年的风貌：“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这座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的“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门。早期清华学堂是以清朝的皇家园林为基址，1911年围墙建成后，校门亦建好，其门楣上刻有清末要臣那桐的手迹“清华园”。1933年，清华大学扩建，修造了西校门，这座有着古典气质的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




8月24日以后，以刘，贺为领军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临时总部”掌控了清华园，9月16日校文革代表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清华校文革临时主席团。刘涛，贺鹏飞的做法，选举学校领导机构和开展对“黑帮”的斗争，是符合周总理讲话精神的，也得到了多数清华师生的认同。


       然而，中央的另一股力量——中央文革小组要另辟蹊径，要让文化大革命的航船调转船头，沿着他们预先策划的方向行进。这是想“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周恩来不曾料到的。清华的“革命小将们”更喜欢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觉得他们的讲话旗帜鲜明，慷慨激昂，坚决站在受压迫的群众一边，坚决支持造反精神，而相比之下，周总理的讲话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总是在检查自己，总是在为工作组的错误开脱。




         8月4日那一次，周总理到清华大学，代表中央亲自为蒯大富等人平反，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总理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至于他是不是革命者，要在以后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嘛！总理的话并没有错。当时大多数人认为蒯大富虽然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什么英雄，不值得大书特书。这样的情况被蒯派认为是“左派不香，右派不臭。”


1966年9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鼓动他成立自己的红卫兵。蒯大富崛起的时机，终于到了！


       有了高层的支持，蒯大富便在谈话的翌日即9月24日宣告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从而改变了清华园的政治格局！自此，清华园大乱。前面讲的“清华校文革临时主席团”失去了对学校的掌控，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 气焰熏天地 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主导。


        10月6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指明要蒯大富带领十万人宣誓，从而确立了蒯大富在造反派中的特殊地位，使他成为中央文革的铁拳。10月9日蒯和唐伟带领几百人进城静坐，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但因中央反对，王光美只将一份书面检查交给了清华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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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时代》十五


                                     （ 接受网友建议，题目改为我的学生时代）




         公元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从清华出发一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率先喊出了“打到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他们兵分几路，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前门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大字报，标语贴满大街，高音喇叭喊出的口号响彻云霄。撒出的传单布满街巷，并很快流传到祖国各地，一场“倒刘批邓”的风潮来势汹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在惊愕，意外之余又感到迷茫。




       1966年12月31日晚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说：“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们只好说是我们国家发扬了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的提法，矛盾性质就变了。” 有学生问：”刘少奇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总理说：“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啊！”     




        我从外地串联回京，下了火车发现西单街头到处是“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而且有的故意写成“打倒刘少狗”。政治斗争应该严肃，革命战士也不应以骂人为能事，我本能地对这种粗俗，低级的做法感到反感。难道是我书读多了，太迂腐？毛主席说过，“革命者不做 ‘宋襄公’。” 雷锋也说 “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不需要 “温良恭俭让”！




        也许政治斗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政治文明不值一文。只要目的是革命，手段真的是无所谓吗？蒯大富果然是这么做的。1967年元月6日，蒯大富指使以《雪莲花》战斗组为首的红卫兵40余人，将在师大一附中读书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刘萍萍绑架到医院，然后分别以交通队和医院的名义给刘少奇和王光美打电话，谎称刘萍萍突遭车祸，被送往医院，需要动手术，要求家长前往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被骗到医院后，他们又将王光美非法劫持到清华，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斗争。得知此事的周恩来，十分气愤。派遣联络员坐镇清华，并采取措施保证了王光美的人身安全。   



  周恩来似乎不认同“只要是革命，手段是无所谓的”观点，难怪他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在党内的代表，差一点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诘难。他在接见七机部代表时说，“这个行动确实不光明磊落，共产党人不这样做，这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




         忘记是1966年底还是在1967年初，我听说中学同学丁钩在石油学院自闭潦倒，境遇不妙，就前去看望他。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在石油学院的校园里遇到他时，我吃了一惊。只见他头发长长的，很像西方的“嬉皮士”，肩膀上挂着一双滑冰的冰鞋，一脸的颓废神情。他问了我一些清华的事和在清华的另外三个八中同学的近况，关于他自己则不愿意多说。事后才知道，由于他说了非议文革的话，被看做是反动学生。从此，他便“遗世独立”，笑傲“山林”，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出没于篮球场，滑冰场等场所，自娱自乐。幸亏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干部和官员，对于学生还不至于穷追猛打。




