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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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


【老田按：在黄廉访谈录的草稿上网之后，得到很多朋友和同志们的斧正。草稿经过黄廉本人的初校之后，并由他在重庆征求了部分同志的意见，据以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现在发布在网上，欢迎大家继续提出建议，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黄廉自述：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到两个月，1976年11月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就被非法关押了接近五年半，当时在专案人员的巨大压力之下要我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经年愈古稀，越来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经历对历史、对人民写出我自己的交代。今天我把自己的这一段历史如实地留给青年人，以佐证历史之一角，至于是非功过，那就任人评说了。

黄廉1949年入伍，195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因为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担任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从此人生波澜起伏，在文革期间黄廉最为特殊的经历是：毛泽东曾经为他落选省革委会副主任鸣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会议”上亲自关心他的入党问题，曾经作为毛江关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长的一个范例。在文革运动初期，黄廉被重庆市木材公司当权派以“一贯反党”的罪名批斗、关押，后来是在北京南下串联学生从老保手上“抢”出来参与文革运动的。他于1966年9月最早参与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担任总部勤务组长；最初重庆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观点，他曾与周家喻一起筹划成立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周家喻是总指挥，黄廉担任政委；在夺权前夕，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将联合指挥部公章一劈两半，指挥部因此解体。在一月夺权之时，由于驻渝的7788部队偏向以八一五为主的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革联会”），对反对他们的人大搞打、砸、抓，许多人被他们抓进监狱，这样在重庆就产生了“砸派”（主张砸烂革联会的这一方，即反到底前身）和八一五的严重对立和分裂；在1967年2月发生的“二月镇反运动”期间，黄廉被抓入狱；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五十四军从监狱里把黄廉接出，和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等军队干部一起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委会，黄廉担任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此后黄廉算是十年不倒。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之下，1970年黄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1971年5月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黄廉又回木材公司被当做“五一六骨干分子”办“四不准学习班”，据说还与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和格瓦拉有关系，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1975年依然是周恩来提名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而出席大会；是年在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期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黄廉又被赵紫阳指为四川的批判对象，说他们是“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1976年4月入党；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省委下文安排黄廉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1976年11月随着中央有变，黄廉又成了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关押审查了五年多，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四年多，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骇人听闻的大罪名，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11月14日受刑期满释放；现黄廉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居重庆，是“无房子无家庭无医保无工作”的“四无”流浪者。

一、 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我1933年出生于铜梁土桥乡，随父亲自幼在重庆谋生，我父亲解放前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工，以后在东林煤矿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本人7岁到重庆，读过小学，初中二年级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后曾在又新川剧学校当学生，后进入重庆小米市群丰商行当见习生，相当于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求精中学报名，我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中队，校址在万县高级农校。我作为预科学员，学习的是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场上需要人手，8月份学校就提前结业，我随军部去青岛建设海军基地。后来安排我在南京挹江门海军联合学校二分校参谋系学习两年后，又转到北京前广平库总参雷达学校学习。1952年4月，因为战场上需要，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1413部队高工团作战股当联络员，相当于见习参谋。53年调到1447支队当文书，在机关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3年4月在青岛海军基地加入共青团，后改称海军北海舰队基地。

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任政治部办公室当宣教干事、秘书等，直到66年参加文革。此间最难忘的是1957年参加的反右斗争。在反右期间，我先是木材公司党组织选的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和右派作斗争。其间许多人头天还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在社会上说了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么他们就划成“右派”了当敌人处理那呢？有个同事名叫姜云萍，是行政秘书，我们关系尚好，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名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而他说了同样的话就脱不到手，就要查他的历史，还说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我还说到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应该让自己选择工作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自己只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我们的工会工作是虚设，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

我这样一讲就不得了，先要我离开战斗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公司里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开批判会。在文革期间，当权派还以此诬我是“内控右派”，不是好人，这在群众组织中间曾引起过几次辩论。我被木材公司背地里划为中间偏右，可是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当权派又不认帐了。

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一个录音报告，那完全是领导人可以随意决定人家的生死。李井泉在会上举例说，南充的一个生产队长被划成右派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他说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上吊干什么？他和彭真都是一路货，把别人的生死轻飘飘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自己还感觉蛮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如此，一句话主宰别人的生杀大权，不民主怎么得了？对把持党政大权、还想要将权力窃为己有的官僚们，不让群众起来批判斗争怎么能行？还是毛主席说得有理“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二、 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运动的时候，23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很赞同。文革开初的时候，重庆大学的学生写了很多大字报，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义，尖锐批评他们把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群众，我就认为大学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条，觉得他们是对的。可是四清一开始，就是把矛头指向生产队长和一般农民，工厂里也是把车间主任和一般工人作为对象，我们木材公司是重点把矛头对准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其他单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庆市委抛出早已垮台的干部张黎群就是转移方向，因为张黎群当时已经不在重庆了，调去成都西南局工作了。回想起来，四清运动在他们领导下也是走过场，把矛头对准农民的投机倒把什么的，而不是清查公社书记以上的当权派。文革一开始市委就派工作组去重庆大学，不几天，一个好端端的校长郑思群就自杀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和以假乱真是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游行，遭到赤卫军的围攻，工厂里面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里面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些都是各单位市委组织下干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市委为什么要派学生中的保守组织去抄老百姓的家呢？还有学生在街上剪裤管，剪头发，都是根据市委和各单位走资派的安排，由中学生里面的保守组织出面搞的。不时还有消息传过来，说北京“西纠”可以随便打死人。他们安排中学生保守组织到处搞打砸抢，起了很怀的作用，后来的“文革史家”们却一致说这些都是造反派干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动路线里，根据市委和工作组的布置，在大学生里面抓所谓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厂里抓危险分子。运动按照市委文革小组的部署，矛头下指，在群众中间大搞“横扫”，而且纠缠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本来按照政策都是过去解决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组织翻出来整。我在一次本单位的学习会上提出：这些搞法难道还要给地主找接班的吗？把矛头指向“黑五类”（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任），按照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搞特权和官僚主义的书记局长才对。我这么一说，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会上讲清楚，他们还明里暗里翻出我在57年所谓“右倾言论”的旧帐，说我当时就是为右派为反革命说话，观点一向是很右的，还捏造说我在北海舰队曾经和文工团一个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恋爱。

我说“本人”不仅自己的出身很好，历史上也没有“黑巴巴”，“红巴巴”倒是有几个，自己是解放军转业，还是共青团员。我接着就举例揭发，公司建造了一栋新房子，我看那些没有住房、几世同堂的任都没有住到，都是科长以上的干部分了，工作上书记也是一天到晚养尊处优，不读书不看报，依我看，公司经理以上的，虽不是走资派，已经有一个特权阶层的问题，你们不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

会后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报，半夜我回到家里刚刚把女儿哄睡了。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进来八个人，要我回公司里去开会，他们就这样把我绑架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公司党委组织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后连夜开批斗会，说我一贯反党，还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报的事情，说市委已经发布了“四不准”，在非常时期，不准抄大字报，不准看大字报，不准跟学生往来，不准去外面发表演讲。我说大字报上说，你们搞特权，你们镇压群众运动，你们怕革命，你们心有鬼，毛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第二天开始就不让我上街，关押在公司地下室里。我索性写了一张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容是：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你们害怕群众起来揭你们的问题，你们怕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你们想压制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想错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不是你们的奴隶，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最后是三个口号。

我被公司里保守派关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传出去了，把我写的大字报给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联的学生。南下串联的学生就跑到木材公司来调查，公司里的保守派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约本地的学生一起行动，那一天来的人很多，把整个中兴路都扎断了，最后冲了进来，找到了我，将我拥着出了木材公司。出来之后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转抄过来的北京传单，还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学的讲话什么的，同时也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惊奇不已。我最开始接触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德法系的孟宪成，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金根等外地串联学生，我感到他们很有水平。

后来才听说，我的那张大字报传播得很广，成都的一些学校造反派、硬骨头造反团等也转抄过去了。学生们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首先是题目很好，引导工人冲破黑暗，预言了运动的展开，帮助人们冲破思想禁锢，以满怀悲壮的语言去迎接运动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很多人，给我送毛主席语录，不少人争着要我签名，许多工厂的工人也邀请我去厂里串联、支持、讲话等，我就到处讲要勇敢跟着毛主席参加造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不要怕，工人们觉得我讲的好，与他们的感受和心灵相通。当时我也自认是与八一五的心灵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学生搞抄家破四旧，完全没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罗汉寺、损坏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么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着搞什么戴高帽游街，走资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坏政策，失去运动大方向。我感到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能顺利贯彻，中间受到走资派的歪曲，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对准走资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变修国变色。文革的对象不是群众中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过去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经成了劳动者，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的子女再接班当剥削者，所以我坚决反对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有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却认为谭力夫是干部，有水平，讲话是对的；孟宪成说谭力夫是干部子弟，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江青批评过，但谭力夫是干部子弟，文化水平是有的，也很能讲话，我们应该是有成份论，但不能唯成份论，老黄，你要注意这个政策。

三、 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这个时候旧市委已经被学生、工人、起来造反的教师、干部冲得人仰马翻，政府某些部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也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人去组织，也有乱贴大字报。革命高潮确实到来了，走资派被冲击，这个时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组织，把运动引导到搞大批判、大揭发的大方向上来，真正实现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夺权这个概念，根本不敢想到这个方面去。

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教室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孟宪成提议成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来支持重庆大学八一五学生的运动，也支持各地来串联的造反派学生，到工厂宣传。第一次推举我先承头，还有印制二厂的工人王文华，长安厂的干部郎伯灵，男男女女总共七个人，当时都不敢当头，头天选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选举，这一次有重庆锅炉厂的老陈，402工区建筑工人朱正坤，杨国成等，也是七个人，后来又有几个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军成立勤务组，选举我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两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各个单位自己成立组织进行选举，选后到六中来与我们总部挂钩，由于大串联在全国开展，《红旗》杂志的文章和北京的传单不断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来支持。当时的情景，就象红军占领冬宫一样，人潮涌动，招呼都来不及，什么事情一个招呼都有人积极地去办。在孟宪成、吴有义的帮助下，在北大、清华串联学生的帮助下，我们正式定名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并写了《造反宣言》，这大概是八九月之间的事情。

造反军成立不久，由画家正威居间联络，文联的罗广斌约我去谈谈，我当时以为他是作协主席，我当时看到是他在文联主持工作。我从六中走过去，许多工人说你现在需要人保护，自发地跟着我走。从上清寺走到文联，路上就看到一队队保守组织“工纠”在街上游行，他们穿着整齐的新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列队整齐、口号统一，产业大军上街了！喊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黄廉。针对我的传单也很多，有的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经受过军法处置，还有的说我是任白戈的警卫员，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穿着军装的新华社记者，问我：你看到关于你的大字报没有？我说他们花这么多钱印传单，诋毁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真是浪费，要是把钱节约下来给我多好哇。

罗广斌见到我之后，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领导造反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很多革命前辈都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要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是鼓舞教育着我们。我问他是咋个想的，他说我们文联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们觉悟不及工人农民，我的主管愿望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支持革命派反对走资派，当一个人民的好作家。我说还是要大胆地为工农写出好的作品，要当跟工人一条心的作家，杨益言插话说绝对是应该跟工人一条心。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回答说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些官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为我们工农大众掌权，而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纯洁党的路线，要从共产党内清除他们打到他们。他说你这么说也对，要我多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6年8月份，“十六条”已经发布了，市里走资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造反，假手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压制还很厉害，为了防止工人参加运动，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险分子”，各个单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学生造反对不对？全市的争论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区解放碑，很多的工人农民都自发出来参加辩论，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人民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广场上有人写出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还有标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李井泉等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旧市委走资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了“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有工人去该校调查过，发现都是保守组织造谣，根本没有用门板给女教师正驼背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造谣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和教师。在一些工厂里，就更厉害了，有的造反派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动不动就说你破坏生产，扣工资，他们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扑灭运动的烈火，有的单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楼，有的人被当权派逼疯，被游街批斗的更是寻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斗争，几乎都要与当权派组织的保守派发生冲突。我们单位是把我关押在公司里批判斗争，甚至是深夜搞车轮战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游街，因为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怕游街的时候被学生抢走。那个时候很多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人，都不敢回单位，大家都云集在重庆大学或者六中，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现象。

我们当时明显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落实到基层确实是困难重重，真切感觉到共产党里头有两股绝然不同的势力：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他们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改党的政策，任何一次运动他们都是颠倒黑白、矛头向下，打击工人农民和一般群众，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严肃，如此严重，如此残酷的斗争，没有团结，没有组织，没有战斗堡垒，是绝对不行的，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去讲阶级斗争，完全是儿戏。为了战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决心把重庆愿意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工人组织起来，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准备正式成立起来。

勤务组从9月25日就开会，第一、名正才能言顺，不少工人坚持：单称工人造反军不完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造一切剥削压迫者的反，因此必须全称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和他的同学们都说好，一致通过。第二、要有一个说服力强，贯穿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激情宣言，这个宣言要有（1）中苏论战“九评”的内容；（2）“十六条”的主要论点；（3）重庆工人的冲天呐喊；（4）要把造反军严明的纪律广而告之；（5）要表明：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学生的革命行动！这项工作由黄廉、唐工、陈未友、朱正坤、张怀珍去做，请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吴有义帮助，务必在9月28日之前拿出来。

第三，造反军的成立大典时间定在9月30日下午，为了防止保守组织和走资派的破坏，具体时间绝对保密，不提前公布，对基层行业和战斗团、分部通知：“总部9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28日下午各单位将出席大会代表领到六中，各单位准备的横幅、旗帜、传单，没有总部的指示不准拿出来，并请各分团、分部自己准备两三餐的干粮，何时进会场，会场在何地，临时听号令。这项工作由杨国成、杨木生、南岸城建分团的陈松柏、二轻徐传弟等同志负责。

9月29日下午，各单位造反军代表纷纷云集上清寺六中，教室、操场都坐满了，当时保守的黑公安、市委的密探，也都到六中来探察，他们看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会场，没有主席台，这些老保认为成立大会开不成了也就走了。我们以私下串联的方式告知各分团并个别通知到个人，今晚不必回厂，各自就近投亲靠友住一宿，明天九点之前仍然在六中会齐，列队进入会场。当晚许多同志就借着六中的教室假眠一宿，工人当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甘愿受累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我们设置这种虚虚实实的措施，把保守派捣乱意图全搞乱了。

9月30日下午二时，我们取得占领市人民大礼堂的重庆中学生九一纵队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等同志的支持，同意我们借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云集在六中的造反军3000多名代表，列队、举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市大礼堂，里面不仅是座无虚席，而是连巷道都占满了造反军代表。工人造反军自己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各条通道，守住大门，与会者自己动手挂上横幅，贴上标语，宣言人手一份，会上笑声、歌声、掌声不断，由造反军总部杨国成主持大会，宣布大会开始，黄廉宣告“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经过血与火的大搏斗，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等同志前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我看到他也是含着泪花。主席台就座的各位勤务员，杨国成、张原贵、朱正坤、陈未友、徐传弟等也都是激动不已，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各地来渝串联的同学代表，都前来表示祝贺。我们以无比自信和自豪的声音宣读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宣言》，每读完一段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工人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尝试自己把我自己的命运的信念在起作用，这个场景我至今难忘。

在后来风激浪高的艰险战斗征途中，在走资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的离间和破坏下，工人造反军和勤务组也曾经有过沙浪沉浮，但总的看来还是稳定的，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坚贞、纯朴、诚实和革命坚定性。由于时间久远，自己年迈和记忆衰退，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许多人的名字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希望那些还尚在人间的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自己曾经光明磊落地参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留给后人，以补充我的记忆缺失。

1966年9月30日晚，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结束之后，三千多名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又迎来了共和国17周年的曙光。我们和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一起，在解放碑市区中央游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向全市民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四、 在北京的经历

北京南下的学生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去。第一批红卫兵来重庆之后耀武扬威，行为非常过激，砸这砸那，陈伯达又把他们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学生比较讲政策，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他们的宣传，就与第一批很不相同，他们很虚心、也很讲道理，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说第一批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有些人是西城纠察队的成员，不少人是“保爹保妈派”。

我心里也很苦闷，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什么总是受打击？为什么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贯彻不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体验到李井泉确实是个土皇帝，很霸道，在重庆鲁大东他们竟然组织起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学生运动，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重大问题，造反军总部想直接听听中央的声音，经商量，由我亲自去一趟北京，去的时候还有几个文艺界的人跟我一道，几个南下回京的学生护送着我去到北京，记得其中一个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女同学名叫林怀。

到北京之后，我就想着要找周总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我填表的时候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履历和所写的大字报都写上了，是一个姓田的干部接待我的，他说“你是一个最正规的上访者”。他首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你们说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显的违背？李大章是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对他是什么看法？重庆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工纠是不是在积极抓生产？他们又是如何生产、如何革命的？我说工纠几十万人整天着装整齐游行示威，不准革命，他们既不革命也没有搞生产。我说我到北京来想要搞清楚，工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对不对？为什么总是挨批挨斗？受压的工人在重庆完全无路可走，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对李井泉了解不多，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化搞特权，重庆市委派工作组到重大，郑校长自杀，文革目标是要清党内的走资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听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有检讨，四川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李井泉的检讨？

田干部回答我说，现在是要把北京打扫干净，这恐怕不是对待上访者的措施，下面各个地方都混乱起来了，不可小看，十月份可能会有些决策出来。然后他就按照对口接待的原则，安排我住在物资部接待站，地址是在天坛公园里面。第二天林怀等几个学生带我去见蒯大富，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林枫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会上揭发林枫派工作组到学校镇压学生，说他们对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枫等坐在台上接受批判，学生们依次上台去发言。有人把蒯大富请下来做了介绍，他请我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革运动对不对？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从文革接待站回到天坛之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开了一台华沙车来找我，又与我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要我暂时住下，说准备给我一张票，不过目前还没有定。后来又通知我到文化宫，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都是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有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的李世英，我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反修防修，要我们中国千秋万代高举红旗，有人说感谢王力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我们，王力赶紧声明：“我没有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在天安门接见你们。”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回去之后要帮助他们理解，也是帮中央文革的忙。”

他们还动员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自觉将随身携带的铁器交出来，衣服要整齐，每个人填一张表，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天晚上还带我们去看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是天安门下面的东观礼台，我们旁边的就是军事院校的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毛主席坐吉普车过来的时候，一个广西的年轻人在那里哭哇哭，最后昏过去了。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也是不断地有人昏倒，解放军抬着担架把他们送走。毛主席下车，走上天安门城楼，一边跟群众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传出消息说毛主席的手被争着跟他握手的认的指甲划破，我们是在离毛主席很远的观礼台上，只看见他老人家，没有机会涌上去握手，时间大概是十一月份上旬或者中旬的样子。

这次赴京，我才大致弄懂了五十多天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对北京红卫兵中有三个司令部的情况也了解一些，我打电话给林怀，她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她的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是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到文化宫去，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我的好朋友孟宪成说自己是二司的，他不保守，对工人也很客观，他说：我们也造了一司的反，因为他们是保工作组的，搞打砸抢，到处东砸西砸，是受工作组的指派，西纠犯了错误，我们“二司”就不当保爹保妈派，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到地质学院“三司”去一看，司令部里全部是首都各个大学派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一次我没有单独见到王大宾同志，是司令部负责人赵文明同志接待的。

文革接待站又来找我，对我说：“你来北京半个月了，也见了毛主席，应该早点回去。”我正要准备回重庆，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又找到我，要我快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做造反军的工作，并说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煤二所，我才知道造反军有250多人北上，起初他们是步行北上，走了一百多里，到了永川才上火车。我向北上告状的同志们转达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全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被批斗、遭打击、扣工资、被关押、打成右派等等，你知道吗？国务院天天来联络员，还派记者来接待同志们，听大家的反映，同时也催我们早点回去。

在那里我又听到一曲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在我们造反军正式成立之后，旧市委的走资派害怕工人形成的组织，开始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工人造反军召开成立大会，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在正式成立之后，不但举行了国庆游行，而且还在大街小巷里做了两天的宣传，市里当权派很恼火，下令各工矿企事业单位疯狂地打击参加了造反军的工人和干部，各个单位受到打击的同志深感事态严重，因此云集到六中和市总工会等地，举行游行抗议，印发传单、寻找当权派理论，还到市委去静坐都无济于事，许多工人回不了单位，生活无着，一顶顶反革命帽子压下来，怎么办？造反军总部的勤务员和首都串联红卫兵一起分析了形势，决定各个单位排除造反军代表组织北上告状，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楚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否有罪，工人该不该参加？

领导这次进京告状的总部勤务员有叶祖禄、朱正坤、杨国成、周世成、陈松柏、哈尔滨（赵勋忠）、张厚贵等，北京南下学生随同一路支持的有孟宪成、李扬快，北上告状团出发时有400余人，时间是1966年10月中旬的样子。他们临行时在菜园坝火车站受阻，大家无比气愤，决定不步行上京，他们打着旗子，一路上散发传单，沿途演讲宣传，从重庆步行到永川。沿途一带，老百姓有议论，有掌声，有人送茶送水，还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来问长问短。市委当权派派大车小车尾追，来回队伍前后，步行的第一天只到达壁山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市委派出副秘书长许佳陆坐着小车追到壁山县，与造反军勤务员谈判，最后答应由市委派军用卡车将他们送去永川火车站登车，不存在什么“造反军在小南海强行拦火车，使铁路停运3小时”的事情，这是出于走资派的编造，在草稿上我也因袭了这个错误的说法。

造反军中间有人认为勤务组的人有右倾思想，说叶祖禄右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他们又在永川召开了“遵义会议”性质的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还承认我，其他几个选出来的负责人是杨国成，402工区的工人；张厚贵，重庆锅炉厂工人；朱正坤，四建公司的工人蒋兆林等。他们到北京之后，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要他们找黄廉。

他们在京期间，天天到各个归口部去反映问题，揭露重庆的走资派抗拒文革的种种情形，控诉走资派怎么迫害批斗他们，还召开记者座谈会。还在北京人民公园召开一次四川赴京工人联合控诉李井泉的大会，北京各个部委和各大群众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各个报纸都派了记者，了解西南走资派对群众的镇压情况。各个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赴京造反派，帮助解决吃穿，由于天气转冷，还支持了大衣什么的。

其间我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见到了当时的总编唐平铸，他是一个军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记者去重庆，他送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像片给我们。他向我了解了一些四川和重庆的情况，唐总编说：我们看了你写的大字报，觉得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认识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们工人来北京和你们的大字报，建议你尽快把大家带回去就地闹革命，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带好，这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阶级的责任心。他还告诉我最近中央文革要召开一次会议，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举办举办会议，准备请中央文革的人来作报告，专门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还有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希望你们重庆工人造反军带个头回去，你们200多人不能全部参加，问给你们20张票怎么样？我要了40张入场券，他开玩笑说没有座位不要造反啊。

