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妇女与革命问题感兴趣，是从还没有读博士的时候参加宋少鹏老师在人大办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西方女权主义”研讨会开始的。目前，我在从事博士论文阶段的研究，但是我在做实证研究的同时遇到了应星老师提到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我也是做历史社会学的，也有一种“野心”去把历史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也就是一方面要有扎实的史料分析，另外一方面要进行一个结构性、理论抽象层面的思考。以下的发言可以看成是我痛苦思考的部分汇报吧。
我提交的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第二部分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回顾、分析90年代以来英文学术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发展和局限。最后，我会讲一下我题目中说的这个“新视角”，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第一部分，因为钟雪萍老师和王玲珍老师都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我这里简单讲一下。王老师2015年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上的那篇文章《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对我启发也是特别大的，大家可以去看。简而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是有一个特别正面的想象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冷战铁幕的另一端，没有关于彼时中国的一手观察；而那时又正好是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波兴起的时候，她们对中国革命中妇女参与生产、废除落后的婚姻制度、充分给予女性参政权和教育权等实践很感兴趣，想到中国的经验，是一个非常向往和兴奋的状态。到了70年代末，当时最早来华参观访问的一批学者中就包括女权主义学者和专家。我本人还有幸跟她们中的一位聊过。彼时中国刚刚向西方开放，她们就特别兴奋地要来参观，说“我们要看看中国女性到底有多解放”。她们自己都是职业女性，是最早读博士进入大学教书、做研究的那一拨人。结果呢？她们参观完颇为失望，因为中国社会并没有符合她们设想的性别完全平等的标准。所以她们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或者延迟的革命。
那么同时在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内部发生了什么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对统一理论(unitary theory)进行批判。当时的统一理论，是对恩格斯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性别压迫理论的一种还原论式(reductionist)的解读，认为生产方式这个一元的概念就可以解释性别压迫，因而，消除私有制家庭，生产资料公有化，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劳动，就能实现性别解放。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不满意这个理论，认为统一论有两个缺点：一个缺点是这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好像改变了生产方式，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另一个缺点就是这种理论是基于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就是说这里面把性别差异看成基于生理上男女不同的二元对立，没有看到后来的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建构对性别角色的多元塑造。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内部就产生了二元论(dual system theory)和统一论的辩论。二元论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父权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要历史长久的压迫体制，所以不能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单一因素来解释性别压迫。作为一种性别体制的父权制是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压迫系统，需要专门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进行分析。所以这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不幸婚姻”就此解体了。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甚至还发展出来了三元论，加入了种族的要素，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父权制和种族主义这三大元素的同时运作，制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加上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整个世界体系都向新自由主义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就进入低谷，这20年基本上比较消沉。
我本人开始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性别与劳动问题的时候，非常想找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我发现其实最精彩的、最有建树的辩论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完成的，后来学界主流就不提这个事情了。直到近些年，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类似讨论才有所回潮。
以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顾。那么下面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跟应星老师讲的接上了。在英文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了一个所谓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early PRC history)的发展。在此之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欧美学界对国史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家的工作，那个时候他们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的研究，包括最有建树的单位制研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到了90年代，历史学者们觉得他们离50年代有了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距离了，认为历史学可以进入国史研究领域了，所以开始有这样一个从史学的角度对早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的新发展。
