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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定榕：“现在也可以说了”（一）从天而降的礼物
目录
前言
（一）从天而降的礼物
（二）接受任务
（三） 液氢爆炸了
（四） 四月九日晚上发生了什么？
（五）告别战友
（六）追悼会以后
（七）再接再厉
后记
前言
“现在可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Leslie R. Groves —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1962）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退役以后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是一本关于由他领导的曼哈顿计划(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的代号)的书。在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时期，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我在奉贤县海滩科技干校的茅屋里挑灯夜读，在“茅屋为‘冬’风所破”的环境里，看完了这本书。这本书的文笔流畅，情节生动，清楚地再现了当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如何在三年时间里，抢在纳粹之前完成了从研究到投掷原子弹的全过程，从而为战胜法西斯、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寒夜里我冻得浑身发冷，但看得心头发热。这本书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第17年；我写这篇文章借用了这本书的书名，回忆51年前我曾经参与过的分析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红外相机的过程，那是我青年时代难忘而又悲壮的经历。我愿将此文向我所敬重的同志们表达我的无限的怀念和深深的敬意。
（一）从天而降的礼物
一九六五年一月的某一天，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刊登了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消息： “本月11 日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包头地区击落美制蒋机U2高空侦察机一架。”此前，人们曾多次看见过这样的消息，这已经是第四次击落U2机，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重视。
那些年间，为了打破美苏两国的核垄断，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发展两弹一箭，即原子弹、氢弹和运载火箭。美苏两国对此高度关注，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收集有关的情报。除了公开的渠道，两国都动用了谍报手段。由于中苏之间有漫长的边界线，克格勃通过中苏和中蒙边界向中国大量渗透谍报人员，这些人大多是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困难时期逃离中国的，经克格勃训练以后，被派遣到核基地附近按照克格勃的指令熟门熟路地收集各种情报。美国则利用高空侦察机收集情报，包括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生产的U2高空侦察机。U2的巡航高度达7万英尺(2.13万公尺)，中国的军机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对它无可奈何。50、60年代U2经常到大陆上空进行侦察活动，出入如无人境地。1959年5月1日，由美军飞行员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驾驶 U-2飞机飞进苏联内陆上空被击落以后，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从此U-2飞机由台湾空军“黑猫中队” 接手继续进行侦察活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爆，威力相当于 2万吨的黄色炸药，几乎是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的那颗原子弹的规模。记得消息传来已经是夜间，我已入睡。集体宿舍里突然人声鼎沸，把我吵醒了，坐起来问同事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原子弹爆炸了；我懵懵懂懂地还没有反应过来，问是谁的原子弹在哪里爆炸了，同事告诉我，是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了，这才一阵惊喜，睡意顿消。住在集体宿舍的同事全都激动得无法入睡，干脆起床，房间里和走廊里都是人，身着内衣激动地猜测和讨论那次核爆的详情。与此同时，美苏两国也展开了紧张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行动。很快，美国空军搜集到了核尘样本，从原子落尘成分推断，中国是采用铀235作为分裂原料，而不是原先猜测的铍。这结论令中央情报局大吃一惊: 中国到底怎么弄到足够供核爆用的高浓缩原料? 推敲之下，最有可 能是在兰州生产的。于是位于兰州的气化扩散厂也就成为侦测目标；邻近的包头有一座反应堆，也被认定是制造核燃料的主要工厂。专家们告诉中央情报局，掌握了气化扩散技术分离生产作业以后，很快就可以具备制造氢弹的能力。U2指挥总部决定一探究竟。于是中情局决定，先以美国本土核能原料场为基准，设定夜间侦测的参考资料，再将U2从中国拍回来的照片资料与之作对比，很快就能推估中国核能原料的生产量。依照计划，1965年1月10日刚入夜，一架装备了红外线夜间摄影设备的U2从台湾某基地起飞，往西北飞越东海、黄海，8点半左右从青岛上空进入大陆，夜探包头。
自从1962年9月9日解放军导弹二营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首次击落了U-2以来，解放军导弹部队一直在和U2高空侦察机缠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经验愈来愈丰富。这架U2刚一进入位于内蒙古萨拉齐的伏击空域，立即被地空导弹一营击落，飞行员张立义被俘。
U2机被击中以后，飞机解体，碎片散落地面。天亮后，上千名民兵被动员起来，在坠落地展开了密集的搜寻，在收集到的飞机残骸中，有一台损坏了的仪器。经有关专家分析，这是U2的高空红外相机。
这是从天而降，送上门来的礼品!