会议地点是总后勤部在王府井的帅府园礼堂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十一月十五号或者十六号的样子。我拿着票回到煤二所，经过大家研究，基本上保证每个系统每个厂有人，进帅府园之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坐在第一二排。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出席大会，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讲了中央文革的意见。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走资派各种伎俩都已经破产了，现在是我们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给毛主席争气。末了还问重庆工人造反军什么时候回去，有人回答说见了毛主席就回去，后面的人也跟着喊，一阵掌声过后，戚本禹说这也有可能嘛，不过要由毛主席来安排。

这一次我们是要参加毛主席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是广场西侧、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工人造反军说不想站在那里看别人，我们要参加游行。因为不让外地人参加游行，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他们，大家凑钱做了一个20多公尺的横幅和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旗帜，比哪个的横幅都大，十多个人拉着平面通过天安门，希望毛主席能够看得见。毛主席接见之后，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去。那个时候革命的政府，办事效率真是不一样，在大家的要求下，中央文革联络员同意给重庆工人造反军刻制了两枚白色塑料公章，还有一枚造反军驻京办事处的公章，此前造反军没有公章，只用了一个金石艺术家刻的“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章代替公章使用。车厢已经帮我们包好了，票也已经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大家赶着买了主席像章，要买上一大包回去作为礼品，文件和传单也是几大包，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准备。看到重庆工人这种精神面貌，煤二所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

戚本禹说你们回去就是宣传队，我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车，给李井泉示个威。我们到成都火车站下车之后，安排所有的造反军有秩序地坐在车站，我去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我们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我们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响，迅速就来了五台公交车，把我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我们不要上街，还很关心我们好久离开，说我们有什么要求他们都一一记下来，这个时候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情，我们就说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没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说你们送上门来，我们欢迎，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听你们的观点。

第二天下午，就派车把我们重庆工人造反军200多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说他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你们回去重庆再去跟鲁大东讲。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兵团的前身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等。李大章是省长，一副学者气派，这时省委主管工作的还是廖志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部、厅、局长都在会上。

开头我还很担心，准备去念王力的讲话，底下的群众讲，黄老总你不要讲了，下面排队等着讲话的有十几个。我要朱正坤去念，朱正坤根本不念这个，他上台讲自己怎么见了毛主席，然后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五万份发给大家，李大章说“跟他们印，跟他们印”。我感到在成都做事，比重庆还方便。控诉完之后，一些干部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一些成都造反派又把杨超推上去，站在第一排交代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在锦江宾馆礼堂后台休息室召见我们，问我们几时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有人要李大章给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他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装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我找一个人来，你们跟他谈，省里面还是志高同志负责。廖志高过来给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遗留问题。写完之后，还问我满意不满意？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轻工厅还支持我们十辆自行车，成都的造反派还列队欢送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更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路上就散发传单。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晚上半夜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群众出来接待的很多，我们就半夜扭起秧歌。几百人没有地方落脚，有建议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进总工会。第二天满街都是造反军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许多同志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工作，一天都有上万人来访问、串联、交流，总工会的地毯都踩坏了，结果只好收起来。食堂说吃饭的人太多，完全承受不了，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也不去食堂打饭了，本来是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造反派都是很讲道理遵守纪律的，并不是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所攻击的青面獠牙的妖魔。

那个时候，群众确实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势头，工会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倾向我们，那些老保干部连班也不上了。

我们在内部就开始健全组织造反军的组织机构，总部下设宣传部由唐工、陈未友负责、联络部是朱正坤、保卫部徐传弟、办公室罗哲光、还有一个关系调解部；作战部是杨国成负责，主要收集情报，比如鲁大东在哪里，李井泉过重庆准备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准备跟走资派斗。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革命气质和作风，如办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较好，就有人说不合适，她第二天就换上工作服来上班。总负责人是黄廉、叶祖禄、张厚贵、蒋兆麟、朱正坤、杨国成，机构健全之后，我就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独立想些事情，听汇报，有时还要下工厂去作报告，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这个时候，市委多次派人来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们不想理他们，因为工厂里面打个招呼，印刷什么的，自己就能够解决，不再有求于他们了，基本上是半夺权状态。社会上支持革命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工人有什么事情也已经不去找他们，而是来找工人造反军解决了，市委基本上是出于半瘫痪状态。到九月底的时候，市委又来找我们，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们帮助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给他们。鲁大东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是想借机搞好关系，我们理都不理，也不想见鲁大东了。这是社会上出现传单说：黄廉原来是干部，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也不屑于去辨白。总部的工作人员拿中央文革给我们刻的公章，在重庆市公安局批准又去做了一架制工作证的钢印，上面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公章和钢印在解散群众组织的“倒旗”运动之后，都上交给重庆军分区保存。

五、 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教育战线的工作者，解除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顾虑，群众组织宛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此间鲁大东和他操纵的保守组织都感到很恼火，不少老保、工纠开始反戈，加上我们在大字报里猛烈抨击走资派和保守组织在五十多天的错误，反复申说走资派才是运动的斗争对象，保守组织想要再转移运动方向、阻挡革命已经不可能了。重庆的“工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还不服气，他们心里有失落感。但那些老保的出身好，大多数也是些正统的优秀工人，有些还是劳动模范，市委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一些有朴素感情、热爱党的人，只是盲目地听从上级的调度，这样的挫折对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路线上站错了队，他们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在他的大字报里把这些称为“白色恐怖”。结果对方却是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的“真左派”，他们深感自己犯了错误，但又不服气，有怨气，鲁大东等人想开个大会示威，利用他们的特权再与造反派较量一次，以便稳住阵脚。

在12月4日这一天，由市委支持，在重庆市体育场召集全市的保守组织开会，有“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30万人开会。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据说鲁大东亲自出席他们的示威大会，准备在会上讲话。妄图继续挑起他们对造反派的新仇恨，因为他们原来的名字已经很臭了，就准备在12月4日这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改名大会，统一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我们八一五派就决定到场造反，工人造反军、北京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八一五造反派三股力量，联合冲击了这个号称是30万人的大会场。

保守派开会，市委要给他们发几块钱的补贴，“12－4”这天还给他们发麻饼，最后保守派就被人们称为“麻子兵”，成为老保的代名词。造反派去冲击他们的会场，冲突的开始是他们不让造反派入场，不准我们在大会上宣读中央文件，主席台上开始抢喇叭，会场上传出周家喻被老保从主席台上推下来了。因此体育场外就开始冲大门，保守派就动用他们事先准备拿了扁担和棒棒打人，造反派在愤怒之下都赤手空拳冲进去，结果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造反军的邓胜利、彭韧等30余人伤势严重而住院。尽管如此，造反派还是不惜一切地冲上主席台，保守派作鸟兽散都跑掉了，旗子、袖章丢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们脱下来。造反军抓获了30多人，送进总工会，经过询问之后都释放了。老保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拼命精神，虽然他们准备了武器，结果还是被赤手空拳的造反派冲得人仰马翻。一个南下红卫兵说他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造反派上去的时候他被保镖拥着出去上车走了。造反派欢呼雀跃，我登上检阅台撕毁了保守派的会标和宣传标语，拔掉工纠的旗帜，看到现场一片人潮滚滚的场景，气魄非常大。我感到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革命的洪流，这就是众怒！

工纠的铁旗杆是用大钢管电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旗杆沉重无比，四十多个工人才抬回去，放在总工会造反军总部门口，上面就有很多人贴上纸条，有的写着“向造反军的战友致敬”，有的是给造反军献计献策，还有的是“欢呼铁杆保皇派倒了”。我在这里再次体验倒革命的怒潮和群众运动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群众怒潮才能征服修正主义和特权官僚势力。

“12－4”这一天具体打伤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传说有人被老保打死了，鲁大东也很慌张，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市委一声令下，保守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许多传言说当权派把死人放在重钢的高炉里烧了毁尸灭迹，因此一些造反派就要查封火葬场，要各个单位注意当权派的动向，防止他们转移尸体，掩盖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医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说这个不行，我挨个医院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伤员。还有一位女同志拉着我的手哭，说一定要向老保讨回血债！当时是一片传言四起，北京国务院也打电话来问，外地群众组织也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市人民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这时我感到走资派的狡猾和斗争的复杂性，造反派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工人造反军一无权二无钱，只局限在一腔热血上，怎么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12－4这个事件在表面上是我们胜利了，保守组织也被我们冲垮了，但是我们工人造反军能够拿出什么决策？能回答群众的问题吗？我们有能力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清理排查吗？当时造反派许多人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讨论，如何鉴别尸体来源和真假，以及是否进行抬尸游行等等，哈军工的周闯、毛琦坚持要搞抬尸游行，我劝他们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闯说我右倾，是个小官僚。张金根说老黄主张慎重一些，我认为是恰当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说法，还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极力支持，南下的串联学生几乎是一手包办决策，他们在火葬场找了几具尸体，要通过抬尸游行去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拿了三具尸体，也不知道死者得单位和名字，连我都不让去看。罗广斌也说要谨慎，同时也劝我说，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去调查，又说大方向是不能过分去给学生们泼冷水。文艺界的人还编了一首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来调查证明，拿来的那几具尸体都不是造反派，老保和当权派就借着这个造舆论对我们进行反击。造反派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很多人自以为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有着自由主义的本能缺点，不会思前想后，我提出谨慎的建议，被一些人取笑为胆小怕事和右倾，遭人轰了。火葬场和医院都是走资派控制的，学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尸体？最后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尸体，是什么人决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今天还听到有人唱那首歌，我听后心里不是滋味，觉得教训极为深刻。

以前赤卫军和工纠，都是明的，是公开地反对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纠打伤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冲，双方以血相见，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之后，保守派组织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实际上也是鲁大东害怕死人，一纸令下的结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整个重庆谈到“工纠”就是一种耻辱，舆论氛围变换就是如此彻底，公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继续活动了。

造反军受到广泛支持之后，大家的胆子就大了，农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市委说跨行业的组织他们不欢迎，还说造反军里面牛鬼蛇神多，我说要他们那些当官的说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们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说的进行批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官僚主义。

那个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少，什么两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军总部来离婚，完全是应接不暇。我们因此下了五条规定，对于反对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产要支持，一切破坏社会治安、不利于文革深入进行的要反对，对于制造干扰的行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组织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跟着形势的变化常常有些分化和重组。造反军作为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也是这样。在造反军总部北上北京告状的时候，留在重庆的同志组织了造反军司令部，为首的是赵慰武、蒋国志、李云成等同志，他的主要功绩是把文艺界的人士组织在一起，举办文艺宣传队，同时创办《造反军战报》。他们也不赞成革联会一派夺权，在根本观点上与总部是一致的，但是办公地点不与总部在一起；67年武斗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退隐了。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途中，重庆建筑联社中的一些同志编为告状团的一支队，负责人是朱登明同志；返回重庆之后，朱因为在人事安排上与总部有分歧，故将造反军一支队的旗帜先后插在捍卫路、小什字建设银行、新华路、山城电影院等处；一支队在大方向上与总部始终保持一致，也坚持反对一派夺权，没有参与革联会的夺权活动；由于朱登明同志个性好强，在1967年的武斗期间，他们驻在两路口山城电影院的要道上，一次54军的吉普车强行通过他们的哨卡，发生误会射击，致54军张处长死亡，曾辉平重伤，朱登明作为一支队的负责人，因此遭受十多年的牢狱之灾，造反军一支队就过早地停止了活动。还有一个造反军二分团，团长是杨大瑜，他本人也参加过北上告状，是个老造反派；在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军总部反对没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拒绝参加革联会而遭受镇压，杨大瑜转向了革联会，以造反军二分团的名义参加了革联会的夺权，此后二分团就成为八一五派的一个组织，与造反军后来演变形成的“反到底”没有关系了。

12－4事件之后，我曾经和一些造反派头头、各界的有识之士磋商，要将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凭现在的组织展开是不行的。老保已经垮了，为何我们还是这这样“内乱”？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我们自身的严重问题是团结不够、统一不够、联合不够，只有把左派团结和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更好地把全部八一五的力量凝聚起来。一些同志要我来承头召集，先与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喻商量。我们在重庆少年宫找到了他，我把12－4事件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实现大联合实现统一指挥的建议。周家喻说你们工人有责任感，提出的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很有价值，这么大的问题要向总团汇报，集体研究之后再决定。

两天之后我们在六中见面了，周家喻说学校总团原则上同意，你看怎么个搞法？我提出的建议是：名称就叫“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由八一五总团和造反军先承头搭架子，总团和造反军各派3－9人出来参加联合办公，其他群众组织用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请来参加商议，清他们逐步联合、逐步完善，在工作中间形成信任、责任、地位。我们先进入工作。周家喻认为是大范围的工作机构，办公地点要单独地点，而且要有比较好的获得场所，方便群众往来，最后就选在市文化宫。与文化宫协商之后，确定了文化宫图书馆的一栋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重庆大学除了周家喻之外，还派出了师专的聂珍荣、赵云生等九名老师和同学参加联合指挥部，造反军派出了黄廉、陈发荣、张勇、刘忠海等九位同志。二七工人造反团的王庭学也曾经在总部工作过。成立联合指挥部的消息传出之后，深受八一五派群众的拥护。指挥部也很受大家尊敬，办事很有威信。一些群众组织主动找我们协调关系，向指挥部通报情况。我向文联借了一辆吉普车，在大游行的时候逆着队伍，去重庆大学印刷工作证书，车子上仅仅是贴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的标记，街上的群众看到是指挥部的车子，都要停下来让路，游行队伍就自动分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我们去重庆大学印刷厂办指挥部的工作证，工人都是加班加点赶工。


这样很快就左右了重庆的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团结，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市委文革会”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还特意把简报送到八一五总团。他们散布谣言，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他不姓黄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内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书，在本单位是一个流氓，曾经打伤过三个情夫，我对这些鬼蜮伎俩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辩解。“黄廉是坏人”怎么能当指挥部政委？重大内部发生了分歧，市八一五总团就给周家喻施加压力，市委又说黄廉有问题，真要有问题朗个承担得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最先起来造反，让黄廉去当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联合指挥部。

在一月夺权的前夕，我与罗广斌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告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造反军说重大来了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勒令秘书陈发荣把公章交出来，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后亲手一劈两半，留一半给我们，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罗广斌试着问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带几十个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前头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说还是要顾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当时造反军和一些群众组织都恨气愤，要我集中几十个人去砸八一五总团，我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我深知熊代富个人的思想、行为、胆略，他不敢作这样的决策，此举的背后有着重大的黑影。我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不能去做走资派高兴的事情，不能给造反派丢人。

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埋下了后来分裂乃至武斗的种子，后来熊搞武斗也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积极。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有人说他是市文革委派进来的，市委也确实一直在保护他，现在也是发了大财。

六、 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

工纠垮了，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可是改头换面的保守派势力又出现了。走资派又采取新的手法，对造反派内部收买，进行分化瓦解，那个时候两三个人就可成立一个组织，复杂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八一五的人开始走上层路线，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在扩大。保守组织瓦解之后，一些人与造反派的仇恨心结并没有消失，开始大量加入造反派，在造反派组织内部搞派系，走资派由原来的公开对抗，转为隐蔽的手法，私下进行收买，用福利、金钱引诱，甚至有人用子女联姻的手段来进行腐蚀、拉拢，或者支一派压一派，仅仅是靠中央的一个表态和一纸文件，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文革始终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生死大搏斗，象鲁大东这些人对这个问题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十年文革中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决心和意志，他就是要不择手段地把真正的造反派压制住、整下去，保护他坚持的路线和他们自己。总是把运动的矛头颠倒过来，对准群众或者死老虎。他们在新的形势下，就用新的手法来破坏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抬尸游行带来的混乱，联合指挥部被内部破坏，都是在这种形势下才能更好地理解。

八一五总团中有人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离间计，市委说社会上造反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们不纯洁，只有学生最好，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就是这样顺利地输灌给学生的；再一个就是他们自认为是造反先锋，现在要工人来掌权，心里不平衡。当权派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心明眼亮，因此就拼命挑拨，只要你有一点私心，就最终要被他们利用，在你的心灵里打进分裂的楔子。他们说工人有野心，造反的动机不纯，黄廉本来是右派，以帮助破坏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学生和我们当时普遍感觉不到文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我们能够集结的力量而言，就我们与走资派的力量对比而言，我们不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是永远到不了分享胜利果实的那一天，总是错误地以为胜利就在前面，总是把内部的地位争夺，变成力量分散的苦果。可悲的是，直到1975年，我们造反派仍然没有领会到毛主席教我们评《水浒》的苦心。

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局中人才回过味来，在省革委会八次全委会期间，我跟周家喻一起编了一个寓言，说是有两个人听说楼上有一个美好的物什，要有多好就有多好，完全是十全十美，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争夺一个唯一的楼梯，都要抢先上楼，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时刻不忘记要拿脚揣一下后面那人的脑壳，最后前头的那个人终于上去了，才发现楼上不过是一场恶魔，自己也被吓得滚下了楼梯，后者也一同摔下。他也很同意我的这个创作，后来他也去跟别人讲。

在抬尸游行之后，罗广斌对我说，他自己曾经是局级干部，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是有人在挑拨，抢尸体的时候你们控制不了局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去抢的，为什么要单单抢劳改犯的尸体出来？罗广斌说斗争很复杂，背后肯定有人。我找唐兴盛征求意见，他是老红军，他说支持造反派没有问题，也认为存在着这个问题。

在一月夺权的时候，干部当时都不敢站出来，站出一个不但得不到支持，还说他是。堡垒始终无法攻破，仅仅靠学生和工人掌握不了局势，大部分单位都是处于混乱状态，走资派在内部破坏，权不夺也已经不行了。元月十一日广播了上海夺权的事情，要在重庆夺权我们还没有那个气魄。罗广斌跟我讲，你去跟工人开个会，准备找点有文化的工人，可否先夺电台的权。等到我们的人去电台一看，首都红卫兵、八一五、大专院校的人、军事院校和军分区的干部都在那里，十分混乱。又听说唐兴盛宣布军管，我才比较放心了，唯恐出了乱子，当时的心态大抵如此。

“没有大联合，就不可能夺权。”我们向北京请示，就是这样回答的。八一五想要依靠干部，我们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我倒是认为任白戈在重庆没有干多少坏事，就是国防文学这个老问题，想要结合他。我个人对鲁大东有看法，认为他思想十分保守，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李（止洲）廖（伯康）”的事情抛出来，转移运动方向。而且干部中反应他是山东人，到重庆来工作之后，就在重庆党政系统形成一个“山东帮”，排斥一些正直的干部如岳林。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时候，周恩来召他进京，要他跟工人见面做工作，劝工人回来，他根本就不跟工人见面，还欺骗中央和周总理，说“已经做了工作”，这是他死后一些同僚写回忆文章中间才露出来的，说造反军从北京回来是他做的工作，谎言一直说到如今。

造反派内面有人说，社会上已经说你是任白戈的警卫员了，而且夺权时第一把手都是靠边站的，所以不能考虑任白戈。社会上攻击我的也很多，保守组织参加到八一五和政法兵团的人不少，但是谣言毕竟时谣言。罗广斌说夺权没有中央支持不行，你还是去北京一趟。我给周总理发了个电报，说重庆到了非夺权不可的时候了，从生产和生活秩序看，从社会思潮看，都是一片混乱，为了不出现瘫痪局面，我把情况汇集了，想到北京汇报。罗广斌借了400元路费给我，要我尽快去北京。

这个时候许多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都是考虑夺权的问题，分裂的问题。贵州红卫军团的李铁乃，云南炮派的范喜莲，都派人到重庆来找我，约我去北京，想要通过我找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他们说“你在中央文革心目中间还有点地位”。想把我推在前头去找人，大家的想法是大同小异，都是希望得到中央的指示，各地都不知道朗个办。贵州的情况是李再含明里支持李铁乃，李铁乃是少数民族像个野人一样，人很直爽，李再含暗地里支持地化所的徐英年，李铁乃觉得他不公平，就起来反对李再含，也想去北京找周恩来，把事情向上反映，寻求合理的解决。

在北京李铁乃请我在西四吃火锅，还告诉我当天晚上两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他一定要我参加。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门全部关紧了。我看屋子里非常简陋，不象是总理会客的地方，就问解放军，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十二点多的时候，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一下子把他铐起来。对于在场的人，他们说首长说都要带去问清楚。我很纳闷，以为是“联动”出来绑架，最后才知道是被卫戍区管制起来了。等到第九天的时候，才有两个公安局的人找我，验证我到底是真黄廉还是假黄廉。又隔了两天才来一个军车，一个叫赵文成的干部告诉我，李铁乃犯了罪，把造反派开进进不得的地方，他还告诉我重庆的问题严重，你应尽快回去团结工作。

第二天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温伯华同志约见我，他告诉我重庆的革联会已经夺权，重庆根本不知道你还在北京。造反军总部已经被砸了，罗广斌从楼上坠下，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叫做砸派，要砸乱革联会。他还说：现在两派必须要大联合才能夺权，还必须三结合，你们要选出你们真正的代表。全国都是如此，干部代表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政权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他说：黄廉，重庆的形势远比你能够想象的复杂，你要赶快回去，周总理要你早点回去搞大联合，我们跟你买票。我问：这些天我回去怎么交代，温伯华说：由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就给你写证明，说你是由于办别的事情，在京耽搁了。

七、 亲历二月逆流

我在北京，就看到重庆上北京告状的人又来了很多，他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起来反扑，四川的“二月镇反”抓了十多万人，罗广斌被革联会害死了，造反军总部也被他们砸掉了。革联会是重大八一五一派夺权，熊代富进入了革联会。全市乱的一塌糊涂，砸派与革联会的斗争比与“工纠”的斗争还激烈，他们到处抓人关人，提出的口号：要火烧油炸黄廉，把造反军赶尽杀绝。他们不让我回去，说回去有危险，要我当逍遥派去上海耍。我没有听他们的，觉得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能不回去看，弄个明白呢？

我在前门买了十几个饼子，立马就上了火车。在西安下车去看了李世英，一路上有个解放军把我招待得很好。到成都下车一看，整个城市鸦雀无声，街上到处都是漫画，把826划成蠢驴，把江海云的头像接在驴身上，兵团也遭到镇压。大街上都是“产业军就是好”“红成是忠于毛主席的”，回应的口号很少，稀稀落落的有几条，例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镇压学生就是段祺瑞”“坚决支持砸派的革命行动”。在街上碰到李志华，他说你怎么还敢在街上走啊，现在赶快离开，告诉我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多万人。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

