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名岗：关于《文革中的山西》的若干思路及成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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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中的山西》的若干思路及成书过程

石名岗


《文革中的山西》一书，蒙各位朋友及专家的关怀和指导，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经修改于2015年3月定稿出版。现将书稿的若干思路及成书过程说明如下，望各位专家、老师及朋友们教正。
一、写书的起因和过程
写一本有关山西文革的书的想法始于2010年左右。
在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部分领袖和骨干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有人提出山西官方史志院出版的山西文革史料大多对史实进行了歪曲。尤其是，陈永贵与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在文革中投靠“四人帮”，执行极左路线，迫害反“四人帮”的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及群众。后来又实行倒清查，打击反“四人帮”所谓“谢曹体系”的干部与群众，在山西的官方出的正史中对他们这些的行为进行了“表彰”。所以有必要写书予以订正。
在酝酿过程中，还有人提到红联站这个组织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红联站成立于1967年10月份，当时是一个大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后来是山西省影响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它是在与山西省委资反路线的斗争中诞生的，但从反对“一月夺权”开始，走上了与文革路线相悖的道路。它的思想转变过程有一定代表意义，也必要写一部红联站大事纪实。作家谢泳曾经有书名叫作《红联站史》的提议。由此，就产生了写一部红联站山西文革重大事件纪实的冲动，也产生了一个酝酿、讨论及写作的团队。
由于这个团队有十几个人，文革时基本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一方诸侯”，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左中右的思想都有，意见不是很统一。再者，也没有一个写作方面的领袖人物，具体也不太明确该怎么写，按什么思路写，写些什么？所以这本书写作的自由度很大，一开始只有我写的几个大章的标题，边写边论，写着写着就变成了现在的《文革中的山西》。过程中，在各章节的讨论中，各种意见有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经过汇总和妥协，形成了现在书稿中对文革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对革命、对文革起因、对造反派、对文革的革命民主、对暴力、对派性、对路线斗争、对大寨、对林彪等的看法。另外，作者团队也明确了书稿的思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在文革中由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改革开放及民主的实际历程。由此，本书既是作者团队表达对文革看法的书，也是反思文革的书。
从严格意义讲，本书稿并不完全是一本单纯叙述历史的书，它具有大事纪实性质，反映了当事者当时自己的想法和意图，也是当事者对文革的反思。由于作者是当时事件的一分子，因之，本书应该是造反派自己写的书。由此自然地形成了本书稿的三个目的：
其一，订正了山西文革的部分史实；
其二，反映了一代人在文革时代的心理和行为；
其三，反映了一代人对文革乃至革命反思和认识。
二、本书的思想底色
在这本书还是电子版的时候，就拿给了周伦佐先生去提意见。他专门写了《观察文革历史的五种观念视镜及其他 —— 读〈文革中的山西〉总绪随感》一文，刊登在《领导者》杂志和“共识网”上。在谈到这本书稿的思想底色时说：
“在我看来，研究和评价文革有五种可能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向度：
1、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
2、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
3、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
4、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
5、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
不从这样一个大的学理范围来进行观照，要认清这篇《总绪》所标示这部书稿的思想特征是不可能的。我甚至猜测：你（指何蜀先生——作者）把这部书稿发来并希望我谈点看法，可能是既感觉作者说得很有道理，又隐隐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对接不上。是的，不设定这样一个认知范围，我们便很难找到一个理论坐标来考察这部书稿。
很明显，这部书稿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马氏思想基础上并以启蒙思想为辅助。
拿我做例子来说明：我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而多少涉及到现代性思想。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大概能看见国内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文革研究著作的思想定位。
  假如你问我哪一种思想观念更具学理性从而更客观公正？我的回答一定是：第五种思想观念。很可惜，在国内的文革研究中，这种被我称为“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理论范式，至今很少被人使用，即便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点涉及，也只触摸到皮毛而且难免扭曲。可以认为，前四种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有意识形态化的嫌疑，唯有第五种理论范式最具学理化品质。我当初之所以没有运用这个理论范式，一是还没有深入理解其真义，二是感到暂时还不合时宜。这个话题比较艰深，在此不便多说。我只把患病前夕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关于这个问题说过的两句话写在这里供你参考：现代性是反道德的；革命是反现代性的。这两句话包含了现代性进程的最大历史悖论及其错综复杂关系。相比之下，我的书和我们所谈论这部书稿的《总绪》，都远未达到对文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理解，我自己尤其惭愧。
