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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岁月如歌.之.文化大革命（连载一）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当时我们刚读完高一，虽然这段历史发生在我的中学时代，但是这场运动实在太大了，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无论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得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对于我一生的前途、命运乃至政治生命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把“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八年末这段历史单独拿出来写。
写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写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历史，而是写我在这段历史中的经历。不涉及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和评价，如果有所涉及，也只能涉及我个人，不影响整个历史。我的目的是为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我个人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评［海瑞罢官］的高潮，［三家村指：邓拓、吴含、廖沫沙三个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已率先发动起来，矛头直指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谓十七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地处偏僻小镇，山高皇帝远，虽然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却只有出出版报，学学报纸，再无其他举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份，我们还在暑假期间，中共中央在八届四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共分十六条，人们简称为：［十六条］。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学校，帮助接待初、高中入学的新生。接待工作刚刚开始，学校领导便传达了上级的精神：一是初、高中新生不入学，一律返回原校；二是所有在校生一律停课参加运动；三是开展“四清”运动的地方，由“四清”工作队和当地党团组织共同领导运动。当时农安县就是开展“四清”的县，此时县里的工作团，各大区的分团和公社的工作队都已经到位，只是还未有向基层派出工作组。
停课以后，学校统一组织全校师生学习［十六条］，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的［社论］及有关文章。通过学习，同学们纷纷要求上街游行，庆祝［十六条］的发表，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校学生会的干部、各班级的代表前来找我商量。我找了校党支部书记董世兴、团委书记贾悦生，反映了全校学生的要求，他们表示：四清工作队还没有进点，他们不好表态，同学们既然找了你们学生会，就由你们决定吧。我认为上街游行是广大同学的一致要求，势在必行，学生会就是代表大多数同学意愿的，因此我决定带领学生会组织这次活动。我召集全体学生会干部和各班级主要干部开会，对这次游行的路线、标语口号、组织领导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会后各班级分头准备，学生会指定专人起草［农安二中全体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学生会召开会议的当天下午到第二天一整天，同学们贪黑起八点整，随着一阵清脆的钟声，同学们像决堤的洪水似的从各自的教室里冲了出来，各班级在自己的教室前整理好队形，秩序井然地来到指定的集合地点，各班的队前都是四个人抬着用大黑板临时做成的标语牌。每个班级都打着鲜艳的红旗和五颜六色的彩旗，有的班级还为每人只做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小彩旗，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从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这种激情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激情的鼓舞下，在力量的支配下，每一个人都做到了高度自觉，尽管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中没有一个校方领导，没有一个老师，秩序却是非常好，十八个班，一千来人的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每班一个领队，我是总领队.游行开始以后，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游行队伍从学校的北门出去，像一条怒吼的巨龙，向着街里滚去。“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震撼着大地，震撼着围观的每一个群众的心田。当游行队伍走到伏龙泉镇委时，队伍暂时停了下来，四清工队的领导出来接待了我们，我们当众由学生代表宣读了［农安二中全体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工作队的领导讲了话，明确表态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这次游行活动拉开了农安二中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游行结束的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学校工友到我们班教室找我，说值班室有我的电话，那时信息极不发达，这是我有生以来接的第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通过姓名之后，她说她是工作队的，问我学生会有没有办公室？我说：“学生会和团委合用一个办公室。”她说：“咱俩通完话以后，你就到办公室等我们，除你以外不要有任何人在场。”放下电话以后，我心里非常激动，这个电话起码说明一个问题：我已经成为四清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对象了。下午三点左右，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自称是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他们这次跟我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和我研究如何按着［十六条］精神，尽快地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当时我们共同商定：［一］学校“文革”成立之前，工作组暂时不和全校师生公开见面；［二］原校学生会作为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由我主持这个筹委会的全面工作，不需要请示校方，也不用向校方作任何汇报。
在与工作组见面的第二天，我召开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原学生会的全体成员、各班的班长。会上在反复学习［十六条］的基础上，讨论制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条件，选举的办法，名额的分配及选举的时间等等。会后经过三、四天时间的酝酿和选举，学生中的二十三名委员都已顺利地产生了，教职员工的两个名额却出现了问题，几次提名的候选人都得不到多数票的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与工作组的协商，征得筹委会其他成员的同意，决定教职员工中的两名委员暂时空缺，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在工作组的协助下，召开了第一次文革成员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选举主任、副主任，讨论机构设置和人员的分工。会上大家推举我为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选出了两名副主任：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原学生会文体部长邱占海，另一个是高中二年二班的宋兴新。经研究“文革”下设五个组：秘书组、材料组、后勤组、组织组、宣教组。这次会议还讨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日程，大会报告的要点，并决定第二天下午召开成立大会。“文革”成员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我在工作组的协助下起草成立大会的报告，其他成员全力以赴地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
召开文革成立大会的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初，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晴空，天高气爽，骄阳似火，上午各班的同学就为下午大会做起了准备，庆祝“校文革”成立、文化大革命好的标语口号、大子块，从校园里一直贴到伏龙泉镇里。有些班级还借了锣鼓和彩旗，为大会之后的游行活动作准备。
