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富蕴县文化大革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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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富蕴县简史  第五章
2011-09-29   富蕴县史志办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与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6年初，县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讨论了富蕴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畜牧业方面：1965年底存档数56.3万（只），1970年计划要达到80万头（只）。农业方面：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506.8万千克，1970年粮食计划要达到762.45万千克。

正当全县人民为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克服重重困难，信心百倍地开展生产运动，决心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提出：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彻底揭露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等等。

“5.16”通知下发当天，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5月18日，中共阿勒泰地委下发了《关于普遍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5月21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发出《关于在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组织动员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

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由县委书记和志坤任主任，由县委常委塔依甫任副主任。随后，各社场（镇）也相继由第一把手负责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对开展“运动”进行了具体安排。5月23日，在县城召开了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部队官兵、附近公社、生产队社员、中小学教职工、学生和家属代表940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24日又在县城召开有1800多人参加的所谓“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会”，声讨“三家村”（邓、吴、廖）的滔天罪行。

各级文革领导小组，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组织本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新疆日报》和其他报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层层动员，级级发动、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官》，并揭批机关单位的三条黑线（资产阶级黑线、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黑线、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黑线）。至此，文化大革命运动以铺天盖地之势在全县开展起来。一批教师和学生上街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进行“革命大串连”，城、乡一时像开了锅的汤，蒸蒸袅袅。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几十个大小群众“造反”组织，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张贴大字报、办黑板报、散发传单，互相攻击，甚至乱抓滥斗。使县委、人委领导班子党的基层组织基本成半瘫痪状态。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口号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县兴起。他们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战歌，要把资产阶级抢去的阵地夺回来，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炮轰县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些口号的鼓动下，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进一步揪斗单位领导。抓住领导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把一些领导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或“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致使县委、政府以及各社场、学校、机关、单位的领导工作受到很大干扰，日常工作运转受到严重威胁。

这时，身处逆风恶浪中的各级干部，仍然在忧国忧民中以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为已任。在严峻的考验时刻竭尽全力，顶住沉重的压力，坚持抓各项经济工作。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职工、教师在“闹革命”的同时也兼顾本职工作，特别是广大农牧民在“闹革命”中坚持农牧业生产，所以1966年仍取得了农牧业生产的较好成绩。还搞了水利建设，特别是吐尔洪水库、喀拉通克水库、达拉吾孜水库、喀拉布勒根大坝、萨尔铁热克大坝。大的水利工程竣工投入使用，稳固和发展了农牧业生产。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发起总攻击”。富蕴县因地处边境，人口少，造反派势力不很大，县委人委各社场（镇）党委基本上没有被夺去权力，有的领导只是“靠边站”，学校也还继续上课，县委机关单位有一些混乱现象。

随着全国批判刘少奇，全疆批判他在新疆的代理人武、伊、张、包（武光、伊敏诺夫、张仲瀚、包尔汉），富蕴县有的单位“造反派”由于对本单位领导和县党政领导看法不一致，又受自治区“造反派”的影响遂分成两派，开始互相争论，进一步分为红一司（三促）和红二司（三新）两大派，各派都活跃起来，上下串连，各自联络城镇职工、学校师生、红卫兵、干部、农村社员成立自己的司令部。于是派性与日俱增，形势是雪上加霜。两派群众都各自称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不相让，各自为阵、誓不两立，视如仇敌，甚至原来亲密的朋友，因观点不同而横眉冷对，互不言语，语则伤人；有的甜蜜的夫妻因观点不同而离弃。两派群众经常为对自治区、县和本单位当权派的不同看法，展开无情的激烈辩论。当权派分别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相互攻击、批斗的对象。有的群众组织对一些当权派批斗时要坐“V2型”飞机使一些领导干部的身心遭到极大的伤害，还把一些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戴高帽子，挂牌子，喊着口号游街，摧残心身，创伤肉体，侮辱人格。两派群众组织的敌视情绪也不断加深，有的单位形成武斗局势。

1967年4月，经阿勒泰军分区党委批准，富蕴县人武部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办公室，各公社、牧场也相应地成立了同名的办公室。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安排县驻军部队向全县各单位、公社、牧场派出“三支、两军”官兵负责“抓革命、促生产”。在驻军部队的帮助下，各派力量经过复杂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又经农牧区群众组织充分酝酿协商，于1968年3月25日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了“贫苦农牧民代表会”，县城两派也达成协议实现大联合。到1969年4月19日，经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成立了富蕴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的成立结束了两派的争斗，对稳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1970年1月2日，经阿勒泰军分区党委同意成立了富蕴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又经自治区革委会和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同意，县革委会由43名委员组成（实际当时只有26名），设常委12名；同意县革委会和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提出的委员、常委名单，批准韩先魁任县革委会主任，张友福、和志坤等4人为副主任。建议由韩先魁等15人为常委，县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原县委、人委所属机关人员在县革委会的领导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原县委、人委不行使任何权力。

