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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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陆：守望民间苦难记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阅读报告

守望民间苦难记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阅读报告

作者：王吉陆


提要：本文分爲上下两篇。上篇分析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特性，以往人们的视野大多关注大人物、名人，《纪念园》则更多记录了普通人的命运（主要是死亡经历）；文革后水落石不出的政策丧失追寻真相的机会，同时因爲在这一问题上政府的不作爲，《纪念园》以民间的方式操作显得弥足珍贵；文革是敏感辞汇，《纪念园》以网站的形式出现得以突破许多禁忌。下篇从文本入手，介绍了目前《纪念园》中许多文章讲述的"红八月"中人们受难经历的一个侧面。

关键字：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受难者 死亡 记忆



上篇

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就是在轻贱人类和生命本身。1


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有一部戏叫《死亡与少妇》，被改编成电影《不道德的审判》。讲述在一个独裁政权刚垮台的国家，一个普通人经历了全民族的苦难后，与当年迫害她的人偶遇的故事。

少妇在厨房忙碌，有个人的车抛锚，进来求助。少妇听出了他的声音，认出他就是几年前自己被拘留时折磨和强奸她的那个人。下一幕中那个人被绑了起来，无助地等待她发落。她举枪对著他，他拒不承认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嘴里不断找出理由证明自己不在场。僵持很久以后，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就是肇事者。她把他放了。

南非大主教图图认爲剧中肇事者的否认击中了少妇人格的核心、她的整体和自我，这一切都和她的经历、记忆密切相关。2简单说，否认让少妇再次成爲受害者。要弄清楚历史的真相，留住苦难记忆，深层的原因便是避免苦难的受害者再次受害。

文化大革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灾难，有太多苦难的记忆。记录受难者的故事，记住历史，除了建立未来的根基，避免"对过去的记忆是虚线，未来怎麽可能走实"的困境，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希望不要让受难者再次受害，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去世，记录是对已逝生命的缅怀。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主题"我们没有忘记你！"，承载的正是这样的希望。

记录普通人的受难故事

你参加一个比赛，在比赛中你被关在一个防守严密的屋子里，不能与外界通风报信，你没有食物，没有任何营养品，如何活著走出屋子。3

这是《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一位作者在书评中回忆的幼时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他的答案是："我不玩了"。

回望历史，却会发现对很多人来讲，这并非游戏，而"我不玩了"的解答并不能成立。这位作者继续写：人生并非游戏，而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战争，一盘无法逃脱的棋局，你的最后一招决不能是"不干了"，而只能是"把牢底坐穿"，直至大限来到。所幸，你还保有最后一点身后的精神胜利法---留下真相，以待后人。

不久前《南方都市报》出事，几位高层人员被捕，涉案的前总编程益中爲此做了一个内部演讲《没有等不到的黎明，没有熬不过的黑夜》。但是他的命运如何，还是未知数。

事实上很多人无法这麽有底气，他们就是从此不见黎明。"留下真相，以待后人"也仅仅是精神胜利法，真相常常就此湮灭，很多故事从此不被记忆，不被谈起，故事中的人从此没有了名字，没有了身影。

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往事并不如烟》热销，除了所谓的文本中透出的"贵族精神"，我想更吸引人们的是书中记述的处身非常状态下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人们对那个时代记忆的匮乏，这样的著作很珍贵。

能成爲一本畅销书，一个原因是章书写了名声显赫的大人物，而由同一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莫砺锋著的《浮生琐忆》却因写了草根社会的小人物而默默无闻。

这或许是一种习惯，人们对大人物、名人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对小人物却常常忽视。

文革结束初期，这样的状况便凸现了。1980年前后，是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报刊上。从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内部"有一些"规则"：比如刘少奇和陶铸的悼念文章，有整版。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这无可厚非，现在的新闻报道也都是按这样的规则做事的。但是从效果上看，"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4