        文革中的清华成为中央各派势力的角斗场，这个角力过程漫长而又复杂。各派力量此消彼长，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各色人物轮番登场，形式变换莫测，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公元1967年4月10号毛主席批准清华井冈山公开斗争王光美，向外界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重大信号。这与元月6日蒯大富因绑架王光美而遭到周总理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



蒯大富充当了“倒刘”的急先锋，也因此攫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时（曾传说，他将会以此殊荣而被选入政治局）校园内的反对派也正在准备“揭竿而起”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清华414。它有自己明确的纲领，那就是“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干部，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从此，清华的格局演变为两个派别之间的争斗，而且愈演愈烈，终于在1968年4月23日爆发了百日武斗，致使许多鲜活的生命永远地消逝了。




        往事不堪回首，痛苦使人不愿回忆。我不想对于那场武斗耗费笔墨。此时不免想起鲁迅说过的话：“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我却不是勇士。




        只是想说说，我在西单长安街北侧的家的故事。文革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从自己小家周围发生的事情，“可见一斑”。与石虎胡同垂直的街道叫做“横二条”，那里有一个与我同在清华读书的学生，孙华栋。他在清华土木建筑系就读，比我高一届。因他参加了414组织，是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反对派，竟被蒯大富保卫组人员活活地打死了！噩耗传来，令人震惊。那些凶手嚣张，残暴，敢于对一个在读的学生痛下杀手，原因只是孙华栋出身资本家，可以向他发泄“无产阶级革命怒火。”人权，人身安全和法律在那个年代不值一文，可以被随意践踏，而这一切都是在阶级斗争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




        另一个和我的家有关的事件就发生在小小的四合院内。南屋一位女医生遵照领袖指示下到北京郊区为广大农民送医看病。一个地主家的老人患病急需诊治，地主的子女找到女医生求助，却被她拒绝了。因为对方是地主，地主本就该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使她不可能给“阶级敌人”看病。地主的儿子深感绝望，他将文革以来一直积压在心头的被压迫，被凌辱的怒火发泄到医生身上，竟连挥数刀砍死了女医生！阶级斗争以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壮烈上演，凶手自然被斩立决。两个命案都发生在我小小的家的周围，上演了“阶级斗争” 的悲壮一幕。一个是“造反派”肆意打杀出身不好的学生，另一个是出身不好的人 被逼无奈，选择了与革命人士同归于尽。




         彻底清除党内走资派的文革，使得一些高干子女的境遇跌宕起伏。他们作为革命功勋的后代，贵不可言，也曾风光无限，但又会由于父亲是走资派被打倒，而沦为“黑五类”颜面扫地，备尝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清华的高干子女，如刘涛，贺鹏飞，包括与我住在同一寝室的杨东胜（杨成武之子）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我不禁想起茅于轼说的话，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政治家才会安全。）




        中学同学WCH就是有着如此遭遇的一类人士。因父亲文革受到冲击，他被列为“黑五类”。1970年于清华毕业后被发配到河北插队。他目睹了农村地富子女的悲惨处境。他们在1949年以前基本没有享受过富足的生活，却几乎在一出生就背上了沉重的“地富”出身包袱，而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那时的农民十分辛苦，劳作一天只能挣十个工分，约合一角八分钱，农民的年收入和他的月收入相当。他虽然插队，但还是领工资（每月五十多元），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农民。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贫农的孩子参军，当了连长，受到村民羡慕。但是，文革爆发后有人告发其父，他被迫复员回村成了“黑五类”，郁郁寡欢，不久竟撒手人寰。贫穷和缺乏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一些矛盾在暗中积累。我想，我住的那个小院的女医生如果摒弃僵化的“阶级斗争思维”，能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出发，向生病的地主伸以援手，悲剧本可以避免啊！新中国成立后，地主富农也是国家公民，也应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而不是入另册，受歧视，逼得人家无路可走。从辩证角度看，无产阶级也会富起来，那时他们也成了富人，难道也要被专政吗？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穷。革命理论本身存在着巨大漏洞。可惜 独立思考的丁钩，被打成了反动学生。




        还记得，68年四月底清华大规模武斗爆发后，双方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清华园通往外界的道路上，逃难的学生人流络绎不绝。他们肩扛手提，携带着行李和箱子去投亲靠友，或者干脆乘坐火车返回原籍。一天在西单街头，414一派的宣传车在向来往市民控诉着蒯大富一伙的武斗罪行，我正加入其中，却被家人劝返。母亲说一个街道积极分子看见了我，让她劝我回来。理由是，“蒯大富井冈山红卫兵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最好让你儿子别乱说！”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个好心人啊。
   
                 —— 此系列文作到此结束，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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