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冈：从对联 · 老兵 · 联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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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本文作者




        在古今中外的对联史中，传播最广，搅动天下不得安宁者，恐怕非文革那副对联莫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坊间关于那副对联的“出炉”大致有两种版本。一说是出自北大附中，另一说是出自北航附中。本人作为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一员，谨把对联“出炉”的大致情况略做介绍，以便留作历史旁证。


        这副对联的“原创”者并非北航附中，但是将其“包装上市”推波助澜者，则是北航附中无疑。


        该对联的“原创”出自北京外国语学校，原作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代相传”。当时文革初起，各种对联、大字报满天飞，后来校际间串联时，有人把这副对联传抄到我校。


        在一次辩论会上，我校的岳X东说：“横批‘代代相传’不好，太绝对了，打击一大片，应该讲究策略……”（要知道那个时代凡事讲究“一分为二”，不像今天动不动就“绝对是……”云云），于是丁X生说：“就叫‘基本如此’吧！”此说得到一些人赞同，于是由江X东抄成“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大字报贴在校园里，此即该对联的改装“亮相”（后来对联的上联衍生为“老子英雄儿好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想与民间俗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贴近）。


        当时，这副改装后的对联在校园里并没引起太多注意，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淹没了。


        不久，北航附中红卫兵又把这副对联抄到北京航空学院校区（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于北航涉及国防专业，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五类”家庭，因此这副对联在北航引发辩论的响动不大。但是后来随着对联的不断传抄蔓延，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影响，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北京化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化工大学）。


前排右2江X东；后排右1任X刚、左2马小冈。


        那时，化工学院大一学生任X刚曾是我们北航附中的毕业生，1966年7月29日上午，该校各派在主楼广场进行大辩论，北航附中红卫兵为了声援任X刚，便结伙到该校站脚助威，并且在辩论现场打出了这副对联。因为现场人数上千声势浩大，这副对联立即成为激辩的中心话题，对联的影响迅速扩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对联的“横批”——“基本如此”具有较大的弹性，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迅速流传，因此北航附中红卫兵难脱干系。坦诚地说，对联刚“出炉”时，包括本人在内的我校许多同学的心里是不赞成的，但是被潮流夹裹，身不由己。痛定思痛，对联的推出属于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之举，其后许多人主动反思与道歉，与此有直接关系。


        这副对联的要害是对非工农兵等“黑五类”家庭出身者的人格歧视，是以血缘关系决定人生的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带有明显的封建传承色彩，这种不公平的社会政策遭到激烈质疑尽在情理中。


        但是，不能因为曾经存在过不公正的历史政策而反过来采用“汉莫拉比”方式进行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有人把过去17年的精神压迫转变为后来持续40余年的血缘报复，将舆论攻击矛头长期指向昔日的工农兵等“红五类”，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发泄不满，终日沉沦在内斗中不能自拔，这种怨妇宣泄是不是一种悲哀？


        更有甚者，如今某些寻仇者利用微信等网络私媒体公然散播社会仇恨，肆无忌惮地鼓噪掘共产党的祖坟。试问：天尚未变，其人已经磨刀霍霍，倘若真是变了天，是否要重演“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大围剿呢？那些逢中必反的人自甘做汉奸还乡团或民进党的预备党员，他们在向人们提示什么呢？其赤裸裸的变天言论难道是想证明那副对联合理吗？


北航附中同学，前排右1马小冈。


        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得，但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却被某些人逼迫着你不承认都不行了！微信私媒体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颜色革命的舆论铺垫，这种斗争存在的客观现实，已经毫不掩饰地摆在执政党的面前。


        文革期间与对联同期出现的就是红卫兵运动。所谓北京“老兵”即老红卫兵的简称，特指“最高统帅”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老兵”在文革派系林立的群众组织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其行为激进张扬，似乎颇为另类（在当今许多影视作品中，“老兵”是诸多红卫兵派系中的一种代表性脸谱）。之所以如此，皆源于一顶沉重的“桂冠”——北京“联动”，即“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也。


        1967年1月17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同年 1月31日《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言联动是“反革命组织”。于是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大学红卫兵组织以及“首都三司”等人马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查抄捣毁了北京八一学校等所谓“联动据点”，先后在京抓捕139人，并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此时距“联动”“12.26”集会仅仅一个月左右。