下午十二点半，离大会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全校师生就都已经高高兴兴、整整齐齐地坐在学校的礼堂里，礼堂周围的墙壁上，挂满了同学们亲手设计的条幅，主席台里面的幕布上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画像的两侧是鲜艳的五星红旗，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上写着：农安县第二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两侧的条幅上分别写着：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定；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主席台上坐着文革的全体成员，在来宾席上坐着伏龙泉区四清工作分团、伏龙泉镇和伏龙泉公社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坐在主席台正中央的我，此时此刻心情既激动又紧张。这个主席台并不是陌生的：多少次我站在这里接受校领导颁发的三好学生的奖状、优秀干部的奖品；多少次我在这上面，站在麦克风前代表全体学生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多少次我在这上面为庆祝国庆节、五四青年节表演过节目。那时每当我走下主席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除了有些自豪感以外，浑身轻松，没有一点压力。然而今天则不同了，当我在报告中宣布：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之后，我将成为这所学校的主宰，过去我当学生会主席时，在我的背后有党支部、团委会、教导处，而今后只有靠我和文革的成员们，我们所领导的是我和在座的所有师生员工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革命，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一个还未满二十岁的大孩子肩上，我深感力不从心，也深感责任的重大。大会正式开始了，在师生们雷鸣般的掌声中我走上了讲台，我的讲话不是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这掌声代表了全校师生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这掌声给我了力量和勇气，这掌声增强了我的必胜信心。
文革成立大会之后，全校师生到镇里游行，在游行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进行“破四旧”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的力量，真正是所向披靡，畅通无阻。当然这里边也有些行动是过火的，比如我们在这次“破四旧”的活动中，将天主教堂钟楼上的十字架给拉了下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收音机里传来全国大中城市的红卫兵正在实行革命的大串联，各地红卫兵到首都北京、到上海学习革命造反的经验，全国各学校红卫兵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于八月十八日、八月三十日两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又都坐不住了，大家纷纷找文革，要求外出串联。然而四清工作组态度非常明朗，他们不同意我们马上去串联，希望我们把揭发批判原校领导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再去串联。在文革成员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马上出去，一部分则同意工作队的意见。当时我想：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还没有开展工作就出去串联，似乎有些不妥，因此我反复与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一起，和四清工作组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意见是统一了，揭发批判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我的心里却非常清楚，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开展揭发批判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果然，揭发批判工作只草草地进行了三天就不得不收兵了。紧接着就安排串联的事宜，这时候我和工作组又打起了如意算盘，那就是出去一半人串联，留一半人在家继续搞揭批。因为当时发展红卫兵的工作是在文革成立以后进行的，大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同学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还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卫兵。因此我们决定：由我和文革副主任宋兴新带领红卫兵到长春串联，副主任邱占海带领其他同学在家搞运动。其实这样的安排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就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来看，从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到六七年的一二月份，这段时间就是全国性的大串联阶段，“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到北京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说成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因此大串联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去长春的人刚走，留在学校的人也就都散了，自己找车去了农安或者长春。就是我亲自带着出去的那些人，到了长春以后也就无法组织了，有的北上去了哈尔滨，有的则南下去了沈阳和北京。去北京的同学十分幸运地赶上了毛主席于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再一次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小将。
我们在组织回校的同学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准备深入揭批原校长夏云辉、党支部书记张升武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时，有些同学贴出了大字报，内容是：在学校有一条阻碍运动发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运动的深入发展极为不利，而在我们学校推行这一条路线的，就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很明显，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对于这一点我是早就有准备的。因为在大串联时，我已经发现全国各地大学、中学的原学生会主席在运动中或轻或重都受到了触及。他们中有的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红人”，有的由于在运动初期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而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理人，被说成是修正教育路线的殉葬品。和他们比，我幸运多了。
我没有因此而消沉，当时我想：我本人没有错，从文革筹备的那天起，每一步都是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进行的，要按着工作队的意见，根本不同意我们去串联，还是我带头冲破阻力，带领大家首先走出去的。当时全国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四清工作队都已被群众赶了出去，XX县的四清工作队还在正常工作。当时我个人认为：工作队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神秘化，标榜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二是扩大化，毛主席说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而四清工作队在农村却将百分之九十五的现任干部，往前找三年的下台干部，全都集中起来交待问题，名曰“上楼”；三是求稳怕乱，这与阻碍群众运动的界限很难分清。所以我当时没有和给文革贴大字报的人做任何解释和分辨，我组织部分同学也写大字报，矛头直指四清工作队，我们的大字报没以“文革”的名义，也没有贴在校内，而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贴在XXX镇里最显眼的地方，而且是连续的，由“一论四清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五论”。我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好评，很多人通过张贴大字报、大字块表示对我的支持，并且强烈要求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到学校接受批判，并且向全校师生做出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走进了区委办公室，，四清工作分团办公室赵主任见我进来，站起来说：“一家子来了，请坐”。坐下以后，我说：“我要找分团领导。”老赵说分团领导正在开常委会。我站起来走进了分团领导的办公室，里边确实有五六个人在开会，见我进来，分团长很客气地对我说：“小赵，你有事？”我说：“我今天来，客气点儿说，是下通知，不客气地说，是下通牒。内容很简单，就两条：一是分团的领导、镇委工作队的领导明日上午八点到二中接受批判；二是公社工作队必须停止扩大化行动，并立即释放被关押的贫下中农。”分团领导笑了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就不说别的了，明天按时参加会议就是了。”回到学校，我安排了批判会的一些事以后，就领着几个同学到街里贴“海报”去了。一些农村来赶集的群众，看到我们不但给四清工作队写大字报，还要批判工作队，都很不理解，也都很害怕，有的甚至见到我们就躲得远远的。我的亲属、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小学的老师，他们好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么干能行吗？”我告诉他们，这是运动发展的需要，全国都在这么干，我还请他们回去以后转告被下甸子大队工作组关押的干部和群众家属，让他们不用担心，三天之内人如果还不放回去，请他们派人来找我。