革委会总名额定为43名，除留预备名额9名外，其中革命群众代表24名（工人代表6名，贫下中贫和贫苦牧民9名，红卫兵代表2名，其他7名），占总名额的70％；军队代表4名，占12％；革命领导干部6名,占18％；委员中少数民族占20％；妇女占9％。革委会成立后，解放了一批受冲击的干部。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建立后，立即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活动。党的核心小组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党政工作出现了偏差。尽管如此，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为中共富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打下基础，这一点是好的，是要肯定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富蕴县部分干部受到冲击，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严重的逼供致死现象，原应该引以为鉴，但是中期和后期逼供信现象经常发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沉痛的教训是应该总结的。

第二节  “斗批改”运动

一、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

中共“九大”报告提出的“斗、批、改”具体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1969年12月，全县划分阶级成分工作开始，县革委会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第一牧场农业三队进行划分阶级试点工作，随后各农牧区划分阶级成分工作全面展开。“划分阶级”是对少数民族而言，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经过“土改”，没有明确划分过阶级成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影响下，批判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批判阿勒泰地区以前在牧区执行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是所谓“错误政策”、“投降主义路线”，发动广大农牧民血泪控诉“走资派”。

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号召全县广大党员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并派工宣队下各少数民族农牧生产队，大力宣传牧区要划分阶级。工宣队、工作组和各族农牧民一道积极行动起来，掀起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随后采取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和会议等形式，发动群众以大批判开路，批判所谓“独立王国”，对所谓干扰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开展大检举、大揭发。

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形势下，1970年9月，全县农牧区3176户总户数中，划出贫下中农（牧）2256户，占总户数的71％；中农（牧）664户；敌对阶级256户，占总户数的8％（牧主167户，富牧89户）。

同时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1969年底到1970年9月，全县共有4个社场，23个生产队，9个县基层单位开展了清队工作。据统计，这段时间共揭露出各类有重大问题439人，做了定性、定案处理的104人，其中判刑33人，带各类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46人，发现案情6起，破获5起。1970年1月17日，富蕴县成立“人口疏散领导小组”，和志坤任组长，刘起柏任副组长。到1971年5月共疏散人口2650人，其中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中有问题的人和部分自愿来疆人员是被疏散的对象。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错批、错斗、错处分了一批人。

1972年11月1日，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做好干部的解放和使用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清队”“一打三反”整党运动中定性、定案组织处理和复查问题的紧急通知》精神，成立了复查办公室，各社场、镇党委复查领导小组也继相成立。经县委复查办公室统计，复查前开除公职的8人，复查后恢复公职1人，待复查7人。复查前作退职处理的33人，复查后退职处理的1人，复查前党内各种处分26人，复查后撤消处分1人，还有25人待复查。解放各级干部174名（其中县级4名），占应解放干部的79％。复查工作继续进行，后来绝大部分干部恢复了工作，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实践证明在牧区划分阶级成份，这对牧业的发展，牧民经济生活的提高是不适应的，“斗、批、改”中对许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凡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内地公涵来写得不好的，以往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说过错话的，群众关系差或与某某人有些派性或宿怨私仇的等等均视为“阶级敌人”。造成富蕴县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冤、假、错案。有的以逼、供扣上各种罪名，并且株连其家属、子女，使人时时处于惶惶之中，天天处于惊慌之状。

强大的政治高压，束缚了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生产、生活处于低谷。社会稳定也只在表面上。人心也不知归向何处。

二、整党建党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地方各级党组织都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党的组织生活停止，党员教育中断，党组织战斗力丧失。党员干部有的受到批判，有的群众组织还凌驾于党委之上，开除了党员党籍，有的还烧毁党员的入党志愿书等档案材料。为此，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重申党员的处分，必须由党组织执行，群众及其组织无权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要求各地已经成立革委会的单位都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按照中共中央（1970）57号文件和上级指示精神，全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开门整风。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韩先魁在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通过有线广播向各社、场、队作了动员讲话，要求全县广大农牧民、干部积极帮助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整好风。其后，共收到群众的批评意见、建议315条。

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下发的文件，全县各社场（镇）、县直属机关单位均成立了整党领导小组，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风。以党支部为单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三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两条道路斗争史和贫下中农家史）教育。学习毛泽东有关整党、建党的论述，学习各地整党、建党的经验，批判刘少奇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黑六论（阶级斗争毁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熔化论）等。上下挂钩，追根溯源，提高认识。然后，每个党员都对照中央文件精神，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本支部党员、群众中作自我批评。不仅听本支部党员的批评，而且还要听非党人士、群众的意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同群众在一起工作、学习、劳动，把群众当成老师，当成知心人，博得群众的爱戴，树立党的形象和威信，取信于民。

