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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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文/陈明明

历史与政治

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历史与政治是不分的，历史讲述的是政治的故事，政治上演的是历史的剧目，正如布伦纳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

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体制的发展和形成，此前并无学科分野之讲究的政治史研究逐渐被人们归入历史学领域，虽然政治史担着“政治”二字。政治史研究的科际归属所以具有历史学的身份，首先是因为历史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阵容强大的成熟的学科，而政治学作为从历史学（以及伦理学和哲学这样的传统学科）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学科，不过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在历史学家那里，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所谓政治史即政治的演进史。直到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立尤其是科技革命和大众民主兴起之时，这种政治史等于历史的局面才有所改观。正因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政治学而是来自历史学内部。其中，历史学年鉴学派倡导的人类生活总体史研究逐渐成为强劲的主流，以国家典制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开始动摇。70年代以来，史学的另一支新旅——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夺占政治史的领地。有趣的是，这种抗拒与变迁客观上给政治学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史学界许多学者指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的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的“专业化”和“去中心化”的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发现，政治史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意识到政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支配性的变量，如何通过运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将之引入“历史的秩序”和“秩序的历史”中来思考和处理的问题。于是，学界又有了重构政治史的呼声和努力，政治的维度在新兴的研究题材中得到了关注和强化。

许多历史学者承认，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诠释还是要放到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形成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机制中来考察。随着行为主义影响的扩大，政治史研究也开始力图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过去的政治活动做出解释，自身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史向新政治史的转变。这个转变实际上意味着，政治史研究不仅是属于历史学的，也是属于政治学的，不仅是行动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支，也是统一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之中的研究领域，体现着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科际整合。这种科际整合从根本上来自政治与历史的传统的天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政治学中，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还是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直至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分析，都是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对事件和行为做出合理解释，试图打通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壁垒的鸿篇巨制。“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J.R.希里）作为现代科际整合运动结果之一而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品质的政治史研究，由于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它对于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尤其是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而言，日益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规范与经验

社会科学研究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种路径和取向。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规范研究更多保留着传统史学的特质：一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无法脱除政治的属性，无法回避历史何以如此的某些重要假设；二是重视治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研究既有认识论的需要（探究内因），更有实践论的使命（经世致用）；三是具有浓厚的叙事风格，其学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实性叙述（史料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内容构成前呼后应的故事）。由此，政治史的规范研究就格外关注对历史逻辑、历史价值和历史归宿的揭示、论证和建构，试图给出所谓历史通则的普遍性理论。政治史的规范研究现在多被人们批评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指其以人为建构的历史观念来引导和规范具体的历史叙事，并使之产生意义，属于一种历史哲学。的确，以往的政治史的规范研究存在着忽视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的倾向，使历史失落于预定论和目的论的陷阱之中，但是，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历史的发展有没有隐藏其后的法则，并因这种法则的作用而显现出历史演进的某种方向，始终是一个令人无法割舍的话题。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总体历史的宏观视野，没有某种哲学理念（历史观），没有某种历史观为具体的研究选题确定边界，人们能不能从纷繁复杂的“发生过的事情”中通过审查和考辨而到达“澄明之境”，从而满足人的合理化解释和普遍性知识的天然需求？如果不能，那么无论历史被赋予何种意义，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命运的与生俱来的深切关怀。

政治史的经验研究不过是实证研究的另一种说法，二者大体可视为一回事，但彼此语义略有差异，前者强调的是研究工作以观察为基础，后者讲求的是事实与推论的合理关联。政治史对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社会科学，所不同的是它的实证研究主要不在于“共时性”的经验观察、比较与验证，而在于“历时性”的对文献、口述、档案等历史记录的梳理、整理、鉴别和考证。如果说，政治学（政治科学）的实地的经验研究容易从问卷、访谈、观察及其采集的数据中获得结果，其研究内在地充满着一种理论建构的冲动，那么，兼具历史学和政治学双重特征的政治史的“经验研究”通过对文献史料的阅读与整理，以及透过口述访谈乃至亲身经历而获得的“史感”对文献史料（比如档案）的鉴别和辨析，较之政治学其实更有条件形成若干推论。对政治学者来说，好的政治史研究不仅应有可靠的史料为坚强支撑，还应有强烈的理论关怀，为了让形成的假设或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政治史研究可以通过拉长时间和扩展空间，使建构模式或理论的机会增加，以扩大研究的成果。