        毫无疑问，当年北京的“联动”是由“老兵”组成的，说“老兵”≈“联动”也不算太冤。但耐人寻味的是，由北京中学生发起的“老兵”及其“联动”，与由大学生组成的“北航红旗”、“首都三司”相比，无论是物资实力、组织结构还是受中央文革的重视、利用程度，前者都远不及后者，但为什么“老兵”和“联动”的恶名指数却远高于“北航红旗”、“首都三司”？此疑问一直困扰了人们40余年。


同学们在北航附中宿舍楼前。


        仗势造假欺骗舆论，文革时代首开先河。据我所知，当年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的那个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展出的东西基本是伪造的。我不得不佩服组织办展方的想象力。那些五花八门的什么“联动纲领和罪行”犹如旧中国的封建会道门与希特勒褐衫党的杂交物……


        如果“联动”真有那么严谨的组织和能量，文革历史就会改写。该展览的始作俑者之所以如此“抬举”当时的中学生，除了文革特有的“派性”作祟以外，实乃“北航红旗”、“首都三司”秉承文革当家人的政治需要。


        事情的原委是，文革爆发仅仅6个月后，当年那些处于青春躁动的少年小子因为社会和家庭的突然灾难而被迫做出反弹，于是由北京“老兵”发起的“联动”于1966年12月26日在北展剧场的首次大规模集会就以“被逼上梁山”的悲情向文革司令部发难，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其造反精神带有父辈那种“砍头不要紧”的味道，这是文革司令部绝对不愿意看见的。


        张春桥警觉了，他最先称这些中学生为“十二月党人”，这无疑是以俄国反叛的贵族提示当权者：最危险的敌人来自营垒内部。其后他们对“联动”的打压并妖魔化也就尽在情理和法理之中，这应该是设立“联动罪案”最本质的原因。


        本人无意为“老兵”和“联动”抹粉，但求还原一段历史真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作为一个群体，北京的“老兵”和“联动”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发难第一人。网络上对“联动”的描述往往带有明显的文革式批判和演绎色彩，有道是“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老兵”当年，前左1马小冈。


        作为亲历者，我们这些人无人能写“联动”历史，不是不敢写，而是“联动”根本就没有成型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缘于一次集会，全无真正的组织可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仅仅存在了两个月的北京中学生的“乌合之众”，当年却是中央文革的心头大患。于是，最高层的恼怒与最底层的积怨，通过文革的历史契机结合在了一起。


        40余年来，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污名早已扔进垃圾堆时，“联动”的恶名却永世不得翻身地沉淀在某些人的思维中，将“联动”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这种源自毛泽东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暴力言行被一些心怀仇恨的人长期操控，尽管他们反对“血统论”，可他们仍然以血统思维批判社会。在他们眼中，但凡工农兵红色后代，统统要下地狱！如此用双重标准评判今昔，悲乎哀哉！


        以偏见和造假诱导后人是不道德的。如果其人文革时期并未置身世外，却在今天一味地指摘他人，似乎文革的一切恶行都是别人干的，与己无关，这种人的道德品质令人不齿。任何历史都需要求实，“老兵”和“联动”的历史至少应有亲历者佐证。


        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四中的孔丹、八中的陈小鲁以及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人，以自省的理性态度写过有关文革的历史，他们的声音显然与众不同，但我认为有据可信。希望更多不同的亲历者拿起笔来，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下一些有据可考的信息。





        文革没有“先知”，文革没有赢家。无论是工农子女，干部子女，还是其他人的子女，都是受害者，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干过荒唐的事情。不要忘记，经过17年的政治熏陶并在文革那样一种激烈与疯狂的社会氛围中，没有独醒的圣人。


        那一代人，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民熏陶下成长的，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别说是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就是他们的师长也是那种思想教育的信奉者和推行者。“血统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衍生物，把帽子单纯扣在所谓“红五类”头上是不公正的。


        我们不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教下，以“血统”的理念伤害过无辜的师长和同窗。同时也应看到，无数干部子女被人以“联动分子”——这种同样带着“血统”色彩的恶名贴上了标签，殊不知对别人作妖魔化涂抹的人，自己的心灵并不高尚。