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到学校接受了批判，做了检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实际情况告诉我，要想再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是不可能的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名存实亡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下一步运动还怎么搞，我心里也没有底。正在这时候，大串联的第三个高潮又来到了，早在十二月初，党中央、国务院就向全国红卫兵发出了徒步串联的号召。口号是：发扬红军长征的优良传统，重走长征路，再上井冈山。我们学校已经先后组建起了好几支长征队了，有的已经出发，有的整装待发。出于逃避也好，出于豪情也罢，我也和我们班的张振林共同发起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最后筛选出包括我在内的十二个人，我们计划：先到北京，然后直下湖南，奔毛主席的故居—－韶山，最后到江西的井冈山。当时有很多人想参加“长征”，多数是由于家长不同意而没有参加，也有部分人怕苦怕累而不愿参加，还有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不能参加，张英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她当时由于患了关节炎而没有参加长征。
我们的长征队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的，当我们走到南校门时，正好碰到张英，她向我们招了招手，并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几年来，我们不仅在一个班读书，还同时在学生会里工作，经常见面，经常打招呼，然而唯有这次她望我的这一眼，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是我对她又一次产生了好感，并由此从量变到质变，使她在我心中真正占有了位置。
我们的长征队从伏龙泉到长春，一路上遇到其他长征队并不多，出长春以后就不同了，长春到沈阳的公路上，长征队一支接一支，每支队伍都打着红旗，每个队员都背着背包。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飘扬，每一个长征队员都是满面征尘，一身豪气，都有一股“心有凌云志，欲上九重天”的雄心壮志；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真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我们队在路上大家编了两句顺口溜，作为我们的具体行动口号：不贪黑，不起早，精力旺盛身体好，不起早，不贪黑，见着红旗就得追。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要休息好，只有身体好，才能保证完成长征任务；［二］在保证休息好的基础上，在每天前进的途中，只要看见前边有红旗，就一定要追过去。这样撵着红旗走，超过一个目标，又奔下一个目标，走起路来有奔头，既提高了速度又不感觉累。一路上大家脚上磨出的血泡好了一茬又出一茬，因为我们是在严冬季节出发的，所以在路上，停下来就寒风刺骨，走起来又浑身是汗，棉袄的后身让汗水浸得棉花和布成了一体，硬梆梆、黑亮亮的，走起路来哗哗直响，用手一摸，像铁板似的冰凉梆硬。这种种苦和累，我们都默默地忍受着；最不好忍受的是饥饿，当时我们都只有二十来岁，一日三餐虽然都吃得饱饱的，但上路时间不长就消化得差不多了。出发时学校给每人发了两个月的伙食费，共计十八元钱，多数人家里再没给拿钱，即使是拿，也拿不了多少。因此无论怎么饿，谁也不敢买零嘴吃，那时物资又非常紧张，有时你想买，也买不到。同学们咬紧牙关坚持着，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
走出吉林，进入辽宁境内以后，每到县以上红卫兵接待站，我们便试图采取打欠条领取饭票，节省下现金用来在路上买些烤地瓜吃，以解决饥饿问题。这么做也不太容易，经过大家集思广益，主要采取三种办法：一是编谎话，每到一个接待站，我们就说出发时学校就给带半个月的钱，现在我们已经用完了，汇款在途中，不知哪天能到；二是讨好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获得好感和同情，比如我们到沈阳东北工学院接待站，当时去办理食宿的人非常多，而且我发现这里一般不允许打欠条，我和张志成同学站在一边想办法。我们发现这里的人太多，秩序很乱，工作人员忙不过来。我和张志成走上前去，首先帮助维持秩序，把挤在一起的人排好队，按次序办理手续。排好队以后，张志成在后面继续维护秩序，我在前面帮助工作人员收钱，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都办理完了。一个女同志很客气地对我说：“多亏你们二位帮忙，谢谢了。”我说：“先别谢，我们还没办呢”。她说：“你们也是长征队的？”我说：“是的，因为我们没钱了，所以等到最后，顺便帮帮你们的忙”。这样，目的很顺利地达到了；三是多报停留天数，比如我们本打算在沈阳停两天，我们却办了三天的饭票，这样，两天吃三天的饭，当然可以吃饱了。我们利用这几种办法，一路顺风。然而，在锦州市的凌河区红卫兵接待站却遇到了麻烦，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上边对徒步串联有个规定：要求凡是出省的都要带县以上的介绍信。因为不顺路，我们没有到农安去换介绍信，准备到长春以后到德惠地区专员公署换介绍信。到长春的当天下午，我去了专员公署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里只有两个人，他俩正在说话，听他们说话的内容，我知道其中有一个是九台一中的，也是来换介绍信的，另一个是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两个人是老乡。我把学校的介绍信递上以后，工作人员边和那个学生唠嗑边往纸上写字，开始是用钢笔写的，后来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农安二中的？”我说：“对。”这时候他放下钢笔，拿起毛笔还是在原有的纸上按我的介绍信写好，盖上公章交给我。从长春出发以来，一路上我都是使用这张介绍信的，从来没有出任何问题，我也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张介绍信。到锦州市凌河区接待站，当我提出钱用完了，请求允许出欠条时，接待站的一个女同志重新拿过我的介绍信，仔细看了一会儿后对我说：“你先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领导。”说完她就到后面去了，待一会儿把我也叫进了里边，屋里有四五个男同志，其中一个五十左右岁的人端详我半天后问我：“小伙子，说实话，你这张介绍信是拣来的还是偷来的？”我十分吃惊地说：“介绍信是在地区换的，怎么能是拣的和偷的呢？”她十分严肃地说：“你知我们这个接待站的人都是哪来的吗？我们都是区公安分局的，你这点小把戏瞒不了我们。”我说：“你说的话我听不明白。”他拿出了我的介绍信指点着对我说：“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看看，原来的介绍信是用钢笔写的，你弄来以后又在上面用毛笔写一遍，冒充红卫兵到处招摇撞骗。”我仔细一看，可不是怎的，钢笔字体可以清楚地看出：“九台一中，某某某，十三人。。。。。。。”等字样。这时候我想起了在地区接待站的情形，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人家说什么也不信。后来我说：“你们可以到凌河区第五小学把我们队里的人都叫来，同时叫他们把我的背包捎来。”不一会儿，我们队的另外十一个人都来了，接待站的人分别和他们都谈了话，我又从背包里拿出备用的两张校文革的介绍信，这样他们才相信我。接待里那个五十来岁的老同志非常负责任，他说：“为你们在别处不遇到麻烦，我们给你们开个证明。”
我们到达锦州时,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了,从锦州文革的形势看,从报纸\电台的报道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串联的的第三个高潮已经接近尾声,大串联阶段即将结束.这一新的阶段的标志是:由运动初期文革领导运动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的”革命造反组织”,这种形势越来越明朗,当我们走到秦皇岛时,已经十分清楚了.此时我已经无心再走下去了,为了不动摇全队的决心,我没有和大家直接说,在秦皇岛休息时,我组织大家学习有关报纸上的文章,和全队共同讨论文革的新形势,然后说出我想返回学校的想法,征求大家的意见,队里有的人提出全队返回,对于这个意见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们队里有四五个同学前两次没有去北京,这次恐怕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到北京的决心不能动摇.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见:那就是他们继续前进,我由秦皇岛乘车返回学校.