文化与权力

社会资源的配置总是通过权力显现出来的，权力依附于组织、机构和制度，但权力的发生、运行和对权力的服从，背后都有一个文化机制的问题。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利用文化来回应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压力，既创造新的文化（行为方式），也为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动力。这正是从文化角度理解政治过程的魅力所在。例如，关于20世纪前半期国家对地方资源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研究，有不少理论都试图对国家何以失败提供合理的解释，其中，晚清以来的国家由于长期消耗于战争和叛乱而无法有效向下扩张自己的权力一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国家真的被基层社会阻隔在大门之外了吗？杜赞奇以华北农村为例，指出20世纪前，国家依赖文化网络的组织、规范（体现为“保护型经纪人”）已经进入乡村；20世纪后，国家逐渐放弃并破坏了文化网络的一些组成部分（代之以“赢利型经纪人”），从而放弃和破坏了原本通过“保护型经纪人”实现的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国家的失败并非败于其扩张缺乏政治行政力量的支持，而是败于其扩张缺乏文化的根基。这就是他的“文化网络”理论。这种关于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失败（“内卷化”）的讨论，当然不会也不应排斥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分析视角，但对政治史研究而言，文化与权力的进路的确比较容易使人触摸到政治隐秘而复杂的经络。

当代中国政治史是由革命、建设和改革三部曲组成的。在革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新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引擎，革命的经验和传统为什么仍然受到关注？很多人注意到，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创新是中国革命发展壮大的关键要素，那么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把激进的革命观念引入基层社会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发动群众？这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小的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人如何在与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下且穷困潦倒的工人农民阶层中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追随者？裴宜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解释。通过讲述20世纪20年代安源罢工的故事，她揭示了成功的革命与共产党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承载具体功用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知识分子（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去安源播火，象征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历史，而如何播火则体现了利用一系列符号资源在底层大众之间培养新的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裴宜理称之为“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位是一种动员方式，把民间大众活动、戏曲传说或宗教、类宗教仪式诸多元素加以创造性应用，使“外国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人们熟悉的渠道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传播。这种动员方式在革命各个时期都广为使用，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声称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年代，国家掀起的对刘春华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狂热的顶礼膜拜，和李立三把民间习俗仪式加以改造使大众油然产生“类似于宗教皈依的情感体验”并无二致。

政治文化论者很早就指出，文化对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当然，这种“强制性作用”表现为对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的诱致性引导，它的发挥通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转化的。如果说，权威离不开文化支持，行动离不开文化动员，统治离不开文化操控，那么文化的确为观察、理解和解释政治提供了一把合适的钥匙。例如“韧性威权”这个近年热行于比较政治学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研究的概念，从市场制度、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政党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理解都有其价值，但从文化上揭示政权稳固性可能更有深度。史天健在关于当代中国人民主价值观的调查中讲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和西方意义的民主大相径庭，其实不过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表达，而正是这一点支持了“要民主”的民众对“要民生和秩序”的政府的认同性评价，则完全可以看作是“威权”何以“韧性”的文化根源。

当代中国一系列具有历史路标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仅从党国政治的组织、体制来观察是不够的。权力的发轫和施加是一个方面，权力的接受和转化是另一个方面，没有后者，权力的链条便中断了，文化正是可以帮助我们解析后者何以发生，又如何形塑前者，两者又是通过什么连结起来的密码。由文化和权力的视角观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走入历史的深处。