党的核心小组在实行开门整党、建党中，各级党的主要领导，狠抓整党、建党工作，把毛泽东的整党、建党指示交给广大党员群众，加速了整党、建党的进程。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基层党委6个，党总支5 个，支部66个。在全县原有557名党员中，吐故纳新18名，占原有党员的3.2％，劝退10名，占原有党员的1.8％，待处理下结论62名，占原有党员数的11.1％，同时吸收新党员104名。

这次整党、建党，遵照了毛泽东关于“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的指示精神，贯彻了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广大党员通过“斗私批修”和党内外群众的帮助，触及了灵魂，进一步划清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战，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线，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

这次整党、建党，对有错误的党员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看大节，看主流，看发展，看态度。分别给以不同的处理，对暂挂、劝退、纪律处分，乃至开除的党员，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开除的不做革命的阻力，劝退的不伤感情，受处分的不背包袱，暂挂的不埋怨。“把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变成为思想上的‘吐故纳新’”。

全县各级党组织，按照“新党章”办事，按照“新党章”的精神实质整党、建党。具体用办学习班的办法，分期分批，集中党员学习“新党章”，特别学习“总纲”、“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基层组织”，使广大党员政治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但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入了党。

通过整党、建党工作，使一度瘫痪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党的各级组织与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解放了一批党员干部。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整党指导思想偏差，这次整党也把一些好党员，好干部当作“废料”“吐故”了，清除出党或不予恢复组织生活。另一方面又将个别不符合入党条件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当作“新鲜血液”“纳新”进党内，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留下一些弊端。

三、“批林整风” 、“批林批孔”

党的“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了极点，同江青集团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超过自己，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因此妄图提前“接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江两集团的矛盾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挺而走险，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策划了《“571”工程纪要》（武装起义的谐音），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见事已败露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上级党委的部署，县委从1971年5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9.13”事件以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从1972年2月开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首先要批陈（陈伯达），因为陈伯达是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1970年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成立对陈审查专案小组。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是国民党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全国接着开展了“批陈整风”。

1971年“9.13”事件 到1972年7月，中共中央专案组连续下发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材料》指示：请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

1972年3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1972）30号文件精神和自治区、地区有关“批林整风”文件精神，县委举办“批林批陈”学习班，历时35天。韩先魁作了《愤怒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罪行》的讲话，参加学习班的有县各机关单位、公社各级党的干部代表。学习的材料是：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中央、自治区党委有关批林的文件和《“571”工作纪要》，4月11日结束。因为时值春耕生产季节，县革委会指示：各公社、场（镇）和县各机关单位，召开专门会议，作出“批林整风”的部署，要求各社、场要分期分批举办公社革委会、大队长、生产队长、下乡干部、宣传员等学习班，培养骨干。县城各机关单位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分期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声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此时，全县形成批林高潮。

5月20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历时14天，韩先魁作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牢牢掌握外批苏修，内批林贼的斗争大方向，争取新的更大胜利的总结报告》。他在《总结》中指出：全县还有18％的干部没有解放，对于这些干部，除了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外，都求各级组织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尽快给予解放，干部解放了，妥善安排工作，要大胆使用。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新疆工作会议报告》，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新疆实际，通报并批判了自治区主要领导人上了林彪贼船的错误。林彪一伙妄图把新疆作为他们的“可借用力量”。会议还进一步指出“批林整风”在富蕴的重要性，强调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条原则。会后全县各单位、各社场（镇）都分别采取办学习班的形式，联系新疆和全县实际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同时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民族团结教育，思想组织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教育，干部政策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

在县委的领导下，“批林整风”效果很好。因为县委始终把“批林”和“批修”，“批林”和“整顿党的作风”，“批林”和各项生产联系起来，把“批林”和民族团结教育，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干部政策联系起来进行的。始终是以“批林整风”为纲，做好各个方面工作，特别是做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工作。1972年农业播种面积1.2万公顷，总产855万千克，牲畜存栏40万头（只）。

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这一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自《人民日报》2月2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发表后，中共中央发出1、2、3、4、5号文件。随后自治区“批林批孔”运动闪电似地开展起来。2月12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1974）“1、2、3”号文件。县委书记韩先魁做了《狠抓“批林批孔”斗争，深入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县立即掀起“批林批孔”斗争高潮。3月5日又在县机关第二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讲话，题为《进一步动员起来，继续把“批林批孔”斗争推向高潮》。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发（1974）8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通知精神，再一次动员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县各族人民群众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认识。《讲话》称：“批林批孔”斗争正在全县广大城（镇）农村、牧区展开，总的讲，是处在一个大学习、大发动的阶段。形势很好，各社、场（镇）、县直属各单位都行动起来了都开了动员会、批判会，出过墙报、黑板报、大字报。各公社、牧场、手工业联社、基建队、中小学、团委、贸易公司等25个单位都分别举办了一期至三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班达637人（次）。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同时，开展忆苦思甜、新旧对比，专题批判。批判中主要抓住林彪鼓吹孔孟之道“克已复礼”，高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革命团结，加强纪律性，增强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县各族人民普遍关心国家大事，报刊发行量大幅度增长。