还有别的因素使这种印象延续、扩散。政治人物拥有政治待遇，有官方爲他们写故事，虽然政治充满隐晦和禁忌，但总有无法回避的历史。同时历史学家也对他们很感兴趣，历史很多时候由他们的故事构造。文人自己手中有笔，可以自己写故事，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得凄婉动人。

政治人物和文人当然在文革中历经波折，九死一生，他们的故事的确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但是如果忽略了普通人，忽略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所得到的历史观念就是不完整的。偏偏他们不会用笔，也没有政治待遇，他们的故事更容易灰飞烟灭。

小人物的故事到哪里去寻找？民间记忆。但是这样的记忆还能留多久？如果没有人去记录，去询问，他们还愿意讲述、还会想起吗？毕竟这是多麽沈痛的记忆。

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记录文革记忆，就像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寻找当事人，进行大量的采访、调查。成果之一就是2000年10月制作的网站《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至今收录七百多名受难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亲自撰写，剩下的是其他人写自己熟悉的死者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约有70个"无名氏"栏，内容爲只知道死亡时间、地点或某人的亲属，却不知道死者具体姓名的5。

这在文革记忆中是一个异类。

调查中发现，很多人的故事已经没有人留有记忆，有的本来就单身一人，有的甚至整个家族都在文革中逝去，于是出现了许多只能记述时间、地点的无名氏。调查进行得非常艰难。

水落石不出与真相和解

冤家错案平反是胡耀邦主持的，当初坚持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这样的原则使得"平反"减少了很多阻力，许多冤案得以昭雪。但有一个缺陷，调查的文字记录不开放，同时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这样，受难者得到的只是一个说法："你是清白的。""党错怪你了"。得到的是后来丁玲"妈妈打孩子"似的抚慰。

调查在这样的原则中被阻断，真相往往就在这样简单的逻辑中湮灭，很多的受害者家属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亲人曾经如何受难，在怎麽样的情境中死去。很多受难者的故事从此被遗忘，对他们来说，没有真相，没有后人。

《纪念园》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故事。

沙坪是1966年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8月22日在校园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在女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这是第一室。）里，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妈的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这种审问中，回答"不恨"，会被作爲"不老实"而挨毒打，如果回答"恨"，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后又换成铜头宽皮带。然后，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然后，命令他们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铜头皮带加倍抽。一只塑胶鞋底，他们专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

作爲校长，沙坪是重点斗争物件。有人说，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可能是最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头发都被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物。后来她的尸体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该校 "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硬不敢进去"。

文革后，1979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 "水落石不出"的指示，这个调查只进行到中途。参与打死沙坪的人住在军队"大院"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进门。6

王友琴经过坚持不懈地调查使事件呈现出现在可见的状态，但是再深入、细化已不可能。和沙坪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甚至不能像沙坪这样得到纪录，至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

南非也经历过一段苦难的岁月，1994年以前，实行的都是种族隔离制度。政府或者极端种族主义者会对黑人、反抗者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手段往往很残忍，同时常常很隐秘。

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种族隔离政策真正废除，处身新制度的人们还面对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如何对待历史遗留问题？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必须归功于妥协与和解的政治智慧，面对历史他们也同样以这样的方式思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了，由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在揭露昔日压迫者暴行的同时又与其达成和解，被称之爲"疗救祖国运动"。

这是一种妥协。他们的方式是：在1960年-1994年犯过罪的人向委员会申请大赦，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爲相关的事实，委员会如果判定符合条件，便获得大赦。委员会甚至不要求申请人表示任何的悔悟或自责，他们要求的只是真相。受害者有权表明申请者没有达到条件，反对申请，但是没有对大赦的否决权。

很简单的原则，成效是巨大的。真相一点一点呈现在人们面前，涉及的内容包括前总统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一起获得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博塔的相关行爲，也包括执政党非国大强烈反对公布的涉及非国大违反人权的行爲。这便是妥协的收获。

