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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在捏造和歪曲历史？
――评高勇等人对师东兵的攻击及其政治观点
江海河
2008 年 8 月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风光一时的华国锋逝世，这标志着他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滴残光熄灭。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虽然彻底降下了帷幕，但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团结全党、稳定大局的形势和利益出发，对华国锋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他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断然措施上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合乎历史的评价，因而受到了全党的拥护和全国人民的欢迎。
凭心而论，华国锋自八十年代初下台后，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的推移，他最终还是平和地接收了他并不是完全满意的现实，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不搞任何非组织活动，自觉地接收党组织的规定，虽然有时发些牢骚，对历史和现实提出一些看法，均在人情范围以内。我们认为，他本人完全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正象别人同样有权对他的过去和现在发表看法一样。从这个角度讲，华国锋的表现还好，人们对他过去的一些行为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奇怪的是，某些惯用掀风作浪为手段的人，却在这个时候不甘沉默了，他们再次站出来，要算多年前乃至二十多年前的历史旧帐，于是乎便出现了由自称是胡耀邦“机要秘书”高勇等人参与的 2008 年 9 月 25 日 的《耀邦研究》特刊第五期。
（一）高勇们“研究”的真实目的
他们是如何策划炮制其“研究成果”的呢？对此，他们自己宣称：“如何评价华国锋主政的 76-78 年 , 不仅关系到客观公正记述历史 , 也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胡绩伟先生一批亲历者 , 从去年十七大开始 , 就又一次重新书写近 30 年的历史 , 他在姚监复的帮助下 , 要整理十七个重大问题。鲍彤先生陆续破除了 ‘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神话 ' , ‘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 今天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 , 俨然又回到三十年前解放思想的起点上 , 需要对新的 ‘ 凡是 ' 进行破除。为了获得更多的真相 , 我最近采访了研究胡耀邦的政治学者李盛平、林京耀 , 并和林京耀一同采访了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和高勇。”
这就是《第五期》特刊出笼的背景。
如果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出发，正本清源、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差，重新总结和研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得失，并无不可，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打头阵的高勇自戴“耀邦机要秘书”的桂冠，在肆无忌惮地攻击作家师东兵的同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捏造事实，歪曲人们并没有淡忘的历史，岂不是往活人眼里揉沙子吗？一切经历了那段历史岁月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研究历史为己任的学者和作家不得不站出来，用事实说话，用大量的证据说话，以驳斥高勇们的谣言和诡辩。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
高勇们在华国锋和胡耀邦关系的历史问题上，颠倒时间顺序，掩盖问题的实质内容，故意制造逻辑混乱，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讲述的历史事实，这就引起了人们的警惕。
高勇们打着“研究耀邦”的旗号，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最有资格谈这段历史时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条，即《决议》正是由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时主持会议并通过的重大文件。
如果说《决议》是对华国锋的“无情批判”，那么他们要把胡耀邦的作用置于何地？
《第五期》散布二十多年来的中共中央“ 有意制造了一个宣传误区 , 把‘真理标准'大讨论放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前 , 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看 , 平反冤案在前。 ”“ 有意制造了这个宣传误区 , 目的在于要贬低胡耀邦的伟大功绩 , 把功绩加给邓小平。 ”“ 作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领袖胡耀邦 , 最重要的功绩都发生在华国锋担党政军一把手的时候 , 他自己当了总书记之后反而处处受制 , 最后也和华国锋一样 , 被迫辞职 . 这是不能不让人反思的一段历史。 ”
这实际上把他们炮制的第五期的目的彻底和盘端出。
高勇们说了那么废话，还是让我们彻底说白吧，那就是：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三个曾经在中共历史上担任过主要职务的领导人，是被一个起过主导作用的核心人物发挥作用赶下台的，他就是中国人民深深爱戴的邓小平。
对此，师东兵 1993 年初有一首诗作过高度的概括：“ 潜通曙冷七十秋，起落鸾墀大道修。定策羞辅鼠儿辈，良谋攆走华子流。妙手摊牌比高下，刚柔勇胆文武筹。”
于是，他们对二十多年前创作并发表了不朽作品《短暂的春秋》的作者师东兵大加鞭伐，使用各种下流无耻的语言攻击师东兵，就不得不使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一些历史事实，揭露和戳穿高勇们的阴谋。
这里，我们也郑重地告诉高勇们：师东兵的《短暂的春秋》，是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家和胡耀邦等