我们这支长征队于六七年一月末到达北京,赶上了毛主席二月初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我从秦皇岛乘火车到长春，因为当天由长春到伏龙泉没有车了，我便决定绕道农安再说。到农安车站刚一下车，便遇到了几名二中的同学。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二中现在已经成立了好几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几个都是“无产阶级造反大军”的，现在他们全军都在农安，住在县委第一招待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原县委常委通过组织手段，罢免原校长夏云辉的官。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随他们几人来到第一招待所。见到了“无产阶级造反大军”［简称：“无造大”］的所有成员，其中除四五位中青年教师和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姚象山以外，全都是初中学生，总人数为一百人左右。他们能够抓住原校长夏云辉不放，用当时的话来说，那就是抓住了运动的大方向，因为［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是对的。另外，他们又和四中的“红旗造反兵团”、十五中的“造反团”、农安耕读大学的“造反大军”、农安十中“红卫兵总部”发起成立“XX县红卫兵造反指挥部”［简称二总部］。这样，我于到后的第三天，也是“无造大”由农安返回学校的头一天上午宣布参加“无造大”，我和当时的几位负责人讲：“我只作一名普通成员，不需要给我安排职务。”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同学们在家过完春节以后,陆续返回了学校.此时校文革已经停止了活动,学校出现了好几个红卫兵组织.其中较大的有三个,除了’无产阶级造反大军’以外,还有以原文革副主任宋兴新为首的’革命造反野战军’,以原学生会副主席高二学生张林为首的’红色造反大军’.除此以外,还有几个人数较少一点的组织,其中就有以高一隋彦为首的’反到底造反团’,还有以高三学生崔占武-曲喜坤为首’的井冈山造反兵团’.这些红卫兵组织一面组织自己的成员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学校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面在积极地向校内外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争取还没有参加组织的同学,以壮大自己组织的力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那时的各红卫兵组织都是独立的,然而都在互相争取或影响对方,到三月末,各组织的倾向基本明朗.’革命造反野战军’,’井冈山造反兵团’同时宣布加入XX县二总部,他们又和无造大一起组建了农安二中二总部;’红色造反大军’’和反到底造反兵团’则宣布加入XX县’全无敌造反总部’;他们两个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农安二中’红色造反者总部’[简称红总部].至此,在我们学校两派斗争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各总部的领导由原来的军长,司令改为常委,并学习部队指挥员编号的办法,也都给常委编了号.我们二总部的常委中,宋兴新是一号,我是二号,崔占武是三号,贯大民是四号.红总部方面的前四名常委分别是:张林.田野.隋彦.
学校的两派形成以后,开始并没有什么大的磨擦,也可以说这段时间还顾不上学校内部两派之间的事,因为学校内的两派都把眼睛盯在社会上,在XXX镇里,XXX镇和伏龙泉公社的直属机关有几十个,他们也都相继成立了人群众造反组织,当时这些组织绝大部分观点还不明确,还处在观望状态,因此校内两派把主要力量投入在争取社会力量上.我们二总部由我,崔占武和贯大民三人带领一部分熟悉情况的学生,分组深入到伏龙泉街里,住各单位地走访,逐家住户地去游说.到四月中旬,伏龙泉公社机关,伏龙泉粮库,供销合作社,XXX镇居民中的’火车头战斗队’,红色造反大军’等组织先后宣布支持二中二总部,此时农安二总部已经与社会力量联合成立了’XX县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我们效仿农安的模式,在伏龙泉也和社会上支持我们的群众组织成立了’伏龙泉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红总部也和社会上支持他们的组织成立了’伏龙泉全无敌联合总部’.
在红革会中,我们学校二总部,出两名常委,就是我和宋兴新,考虑我在伏龙泉的影响比宋兴新大,因此由我担任一号常委,宋兴新为二号.此时在伏龙泉,从二中到社会上两派力量已经形成.从一九六七年的三月初到七月末,这一阶段就是派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主要发生了这样的几件事:
[1]抢夺’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初,群众组织刚刚出现时,县里有些领导很不理解,尤其是象二中无造大,四中红旗造反团和十五中革命造反团这三个组织都是教师做头头,这使他们更不能容忍了,因此由当地政府总结材料上报,三月份县公安局抓了十五中和四中的三名教师和一名工人.据公安据内部透露,XXX镇委也整理了无造大中部分老师和学生头头的材料,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文革就批判了全国各地类似XX县公安局的做法,把抓人的做法定位压制群众运动,把整理的部分群众的材料定为黑材料.我们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把XXX镇委整理无造大的黑材料弄出来,公布于众,以达到争取中间派,瓦解对方的目的.我们派代表和镇委交涉,因为XXX镇委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全无敌观点的,对二总部有成见,所以开始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什么黑材料,几经周折,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承认有材料,但是不能给我们,同意在我方代表的监督下,将材料封在武装部的枪库里.我们决心将计就计,再派代表进行封存的过程中,将材料抢出来.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点多钟,我们派出王景山和邹林彬两个同学为代表,去镇委封存材料,其中王景山是镇武装部长王明福的儿子,由他利用这个关系容易接近材料,作为第一棒,邹林彬跑得快,作为第二棒,从镇委到学校沿途埋伏了十来个跑得速度快的同学,准备用接力的形式把材料传回学校.为了把握起见,我和一部分同学分散在镇委附近,并事先派人潜入镇委办公室走廊,把紧挨着武装部走廊窗户的插销弄开,当双方代表来到武装部枪库以后,武装部长王明福将一卷材料拿出来,由双方验证后,用报纸包好,贴上封条,再往枪柜放之前,王景山说:”我看看封没封好?”这时候邹林彬已经站在枪库的门口,王景山接过材料,假装看看封条,突然,王景山一抖手将材料包投给邹林彬.邹林彬接过材料,一个箭步穿出来,跃上窗台,推开窗户跳到公路上,顺着公路向着学校方向跑去.