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一月夺权的时候，革联会与造反军发生公开的分裂，加上当时的西南师范831，交院915，西农826，重庆机关造反司令部，二七造反团，中学红卫兵91纵队和军工厂的一批造反组织“军工井冈山”等，都不承认没有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一派夺权，并反对革联会这个机构，因此八一五就和7788部队就借着“二月逆流”的大形势，对持不同意见、不同意他们一派夺权者进行镇压。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

上火车之后，他们全部买了软卧，独把张龙宝放在硬卧车厢，我即向耿参谋长提出，要他们将张龙宝同志换过来，最后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张龙宝告诉我：“我们这一场惊险，并非个人原因，而是重庆革联会借二月逆流的尾声来镇压我们这一派，造反军坚持反对就遭到他们的镇压，五十四军搞的一派夺权中央根本不承认。”在火车上，军队故意安排段大明与我一个车厢，我对他很不客气，想他既然跟军队搞在一起，自然是参与镇压阴谋的，我问他是谁喊他跟我们一起去北京的，他说是军队喊我去结合的。最后他自己表白说，自己曾当过红军，待遇已经够了，现在只想去搞柑橘研究所，当个所长就好了。

八、 一步到天涯

到北京之后，接我们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车送到西苑宾馆，把我安排了在西二楼的大套间，我问耿志刚住这么宽干什么？他说是按照市长的标准安排的三套间。我没有想到，自己从监狱一步跨到“天堂”，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晚上专车送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台上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人。江青首先问蔡文斌来了没有、黄廉来了没有？54军韩怀志站起来回答说来了。江青说这次在二月逆流之间被抓的同志，你们受苦了，经历了这一次反扑也是一次锻炼，不要以为干革命会安然无事。你们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连李大章、天宝这样的老同志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成什么话！江青喊我讲话，我说我从北京回重庆，还没拢屋就被抓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人，我什么也不知道，江青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个路线问题吗？

叶群起身跟江青说悄悄话，总理说，好了，现在开会。总理说现在该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这次请你们来议一议，商量一下，四川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审查了刘张的问题，我看了他们的全部档案，他们确实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参加省革筹的工作。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凡是二三月份被关押的同志，一律平反，这样就否定了二月镇反。开完会我出去转了转，再回到西苑饭店，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来找我，问我“你跑到哪里去了？江青同志和你们四川造反派头头照像，到处都找不着，到北京来开会要守纪律，出去要等会开完了才能出去，是总理叫我跟你谈谈。”

五十四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有了阻力就把另一派的人都抓起来，这是不对的。总理插话说，给你们都讲了，要你们要一碗水端平，干部结合不能是“拉郎配”，这样也害了干部。总理批评我说，你不要出去串联乱跑，还要开会，重庆的问题还要单独开会，还要把八一五的代表请来，不要到时候又找不着你。第二天又用车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先是谢家祥找我个别谈话，他说“黄廉，你也当过兵，军队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都是听军委的，听成都军区的，过去的事情我也看清楚了，重庆的问题，我看你还是要与我们合作，团结起来把重庆的问题解决好，这是中央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依靠军队恐怕不行。一会就要开会，专门解决重庆问题，希望你对团结、联合作出贡献。我们先交换一下看法，谈一下，等一下我还要去给总理汇报。”我说“谢政委，是你们不联合，不搞团结，而不是我黄廉不联合，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重庆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革联会，跟我们商量过吗？对结合的地方干部，征求过造反军等群众组织的意见吗？你们在二月逆流中间镇压我们，支持一派学生砸、抄我们的总部，把我们抓进牢房，怎么还怪我们不联合？既然中央领导和成都军区的领导都要参加解决重庆问题，我们就在会上谈吧。”

我回到会场，看到了54军的蓝亦农、军分区的唐兴盛，还有八一五的周家喻、熊代富，重庆日报的沈世民、文联的杨益言、重庆大学的徐光明，造反军的朱正坤，文艺界的王以时，一共有四五十人出会议。周总理拿着一卷文稿，招呼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等人上台就座，一面把文稿展开进行改动。我坐在第一排，能够看清楚文稿是写在新华社的稿纸上，上面有很多处改动，周总理按照名单一一核实了与会人员，然后就宣布开会，问到结合干部时，总理问辛易之来了没有，辛易之站起来，我举手要求发言总理同意了，我就说辛易之有明显的派性，参加了革联会，坚决反对结合辛易之。总理批评说：不要象在广场上一样，搞政治要学会协商，你听一个就反对一个，那你提一个，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我说，前段时间我受迫害，关在牢房里，没有机会了解干部，如此唐突，现在也却是提不出。周总理点了一下头，看来还是先让部队承头，接着就念了关于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决定。革筹组组长是五十四军蓝亦农，副组长刘润泉和唐兴盛，黄廉、周家喻回去也参加一起筹备。从现在起，临时权力由革筹掌握，从此军队干部进入市委市人委主持日常工作，边筹备边工作，重庆市实际上进入军管。

周总理但是还强调对工人造反军要完全平反，由市革筹和军管会出公告，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都要平反，在单位内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通知也要平反。谢家祥讲话表示坚决拥护，说回去保证一碗水端平，决不支一派压一派，希望群众能够谅解过去工作上不注意的问题，没有承认错误。周总理说，黄廉你回去要做同志们的工作，矛盾的双方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要注意骄兵必败，回去把革委会筹备组健全起来。

在西苑饭店期间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成都军区前司令员韦杰同志找到我，把我拉到食堂的毛主席像前面，流着泪，说“黄廉，现在我在毛主席跟前给你道歉，我当众三鞠躬，对不起你。”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感动，他是老红军，少数民族出身，性情很耿直，有了错误转变得比较快。

在西苑饭店的时候，聂元梓过来找过我，还照了像，问我一些情况；北师大还请我讲四川的二月逆流，做了几天报告。国务院五一节安排我去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焰火，当我看到焰火在空中的变幻，非常感慨，生活上的事情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前几天他们还抄我的家，要对造反军斩尽杀绝，现在中国的问题确实太复杂了。我回到重庆之后，五十四军找我传达中央否定二月逆流的指示，从此又是作不完的报告，搞不完的宣传。周恩来在北京告诉我们：刘张是好干部，但不服气的人却骂他们是“烂萝卜”，新的不祥之兆又露端倪。

九、 分歧升级到武斗

周总理4月28日接见我们的时候，八一五说“砸派反军乱军”，不讲道理。周问“砸派是什么意思？”八一五的人说：“就是打砸抢，砸乱革联会。”我说革联会是五十四军帮助捏起来的。刘结挺说：“你们造反军也不能代表全部重庆的造反派，还是要团结、统一起来。”我说准备联合起来成立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造反到底。刘西挺说：“那就叫反到底吧”，“反到底”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和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向社会公布之后，八一五里面有些人不服气，工厂里面贯彻有阻力慢慢地体现出来了。原来市委组织的老保在“12－4”之后被打下去了，军队支持的一派夺权也被否定了，中央支持我们，全国的造反派都支持我们，我们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有人说八一五是新老保，这不是很恰当，八一五在重庆最先起来造反，现在个老保的名声，我不太接受。他们不是天生保守，是错在别人利用他们的私心搞一派夺权，后来他们又利用“二月镇反”去打击陷害反对他们的人，是犯了错误。

军队不转也得转，虽然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扭转，但他们也不敢公开跟中央文革叫板，现在看起来就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了。这时，八一五内部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分裂，还是坚持他的组织，自己另起名字、打起旗帜，有些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人倾向反到底，还有的干脆宣布参加到反到底一边来，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当时周家喻提了个口号：稳住阵脚，准备再战。

在军队的默认下，革联会没有解散，作为八一五的群众组织保存下来。当时反到底内也有些人要砸烂，公开取消，我们认为当时中央已经有明确规定，已经不承认它了，也有了“革筹组”了，就不需要再去刺激他们。后来革联会也就自行消失了，事后看来我们的处置方式还是对的。文革中间，我们体会到：团结很重要，但只有在斗争中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在真理的旗帜下才有真正的团结，虚假的团结和联合是没有价值的。大联合要以大批判开路，6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召开批判李井泉的大会，当时是八一五掌握着李井泉，他们不给我们批判，企图是不叫我们掌握批判走资派的主动权。我们只好扎了一个稻草人写上李井泉的名字，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30万人大会搞缺席批判。会场上造反军在二月镇反之后，展现出来的巨大愤慨，至今历历在目，批判完了之后就把草人烧了。这个事情后来感动了中央，周总理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还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来形容，说“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对八一五来说很是恼火，也加深了他们是“老保”的印象。当时八一五是要稳定军心，中央批评之后，他们更是士气大减。

军工系统的产业工人，他们多数出身成份好，也有很强的组织性，有很强的优越感。因此早先不少人被走资派利用曾参加过工纠，工纠瓦解之后，许多人就地参加了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或明或暗地挑起一些双方的矛盾，早先的分歧和怨气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的分歧和形势又来了。八一兵团出来仍然非常整齐，大有工纠的架势。农民的组织叫红农八一五。

除了大批判之外，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有些群众组织根据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起了新的名字，例如反到底方面组织了红一方面军。刘结挺和张西挺打电话给我说：这么多的组织，是不是还是团结起来搞大批判。当时初步算了一下，单以几个大系统的称号来说合计有28个组织名称，张国华政委也说：“一定要把大家捏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在重庆市经委设立了“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还是“反到底”，省外很多地方只知道反到底。在反到底底下有六大司令部，造反军的负责人还是我兼、工总司班长是李木森、军工井冈山头是邓长春，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七工人造反兵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重庆反到底延安兵团、重庆反到底农民司令部等。起先各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并不统一，望江厂的叫“金猴战斗队”，建设厂的叫“红大刀”，长安厂的叫“六月天兵”等，这个时候各个厂联合起来才叫“军工井冈山”。反到底这边的农民组织比较复杂，有农民造反军、农革会，二七等。

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商业中心区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群林市场上八一五派广播站对垒。各自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新闻，辩论每天发生的事情。市民群众每天六点钟前后就自行集中在那里听，听两派的观点和对事件的看法，广播员都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之人，双方都是高音喇叭，外地人经过的时候往往也要停下来听一阵子。有时广播上激烈辩论，底下群众也开始辩论，不时发生冲突和打斗，觉得不服气、不讲道理就扔石头、吐口水什么的。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左足右拜），他当时在群众中间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左足右拜）负责广播。”他讲述一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气势上咄咄逼人，一件平凡的事情，经他广播的时候下面听众也是鸦雀无声，都愿意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讲完之后，对面八一五的广播就开始反驳。

有一次我下去检查工作，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有点熟悉，在那里振振有辞，我走到广播室一看，原来是豆腐厂的厂长石有中同志，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个文章，他把我们的批判文章抑扬顿挫地表述出来，说到愤怒的时候，就一拍桌子，下面的听众也往往对他的感情和思想感到水乳交融，他把批判文章跟说评书似的，讲完了之后，才回头跟我打招呼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完成我的战斗。”一次我与周家喻闲聊，他说你们把一个说评书的人，搞来当广播员？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谢掰掰何许人也。这个人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思想很敏锐，他曾经问过我“如果毛主席的哀乐之后怎么办”，后来他就萎靡不振了。

后来中央军委将铁道兵的8711部队移来重庆，他们和四川省军区的独二师都是支持反到底，五十四军仍然鼎力支持八一五。市革筹组开始运作之后，市委就彻底瘫痪靠边站了。派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了新的内容。在对于干部的态度上，反到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说刘张是好干部，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烂萝卜”。最初的群众纠纷是辩论“红十条”“红五条”，反到底说八一五不执行红十条，是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八一五就说反到底反军、是砸烂公检法的牛鬼蛇神。砸派说八一五参加搞“二月逆流”是走资派的帮凶，是资反路线的二次反扑，他们说自己是跟着军队走。而最关键的五十四军干部的感情始终难以扭转过来，碍着军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长城，不能把军队搞乱了的考虑，当时反到底也不好把话说透，处境就是这样困难。

实权还是掌握在五十四军和原革联会那些人手里，光是中央在政治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大家都感到红十条是一纸空文，虽然政治上平了反，也道了歉，但是在基层，八一五的人领得到工资，反到底就有人还是领不到工资。指望他们回头认真搞大联合，完全是幻想。但是有人说，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北京，支一派压一派的54军在重庆。形势既明朗，也复杂，两派的争论在会上会下都是互不相让，从动嘴巴到动拳头，各个单位都在发生两派对打的情况。到处都说要制止武斗，军队的心态也很复杂，还在动拳头的时候，双方又都在准备钢钎。

十、 67年重庆制止武斗努力的失败

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6月上旬，地点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师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团发生了武力冲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师“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学生去支持西师831，都开了汽车过去，双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两三千人在那里荒坡上拦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带过去的，他是八一五总团的实力派，亲自带人去搞武斗，而且是八一五里面仅次于周家喻的头头，明显违背了中央的指示，叶祖禄和军医大学的人、还有军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针麻醉药，给他穿上雨衣，作为战俘送到北京去告状，当作一个活证据。他们在车上有两大失误，一是没有解开捆绑，长时间血脉不畅，最后一个手肌肉坏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残废；另外是麻醉药醒了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被乘警发现了，觉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给了北京卫戍区。熊回来之后就长期住在五十四军医院里，直到成立革委会之后才出来当副主任，此后他受到鲁大东的提拔，入党当了市委常委，还担任过重庆市团委书记。

各个单位起先的武斗都是棍棍棒棒，拳头，先头是在二轻和嘉陵江桥头，动用体育用小口径步枪。接着大家就开始抢占战略地盘，控制占领自己的单位，医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园，继而控制了沙坪坝地区，一经控制住就把反到底统统赶出去，否则就是战俘。反到底的总部在体育馆，到处住满了被赶出来的人，这一片就被我们控制住了。当时的重庆市逐步形成派别割据形势，交通也逐步断绝了。

为了应对紧急形势，六大司令部负责人在滩子口电影公司片库里，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应付重庆的局势。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空洞，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吃紧，从会议地点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来，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在争论中间徐光明还因此昏了过去。一种观点是以“左左派”徐光明为代表的“人民战争救山城”的观点，他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到处在挨打，红十条、红五条贯彻不下来，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又不服气，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武斗不断，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斗来对待武斗，在这样的严重局势前面绝对不能右倾，这种观点比较有市场。我的观点是：目前第二次资反路线是对着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红十条的新反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疯狂抵制，保守组织和跟错路线的造反派转不过弯来，斗争的复杂性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派是坐山观虎斗，我们群众组织之间相争，走资派是渔翁得利。我们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根本没有深入下去，我们只有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现在解放军还是毛主席掌握的，关键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够做军队的工作。如果我们行动偏激了，给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造成借口。

我的观点开头是少数，接着我就讲了很多的现实困难，首先是我们没有全面反击的力量，工厂里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够生产一些武器，但是后续的供应从哪里来？群众组织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控制，武器流失到社会上，后果完全不能想象；没有任何物质和技术上救助条件，伤员怎么处理？群众和群众打起来，死者算什么，是歹徒还是烈士，这个本身是要由政府来认定的，中央有明确的认可吗？至于后勤给养，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我说武斗升级最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一派消灭另一派，即便是这样，系列后遗症也难以解决；二是两败俱伤。我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撤退，别人拿起枪来了，不跑是不行的。

会上批评我右倾的大有人在，支持我的人也不少，两方的意见争持不下，徐光明和邓长春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军工坚决反对，他们可以固守工厂地盘。会上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我的意见比较多。后头我的意见是没有武器的就只有走，不能白白被人杀死，有几十万人跑去内江、宜宾、成都，形成武斗大逃亡。

大概是七月中旬，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说张国华要他们护送我去成都有事，由副军长韩怀志陪同我去成都汇报武斗情况。我坐的是铁路巡逻车去成都，这个铁甲车是制止武斗的装甲专列。我在锦江宾馆向刘张汇报，说“红十条”是空文，军队的立场还是没有转变，每个单位都在发生问题，矛盾在逐步激化，群众组织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要害是军队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晚上张国华打电话找我去50军军部，张政委一见面就说打电话到处都找不到我，我说重庆到处都在打架，反到底纷纷被从单位赶出来，打出许多人现在住在体育馆里，我每天都在各个工厂中间奔忙，怎么接得到你的电话呢？他叫我等着他们研究，也要我与五十四军商量。第二天我被喊去军区，在西南局第四会议室，说谢富治副总理来了要见我。谢副总理见面后，问了重庆的情况，我讲了武斗从拳头、砖头到钢钎、枪支的过程，他问到红岩发动机厂的情况，我说很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谢富治要我明天去协助他们作些群众工作，他亲自去做五十四军的工作，要我务必出面与军队一起去制止和劝阻武斗，他说武斗再升级对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庆，说两派的头头都要出去把武斗劝阻下去。他是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也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来了。五十四军有一个师在成都，他说要他们派一个连先遣送我回去。

那个时候武斗到处在封锁，铁路已经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军一个连荷枪实弹、头戴钢盔，分坐了四辆军车，行车接近重庆的时候，在北碚我看到工人都是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钢钎，红岩厂的钢钎多，在这个厂八一五的人被赶走了，从歇马镇到红岩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们不要主动出击，工人还是买我的帐，谢富治的秘书参谋说你还是有威信。我说过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军说有这样的情况，就由我们来解决，他们明确告诉八一五的武装人员，是护送黄廉的，我们是从成都军区来的，要他们请军代表出来讲话，一路上到处都是八一五的检查站，完全是一派战争气氛。

谢富治、王力、梁兴初、李再含、刘结挺等到重庆之后，在警备区接见两派各大总部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尽力制止武斗。在这个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还在厕所里发现了匕首。开了会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筹的张国华、梁兴初、刘张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直升机就已经在54军的靶场降落，谢王午饭都没有吃就离开了，我跟谢王握手问他们能够呆多久，谢家祥说他们马上就要走，据说要去武汉。我拦住王力问，你们这一走我们这一摊子怎么办？他回答说眼下还有比你这里还紧急的事情。我当时对中央代表和省里领导这次来渝抱着很大的希望，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我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不久就传说邓长春成立了黄山战区，我感到没有这个必要，毛主席还能够控制这个局面，有什么必要“重上井冈山”？不过大批的人趁机跑到黄山上去，省得留在下面发生冲突，八一五也没有能力去攻打黄山。

六中又用小口径步枪打伤二轻的一个人，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的地方就开始抢枪。这个时候，省革筹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都到重庆来制止武斗，试图调解两派的矛盾，在五十四军召开两派头头的会议。正好在那个时候，江青没有明确反对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出现在《文汇报》上，我拿这个报纸去找刘结挺，他不表态；张西挺说刘政委不可能明确解答你的问题，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处境条件去决定了。我曾经问过王力，如果人家打上门来怎么办，王力说只有死人才让人家打不还手。我们主张不搞武斗，要是人家逼着你就没有办法了，只有自卫。

我问梁兴初：这么多人被打出来怎么办？梁兴初的口气很硬，要动员大家回原单位去，五十四军和军分区也跟着施加压力，我问安全怎么保证？结果他们都不采取安全保证措施，回去一批挨了打，又跑出来。五十四军的派性还藏着和掖着点，梁兴初自恃“老子功劳大”，派性公开表露无遗，在九五命令下来之后，他还曾经公开支持八一五持有枪械，这是1968年武斗余波的伏笔，九一三之后他作为“林彪死党”，这才从四川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第二天我回到工总司去，中学生跨着冲锋枪闯进来，把我团团围住，逼着我签字去军工要枪。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他们把刺刀拔出来插在桌子上。我说谁打响第一枪，谁的责任大；而且只要全面武斗一打响，就没有了是非和界线，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如果是全面武斗，赶出来的人还要多，吃饭怎么办？每个人的供给都在单位，吃饭谁给钱？武斗升级死伤必多，军队有编制，武斗的伤员怎么救治，阵亡留下的孤儿寡母怎么办？学生们说怎么能够考虑那么多的问题，人都被他们整成这个样子了，你当什么头头？自然这个时候邓长春成了英雄，威信就起来了，也有支持我的，他们也考虑武斗升级之后的死伤，还有中央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徐光明他们写的《人民战争救山城》叫我看，我说你都是抄毛主席的东西多，这样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问题还在于：最后的是非还是要用十六条来检验。

那个时候真是进退为难，处处发生问题，到七月上旬的时候，整个城市已经处于割据、对峙和胶着状态，大家都没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军张处长打电话给我，要接我去军部，说是一二号首长要见我，还不让带随从人员和警卫。我就在体育馆等他们的车，车子来的时候，几个老太太哭着拉住我不让上车，说军队根本不支持我们，怕我去到那里被他们害死。到五十四军之后，耿参谋长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要找你谈心，交流一下意见，他还说制止武斗的事情，我们也在制止，还是要靠你们去做群众的工作。

原来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里面游泳。我同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他学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说虽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说我们还是要团结在“红十条”“红五条”下，第一是要保证我们的人回厂安全，军队还是听你们的。他说你们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们反到底的人手里。周问我手上有枪没有，我说没有。他也说武斗再升不得级了，不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场。他问你们体育馆发枪没有，我说没有。我反过来问他，他说我们群众手上没有枪，只要需要枪随时都会有。我说：你这是威胁我。他说你这个人自己不说话，我讲了实情，你又说我威胁你。周严肃地说：我们有人看到你们文联屋顶上架有机枪。

回去之后，我找人询问，才知道文联那不是真枪，那是一些中学生担心八一五来进攻，把演戏的道具枪摆在屋顶上，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厉害，唯恐天下不乱，还说就是要吓唬吓唬那些老保。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就马上给五十四军支左办公室挂电话，说明文联楼顶“有机枪”的实际情况。武斗前的那个征兆，真是草木皆兵了。

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的造反派武装过程

7月底的时候，梁兴初和刘张他们到重庆制止武斗，他们走了问题也没有解决。形势越来越紧张，矛盾在持续积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重庆站不住脚，赶车跑去成都、宜宾、泸州等地，梁兴初还动不动就打电话来，要我去把人接回来。武斗已将我们逼得没有立锥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号的时候，空压厂已经发了枪，机械学校的八一五也已经有枪了。体育馆已经集中了许许多多人，多数都是拖娃带崽的妇孺，其间我们的自卫力量还只有些钢钎，周围的八一五都有了枪支，如果住在文化宫的八一五专业武斗队一旦打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确实是由不得我了，必须考虑加强总部的自卫力量了，在一个中午的时候我集合了170多个拿钢钎的人，叫他们不要声张，跟我去建设厂要枪，听说他们正在发枪。我们不敢走大路去，说袁家岗的“机麻子”已经有枪了，封锁了三岔路口和大路，只有沿着江边的铁路分散运动过去。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建设厂，结果军工井冈山的人根本不买帐，不肯发枪给我们工人造反军总部。陈代富同志说：据说你搞上层路线，对武斗现状也不管，也不同意发枪，大家对你有意见。我说我给中央发了许多电报，中央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来了也不表态，刘结挺不表态，我有什么权力批准发枪。现在总部设在体育馆，只有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住着的都是一些被各单位八一五打出来的避难者，万一被人家攻下来，拖娃带崽的多，怎么办？要给我们一点自卫的枪支，我们只要求有300条枪就行了。他们说是中学生逼着他们发枪的，我说要发枪也只能先武装成熟的工人，最好把枪掌握在本单位的复员转业军人手里，工人听话些，学生拿着枪隐患多。