领袖们在特殊艰难的岁月中冒着前所未有的政治风险纠正华国锋为代表的“两个凡是”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的伟大功勋和历史风云的作品。师东兵的描写，形象地但是是以历史史料和老同志们及大量的当事人、参与人的回忆及访谈作为基础的。对书中所反映的人物们的作用和语言，除了艺术上的加工、精炼外，没有任何的编造，更不可能在当时他们所健在的条件下有任何的虚构。至于高勇们自称的那种“当事人”或“参与人”所述的事实和观点，远远不够格作为核心作用史料的直接证据。他们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整个策划过程细节毫无所知。用胡耀邦当年同师东兵等人谈话时的一句话说： “文件或纸上的东西只是果，而整个生长、发芽、开花的过程他们都是看不到的。你需要写的就是这样的过程。”
高勇们明知胡耀邦生前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历史决策过程的片段，却用那种语言攻击师东兵，完全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要根据他们的目的随意编造历史事实了。
（二）是事实，还是捏造？
华国锋逝世以后，不知何人把师东兵二十年前写的文章选其部分，题为《胡耀邦对华国锋的看法》在网上发表。这虽然不是师东兵的意思，也和他近期的创作毫无关系。但师东兵认为引用他过去发表的文章没有错误。其实，任何一个熟悉那段历史和真正研究过历史而不是为某种观点、某种人作御用宣传的人看了，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准确、精炼，没有丰富和深厚的洞察力是绝对写不出来也是讲不出来的。这些结论，和胡耀邦在 1978 年至 1980 年底解决华国锋的问题时期，同一些老革命家的谈话及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发言是一脉相承的。象高勇们那类骂街的语言和问责，同这种犀利之笔锋相比，可谓天地之差也！
1977 年初，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更重要的是叶剑英等老政治家一再提议并作了大量工作，使华国锋一改初衷，同意邓小平重新工作并恢复了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华国锋当然没有想到，这实际上就给他自己的下台创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克星。
至此，胡耀邦就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坚决支持者，并身体力行地开始了为许多在文化大革命遭受打击和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工作。
随着平反等扭转政治航程等工作受到当时强大的阻力，邓小平就在一些老政治家和一些象胡耀邦一样的领导人中间打招呼、做工作，表示：“有两个人不可轻视：一个人是王洪文，他在我面前公开宣扬二十年后再看，这话分量不轻呢；另一个就是现在的主席，他已经变成‘英明领袖'了，有些宣传比毛主席还甚。他那‘两个凡是'同样不能轻视。他当主席令人不放心呀。要恢复党内的民主制度和风气，不然迟早会出乱子。”
邓小平开始部署解决华国锋的问题。当时他找一位重要城市的市委书记谈话，其中也有胡耀邦。邓小平希望他主动“开炮”，并在出访途中再次和这位老资格的书记谈话做工作，但是这位书记是抱着“硬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在组织上犯错误”，没有向华国锋“放炮”。对此，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人面前表态，同意并坚决支持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在合适的时候会“放炮”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在邓小平和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 1980 年 2 月 23 日 至 29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扫清外围”，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同时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是一个重大的举动，为和平解决华国锋的问题创造了条件。按照“先礼后兵”“直指问题的实质”的安排，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为了从实质上批判“两凡是”的私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政客手段，邓小平等老革命家和胡耀邦等领袖们有意安排华国锋“自己否定自己”，在党的纪律的约束下， 1980 年 5 月 17 日 ，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同时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受打击的而且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定案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平反昭雪。到此，华国锋这个被封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英明领袖”已经完全蜕化为“毫无本钱”的“木偶领袖”了。
1980 年 7 月 4 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非常清楚，文章所向直指华国锋了。
1980 年 7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是在对华国锋进行批评。
随即，赵紫阳在 1980 年 8 月 30 日 至 9 月 10 日 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胡耀邦曾经和一些老同志谈话时，说：“军队小平已经完全控制，任何人是调动不了军队的。” 1980 年 10 月 20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住，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1 年 6 月 27 日 至 29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实际上已经在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展开了对华国锋的批判。但是公报上是这样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