陈列于中国军事博物馆的U-2
（未完待续）
http://hx.cnd.org/2016/06/27/%E9%92%B1%E5%AE%9A%E6%A6%95%EF%BC%9A%E7%8E%B0%E5%9C%A8%E4%B9%9F%E5%8F%AF%E4%BB%A5%E8%AF%B4%E4%BA%86%EF%BC%88%E4%B8%80%EF%BC%89%E4%BB%8E%E5%A4%A9%E8%80%8C%E9%99%8D%E7%9A%84%E7%A4%BC/
（接前文）
1965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我们研究室的主任连志超先生通知我准备下周出差。
我于1963年从上海科大物理系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中科院，从冶金研究所转到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所的前身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和中科院合办的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是谢希德教授。后来划归中科院。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大多很年轻，都住在复旦大学教工第八（集体）宿舍。周六下班以后我和爸爸妈妈在文化俱乐部见面，我告诉他们下个周末恐怕不能和他们见面，因为要出差。妈妈问我到哪里去，干什么，我迟疑了一会儿，答不上来，因为我也搞不清楚。爸爸立即替我解围说。“算了，不要问了，也许是保密的”。
下周一上班以后，连先生告诉我，上个月打下的U2飞机残骸上发现一台高空红外相机，上级要求以我们研究所为主，加上部队的几个研究所，一同分析这台红外相机，然后再根据分析结果，恢复并试制我们自己的红外相机。下午，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在二楼会议室见面，除了我和连先生，还有施树怀（复旦，电子学线路），谢晋康（西安交大，微型致冷技术），唐伟明（浙大，光学设计），总共五人，组长是连先生。连先生原先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后来留苏，在纳斯留多夫院士指导下取得付博士学位。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按要求从上海北火车站出发，到国防科委第14所集合，热心的人事科长王蔚兰到车站送行。火车于中午到达南京，再转乘公共汽车。由于人生地不熟，辗转走了不少弯路，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虽然是二月天，我还是觉得身上燥热，费了好大劲才找到14所。岂料这是14所的办事处，工程部门在中山门外的卫岗，还要再走。连先生那天穿的是一双新的苏式皮鞋，红色，方头。不想一路走来，后跟的鞋钉就出头冒尖了，紥在脚上，走路摇摇摆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大哥”的民用日常产品低劣的质量。我拿出我的备用鞋给连先生，他不好意思地拒绝了，用废纸折了个鞋垫放进鞋底，我们又上路了。先乘公共汽车到达中山门，然后就一路往卫岗找去。卫岗是个不小的区域，居民并不知道国防科委第14所，可见该所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正在彷徨之际，我们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位提菜篮穿军服的女士，心想14所可能不远了，这起码是为很好的问路对象。于是我们赶上前去一问，果然她给了我们详细的指点，不久我们就顺利地找到了14所。它的外表毫不起眼，只是个有卫兵站岗的营区，营区外表极其普通，难怪附近居民不知道这是14所。到了14所，很快就在招待所安顿下来。我们五人共居一室，床对床，在二楼。卫生间在门外，公用。然后，我们直奔食堂，我们被安排在小灶食堂。经过一整天的奔波，中午又没有好好地吃，那顿晚饭大家吃得真是狼吞虎咽。吃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