周应古、陈代富、韩庆昌是建设厂的主要头，陈代富说我们要与周应古研究一下，总部是应该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倾。周应古到重医去了，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头都在那里办公。我们到重医去找周应古，首先看到的是中学生大学生都在领枪，财贸921和交院915在那里领枪。有两个工人挎着枪，把我推到楼底下，声称要把我关起来，说是不要我去干扰他们，他们说八一五派八一兵团都已经发了枪。过了一阵子，重钢和杨家坪地区的造反军过来找周应古，说你们扣下黄老总。你周应古能够当好这个头？正在这个时候，五十四军的李凡处长过来了，邓长春的参谋小名周三的，拔枪顶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对李处长无礼，小心走火，结果又有两个造反军的人，拿枪顶住周三。发枪的隐患当场就看出来了，我对他们说，我们进行“文攻武卫”是被逼无奈，不是想要玩枪，要枪去参加解放军好了，拿着枪一定要加倍慎重。我当时心情万分沉重，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斗争发展到今天，不知道最后究竟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有几个工人指责我不签字发枪，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工人出身，不是很懂政治，你手上已经有枪了，为什么还非要我老黄来签字？这不明摆着是一个圈套吗？我真签了字，你们就能拿到枪吗？这时重钢的几个荷枪实弹的造反军，站在我边上说：你们对老总如此无礼也不见得走得脱。周应古说，枪还没有组装出来，这些枪都是已经有主了。到晚饭的时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烦。周应古说枪可以发给你，但是你们今晚要参加总攻消灭“机麻子”，你们造反军的人，必须参加战斗，把天鹅宝蛋打下来，然后枪你们可以拿走。有些人是军队转业下来的，有些还当过连长什么的，他们说这个条件真的是很歹毒，这岂不是喊我们拿命换枪吗？要有命活下来，枪才能拿走，好吧，叫他们发枪，我们去跟他打仗。最后发给我们154支枪，每个人十匣子弹。

预备在当天晚上八点半发起总攻，大家都不愿意让我参战，四个人把住门口不让我出去。我说自己当过兵，还有点常识，最后他们同意我在后面的位置上督战，还给我换了一支最新的冲锋枪，四匣子弹，警卫脚跟脚傍着我。他们想要选择树林作为突破，我说还是选择红苕地比较好。正准备前进的时候，空压厂八一兵团开出四辆坦克，从清水池方向对建设厂进行猛烈攻击，我们就终止进攻，撤下来了又走不过去，我要他们赶快就地休息，准备应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恶战。后来才听说，反到底用灭火器填装炸药炸坏了一辆坦克，就阻止了他们的进攻行为。看来双方都缺乏充分的作战准备，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们就将得到的一百多条枪拿回体育馆，我们仍然沿着江边的铁路回去，分成30个人一组，前面的走过去了没事，后面一组才敢跟上来，经菜园坝回到体育馆，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枪。造反军内部也开始兼并，有一些想得到枪支的，就上黄山跟邓长春他们套近乎，接受收编。造反军南岸城建兵团的陈松柏同志，就坚持不肯接受收编，他坚持保卫海棠溪、上新街、黄角古道至黄角桠一线，在几次恶斗中间都有很好的表现，让老百姓的安宁不受侵犯。

武斗就这样升级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团跟军工搞交易，木材厂、二轻各自去搞枪。在贯彻九五命令缴枪的时候，据说造反军缴枪数字是1000多条枪。武斗的枪支来源有二：一是抢解放军的枪，大部分是“明抢暗送”；二是军工厂里自己发的。两派都在抢枪，八一五实际上是明抢暗送，他们拿了枪就走，什么事情也没有，有同情反到底观点的战士，因制止八一五抢枪而受过处分；如反到底去抢枪是要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还有一次邓长春带人冲进军械库，发现里面都是些被服罐头，虽然什么武器都没有拿到，但是军队却借此告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说反到底抢了军械库。

再重庆的军工厂中间，江陵厂是生产三七炮引信；长安厂生产三管、四管三七炮，解放前是生产冲锋枪的；空压厂生产坦克，通用机器厂生产装甲车；朝阳厂生产导弹，已经拿出来了，没有敢用；建设厂生产步兵枪支，控制在军工井冈山手里，这是反到底枪支来源的主渠道。生产枪支的技术很简单，据说江陵厂改装自己的机器也能生产枪支，八一五在井口农药机械厂，强行责令生产冲锋枪，并命名为“八一五”冲锋枪。武器就是这样大量地流向社会，大家各显神通。

至于弹药，江陵厂生产一些，子弹的主要生产厂是位于江南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生产步枪和冲锋枪子弹，这个厂子当时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们常常打到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运弹药，我们江陵厂死了一些同志。

我曾想抵制武斗升级，也抵制不了。邓长春同志比我年青，他曾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他自己签字同意发枪。据说后来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侦察他当初写的那张字条，作为给他定罪的证据。后来很多人把武斗的责任推给江青，公正地看这是一个气候，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武斗升级是逐步的、渐进的，不是哪个人能够控制得了的。有些人因为邓长春指挥过武斗，就把他说成是坏人，以此去苛责他，其实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就算是邓长春本人不批准发枪，也会有别人去批准，要实行“武装自卫”的人不是一个两个，那是应付特定形势的一种方略，而不是哪个人凭空进行的创造发明。许多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想当然地下结论，也有许多人明明经历过了，却喜欢附合着后来的形势说些瞎话。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我曾经竭力想要避免武斗，但是我最后还不得不亲自去寻求枪支来自卫，以增强安全感，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瞎话。

十二、 重庆大武斗

重庆武斗中间，场面宽，战场多，事件起因复杂，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有些是当时听汇报的，知道多少说多少。

武汉720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我说根本就回不来，进得了重庆也回不了单位，不信你派人送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我是尽量避免打，不主张主动进攻，也不是我们能够用武力打下来的。我当时写了《写给毛主席的汇报》，说他们把我们压缩在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域里，粮食和蔬菜断绝；因为他们有军队支持，要粮有粮，要枪有枪。而且还威胁要停水停电，我给五十四军打电话，说一经停水停电，几百万人的城市会发生什么后果，你们要考虑。

当时河运学校的航锋、军工的部分人、重钢也有人，集中在重医那一坨，成为反到底的一个据点，那里曾经发生过伤亡惨重的夜战。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在八一五手里，两个据点，对面相望。他们从中江、泸州调来大批农民，准备夜袭重医，拔掉这个钉子，消灭住在重医的反到底那一坨。农民跟我们毫无瓜葛，谁能够动员他们，非常明显是拿的出钱和手上有权的人，八一五给农民发了枪，晚间参战人员穿上雨衣，匍匐通过招待所的花园和草地，准备去袭击重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驻扎在重医的反到底又刚刚开完晚会休息了，外面没有人守卫。据说是有一个师专的女学生，她带去的小妹妹不肯睡觉，跑到外面去玩枪，她先看到招待所花园里有很多猪，感到很奇怪，等到农民爬过来之后，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就用阵地上的机枪对准就打，这突然的开火当然就伤亡惨重，好在后坐力把她给掀翻了。枪声惊动了已经休息的人，大家跑上来就是一通好打，战后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个不肯睡觉的10多岁的小学女生，最先处置危险的。农民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地形又不利，加上突然打响又不知道躲避，死伤非常惨重，有的说死了两百，有的说死了三百，过了几天尸体躺在果树下都腐烂了，结果是就地掩埋，有些农民死在那里很多年了，家里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后来又来报复，因为是白天，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类战乱中间的憾事，至今想起来还是心里难受，拿起武器实出于无奈，都是那些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资派挑起内战，他们在一边渔利，这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但是他们始终躲在一边。

我想起什么就谈什么，没有时序，武斗初期八一五为了打通往市区的道路，阳增太曾经指挥攻打响了工业学校一战，也是很有名的。建设厂的武斗，有重钢的造反军在那里支援，八一五在攻打建设厂的女工宿舍的时候，动用了火炮；为了拔掉压制建设厂火力点，建设厂举行反攻，赶走了占据“弯弯大楼”制高点的八一五。我虽然没有亲临武斗现场，在听到汇报之后，心情十分沉重。

重庆市市中区是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一个半岛，重庆出现割据局面之后，谁都是动弹不得。八一五已经控制了沙坪坝地区，断绝了西边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六中占据着印刷厂和二轻大楼，封锁了反到底的大本营，火力封锁住嘉陵江大桥，断绝了北面的通道；东南面是长江，朝天门码头文革初期改称红港，很多据点被八一五占据了。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附近一带在我们手里；江北华新街到三钢、长安厂一线基本上是反到底控制，江陵厂也占了一片；依仗望江厂的实力，反到底控制了南岸和铜锣峡，从铁山坪翻过山去就与望江厂接壤。铜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里。整个城市分割成为一片一片的，每一个地方都走不通了。当时只有军队的车辆可以畅通无阻，鉴于我们与军队的关系不好，军队不肯帮助我们运输生活用品，有时军队还故意刁难我们，不但是反到底大本营受困，其他工厂和附近地区的遭遇也一样，蔬菜粮食都无法运进来，我们总部就困在体育馆一带，各单位被打出来的反到底一派观点的群众，能够撤出来的就集中到体育馆来，容不下的，尽量劝他们远离重庆、出去投亲靠友。

当时反到底一派群众流亡到川内各地和全国，内战风烟滚滚的时候，重庆老百姓也和我们一样共同受苦。我们三面的交通都被断绝了，码头不能用，西边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坝地域，嘉陵江大桥又被封锁，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争取从大足、达县得到支援，这一道路上八一五只有几个孤立的据点。我们当时开会研究，粮食蔬菜已经没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断掉水电，那就更危险了，生存来源都断绝了，还谈什么“自卫”！我当时主持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封锁大桥的少数人，只有几百人，被困在体育馆的是多数，被困在市中区的老百姓是多数，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所以就与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六月天兵”商量，预备打通大桥，从江北获得粮食和蔬菜，打下来之后立即由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把守大桥，维护交通。准许货运车辆进城，允许农民进城卖菜，允许普通群众自由过桥，加强检查，凡携带武器者不准通行，军车也要检查，不准帮助运送枪械和军火。

我们事先商定，在开炮之前要预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挥部的苏靖康和工总司的李木森同志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击民宅。同时也准备正告八一五武斗人员退出据点，还提前告知五十四军要他们帮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请他们自觉撤退，不要封锁嘉陵江大桥。当时也考虑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进攻消息之后，调集大批力量过来，结果攻下不来。我当时讲，预先进行广播不是天真，而是事关人命，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八一五也是群众，如果他们要调重兵过来，那就打吧！具体的宣传工作、发布广播以及与军队通报，就由我来办。

8月14日下午五点钟，我给五十四军白斌副军长打电话，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斌说一些官话，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诉他说，你赶紧做工作，如果6点钟之前他们不撤除对嘉陵江大桥的封锁，我们就要开炮了。我把电话打完之后，由工总司、体委、长安厂的广播发出声明，各个点上都大开高音喇叭，说八一五围困市中区人民将近半个月了，我们没有粮食蔬菜，我们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们，请周围的群众理解并支持我们，尽快撤离。第二个广播是对八一五讲话的，说嘉陵江大桥是重庆人民的大桥，是重庆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没有权利封锁，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撤出封锁据点，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希望你们自觉放弃不恰当的作法。

广播之后，我就站在文联的楼顶上看，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抱着东西、拖儿带女开始转移，情景非常感人。6点15分，江北区委和长安厂的炮位开始警告性的发炮，攻击八一五盘踞的轻工局大楼、六中和印刷厂，战斗大约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也有的说是一个小时，因为是群众组织参战，没有那么一致。从后来查看的弹着点看，李木森和苏靖康同志是做了工作的，没有炮击任何一栋民宅，没有攻击一个非武斗据点，我由衷地佩服同志们。八一五的还击点定位在江北区委，长安厂，三钢。当时我身边的一个同志感叹说“这就是战场，好凶啊！”炮击准备过后，工人们都是赤膊上阵，穿了短裤，手持步枪和冲锋枪，在桥上匍匐前进，非常勇敢。打下来之后，我立即去江北区委指挥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苏靖康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斗人员也找不到了。在南桥头二轻局大楼被炮火击中，整个大楼起火燃烧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坏了几间，印刷厂也有损失，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弹，八一五也有炮位设在市委背后。三钢死了几个人，当时只好埋在厂区，长安厂也有伤亡。大桥上有两具尸体，还是打着赤膊、躺在桥上。老百姓说还是反到底、工总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们避开，他们自己去牺牲，第二天尸体就腐败了，同志们就把他们安葬在桥头的花园里面。

第二天早上就听说农民的粮食和蔬菜已经进城了，大桥上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江北的粮店买菜油的，粮店干脆每个人一瓶，发给大家。

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不少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其间工总司也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奋，打下来之后要“表功”，造反军和工总司都有人教我打电话给中央汇报，长安厂的人估计说：恐怕打了五六千发炮弹，江北指挥部的人说他们也打了那么多，这样我就如实报告给北京，为什么要打，以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小报以《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为题目加以报道，后来知道这个文章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当时总共只有十七八门炮，炮击持续了一个来小时，估计打了三五千发炮弹是有的，没有上报的那么多，当初大家都是争着要表功。最后听说周总理骂败家子，大家又都缩回去了。

当时我们大开喇叭，提前警告准备进攻的时候，可能是五十四军不相信我们真能打；机关干部里面有些人说黄廉好傻呀，哪有打仗还提前告知对方的，也有的说是吓唬而已；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也不相信你能打。经过这一件事，我对“兵不厌诈”有了很深刻的体会，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难以辨别。

我们提前告知对方，最后还打赢了，都认为是个奇迹。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炮多，他们只有几门炮；第二：据点里八一五派主要是一些学生，比我们这边工人更算是乌合之众，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队转业的，有作战经验。打过之后，五十四军和旧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谣言来了，说反到底能够打下嘉陵江大桥，背后绝对有黑高参，说什么黄廉这个人从部队到地方都是耍笔杆子的，哪里会打仗嘛。他们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黄廉曾经跟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一起下过棋，五十四军还说是裴昌会亲自帮黄廉确定的炮位。反到底内部本来就有分歧，接着这个怀疑又增加了，黄廉三十岁的人有这个能耐？还有的人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北京，这也是一个分歧。后来那些当权派为了整我们，就着这个谣言，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为此还特别确立了个“一号专案”。这个专案是为了实现支一派压一派，为了把我们置于死地，一口咬定反到底和黄廉是被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旧军官所利用，除了要打击我本人和反到底一派的群众之外，这一专案不知道陷害了多少起义将领和群众。

根据我了解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有个名叫高尚武的处长，曾经参加过“一号专案”的工作。专案的设想来自于五十四军军部保存了一个“联络图”，这是旧市委、革联会和五十四军早就构思好的，他们把一大批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编入专案，说他们上面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操纵，下面通过黄廉操纵造反军，在清队中间就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联络图，进行逼供信以取得口供。具体是一个名叫邓翰的人，在苦打成招中间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被他们打断了脚杆，还涉及到夏仲实、鲁崇义等，还有一些低级别的国民党将领。这个图后来转移到公安局保管，高处长感到他们太不成话，完全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高尚武同志出于良知和正义，含着泪水把一号专案联络图的复制件交给了我，我们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作为一个走资派的政治阴谋，上报周总理和中央，说他们无中生有地对一派群众组织进行政治陷害，对民主人士进行陷害。在我几次挨整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这个材料，我怕他们杀人灭口就说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处长后来还是遭他们排斥，无缘无故地靠边站了，这个案子决不是群众组织搞的，后来给一号专案平反的时候，鲁大东他们又另外编一套瞎话，掩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个专案中间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掩盖他市如何利用这个专案来陷害与他有不同意见的老干部如王墨林、王公杰、王炎、宋学武、岳林等。我作为“一号专案”构陷的第一号对象，从来就没有平反。

1982年对我进行审判的时候，把打嘉陵江大桥的事情全部算在我头上，说我参加策划武斗，残害群众，犯有“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决书列举的伤亡和损失数字是：“这次武斗造成打死十一人，打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一轻工业局办公大楼、重庆第六中学一栋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烧毁大楼干部档案、财会帐目、文件资料，后果严重。”由于他们在1979年已经给“一号专案”平了反，就不再说我跟国民党残渣余孽勾结搞叛乱了，改而说我们准备在重庆附近上山打游击。

十三、 九五命令之后平息武斗的再次努力

在十六条中间就明确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对后来的形势发展很有预见性，话说回来，文化大革命既然涉及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恰恰有发生武斗的理由。明明毛主席一贯是反对武斗的，武斗也是不受普通人欢迎的，许多参加者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我极力主张不要主动出击，只能自卫，自卫的时候眼看能打得赢就打，不能自卫的就放弃单位，出去投亲靠友，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赶火车去内江，去成都，反到底几十万人分布到四川各地去躲避武斗，改变了当地的力量对比。也有少数去了武汉，但是不多，有四个文艺团体在武汉为钢工总和空军演出，就留在那边几个月不回来。反到底内部就有人反对，说我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十多二十万人去成都，各个对口系统都住满了，个人去的没有人接待，饿得不行就在街上拿凉粉吃不给钱，梁兴初说你们的人到成都抢凉粉吃，给我弄回去；我说梁司令员，你连接待工作都作不了，这是你的耻辱，给他顶回去。我说回来过不了内江，到了荣昌也进不了重庆，回不了单位，他问有你说的怎么严重，我说你不信试一下。他们果然派人送了一批回来，结果在重庆站就遭到八一五殴打，一下火车就落入了八一五占领区，他们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胁。

四川省革筹和成都军区像重庆派了武斗调查小组，还有制止武斗的工作组，周恩来也先后派来温伯华和谢文欣他们两个到重庆来，调查制止武斗，其间还有中央谢富治、王力和贵州的李再含也来过重庆。好多次把我们叫到五十四军去，做劝说工作。中央军委也派了一个名叫陈斌的中将，到重庆来制止武斗，组织了制止武斗的工作小组，我和周家喻都参加过，专门制作了制止武斗的旗帜，红边黄旗黑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制止武斗小组”，制止武斗的汽车，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放行，都说是“黄龙旗车子”来了。解决一些有名的武斗据点如杨家坪武斗、空压厂打清水池、沙坪坝、南岸、北碚等等，工总司都派人去看过，有些地方我也去看看，不是每个场合都去。那个时候重庆的武斗点比今天的伊拉克多几十倍，一打起来，双方都打电话说遭对方袭击，是非难分。

一次江南的铜元局发生了武斗，在警备区指示下，工总司派出的制止武斗的工作人员名叫谭学逸，他是二轻墨水厂的一个干部，是工总司的一个联络员，他为人很正直，参加了武斗制止小组工作。这一次他随车去江南制止武斗，戴有警备区和革筹组的制止武斗袖章，吉普车插了黄龙旗，在过汽渡的时候，八一五不放行，军队个别人耍派性手腕，要他下车去招呼，本来应该八一五本派的人下去招呼，结果他被武斗人员用钢钎捅死了。谭是戴着军队工作人员的标志、在执行制止武斗任务过程中间牺牲的，五十四军却连公道话都不说，派性太严重，尸体运回军部之后就要我们去领走。他夫人是个医生，当她受到这个打击之后神经失常了，谭留下一个小女儿，到底是怎么长大的我都不清楚。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之后，温伯华找我谈话，说总理希望你起个好的作用，能不能说服你们工总司和造反军带个头。他还说我也跟总理说过你的处境，也很为难。白斌插话说，军工对黄廉是有意见，有人甚至说他是叛徒，他能说服吗？温伯华说，不管怎样，要相信中央，相信总理。刘结挺说，恐怕全国最后都要如此了，这个形势不能继续下去。我说，只要一放下武器，我们就是任人宰割了，一旦出现这个局面，我怎么对得起群众，到那时我们的人不把我撕成几片才怪。张国华说再拖延下去性质就变了，至少你自己表明态度，不要管军工听不听，少数人的问题你就不要管了。

我回到总部之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从重庆人民的利益和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出发，我应该这样做，也应该冒这个险。去跟各个组织商量，走一个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团说：你这是把我们的命拿去，军工除了能与李木森谈几句话之外，根本就不让我去，真有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味道。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认为军工的同志只是对我不服气而已，并不是要对抗中央的命令。也有一部分人找我研究形势，我说温伯华不会撒谎，是周总理的意见。最后我回到造反军，我是一把手，就履行一下职权，把造反军全部13个勤务员，都集中到文联开会，我说一定要交枪，时间也只有两三天了，省革筹和总理的联络员都是这个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再不交枪，就要宣布为非法武装组织，当作国民党和土匪来处理。很多人流着眼泪讲，老总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说如果离开了十六条，离开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了宗旨还拿着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乱打，那是不行的，山西的造反派、云南的炮派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就冒这个险听毛主席的话，首先缴枪，我顺手把手枪摘下来卸下弹夹放在桌子上，全体勤务员都流了眼泪，说就听你的吧，看交枪之后是个什么后果。

我至今对老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带头交枪的。我叫朱正坤拿笔来登记，大家把自己的冲锋枪、手枪都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就给张政委、温伯华和五十四军打电话，说工人造反军决定首先交枪，明天一早送过去。结果五十四军反而有些紧张，更多的是被动，军长和政委都说料定黄廉办不成这个事情。第二天我们造反军六辆卡车，敲锣打鼓地送枪到五十四军去。我们一交枪，军工的同志们也行动起来，内部一些激进的同志恨我的情绪就更加上升了。

有人带头就好办了，我去江北郊区的几个武斗连队，跟他们开会说要交枪，有人哭起来，觉得此后命运难测。最后还是说服他们在期限之内，把武器如数上交了。有人说，他拿到枪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你当时纪律太严，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要求打几发，我同意了。到稻田里安排打靶，每人三发子弹，满足一下小孩子心态。第二天下起滂沱大雨，各个分部都来交枪，交枪持续了一天半。军工也去交枪，五十四军只是派一个人来登记，连避雨的地方都不提供，开水也没有一口。枪支在大操场堆积如山，机关枪一堆，步枪一堆，老三八式一堆。他们五十四军的心态就是那个样子，看到我们交枪反而像是不高兴了，白斌副军长表扬我说：黄廉，你这次又放卫星了，又出风头了，张政委和周总理都要表扬你，你知道吧。