同时，《公报》如此向全党全国宣布：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实，早在 1980 年 11 月 10 日 、 11 日、 13 日、 14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9 日和 12 月 5 日 ，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 9 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在会上，胡耀邦多次发言和讲话，同时在会议期间多次和一些同志谈话时表示了对华国锋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这关系到党的前途大事。”
但是在中央的正式通知里，胡耀邦批评华国锋的话是这样表述的：“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胡耀邦还表示：“如果在我们这样的会议上，国锋同志还不能正确接收，我看可以考虑适当地扩大范围”等等。
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问题，胡耀邦在许多重要的范围批评的尖锐，比起师东兵公布的若干材料来说毫不逊色。
毫无疑义，胡耀邦在私下的谈话和公开的讲话，会议上的报告和会下的议论，在语言和文字上必然会有区别。我们认为这是耀邦在斗争策略上的灵活性和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的体现，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
高勇们完全抽杀政治领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讲话、议论、发言、报告中的策略性、艺术性，抓住一些枝节上的只言片语，编造出和他们的意思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不是故意歪曲又是什么？
在胡耀邦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提议胡耀邦“当仁不让”地担任中央主席，这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对此，胡耀邦的亲属们在各种场合也向师东兵谈话中表示过他们认为耀邦“没有当主席的能力”，这自然是谦虚，但是反映了当时的事实。
高勇们对此大做文章，只能说明他们不是无知，就是别有企图。
当时，胡耀邦在另外的一些重要场合介绍了中央政治局认定的华国锋的错误，即：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胡耀邦在不同的场合讲到这些时，都是十分严肃的。包括华国锋大闹情绪，一度不配合中央的要求时，胡耀邦代表中央分别委派某人做华国锋的工作时，讲的话也很严肃、认真。对这些铁的事实，高勇们统统否认，列举了一些和纠正“两个凡是”问题时风马牛不相及的时期两人的合作，谈他们的“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必须强调，正是由于胡耀邦在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个人迷信”的批评有着从根本上端正党风的重大意义，加上胡耀邦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等优良品德有口皆碑，他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成为接替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及后来取消主席职务后所担任的总书记职务。如果按照高勇们的那番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什么“亲密关系”，他能够得到包括邓小平在内所有老政治家乃至全党的一致拥护吗？
至于后来他成为继华国锋之后的第二位辞职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那是后来的事情。这和华国锋的什么“亲密合作”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高勇们捏造“胡耀邦对华国锋恨不起来是他垮台的以个原因”，只不过是他们挑拨离间的惯用把戏，也是掩盖他们曾经误导一些领导人乃至误导读者的遮羞布。
人们不是傻瓜，也不是可以任意捉弄的愚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勇们的所谓“研究”，玩弄的是廉价的吹捧加上卑鄙的攻击，形成了很不协调的哀怨之音的大杂烩。
（三）
高勇在他的《离谱》中摆出一副“打假英雄”的姿态，得意洋洋地引用了 师东兵在《早逝的英华》里描写邓小平共青团三大上的祝词中里一段话，即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 , 邓说 : “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 , 但是慢有慢的好处 , 汽车开得很快 , 摔就摔死了 , 毛驴走得很慢 , 但很稳当 . 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 效果很不好。”
接着他煞有介事地说：“ 1957 年召开团的‘三大'时 , 我是大会工作人员 , 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 , 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 , 再一查《邓小平文选》 , 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 , 第 270 页 , 从头读到尾 , 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 , 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 1957 年 1 月 12 日 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 , 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这个蹩脚的射手，本想把师东兵打成“造假”的“骗子”，却不料打出的子弹击中了自己的鼻子。他如此表白其“辛苦”，不恰恰证明了师东兵作品引用领导人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吗？这不是完全说明了他所说的“ 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 , 除了姓名是真的 , 事情都是假的 , 是故意编造 ”的攻击，完全是高勇的诽谤吗？
邓小平的这段形象化名言，在 1957 年的多种场合都讲过，在三次团代会及和代表谈话时同样有类似比拟。师东兵从文学创作的规律出发，选用这句最能代表邓小平风格的语言用在特定的典型环境中，正是作家画龙点睛的高明之笔。高勇自以为抓住了什么重要的把柄，其实不过是活活地露出自己与人为恶的小人本色。这和胡耀邦所宽容胸怀格格不入，偏偏其人还自封是什么胡耀邦的“挚友”，不是活见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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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3 2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