在卫岗问路的时候我偶然得知，中山陵就在附近，这可是我久仰的地方。饭后回到招待所我就提议去中山陵，谢晋康附议。唐伟明犹豫，他说，天黑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我说，等明天一开始干工作，谁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经我这么一说，施树怀和唐伟明也就不再犹豫了。连先生被那双苏式的新皮鞋折腾了大半天，本来是不打算再出去的，但是见我们都兴致勃勃，换了一双鞋，站起来高喊一声“大家都去！”，于是我们一伙就风风火火地上路了。那天是晴天，又是满月，没有风，真是风清月明，我们走得兴高采烈，唐伟明吹起了口哨，嘹亮而优美，我们称他为“小喇叭”。不久中山陵果然就到了。即使是在月光下，中山陵也是气度非凡，我们从广场向陵墓走去，从高高的台阶上拾级而上，一口气直登上了中山先生的陵寝，黑暗中在中山先生的坐像前肃立。中山先生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两岸都得到尊崇。中山先生的两位自称的后来人彼此打得不共戴天，最终大陆有了新的主人，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被推翻，另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谓新中国。先生确立的三民主义被称为旧三民主义，后来人要搞的先是新三民主义，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称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来人要搞的先说是新民主主义，而后又说是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山先生虽然被尊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但后来者走的却不是先行者的路，甚至辛亥革命创立的中华民国也被推翻。看来中山先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实在是后来者怕名不正则言不顺，争正统而已。实际上，中国的伟人只能有一个，当然不是中山先生，虽然他的画像悬挂在两岸。
我们没有电筒，文字碑刻都看不见，月光下远处四周的景物也都看不清，在上面走了一圈就打道回府了。回到招待所以后很快大家就都上床了，由于一整天马不停蹄地奔走，不久就鼾声四起，都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窗外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起床号声，音调不高且缓慢，不惊扰你但也不让你安睡下去，似乎是在很耐心地对你说，该起来了。原来这里的作息是由军号指挥的，昨晚吹熄灯号时我们都已在梦乡里了，没听见。起身，匆匆忙洗漱完毕，早餐。然后是全体会议。
这天的会议上，我们见到了几位来自部队研究所参与红外相机分析的伙伴。他们是：钱凌贤上尉、于强中尉、吴名权中尉、辛滇雄中尉和冯文清先生。加上参与其它项目的人员，坐满了不大的会议室。会议由14所的高政委发言开始。高政委大约五十来岁、精干的个头，微黑的皮肤，一看就是个戎马一生的人。他讲话不疾不徐，北方口音。要点是这台红外相机得来不易，导弹部队和广大民兵功不可没。希望大家克服知识分子的缺点，要团结合作，不要互相不服气，要圆满地完成任务，做出我们自己的红外相机。他告诉我们，每次U2机被击落以后，美蒋方面都要搜集情报，分析原因，制定对策；同时还想知道有哪些技术资料可能落到了我们手里。因此，接下来高政委在衣食住行以外，还专门讲了保密注意事项。讲得干净利落，没有废话套话，极有针对性，看得出是个干实事的人。我们还得知，由于这架U2是1965年一月击落的，所以本任务代号为“651”。然后党、团员分别开会，成立临时党、团支部，其他人员休息。我似乎没看到非党非团的其他人员。党、团员会议结束以后再开全会，宣布临时党支部成员，书记是14所的赵家新（中尉），支部委员为某部队研究所的林钧挺（着便衣，军衔不明）和连先生。据说林和连两人曾经在苏联同学。临时团支部的人选就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的宣传委员是14所的一位梳辫子的女中尉，很热心教大家唱歌。
按照当时的军队授衔条例，大学本科毕业生授衔中尉，相当于大学助教和中科院研究实习员。于强、吴铭权、辛滇雄三位中尉和我年龄查不多；钱凌贤上尉曾经留苏，学士学位，年龄比我稍微大些。冯文清先生所在的研究所没有授衔。我们大家以后一直都相处得很好。