这里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一批研究受到社会史尤其是后现代思潮下文化转向的影响，从精英史观转向底层、草根、日常生活，议题比较碎片化；它的方法也更倾向于挖掘、抢救、使用基层的材料。像90年代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国有厂矿破产，厂里的档案不少都流到了黑市上，地方的一些县志、档案也都没人要了，有很多中外学者去到基层，去成麻袋地、论斤购买档案，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料——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垃圾史学”，来形容这种非常规的资料收集方法。视角的转向和材料的来源综合作用，导致新一批国史研究通常以个案为主，以地方、草根为主，比较碎片化。
经过20年的发展，可以说现在英文学界，共和国国史研究到了一个井喷的时期，每年北美的亚洲研究年会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以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为主题的论坛、论文。我自己总结它的特点，一个就是向草根、日常生活转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2015年 Jeremy Brown 和 Matthew Johnson 合编的《草根层面的毛主义》(Maoism at the Grassroots);另一个就是向“边缘”的转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吴一庆2014年出版的《边缘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Chinese Socialism at Crisis)。
这两个转向有所不同。草根更多的是强调日常生活、最基层的情况；关注底层的能动性、主体性，展现个体对宏大的政治动员的不合作、抵制，或者对前者的转化、形塑。但是边缘的意义更复杂，它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说在实体的社会的边缘，在这个意义上，它跟底层的意思相似；另一个含义是说在抽象的权力的边缘、文化的边缘。后一种边缘未必意味着草根。而有意识地从性别角度去研究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归在这一类，比如说王政2016年出版的新书《在国家中寻找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女权革命，1949-1964》(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4)，就可以归为此类。此书所研究的国家女权主义以妇联和文化界精英为代表。可以说妇联就是中共政治核心权力中的边缘，但是它又是被相对边缘化的妇女的中心，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辩证的位置的。
总之，我觉得可以说英语学界的中国国史研究为我们研究妇女与革命问题，提供了两个有建设性的视角，我个人把这个叫作“两个Scott”的视角。第一个Scott就是政治学、人类学家James Scott，他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再怎样的强大，在一个极权或威权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权力不能渗透到的基层，或者说权力虽然有它的意志去塑造社会，但是民间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其他普通人、底层受苦人也好，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行动逻辑去消解、转化、重新解读权力的意义。所以这个权力再强大，它到基层可能就变掉了，而不是说权力想怎样就怎样。不存在一个整合的、统一的国家意志可以去塑造和操控这个社会的所有人。这是对经典的极权主义研究、国家权力理论的一种修正。
另外一个Scott就是Joan Scott。1986年，研究法国性别史的美国学者Joan Scott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对整个史学界都影响深远的文章——《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她这里面讲的是如何从性别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她颇具洞见地提出，作为妇女史、性别史的研究者，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发现妇女在哪里、看见妇女的在场，更重要的是要把性别制度看成一种权力运作系统，把性别关系看成关键而又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关系模式——性别学者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具体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在文化史、社会史领域。
这两个视角十分有启发，我个人也非常得益于此。下面我想提出我个人对这样一种史学转向中某些倾向的建设性批评或者说反思。
首先，如前所述，目前的研究有碎片化的倾向。当然，这里必须说明，我十分理解这些学者为什么更倾向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强调权力有它的边界，指出个体对权力有反抗性和重塑的可能，因而使得历史存在许多偶然性——这些是对过去那种忽略这些问题的理论视角的必要的修正，这是没有问题的，并在一定语境下有革命性的意义。我反对的，是一味强调个体能动性而忽略宏观的结构性问题，因为这样，你的研究的解释力、阐释力都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禁会问，过于强调个体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研究，还能有什么更一般性的结论吗？
这使得我进一步去思考，这样的一种研究取向本身的历史语境，即它的产出背景和局限。这里以我对当下西方性别研究里都会运用到的“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进行反思，来说明关注历史语境和局限性的重要。交叉性理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权运动以后，黑人女权运动家和学者基于黑人女性受压迫的特殊经验提出：所谓压迫，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一种多重社会体系对一个群体或个体作用的结果，仅仅理解种族或性别或阶级不平等各自的运作规律，不能充分揭示多重受压迫者的主观经验。因而，我们的分析，要从这些多重受压迫者的经验开始。这样的视角，是对之前社会学研究只谈阶级不平等(集中于白人男性的经验)或只谈性别不平等(集中于白人中产女性的经验)的及时修正。
但是我注意到，交叉性理论是一种在西方后工业社会产生的理论。它解释的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体制下，不同的权力运作是如何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延续和再造的。简单说，它讲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这些不平等和不合理是怎么一天一天继续下去的，这是这个理论的优势。但是这个理论其实不太能解释社会的变迁，不能解释在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里，权力是怎么重新洗牌的，被压迫者又是如何去抗争或者与不同权力博弈，从而改变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这便是这种交叉性视角的局限性。它提示我们，如果想去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妇女在动荡的20世纪的种种经验和变化，我们的理论视角，必须可以处理社会变迁和权力的颠覆等问题，而非仅仅关注压迫的持续性。