下来温伯华跟我说，黄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郑重告诉你，我向总理汇报，总理说应该给你表扬，你这个头带得好；昨天我跟五十四军碰头，他们估计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我说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温伯华说你这么想就对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是“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个混乱阵仗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时候好在有毛主席在，没有毛主席谁招呼得住。

在省革筹的监督下8月20日曾经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保证伤员的正常治疗。我们是九月九日交枪的，在八号的警备区会议做了表态。反到底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保证立即把武器上交。交枪之后，我的主要事务就是做内部的思想稳定工作，有的说交对了，有的说交错了，局部地区还在发生问题，这里告急，那里告急，我本单位木材公司也告急，这就越发埋怨上交错了，整天就是忙于做这个工作。至今有人说我们当时是“抢先上交”，说的多么轻巧，好像交枪这样性命交关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取巧似的，这个人很清楚当时的情况，要作出并执行这样的步骤是何等为难！今天这个人也已经年过花甲了，还这么说，恐怕真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了。

十四、 意外牵扯进“10－27”开枪事件

1967年10月底，总参在渝的通信兵学院联合造反总团，请我们工总司六大司令部勤务员对该校做友谊访问，由我作报告，财贸井冈山的宣传队也一同去作拥军慰问演出。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十来个头都去了，我记得起的有李木森、邓长春、段炳森、胡兵、汪友根、朱正坤、王以时这些人。这次访问的安排是：军地造反派联合通报情况，交流经验，讲贯彻九五命令、大联合和制止武斗的问题，是进行友好访问。军校的对外番号是412，位于歌乐山的林园，解放前是国民党主席林森住的地方。去了之后，学院造反派和院长都出来欢迎我们，请我们先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提出来我们跟他们的战士和学员作一个报告，介绍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精神，以及反到底受压的过程，邓长春和李木森先讲，他们讲的都很短。我最后作主报告，我讲了两派的分裂过程，一派夺权和二月逆流，最后中央“红十条”“红五条”否定了革联会，成立革筹组，最后讲了贯彻九五命令的体会。会餐完毕之后，军工的几个头要先回去，要我留下来看宣传队的演出。

在演出节目中间，该院八一五观点的对立派冲击会场，向演员扔石头扔小凳子，学员和干部自发围成一圈保护演员，看戏的人也有进行反击。我跟院长说干脆结束演出算了，发生冲突打伤人不好，演出也已经无法顺利进行了。他们就送我去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等着，准备调车送我回市里，我不介入学校两派的是非，就安排我进警卫连连部。我正与指导员摆龙门阵，外面的战士来报告，有学员带枪冲击警卫连，连长和指导员说一定要把他们阻挡住。接着就报告突破了第一道岗哨抢了战士们的枪支，到了第二道岗哨，我对指导员说我还是离开比较好，这个指导员非常负责任，他说你一定要等一等，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这个危险的当儿不能离开，出去有危险。接着就听见外面一个排长在那里高声宣布，我们是执行勤务的，没有介入两派，念了三条纪律，还选读了九五命令。结果没有起作用，外面越喊越凶，又听到战士发出警告，解放军一定要执行九五命令，你们不能再继续冲击了。然后就是鸣枪警告，两声枪响，这个大概引起了对方开枪还击，接着就听见一阵密集的枪声，不是一支枪，而是群射。我说一定要走了，指导员也没有办法，派了黄大德护送我从后面下山，走出指导员的办公室，经过一个坝子，我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里，有的人手上还拿着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军装的，起码有三十个人，走楼上几个战士把着冲锋枪靠在栏杆内侧，倒在地上还有人喊口号要与“麻联总血战到底”。

我们一行数人，插身走过坝子，我精神还不是太紧张，跟我一起去的警卫员吓坏了，说老总伤的人可不少哇。我们从营地8点多下山，后山根本没有路，就是从灌木丛中间挨下去。我把军大衣交给任思成，他随手穿在身上，下山之后大衣被汗水湿透了。下山之后经过一片农田，就到了重庆大学的后门，此时就听见八一五的广播在叫：反到底的头头到412挑起武斗，现在打死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50余人；反军决无好下场。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了，八一五的广播都全部开了，都是同一腔调。我们走到小龙坎的时候，学校首长派了一辆中吉普赶上来送我们，上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五十四军全副武装往林园这边开，我们的车子就一路上给他们让路，我数了是九辆卡车，他们数了说是十二辆，总有两三个连荷枪实弹的兵力过去了。

我回到体育馆，六大司令部的勤务员基本都在，还有一些来体育馆避难的干部也坐在那里，他们表情都很阴沉，都吓坏了。我一回去他们就问我是怎么回事？这些人都没有主见了，我们回去的同志详细地向大家通报了事情的经过，并草拟了广播稿，等到八一五全市的广播过后，我们的广播才打开，也是几条标语口号式的表态：坚决支持412警卫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向解放军开枪有罪，解放军自卫开枪有理，贯彻九五命令有功；决不容许冲击解放军的营地。我又连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告全市人民书》交给各个组织，当天晚上我主动打电话告诉张国华政委，他问我，是请你去，还是你自己要去，我说是应军校邀请去的。

当时我们都认为五十四军要派人保护体育馆，防止对立面恨可能要发动的冲击，结果没有。我打电话告诉白斌副军长，他说知道了，你不应该去，我们只找警卫连不找你。第二次打电话找白斌，他说不谈了，解放军有自己的规矩。我在重庆呆了两天，为了提防五十四军搞小动作，家属受到影响，我就与工总司和造反军的同志商量，问有无必要回避一下，大家都认为非常合理，还做了一些安排，我在出门回避之前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说自己为什么要到412去，这是受到他们的邀请去作报告，本人的讲话通信学院有录音为证，有412广大官兵学员为证，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全系拥军内容，没有任何派性而受到袭击，现场有几千人目击，我们保留向成都军区、党中央汇报的权利；目前没有领导找我们谈，我们也不借机制造任何舆论，不管对方如何挑衅，我们都保持最大的克制，等待上级派人调查，我们相信解放军能够解决问题，相信军队主管部门和党中央的调查处理。我当时考虑如果去成都，会给成都军区和省革筹添麻烦，去北京也不是很合适，干脆走中间路线去武汉。

三天之后，找到钢工总的联络员陈兴明同志，他在东方红36号船上工作，当天晚上就上船，给了我们一间一等仓。那个时候造反军管财务的手上也没有钱，大家凑了点钱给我，不足100元钱，我和妻儿一起都去了武汉，总部还派了任思成给我作警卫。

到武汉之后我找到钢工总的朱鸿霞，他安排我住到青山那边去，离市中心比较远，朱的意思是除了与中央文革、周总理和武汉军区的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保持联系之外，对外一律保密。当时武汉是大雪天，我在那里整理给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期间还见过夏邦银，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工人师傅，他加班完之后赶到青山，说要请客，找了一个馆子，弄了鸡汤、脆皮鱼什么的，很丰盛吃了一顿，他告诉我重庆来武汉的军人不少，要我小心谨慎。钢九一三李想玉派人来找我，叫我写一个收条，给120块钱，说是不用还的，还送了一些重庆方面的材料给我，传单上面都是一般性的辩论，说是要追查真相什么的。我把材料写好之后，去找朱鸿霞，当时他正在空军办的学习班里面，他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说战争一发生不得不死人，解放军也不会听你的命令，也不是你下的开枪命令，怪不到你的头上，何况中央有九五命令。过了几天朱鸿霞又把我安排在珞跏山下的一个干部家里，在武汉大学里面，住了半个多月，刘丰来见过我，提到反到底宣传队在他们那里演出的事情。

前后住了一个多月，我想回重庆，老婆还是不放心。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才找到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他说他已经回到科学院了，不清楚情况，叫我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他。过了三四天我打电话过去，他叫我不要问这个事情，也不要去跟别人辩论，他说这个事情是军队内部的事情，由中央军委处理，事情已经通天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了，叫我听候中央调查结果，他说回去没有结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中央直接管的事情谁敢伸手？

我就选择从西安路过成都的路线，到成都之后李大章见到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尽遇到一些大事？叫我住下等着，也是吩咐我不要出去辩论这个问题。我在锦江宾馆，邓兴国过来问我情况，最后他说那关你什么事？但是还是担心我的安全，他派人到宾馆里面来守着。这个时候省革筹在开一个建设方面的会议，喊我去会议上吃饭，会场就碰到很多熟人。梁兴初看见我，歪着个颈子过来，拿着筷子指着我说话，你到成都来也不跟我们打招呼，你把解放军打死了几十个。我刚刚要说辩解的话，他自己接着说，秦文斗我们已经抓起来了，警卫连全部遣散。后头我回到重庆，听说中央派了调查组做出结论，小道消息传说的结论与朱鸿霞的分析差不多，没有我的责任；梁兴初没有服气，在“批清运动”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又重新提起，要我交代，我说自己没有权力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中央军委直接主管的专案。粉碎四人帮之后审查我，又提出这个问题，我干脆说我不知道，后来起诉书倒是没有列入这个事情。

从此事，我理想到张国华曾经告诉我，说他和梁兴初入川工作时，毛主席喊他们去看武候祠门上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中央几次开会解决四川问题，我很希望总理提这个事情，作个结论，他一直不提。在“10－27”事情上，我固然是无辜的，指导员秦文斗和连长也一样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与他们学校的对立面打过交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传说被警卫连开枪打死的人里面，有叶剑英的孙女儿，幸好有毛主席开口说话，和党中央主持公道，不然恐怕要整死我。

十五、 从315指示到427指示的转折

1968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集合，这是中央继红十条、红五条之后，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几条指示，每一条都是对八一五不利，把67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还说不让反到底批判李井泉，反到底只有扎草人批判，引用毛主席的原话，说《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军队也挨批评。反到底长期受压，处境艰难，听到这些自然高兴。

315指示下来之后，八一五达到几乎要瓦解的程度，头头们都是心情沉重，熊代富只有一句话“完了”，吴庆举说“没有啥子想头了”，周家喻躺在床上连床都不起，精神上基本上都垮了。周孜仁本派的人也骂他，说他不该叫人写那个《大局已定》的文章。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我们感到八一五的头头们太狂妄了，就连续组织了几篇文章进行批判，一批二批三批。

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尾巴是翘得很高的。反到底小报把毛主席的话用红字排印，一个字有鸡蛋那么大，有人找到我说，你给找一张这样的报纸，我给你五块钱。二七造反团刘祖国在八一五派的蔺习廉背后喊他：站到，听我传达最高指示“《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蔺习廉气得全身发抖，又想打他又不敢，那个时候八一五就像投降时期的日本人一样。这还是在北京学习班里，在重庆就更加不得了。我喊周家喻出去耍，他一肚子怨气对我说，我倒告诉你，黄廉，政治斗争就象战场上的事情一样，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当时也感到反到底有些人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军队干部的不服气是摆在脸上的，他们与八一五派一起有许多私下的动作。

梁兴初、韦统泰打电话给周家喻，给他出点子，说要稳住阵脚，沉着应战，夺取胜利。周家喻每天守着梁兴初，那些八一五的女同志守着梁兴初哭，五十四军各个机构都一齐给中央打电报说想不通，重庆的一些学校里面为宣传315指示又发生抓扯。梁兴初就拿着这些把柄去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武斗的苗头又重新出现了，他就是拿着这三条理由去扯皮，给中央和周总理施加压力。

4月27日，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后来就通称“4－27”指示。说是跟他们讲一讲，“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接着就是刘张两挺作自我批评，张国华作自我批评，两个军表态。50军曲克济政委讲话，他说315指示下来了，他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抓住了四川文革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是公正的、贴切的，派性是个教育问题，我们军队要帮助和支持左派，让他们深入地学好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教育他们，我们军队要永远支持左派。孙洪道军长讲的很简单，他说中央对四川问题费了很多心，我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对四川的期望，两派都要多做自我批评，历史上骄兵必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否定了主流，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要依靠左派。五十四军讲话就有点恶狠狠，他们说派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私下拨弄，背后有黑手等等。

反到底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动不动就喊最高指示了，很多人都来找我表白，说他们没有出去喊这个，我说个人不能代表全派。我对周家喻说，反到底的人没有懂得骄兵必败的道理。造反派不是没有缺点，毛病是有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激情相结合的产物，要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更加不行，勇气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政治眼光和长远考虑却是我们当中一些人致命的弱点。我眼睁睁地看着因为翘尾巴，而断送了一个大好形势。整个八一五对梁兴初真正是感恩戴德，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有三个：第一是梁兴初、第二是韦统泰、第三是何云峰（与五十四军换防之后的13军政委）。他问我最感谢谁，我说以前我很感谢周恩来，每到我困厄的时候他就把我拔出来，后来我感到每当我要按照毛主席的路线继续革命的时候，又挨了他的巴掌，特别是1971年“清查五一六”之后，我对周的看法冷淡了许多。周家喻说你没有良心，周总理对你不晓得有多好。

十六、 进入革委会

1968年我们几千人，在空军政治学院办学习班，协商成立革委会，省革筹郭一民作我的工作，他是省革筹办事组组长，他说鲁大东也来了，你考虑一下结合干部的问题。我说开个会大家来讨论，他说我们个别征求意见，我说还有那么多干部，应让我们有个选择余地，隔两天再回答你。我去问刘结挺，他问我自己的印象，我说原副市长岳林很正直，也是个老红军，原则性强，再就是觉得王墨林可以，他算是多年来受鲁大东压制的，文革中间没有出来过，私下里是同情反到底的。刘结挺问张逸亭行不行？我说还不认识这个人，叫同志们把他们都接来北京。鲁大东对王恨之入骨，说他陷得很深。王默林说要结合叫军队来找我，我不要反到底推荐，这也许是他看不起群众组织，或者是刻意要与群众组织保持点距离。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干部凡是与鲁大东有不同意见，他就说你去找造反军嘛；岳林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他就说会上不讲可以下去找造反军讲，鲁大东一直是把工人造反军当成是洪水猛兽，常用造反军去威胁干部。郭一民问我，鲁大东怎么样，我说中央同意我就同意。晚上中央文革有个干部来找我，说大东同志是支持你们的，我感到好笑。结果第三天，郭一民、刘结挺都来找我，说总理叫我传达给你，大东同志基本上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参加过七大，抓工业很有经验，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军事工业基地，结合他对以后搞好重庆的生产是很有利的，这样市里面结合的干部就确定下来了，既然是传达，我就不好反对了，何况有言在先，我提岳林他们采纳了。省里面要结合的干部名单，邓兴国拿来给我看，李大章我是同意的，刘张当然就没得说的，张国华梁兴初是中央派的，另外有些人我也不是很熟悉，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我们。

群众代表不采取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叫大家相互推选。坐下来一讨论，争论就非常大，军工对我意见很大，说黄廉是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写几篇声明之外，基本上没有贡献，不仅是文人无用，还有黄廉是哪家人嘛，我们还搞不清楚。吃饭的时候，刘祖国跑来跟我说，你原来就是干部，现在还想革委会主任，没门。一些人在底下进行串联，说哪个敢选黄廉，当心下来挨整。造反军的人就说，黄廉选不上，谁也没有资格上。五十四军趁机在里头挑拨，蓝亦农、白斌、耿志刚故意把群众提名单给军工，还特意圈选我的名字，拿去征求军工、西师831、农民造反军的意见，军工的人看了之后眼睛都瞪大了，说是还有人讲“庆父不死鲁乱未已”，就拿起笔来把我的名字划掉。

周家喻下来拍我的肩膀，讥笑说你要当主任了，今天我请你去吃烤鸭喝茅台。刘结挺说平时看你群众关系还好呀，怎么回事？干部有人安慰我说，你一定要沉住气，你的历史地位不是几个人能够否定得了的。在名单上面，省革委会结合的副主任提名人选上，我和周家喻排在最后两名，拿下去讨论之后，把名单划得稀乱。最后周家喻改为省革委会常委，我根本没有了。刘结挺对我说，四川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这个名单只是征求意见，我说有不当副主任无所谓。最有意思的是邓长春还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们都是幸存者，如果武斗时候一炮打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话倒是有理，平时看不出来，邓长春还是很会启迪人的。我说，对的，只要我能够活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能当个幸存者就算大幸了。八一五派的人对我进入革委会，是既不支持，也不与我为难。

这个时候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参加讨论四川革委会成立的社论，讨论致毛主席的致敬电，我推荐了沈世民和张怀珍，他们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刘结挺就社论题目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就叫四川很有希望嘛，他没有说明毛主席已经圈定了新华社拟定的《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吃饭的时候，他问我革委会成立之后，我怎么想，我说这几年来颠沛流离，感到很累，还想回木材公司去当宣教干事吧。他说，你看我的烟杆原来有筷子那么长，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抽了多少烟就是有多少烦恼，他问我：你去川报当个记者行不？我很高兴，说要好好干，以后形势好了，给江青同志写信，请她帮助调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旅行。

吃完饭之后，各大班人员集中，宣布准备开会，喊钢笔指甲刀都要交出来，还安排三个人一组，相互监督。王兴国在我左边，邓长春在我的右边，交代我要招呼他们俩守纪律，主席出来后不要往前涌，不要丢四川人的脸面。我开玩笑说你叫左右看住我嘛，他很尴尬不好回答。六点半在大操场上汽车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座位是在第十七排，我对王兴国说我们串到第二排去吧，他说不行，邓长春说何必呢，他们都忠实履行要帮助我守纪律的指示。据说是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光头出来，宣读了几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东方红乐曲响了两三遍之后，毛主席从大会堂舞台后出来，向我们频频招手，很短的时间，主席就进去了。主席一出来，后面就乱了套，有人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桌子上的小喇叭都被他们踩坏了。周总理和康生等中央领导主持开会，念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除了张国华梁兴初、刘张之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群众组织有邓兴国、江海云、杨志诚、王恒霖、彭家治、但坤容、冯玉德七个副主任，周家喻是常委，坐在我左右的王兴国和邓长春都是常委，常委名单念完后，王兴国马上把耳朵贴到我的胸口，然后竖起大拇指对邓长春说：心脏跳动无异常。过了一下子，郭一民和刘张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我说，黄廉同志，革委会委员的名单没有念，你是省革委会委员，我点了点头他们就走了。

出门之后大家上卡车回政治学院了，我没有上车，自己一个人去天安门耍，十一点钟才回政治学院。郭一民马上就来了，问跑到那里去了，有重要事情，说省革委会和军区、两个军的首长都在等我。我问有啥子事嘛，要开我的批判会呀。我进入大会议室，里面坐了一圈，张国华问我去哪里了，我说这点小事还要汇报呀。他接着说：我们跟你作检讨，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中间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现在通知你：你已经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我们欢迎你参加省革委会的工作。有些事情现难以弥补，省革委会留了两个副主任空缺，是留给重庆市的。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主席操心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惭愧。他还说，你立即开始筹备重庆市革委会的工作，明天早上就回去作群众的工作，周家喻也同你一起去。张国华非常慎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说，他说完后，又说这是周总理传达下来的毛主席指示，我们省革委会、军区和两个军的领导集中起来给你传达。

接下来是梁兴初的表态讲话，他说：黄廉同志，我支持你的工作，你们一派里头还有派性，以后省里开常委会的时候，你一样参加，今天这个会是总理喊我们开的。接着是五十四军表态，说我们支持你的工作，明天派一个师长陪你们回去，重钢的纠纷一定要平息下去。李大章说：黄廉，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争气，你还是能够工作的，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成都的50军郑志士、孙洪道也表态，说你的工作除了群众干部知道以外，毛主席周总理也是知道的，将来我们努力做工作，我们也支持周家喻，你们先回重庆去做好准备工作，回去传达中央的精神。鲁大东简单地说了句：我们今后要合作。

传达完了之后，都如同致欢迎辞似的。过了一会下，周家喻也被叫来了，我看出他也不是很高兴，张国华和梁兴初说，你们两个明天就回去，开始筹备市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工作。

关于我进入省革委会引起毛主席的关怀讲话，以后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什么“黄连苦、苦黄连”咯，什么“一棵树苗要培育浇水”什么的，毛主席那个会那么多话。以后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甚至许多次副主任会议，都有我和周家喻参加，有人说你黄廉这个革委会委员也太特殊了点。

在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前，我和周家喻曾去重钢传达会议精神，整个重钢是人山人海，完全走不动路，范廷贵、李邦富说干脆你们坐在车子上不要下来，找钢铁工人分道，把车子才开到主席台去。我们就是轮回到各个厂矿去做报告。

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去参加了，整个成都完全是人山人海，变成了不夜城，根本走不动路，整个城市搞得水泄不通，只要是大街小巷，都有游行队伍，硬是没有办法走。听说我们到了哪个地方，更是走不脱，我很担心搞得不好被人踩死了。邓兴国带我们避到新华印刷厂里去，给工人介绍说这是黄廉同志，工人掂了两捆毛选来送给我们，我说受之有愧，工人说我们就是印书的，需要就可以拿去。我开玩笑问有没有红楼梦，他们应声回答说有，立马就去仓库提了一套给我。

参加省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就回到重庆，李大章代表省革委会来重庆宣读批文，那个时候重庆还在发生局部性的武斗。在成立革委会的前夜，二轻兵团打电话来说，八一五开枪打死了一个二轻兵团的人，他们一夜之间在市中区所有树上都披上了白花，像是死人出殡的样子。我们开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时候，他们就组织抬尸游行，要强行冲上主席台，名义上是找周家喻的麻烦，实际上针对我。好端端一个会场，被他们一冲，气氛就完全变了。李大章说，黄廉，你看一看，这是你们那一派的人，武斗不停止，你制止得了吗？派性和武斗不停止，你副主任咋个当？蓝亦农和白斌问我怎么办，我说把尸体接下来，派一个排的解放军把他们逼出去，承诺由市革委会和军队帮助他们调查解决。

直到3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个人根本不是八一五打死的，那个时候武斗没有停止，许多人去成都躲避，大家从成都赶回重庆参加革委会成立庆典，一个女学生从成都回来，与二轻兵团的人在一起，他们在上楼梯的时候，边开玩笑边上楼梯，一个人倒背着枪，不小心挂着扳机，结果枪走火打死了后面的一个“兄弟伙”。因为当时武斗的余波未尽，他们自己又不好交代，就说是八一五派打死的；加上他们对自己在革委会中间结合的位置也不满，所以就抬尸来闹会场。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是一个当年帮助抬尸体的中学生，最近才在酒桌上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当年都是反对我的。

起先军队扶持的革联会夺权我们反对，在武斗反复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立革委会，也一样顶着巨大的干扰，武斗和派性一样纠缠入骨。我当时认为还是要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干扰，我到革委会工作以后，大量就是做群众工作，消弭派性和武斗，但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现象依然存在着。