我们终于看到了缴获的红外相机，前不久才由于强和有关部门带来。我原先以为，从二万二千公尺掉下来的东西一定损毁得不像样了。可是一眼看上去，损毁并不严重，比我原来预料的好得多，实属喜出望外。凑近了一看，主要部件都还在，甚至连光路都还能大致追寻得出来。多年后，历次击落的U2飞机都集中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我们看到，那次击落的U2飞机的两边的机翼都断成数截。这大约和它的翼展太长，因而强度较弱有关。显然，火箭没有直接命中机体，但爆炸的冲击波折断了长长的机翼。红外相机是安装在机腹里的，为减轻机体震动的影响，安装处还有减震器，所以在机体坠落过程中被很好地保护着，着地时也没有直接撞及地面。后来得知，机翼折断时，自爆系统的一根导线断了，所以U2飞行员张立义和机上许多部件都落到了解放军手里。
据说U2上有救生系统，飞行员只要按电钮，座椅就会被弹射出来。但实际上按电钮以后启动的是自爆系统，所有的重要部件包括飞行员在一瞬间全部都会被炸毁。1959年鲍尔斯上尉驾驶的那架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侦察时，苏军防空军先是出动数架米格-19截击机进行拦截，但是飞机无法达到U2的高度，只得返航。然后由刚生产的苏-7前往拦截，但是苏-7没有带任何的武器，飞行员是奉命撞击U2同归于尽的。一架苏-7飞速接近目标的时候，飞行员又接到了快速撤离的命令，原来这时防空导弹已经发射了。当苏-7飞行员加速离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导弹击中了另一架苏-7，而不是U2；也巧，这架飞机爆炸后的碎片击中了U2。U2的飞行员鲍尔斯上尉是个老油子，知道救生系统的猫腻，他没有按座椅弹射电钮，而是设法及时地打开了座舱，迅速爬到舱外机翼上跳伞，捡了一条命。
我们一面认真地观察，研究，测量，又一面想。我们所有参与这项任务的人员都是大学刚刚毕业不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有高政委、林钧挺和连先生超过三十岁，这从天而降的礼物对我们真是绝好的样品和教材。
红外探测器是红外相机的心脏，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件。但是红外探测器必须在低温下工作，那么U2是怎么提供低温的呢？这个问题不仅我和部队研究所来几位的伙伴以及连先生感兴趣，谢晋康也极有兴趣。谢是西安交大致冷专业毕业的，年纪不大，被我们称为微型致冷技术专家。“小喇叭”指点 我们，一同追踪光路，渐渐猜到了焦点位置，在焦点附近看到一台由内齿轮皮带驱动的带有镀膜窗口的机器，可以断定这就是为红外探测器提供低温的微型致冷机，红外探测器就在里面，为此大家都很兴奋。商量结果，由谢晋康动手，把微型致冷机拆解下来，谢晋康不负众望，顺利地完成任务。然后大家把微型致冷机翻来覆去地看，一边听取谢晋康的分析，一边查找制造厂家铭牌和型号。这台机器显然是样机，找不到铭牌和型号。我们看到，有一个外方内园的镀膜窗框由四个螺丝安装在微型致冷机头部，里面应该就是红外探测器了！大家很兴奋，急着要看看究竟，决定打开这窗口。谁知拧下四个螺丝以后，窗框纹丝不动。原来红外探测器工作时，要和微型致冷机的外壁热绝缘，否则红外探测器就冷不下去，达不到低温。这热绝缘是由真空提供的，带有镀膜窗口的窗框不仅由四个螺丝固定，同时也是被大气压力紧紧压在微型致冷机头部上，由底下的真空橡皮圈密封。U2坠落后，真空逐渐丧失，但是直到我们企图拿下带有镀膜窗口的窗框时，还残存一些真空，以及由此形成的残存大气压力。带有镀膜窗口的窗框就是被这残存的大气压力压住，所以打不开。道理想清楚了，胆子就大了，果然，一使劲，只听见“呲”地一声，真空消失，窗框就松动了。我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等着看红外探测器。窗框一点点地被取下，红外探测器的庐山真面目终于逐渐显露出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终于看到从天而降的礼物，而且到手了！
仔细分析还看到，透镜是由著名的莱卡公司研磨制造，解像能力在当时属于超高性能。照相机大小为45.7×45.7厘米，同时以2个胶片以立体摄影方式工作。照相机的侦察摄影胶片以柯达公司开发的超薄聚脂树酯(强化聚脂薄膜的一种)为基础，解像度高。
施树怀的收获也不小。那个时候集成电路和运算放大器还没有工业化生产，印刷电路板上全是分立元件。凡是没有损坏的印刷电路板，他都描下了电路图。
我被分配到技术物理所以后，在一室输运组研究半导体中的输运现象，一室还有一个组研究半导体中的杂质光电导现象。两个组的工作相关且互补。由于红外光在大气中传输时会因大气吸收而衰减，所以高空红外相机不能接收到所有的来自地面的红外辐射，只能接收到大气吸收较弱因而可以穿透大气层的红外光，这部分红外光波长在8微米到14微米之间。由于适当掺杂的半导体在这个波长范围内会有杂质光电导效应，所以是能探测到这个波长范围内的红外光的光学手段之一。这正是我们研究室的研究课题。可是我们一直在做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确切知道如何做红外探测器，看到U2送来的探测器，我们高兴万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从天而降的礼物。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打开了这个红外探测器，凭外观就可以断定是半导体锗。下一个问题是确认掺杂元素。