你知道我曾在2006年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依据在造反派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把国内外的文革研究分为五种话语形态：
毛派的肯定话语；
官方的否定话语；
自由派的否定话语；
平等派的肯定话语；
客观派的中性话语。
我在书中说的“五种话语”与我在这里所说的“五种可能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向度”，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有关联：
书中说的“毛派肯定话语”与这里所说“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完全是一回事；
书中说的“官方否定话语”与这里所说“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同样是一回事；
而书中说的“自由派否定话语”、“平等派肯定话语”、“客观派中性话语”，则统属于这里所说的“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只是各自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文革研究领域还没有出现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和“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著作。
如果说“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作品至今依然缺席，那么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的研究著作今日已经出现了。我读过北京学者杨继绳的两篇文革研究文章，堪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而《文革中的山西》一书《总绪》篇要算这种思想倾向的重要成果。这种思想主题的出现，自然与2006年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有一定关联。”

本书采用这种被称为“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的客观论述方法，理由是：
1、用这种方法能够说明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2、易于为老一辈的人所接受；
3、与官方的世界观相同。
如果向理论更深处延伸一下，周伦佐先生的五种思想底色分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反修防修主题”和“改革开放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方面，它们表达是一种立场和观点，不是一种理论方法和思想。这种立场和观点应该从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
“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实际上是所谓“历史唯物论”的缩版的说法，它既想说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一种理解社会的方法（即社会生产决定社会形态的方法）。
“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体现的是社会政治结构。意思是要把专制主义启蒙为民主主义，如果对照一下，可以把专制主义归于封建主义，民主主义归于资本主义，那么说，“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是“启蒙思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主题”的另一种说法。
而“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周先生说“现代性是反道德的”，意思可能是现代是以法制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其实法制与道德大多是吻合，并未出现多少矛盾，把现代性定义为“反道德”，至少不是太恰当的。“革命是反现代性”，意思可能是革命是人类分裂（如阶级斗争）的结果，而现代是人类融合的时期，且文明的人类已经认识到革命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革命取得的那一点点成就，远远弥补不了人类的巨大损失。换句话来说，就是现代人类逐渐开始“反对革命”。但是，现代人类难道不是“自然发展”必然结果吗？
五种视角把立场、方法和政治结构放在一起讨论，让人觉得怪怪的，有一种把“尺”和“斤”放在一起考量的意思。这里涉及一个考量历史的方法论的问题，要么用“尺”考量，要么用“斤”来考量，似乎不能这个问题用“尺”来考量，那个问题用“斤”来考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为了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迁怒”于历史唯物论。其实唯物论和唯心论自古就有，不是哪个人、哪个团体、哪个阶级所专有。这些哲学理论都不是“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和物理定律一样，只在一定范围中适用，是相对真理。百年来，东方的革命者把辩证唯物论看作宇宙的绝对真理，显然是一种迷信。
但是，历史唯物论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的原理，比较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最近几年影响比较大的《人类简史》（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著）来看，实际上也是采用了历史唯物论分析了历史。在他的描述中，似乎也是原始的狩猎采集方式决定了原始公社的社会形态；农业革命建立了以种植养殖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随之建立了封建或集权制度；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促使了共和和资本制度。如果把人类发展过程看成一部自然历史，即客观历史，那么，谁也会用客观方法去分析历史。