用图图的话说，这是在"把伤口清理乾净。"他讲述了其中一个故事。

"她是斯威士兰非国大民族之矛的高级成员，遭一个安全警察绑架，被带到一个偏远农场。她被赤身裸体关在一间小屋里。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爲杀害她的人申请了大赦。他们关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说服她做内线。

后来他们觉得她没用了，就让她跪下，从脑后给了她一枪。他们挖的墓很深，但不够长，因此必须将她仰面放进去后，再把她的双腿曲起来。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看到腰上放著一个蓝色塑胶袋。我们问……这是什麽。他们说，审讯和受刑时，她用塑胶袋遮盖著身体，想要保持住一点女性的尊严。

在处理了五十多起坟墓发掘案中，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将亲人的遗骸安葬，现在他们知道了亲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个了断了。"7

文革后的中国没有这样追寻真相的政府行爲，很多故事就此湮灭。

胡耀邦的政策让五十五万右派得以平反，但政治还是保留了6个人的右派资格。其中的储安平至今下落不明。

遇罗文也致力于调查文革真相，他曾到北京市档案馆查资料，但是"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衆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爲，只言片语都没有。\"8

政府不作爲的情境下，《纪念园》这样的民间调查显得弥足珍贵。

从呼吁忏悔到呼唤真相

文化大革命给亲历其间的人们震撼很大，甚至在文革中，就有人在提问、求解，在对这个时代进行反思。

人们思考问题并不仅仅看这是时代，反思一旦诉诸个体，一个疑问就産生了：是不是需要忏悔？有的人在对自己进行考量后，往往延伸到别的个体，开始呼吁别人忏悔，从而引发很多争论。

从80年代围绕巴金展开的"全民共忏悔"的争议，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二余之争"，总有人在呼吁，希望通过"忏悔"使人们得到洗礼，重建这个国家的灵魂。因爲对那段岁月的了解实有太少，这样的争论往往显得空荡荡的，没有根基，同时往往还没有结果就随风而逝。

对忏悔不断有人置疑，其中一个层面的置疑就是针对这种"没有根基"，来自旅居美国的林达夫妇写到，"无数人在呼吁忏悔，却几乎没有人去辛勤打结，结绳记事。当我们手中只有一根光溜溜的绳索时，再强烈的呼吁也显得苍白无力。"9他们认爲更重要的或者说更现在需要的是留下对历史的记忆。

徐友渔也做过类似的陈述，"文革究竟是怎麽回事，有多少人能说出一个所以然呢？"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启动自己的记忆，趁爲时不算太晚抢救一代人的记忆。" 10

后来最狂热地参与文革是一代年轻人，他们与"奥斯维辛"、与苏俄的"大清洗"的距离，并不如感觉上那麽遥远。林达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文革开始时的初一学生，他们出生时，距离二战结束的１９４５年，有七八年。而文革开始时的大学高年级学生，根本就是二战中诞生的"战地婴孩"。他们甚至听到过日机轰炸重庆的巨响，在父母的怀抱里颠簸著钻过防空洞。

可是，"我们没有历史记忆，虽然从技术上来说，当时的世界已经完全具备传递记忆的手段。"

"冷漠是有后果的。当文革发生的时候，我们毫不迟疑地重演了一遍二战期间德国刚刚上演过不久的戏剧。一样的同胞分等分级；一样的血统划分贵贱；一样地视生命如草芥；一样地视法律爲粪土。"11

组成文革时代的老中青三代中，当年的老一代已经消失；当年的中间一代正在逐渐离去；尚存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在林达的眼中，"文革一代逝去者带走的这一段历史，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凤凰涅盘的圣火。"

的确，"文革历史"没有进入记忆。我与文革的距离恰好和上一代与"奥斯维辛"的距离差不多，或许要近一点，因爲我生长在同一片国土上。但记忆是一样的支离破碎、杳无踪迹。

其实这也不是现在才意识到的问题，巴金想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就是希望能记下历史、留住记忆。可惜这只是一个幻梦。