中央认为：孔子的政治路线就是拼命挽救奴隶制，反对社会变革，开历史倒车，林彪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尊孔派。林彪鼓吹孔丘是堂堂君子，温、良、恭、俭、让，实际上他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孔孟曰“天生德于予”，林彪就宣扬自己是“天才”、“天马”、“至贵”、“超人”，自比“周公、桓公”。狂叫要作“人主”，说“他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不一样，特别灵”，因此，他要当国家的头，提出“设国家主席”。还大肆散布“中庸之道”，大搞结党营私，两面派，阴谋炮制《“571”纪要》妄图谋害毛主席。林彪宣传“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宣传“德”、“仁义”、“忠恕”，充分暴露林彪和孔子是一条黑线贯穿，林彪就是当时的孔老二。

富蕴县在“批林批孔”的同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新疆的代理人，还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批判无所作为，懒汉懦夫思想，骄傲自满，因循守旧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在农村还联系到靠天吃饭的“天命论”，还揭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等种种表现。

通过长达5年（1971年至1976年）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增强了干部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牧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向前发展。但是这场运动后来被“四人帮”利用。把予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四人帮”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含沙射影指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突击”的意思是他们拉帮结派，拉为他们服务的力，结为他所用的才），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度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节  战备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战备

富蕴县东北接壤蒙古国，南连浩瀚的准噶尔盆地，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前后，中苏关系恶化，更显出富蕴县战略地位的重要。毛泽东当时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县委和县人民武装部响应中央号召，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积极地从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开展战备工作。

1969年9月23日，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发出《关于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加强战备保卫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今年以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动了多次的武装侵略。目前，他们又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了大量的武装部队，企图进行武装挑衅，国内阶级敌人也越感到他们末日来临，为预防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侵略中国，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注视敌人的新动向，认真作好“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工作。

1969年11月4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富蕴县成立了战备领导小组，由韩先魁（县革委会主任）、宋峰山（县武装部部长）、贾连锁（某部营长）、张有富（某部政委）、邹征录（边防某部队连长）、陈孝刚（矿长）、张效忠（空军某部站长）7人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县人武部。

1969年12月3日，县人武部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战备工作的指示》，指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武装侵犯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碰得头破血出后贼心不死，今年七、八月份又入侵我国新疆边境，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和农牧民多人，造成流血事件。现在苏修继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准备，在苏联国内外大造战争舆论，大搞战争动员，摆开向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架势。对此，我们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严加戒备，防修突袭”的教导，作好打仗的准备，迎头痛击侵略者。

《指示》步署：1、作好组建民兵工作。16到30周岁的男性青壮年，由自己写申请，贫下中农评议，公社革委会批准方可参加民兵。民兵以连排为单位，相应集中，平时搞生产，战时立即投入战斗。当时组织民兵400多人。

2、抓好三线建设。成立三线工程指挥部，打起仗来各社、场都要有自己的“三线”，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既能生产，又能隐蔽。

3、搞好防空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挖防空洞，防空壕，防止苏修突然袭击，防空降、空投，如发现空降、空投者，组织力量围歼之。

4、各社、场战备小组要很快建立起来，革委会负责人要亲自挂帅。

5、抓好群众的反修教育，组织广大群众、民兵声讨苏修反华罪行，同时学习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照会资料和报刊中有关防修、反修的文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藐视、鄙视苏修的思想，看清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提高我们的士气，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6、要加强对地、富、反、坏、右各类分子的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要明确树立“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落实一切”，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由于富蕴县地处反修前哨，根据1969年11月阿勒泰地区革委会、阿勒泰军分区的通知精神，全县组织武装基干民兵360人，负责战时人员的转移，隐蔽、撤离、防空、警报、对空战斗等任务。

1971年5月，县人民医院组织1个武装救护排，储备了1.7万元的药品、器材，县邮电局组织1个通讯排，全县4个公社、两个牧场和两个镇，共32个生产队架通了电话，又接通了库尔特至阿尤布拉克通讯线路（这是全县“三线”重点）。

战备期间，县粮食局、供销社、食品部门共储备粮食200多万千克，棉布2万米，棉花6000千克，毡筒2500双，毯子200条，皮帽1500顶，皮大衣50件，各种糖果3.91万千克，各种酒2252千克，粉条1442千克，以及香烟等其它生活用品。各公社、牧场（镇）都储备了一定数量的战备物资，并准备了一定数量的马匹、骆驼、马鞍、马掌等必需品。

1970年初至1971年底，全县47个单位共挖地道17.2千米，其中永久性地道（防空洞）1.5千米，可容纳近3000人,交通壕3.5千米。各社、场生产队人口集中地方挖防空洞9.8千米，可容纳2.1万人。