我们是第一次到部队研究所，在14所新鲜事很多。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最深刻。尽管我们对在14所的生活条件很满意，但是总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小事。例如，我们虽说是吃小食堂，但炊事员都是服兵役的义务兵，手艺不行。不知怎么被高政委知道了。在一次上午的例会上他说，他对大家在这里的生活还关心得不够，如果有不尽满意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能做的一定做到。听完以后我没怎么在意。不料就在当天午饭时，14所的赵家新书记就来到食堂，逐个地看我们的饭菜，详细地询问我们饭菜是否合口胃以及有何建议；问完了我们，又到伙房去询问炊事员，并和他们一起吃饭。此后伙食确有改善，照顾了南方人的口味。还有一件事。几天后气象预报将有寒流来袭。当晚，只见赵书记在我们招待所一个一个地详细察看我们的棉被和所带的衣服，记下了他认为需要御寒衣物的人名。寒流来袭的前晚，他捧着一大堆衣服来到我们招待所，给了我一件棉军大衣。我问哪来的，他说是向14所的同事们借来的。我问，那些同事们怎么御寒。他说，他们还有棉军装。从这两件事，我至少看到了两个好作风：上级一句话，下级闻风而动；对人员的关心具体而细致。我想这恐怕就是战斗力的来源。此外，我还看到部队研究所和科学院明显的不同。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即将分配工作之前，国防科委先派人到各大学挑选他们需要的学生，等他们把政治条件合格、学业优秀的毕业生挑选完毕以后，才开始分配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所以部队研究所拥有在政治和业务两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才。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机构和我们不一样，课题规定得很严格，互相之间的交流只限于和课题直接有关的范围。他们强调保密和进度，还有纪律，机关味很重，彼此都以老张老王相称；我们强调交流，重视学术空气，比较散漫，还像学校，彼此都直呼其名。再如，他们还有很强的外语力量，如果需要了解国外在某个课题上的进展，有专门的科技情报人员替他们搜集整理资料。这当然是好事，但是由非专业人员做这事也有缺点。例如，我们研究所有位学德语的翻译把一句英文“电子在（电）场内被加速到极高的速度”（Electrons are accelerated in the field up to tremendous speed）译成具有诗意的句子“电子在田野里飞奔”！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在我们研究所里查文献都是研究人员自己动手做的。
红外探测器要在低温下工作，测量红外探测器确认掺杂元素也要在低温下进行。14所既没有低温条件，也没有必要的测量仪器，我们必须回技术物理所去开展工作。经党支部批准，我和吴名权先带红外探测器回技术物理所。一经决定，我们就在当天坐夜车回沪。在火车上，吴名权把放有红外探测器和保密本的军用手提包合抱在胸前，正襟危坐，一晚上的姿势都没有怎么变。我坐在他的对面，看着他，也几乎没有合眼。当天正值寒潮期，整天阴沉沉的，到了半夜更冷。要是没有赵书记给我的那件棉军大衣，那一整天我会很难熬的。到上海时是清晨，我先带吴名权到位于大世界附近的部队招待所安顿下来，然后拿了那只军用手提包再乘车回到技术物理所，将手提包存放在实验室。大功告成。这才感到疲倦了，我需要回宿舍去睡觉。从技术物理所到我住的复旦大学教工第八宿舍要经过大操场，看到许多同事早起在锻炼，才几天不见，似乎已经多时不见了。我穿了一件棉军大衣他们都没有认出我。
睡了一觉回到所里，才知道一室的党支部对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视，人员上又增加了吴作良（上海科大，物理）、俞书隆（中国科大，物理）、张素英（女，中国科大，物理）三员大将，我们都是同年毕业的，本来就在同一个研究室。此外，还给我们一间带套间的412实验室。一室党支部书记陈剑辉还特意关照一室的同志要尽可能地给予我们一切可能的帮助，同时还要注意保密。从此，尽管同事们对U2的红外探测器极有兴趣，但是从未有人向我们打听过任何细节。