时间与结构

时间是历史的基本变量，没有时间便没有历史。但时间的标识不仅是出于把握历史的线索以免历史陷入杂乱无章的叙述功能之必需，更重要的是因为时间的标识具有深刻的政治认知意义，即时间和不同政治体系的法统及合法性存在着内在关联。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时间的政治意义首先表现为“新”对“旧”所拥有的历史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由“历史必然性”赋予和论证的，反映了“新比旧好”的一种哲学理念。趋新弃旧成为政治论证自身合法性的特征，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共产党的“新中国”、“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等等，都是20世纪政治的强大话语。其次，新旧时代的时间标志着新旧世界的结构的对立抗衡。新旧时代的时间是断裂的，其断裂在空间上表现为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有不同的结构组合与运行法则，新世界对旧世界的胜出要求新法则取代旧法则，要求新世界的生活者要和“旧我”告别，即把他们在“旧日”习得的行为规范彻底弃除。由于哲学上已经建立起“新比旧好”的心理文化，这种弃除虽然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却没有遇到强大的抵抗。第三，在革命与现代化的语境下，时间具有稍纵即逝的紧迫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折射出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主体的历史焦虑。对时间的强调，导向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全面实行。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是“浓缩”时间以追赶和超越现代世界体系的典型案例。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不仅是经济上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而且是社会政治上的“新的社会新的人”的改造行动，它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和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埃特曼在《利维坦的诞生》里谈到，欧洲大陆国家制度的差异不在于有没有地缘政治竞争，而在于地缘政治竞争的开端并非同时发生，这种“非同时性”（nonsimultaneous）导致大革命前夕日耳曼诸国和不列颠成功建立起现代早期的官僚制结构，而欧洲其他国家却发展出各式各样的世袭制结构。因此，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需要回到初始时间及其内化的结构。例如，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仅用3年时间便发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20世纪地缘政治的初始条件及其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变革中寻求赶超型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和人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可能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一旦同历史上依赖政治权力而成功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经验和记忆联系起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而日益固化为政治能动主义的成规，结果导致中国的体制结构呈现出不同于苏联式专家治国体制的粗放经营和命令主义的特点，本质上是对计划的破坏和反动，于是，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红利”被“自我强化过程”逐渐耗竭并经文化大革命最终一击之后，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反而能比实行严格计划体制的苏联更易放弃计划体制、更易启动市场化的改革。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两个变量，时间和结构的互动构成了一种观察和理解政治变迁的方法，邹谠先生称之为“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宏观历史其实是一个结构，微观机制则是人在宏观历史约束下的能动的选择。结构的约束或强制只有通过行为主体的策略互动才能感觉得到，也只有通过策略互动，才能影响历史和塑造历史。当结构被内外因素扰动时，比如被内部的人口增长、移民、经济波动、自然灾害等因素冲击时，或被外来的军事入侵、外交失败、主权危机等因素压迫时，人们会采取新的策略互动形式，形式之一就是社会革命。革命意味着结构的重组或转换，维持原有结构的权力平衡开始被打破。要重组或转换结构，行动者就必须认识和评估结构对行动者的选择所施加的约束的性质、强度和特点，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在关于中国革命再阐释中，邹谠试图从中国的个案概括出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即政治行动者的正确选择导致了宏观历史的变化，这些选择就是微观机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新过程、系统化过程和策略互动过程。

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体行动的产物，结构表现为行动规则或规则要素的组合与排列，是从时间（历史）中产生的，时间是规则或规则要素的源头，也是规则或规则要素赖以发挥作用的形式。新旧时代标志的新旧世界都是一套规则体系，它们在某个“历史时刻”产生了，就对历史中的人们发生影响。结构舍弃了许多具体的特殊的现象，和优先关注具体历史发生的传统的历史学观察和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因此，要避免陷入琐屑的叙事，又要避免脱离人物动机和事件的结构主义，就需要依赖史料，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察历史事件的具体发生过程，把时间和结构结合起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史的发生学和诠释学的问题。