即便事实上的博物馆遥遥无期，但许多的人希望用文字记下那段岁月，像巴金的《随想录》一样，希望能成爲文本上、心灵上的"博物馆"。伴随著"忏悔"的呼吁，总有一些人在呼唤、并记下记忆中的历史。文革后陆陆续续有一些自传、回忆录出版，12也有人用编书的形势记下文革13。直至最近热销的《往事并不如烟》。

但是"文革"是一个敏感辞汇，这样的记忆要成爲出版物总有限制，也就是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批判的"书报审查制度"。《往事并不如烟》在香港和大陆就是两种版本，并且热销一段时间后，便被强行压下，所谓的禁止"炒作"。徐友渔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也是选择"融入世界研究体系"（即不在大陆出版）。安文江曾应约把《我不忏愧》扩写成16万字的《噩梦啓示录》，后又扩写爲24万字，结局都是停印再停印。

网路的出现是对这种禁忌的突破。《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选择以网站的形式出现，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成爲异类，突破了限制，也在一个层面上尽可能接近真相。


下篇

那里来的叹息、哀悼，以及响亮的嚎啕，在暗无星光的空气中回荡著，从一开始，我已泣不成声。14


老师曾问，爲什麽选这麽血淋淋的题目？或许冥冥中有一种安排。我就是会碰到这些隐藏的故事，关于生命的故事。

王友琴说：调查文革历史是一件繁难并且令人痛苦的工作。要弄清楚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以及死亡经过，往往要经过很多周折，花费大量时间。这不但因爲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也有许多人爲制造的困难。终于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因爲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件或者不幸的个人遭遇，所以，绝没有其他研究工作可能有的发现的快乐，而只是带来另一份悲哀。15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收的文字是一篇篇调查报告，阅读就是聆听哀泣、嚎啕和体会悲哀的过程，。

她们被毒打致死

《纪念园》中大量的篇章讲述的是1966年8月间的故事，这个8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爲"红八月"，这个 "红"可以是红卫兵，可以是红色革命，也可以是人的鲜血。

红卫兵首先是从学校开始行动的，被打死的人有老师，有学生，有校工，后来还有普通居民。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6年，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

卞仲耘的死源于６月被划爲"四类干部"16并在会上被"斗争"。但噩运真正到来始于毛泽东痛斥刘少奇"把文革弄得冷冷清清"。

师大女附中是当时北京的"重点中学"，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里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里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17

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成爲运动最早升级的场所也就不奇怪了。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工作组" 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宣布成立。

8月4日，卞仲耘跟对丈夫王晶尧谈到了死亡，打死一个象她那样的人，"就象打死一条狗"。但是毫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五个学校负责人被揪到大操场，先是"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 接著"劳改"，他们在小操场上挑土。卞仲耘挑的沙土被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麽沈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就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涌流出来。

"劳改"一阵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白色的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没有校长，三个副校长中卞仲耘排名第一，即所谓"黑帮头子"，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红卫兵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运送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胡志涛看到卞仲耘眼睛张开，瞳孔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

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亮，但红卫兵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锺，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北京市"新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18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麽。虽然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19

卞仲耘的死亡只是一个开始。1966年10月，在中囯共产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份文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报告了刚过去的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破四旧"战斗成果"。其中有被没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来的黄金白银和现款，以及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1，772人20。只有数位，没有人名。作爲战利品，这些人和被没收的金银列在一起，他们的姓名当然不被认爲有必要写出。21

卞仲耘死在8月5日，她并没有包含在这1，772人中22。她的死是8月杀戮的开端。杀戮很快扩散到北京的大小胡同。

左奶奶和马大娘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她们被打死在1966年8月25日□晨。

24日下午3点左右，红卫兵抄了左家。他们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但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著。左先生从街上回来，她说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