问题在于，我们用何种方式来看社会历史是一回事，或者怎样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是一回事，而社会历史怎样实际发展是另一回事。就像作算术题一样，使用的方法是正确的，由于运算出错，结果也可能出错。意思是说，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使用自己的历史唯物论分析社会也可能出错，就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伟大物理学家们为了解释光的波动性假设了“以太”一样。把历史唯物论说成“决定论”，利用一个世纪来的革命者的“运算错误”，来否定历史唯物论显然不正确的。以后的分析我们将看到，甚至这种“运算错误”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对于文革的分析也只有两种方法，即历史唯心论和历史唯物论。如果把文革看作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或者纯粹是上层内斗的原因，当然是历史唯心论的分析方法；反之，认为文革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上、下层都有变动的愿望，而毛泽东的发动只是一个引子，当然是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方法。本书采取了后者。
既然历史是自然地客观地演化着，就不是“肯定”和“否定”的问题。当然，人类必须反思自己在自己的演化历程中，走了多少弯路，这些弯路的原因是什么。人类从自身的竞争中，走向自身的和谐，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从“物竞天择”的动物本性，到“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需要先积累许多许多的财富。
三、革命与文革评估
文革既是革命，想要研究文革就应该对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评估，再者就是对文革在革命中的地位进行评估。
近二百多年来，是世界上主要地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也是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因此这必定是革命的时代。从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经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1861年的美国内战，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西方和东方的主要国家都有了大革命。这些革命既有市民阶级对贵族的斗争，也有农民阶级对市民阶级对抗，还有下层对上层的造反。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这些革命的因果成败关系，如果我们以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两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为例，就可以看出，欧美国家革命的明面上的目标是人权和民主，而东方革命明面上的目标是财产所有权，这说明了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我们也以这两大革命为例，来看革命对世界发展进程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是全世界革命的样板。
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发布了《人权宣言》，废除了封建的等级制度，摧毁了农奴制（欧洲农奴制不是我们常说的奴隶制，按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说法，农奴依附于领主，并受领主保护，只有有限的人身自由，可有家庭，靠租佃领主土地或公共土地生活，有些农奴也有自己的土地）。这种把农奴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作法，为法国的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者具备了人身自由和自由的一无所有），为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人权宣言》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但是，《人权宣言》在革命的雅各宾专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雅各宾党人的断头台不但让敌人发抖，而且让自己人发抖。革命带来的十数年的内战和外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破坏和损失。
问题在于，大革命并没有使法国的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一段时间拿破仑的新贵族的等级制替代了旧的等级制，最终还是专制王朝的复辟，在大革命后的近百年的时间，法国才真正成为民主的共和制。
法国历史学家维克托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描述了影响到世界的第一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有着两个极为不相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过去的一切似乎将被法国人全盘摧毁；而在第二阶段，一部分已被丢弃的东西却又被他们重新捡了起来。旧制度中的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不见，然而几年后它们又重新出现，好像是一些河流曾一度沉没地下，无迹可寻，却又在不太遥远的地方重新冒了出来，人们会在新的河岸看到那同一条河流。”说明了在法国大革命中，即便是激进的革命者执政时，对旧制度也没有做根本改变。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大多数的革命历史证明，改朝换代易，改变制度难，尤其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大跃进”更难。
法国大革命过去一百三十二年后，俄国爆发了对世界影响巨大的又一次革命。1917年2月革命，各革命阶级联合推翻了沙皇统治；10月革命打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革命后杀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法国的“雅各宾专政”的血腥味，在十月革命中的“发扬光大”了百倍。这是一场针对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包括富裕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
按经典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主义，但需要发达的资本主义来作铺路石。俄国人不顾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警告，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工商业的国有化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集体农庄的实施形成了新的农奴制。法国革命杀害了国王，并没有杀死旧制度，同样俄国革命也是如此。