根据上级防空指挥部的安排，全县对防空地段进行了划分：一线为县城至喀拉通克沟口。二线为城北至幸福公社。三线为幸福公社至塔奔别勒切尔。

1971年4月，富蕴县防空指挥组从各社场、县城各单位组织调动80人的工程队，修建三线防空工程。建成房屋4栋，共675平方米；库房一座，266平方米；坑道一条，全长700米（高2米宽4米），修建1200平方米的小学一座。三线工程投资60余万元，1974年底工程全部完工。

战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这是全县各族人民落实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具体体现。“战备”使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侵略本质，了解到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激发了各族人民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从而使全县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人民政权而不懈斗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全国处于动乱之中，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受到严重影响。大、中专学校“停课闹革命”，并停止招生。工厂、商业等停止招工。这就使几届知识青年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滞留城市（镇）“闹革命”，加剧了城市的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成为当时解决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1968年下半年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高潮。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大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来”。于是，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70年3月，阿勒泰地区二中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来幸福公社胜利三队插队落户的唐洪新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插队后表现很好，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70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14日，在送人渡河时被洪水淹没，不幸牺牲，年仅24岁。阿勒泰地委授予他“模范知识青年”称号，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1971年7月16日，富蕴县召开妇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历时8天。出席大会代表115人，其中妇女代表87人，知识青年代表25人，特邀代表3人。代表中有15岁的少年。16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李维新代表县委、县革委会作了题为《紧跟毛主席，沿着“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前进》的总结报告。大会表彰了4个先进集体和27名先进个人。大会向县广大妇女知识青年发出倡议书。会议期间自治区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委会主任马瑞云到富蕴县检查工作，并出席闭幕大会，在会上分别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国际形势以及今后的工作作了讲话，其中谈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知青”们以极大的鼓舞。从外地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分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牧）的再教育，县委要求各公社、场指定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接待安置帮助他们解决好劳动、生活问题。

县城的初、高中毕业生也响应党的号召，到各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为了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管理，1974年在高潮公社建立一个知识青年队，1975年又在杜热公社建立第二个知识青年队。少数民族知识青年一般回家接受当地贫下中农（牧）再教育。对到高潮青年队的知识青年，公社领导对他们很关心，专门指派2名汉族干部领导知青搞生产，给他们建了12间平房、1个食堂，1个运动场。还给他们发放了一些生活补助费。此后每年都有知青上山下乡到青年队去锻炼。随着知识青年逐步增加，县设置了知识青年办公室，专管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里，全县共411名从县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安置了144名从外地上学毕业返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再教育中有2名知识青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有88名加入了共青团，有1名被结合进了县级领导班子，5名被结合进了公社领导班子，13名被结合进了生产队领导班子，20名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有11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65名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上工作，还有一大批知识青年担任了社队学校民办教员、赤脚医生、拖拉机手、会计、保管员等职。1978年以后，根据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新政策，全县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缓解了城市（镇）知识青年就业压力，支援了农牧业的生产建设，对农村的文教、卫生、科技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知识青年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也经受了一些有益的艰苦锻炼，受到了劳动人民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熏陶，学了些农业技能，为农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严重的，使得大批城市（镇）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最佳时期不能升学，其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不能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负作用。

第四节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一、农业学大寨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此后，“农业学大寨”在全县蓬勃地开展起来。

县委召开农牧业三级干部会议，历时5天。县委副书记和志坤就农牧业生产问题在会上讲了话：“要学习大寨先进经验，检查本地存在的不足与差距”。会后评选出吐尔洪公社三队、高潮公社沙尔托海队为“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并予以表彰。会议还制定了1964年农牧业生产指标和今后七年规划。县委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通知》，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结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70年2月25日，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在县城召开，历时8天。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精神，各社、场交流了“农业学大寨”经验，讨论了当年农业生产计划。最后，县委书记和志坤作总结，再次强调：“农业学大寨”要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杆见影，学习大寨不只是学经验，还要学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实干，改变落后面貌）。

1971年2月17日，在中共富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重申“农业学大寨”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之后，县委下发了《1973年至1975年三年普及大寨县》的文件，号召全县各族群众，苦干、实干、争取三年内把富蕴县建成大寨县。

1973年5月14日，县委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农牧业生产第一线的各社、场（镇）和各生产队的负责人、县级各单位的负责人，还有常年战斗在农牧业生产岗位上的贫下中农（牧）及先进单位代表、民兵、妇女等共287人。县委常委李维新致开幕词，他向全县各族贫下中农（牧）、基层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亲切问候和战斗敬礼。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也说明了县委对“农业学大寨”的重视和关心。地委对这次会议非常关心，为了帮助指导开好这次会议，特派地区“支农办公室”张振龙等同志前来参加。一场走大寨路，搞科学种田，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大办农牧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在富蕴大地以排山倒海之势深入发展。1973年春耕工作中，在克服了农机具零件缺乏，耕畜缺草的情况下，播种任务比头年提前5天完成，质量也有所提高。在牧业转场、接羔过程中，克服和战胜干旱困难，牲畜非正常损失仅占1.35％，接幼羔成活率都在97％左右，显示出“农业学大寨”的成效。