文革中间由两句话广为人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斗私批修”，革别人的命往往很坚决，但是检查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造反派中间多数是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但是在胜利的时候也有些人难免带着点私心杂念，因此在运动中间就相应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不能一次完成的原因。包括我本人也需要把自己的行为放到阳光下去供群众监督，这一次整理口述史也是一个自我曝光。

十七、 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北京学习班

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我感到派性没有消除，武斗断断续续，革委会工作的干扰很大，军队也有派性，市里面执行日常工作的干部还是原班人马，结合进来的老干部中间许多人对受群众冲击还是耿耿于怀，办事方法还是他们熟悉和喜欢的老一套，要建立起新的、受群众监督的政权体制，谈何容易!群众代表起不到任何作用，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军代表里面同样有我们在北京所遭遇的问题，革委会的威信一时还建立不起来，工作无法顺利展开，群众代表更是两头受气。

我们都是忙着做平衡工作，反到底推荐的干部八一五要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参加革委会的人两边都要对等，一碗水端平，经常为此发生纠纷，甚至一派把一派赶出来。清队开始之后，也是一派清一派。这些矛盾一出来，就要我们去做工作，弄得不好，我们自己也成了当官做老爷的一份子了，有的群众说你自己当了官就行了，还下来反对我们干什么，反而在群众面前说不起话了。还有些派性的军队干部和思想不肯转弯子的老干部从中作梗，事情就更难办了，矛盾越发难以消弭。

1969年四川省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革委会委员会议，由我主持，省革委会委员张闯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上午，他要求下午继续讲两个小时，李大章说我的腰不行了，坐长了受不了；张国华说要我掌握会议的节奏，我说让他讲吧。张闯最后的结语我还记得：如果走资派的黄龙旗在天安门前升上去了，五星红旗就要落地了，他对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形势还是很不满意，会后张闯下去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后来也因此受到打击和陷害。

在四川省革委会第八次全委会之后，重庆市举行了第九次全委会。同志们要我在会上做主题发言，要把问题讲透，一些同志还非要我脱下绿军装，去现做一套中山服上台去讲话，我穿着新衣服进会场，周家喻说你们跟演戏似的。在这个全委会上，我就革委会成立之后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作了充分的批评，说革委会是新瓶装旧酒，是穿新鞋走老路，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等等；鲁大东本来想要逃会，也被要求留在现场听讲。我在这个会议上讲的一些主要观点，都被他们当权派记了帐，后来整理成“黄廉反动言论录”，在京西宾馆会议上送给康生。这个会议是造反派在革委会里面起作用的最高峰，此后就不行了；相比较而言，河南结合进去的代表基本上是刘建勋说啥就是啥，四川的造反派进革委会之后还硬是不让步，这也主要是体现在省第八次全委会和重庆市第九次全委会上。会后重庆市下了文件，一些单位的群众代表还算是落实了工作分配。此后重庆还开了三次全委会，基本上都是走过场，主题就是贯彻党委的意见，办公室的处长们在工作上主要都是去跟党委联系。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大家也感到无可奈何，都是有气无力的，还有很多群众代表被抓被关，有的就被免职了，在反复旧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间，也只是在奄奄一息之中的挣扎。特别是党委成立之后，就代替了革委会的作用，革委会开会基本上都是应付；重庆市革委会的牌子，被太阳晒跷了都没有人去管，跟旁边重庆市委的新牌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1969年8月26日，在灌县水校办学习班，全省各专县合计有6000多人参加，军队干部与省革委会和中央的想法并不一致，我作为学习班的领导成员之一。在学习班中间传达了林彪的一号通令，军区司令员、政委，两个军的领导都在那里，喊大家不要再争论了，战争很快要打起来了。在会上，张国华、谢正云、茹夫一都做了报告。那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斗争非常复杂，当时我也看不准问题出在哪里，仅仅是群众的派性和消极还不致如此。

学习班根本不学习，很多人已经是各个单位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了，基层看来他们都已经是大官了，军代表也不见得管得了。许多人行为仍然是欠检点，一些人的情绪甚至消沉到去摘老百姓的瓜，有一天我们寝室晚上没有人了，第二天山上的道士打电话来说，你们的人把我的狗打死了，原来以为是土匪；有人玩得命都不想要了，在都江堰进灌口那个地方打赌，下水去比赛谁先游到对岸，水流太急，下去之后个个都喊救命。派性本质上还是无法消除，我确实是忧心如焚，军队也很恼火，听省里和军区领导说准备抓办几个头头。我也感到很无奈，自己也脱队去成都耍去了。

我从重庆调去几个人办《四川文艺》，我推荐画家王以时和歌唱家李天鑫。正在跟王以时聊天的时候，省革委会办事组长郭一民来了，多的话也不讲，要我立即上车去双流机场，我看见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省革委会和军区的领导都在飞机上了，到北京之后，一车就拉到京西宾馆。我问李木森这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回答说，中央准备第三次解决你们四川的问题。

晚上就正式开会了，张国华、梁兴初、刘张就没有上主席台了。台上有周恩来和康生、陈伯达、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没有江青。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大家都感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很肃杀，感到有些不妙。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首先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毛主席说从前是这样，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你们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找来解决四川问题，有些是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再来问一下，王茂聚同志，在攻打泸州的问题上，你调部队去过，有这个事情没有？王茂聚回到说：当时泸州一派受压，我们不去支持，一派就要被消灭。康生跟着说：我看你为人还算老实，是个木匠出身，办的蠢事也不少，身为政委，怎么调动军队去武斗？王茂聚回答说：这个事情我向总理请示过，周不吭气。马上康生就转移话题，问彭家治来了没有？听说你把石油局的车子都开出来搞武斗了，全部开出来干什么？真是败家子，什么英雄，搞武斗也是英雄，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你英雄好好当嘛，当败家子干什么，我看你干坏事也干不出。康生又突然点出邓兴国，问你派性克服了没有？邓兴国写了个东西准备了发言，当时一着急找不到眼镜，双手在桌子上到处摸，有点手忙脚乱，康生说：你是工人，还戴了眼镜，不象个工人。邓兴国回答说：我在努力克服，派性是两方面的问题。康生又问，谁叫康自忠，你写了个啥子东西，说革委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结合也是一个形式，我们两个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接着又把郭一民点起来，说你在省革委会办事组，办的是什么事，你恐怕是跟派性办事吧。由康生的讲话，一开场就给与会者一个下马威。

康生一个个挨着批评，有个军人抱了一摞材料出来，康生大声喊叫说这是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德反动言论录，康生边分发边说，革委会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目前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革委会所用人员还是旧省市委的人，还是按照老原则办事，他把我的言论念完了之后，马上说黄廉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康生说，你放屁，你们在搞反复旧，我看反复旧必复旧。我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他又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是秘书工作，康追问不是说你是会计吗？这个时候周恩来说，听说你是海军的，周还回头去找李作鹏说这是你的部下，把话题岔开了，周说你还精干，也会写一些东西，不要再搞小报了，毛主席已经不看小报了，还是要克服派性。这样康生就说不起话了，要是让他继续骂下去，我说不定又要成反革命，这次不见得走得脱。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看你们怎么搞武斗的电影。大家都散开了，我正趴在桌子上埋头记与康生的问答，周总理走到我的桌子边上，问：黄廉，在干什么，说握个手吧，然后叫出去走走。当时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稀奇，我只听到一片椅子挪动转向的声音。周边走边问我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见过蒯大富，五一六一概不知。周说你们夺权之后，还是要好好支持革委会，他提到刘张的派性问题，我说根子还是在军队。他还说，黄廉，回去之后，还是要把革委会的威信树起来，还是要依靠军队。我和周总理在通道上边走边谈，他突然吩咐卫士去把周家喻叫来，等周家喻过来后，总理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也是派性十足，你那个八一五要注意克服派性。周家喻回答说，我们谈不上派性，总理说：好吧，我们回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五十四军已经调防云南了，13军入主重庆了，13军的何云峰政委和苏副政委，问我总理谈了些什么，我心里想你们13军不知道整了我多少黑材料，心里正没好气，说没有什么。李大章也过来问，我说没有什么内容。郭一民被康生和邱会作骂了之后，简直是萎靡不振。这次京西会议解决四川问题，上场都是点名批评，我感到周总理对我的亲善态度和谈话，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解脱，13军对我的看法和谈话态度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喊人人过关，我没有理他们，结果康生发下来的反动言论录在会上也没有展开批判。

电影的名称是《突破口上红旗飘》，拍摄的是“武装支泸”的事情，康生一开口就骂什么红旗飘，我看是黑旗飘。影片里面有武斗牺牲者的尸体，燃烧的钟楼，王茂聚去送花圈的场景，康生边看边吼，王茂聚，送花圈那个人是不是你，你看那个钟楼；影片中间有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康生就说你们看派性害死人，你们真打敌人有没有那么勇敢？为了派性就这样；康生完全是一个义务解说员，从头骂到尾，电影放完灯一亮，康生说四川怎么搞得好，你们明天就去讨论这个问题，检讨你们自己。

在京西会议上陈伯达也讲了话，他说同志们要谦虚些，一个人要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检查自己，你们要克服派性，不要光看到别人的缺点，派性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能不能斗自己的私，你们要克服派性，我这里有一首诗送给你们：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周总理说伯达同志的话需要翻译，他说最后的几步才是最艰难的，保持自己的晚节，最后的几步路往往是最难做到的。庐山会议之后，陈伯达出事了，我才知道那几句话其实是他自己的心境，表白自己人生选择之艰难。

第二天开会就是要人人过关，我没有起来发言，何云峰跑来跟我说，你恐怕还是要谦虚点啊，他叫我们继续讨论。何云峰出去一阵后回来，我看到他脸青而黑，说告诉你们一件事，王茂聚自杀了。军委派人到了现场，就把尸体弄走了。我问内江市革委会副主任段守章，他同王住一个房间，他说自己出去耍了一会，回来就看见老王悬在窗户上了。我想王老头个性很强，康生的几句话太重，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说，老王肯定不会是自杀，何云峰脸色立刻就变了，说黄廉你不要乱说，不要看中央领导对你好，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这样的会议大约开了半个月。在会上，康生拿着冉庄写的小册子，说他是为刘张树碑立传，批评“翠屏山上五棵松”的形容，问田禾你是一棵什么松，怎么“刘张王郭”有郭一民，反而没有你的位置了呢？田禾说算了，邱会作说，怎么算了呢？你可以坐在我的肩膀上嘛！会上一路都是批评，刘张两挺从此没有回过四川。我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周恩来，我也走不脱。会议完后就叫我和周家喻先回重庆去，传达会议精神，做团结稳定的工作。

周总理曾到重庆组来参加过一次讨论，是在四楼会议室。总理说你们这次回去，两个都要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正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安定团结，要支持革委会发挥作用，把生产搞上去；回去的任务是着重作团结工作，要批判刘张陷入派性的错误，克服派性很重要。我在会上谈了一些具体的困难，革委会虽然成立了，解决问题很困难，一些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但是军队依然有倾向性，清队也是一派清一派，名义上是团结，实际上是暗斗。周说你们两个要首先团结起来，军队要起主要作用，必须一碗水端平。何云峰说过去有对不起反到底的地方，但是不存在支一派压一派。周总理最后说：黄廉，刘张是有偏向性，周家喻你一派自认为有优势，都要作自我批评，你们两个就起带头作用，懂不懂起带头作用的意义。我和周家喻就先回重庆了，留下的同志分系统在北京办学习班，钢铁系统、军工系统、重点工业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又去了几千人。这一次学习班主要是解决武斗和派性问题，没有成立革委会的要作检查，军队干部群众的学习班。我和周家喻回来之后，是共同到各个单位作了一年的报告。

在北京的学习班里，一些人对我有异议，说哪个修了，右了。市革委会给我传达了一个讲话，说李先念讲：在克服派性的问题上，有人说黄廉右了，下一次他到北京来，我看见他要跟他握手。之后就有人回来跟我开玩笑，叫我快去北京，李先念等着要跟你握手。也是在这一轮北京会议上，邓长春和方文正被逮捕了，两派一派一个，省革委会讨论免去邓长春和方文正的常委职务，这给我们造反派一个明确的信号。

周总理的工作方法，还是比较讲艺术，善于处理复杂关系，应变能力也很强。他们把头头们集中到北京去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把头头隔离了，我和周家喻回去给群众做工作阻力小些，做些促使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在京西宾馆会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之后，刘结挺和张西挺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四川工作过，除了后来坐牢之外；1969年也是在国防工业系统单独召集的学习班里（这个会议是1969年8月15日开始的，称为815会议），邓长春、刘文正同志进了班房；这样的变化不是几个人的孤立命运，这是造反派命运和文革运动一次很深刻的转折。

十八、 “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

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在群众面前检讨。1970年传达总理的指示，要我和周家喻到工厂里去与工人打成一片，周家喻说我们被利用完了。市革委会开会的时候，还征求我们的意见，周家喻说他还是回原来分配的单位红光厂，我也说回原单位，岳林说你回木材公司还是当干部搞宣教，等于没有下放，要真正摸到机器，出产品。13军副政委陈占楼说你还不到40岁，还可以学手艺，真正和工人一起劳动，要到大型厂矿集体生产中去，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革委会为了我们回机关开会方便，把我们两个都下放到长安机器厂三车间，他当车工，周家喻很年青学得很快，我年纪大了还是适应很慢；我开始也是车工，因为车床高速运转有点危险，书记就帮助换了一个工种，去请示革委会，上面只要我们在车间劳动怎么都好，至于什么工种他们无所谓，这样就安排我去开磨床，经过两个月我才慢慢适应了一些。

1971年4月底的时候，我的师傅方师傅对我说，你来了这么久了，你师母想请你吃一次饭，喊我晚上去他家里，我把周家喻也喊上一起去了，免得鲁大东他们又说我搞派性分裂。

去了之后方师傅对我说，开会时听说你们又要去学习班了，不知道是好的学习班还是不好的。我说学习班还有什么好不好，方师傅说如果又是批判的学习班那就不好。4月30日晚上总工会在文化宫开文艺晚会，我和周家喻坐在前三排的首长席上，左右的位子都是空的，工会的刘钟林说今天只有你和周常委是领导，等会你们上去谢幕。出来之后我的车子开走了，旁边的人说你们两位坐一辆车子回市委。到了之后，鲁大东、陈占楼和丁长河三个人在那里等我们，他们都很严肃的样子，陈占楼先说：黄副主任、周常委，中央有个通知，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进一步克服派性，是不是就请你们从明天开始就进学习班，学习班就办在你们本单位。周家喻还是回长安厂，他还很高兴。

第二天市革委会就派了一辆华沙车，送我回木材公司。迎接我的是书记和保卫科长，他们说前两天刚刚听说，你要回来学习，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先在礼堂的地下室将就，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安排小何、小梁和小刘三个人陪你一起学习，在你的帮助下，他们也学习一点东西，你们三个吃住都在一起，以后会慢慢增加人的。我问学习怎么没有文件，书记说江青同志不是规定了你们要学六本书吗？他们现去书店买了六本新书。

他们很愚昧，那些书哪能帮助我们去反思五一六的问题呢？我读了《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之后，越发认定他们就是走资派，结合造反派的现实处境，我更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学了这六本书，提高了觉悟，现在转入下一个阶段，主要是交代你在北京怎么与五一六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他们干脆说五一六全部是单线联系，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子女，这样定五一六分子就可以避免取证的麻烦了，节约运动成本。我对陈占楼说：你们这个搞法是非常错误的，我的副主任是毛主席定的，你只是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办事组负责，你们控制我，三个月不让出门，还要搞四不准，不准会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让家属探视，连饭也不让吃饱，真正反对革委会的人应该是你。

陈占楼说，现在是我们军队管这个事情，五一六有国际背景，还与极左派拉美的游击队和格瓦拉有了关系，实际上但是谁也不知道格瓦拉是怎么回事，反正里通外国就是不好。旁边的人劝我好点说话，我说你们懂什么，他是我的下级。陈占楼还说从今天起明确，生活上丝毫不要克扣他，他自己出钱买饭菜票，但是要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回市革委会。我就反问他，你告诉我五一六有什么破坏性，他说是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林彪的，我问他反不反周恩来，他说凡是中央领导都反嘛。我说就是坐牢也要容许家属探视的，现在天气都冷了，我的衣服不够，我还要看看家里的人。陈占楼说：那要等到你都交代了，问题作了结论才行。整个“批判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批清运动”，实际上就是系统地打击造反派的运动，本质上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我刚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躲着我，八月份开始就有人想要找我谈话，我去厕所时就发现厨房的炊事员，等在台阶上要跟我说话，他问我那些人到底要搞啥子嘛，我说他们说我是五一六，他告诉我同志们在外面为我鸣不平，是军队与地方有矛盾。时间长了之后，看管我的人也疲了，有一天我翻窗户进入储运科，给新华社拨电话找谢文欣，结果他不在，接电话的人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四川的黄廉，已经被人不明不白地关在地下室快半年了，是偷跑出来打的电话，请他给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一下，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发现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13军的领导，市委派来的处长，公安局的人，都来了。我说打个电话有什么不得了，他们说问题大了。训斥那些看守我的人，说他们无用，说从此之后要加强看守，吃饭上厕所都要跟着。开始是七个人分成三班昼夜跟随，慢慢地减少了，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就不来了，我就分析这个事情，判断外头绝对是出了大事情。有一天，外头一个挑潲水的人，趁人不注意，丢给我一个字条，上面只有几句话，说中央出了大问题，你要保重身体，他说是外面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叫我摔给你的，我认不到他们。

九月底的时候木材公司开批判大会，批判我这个五一六分子。我说光是你们说不行，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结果他们同意了。我就说，你们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事实，我来跟你们讲一讲五一六，北京最开始是有个五一六兵团，是从“联动”演化过来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你们这么多的科级以上干部和党员，毛主席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来了有半年多，走进门来就被关起，这一次清查五一六完全是人身迫害，是慢性谋杀，你们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我量视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这又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从这一次批判会以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老婆穿着军装来接我，她拿着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黄廉父亲病危，经鲁大东同志同意，并经市革委会常委讨论，准假三天。木材公司的人说，最好拿一个人跟去。我老婆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坠死在温都尔汗，你们这一次清五一六的事情就是他搞的。我老婆流着眼泪告诉我，因为你参加搞文革，从二月镇反到武斗，直到现在全市到处开你的批判会，你父亲一点都不明白，现在得了脑溢血了，你进去病房看看他。我进去看父亲，他双目紧闭，我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回答，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留下来了。回头找那个跟着我的人，我老婆说，他早就一溜烟走了，哪里还敢留在这里，等会你兄弟伙来了要打死他。晚上兄弟伙来了，我就给北京打电话，以前的号码没有一个有效，我问新华社，有个记者告诉我，反正是有人陷害你们。我要去市委找鲁大东谈一谈，大家都要一起跟去，我给周家喻的老婆打电话，她知道我出来了，也去跟鲁大东要人。我们到了市委，13军的陈占楼根本不敢照面，把李丙灿支出来应付。

第二天我父亲就去世了，发丧的时候，大家提出要游行，我老婆死活不同意，说事情闹大了不好，父亲自己岁数大了，他也是太着急了。汪友根来致悼词，他是鲁大东的最相信的，在悼词中间本来是要说“受到林彪死党的迫害把老人家整死了”，后来改成含含糊糊的说法“受到各种打击”，有四百多人到场参加，几十辆车子，口号越喊越变，最后说是鲁大东迫害死的。丧事过后我去找鲁大东，他说这个事情不怪我，办你的学习班是经过梁兴初批的，军委办事组也是有人批了字的。各个单位都起来揭发，在这次所谓的“批清运动”中间，他们在重庆又逼死了十几条人命，接着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了，我们总算又喘过一口气来了。

市委又给我们安排工作，我和周家喻又回到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去工作，设在市委二号楼，由我们这些人去给那些被冤枉的人去赔礼道歉。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后，支左干部逐步离开了地方，鲁大东等人开始全面掌权，但是原来被打成“三老会”的老干部、川东地下党的老干部，依然受到他们的压制，不解放、不使用。

十九、 鲁大东们的政治手腕

1973年新的阴谋又开始了。是年10月当时的省委把我和周家喻找到成都去，分别进行谈话。参加的有李大章、段君毅、许梦侠、赵苍璧、明朗等人，谈话在省委四号楼进行，主要是给我做工作。李大章说你写给我们的信，我们都看了，搞五一六你又被错整，从二月镇反以来，你坐过牢受过打击，父亲也过世了，省委也知道；事情都过去了，革命者的胸襟要宽广，你读过费尔巴哈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吗？如果没有读过，我建议你看一看，这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情绪调整过来，真正的辩证法是对军队的看法，他们支左立了些功劳，也有些倾向性，成都邓兴国他们好过点；我们也在不断的做工作，刘张他们站在一派当干部也不对，除了我谈的这些事，他们也还有事情要找你谈。

段君毅立即插了个话，引发一个争论，我说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土改、公私合营开始，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都能够得到党的正确对待，唯独文革的积极分子多灾多难；大章同志，你是个老同志，你来帮助我解释一下，你们老同志受了打击，说清楚了就解放；强加给造反派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请问我们打倒了谁？全面内战和武斗的北京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动不动就说造反派搞极左，当权派对我们动辄关押、批斗，这是什么？比较以往的积极分子，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反革命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施展的吗？毛主席、周总理，甚至李先念都表扬我们所做的工作，你们不承认这些事实，还把我当五一六反革命来整。明朗说：搞错了就平反嘛，跟你道歉嘛，不打不相识嘛，经过一次考验更看清了你，你得到锻炼了，道是无情却有情，在省革委会的各个场合，除了你就是周家喻。我说：明朗同志，你在老干部中间是有理论有水平的人，对我们的处境你心里明白，你只是弯弯绕罢了。明朗说：什么弯弯绕，我的不是事实吗？

段君毅装哈，他说：黄廉，你是左派嘛，我算是个老布尔什维克，要对党和毛主席有信心，军队对你的看法，都是客观存在的。看样子李大章不想跟我们谈这些，起身离开时指着赵苍璧，说留下一件事，他们来跟你谈。然后段君毅就开始讲话了，我们问你一个事情，你是不是曾经想出国，是不是受到国外给你的信，说是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你知道不知道，切－格瓦拉你知道不知道，人家付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我左看右看，我看见赵苍璧、许梦侠也在相互看，我像是听到天方夜谭一样。这个时候，段君毅自己接上去说：你都不知道吗？看我不答腔，段君毅转而问许梦侠：梦侠同志你看呢？眼看要冷场，李大章的秘书周宏元赶紧接了一句：派性真是害死人啊。