从西方到东方，社会主义变了味道，这是因为东方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条件，即先进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强大的现代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俄国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表面上的，它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龙种”，得到的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封建社会主义”的“跳蚤”。显然，俄国革命的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革命者原来的期盼。
如果我们把文革放进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来考量，就会发现发动文革本初是为了把农业社会主义发挥到极致，而结果却是走资派的胜利。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农业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回归，所以文革是一场影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的大革命。通过十年文革的实践和反思，国人最终选择了合适的经济发展道路。从“八一八” 到“四五”，民众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从“八月八日” 到“十月六日”，上层的认识也有了一个大回转。从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开始，到二十世纪西欧市场和民主体制的确立，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时间。集权制更长远，经济更落后的东欧和东亚有什么理由走“捷径”呢？
一般的说，在革命中人类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之人类的思想方面的收获远大于社会结构形态方面的收获。通过一次次革命，人类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的进步却不是太明显。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大多数革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社会发生了大分裂，二是往往造成激烈的暴力。这种分裂和暴力必然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的两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形成了激烈的暴力。法国革命在祭出《人权宣言》的同时，也推出了血腥的雅各宾专政，成为了人类近代史上以“革命”的名义，实施反人类行为的范例，并开了一个杀自己人的坏头，断头台落下了国王、王后及无数贵族和自己同志的头，仅贵族死亡人数达10万以上；据官方统计，俄国革命在1918年—1922年2月间，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杀害的人数不少于200万（非官方统计为400~500万）。可以看出，从暴力这个意义讲，革命就是“无法无天”，就是一种打破秩序的动乱。
既然革命不见得能为社会带来根本的变化，既然革命一般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那么，革命、尤其革命中形成的战争就是一种最不好的变革形式。因之，从现代观点来说革命真不值得赞美。
同样，我们也无法指责革命，因为革命是没法子的法子，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世界上的大部分革命是由于战争、灾荒及其它原因造成下层普遍的生活贫困开始的，一个社会如果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正常的生活下去的话，证明社会管理是多么混乱和无能，由此社会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文革的起因都是如此。也因此，虽然从现代角度来看，要跳出历史来看问题，在一般的角度去否定革命这种形式；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革命都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对于革命的“对错”当然应该具体分析。
所以以文革的动乱和暴力否定文革看法是片面的，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相比较，文革的动乱和暴力要差得多。山西有一位名人说过：“文革是暴力革命中的最和平的革命，同时又是和平革命中最暴力的革命。”这句话说得有点意思。对于革命对象，比起这两大革命的“杀头”来说，文革的“打倒”应该是小菜一碟！可以说，自古至今，除了现代极少数的和平革命的主张者（如：曼德拉、甘地等）以外，革命都出现过动乱，动乱都有革命的因素，岂止文革乎？
我们可以对革命作这一个小结：
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有其必然因素；
革命的进步远不像开始设定的那么大；
革命不总是向前的，有时造成社会的暂时的倒退，有时造成长期的倒退；
革命的瞬间和结果常发生暴力和军事独裁；
民主是个好东西，革命不是好手段。
四、关于文革对象
凡是革命，必然有革命的对象，文革也是如此。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党内”无疑是指执政者内部，当权派无疑是指领导干部，至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相互揭发、相互斗争才能判定。这说明文革的革命对象是世界历史上历次革命中最不明确的。
有一位山西的文革领袖说：文革的对象是可以分解的，上层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下层针对的是“当权派”。这句话说明了上、下层革命目标的本质。
上层极左派反对“资本主义”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至少从建国以来，党内就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想尽早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内思想的主流；新民主主义思潮则认为，从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到社会主义之间至少应该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新民民主义（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是党内的非主流。这种分歧只要体现在农业合作化上。