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她也绑起来打。另外，多次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天黑了，只好回家。拷打还在进行。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还是听到凄厉的惨叫声。半夜三点锺，静下来了。五点锺的时候，有卡车来了。黑暗中有人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听到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感到胆战心惊。

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23

一个人等于28块

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要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王晶尧坚决反对，他不愿妻子惨死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红卫兵对卞仲耘的死有所顾忌是因爲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半个月之后，暴力进一步发展，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的资本。

刘少奇被"打倒"后，他14岁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24

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学里流传著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指当时的火葬价格。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爲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这个时候，一个人等于28块。

"你回家拿28块钱来。"红卫兵打死人后，不忘理直气壮地向死者的亲人索取火葬费。

刘万才承受了这样的命运。她的丈夫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并把他们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从大概9点锺一直打到半夜。1点左右的时候，陈彦荣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刘万才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没有给。不久，37岁的陈彦荣死在妻子面前。

陈彦荣的大儿子陈书祥当时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老师，他到学校去东借西借，凑全了这笔钱。他想把钱送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把父亲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按照当时的规则陈书祥要去收父亲的尸体，需要本单位领导机构开一张"证明"。当时清华附中由红卫兵掌握，红卫兵给他开了一张领尸"证明"。信的全文如下：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

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8，28

在手写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字样下，还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茶杯口大的圆形图章。

陈书祥到了北京大学附中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在那里犹豫再三，不敢进去。当时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叫他们"狗崽子"。北京大学附中是最早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地方。陈书祥徘徊了一阵，听说早上有两具尸体被拉走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于是改变了主意，无声地离开了。他把那借来的２８元钱交给了母亲，北京大学附中的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这些钱。25

王友琴认爲这一未被使用的"证明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和社会风貌：暴力迫害程度；红卫兵组织执掌行政大权的情况。

"他们的权力超过了原先的学校领导，而且具有在文明社会中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杀人大权。打死一个人，既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式，也不需要任何批准。打死人以后，没有觉得惊慌震动，更没有觉得有愧。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处理了死尸，还不忘找到陈家要28块钱的火葬费。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印上图章，一付处理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麽严重的事情。有人被打死了，对他们是很普通的事情。"26

和陈彦荣夫妇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述。

"在1966年夏天，第二十五中学的人，除了陈沅芷，还有一个男性校工被打死。关于他的名字，还没有找到记得的人。"27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象穿著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28

生命就这样在轻贱中湮灭。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文革灾难最早的记录者可以追溯到遇罗克，《中学文革报》办了三个月，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暴行，但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遇罗克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还没开端，他便被捕了。

在《出身论》里，他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是大兴县屠杀事件。29

《纪念园》中这样记述："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兴县，共有325名平民，因被指控爲所谓'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家属'及'四类分子子女'，被毒打和杀害。其中，年长者有80岁的老人，最小的刚出生38天。有22户被全家杀害。"

屠杀事件杀的是"地、富、反、坏"及其家属，是市区红卫兵暴力影响的産物。遇罗文说："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30

在遇罗文调查的大辛庄乡，这次屠杀被称爲"831事件"，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人，第二天上午，县里来人制止。

大辛庄公社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19个大队，靠近公社的6个生産大队采取行动，其余大队没有当晚行动，后来也就没有屠杀。

屠杀指示来自公社，8 月31日晚，公社组织开会，当时的负责人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团委书记胡德福爲首的"九人小组"。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9 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高、胡二人不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

按遇罗文的分析，从全县进行屠杀看，这是一场有组织的行动；从县委派人制止看，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看，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正好吻合。31

这只是遇罗文的分析，真实的情况是什麽样的？如果没有机密档案的公开或者参与者的自己的言说，很难做出判断。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被推选爲"文革组长"。从8月31日夜开始，他陪同县委书记王根亢五次进入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劝阻村民的杀戮。他后来的回忆文章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著，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审问者横眉冷对，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著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伴著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死的，倒地呻吟。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害怕地看著持棍者。一个年轻男子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著扬起铁棍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