此时县委明确表态：要把反修，防修，响应中央的“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把“批林整风”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作为头等大事。说明不是发展农产为主，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给“农业学大寨”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由于全县各族干群的努力，1972年在遭受干旱、低温、霜冻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仍然获得丰收，人均占有粮在400千克的有12个队，500千克的有15个队，700千克以上的占有8个队，有的队种的实验田、高产田、种子田和高产作物田单产则更高。全县已建成稳产田553.9公顷，平整土地301.6公顷，有种籽田520.7公顷，实验田74.9公顷。在科学种田的道路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全县有18个队被评为农牧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单位。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牧场红旗大队，第一三生产小队的事例最有说服力，该队位于乌伦古河畔恰库尔特处，1966年3月，从吐尔洪搬迁到这里，全队53户264人，110个劳力，有耕地101.7公顷。原来这里是“芨芨芦苇盐碱滩，一片荒凉少人烟”的地方，自然条件极差。但是广大社员没有被困难吓倒，顽强创业，第一年就下种161.9公顷。由于地不平，高的旱死，低的淹死，加上盐碱重，秋天只收5万千克粮食，第二、三年产量仍然没上去。党支部带领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动群众，穷则思变。1969年起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平地造田2.1公顷，第二年平地小组增至14人，1970年全队产粮7.7万千克，达到自给，摘掉调粮吃的帽子。平地小组的经验有力带动了全队平整土地工作，上下齐动员，老小齐上阵。从1969至1972年，共搬掉大小沙包173个，小山梁7个，填平900米长10米宽的死水沟8条，投入2.6万个工，完成土方13万立方米，平地造田79公顷。造出9块条田，植树1100多棵，形成11条防护林。在洪水危害最大的地方挖渠改道，筑起8千米长，0.86米高，0.50米厚的防洪堤。投入6575个工，完成土方，4.2万立方米。1972年粮食总产量达12.43万千克。除“三留”（留够口粮、种子、饲料）外，给国家交售余粮5万千克。社员年收入从1966年的82元增至1972年403元。队上有9000元的公共积累。新盖58栋住房，盖了办公室，建了水磨，出现一派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改善的兴旺景象。在第一牧场红旗大队三生产队的启发下，全县各社、场、生产队农牧业“学大寨”都取得效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普及全县。

据1973年统计，全县新挖牧业用水井10眼，新建牧民住房193间，棚圈156个，平整土地301.3公顷，整修渠道8万米，完成水利建设土6万立方米，植树4.20万株，种苗圃7.2公顷。农牧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全县拥有各种拖拉机87台，大型脱谷机20台，各种大型农具13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5台，农用柴油29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42台，每个劳力平均年收入304.59元，牧业最高达到780元。

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几年中，全县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社队第一线，协助社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掀起了草原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的畜牧业棚圈，人工种草，水井和其他一些设施，农业上的抽水井、渠道和机械的配套，基本农田建设和其他水利设施及其配套工程，大部分是“学大寨”以后搞起来的。1973年至1975年3年的投工和工程量超过了以往十几年的总和，为后来农牧业的连续增产打下了基础。

据1976年统计，全县一个冬春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达2000多个，完成平地1733.3公顷，水利工程26顷，共80多万立方米土石方，积肥1亿千克，打井49眼，植树15.6万株，围建草库仓3333.3公顷。全县483.9公顷水地粮食单产得到大幅度增长。红旗公社小麦实验田，创造了亩产上千斤的好成绩。但是由于当时受“左”路线的影响，党的农牧区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正确执行落实。

县委虽然把“农业学大寨”作为改造山河，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牧业生产来抓，并做出了成绩。但是由于学大寨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也发生一些错误。如：在“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搞乱了思想。在外批苏修，内批林贼，特别是1974年至1976年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全县还开展了对所谓“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处理所谓“三谓”，把自留地、自留畜限制在最低框框，甚至有的收归生产队了。还限制社员搞家庭副业，限制社队进城或出外搞副业。搞劳力归地，从而挫伤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在“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下，作了些过“左”过“急”的行为。如：寒冬季节冷到摄氏零下30多度，队长吼着社员打夜工，平整土地。在学习大寨，要大干、流大汗、促大变中，农牧生产改变并不大。在不遭灾的情况下，农牧业是增产了。但是如1974年遇旱灾，全县粮食总产才374.3万千克，降到1963年的水平。农民平均收入低到100多元。牧业也是如此。所以“农业学大寨”也不能使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加速提高，许多农牧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在水利方面，有些项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就盲目决策上马。如1970年10月1日上马的“七0水库”工程。该水库在乌伦古河中游，喀拉布勒根牧场的峡谷处，设计方案为库高62米，长207米，最大库容10.5亿立方米。水库如果建成，可发电4000千瓦。可扩大水浇地4万公顷，总投资预计达2500万元。可是由于勘测、设计资料不完备，建筑材料来源困难，施工准备工作也不充分等各种因素，工程无法进行，1971年与迫停工。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这是历史留下来的教训，我们应引以为鉴。