这时对方的人员也从窗户跳了出来,向邹林彬追去.我只会分散在附近的同学,以看热闹为名,一齐向对方人员拥去,以便阻挡对方,掩护邹林彬逃走.说来也巧,正当邹林彬跑到十字街口,还没等交给第三棒时,一辆从伏龙泉粮库王农安调粮的汽车开了过来,因为街里人多,汽车减速,邹林彬趁势跳入车上.至此抢夺黑材料的行动完全成功了.通过这次行动,大家用不着去看材料,就足以证明了镇委确实整过无造大的黑材料,这在当时来讲,是偏离运动的大方向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也证明我们指责红总部是镇委走资派的保皇派的说法没有错.经过大块大块大块的是老师手里的罚款开发开放开发可开发开放可靠方法刻苦可开发可开发可广泛监管机构设立了拉萨阿里的领导力量刻苦可可可口可乐实例来了拉萨来临了拉萨来两粮的领导力量来了领导力量来了力量来了看得开口宽度可可打开的可靠的批评萼片批评批评往往凭我跑跑物品哦我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刻苦可可可可可可的可靠度的宽度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开垦刻苦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开垦了力量来了力量来了力量;;;;;;;大的地方开发可开持人是原镇委纪检委员孙仁.批判斗争郝万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当权派,可是要批判孙仁,就遇到政策问题,根据[十六条]精神,孙仁应该不属于当权派之列,处理不好,有偏离运动大方向之嫌.为此我们给中央文革接待室挂了长途电话,一九六七年四月末,中央文革接待室回电,电话是我亲自接的,对方是个女同志,她回答我们说:”镇的纪检委员虽然不属于当权派,但他是国家干部,如果他犯有错误,可以批判,也可以斗争.”接完电话以后,我们就把”中央文革来电”用毛笔抄在大红纸上,张贴出去.与此同时我们又勒令孙仁到二中二总部接受批判.如果孙仁自己主动到二总部来,我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也就是批判批判了事儿.然而不但孙仁不去,而且还有一部分红总部观点的群众轮流保护着他,这就激起了我二总部广大师生和外围群众的愤怒,有些群众当面对我们说:”批判不成孙仁,就算你们二总部的常委们无能.由此看来,能不能批判孙仁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我们二总部的常委们在群众中的威望问题,因此我们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孙仁抢出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我们安排了一次抢孙仁的行动.首先,我们布置红革会中的部分居民连续三天到镇委找孙仁及其追随者们辩论,目的是将其控制在镇委办公室.另外,我们同时让郝万军连续三天到二中二总部交待问题.第三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带领两名同学来到XXX镇里十字街北侧的龙泉大队卫生所,这里就是我们的临时指挥部.此时在镇委附近到处都是仨一伙俩一串儿的二总部学生,在此之前,我已经通知粮库,龙泉和伏山两个大队,还有火车头战斗队等红革会的群众组织,让他们在下午两点钟之前,派一些群众到十字花街附近,听候命令,参加活动.快到两点钟的时候,各组织派出的人都陆续地来到了街里,这时候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回来报告说:”孙仁正在办公室.”我从卫生所的窗户看到,担任我们这次行动突击队的十几名学生已经接近镇委门口,此刻我命令随我来的一名同学把事先准备好的队旗拿出来,命令随我来的另一名同学立即点燃作为行动信号的炮竹.两声炮竹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十几名膀大腰圆的突击队员冲进镇委办公室,那些保护孙仁的群众,虽然看出情况不妙,但也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突击队员们把孙仁架走.这时二总部的队旗在十字街口迎风飘扬,二总部的学生和群众,一见到突击队从镇委抢出孙仁,欢呼着来到队旗下集合,不一会儿四五百人就排成整齐的四路纵队,把突击队和孙仁夹在中间,跑步回到学校礼堂.在家的常委们早已把礼堂布置好,我们把郝万军和孙仁拉到台上进行批判.说实话,这次对于我们来说,不在乎批判会开得好坏,而主要考虑行动的成败.
[3]作息时间表引发的争端:
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五月中旬了,然而学校里还实行冬季作息时间表,这对于通校生来说没有什么,对于住宿生来说却由于午休时间短,晚饭太早而很不适应,当有的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时,我们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就表示同意实行夏季作息时间.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也觉得好笑,其实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只要我们派个人主动找红总部协商一下,也就没事了.如果总部后勤组的同学口头通知伙房,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偏偏贴出一个正式通知,而且通知的落款是二总部.这样红总部的同学们不干了,他们认为这是侵权行为,是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因此他们不能接受二总部单方面确定的作息时间表.假如红总部的同学要是派人与我们交涉,问题也可能就解决了.然而双方都没有按着常理去办,因此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
执行夏季作息时间表,晚饭要比原来晚开一个小时,因为学校食堂的员工都是二总部的,他们当然要按着总部的通知去办.执行这个时间表的第一天下午四点钟,二总部的全体成员正在会议室里开会,红总部的全体住校生就来到了食堂,当时饭还没有开锅呢,他们非要吃不可,工友们一看二总部的学生都没来,就把生饭掏了出来,给他们打在碗里,生饭怎么能吃呢?这完全是为了和我们治气.等到五点钟我们去食堂时,发现地下桌上到处都是半生不熟的饭,工友们一边给我们打饭一边向我们叙述事情的经过.大家听到以后,都非常气愤,并表示一定要制止他们的无理行为.
第二天,二总部做好了准备,下午四点钟,红总部准时列队到食堂吃饭,二总部的队伍随即也赶到了食堂.红总部的同学冲进厨房要开锅取饭,二总部的几个同学站在热气腾腾的锅盖上不让开.于是在厨房里,在锅台上,双方展开了开锅和护锅的大战,虽然只是你推我挡,你喊我嚷,里里外外却有五六百人参战,最后把锅盖抢坏了,锅里热气腾腾的高粱米饭被踩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大脚印子,真有一种脚插进粥锅里----脚也不要了,粥也不让你喝了的劲头.这时双方有五\六个人出现了烫伤,最后红总部全体撤了下来,列队到XXX镇里游行,声讨二总部去了.食堂的工友们把踩埋汰了的高粱米饭掏了出来,给我们二总部的学生做了一顿片儿汤吃..红总部在镇里制造一通舆论,镇委安排他们吃的晚饭.第三天,红总部决定搬出学校,到镇委去住.