两个民兵似的人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踢跪在地上，来了手持剪刀的年轻妇女把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著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

一个装上小推车的人还没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鍁，又装上车运走了……

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被要求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去坟地，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这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32

后来遇罗文问小男孩和小伙子的结果，张连和说："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青年被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又挨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没淹死也被打死了。"33

最后，马村杀死了34人。

整个大兴县325个受害者中，除了韩宗信、方俊杰、谭润方，其余322人至今还不知道姓名。34

历史敍述的背后

历史一定有这样的敍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数十万人。

这一句敍述的后面，隐藏著多少故事。

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曾对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做了一个采访，叶向真提到一个细节。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有一次回来，他说，糟了，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记者问："哪来的金条？"

叶向真答："抄家，知识份子，或者老资本家，家里有一点底儿，红卫兵都抢来。金子沈啊，摆在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金条都从兜里头掉出去了嘛。当时他非常感慨，说了一句，看著这些金条啊，这把我们年轻一代，搞不好都毁掉了……"

一面是热泪盈眶的欢呼，一面是疯狂地抢劫。

狂热崇拜和金条的背后，还有故事。

这个"红八月"里，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甚至灭门）？有多少生命在蜂拥的人群中孤独地消逝？

这样的故事，我们今天能知道多少？还要多久才能对受难者真正说一句："我们没有忘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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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51页。
2 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2页。
3 子非鱼《一个人的历史》，首发于《新京报》2004年2月10日。
4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杨朔》，以下引文凡未写出版资讯的均来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在国内需使用代理伺服器才能浏览）。
5曾经很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写得太触目惊心，而且，写得太细了。现在明白，《纪念园》中的调查报告是原始的材料，在现在的条件下，他们已经做到最好了。
如果说因爲写得太细显得不真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史记》中有太多的细节描写，比如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但是史记同样可以成爲信史。
唐德刚喜欢做口述历史，他说口述历史的材料需要史学家去考察，去求证。现在缺的可能正好是对《纪念园》中的材料进行考察、求证的空间。
6 沙坪的故事来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女子中学校长沙坪之死》，王友琴采写。
7 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145页。
8 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9 林达《请爲历史打结》，收入《在边缘看世界》出版时改题爲《读世纪重大事件有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0 《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第2页。
11 林达《请爲历史打结》，收入《在边缘看世界》出版时改题爲《读世纪重大事件有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2 我看到过的有：季羡林《牛棚杂忆》杨绛《干校六记》杨瑞《吃蜘蛛的人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从维熙《走向混沌》　巴金 《随想录》韦君宜 《思痛录》于光远《文革中的我》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陈凯歌《少年凯歌》安文江《我不忏愧》
13 比如《历史在这里沈思》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牛汉 邓九平 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徐友渔《1966，我们的年代》
14 《神曲》，《地狱篇》第3首，《地狱之门》
15 王友琴《张放和记住张放之死的人们》
16 文革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到各个单位领导文革，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
17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8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赶到邮电医院，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19 卞仲耘故事来自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20 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爲，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1，772这个数位。
21 王友琴《无声无息的受难者陈彦荣》。这个材料的全文至今还没有准许普通人查阅。
22 文件的时间范围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
23 左奶奶和马大娘故事来自王友琴《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24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25 陈彦荣故事来自王友琴《无声无息的受难者陈彦荣》。
26 王友琴《无声无息的受难者陈彦荣》。
27 王友琴《以日记获罪致死的语文教师：陈沅芷之死》
28 王友琴《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29 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30 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31 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32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
33 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34 这样的屠杀并不是只有这一次，《纪念园》中还有一篇文章记录了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这次屠杀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産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作者爲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 001011046）

http://www.yhcw.net/MyBBS/wg/mes/272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