吴、俞、张立刻被派往14所，熟悉任务。我一个人留在实验室准备热电偶（铜-康铜和金-铁热电偶）：退火、用干冰一毫米一毫米地检查金属导线上的残存应力，然后用电弧焊接熔点相差很多的两根金属导线，做成热电偶。整整忙了三天。三天以后吴、俞、张三位以及部队研究所来几位的伙伴以及连先生都回来了。钱凌贤和冯文清住在我们集体宿舍，和我们朝夕相处；于强、吴名权、辛滇雄住在部队招待所，每天往返上下班。随后不久，还有一位部队来的参谋，配合我们工作。
按照规定，每天结束工作以后，红外探测器和记录数据的保密本必须放回军用手提包，只能存放在412实验室里间的一个橱里。这是我的职责。事后来看，这样规定是很正确的。
半导体杂质光电导效应是我们研究室的研究课题之一。文献上有不少国际上的研究文章，从这些文章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哪些半导体材料和哪些杂质会有8微米到14微米波长范围内的杂质光电导现象。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确定U2的红外探测器是什么半导体材料和掺了什么杂质。确认半导体材料并不困难，有经验的人光凭肉眼就能辨认。困难的是确认掺了什么杂质。有两种手段可以达到目的。一是光学方法，二是电学方法。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光学方法，为此我们需要两个条件：低温源和杜瓦瓶。第一个条件不难，我们研究所在校园里离开大楼较远的地方有个低温（401）车间，生产液态氮（77K）和液态氦（4.2K），液态氮的温度不适合我们的测量，因为在这温度下，仅仅热激发就会相当程度地掩盖杂质光激发，液态氦的温度又过于低。于是液态氢（20K）就成了首选。生产液态氢比较困难，要消耗大量的液态氮，而且还要铺设回收氢气的管道、阀门。但是低温车间的几位年轻人石安民，石莹（女）和蔡建立很爽快，他们说，什么时候要液氢，提前三天通知就够了，此外再也没有任何要求。第二个条件就难了。杜瓦瓶（Dewars）是类似热水瓶的有真空夹层的低温恒温器（Cryostat），1893 年由杜瓦宣布发明。上海保温瓶厂就有现成的产品，可是不适合我们的用途。我们需要的杜瓦瓶要用液态氢为U2的红外探测器提供较长时间的低温，而且在液态氢容器外面还要有液态氮夹层提供保护。同时，还要有穿过液态氮、液态氢容器和真空夹层的窗口，以便外面的红外光射入到已经冷却到液态氢温度的红外探测器上。此外，还要有导线从室内仪器接到红外探测器上以便测量杂质光电导信号、测量温度、控制温度。这样一来，我们要的杜瓦瓶就变得非常复杂，不仅市场上买不到，就连做杜瓦瓶的人也找不到。我们研究所有位玻璃工潘师傅，平时为科研人员做过一些简单的光学杜瓦瓶，现在也只好勉为其难地请他试试。他不反对，而且立刻动手试做。同时，我们还想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蔡祖泉的玻璃工厂, 那里有高手。
我们入学后的前两年是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唸的。开学的时候正值大跃进，不读书先劳动。我被分配到玻璃工厂劳动了一个月，学习玻璃工手艺；然后又到电子工厂。玻璃工厂和厂长蔡祖泉因为在电光源方面的出色工作，在全校和全市都很有名。厂里的工作气氛很融洽，偶而聚会时蔡祖泉还会表演几套魔术，不管好坏总能把大家逗乐。但也有无情的一面。厂里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总是低头干活，从不言语，见了人也不打招呼，甚至避免视觉接触。据说这些人都是右派份子。厂里时不时还要组织针对他们的批斗会。我们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娃娃从此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批斗会也是我们的成人礼。厂里还有几个从朝鲜复员回来的前志愿军战士，班长是位高大英俊的重机枪手，几年以后班长成了老师傅。那位部队来的参谋和我去玻璃工厂为杜瓦瓶寻求帮助，他看了我们的设计图纸，眉头紧锁，面有难色，参谋只好以实相告，说我们有个从U2上打下来的元件要分析，是罗总长（罗瑞卿大将，时任总参谋长）交代的任务，请他务必帮忙。他听了抬眼看看我们，叹了一口气说：“好吧，让我试试。”听了这话，我高兴地拍了一下他结实的肩膀说，你还是重机枪班长！他看着我们憨厚地笑着说:“那都是哪辈子的事了!”