二、工业学大庆

1964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大庆石油会战情况报告的通知》，毛泽东号召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此后“工业学大庆”在全国普遍展开。

1964年3月17日，县委召开农牧业三级干部会议，历时5天。县委书记鲁联禄传达了自治区一届三次党代会精神，县委副书记和志坤、亢晓峰分别就农牧生产和机关工作问题讲话。会议学习了大庆、大寨、皮山、麦盖提等地的先进经验，提出全县的工业要以大庆为榜样，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3月19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通知》，要求将“三学”和学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随后“工业学大庆”在全县各厂、矿、商贸企业单位展开。推行大庆式企业管理，主要是坚持抓“阶级斗争”、抓“路线斗争”，学习大庆王铁人（王进喜），树立“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要求严、组织严、态度严、纪律严）作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的精神。因地制宜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工业学大庆”促进了工厂、商贸工作作风的转变和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

县委坚持“以农牧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积极发展县、社的五小工业，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大打矿山之仗。积极发展原材料工业，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努力提高工业产品的自给水平。大力发展交通运输，提高运输效率。在矿山开发上，县、社结合,以社为主，采取工、农并举，县、社并举大搞工业的办法，学习大庆。

县委历来对工业发展非常关心，1950年3月就设了工商科，1956年12月改工商科为工业交通科，统筹工业交通的建设与发展。1967年，“文革”时期工业交通科由生产办公室下设的财贸、工交代行管理职能。1969年县革委会工交局负责县属云母厂、电厂、修造厂、车队、客运站等工交企业的管理及县、乡道路的建设工作。

1972年初，县委决定在距县城80千米的吾耸木尔甲建水泥厂。由财政拨款购置了0.95球磨机两台，250×200颚式破碎机和小型粉碎机各1台，10千瓦鼓风机1部，筑砌了水泥厂第一代窑。1974年开始试产，当年生产水泥10.6万千克，1974年到1976年3年总产量达120万千克。由于成本高，所以亏损。过后扩大窑径，加强管理，以大庆的精神战天斗地，改1天烧1窑为2天烧3窑，日产从2000千克提高到1万千克，年产量达90万千克，扭亏为盈，上缴利润2.15万元。1978年加强管理，改进工艺，使年产量达186.4万千克，实现利润10.3万元，随后逐年发展。

县一级电站（3×800千瓦）1976年11月破土动工，1978年9月，一号机组开机运转，年发电量130万度。到1984年，该电站3台机组陆续竣工投产，工程总投资560万元。年发电量增至498万度，工业产值32.4万元，固定资产达463万元，销售收入37万元，实现利润17.3万元，上缴税金3.2万元。随着城镇的发展，又建起县二级电站（3×500千瓦），满足了工业和民用电力需要。改革开放后，以上两个电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1965年县农具厂改为县拖拉机站（属国营企业），维修全县农牧机械和培训拖拉机技术人员。1971年3月，在拖拉机站的基础上成立农牧机械修造厂。修造厂配备了车、铣、刨、镗、磨、锻等机床设备，有钳工（翻沙），拖拉机维修3个车间。1976年企业固定资产25.8万元，工业总产值13.7万元，以工带农推动了全县农牧业的发展。

县委提出：“工业学大庆”要学大庆人建油田的精神，主要是学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办企业的精神。1959年县粮食局建立了面粉厂，用4台钢磨，两盘水磨加工小麦，当年加工原粮30.54万千克，出面粉28.66万千克，出粉率94％。1966年购进125型磨面机2台，1968年购进65型磨面机2台，净粮机1台。1970年自治区粮食局拨给县粮食局350型磨辊拉丝机1台。由于面粉厂陆续更新设备，效率提高了，1976年加工小麦253万千克，出粉219.77万千克，出粉率87.9％。还加工玉米及其它多种粮食。改革开放后，由于全国物质流通渠道加大，速度加快，到后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粮食局负了债，慢慢地成了亏损单位。

全县的几个驻县企业：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原矿开采出口苏联，效益相当好。1960年利润达到1346万元。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出口终止，效益衰退。到1967年可可托海海子口水电站建成发电，1988年终于摆脱亏损，实现盈利650万元。后来，因为矿源枯竭，新矿源尚未开发，加工产品滞销，矿脉面临闭坑，所以停止开采。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的开采时期对增加县财政收入，发展富蕴经济曾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此外云母三、四矿，一八二团煤矿（扎河坝），可可托海水电站等驻县企业，都为富蕴县经济发展作了贡献。以上企业所取得的成绩都与“工业学大庆”有关。