作息时间表引发的争端到第三天达到了高潮.这天早晨七点多钟,红总部的同学列队往校门方向走,我们列队到食堂去吃饭,走的都是一个方向.当走在前面的红总部来到学校总务处办公室时,突然,他们把总务处包围起来,我们发现情况有变,立即指挥二总部的同学来个反包围,他们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包围着他们,我们看出他们的目的是在撤出学校时把财务公章抢走,企图控制学校的财权.因此我们实行反包围以后,我和宋兴新立即带领几个同学冲了进去,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双方各有所获,并且各自带领队伍撤离现场.那个时候,双方虽然已经出现了数次争端,但是大家都比较克制自己,虽然争争抢抢时有发生,但谁也不首先动武.这次总务处争夺财权斗争的结果是:红总部抢去了学校的财务公章,我们抢出了学校的公章和出纳员的名章,其结果是双方谁也支不出钱来,使农安二中长达八九个月教师开不了工资,两个总部得不到经费.
[4]万顺遇险:
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由北京传来”彻底砸乱公检法”的说法.农安二总部和红革会立即采取行动,率先进驻县公安局,当时作为农安二总部发起单位的四中红旗造反团[地点:在哈拉海]十五中造反团[地点:在万顺]都去了农安,参加了进驻公安局的活动,有些本来不是发起单位的组织,也纷纷到县城游行示威,表示坚决支持县红革会\二总部的革命行动,为此我们学校二总部派到农安二总部担任常委的姚向山,派到红革会担任常委的曲喜坤两人往学校挂电话,希望我们也要有所表示,最好是我能够亲自带人去.
五月二十九日,我带领总部八十名师生徒步去往农安,当天晚饭以后,我们列队在农安镇里游行,表示支持农安二总部进驻公安局的革命行动,游行以后,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二中二总部的队旗插在公安局院里.原来本打算五月三十日就返回伏龙泉.
五月三十日早饭后,我领着几个学生到总部找姚向山,要求总部派车送我们回学校,姚向山对我说:”出了个特殊情况,总部想让你们晚走一天.”原来五月二十九日十五中造反团从农安返回万顺的当天晚间,遭到了对方的攻击,砸了他们在学校的驻地,抢走了油印机和所有的宣传用品.县二总部决定派人前去慰问和支援,因为县总部领导抽不出身,打算让我带队去十五中,并且以我们在农安的人员为主,四中红旗,耕读大学造反大军,十中二总部都派代表同时前往.因为当时农安还没有大规模的武斗发生,再加上我们去的目的主要是声援和支援,具体地说,那就是到十五中后喊几句口号,表明一下县总部的态度,同时给他们送去一些宣传用品和工具,到那以后有个把小时就可以返回农安,因此我当时就表示同意了.
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多钟,总部找来一辆到万顺粮库调粮的大卡车,我们装上宣传用品,四五十人都挤在卡车的车厢里.那天有六\七级的西南风,再加上当时的公路都是土路,一路上尘土飞扬,到十五中校门口下车时,每个人都是满身的土,我把这支灰头土脸的队伍整理好,随车来的我们学校的高存昌\潘日昊两位老师和四中红旗中的校工肖凤翔[四中红旗的主要负责人]在前排.在往造反团驻地行进的过程中,我领着大家喊着口号:”坚决支持十五中造反团/我们和十五中造反团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造反团的师生们高高兴兴地把我们迎接进教室,打来了洗脸水,我简单地洗了把脸,对四中的肖凤翔说:”咱俩到公社军宣队去一趟吧,说明咱们的来意,以免产生误会.”肖凤翔同意到军宣队去,但是他没去,派四中学生丁连玉和我一同到公社军宣队去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三七五部队在农安支左,各公社都有军宣队]我和丁连玉来到公社军宣队办公室,说明我们的来意,并表示我们马上就走.军宣队的同志当时表示:希望我们一定不要挑起事端,并希望我们尽量早点返回农安.
当我们从公社出来时,我就听到从中学方向传来阵阵呼喊声,我和丁连玉快步向十五中走去,到了学校,我发现情况不妙.只见在我们休息的那栋教室的四周围着好几百人,他们排着队,围着那栋房子边走边振臂高呼:”二总部滚回去/滚回去/”在这些人里边,有十五中的学生,有从地里赶来肩扛锄头的农民,还有社直单位的职工干部,显然,这些人都是造反团的对立面.不管怎么说,该组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召集起这么多人,消息之灵通,组织之严密,实在令人佩服.这时候我和丁连玉完全可以借机溜出去,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是总部委派的负责人,被包围在里边的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绝不能扔下他们不管,我不顾一切地冲进对方的包围圈,找到肖凤翔同志,我对肖凤翔说:”看情况是来者不善,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准备?”肖凤翔满不在乎地说:”没事,他们不能把咱们咋的.”话音刚落,从对方的人群里飞来几块砖头,紧接着砖头瓦块像飞蝗一般向我方人群中飞来,立时就有数名我方人员受伤,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如此猛烈而又野蛮地攻击,很多人都给惊呆了,我一时也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候,对方通过两轮砖头袭击以后,又像恶虎扑食似的向我们扑来,有高举着手中锄头的农民,有从粮库赶来扛着小杠的工人,有挥舞着拳头的中学生.此时此刻,连从农安来的四十多人在内,我方也不足一百人,敌众我寡,手无寸铁,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就是当过几年侦察兵,自以为有两下子的肖凤翔也无咒可念了.我在惊异中醒过神儿来,右手一挥,对大家喊道:”大家跟着我,冲出包围圈,向公社军宣队那里跑.”紧接着我手脚并用,拳打脚踢地甩开迎面向我扑来的一群学生,拼命地向公社跑去,当时我使出了浑身的劲,发挥出了极大的潜能,那种狼狈相肯定如丧家之犬,似脱网之鱼.在我的背后传来阵阵追赶者的呼喊声,撕打者们的叫骂声,受伤者的嚎叫声,还有奔跑的脚步声,从脚步声可以分辨出我身后的人不少,这些人究竟是跟随我的同伙,还是追赶我的敌人一时也无法分清,当时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点儿到军宣队那里,只有他们能保护我和我的同伙们.我第一个跑进住万顺公社军宣队的办公室,随后跑进来的有十五中教师任学良和二十来个学生,其余跟随而来的人都在途中被对方抓住了.到了军宣队的办公室以后,我立即请求军代表制止万顺”全无敌联合总部”的暴力行为,然而使我们非常气愤,又非常不理解的是军代表的态度十分暧昧.