与此同时，吴作良、俞书隆和张素英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测量系统，校准单色仪，安排光学系统和测量仪，工作量很大。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实验室忙碌。我们研究室的同事都很年轻，住在集体宿舍，都是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在实验室看书，似乎还在学生时代。这也是后来出事故以后，那么多的人受伤的原因。张素英是位女士，经常和我们加班到深夜或清晨，回到第八宿舍时总要对门房申明我们刚刚加班回来，生怕别人误会。即使有此尴尬，她从不拒绝加班。
连先生是我们室仅有的几个已婚的人之一，家在很远的徐汇区。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集体宿舍，后来干脆在办公室放张行军床，睡在那里。他已有两个孩子，接受任务以后，和我们一样，没日没夜地干，家里的事大小全由夫人曹小定担当。曹小定也是留苏的付博士，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研究针刺麻醉生理。她和连先生在苏联相识、相恋、结婚。曹小定也是个大忙人，但是对连先生的工作还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不久，玻璃工潘师傅做了一个小的简单的玻璃杜瓦瓶。穿过真空夹层的窗口在烧制过程中会形成很强的应力，到了低温下这应力可能炸裂杜瓦瓶。虽然退火可以消除应力，而且现有的退火已经能够经受液态氮温度，但我们没有经验它是否还能经受得住液态氢温度。这需要做实验。此外，已经做好了的热电偶在使用以前还要标定，液态氢是重要标定温度之一，也需要做实验。
于是第一次液氢实验就定下了。
生产液氢的过程很长，因为先要生产大量的液氮，我们总要等到傍晚才能拿到液氢，从401把储存液氢的杜瓦瓶抬到技物所大楼，然后通宵做实验。做实验那天，人事科的王蔚兰下班以后一直坐在我们四楼的412实验室外间，连先生陪她坐了一会，见时间不早了，建议她先回家；她似乎有点紧张，不放心，连先生开玩笑地说，不要紧张，大不了炸一下，她听了嗔了他一句“怎么这样讲，瞎说！” 王蔚兰是位老干部，还保留着朴素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尽管不放心，她坐在那里一点也帮不了我们的忙，在连先生不断地催促下，很晚了才走，临走时还千叮咛万嘱咐。
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内有两个容器，中间的容器存液氢，它的外面包围着存储液氮的容器，为液氢容器提供较低的温度环境，降低液氢的蒸发率。但是两个容器互不接触，而且都在真空里。金属杜瓦瓶顶端有液氢和液氮的输液口，也是蒸发以后的氢气和氮气回气口，蒸发的氢气由一根连接在氢气回气口上的长塑料管通过打开的窗户引导到室外。在低温车间装满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以后，我们几个人用手抬着从401走到所大楼四楼，后面还紧跟着一个人拿着氢气回气袋。标定热电偶的工作不需要光学杜瓦瓶，可以用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做，我们就在四楼的412实验室外间工作。夜晚很安静，无人打扰，可以专注工作，累了就哼歌曲。将近天亮时，标定热电偶的工作顺利完成，收拾完了以后，天已经大亮，我们就回宿舍休息了。
午后回到实验室，立即和吴作良、俞书隆、张素英讨论昨晚的测量结果，连先生也在场。我们要的液氢比较多，以便测量结果不令人满意时还可以再重测一次。讨论结果，昨晚的测量结果被接受，不需要再测了。这天剩余的时间我都在图书馆阅览室整理测量数据。傍晚时回过实验室一次，见玻璃工潘师傅在实验室的里间用明火修理真空系统，我大吃一惊，因为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还在实验室外间。但是因为一切都太平无事，随即又安下心来，心想液氢大约所剩不多了。随后我做了三件事。一是关上了从实验室外间到里间的门，并且关照潘师傅要随手关门；二是检查了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并把它移到了靠窗口的地方；三是添加了液氮。前面讲过，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内有两个容器，中间的容器存液氢，它的外面包围着存储液氮的容器，为液氢容器提供较低的温度环境，降低液氢的蒸发率。两个容器互相不接触，都在真空里。这个外围的液氮容器要定时添加液氮，否则无法为液氢容器提供较低的温度环境，液氢就会迅速大量蒸发。