本来，按马克思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语），并且社会形态的改变不能跨阶段跳跃（即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必然的合理性——《资本论》初版序言），所以在封建阶段反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反动；但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甚至反对小生产（资本主义萌芽）都是合理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各分支对对社会发展也有着不同见解。
文革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潮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是从落后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从思潮本质上讲属于《共产党宣言》“反动的社会主义”一节中所讲的封建社会主义范畴，因而反对对于中国当时的状态来说是先进的市场经济。这种思潮以“农业学大寨”为口号，要把“农业社会主义”引伸到1958年没有实现的“共产主义”，具体体现在没收自留地、取消农贸市场、基本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乃至公社一级等政策。
下层造反派反对“当权派”是有现实原因的。
在集权制度下，极易产生专制的特权阶层。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南共联盟主要负责人密洛凡·德热拉斯（后被开除出党），在其《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这样评价了这个阶层：“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德热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在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就提到了这个特权阶层。
造反派在下层最了解这个特权阶层的特权，他们利用特权进行贪污腐败，在政治运动中利用特权压制群众和持有不同意见者，尤其是在文革“资反路线”中让年轻的造反派受到了“压制”的滋味。
这种分解实际上体现了文革不合理的一面和合理的一面。
事实上，实践的逻辑要比理论的逻辑复杂得多。对于毛泽东来说，并不了解真正的现代资本主义是什么，不知道腐败的形成的原因是权力集中，而不是资本主义。但毛不希望形成像苏联一样的“特权阶层”。他把文革的重点对象定义为“走资派”，是因为按他的理解，“走资派”是即将形成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或曰“贵族阶层（类似于法国革命后拿破仑系的新贵族）”，或曰“垄断官僚资本”。这种思维却是有着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正确的地方是因为文革针对的这个阶层是靠专制权力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所以说，腐败是这个阶层滋生的温床，又是其发展的营养。不正确的地方是他把自由的市场经济误作为腐败的东西。
对于这个阶层或阶级，左派的毛泽东与右派的德热拉斯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对于这个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的阶层进行革命，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管毛有意还是无意，文革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是起到了阻挡“新阶级”的作用，但文革又在主观上和客观是起到了阻挡社会进步的作用。
到1966年，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新阶级”，但毛泽东却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只说明他确实担心新阶级的产生。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矛盾已经使得原来的制度不应维持下去了，毛泽东没有界定“走资派”的定义，也没有关于新制度的设想，就开始了文革。毛泽东认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因之，文革实质上是从中共党内开始的自我革命。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实际上“走资派”与“新阶级”不是一个概念。“新阶级”是由于绝对权力制度产生的特权阶层，而“走资派”党内为解决经济困难主张市场经济的那部分干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路线掌握在这部分人手中。问题在于“走资派”与“新阶级”有着很大的交集，而且当时人们（包括毛泽东）在理论上也分不清现代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就造成了文革中既打击了应该打击的“新阶级”，又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走资派”的局面。文革中，“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了“新阶级”）与极左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所以说，文革中的革命者、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掌握着一定“真理”，都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贡献。
其实在实践运作中，运动的反复造成文革的对象远不止“走资派”。在整个运动中，地富反坏右资一直是文革打击的对象，如果再加上知识分子和后来被整的造反派，在总人口中被打击被整的比例是很大的。
五、反思什么
一位著名山西造反派领袖说：回想当时，真是不应该批斗那些领导。其实这是最原始的反思，是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忏悔。从人性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基本人权，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斗争是人类低素质的表现，即人类尚未脱离动物界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返祖表现。站在“人”的立场，人斗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过，在革命中斗争的是相互的，一阵子你斗我，另一阵子我斗你，如果要道歉的话，应该是相互的。