段君毅接着对我说：这是我们省委集体跟你谈话，是非常慎重的，今天我提的几点，你晚上加个班，把实际情况给省委写个材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明天我们继续谈。说完之后，很严肃的看着我。许梦侠说明天我有事情就不来了。周宏元说就是摆个龙门阵，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我说不知道，他沉思了好久，然后一言不发。回到锦江宾馆，我净下来思索了一阵，我用一稿张纸写了几条说明，第二天交给他们，李大章简单看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摆脑壳，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这个派性怎么得了？他又接着说，黄廉，你岁数不小了，还是抓紧时间做点工作，总理是看得起你的，也不要辜负毛主席对你的期望。我感到真有意思，这些“老同志”真是经验丰富，竟然一下子就相信我不是“里通外国”的人了；而且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一下子发现了问题是源于“派性诬告”，唯一让人疑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为什么一下子就提高这么多？

组织部长蔡协斌找到我，笑嘻嘻的说：如果不是这些老同志，有政治经验，处事谨慎，那就麻烦大了。回去之后，鲁大东对我说，揭露了这个阴谋是个好事，以前别人告你材料就在那里堆砌，你要他查他都不查。岳林说，不要计较了，这是敌人在策反，要么是派性诬告，现在已经结案，要是真的还让你回来？岳林的话我还算听得进去。

有一次我和周家喻在一起，恰好鲁大东过来了，我对他说，鲁大东同志，我跟周家喻团结蛮好的，没有什么派性。鲁大东回答说：你们团结是为了矛头对准走资派，他指着自己说，你们团结我就难过了。就是同一个鲁大东，1975年竭力去推动批派性。还有一次在批林批孔会议上，我们讨论批判对象时，鲁大东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就是孔嘛，批我。”

1973年中央十大会议后，重庆出现了一个“十大宣传队”，主要是一些没有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领头人是王汉东，他是广播电台的一个有水平的播音员。他们误认为说我们进入革委会之后，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又修了，右倾了，向走资派投降了，不管他们，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苦衷。他们要按照十大的精神重组革委会，在打倒鲁大东的同时要打倒黄廉周家喻，提出口号：要吃糖，不要找周黄。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以为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不久，就要推倒重来，这个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主张还要糟糕，在群众代表和干部中间，谁是决策人要搞清楚，有些干部结合进来之后，还没有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这个时候就去打倒他们是早了，聂元梓他们要搞公社，毛主席肯定还是革委会好，本身是个试验，要努力进行探索和完善，不能动辄一举推倒。

他们恨我入骨，刘老么是杨茂林组织的四个杀手之一，说在三中全会之后如果我们继续当官，就要暗杀我。鲁大东先是一面放任他们，在一边看笑话，说是造反派反对造反派，出我们的洋相；我们在内部提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办学习班提高认识，鲁大东置之不理；在外面鲁大东只宣传说他们搞乱了社会，说是有坏人利用操纵，街上的坏事都说成是他们干的，企图宣布他们是反动组织；对立加剧之下他们砸了派出所，警察起来游行示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官方背景警察能上街嘛？他们就是这样向上施加压力，鲁大东向中央汇报，表示手中没有尚方宝剑，无法办事。

这就是鲁大东玩的一石三鸟之计，在重庆拒绝听取十大宣传队的合理要求，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加深我们和造反派群众之间的隔阂；放任他们在社会上胡闹，借机在宣传上丑化造反派整个群体；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给他便宜处置的权力。一般善良的群众哪能看得清楚这么大的阴谋呢？群众有的一点点私心杂念，就被他们利用发挥到极致，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这个时候我给中央写了三次报告，王洪文看到重庆的报告之后，就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这样依赖省委就找我、周家喻、鲁大东去省委商量落实，解决“十大宣传队”的问题，说王洪文指示要解散十大宣传队。省委领导说别人的话你不听，王洪文同志的意思你还是要考虑吧，要我们讨论一个办法，我和周家喻草拟了一个意见：说在群众组织都解散之后，再成立组织是不合适的；他们做了一些过头的事情，被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市委对十大宣传队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我们建议跟十大宣传队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提高认识，让他们有时间反应问题，他们的问题在学习班里解决；他们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市委一定要解决。省里就批准了，中央也同意，王洪文也说要得。

我和周家喻还在锦江宾馆睡大觉，鲁大东就连夜赶回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去他的房间一看，满屋子是烟，厕所烧了很多文件。我们知道鲁大东肯定是要玩花样，我见来周家喻看现场，并说出自己的推测，我们打电话要市委立即派车，车子拖拖拉拉始终不到。司机来了之后告诉我们，鲁大东昨天连夜回去了，等到我们赶回去，鲁大东已经把问题“解决完了”。鲁大东回去之后，要陈万明、李木森那一坨人，调动重钢的民兵，准备好棍棍棒棒分别住在几个宾馆里，一早出动几千人把交电大楼包围起来，给他们宣布说这是黄廉和周家喻起草的文件，还经过王洪文批准的省委正式文件，抓的抓，赶的赶走，王汉东在此前就被鲁大东他们抓起来了，这样就镇压下去了。

我们车子一到重庆，我要司机把车子开去交电大楼现场看一看，十大宣传队也确实不成话，楼上用铁条焊了三个临时牢房，门上贴上字条“黄廉关押在此间”，还为周家喻和鲁大东准备了房间。造反派内部确实也有很多事情，是对不起毛主席的，很多问题和矛盾看不到抓不准，力量误用了，自己内耗就搞得筋疲力尽，等到真正复辟的时候，反而没有人起来造反了。

我后来几次追问鲁大东，他一推三六五，说他不知道，说都是民兵指挥部搞的。我们在组织解散之后进入革委会，群众的组织渠道没有了，小报没有了，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渠道基本上中断了，在革委会内部群众代表仅仅时一个花瓶，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一些干部越监督他们就越发对立；我们确实难以为群众落实一些起码的要求，隔阂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而加大。本来这一次在处理“十大宣传队”的事情上，如果按照我们的设想，是个跟群众见面、增加联系的机会，至少可以消除一些误会。鲁大东的高招加深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隔阂甚至是仇恨，他一方面宣布说是按照黄廉周家喻的意见处理的，一方面又动用民兵去执行，民兵的名义负责人李木森、陈万明也是造反派头头。“十大宣传队”的头头王汉东，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确实在文革期间受压最深，我和周家喻不是不想帮助他，但是在革委会里面我们确实什么也没有做成。在鲁大东这样的老政客和玩政治手腕的高手跟前，我们当然只有“栽跟头”的份了。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各种设想和战略部署，无法真正落实，走资派拼命抵制和破坏，仅仅依靠当时造反派群众的认识水平，以及造反派头头象我和周家喻所具有的斗争经验，是远远不够应付的。我们在上面难以冲破当权派严密的组织体系，去监督走资派的各种花样和反攻倒算，下面难以回应群众的合理要求，甚至在“倒旗”之后还逐步失去了与群众的有机联系。十年文革期间，文革的积极分子如我，在走资派刻意安排的一波又一波的构陷和打击之下，我们自己最后也成了要为自己生存而奋力挣扎的孤立个人，而不是一股力量，因此文革的最后失败就有其必然性。

造反派很多人都是朴实的工人农民、单纯的学生，没有政治斗争检验，更缺乏领导经验，我也同样如此。在很多问题上不会把握自己，不善于团结和合作，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头脑，我自己也只是勉强做到从做一个稳重的人角度去处理问题。派性问题上我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高度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至少是没有能够团结立场和利益一致的人。重庆大武斗死了那么多的人，估计有上千人，反到底这一边的人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之地，八一五派在沙坪坝有他们的烈士陵园。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在沙坪坝公园埋了几个烈士墓，八一五的人利用当时军队支持他们的有利形势，把各个单位死者的骨灰都移到那里安葬。在当时反到底很多人战死之后，多是就地掩埋，在体育馆被打死的彭韧，就是埋在花坛底下，嘉陵江大桥的死者也是埋在桥头花园，虽然长安厂修了一个烈士塔，造反军南岸城建兵团战死的人埋在南山和汪山，都是他们自己去找地方埋，后来强迫取出来迁移走，市中区不容许我们有反到底的陵园，埋在市区的不合法，要不就威胁要取出来扔掉。文革结束之后这个问题反而更突出，为这个事情反到底有很多人来找过我，要作为一个问题来解决。我说人都死了，强迫迁移也要顾大局，厂区闹市区可以理解。从文革的全局出发，不要再去为死者的家属增添新的痛苦。如果当权派或者军队干部高明一点，当初本不该留下这样明显的差别和裂痕，一派有烈士陵园这个事情，正好留下当权派支一派压一派、在群众组织内部搞分化瓦解的明显证据，这留给后人去思考，有什么不好呢？今年春节的时候，邓长春去世了，当时约周家喻一起去邓长春家里，结果周家喻没有去，最后是去了八一五的陵园，邓长春是反到底的武斗总指挥，含意很明显。我们有些人就对他有看法，我说难道还要在死人身上搞派性吗？周家喻今天还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吗？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面对当今的社会演变，不但我们整个重庆的造反派群体要深思，就是整个无产阶级都要深思，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容易？我们工人为什么总是团结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的那一点点私心，就被人充分利用并成功地分化和瓦解了我们的队伍。

老田按：在我为黄廉整理口述史的时候，强烈感受到在文革十年中间，黄廉所走过的路程，他从前的对立面周家喻才是他人生里程的主要见证人，反过来也一样，周家喻的主要见证人也是黄廉，比自己的亲父子亲兄弟见证的更多，这是由客观的政治阵线或者阶级利益最后决定的，不以他们自身的意愿为转移。但是在文革的最重要时刻，他们所代表的两股群众力量，却不能按照现实的政治阵线来形成合力，往往相互抵消，最终被渔翁一网成擒，当权派在人数上很少，他们的强大和力量优势，除了组织严密并在实际上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之外，本身也是造反派内部分化和力量相互抵消带来的。至少在文革初期的时候，造反派内部并没有真正的阶级和路线觉悟，在文革期间的对立和分歧，往往受到一些很小的事情干扰，方向和政治努力过程常常无法正确把握，不过如果没有文革，恐怕连政治意识都不会产生，更不用奢谈什么政治认识了，可能黄廉是以一个政工干部终老，周家喻会变成一个好的工程师，整个国家和民族会处在集体政治无意识状态。文革看来没有解决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要觉察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文革还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想一想重庆文革武斗的牺牲，不能不感叹人类社会认识进步的成本太高了。我在整理这个文章的时候，感到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只是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和经历了长久的磨难之后，才缓慢地成长起来，并跟随着当事人的觉悟而逐步明晰起来的。

二十、 出席四届人大

1970夏天，我在市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因为回家不方便，安排住在工交政治部的楼脚下。有一天半夜，鲁大东来敲我的门，要我准备一份简历，说明天交上来要报到北京去。第二天上班时周家喻跟我见面，问鲁大东跟我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他说周总理来了电话，准备叫我们出席四届人大，我说代表是选嘛，咋个定呢。周家喻说他早就知道了，是梁兴初司令员告诉他的。

隔了两个月的样子，鲁大东对我说，你明天回木材公司去参加小组会，你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大家可能要提些意见，这是讨论通过你的人大代表资格问题，一定要记住不要反驳。回去后，两派的群众都没有什么意见，喊我自己讲一下。13军政委何云峰是军代表，还算是讲原则的，让我们看了市革委会的简报，我这才知道已经把48个人大代表人选，全部下发到基层去讨论了很长时间。车队的刘司机告诉我，鲁大东说把这个老别克车子调给我，我说不要专车，司机说在四届人大会后你可能要去市人委，我这才知道党政机构要分家了，要规范化了。我名义上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但是一切正常的信息渠道完全被鲁大东他们封锁了，每一次参加会议我都能感受到与军队干部、老干部之间的隔阂和距离，反倒要靠小车司机传播一些重要信息给我。后来四届人大长期不开，我就知道中央上层的情况很复杂，也还不是很稳定。

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这一年大量解放干部。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才召开，突然通知我到重庆宾馆集中，全市48个人大代表一道去北京。岳林说你们年轻，路上当个义务服务员，安排我和周家喻照顾一下老同志，他安排周家喻照顾裴昌会，我要求换过来，过去当权派说此人给我当“黑高参”，我要借此机会认识一下。岳林同意了，说我给你们介绍：裴老，他们说你是黄廉的高参，这就是黄廉同志，你们原来见过吗？我说从前没有见过，今天算是幸会。裴昌会说要真能当也是个荣幸，很遗憾是假的，要喊我打嘉陵江大桥，我还真不知道咋个打法。当权派1967年就放出谣言，说裴昌会帮助我们指挥武斗，发武器，策划武斗方略，打下嘉陵江大桥之后还和我一起下棋。我说：原来以为是你乱讲的，他说你就时这样小看我？他后来在火车上告诉我，那些专案人员完全不讲政策，乱整，把我脚杆都打断了，说得老泪纵横。我说这一路我陪着你行不，他说今生有缘相遇，难得。当时他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还是腰板笔直，他说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够熬几年，上下台阶连手都不让我扶一下。我亲眼看到这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亲口诉说自己脚杆被打断的往事，回想到走资派硬把他和我们反到底扯在一起，捏造事实设立专案，陷害了成千上万的反到底群众和干部，心绪难平。

人大开会之前，四川代表团开了支部会议，李大章主持会议，说共产党员要保证开好会，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准串联，审查各种文件的时候，要做好工作，以团结为重，共产党员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我当时不是党员，李大章单独找我说，一定要遵守纪律，小组讨论的时候，讲话要有理有节，要发扬民主作风，你是代表四川人民来的，就应该代表四川人民把会开好，不要自由主义，你要理解中央领导提名你参加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既然你有你的代表性，你就应该对得起四川人民，对得起中央领导对你的关心。四川代表团报到之后，有个原本在受审查的老人家突然宣布解脱，还参加此次人大，他高兴得死了，政治生命对他竟然是如此重要。

我去湖北代表团找朱鸿霞，通过他去找过夏菊花，回来之后李大章追问我去找朱鸿霞的事情，说不要搞派性，我说是通过他去找武汉百万雄师的人，夏菊花不是我的同派。我还戏谑的告诉他，我看见程子华去天津代表团找过解学恭了。

会议开始之后，就发下文件和宪法草案来讨论。周家喻问我对宪法有什么看法，我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草案只有四页纸，又简单又明了。李大章问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一条，我说是四大写进了宪法，李大章反问难道毛泽东思想写进去了就不重要吗？我说毛泽东思想写进去同样很重要，但是过去的文件不是都写了吗？从王明开始，党内历来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出了多次反动路线，关键是没有具体的群众监督权力和措施，如果群众可以去市委贴大字报，那就不一样了。问其次感兴趣的地方，我说还有文革写进去了也很好，如果有人敢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子孙就可以利用这个武器，世世代代都敢造反，发扬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要给人民以实际的行动权利，还给了方法。第二天就要我到大组去讲。

在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有人说王洪文要当委员长，造反派就有人说他是个公子哥儿，李大章问为什么是这个评价，我说他在党内搞了几年没有干什么事情，李大章说王洪文只能学不能比。在正式的大会上，我坐在姓黄的代表那一坨，我看到票上有李井泉的名字，我拿起笔打了个叉叉，有个将军叫黄成连看见了就问：你是四川的？回来之后就找我谈话，周秘书说你只打算当这一届代表。

会议期间，我和周家喻在一起私下里议论，看台上第一排坐的都还可以工作，后面的全是些老人，康生坐在那里口水往下掉，服务员过去帮他擦了两回；邓颖超路都走不动了，徐海东将军也不行了，是拿车子推上去的。我说中国不解决接班人问题怎么得了？中华民族确实需要一场大改革。

大会开完之后，朱德和江青同时来四川代表团看我们，我就坐在第一排首长座的对面。朱德进来之后，看上去就像是个棉捆子，外面是一层皮的，里面是呢子的，再裹上毯子，就在我面前一层层地脱下来，然后就座。朱总司令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两眼都不灵活了。我们欢迎总司令讲话，他首先问是四川的代表吗，然后就说我们是老乡，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等等，最后说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要节约，不要说钱没有用了，都拿来都吃光不好，要节约，把钱存在银行里。说完之后，服务人员又把他原样包起，两个人扶着出去上车，身体都这么差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出来对他是一种折磨。

江青进入接见会场之后，由李大章介绍，一一与我们握手，我就问主席身体好吗？她说还好还好。江青在讲话时，说主席很关心四川，当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发动群众去逐步解决，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讲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培养接班人等等，大概讲了二十来分钟。

会议结束那天，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刚巧跟江华一桌。他的穿着十分朴素，气色也不好，他说自己被关过牛棚。我问他到底是不是走资派，他说我自己不想走资，还是想跟毛主席走。我说那冤枉你了，他回答说毛主席说了要理解嘛。我又问他参加过长征没有，他说当过省委书记的，恐怕还是要长征过才行咯。一会儿孙健来了，我说听说你是个造反派，他说有幸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嘛，我是毛主席教育成长起来的造反派，孙健是天津的，我提到万晓塘，他说在江院长跟前谈资反路线，他会有意见，江华说不干事，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想谈什么都可以。

会议结束后，在京西宾馆我去与朱鸿霞告别，他告诉我昨晚李先念跟他谈了，说了些又是批评又是表扬的话，要他回去之后还是继续回下放的大梧县宣化店公社蹲点。朱说很难工作，省革委会只是有事情才把我们喊去，群众要我们发挥一定的作用，自己面对着那些老干部是无能为力。他说自己倒是愿意继续去跟农民在一起，农民比干部好相处得多，他相信能把蹲点的工作搞好。

我们一回四川，周秘书来机场接我们，李大章见了我说：你们几个又想在人大会上“放卫星”是不是？走的时候又去找了谢文欣是不是？一抔屎不臭，挑起来臭，你们回去之后把大批判工作做好，多跟鲁大东商量。

原来我想在四届人大之后，会有一番新的景象，新宪法那么好；回去只在大礼堂开了一次传达大会就了事，没有任何相应的措施和改进。不要说执行上面有上面有新的起色，连会议精神都没有传达到基层去，重庆市党政机构的工作模式还是一切照旧。

二十一、 从批派运动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届人大之后，我们看不到春风度过玉门关的气象，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仍然是有名无实。还没有两个月，四川就开始“批派”运动了，省里面首先发动，发了很多文件。赵紫阳到重庆以后，先不到市革委会跟我们见面，他在渝中区作报告，讲成都“826”和“兵团”有派性；有人说没有资产阶级派性，怎么没有？批派性是全国都在批，我们四川的“四大名旦”又要表演了嘛，批派的目标就是“四大名旦”；资产阶级派性在这里就有两个政客，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你们要注意，造反派就像水面上的鸭子，水面上看着没动，水底下它的脚动得凶。赵紫阳在会上没有讲他钦封的“四大名旦”是谁，下来之后说就是“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杨志诚听说赵紫阳要把他作为主要批派目标，在家坐着哭。

在鲁大东的授意之下，物资局党委书记李永江跑到市革委会，说物资局、木材公司的群众要求我回去参加批派学习，这个人也是个老红军，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我回到木材站，看到一张迎接我回单位参加“批派”学习的大字报，题目是《派性在木材公司的二十种表现》。会场坐了几十个人，发言都没有点我的名字，最后我说要讲话，他们也欢迎。我说：李永江请我回来，是为了让你们发难，你们又不点名。我说毛主席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们家里就有派性。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讨市里走资派的高兴，你们是怎么对待群众的？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年文革教育了群众，他们都有眼睛，他们心里有是非，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走资派自己没有搞清楚，你们以为还可以象文革前那样，想怎么运动群众就怎么运动吗？不行了，运动初期你们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是你们先整我，还是我先整你们的？我讲这个人事制度、档案制度不合理需要改变，只要你的档案里面被人塞进去一个小纸条，你一辈子就翻不了身，这些事情不是没有，有人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去，说我与古巴的格瓦拉有勾结，你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只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吗？你们自己的档案里面又如何？你们能够应付这样的构陷吗？档案制度、人事评价制度不改行吗？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你们是我的同志，这几年我浮在社会上，与你们的接触和关心少了，这是我的不好。派性，毛主席讲过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什么稀奇。鲁大东们不是要你们批判八一五和反到底的派性，他是要你们批判造反派，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你们要说走资派的权力和尊严是不容挑战和冒犯的，因此八一五和反到底都是要批判的，你们的领悟能力太差。我们一般工人和小干部没有特权和既得利益，只要是你对特权和既得利益有意见，就是派性，你们没有搞清楚吧。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到底是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三项指示为纲，这中间的差别需要好好掂量。参加会议的几十个同志听了我的发言，都默不作声，只有支部书记杨百珍以规劝的口气说：黄廉你要正确对待，李书记一声不吭，夹起皮包就走了。

回去在市革委会一号楼吃饭的时候，鲁大东对我说，别人喊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对群众还是要正确对待，我说群众没有说啥子。鲁大东说你还是心中要有毛主席，中央一句话要你垮你就垮了，批派性是中央和省里叫搞的嘛。我回答说，不要说中央，你在重庆说了也算数，文革前你们都不知整死、整垮了好多人，我一个群众代表垮了算什么。

此后我们就与批派的干部形成了公开对峙，我们要求反右。我和周家喻不得不去成都找赵紫阳，他写好了稿子到会议室来跟我们见面，说很欢迎你们两位过来，我也想找你们二位谈谈，事情太多耽误了，你们来了我们就好好摆一摆。我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你调到四川来工作，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跟你谈话的？周家喻插话是邓小平调你来的吧，赵紫阳回答说人家主持工作嘛，那还用说吗？我追问他在渝中区给干部作报告说“四大名旦”的事情，他说那只是形容而已，你们在文件上面签名都是四个人嘛。我又追问他你说造反派是水面上的鸭子，多少人被整得半死不活，倒是没有听到你说一句话。他说派性还是要批的，依据就是有人不搞团结，不搞生产。我问他到底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新中国历次运动出来的积极分子都受到正确对待，唯有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有无穷无尽的灾难，从“二月逆流”到“批清”，现在又来个“批派”，文革初期资反路线时期重庆的老保“工纠”有一句话“站不完的队，流不尽的泪，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你们是不是在代表工纠，执行“秋后算帐”步骤。你在重庆做报告，又是号召整群众，总是要在群众中间去纠坏人，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赵紫阳说，恐怕二月逆流不复存在了，反到底受压也不复存在了，你要相信我。然后就拿出他事先写好的字条开始念，大意是：各地批派不能挑起新的派性，不能乱扣帽子；各个单位批错了的，要立即停止，并赔礼道歉；造反派进入革委会是副主任以上的都要安排日常工作，不能吧他们当陪衬；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文件。然后就说去吃饭。这是我们这一次见到赵紫阳，我对这个人的感受是：处事圆滑，很有应变能力，善于耍政治手腕，应付我和周家喻的问题非常灵活而富于变通，处处留下“分而治之”的余地。