整理测量数据的工作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六十年代初我们的计算工具还是计算尺，此外室里有一台手摇（机械）计算机，理论组有一台半自动电动（机械）计算机，其功能还不如现在的计算器。据说，研制原子弹的许多计算工作甚至使用了古老的算盘，几十个人同时打几十把算盘的场面想来一定很壮观。整理测量数据的工作持续到次日，四月九日。到了晚上，测量数据已经整理完毕，结果很不错，于是我回到实验室，在外间整理已经标定过的热电偶，收拾测量仪器。大约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门卫顾宝林上楼来叫我去门卫室接听电话。我下楼一听原来是吴作良，他说我妈妈刚才打电话来第八宿舍找我，因为爸爸得了急性肺炎，来势很凶，一直在第六医院急诊室，今天晚上要我去陪夜。我听了答应立刻前往。挂了电话急忙上楼，把实验数据和计算结果放入军用手提包，然后进入412实验室里间，我看见连先生手拿着那只小的玻璃杜瓦瓶，红外探测器就装在里面，看来他们已经用液氢试过潘师傅做的小的玻璃杜瓦瓶了。在场的还有吴铭权、冯文清。我把军用手提包放进橱里，转身告诉连先生说我爸爸得了急性肺炎，现在在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我要立刻去陪夜。连先生听了关切地说：“啊，急性肺炎，要发高烧的。”嘱咐我快去，而且路上骑车要注意安全。我走到外间，看了一眼放在窗边的存储液氢的金属杜瓦瓶，打算关窗，转念一想从我们拿到液氢已有两昼夜，不管还有多少液氢，还是开着窗安全，于是我拉动窗帘，半掩窗口，离开412实验室了。我匆忙下楼，门卫老顾见了问我什么事，这么急，我答道：“爸爸病了，我去第六医院急诊间。”没想到这句话为事后的人员搜救工作省了很多事。
到了第六医院急诊间，见到了愁云密布的妈妈和满脸倦容的袁家毅先生，爸爸躺在临时病床上，仍然处于半昏迷状态，对我的到来没有反应。前天晚上妈妈在这里陪夜，昨天晚上由爸爸的助教袁家毅先生在这里陪夜。妈妈交代完毕有关事项以后，由袁家毅先生陪同，回家了。第六医院急诊间不大，横七竖八地摆了不少临时病床，病床上全是病人，时间已经很晚了，护士和医生们还在各临时病床间来回忙碌。我坐在爸爸床边，见他昏睡不醒，起身去找医生。我被告之，由于使用了抗生素，由急性肺炎引起的体温升高以及伴随的咳嗽都已经控制住了，病人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如果今晚病情平稳，明早就可以出院了。我因为连日忙碌，缺乏睡眠，回到爸爸床边坐下不久就感到疲倦，可是在急诊间嘈杂的环境里又无法入睡。邻床有位女病人因为疼痛大声呼叫，爸爸醒了，睁开眼看到我，我叫了一声“爸爸！”他看着我，欣慰地笑了一下，正要开口和我说话，忽听得护士大声叫我的名字。我起身走到护士办公室问什么事，原来有人打电话找我。我心想大概是连先生。拿起话筒一听，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不是连先生，是吴作良，他问道：“你是钱定榕吗？”我答：“是的。” 原来是吴作良给我打电话，想核实我是否离开了实验室；当他在电话中得知我确实在第六医院急诊间时，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好啊，你还活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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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0 16: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