基于以上的理论困境，我认为在今天应该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思考资源。90年代的时候，似乎西方已经没有太多人去提及这个非常边缘化的理论资源。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去重新整合过去的理论、概念，重启讨论。据我的观察，她们在这一次重新讨论中，有一个非常焦点的概念，就是这个“社会再生产”的概念。一些比较激进的哲学家、理论家，现在会用社会再生产-女权主义这样一个词来去标识自己，即“social reproductive feminists”。她们首先认同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然后她们想要将女权主义视角重新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她们认为社会再生产，正是一个可以把女权视角带入政治经济学核心地带的分析范畴。
其实“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的讨论和再理论化，即使在西方学界还没有完成，勿论它和中国经验的对接磨合。我在这里呈现一些自己目前的思考，提出三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资源，希望去继续扩展和深化这个概念。
第一个理论资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再生产的表述，再生产不仅仅是简单再生产(即商品生产过程的持续)，也是基于剩余价值的不断累积的扩大再生产，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即阶级关系的延续)，这是后来所有理论家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后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一步激发了很多对社会再生产概念的讨论。
第二个理论资源就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西方劳工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从劳工社会学角度来看，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三个层面：一个是工人个体的日常再生产，也就是劳工维持基本生存的一系列消费和其他行为；第二个是劳工的代际再生产，即工人家庭和相关组织对下一代的培养；第三个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再生产。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还有各种社会制度包括家庭就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劳工社会学内部对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讨论，是缺少性别意识的。一般研究就是假设家庭是劳动力日常和代际再生产的场所，但不会去进一步追究家庭内部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有过哪些历史变迁，又反过来如何影响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众所周知，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奥秘是在于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延长每一天的劳动时间，但是劳动力代际的再生产本身，是如何成为资本积累体制的一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其实没有把它充分地理论化。他们认为劳动力代际再生产像自然一样是外在于资本积累系统的，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引述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来自自然和社会的一个礼物。换句话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劳工社会学里被看成一种外于生产体制的给定条件，而不是一个需要去解释和分析的对象。
下面谈第三个理论资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阵营里面对社会再生产近来的发展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批判统一系统论，但是现在她们试图回到统一论的角度，来看社会再生产。但是与劳工社会学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意识本身是有性别维度的，是想通过重新发展统一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对性别不平等提出一个有着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去解构性别文化，或强调性别体制是独立于资本主义体制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讨论基础上，目前为止比较有启发性的阶段性的结论就是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再生产体制的总结。概括起来，它就是强调说资本主义从19世纪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就是从工业资本主义到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而在这三个阶段里，其实对应着三种不一样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再生产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在男性主导的资本、国家、劳工运动三种不同力量的运作下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具体形态。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再生产有着非常强的阶级分化。资产阶级的女性是不用出去也不能出去工作的，但是在劳工阶层，其实妇女一直承担着非常重的工业生产和家庭再生产的双重任务。因而，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也是很难享受所谓快乐无忧的童年的，事实上他们大多要去厂矿去做童工。这样的一个体制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女权斗争兴起后受到冲击。资产阶级的女性要求获得和男性一样在非再生产领域即公领域的平等权利；同时，她们也积极主导社会福利覆盖底层，呼吁国家给予劳工阶级的女性和儿童更多的保护；到了20世纪，劳工运动的压力使得资本家和国家做出了一个退让，于是才有了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福利资本主义在再生产领域的一个反应，就是家庭-工资制度(family-wage)的崛起。什么是家庭-工资制呢？它的基础是福特主义这种高福利、高消费的工作制度。福特主义是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极速发展，国家通过增加福利、收入的方式，刺激国内消费。在福特公司的一个男性工人，他工资非常高，一年的工资就买得起一部福特汽车，并且可以保证太太不上班也有优渥的中产生活。结果就是，虽然在二战时期大量的劳工阶层还有中产阶级的女性都去军工厂工作，支援前线，但是到了战后，男性退伍回来回到工厂，而女人则被请回了家庭，但刚好现在她们丈夫的工资可以负担她们在家做全职主妇了。这是社会再生产体制的第一次大转变。