这时候,外面的暴行还在继续,打骂声和痛苦地嘶喊声不断地传来.使我心急如焚,我和军代表拍起了桌子.这时候公社通讯员来叫军代表吃晚饭.两位军代表起身向食堂走去,我和任学良老师紧随其后也来到了食堂,在我后边的其他人员都被对方截住了.来到公社食堂,我当着军代表和在食堂的所有人声明:”我们不是来吃饭的,也决不打扰大家吃饭,我们只求军代表的保护.”这时候,食堂的窗外围着很多对方的人,他们在窗外用手指着我和任学良叫骂,任学良是十五中造反团的主要负责人,我是农安二总部领队的,显然我们俩是他们打击的重点对象.当军代表去厨房端饭的时候,围在外面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冲进食堂,把我和任学良抓了出去,军代表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任何表示。抓我的是四个学生,每两个人抓住我的一条胳膊,把我推到院里。一出门就围上一帮人,脚踢屁股,手擅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叫.这时候我看到任学良被一群人围住,脚踢棒打,惨不忍睹。抓着我的人推着我往围打任学良的人群走去。突然,不知是什么人喊了一声：“这个人是学生还是老师?”有人回答说：“他是二中的高中学生,他当过XX县红卫兵进京代表团指挥部主任.”又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别打坏他,带到学校好好审问.”我庆幸多亏当了一回进京代表团的头儿,才使对方的学生认出了我,否则非得把我当成老师而遭到一顿更厉害的毒打.
一群人把我带到了十五中的一个教室,参加审讯我的都是学生,明显地看出社会人都躲在后面。审讯开始了,对方主审人问我是谁派我来的,我回答说是农安“二总部”派我来的,并且声明我们不是来武斗的,是来慰问“造反团”的。对方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逼着我承认是臧凤林派我来的[臧凤林是原XX县委副书记，是二总部保护的干部]我一再表示我不认识臧凤林,他们不信,我不承认是臧凤林派来的，他们就打我,开始用手打耳光,后来有几个学生拿竹批子抽我的嘴巴.把我的脸都抽肿了,火辣辣地疼.后来他们一看审不出来什么了,就停止了审讯,让我坐在椅子上,好几个手拿竹批子的学生,站在傍边看着我.此时的我,满脸红肿,浑身酸痛,又饿又累,苦不能言。天已经黑了,教室里点起了蜡烛。我抬头望着室外的夜空,想起方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想起被打散了的同伙们,想起受伤和被对方抓住的师生们,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农安总部的同志们现在不知道了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能尽快脱身,回到农安向总部汇报,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看守我的人往出撵他,这个人就像没听见一样,一直朝我走来.我抬起头向来人望去,只见他满脸污垢,穿着一身破乱不堪的旧军装,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突然我发现来人右边的袖筒里好像袖着东西,走得近了,我看出好像是一把杀猪刀,这一下我紧张起来了。因为从来人的形态和着装上看,他是个理智有些不健全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幸存者,这种人神鬼不怕,他要是抽出刀来,给我一下,我命休矣／我环顾四周,屋里除了桌子、椅子,没有任何应手的家什,一种求生的欲望使我本能地摸起桌上的一只墨水瓶。我想：只要来人拿出刀来,我就把墨水瓶向他抛出,利用他躲闪之机,我可以跳上身后的桌子,破窗而出。然而来人走到我面前,弯下腰,用左手拢着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你不用害怕,我是保护你的。”说完以后他就走了出去.我虽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也不敢相信他有保护我的能力,然而这足以说明此人对我没有敌意,起码不能对我构成威胁.
我长出了一口气,放下紧紧握在手中的墨水瓶,也同时放下了提在嗓子眼儿的那颗心。我重新开始琢磨脱身之计,突然我脑海中闪过一道亮光，我想起一个人，也同时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叫王学章，是我爷爷的表兄弟，老家和我们在一个屯子，现在他在万顺公社当干部，听说他是万顺“全无敌联合总部”的幕后策划人之一。他儿子王景春就在十五中读书，肯定也是联合总部的人。想到这儿，我问看守我的那几个学生：“王景春在不在？”其中一个人说：“你找他干啥？”我说：“王景春和我是亲属，我想让他们家给我送点饭和水。”看守我的那几个人到一起合计一会儿，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其实我说让王景春他们家给我送饭是假，让他们知道他们抓到的不是别人，是文道沟赵大毛楞［我爷爷的外号］的大孙子。因为王学章最了解我爷爷，也深知我爷爷的利害，假如我在万顺有个三长两短，我爷爷决不能轻饶他，非刨了他家的祖坟不可。这样对我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了，或许王学章还能做主放了我。
过了一会儿，出去的那个人回来了，拿来两个玉米面窝头，端来一碗水，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对我说：“王景春不在学校，没地方给你找去，你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吧。”此时我确实是又饥又渴，然而我心急如焚，哪里有心思吃饭，况且我那被打肿的脸，只要一张嘴就火烧火燎地疼，根本也无法吃东西，我只喝了几口水，一口窝头也没吃。
大约是晚间八点钟左右，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学生，对我说：“你可以走了。”开始我不大敢相信，我问：“你说什么？”他大声地说：“你－可－以－走－了。”我回过神来以后问道：“我们那些人呢？”他不耐烦地说：“早都走了。”我站起来走出教室，忍受着胯骨的阵阵疼痛，顺着公路向农安的方向走去，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虽然现在恢复了自由，但是，还没有脱离险境，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所以必须抓紧时间赶路，离开万顺越远越好。然而越怕出事，就偏有事。当我刚离开万顺街里，正往前走的时候，在公路两边的路沟里突然跳出八、九个人来。当时我的头嗡―――地一声，心提到嗓子眼上，呯／呯／乱跳。这时走过来一个人低声对我说：“跟我们走。”我没有考虑的余地，对方是人多势众，我是孤身一人，两眼抹黑，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益的，我默默地跟着他们走去。走在路上我想：此去看来是凶多吉少，万顺“全联总”明里放我，暗里害我，这回我不死也得扒一层皮。