在商贸方面“工业学大庆”是有起色的，但无论是集体商业还是国营商业，面对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特别是集体商业，由于思想经营观念落后，缺乏竞争意识，经营机制不灵活，又有沉重的经济包袱，因此，多数公司和基层供销社在市场经济面前束手无策，举步维艰，进而业务萎缩，连年亏损，难以为继，纷纷丢掉了主阵地。国营商业虽然受到冲击，但还可以维持。随后，国营商业在市场经济中奋力竞争，1986年以后，商业系统继续解放思想，改革体制，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全县国营商业保持繁荣、活跃和稳定的好形势。由于国营商业掌握着肉食、烟酒、爆破器材、钢材、农业机械、石油、医药等农牧业生产资料和人民所需生活资料的主要供应，起到了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稳定物价的作用。

交通方面，在“工业学大庆”的推动下，在“古道”的基础上，建有省道，县、乡之间有县道，乡和村之间有乡道。这些道路的建设为县内外物资的交流，为发展全县经济，方便群众生产、生活都起到积极作用。“要致富，先修路”，1966年建成库额尔齐斯河大桥、萨吾迭格尔铁索桥；1965年建造的乌尔腾萨依铁索桥，此桥被洪水冲毁后1987年重建；1968年建成的恰库尔特大桥；1973年建成的渡口大桥；1976年建成的塔勒德萨依铁索吊桥等数十座，勾通了县内外交通，使之“天堑变通途”，极大地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道路的建成、交通的发展对富蕴经济发展起到致关重要的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县委仍然坚持不懈地领导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多次召开全县性的大型“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会议，大力发展农牧业和工业。并且根据中央《关于到1980年全国要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示，县委要求苦战3年实现普及大寨县。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投入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去。继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工、农、牧业生产。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农业体制的变化，全县“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才逐渐结束。

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给国家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这席卷全国的大动乱面前富蕴县不可能例外，也不可能逃到“世外桃源”去。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富蕴县委和各级党的干部和群众顶着狂风，搏击着巨浪，冲过道道险关，任劳任怨，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得全县以农牧业为主的各项事业，仍然保持着逐年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在水利、电力、交通和抗灾保畜方面成绩突出：喀拉通克、达拉吾孜和吐尔洪三座大水库建成使用；富蕴县城南喀拉额尔齐斯、塔尔德赛、可可托海至大吐尔洪、乌伦古河、恰库尔特等5座大桥建造成功；吐尔洪、杜热、库尔图三个水电站施工设计到竣工；可可托海至大吐尔洪、喀拉诺尔、塔尔恰特、塔本别勒齐尔、巴拉额尔斯等5条牧道修建使用。

这期间，县委牢牢地掌握着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舵把，所以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县人民造成的损失。

第五节  第三次党代会

县委领导机构沿革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中共富蕴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二是中共富蕴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至中共富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三是中共富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遵照中央（1970）57号文件《关于开好各级党代会通知》精神及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指示，1971年2月，召开中共富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时“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随之撤销。

这次党代会仍采用革命委员会（军队、地方群众，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办法，参加会议的代表是经过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与群众组织协商产生，许多党员干部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尚未“过关”，故未参加这次会议。

中共富蕴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2月17日在县城库额尔齐斯镇召开，历时8天。全县有党员580名，选出代表110名。其中干部代表36名，占代表人数的32.3%；军队代表10名，占9％；群众代表64名，占58.2％；少数民族代表65名，占57.8％；妇女代表6名，占5.3%。

这次党代会的主要议程：

（一）认真听取、讨论、修改并通过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韩先魁，代表党的核心小组作题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不断前进》的报告。

（二）按照党章的规定选举中共富蕴县第三届委员会。

（三）由三届一次全委员选出县委常委、书记、副书记。

韩先魁的报告分六部分：（1）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况；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毛主席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目的是要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权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2）“大海航行靠航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要跟着毛主席，按毛主席教导办事，认真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思》、《愚公移山》）。刻苦学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锤炼对毛主席的忠心，要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思想革命化。（3）要认真搞好“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4）整党、 建党，抓思想上的整顿，集中解决阻碍党员继续革命的问题，落实党的政策，把党的组织整顿变成思想整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落实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5）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高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不要说假话，要理论联系实际。（6）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高举党的“九大”旗帜，服从党的领导，加强军政、军民、民族、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

代表们讨论了韩先魁的报告，一致认为：“报告”符合当前的政治，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无产阶级党性。

大会选出韩先魁等23人为第三届县委委员；选出韩先魁、张有富、托乎达木拉提·巴特尔拜、李维新、李长海、沙马力汗·霍衣坦（女）6人为县委常委；选出韩先魁为书记，张有富、托乎达木拉提·巴特尔拜为副书记。

新的县委组成后，在“批林整风”、“解放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清队”、“一打三反”进行了复查，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但是由于处在“文革”中，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响亮地提出“政治挂帅”，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存在着，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左”的思想导致“左”的行动，继续高涨和蔓延。

历史证明，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的几年里，全县各项生产、农牧业发展缓慢，各族人民生活状况未见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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