第二次转变，就是在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崛起、同时女权运动第二波强调妇女外出参与工作的时候。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二波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前者推动了后者，还是一个历史巧合，还是二者有共同的历史动因……这个辩论还在继续，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解释这个过程。但从现有观察来看，70年代末，同时发生了这几件事：发达国家本土产业转移，进入后工业社会，其劳工运动式微，工人相对工资降低，一个男性汽车工人现在的工资已经很难维持他的太太在家工作；女权主义第二波崛起，主张中产女性走出家庭。因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国家渐渐开始出现双职工制度。在这之后的30年里，后工业经济发达社会，以美国为例，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不到一半飙升到70%以上，事业有成的中产女性成为成功的象征。
南希·弗雷泽对此提出的批评是，在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女权主义的某一分支有变成公司女权主义的倾向，典型的例子就是Facebook CFO Sandberg提出的“向前一步”(lean in)精神，提出只要个人足够努力且有伴侣支持，女人就可以实现事业和家庭的双赢。这些女性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她们的确可以做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可以享受公司福利免费冻卵、延迟生育，可以一边开车去上班一边用最先进的自动挤奶器挤奶，以坚持“母乳喂养”。这样的方式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看着很上进很女权，但是这又回到了阶级分化的问题。不同阶级的女性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性别境况的体验的，“向前一步”的模式对于改善全球社会大多数女性的生存是无补的。
弗雷泽的这一套说法是否不容挑战，对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经验是否能有启发作用，我们可以之后做更多分析。总之，弗雷泽的贡献在于，她历史化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再生产模式，把性别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种基于变迁的理论，比较有意义的一点，是使得再生产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描述性概念，而是可以通过它窥探、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和变化。不仅这样，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传统就是知识产出最后应该要指向一个斗争的方向。
再生产女权主义学者认为，目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已经渐渐地从生产领域的抗争，转移到再生产空间的抵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现在全球有一个趋势就是，全球各个地区的劳动形式都在变得越来越非正式化和流动化，传统的劳工社会学强调的斗争是在生产环节，那是一种现代化的、集中的大生产。工人组织一场罢工可以对资本有一个很好的制衡作用，但是现在更多的人是在非正规领域就业、自雇佣，参与的是Uber这样的共享经济领域，或者干脆在家工作——总之一切变得去组织化、个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斗争场域已经没有了。
而反过来再生产领域却又成为一个更有可能的抗争场域。广而言之，医疗、教育、住房都是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这些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都高度商品化、阶级化，在西方社会积怨颇深。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各个国家开始福利紧缩政策，使得再生产的空间形成了更大的压力，矛盾重重。另外，再生产领域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性很强，比如说在照料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一个东南亚国家向发达地区输出家庭佣人的全球照料商品链，这使得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很强的基于再生产的依赖性，互相牵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斗争议题能够围绕这些非传统的劳工研究的角度，这就可能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是怎么将这个新的视角跟我自己的研究结合的。我试图用社会再生产理论解释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市场社会主义时期性别和阶级秩序的变迁。其实最开始启发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是宋少鹏老师，她是中文学术界最早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再生产体制进行反思的学者。她提出，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如果我们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可以做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二分的阐释，去反思现代大生产体制本身这种重生产、轻再生产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再生产并不是外在于生产、外在于企业的、留给私有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家和企业对职工的责任，是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的工厂有一系列的国家资助的或者单位资助的幼儿园、工人学校、医院，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和资本主义非常不一样但是又可以进行对话的理论点。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再生产模式就没有问题或者说就一定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的。正如我之前讲到的，资本主义一百年来经历了几次再生产模式的变迁，其中国家、女权力量、劳工斗争等等，都起到一定作用，有些结果也具有历史偶然性。所以，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内部，也存在不同权力关系之间的博弈，也产生过非企及性的结果，那么这些再生产制度的发展过程、结果到底为什么是这样，还没有人做过很好的梳理和解释。还有，中国在市场化转型之后，为什么我们的再生产体制也转型了？这个里面是不是生产方式一转型，再生产就自动转变了，还是也存在不同的权力关系的博弈……这些都是需要去解释的问题，也是和中国妇女的历史经验紧密关联却常被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我觉得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去切入，可以把性别问题重新带回结构分析里，而且可以让大家明白，研究性别问题，并不等于只关心妇女的问题，而是可以提供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和视野。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董一格(1983-)，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劳工、性别、发展社会学。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18-23页
http://www.sohu.com/a/201886578_751535
发表于 2018-1-1 16: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