这时我们走到了一座房前，从门脸上那鲜红的十字，我可以断定，这是卫生院。走进一个房间里，一进屋，我闻到了一股雪花膏的香味，由此看出这是一间女宿舍。在烛光下我忽然发现那个自称是保护我的老荣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受伤没有？”我说：“没有。”这时一个头戴白帽的女人走过来，指着我的脸说：“脸都肿成这样了，还说没受伤呢？”另一个戴白帽的女人接着十分气愤地说：“全无敌联合总部的人太残忍了。”说完以后，这两个女人眼睛里都流下泪来。这时开始说话的那个男人看出我疑惑的目光，对我解释说：“我们几个都和“造反团”是一个观点的，我们大都是职工、干部，你被抓以后，我们始终在中学附近监视他们，听说他们要放你，我们就在前面的路上等你。”听到这里，我的心中无比激动，我望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感到万分地亲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说什么呢，在这些同情我、关心我、保护我的互不相识的亲人面前，还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出我的心情呢？我望着他们，热泪夺眶而出。
按着他们几人的意见，想安排我在万顺休息一晚上，其他事情等天亮再说。我坚持要连夜回农安，我虽然很需要休息，但是我却决不能休息，因为总部不知得没得到这里的消息，被打散和被打伤的我方人员，都不知怎么样了，我必须立即动身返回农安。他们见我决心已定，那两个护士拿出一包蛋糕，两瓶汽水，我匆匆忙忙地吃了点儿，站起来就要往出走，他们非要送我一程，盛情难却，我没有反对。我们走出万顺十里地左右，我坚持让他们回去，我说：“各位大哥大姐们，你们请回吧，走到这里我已经脱离危险了，不需要各位再送了，今日各位的大恩大德，我将永世不忘。”他们见我态度坚决，就决定在此分手，临分手前，他们给我砍一根树棍子，让我拿着，累了可以当拄棍儿，遇到危险时可以当武器。
朗朗的夜空，空旷的田野，飒飒的春风，在万顺到农安的公路上，行人没有了，奔驰的汽车也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像离群的一只孤雁，像神话中的一个幽灵，忍着伤痛，摇摇晃晃，艰难地行走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走这么长的夜路。伴随我的是闪闪烁烁的繁星和微微吹拂的春风，夜，静极了，静得使人可怕。在这万物共存的大千世界里，静，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才是永远的。哪怕一个极微小的打破静静夜空的声音传来，都会更加可怕。春虫的吱吱声，山雀的唧唧声，老鼠被天敌追逐的奔跑声，风吹树叶杂草的哗哗声，猫头鹰凄厉地鸣叫声，都使我心惊肉跳；每当路过村屯的时候，听到家犬的狂吠声，家畜的打斗声，母猫的叫春声，也都使我阵阵发毛；远方天际的闪电，一晃而过的流星，坟圈子里的点点磷火［鬼火］，都使我毛骨悚然。这还不算，在我的幻觉中，出现了儿时奶奶给我讲的故事情节：专门在晚间出来到处游荡、拖着鲜红长舌头的野鬼；两眼闪着绿深深的光、拦路吃活人的饿狼；装扮成美女谜人心性的妖猢。。。。。。我头皮阵阵发炸，心跳不断加速，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此刻，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者、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都成了泥人过河，无影无踪了。我手拎着棍子，胆战心惊，慌里慌张地向前走着，其狼狈相，不言而喻。
到了下半夜，黑夜依旧茫茫，大地静悄悄，一路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的心情平稳下来。然而精神放松了，伤痛、疲倦、困意却悄悄袭来。过去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在行军中边走边睡觉，我很不理解。我想：睡觉需要静，走路必须动，这两者怎么能结合到一起呢？这回我理解了，我也边走边睡起来，说起来也奇怪，我边走边睡很长一段路，却从来没有掉到路沟里，经常是走到左边的路沟边缘后，又迷迷糊糊地拐到右边的路沟边缘，就这样左拐右拐地往前走着，虽然没有停下来，但是前进的速度却非常慢。有时，走着睡着，手指松开，棍子掉在地上，睁开眼睛，拣起棍子，再走再睡，有时手中拿着的棍子把自己拌个前啪子。就这样，七十来华里的路程，我走了将近九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回到总部以后，听说总部是在五月三十日晚间十点多钟才知道万顺发生的情况。总部领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XX县人民武装部取得联系，准备三十一日早晨上班后由人武部牵头，去车到万顺接我和受伤的人员。并且知道我方遇难人员都有了下落，我心里一放松，躺在床上便睡了过去。十点多钟我睡醒了，听说我方受伤人员都已接回到县医院，并且都没有什么危险，农安二总部的人员正在往县体育场集中，准备召开声讨万顺“全联总”暴行的大会，大会以后，要举行游行活动，游行时要抬着受伤人员，以正视听。我和二中在农安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大会。 当天下午我们到县医院看望了受伤的人员，然后我们坐上汽车回伏龙泉了。这次万顺事件我方受伤较重的有六人，其中有十五中“造反团”的任学良老师、四中“红旗造反团”的肖凤翔、我们二中的潘日昊和高存昌老师，还有我们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李兴顺、十五中初中三年级一个姓蔡的女学生，那四名教师和工人都是被对方抓住后，用棍棒打伤的，两名学生都是被对方“土炮”［指砖头、土块］所伤。后来这两名同学在住院期间产生了感情，文革后期两人喜结连理。曾经在两校之间成为一段佳话：“千里姻缘“一炮儿”牵，受伤住院结良缘”。
http://bbs.tianya.cn/post-culture-114481-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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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6 19: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