说到反思的主题，流行的说法是“文革不能再发生”。这就涉及到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如果文革是主要由人的主观原因造成的，那就能够比较容易阻止文革的发生；如果文革主要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相对而言，文革的发生就很难阻止。
列宁主义已经被尘封多年，但他的有些话还是很精辟的，如他对革命发生的原因的说法：“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另一种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要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
其实，文革也是如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上层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运动初期的大字报潮，也说明了下层对基层“走资派”不满情绪。文革可以说是社会矛盾的总积累，毛泽东只不过点燃了炮捻。
问题在于爆发革命的主要责任在于谁？这是反思的关键，也是谁最应该反思的问题。
一般来说，百姓的要求很低，能吃饱肚子是基本要求。如果社会管理者不能满足百姓最基本的要求，很容易造成民变。无论是中国的黄巢、李自成起义，还是欧洲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都是因为饥饿问题引起的。文革似乎也是如此，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后果引起的党内的路线争论（权力争论），导致了上层分裂。究其原因都起源于1958年的一次重大的社会管理失误。因此最应该反思的是社会管理者、社会管理思想及社会管理方法。
反思所谓“社会管理思想”，实际上就是反思“阶级斗争”的理论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是打江山的理论，而不是坐江山的理论。打江山需要“仇恨”，坐江山需要“和谐”，这是一条“通理”。用“阶级斗争”理论坐江山，下层分裂，反映到党内，就变成上层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结果就是文革。
反思所谓“社会管理方法”，实际上就是反思“对待不同意见和持有不同意见人”的方法，即反思法治的必要性。打江山用非法的手段，坐江山用法治手段，这也是一条“通则”。如果坐了江山，违反自己定的《党章》和《宪法》，随意整人，将来自己也难免被非法手段所整，正如文革一样。
那么，下层应该反思什么呢？应该是反思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杀富济贫、平均财产”的思想。从理论说，由于没有那么多财富，杀富是济不了贫的，只能济一小部分人。从实践讲，杀富济贫的结果基本是打倒皇帝作皇帝。脱贫的唯一出路是发展生产，哪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条件是“大多数人不穷”。事实上，共同富裕很难做到，共同不穷应该不难。
只有上层下层进行共同的反思，中国才有希望。
六、山西文革特点及过程
《文革中的山西》就是力图用上述思想来表述山西文革。本书认为，客观发生的事物，本身不存在对错问题，只有看问题的角度问题，或者哪个角度相对来说对社会进步有利，对百姓有利的问题。再或者说文革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每个事件的“对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山西的文革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一位副省长刘格平，行政三级，是当年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唯一没有签署自首书出狱的人，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唯一的活证据，是中央文革最早认定的“自己人”之一。而山西省委由于与彭真、薄一波关系密切，是中央文革最早认定的“敌人”，山西成为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最前沿。
二是山西有个陈永贵和大寨，山西就成为了围绕“大寨红旗”农村路线斗争的最前沿。
如果要以省领导划分阶段的话，山西文革分为三个半阶段。
半个阶段是文革初期的发起阶段（66年6月到12月），在这个阶段有华北局会议干部斗争、造反派崛起、批判资反路线等事件；
第一个阶段刘格平时代（67年2月到69年7月），其中包含一月夺权、革干与军干分裂、七月会议，武斗阶段等，干部领导下的群众运动阶段；
第二个阶段谢振华时代（69年7月到75年初），这是军管阶段，其中包括评定武斗、发展生产等阶段；
第三个阶段王谦阶段，其中包括批谢、批邓、揭批清倒清查等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有几个重大事件值得一提。
第一个重大事件是“山西一一二夺权”。
山西“一一二”夺权是全国第一个夺权的省份，第一个“三结合”的省份，所以，具有样板意义。山西的夺权实际上是由中央直接策划的。1966年12月底，刘格平（中央委员、副省长）赴京得到周恩来、康生、关锋的接见，一月初奉命回并另行组织领导小组。刘格平联络几个不得势的外来的领导干部刘贯一（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袁振（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何英才（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写出了著名的五人大字报《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在此期间，同时联络几大造反派组织筹划夺权。山西省军区政委（当时第一政委是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张日清也收到中央三号人物的指示，要求军队支持夺权，这样就形成了“三结合”的夺权队伍。1月12日晚，刘格平策划成立了夺权领导机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进行了夺权。次日发布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布“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月夺权后山西形势发生的重大转变是，斗争由造反派与走资派的之间转到了造反派（革命干部）之间。主要省领导（包括第二书记、省长王谦，书记处书记王大任、贾俊等，第一书记卫恒在被造反派关押时期病亡）被关进监狱长达两年之久。四大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两派。其中支持夺权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负责人杨杨承孝成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中学生为主的组织，简称兵团）为一方，反对夺权或退出夺权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的组织，简称红联站）、山西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为另一方。