我们当时从清华大学得到谢静宜的一封信，还有毛主席对刘冰告状信的系列批示，从全国造反派的处境和我们自身灾难不断的体会，深深感到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只是一句空话，当权派复职后就处处对造反派进行或明或暗的报复，许多领导人就是或明或暗地充当这样一股思潮和政治意愿的代表，鲁大东、赵紫阳莫不如此。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都是遭到他们的集体排挤和抵制，我和周家喻的一致意见要揭穿这一切，我们还能够从各种渠道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声音，我们造反派而不是投降派，我们就到处传达，到各个大厂去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文革不是叫我到市委去做官，成千上万的造反派牺牲了，是为了保卫革命路线，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次又一次支持我们，监狱进去了再出来，时至今日走资派仍然在极力反扑，主席和总理还在他们就敢这么顶，还没有到秋后，帐就已经算了好几遍了。他们敢一手遮天，我们就敢捅破天，今天市委还是象文革初期那样封锁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本就不向下传达，还在愚弄群众，我们就相信群众，好在我们还有点影响。

1976年3月21日，我们与鲁大东说好了，他也同意我们去建设厂传达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第二天我们去调车，车队的人说鲁大东打了招呼不去了，我们骂了他们一顿，说我们是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他们恰恰选择了当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狗腿子。队长没有办法又回去请示鲁大东、丁长河他们，丁长河说让他们去，这样才给我们出车。去了之后，我和周家喻已经上了主席台，鲁大东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报告不能作，我说不是事先已经请示你同意了吗？他说我们不同意，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就感到鲁大东在设陷阱。果不其然，建设厂干部开始部署起哄捣乱，会场上起哄被我们压下去了，出来之后，建设厂个别干部竟派人把我们的汽车轮胎给划破了，有工人以我的名义给市委办公室挂电话，说黄副主任要车，结果又开来一台华沙车接我们回去。

五月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是《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要战斗》的长文，周家喻改了一些，发表在《重庆日报》上，占了两个版面。报社的人说还是你们敢说话，清样排好了，鲁大东不让登，还说不撤文章就撤人，我和周家喻带着总编去找鲁大东，说今天不上这篇文章，我就去把机器砸了，明天你就不要想出报，结果还是鲁大东责成总编对文章进行修改，这样才勉强同意登出来。过了一个月，我又写了一篇《评杜鹃山――向柯湘学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市委就跳起来了，要换人。我们揣了稿子去找赵紫阳，问他这篇文章怎么样，问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怎么样，赵批给《四川日报》发了。文章发了之后，我们回去就以这些观点下厂矿去宣传，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必要性告诉全社会，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鲁大东对储运公司经理童野讲“黄廉不是坏人，我们就是坏人。”斗争的性质确实就是鲁大东定性的那个样子。

二十二、 落实三结合与组织路线上的最后斗争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纳新，结果受到走资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文革期间在干部和党建政策上，说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当权派的全面抵制。不仅新人无法提拔，就是在当初成立革委会进入班子的群众，也没有起到监督作用，不仅是当作花瓶和摆设那么简单，而且长期受到排斥和打击。底下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对我们上面的施加压力，说我们投降叛变了，中央打了招呼，为什么不监督落实？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有一系列的明确指示，他们仍然是置之不理，这不是个别现象和出于慎重考虑，而是长期、系统地抵制毛主席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系统地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当权派都是长期坚持排斥文革的积极分子和新生力量的，特别是在1973－1974年之后，我深切地感到各地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回潮，而基层的群众和造反派却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上下两个方面对我们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都有很大的压力。文革过后，他们却把自己掌权时期的种种黑暗和消极现象，转嫁给长期受他们打击和排斥的造反派群众头上，说都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破坏和主导的结果。

因为意见积累多了，1976年6月2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里面扩大到部局长一级，省里面开会也是要求他们“转弯子”，不能把群众代表作为挡箭牌，有问题的时候就用他们来应付群众。市委就把责任推到部局长们身上,说是下面的转不过弯子。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下面的人都说愿意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下说鲁大东不转弯子，岳林也认为市委和市革委会应该遵从中央的文件，转好弯子。到会我200多人都要求市委出一个文件，明确提出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在会议高潮的十来天时间里，鲁大东时不时出席，让参加会议的部局长在那里空谈。我把电话接到会议现场，当着与会部局长的面，给赵紫阳挂电话，说鲁大东顶住中央精神，十多天油盐不进，请他亲自到重庆来解决问题。赵紫阳说他不能离开成都，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汪友根和蔡协斌亲自到重庆来传达了两次，赵紫阳还说是不是请你和周家喻到省里来一下好不好，我在军区有一架工作用的飞机，可以派飞机把你们两个接到成都来。我说部局长们要求要省委来重庆帮助解决问题，要么就是大家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与周家喻商量，很多革委会委员也同意，说把这个会移到成都去开。这样就请交通方面的职能部门解决交通问题，派车去成都，因为考虑到老同志比较多，就要求每车配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鲁大东单独把我叫到五招待所，在芭蕉林的平房里谈话，他说你们这么搞省委会怎么想？我说是你鲁大东无能，你认为你一个人比200多个部局长高明，压着中央精神不让落实，想要一个人一手遮天，我们只好直接去省里了。他说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不能组织部局长去省里，这是很错误的，你要考虑后果。我说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鲁大东说，你无非是为你的入党问题，工作安排问题嘛。我说你鲁大东惯于颠倒黑白，我从来没有向你提出过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是200多个部局长到底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从1968年成立革委会以来，你从来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都是玩弄权术，是你本人一手造成的，你本身很无知，群众对你看得很清楚，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转弯子”，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你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群众对你的印象会好吗？

鲁大东说，我还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吗？笑话，我参加过七大，见毛主席的次数比你多得多，见的中央领导比你多得多。鲁大东激动起来了，说，我不执行吐故纳新政策，你知道是谁把汪友根推荐到省委的，是谁把熊代富安排当市团委书记的，这些是不是造反派？我站起来顶，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市委的方向问题，我没有老资格跟你比，但是比你老的多得多，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你我都要做的，你说的那几个人，你心里最清楚，成千上万的群众代表不能发挥作用，这个情况也是你比我更清楚，我们谈的是多数人的问题，你在组织路线上还是在执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那一套，还是文革初期组织保守派保护你们特权的那一套手法，你心目中间对真正的造反派成见很深，你玩的是一种权术。鲁大东同志，我很不客气地跟你讲，你确实算是个党棍、党阀，把党的威信作为你个人的权术工具，我这是从文革到现在就你的行为表现来讲的，历次运动承受打击的都是群众，每一次运动你们都玩弄权术转移斗争目标，文革初期的错误我们不讲，从清队、清查五一六到批派运动，你鲁大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整谁就整谁，为什么每一次运动你都搞错了，灾难都是落在群众头上，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鲁大东最后说，你是铁了心要把他们弄去省委了？我说你能说这200多部局长都是派性作怪吗？我说愿意去的才上车，到省委身边去解决问题，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去，也希望你鲁大东同志和我们一起去。他说我有事情。

那个时候已经是7月下旬，天已经热了。第二天早晨，参加会议的260多人，有230多人上了车，往成都开。我看到市委领导干部里面的钱敏、丁长河和徐庆如都在车上。车子开到成都锦江宾馆之后，宾馆说没有准备饭，还说省委没有喊我们准备房间，赵紫阳就这样耍两面派。我找到总服务台，周家喻说他是常委，要服务员拿钥匙来开门，结果只开东楼的两层楼，房间差些。我和周家喻去找赵紫阳，他避不见面，我说赵书记不是要拿飞机接我们来吗？怎么我们来了又不见面呢？赵的秘书说，你们都来了，重庆还工作不工作？我说重庆还有鲁大东嘛，没有鲁大东还有其他人嘛，怎么会停止工作呢？

根据鲁大东死后他同僚的回忆，他头天下午带了两个办公厅的处长，赶在我们的前面，连夜就去成都了，第二天清晨在金牛坝招待所面见了省委主要领导，与赵紫阳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赵紫阳和鲁大东就分别找各个部局长做工作，几个人一组，分别做工作。把我和周家喻，还有几个副主任和常委甩在一边。我下来说，鲁大东已经在省委，要跟你们个别谈话。做完一批就走一批，部局长们经过三天的工作，就走得差不多了，每天重庆都有很多小车来接，我问物资局赵局长，他说打招呼是有，有个解决方法问题。周家喻说人家权力比我们大嘛，赵紫阳出面进行各个击破。我说省委这样做很不严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通过这一件事情，我进一步体会到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斗得死去活来，都是找错了对手，真正的对立两派是当权派和造反派。

后来他们派蔡协斌、汪友根来找我，我把汪友根臭骂了一顿。蔡协斌说你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对的，中央讲了底下不执行怎么行呢？但是要讲究工作方法；他苦笑着对我说：黄廉啦，一种旧意识的消亡是何等痛苦和艰难。我住在西楼跟服务员摆龙门阵，小顾告诉我周家喻已经回去了。赵紫阳善于做分化瓦解工作，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总台告诉我赵紫阳来找过你。晚上赵紫阳一个人来找我，他告诉我其他人都回去了，我说你的分化工作做得好嘛，我还没有底，所以在这里等你来，你是个两面派。赵紫阳说省委有省委的考虑，我们也有自己的威信；黄廉你先回去，好好与鲁大东交换意见，赵紫阳还说你的工作安排不是在省委；中央领导还是很关心你的。我说鲁大东玩弄权术已经七八年了，我不当这个副主任行不行？回去之后周家喻就很听话了，人都不好找了，各个部局长回来之后，就再也不谈转弯子的问题了。中央的政策和路线，就是这样继续胎死腹中。

过了不久，省委就下了文件，说要黄廉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周家喻在重庆市分管宣传。省里面的七个群众副主任也都分配了日常工作，邓兴国管工交，王恒霖管计委，彭家治管建委，江海云管宣传。重庆市李木森不好塞，就放到民兵指挥部里头当副政委。我心里暗暗好笑，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落实何等艰难。下面的群众长期挨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荣誉职位和空头官衔也就有安慰作用，转弯子和吐故纳新的组织路线，在下面就是这样搪塞过去的，孙悟空当“弼马温”开初也是很高兴的，基层没有地方就塞进生产、财务里头，没有官衔就帮助看车间安排当一个班组长。后来说文革中间造反派如何夺权，1976年给造反派“补台”，也就是造反派掌权“最多”的时候，重庆和四川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从来不去计委上班，也不看文件，计委主任是个善良辛勤的老太婆，她要我去看文件披阅文件，我说你这是戏弄我，每件事情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我干什么，我看了文件头都大了，我说你们干部要换，找我商量吗？那时正当钟表厂要上一台进口设备，向省里申请外汇，省里就是不批，要我去省里办这个事。林老太婆夹着个皮包找到我家里，说你看这个报告省里平衡不下来，市委讨论后想请你跑一趟省里，我说你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叫鲁大东去，我说我不再受你们的戏弄，我愿意回原单位去当小秘书。林老太婆说上次省里把部局长劝回来，但是全省的问题都借此解决了，还是有促进作用嘛，你不要怨我们，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钱敏找我，还是要我去省里走一趟。我心里想着出去走走、听听也好，就拿了东西准备去。跟我调车的时候，说把最近弄来的奔驰500给黄副主任跑长途，这些个方面当权派们倒是很注意拉拢工作。到了省里面之后，我才知道重庆和省里在分配财政收入上的矛盾之深，在下川东的财政收入支配方面争执很大。我找到王恒霖，他说老干部不同意，说重庆市的用汇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了，事隔几年之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才给钟表厂进口设备的外汇指标。在给我们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把一些你不懂、或者是根本办不成的事情交给你去办，毛主席说关心和培养新生力量，他们就是这么“关心”的，你办不成事情正好，他们在一边高兴，反过来在口号上倒是说的蛮好听的，什么“传帮带”“提帮让”。

1976年二三月中央打招呼会议过后，省里面派蔡协斌和汪友根到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来，帮助重庆落实政策。他们跟我讲，说你是工厂里面起来的造反派，中央很关心你，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你的入党问题。在中央会议上江青同志、春桥同志都很关心你。又问是不是你曾经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同志，她看了之后觉得诗很好，把这首诗谱成歌曲发到全国去唱，她说你的革命意志很坚定。你的入党问题周总理也很关心，重要的是你和鲁大东的关系不好，鲁大东抓工业是个内行。蔡协斌还说你的工作确实不是由省里来安排，我们这次下来做工作，希望得到你的配合。文革已经结束了，你所做的事情，省里都知道，中央还是看得起你的。看来你要配合我们，要转变鲁大东对你的看法，你也要相信鲁大东搞好与他的关系。

他们问我对鲁大东的看法，我说鲁大东就是标准的走资派，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例如一号专案到如今不给老百姓说清楚，也不给大批受害者落实政策。汪友根说，老黄，我还有一些看法，今天这个事情，你要为周总理、江青同志争个气，主要的障碍就是你和领导的关系。我说既然你是下来做工作，就不要打官腔，哪个到单位里去做工作，是去发动干部抵制我吧，群众对我有很多意见吗，还是当权派对我有意见？入党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要是我的立场和观点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是我本人的问题，这个党我就不该入了。他们说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不要骄傲自满，还是要按照组织程序来，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还是要在本单位履行手续，要在本单位支部讨论通过。

一次我在一号楼与岳林谈论转弯子的问题，他起先不高兴说你去找鲁大东，我对他这个态度很不满意，想到他是老红军，还在发哮喘病，就算了，不想跟他理论。我要走的时候，岳林说，据我所知，你的问题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江青出来说了两三次，李大章也讲过，中央的态度冲不破地方阻力，除了别人的问题之外，是不是你也有霸道作风，你入党是不是有人认为有威胁，另外你长期脱离原基层单位，党支部看不到你，中央和省里面领导都做了工作，中央甚至催问这个事情，你还是经常回单位去。我回单位之后，支部书记是个女同志叫杨柏珍，我们还谈得拢。她说汪友根和蔡协斌来过，组织部也问过这个事情，她希望我经常回基层，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后来又听说江青在中央会议上说她要亲自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叫出席会议的唐克碧跟她一起当介绍人，唐克璧说她不认识我而没有接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唐克碧没有被作为“三种人”扒下来，据说就是因为她曾经抵制过四人帮。

支部开会讲党课的时候叫我也参加，原来的同事看见我回去，觉得很亲切，就算以前派性最强的人，曾经说我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人也没啥了。党课讲完了，大家都鼓掌要我讲话，我讲在革委会的工作。有一个储运员刘忠海愿意当我的介绍人，从前是八一五派的。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他们又起哄要我自己选一个入党介绍人，他们说你是个领导，你自己看这里哪个有资格介绍你。我就说要选一个老共产党员，而且又是从前反对我最激烈的人做介绍人。我就挑选石秀亭同志，她从前是反对我最凶的，说我投靠江青江妖婆。我说她是我的对立面，如果介绍错了，说明对我反对不彻底，如果介绍对了，说明派性已经得到了克服，结果她面红耳赤，也同意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回去之后，才知道蔡协斌和汪友根真的去基层做工作了，以前只是隐约听说这个事情。不久公司总支委员会就全体通过了我的入党问题，要我填了表，第二个月就要我开始缴党费。我回到市革委会告知鲁大东，说我的组织关系解决了，问他组织关系是留在原单位还是转到市革委会来，他脸色铁青，说叫单位出个简报来。后来才知道鲁大东对我的入党问题是极力抵制的，是四川省委越过他直接去基层打招呼的。

根据鲁大东死后他的同僚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是1976年2月份鲁大东在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和张春桥当面质问鲁大东“黄廉为什么不能入党？你们不介绍，我来当介绍人。”会后，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曾经专门召集重庆市鲁大东、丁长河、徐庆如三位书记到成都开会，会议的唯一议题是劝说重庆市委，同意江青点名的那个帮派头子入党。回忆文章说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大东同志这次就是不顺从，还对其他两位书记打招呼，对此人的入党问题，市委不能同意，不能表态。

一次我和周家喻同志去省里，在从成都回重庆的路上，谈论到底什么是走资派，在经过沱江的时候，我们看到江上有渔翁凭借鱼鹰捕鱼，就停车下去观看，渔人在鱼鹰的颈子上加了一个套环，鱼鹰捉了鱼之后就无法下咽，渔人就把鱼鹰无法下咽的鱼取出来，丢进了他的鱼篓子。周家喻说那个渔翁的状态有点象走资派，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让那些鱼篓子永远也装不满的渔翁来主导一切，渔翁们要想办法让鱼鹰永远吃不饱，这样子鱼鹰才会总是积极地去为他捕鱼，走资派也是要人民群众无休止地去为他们创造财富，而且他们还要尽量压低多数人的经济状况，这样人们才会象鱼鹰难以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乖乖地去接受少数人的敲剥。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沉重，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似乎纠结在一起，难于索解。

二十三、 毛主席逝世之后

我们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觉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做入党宣誓仪式，回市革委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问我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在悲恸之中哭得昏过去了，有个别干部却在一旁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厉害。中央9月18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月22日我到成都找赵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26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老两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十月八号就有群众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庆大学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政变谣言已经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市人大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双手抱胸，没有鼓掌。结果下面就有人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别人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我很显然就是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好靶子。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的升迁准备一点政治资本。到市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你事先晓不晓得，我反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积极分子庆贺的鞭炮声不断，我住地对面是常规兵器办公室，晚上楼顶架起几挺高射机枪，对天射击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锣打鼓表示他们很开心，第一批上街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服务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大概就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变化吧。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一片心事浩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共产党的未来演变感到忧患万分。有人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等讥笑言语，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军队的官员跟我开一个苦中作乐的玩笑：你想跑吗？我建议你去尼泊尔，他说他们曾经在边境驻防，可以叫边防军放我通过边境，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要意思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我说是不是要转回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来当走资派挨斗，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乱，老是希望出现奇迹，传说也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来木材站来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兵器办公室的人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了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鲁大东这一次得意忘形的样子也不想掩饰了，他把双脚翘在茶几上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你要表态的，今天我跟你谈话，是代表党组织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跟你谈的，你要认清形势。

二十四、 从隔离到判刑

14号那天市委来了辆小车，我妻子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的级别比我高，经常去北京开会，你们与四人帮的接触和联系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说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屋子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我起身去卫生间，就有两个保卫人员随行，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被他们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改造成临时的监舍。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监视人员从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一个主任柳传成说，他是市委“清查组”派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们早上8：30开始，下午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30休息，去厕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我想要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看他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这一个电话还没有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来找我谈话，本单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楼梯口来看，由于隔离措施很得力，一般人无法接近我。

12月份就把我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卫兵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正规军了，还有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其间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有时我从缝隙里看到换岗人员往弹夹里压子弹，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说“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978年开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二钢、望江厂、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被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还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有一次是弄到捍卫路科技情报所礼堂接受全市财贸系统的批判，出场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员”，没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还要他们低头弯腰。出来揭批我的，是一位银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请我去作报告的长辫子姑娘，她的发言稿也许有一点言不由衷吧。在特钢批斗会上，陪斗的有王敢斗同志，他昂着头、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确实配称“敢斗”的勇士，看到许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后彻夜难眠。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太不象话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以后每到一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在几次批斗的时候，有人假装跑上来质问、抓扯，暗地里趁机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但是心里还没有服气，以后他们就不让那些对我们很“气愤”的人随便上台来了。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

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喊：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你们跟着他们两个追赶什么。这个时候才跟周家喻接上头，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楼，我在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斗，有时候是三个人一起，甚至我已经被关进看守所了，还从监狱压倒物资局拍批斗电影。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差；那个会很大，在全川广播了，批斗会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在拘押审查期间，尽管十分困难，我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在宣布逮捕后的某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党籍，都有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他们根据什么来承认，又是根据什么来不承认的？这样的搞法是极端不严肃的，是糟蹋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入党之后又不承认的，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你给我退回去，还请转告他们：黄廉不但不签字，还抗议他们这样无知行为。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等到邓小平他们推翻了四届人大的宪法，又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来整治我们，即便是按照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也是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因此他们就公开进行枉法裁决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1982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已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些，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每个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对面的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你讲。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标牌，她是什么人？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诉人据说是重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姓雷的，在那里选读起诉书，说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什么叫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杀人放火，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你们多数人自己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么快就忘了吗？上午搞了两个小时就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在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样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违心之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我杀？动机是什么？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说：黄廉，是我在审你，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说，那还问什么，你不就是要把我问成一个反革命吗？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监狱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老实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后他们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文字和措辞的捏造改变不了铁一般的事实，完全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当时谁不拥护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直接执行他们的指令，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你们已经证明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并发动的，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们说仅仅是几个小丑就搞乱了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笑话奇谈；你们又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极力反对武斗并带头执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们是没有分清到底是谁在制造派性、挑起武斗。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末了我就喊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警察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旭草草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限制我在10内向省高院上诉。我说我不服，我将向人民上诉。审判长站起来大吼：将罪犯黄廉押入监狱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时我开始讥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法兰西内战》吗？真的理解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吗？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谛吗？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奋笔写下了自己的上诉书。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高院副院长赵立三来与我见面，他说黄廉，我看你还有点理论素养，上诉是没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庆中院和省高院能够定的，我看你还是平静下来吧。然后就把我转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的穿着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与我隔墙。我想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高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对我的枉法判决已经是变相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这就是我的希望，还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两年之后，一家香港的杂志发表了我在狱中的情况，甘肃一家名为《驼铃》的杂志转载了。上面来审查，搞了很久。大概是87年还是88年的时候，监狱政委喊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减刑你不想要，我们帮助你和刘张报了保外就医，报到中央领导乔石同志那里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让他呆在那里吧。我们准备叫你去一队给犯人讲一些哲学、爱国主义教育什么的，帮助监狱做点工作。

在大竹监狱，我每天撕下一片日历，白天等黑夜，黑夜盼黎明，熬过了十多个春秋。当我撕下1994年11月13日这一页时，晚上我就去办公室喊教导员，说我的受刑期满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说今天已经通知了，省里有个司法厅的曾副厅长要见你。我把书籍捆好，找出来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中山服穿上，狱政科写了个释放证和户口转移证，还发了100多块钱的路费补助。王政委说对你的人格素质，在我心目中间不同于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记者来录像，也不要来车队，不要放鞭炮，给我们监狱留一个面子，你的案子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免得附近老百姓来看，又说大足监狱关错了一个好人，现在才放出来。我说王政委，我在这里，你们管理上也还合理，十多年来也没有弄死我，明天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

王政委说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这点权力还是有的，当天晚上我一出去就看见了来接我的人和摄影机，大概有十来个单位，他们就住在荷花池宾馆，我住到13军炮团的招待所去，在我被隔绝18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招待所里面已经有了大电视机和席梦思床。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非要拉着我再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照相摄影，这样十几台车就从大竹出发回到重庆。派出所先不给上户口，经过了几次斗争才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在花甲残年去适应这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自谋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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