        综观人类历史，从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到司马迁的《史记》，充满统治者的权斗和平民间的仇杀，冤冤相报，永无休止。“联动分子”作为一种恶名至今都在被某些人用来攻击政敌。北大一位钱姓教授居然放言：“要警惕老红卫兵当政”。其矛头所向，不言自明。本人以为，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是这种“后血统论”，它在逼人重新审视“血统”、“阶级”的现实性。





        且不言“老红卫兵”一代如今已经走入领取退休金的队伍，即便是有当政者，是否需要贴上“老红卫兵”的标签？反过来看，如果今天当政者有往昔被称为“黑五类”者，难道也要贴上标签提示人们去“警惕”吗？人们可以有分歧，但不妨碍平等相处；人们可以存争议，但不能煽动旧恨新仇。然而在这位钱姓教授的历史课本里，文革这一页永远停留在原位——“老红卫兵”应该取代“黑五类”并永世不得翻身。


        今天再去翻捡历史垃圾，把人群按照“老红卫兵”、“××子弟”、“××二代”划分，显然是非理性的。台湾人民把陈水扁拉下“总统”大位也许并不因为他的草根出身，后来把马英九推上“总统”大位也并非因为他是贵族子弟。我们的心智为什么不能成熟地站在历史的高位冷静地回望和思考呢？


        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以各种方式向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道歉，这不仅是勇气和心智的成熟问题，它说明这一代人的良心没有泯灭，说明这一代人能够对历史做真诚的忏悔。“老兵”已经有人道歉了，但是那些“四人帮”的打手和文革受益者们有谁道过歉？那些蹂躏了千千万万个女知青的基层干部有谁道过歉？那些至今专吃文革饭，靠攻击他人赚取名声的所谓专家学者有谁道过歉？


        知耻近乎勇。历史上不乏有下罪己诏的帝王，上自夏禹商汤，下自汉唐明清，有过二百六十余份帝王的罪己诏，唯独不见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文革罪己者。


        文革没有官修史，逐渐成为一段众说纷纭的往事。且不说持续十年的内耗对国家的伤害，此十年对人性的摧残至今没有受到清算更是令人悲哀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信任从此随风散去……与过时的冷战思维一样，有太多的人仍在沿用文革式的思维和手法评判文革。





        若此，再有第二次自上而下的文革式运动，今天的学生、职员、农民工等等，照样会做我们当年干过的蠢事。今天重谈“对联·老兵·联动”，除了辩诬以外，也是一种灵魂的反思和救赎，我们需要从沉沦中重新启蒙和提振一种已经久远的民族自省精神。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时代的“老兵”或者“四三派”都是在争取一种预期的权益，“三司”也在尝试着文革当家作主的风光，因此他们之间的纷争带着明显的利益诉求。今天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各异，理念追求不同，人们的期望值永远不可能归一，各种理念纷争实际上都表现着类似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等对立党派的思维与争斗，只不过我们今天的“人大代表”不足以体现不同族群的利益心声而已。


        因为没有代言渠道而矛盾却不可调和，网络成为不同诉求者唯一的发声平台。由此看来，对于寻仇者没完没了的网络攻伐言论，仅仅保持理性沉默是不够的，这正是笔者写下本文的初衷。


        最后想澄清一下，坊间所谓“老兵”、“联动”全部由干部子女组成，错了。我校“老兵”里除了干部子女以外，有许多工人、知识分子子女；与我们对立的文革掌权派组织里也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的子女，其他学校也是如此。后人拿一种被误导的思维定势看待当年的公案，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老兵”和他的同龄人已经谢幕了，但每当这些人聚首时，文革永远是说不尽的话题。今天企图用娱乐八卦冲淡他们的政治情结，那是枉费心机，因为在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沉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祖训。


在内蒙莫力达瓦插队的北京知青，里面有多名高干子弟。左2李冀安，左4杨小勤，前右1成小舟，右2彭新儿，右3武曙光，右4刘文米，右6任小丽。


       2011-12-26  初稿
        2017-04-10  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授权发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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