1月下旬，工人兵团因炮打关锋被打成反动组织而解散，主要领导被抓；红联站则被迫整风，被迫开除积极反对夺权的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该组织在中央表态支持夺权前，发了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两告全省人民书反对夺权）。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四一四炮轰刘志兰”。刘志兰是原左权夫人，后为陈守中夫人，时任山西核心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67年4月14日晚，兵团和太工永红战斗队、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等组织，突然在太原市的主要街道贴出“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正式公开了核心小组的分歧。核心小组的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省革委会副主任，非核心小组成员）与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产生分裂，当时核心小组正在北京开会，在中央文革的组织下欲以解决内部矛盾。据传刘格平从北京打电话给其夫人丁磊，授意炮轰薄弱环节刘志兰。而红联站在第二天贴出了“四一四是一个大阴谋”的标语。4月下旬，丁磊组织起山西省另一大组织“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包括夺权中的许多组织，如太工永红、太机四野、电业兵团等。简称红总站），自此山西又形成新的四大组织，即红联站（支持军队和刘陈刘）、兵团（支持袁振）、红总站（支持刘格平）及决死纵队（后来与红总站是同盟军，好多人认为决死纵队是红总站的下属组织）。而后，红总站继而“炮轰刘陈刘”，到6月底开始“炮轰张日清”。山西形成军队保守势力与刘格平造反势力对峙的局面。红联站陷入与其它三大组织对立的孤立局面。
第三个重大事件是中央召开的“七月会议”。1967年7月份，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即七月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在会上，康生严厉批判了刘陈刘，批评了张日清。在《七月会议纪要》中兵团、红总站、决死纵队被定义为“革命左派组织”，红联站被定义为“革命组织”。在会议休息上厕所时，康生还传达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六十九军在山西的地位很重要，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军队“支左”的领导权也从张日清手中转给了六十九军副军长谢振华。七月会议大长了刘格平的士气，大灭了张日清的威风。
第四个重大事件是“九五”事件。1967年9月5日，省革委制止武斗办公室组织决死纵队、太重红旗等攻打红联站最后一个据点太原十中七一大楼，从省革委梅山上开枪打死两人（一为守楼的初中女生，一为太钢工人），大楼后被占领，被称为“九五”事件。“九五”事件被省革委定性为红联站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九五”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山西的武斗从此激烈起来，从冷兵器开始向热兵器过渡。另外走投无路的工人兵团（夺权后被陈守中整编为市工代会筹）下属组织纷纷投向兵团，成立了兵团工总司，使兵团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久兵团观点转向，与红联站结盟，被群众戏称为“兵联站”。太原百姓戏称“红总站的打砸抢，兵团的大方向，红联站的好文章”。从此山西两派阵线分明，进入武装斗争时期，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12月，中央又召开了“十二月会议”，批评了刘格平、陈永贵，为“九五”事件平了反。双方在上层也基本达成了平衡。
第五个重大事件是“七二三”布告。1969年，山西武斗越演越烈，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中共中央于7月23日发布布告，制止武斗，恢复秩序，被称为“七二三布告”。“七二三”是山西文革的重大转折，中央军委调动六十九军、一军等二十几个团，由谢振华负责，对全省进行军管。山西群众运动式的文革自此结束，原省委的干部逐渐解放，文革进入了上层斗争阶段。随着生产的恢复，两条农业路线的斗争凸显出来，关于大寨路线的斗争凸显出来。
第六个重大事件是“批林批孔批谢曹”运动。谢者，谢振华，时任六十九军副军长、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司令员；曹者，曹中南，时任六十九军政委，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1980年，在霍士廉赴晋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过一段话：“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这段话道出了山西1974年“批林批孔批谢曹”的实质。1974年，“四人帮”以批现代晋剧《三上桃峰》为突破口，在政治局批判谢振华，后来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批谢，显然上层是为了借批谢之机批周，下层是借批谢发泄对谢振华“反大寨”的不满。批谢之后，谢振华下台，王谦上台，山西开始了王谦时代。
第七个重大事件是“王谦落选”事件。1974年12月，山西省革委举行全会补选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内定王谦为山西代表团团长，成为指定的当然代表。但因为王谦转向极左太快，得罪了谢曹体系的干部，结果在会上落选，韩英当选。结果王谦以列席代表参会。应该指出的是投反对票的有胡文秀（刘胡兰继母）、申纪兰、王银娥、牛发和等著名劳模。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故，王洪文怒批：“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政治事件。”
第八个重大事件是“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张者，张珉，太原化肥厂汽车队技术员，原太原重机学院学生，红联站总勤务员；赵者，赵凤岐，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副部长，山西省革委委员，原红联站职工部部长。1970年以后，聚集在太原化肥厂的一些红联站的学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逐渐认识到文革极左路线的错误，发展了几十个成员，成立了中央二委（当时常说的中共中央第二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统帅叶剑英）太原支部，张珉为书记，赵凤岐为副书记，并拟写纲领，有专门联络员与北京中央二委联系。1975年事发被捕，由陈永贵汇报政治局，江青批示：“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要尽快查处，并追出黑后台！”也有说法，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