逻辑与证据

在历史研究中，逻辑有几种含义，这里主要指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反映和再现，又被称为历史的哲学逻辑或理论逻辑。恩格斯以经济学史研究为例，表达的关于逻辑范畴和历史进程的关系，对历史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一，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逻辑作为历史过程的抽象，摆脱了历史的偶然性和表象的干扰，触及到了历史的主脉，反映了历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第二，逻辑与历史是有差异的，逻辑来自对历史的内在结构的审察，并不受制于历史的时间顺序，因此逻辑的东西不直接等于历史的东西。第三，正因为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又是有差异的，故不能用逻辑代替或剪裁历史。宏大叙事的缺陷在于以逻辑强制历史：历史跟着逻辑走，为逻辑穿衣，为逻辑礼赞，结果沦为没有历史的空洞的形式逻辑。但反过来，后现代多元叙事的叙述结构以历史不确定性否认历史的规律性，以历史差异性替代历史整体性同样也是有缺陷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是让历史展现出逻辑，用逻辑来说明历史，使逻辑融通于历史，为理解历史提供“制高点”——站在高处看风景，但不要忘了风景深处包含着无限的差异和丰富性。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人们都注意到，集权政治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之一，如何理解这一特征则须借助理论或逻辑。以党国政治为例，有几个逻辑规约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一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现代国家要求国家的权力必须下沉至基层，把社会组织起来，以回应现代世界体系的挑战。二是社会革命的逻辑。主导现代国家建构的政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社会改造，推动生产关系公有化品质的提升，最终确立了国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垄断地位。三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逻辑。国家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除了运用高度的政治权力来集中和攫取农业剩余外别无他途，工业化运动于是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运动。除此之外，如果再仔细观察中国的集权体制及其政策，会发现这个体制对民生和治理有很强的偏好。一个内向型农业定居社会对圣贤、明君、清官、仁政、盛世的向往，支撑了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它本质上是大一统的思维，深植中国大地，也成为现代动员型体制的文化逻辑。这四个逻辑的相互展开彼此援引塑造了中国的党国政治。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些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史的重大关节与体制特征便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析。

逻辑与历史的讨论不可避免涉及逻辑真实与事实真实的问题。所谓逻辑真实，指基于历史内在相互关系而“本质呈现的历史”，而事实真实则指基于历史真正存在或曾存在过的事物而“如实呈现的历史”。逻辑真实并不直接等于事实真实，但逻辑真实与事实真实的统一却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史所应关注和追求的目标。例如，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活长期依靠票证来保证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分配，它是普遍的真实，但金大陆通过档案和方志发现，在上海，从1964年6月1日到1976年7月15日止，猪肉的供应并未曾实行票证。这个结论一直遭到人们的记忆的质疑。其实，票证的历史是一个逻辑的真实，上海的实例是一个事实的真实，我们要承认逻辑真实更本质地反映了计划时期的运行法则，但也要看到逻辑真实并不能代替事实真实。如何消除二者的紧张，需要回到历史现场细察其缘由。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进程中的逻辑真实应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逻辑要回到历史，逻辑就不能摆脱历史的形式、多面性和偶然性。注意到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历史的书写就会留有余地，历史的阐释就具有自我节制的品格。

好的政治史应该是兼具理论与经验（史料）的政治史，是在理论逻辑和史料证据之间建立有机关联的政治史。第一，它尊重而不盲从于宏大叙事，它承认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并有比较地吸取所有有价值的学理资源。第二，它不排斥任何可帮助分析和解释政治史的方法技术的利用，也不刻意追求所谓方法技术的创新。第三，对史料做考辨，给范围做限定，把理据讲清楚，将案例用适当，立论和推论有证据，事实和逻辑能自洽，是最基本的要求。总之，寻求思想和史料的妥善结合，逻辑和证据的有机关联，在各种理论、范式和方法众声喧哗的今天，这种努力仍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