第九个重大事件是山西的“倒清查”。揭批查运动，即清查“四人帮”运动，当时许多具有极左思潮的人还在位，实行的是“倒清查”，即清查反四人帮的人，山西是一个典型。在山西的清查运动中，完全是自立“标准”，这些标准分三个方面：谢曹体系干部、“反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及“张赵集团”及其外围。其实这三类人都是反“四人帮”的。很奇怪的是，这些人在1976年清查“四五”运动的相关人员时，被称为是“邓小平”的人，到1977年，有成为“四人帮”的人。最为荒唐的是，张赵同案的人在北京很快被释放，在山西被判死刑。
七、观点解释
本书稿的许多观点可能不同于流行的看法（包括“左的”和“右的”），应该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说明。
1、关于群众的智商
每个时代都有各时代人类的智商，人类也许像人的成长一样，有他的幼年、少年、青年、成年及老年时期，所以我们不能用后人的智商来评价前人的智商。如果把人类在革命和动荡时期的“疯狂”叫作“智商低下”的话，人类的历史就是智商低下的历史。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无数次的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世界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蒙受了极其巨大的损失，这显然不是个人或整体的智商问题。时代的智商受到人类自身活动造成的环境的制约，群众是如此，领袖也是如此。可以说，只要人类弱肉强食的“性格”没有完全改变，人类就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其智商就没有完全进化为“人”。
2、关于派性
对于文革中的派性，包括赞同普世价值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派性是文革的万恶之源之一。陈独秀、毛泽东都说过类似于这样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不过他们没有真正实践他们自己所说的话。毋庸置疑，派性是个性的延展，是民主的基础。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有了派性的不同观点和争论，才能保持政党和社会的进步。
文革中的派性，来自文革中的四大自由，来自文革中有限的“结社自由”。人们敢于表达“派”的思想，维护自己“派”的利益，无疑是一大进步。如在山西，有一派敢于“反大寨”，无疑是对文革中一统思想的抵制。所以说文革中的派性斗争，既是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又是两条路线的争斗。也说明所谓“为毛主席而战”的说法是一种假象（当时喊这种口号的人自己也未必认识到这种假象）。
怎样对待派性，民主和集权有着不同的做法。民主承认派性的合法性，并用民主的方法来检验派性是否有利于多数人，并少数派以保护。集权不承认派性的合法性，使派性的双方成为势不两立的状态，使得少数派的政治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文革中派仗打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盖源于此。结论应该是：派性无罪，集权有过。
3、关于造反派
造反派问题是文革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文革的责任由谁来负，习惯思维认为，革命的责任应该由革命者来负，造反派是革命者，当然应该由造反派来负。这就是造反派臭名昭著的原因。
有人调侃说：一个人因穷而抢劫是犯罪，一万人因穷而抢劫就是革命。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道理，这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缘故，即一人穷也许是个人的原因，一万人穷肯定是社会管理的原因。所以说，文革的责任在于社会管理者集团，而不在于群众。把文革责任推给群众，是领导者在推卸十七年社会管理不成功而引起文革的责任。
4、关于书稿的观点
由于在一次大的历史事变中，不可能在对立的双方中，有一方是绝对的正确，另一方是绝对错误。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从民主走向专制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例子。本来，雅各宾派在革命初期的反国王专制的斗争中，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后来在掌权后，背弃《人权宣言》，开始用血腥的手段，杀贵族、杀同盟军，最后杀自己人，走向了反面。雅各宾派从得人心到失人心的过程，有点像文革中毛派走的过程。革命中角色的转换是革命本身的多变性所决定的，因此，本书稿也不可能站在一个立场去叙述问题。
但是，本书稿的观点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思路，那就是民主和人性。如：对于文革初期的“四大”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肯定的观点；又如：对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叙述是中立的；再如：对“大寨红旗”和“两个凡是”采取了批判态度。另外，本书稿对一部分造反派在与“走资派”及黑五类的斗争中采取的宽容态度予以的赞扬。
5、关于理论问题
在本书稿的叙述中，牵扯到了许多的理论问题，这是基于两个原因。
一个是文革本身的原因。文革本身就是对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一个总结，说明了这个主义“此路不通”。通过山西文革斗争的过程，可以看出文革中逐渐显露了一条与大寨红旗相悖的路线，这说明文革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开端。
6、关于扉页题词
本书扉页题词是“本书谨献给在文革中为社会进步而奋斗过的革命者、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异议。这个题词体现了本书的一个思想，即在文革中（其实也是在一般的革命中）真理并不永远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派别手中。具体而言，革命者指的是运动初期为争取四大自由反击资反路线，运动中又与极左路线斗争，后又被打成“三种人”的那部分人群；被革命者指的是具有中国改革思想萌芽，坚持实行市场经济的“走资派”；反革命者指的是在运动中逐步觉醒，对极左路线提出理论质疑的那部分干部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