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润民：军垦学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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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寻的记忆

1999年的秋天，我出差唐山，顺道寻访离那里不远的丰南县柏各庄军垦农场，那是我30年前离开大学以后劳动锻炼的地方。车子进入丰南县境内，沿着记忆中那条公路往前开，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当年军垦农场的痕迹。最后找了一位50岁左右的人，说明意图，按照他所指的方向，终于找到原4610部队的场部。这里已经面目全非，门口挂着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军垦农场的牌子，里面有宾馆、小花园、职工宿舍。昔日的营房荡然无存，那个经常用来开大会，表演节目的主席台也毫无踪迹。30年前，那可是个热闹的地方，在那里曾经传达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演过样板戏，上演过学生连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个连的大学生在表演的对口词中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磨起一手老茧，炼就一颗红心，我们永远扎根军垦农场，把接受再教育的传统代代相传。”听到这儿，台下的大学生不禁一阵愕然：“啊，我们要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而且连儿子、孙子也要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那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但恐怕没有几个人从内心里赞同说对口词的那两位老兄所发出的誓言。如今刚刚过去了30年，不仅那批大学生早已远走高飞，就连开垦了这片土地、创建了这个农场的解放军也见不到几个了。星斗转移，人去物非，令人感慨。我曾经劳动锻炼过的414部队在4610部队的对面，当年一眼就能看得见，我们常常带着小马扎，排着队到这里来开会，看节目。现在一眼望去，除了黄澄澄一望无际的稻田以外，一点儿当年“414”的影子也没有。我在场部院子里转了几圈，再到场部外面走了走，希图找到一点当年的“军垦痕迹”，遗憾得很，没有找到任何能让我怀旧的痕迹，只觉一阵怅然袭上心头。

柏各庄位于渤海湾，这里原来是一片盐碱地，布满了沼泽和芦苇荡。60年代初期，北京军区驻军开到这里，开荒种地，引来了滦河水，把一片盐碱地改造成了万亩良田，种上了水稻。没有想到，这滦河水浇灌出来的水稻颗粒大，含油高，做出来的大米饭香气喷人，就是不放任何菜，吃起来也可口，可与天津小站米媲美。如今它有了自己的专有商标——“柏各庄大米”，在市场上备受人们欢迎。

军队开荒办农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改善部队生活，减轻国家负担。然而，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把军队搞副业生产一下子提高到政治高度，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写道：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风靡全国的“五七干校”，就是按照毛主席“五七 指示”所设计的这个蓝图办起来的。

在接收我们这批学生下农场的时候，部队首长自豪地说，毛主席所审阅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中就有柏各庄农场的材料。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全国各地各部门几乎都分成两派，斗争的形式由文斗变成了武斗，轻则用长矛、棍棒、砖头、土制弹弓做武器，重则用真枪实炮。各大专院校成为武斗的据点和指挥部。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 围墙的铁栅栏已被全部拆下来做武斗用的长矛。主教学楼前面的操场，4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旧图书馆楼前面的走道成为武斗的主战场，有的大楼窗户上的玻璃几乎已被全部打碎，高音喇叭时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叫声。北京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参加武斗的大学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站在大卡车上，呼啸而过。这一年的7月21日，毛泽东主席派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和“北大”，接管这两所有名的高等学府。紧接着，全国纷纷响应并效仿，从此，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一个将近10年由工人和军人掌管大学的特殊时期。进驻北外的是海军派出的军宣队和北京第五建筑公司派出的工宣队。军、工宣传队进校以后，除了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抓清理阶级队伍以外，还负责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当时全国一片混乱，许多政府部门处于瘫痪状态，“积压”下来好几届的毕业生分配成了一大难题。据说周恩来总理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不忍心这些人被“处理”掉，决定先放到解放军农场，并提出“学习，锻炼，提高，储备”八字方针，还明确指示，下去以后要坚持每天一小时外语学习。周总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储备人才真是煞费苦心。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8年的12月9日来到北京军区所属的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

她吃了13个包子

柏各庄是一片空旷的原野，一眼望不到头。一排排用砖和芦草盖成的平房大小不等地分布在这片土地上，那是解放军的营房，那房子从外形到内部都是一个样式。从占地的规模上可以分辨出部队单位的大小。4610部队是师级单位，营区很大，门口有军人站岗，设施较全，有医院、大礼堂、商店，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显得比较热闹一些。我们所在的414农场是个团级单位，和4610一比起来就像个小村庄。这时稻子已经收割完毕，零零星星几棵树上的叶子早已被无情的秋风刮掉了，只剩下那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不时地颤抖着。在这料峭的寒冬，面对空荡荡的原野，想起那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一股莫名的悲凉和落寞悄悄地袭上了我们这批年轻人的心头，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等待着大家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命运。

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这里，要过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来到414部队的我们这批学生基本上是原北外英语系的，被单独编成一个连，下属三个排，女生又被单独编成一个排。连、排干部由解放军担任，班长和副班长由学生担任。以班为单位，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睡通铺，冬天要生煤炉取暖。吃饭，劳动，开会都必须排着队，喊着口令，集体行动。作息，起床有统一时间，早晨要出早操，晚上要查铺。严格的集体生活，军事化管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空间。

冬季，农场本来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为了锻炼，我们被安排到野外去挖沟。那土已经冻得梆梆硬，一镐挖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稍许，一个个手上磨起了血泡。下雪了，户外不能干活，那也不能闲着，在室内搓稻草绳，编草帘子，那活儿不比挖沟轻松多少，一天下来腰酸腿痛，胳膊抬不起来，手掌痛得拿不住东西。那是一个作践文化，折磨斯文的年代，要的就是让知识分子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不管你年龄、性别、体力强弱。最让人同情的是女生排那几位上海小姐，她们皮肤娇嫩，长得又瘦又小，平时走路都是那么慢条斯理，唯恐踩着蚂蚁似的，让人担心一阵风会把她们刮倒。她们也得干和男生一样的活，一样地抡起镐头挖沟，拿起铁锹铲土，用她们那双娇嫩的手把那干涩的稻草搓成一捆捆绳子。连里规定，每个人都要轮流帮炊事班帮厨，所谓帮厨是挑水、洗菜、打扫卫生这些脏活、累活。寒冬腊月，井台上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冰，我们这些大男人每逢去挑水，都得十分小心，一不注意滑倒了，那五六十斤重的两桶水一下子就会随之而洒满一地，浇湿鞋子和衣服。那几位上海小姐也得用她们那瘦弱的肩膀顶着寒风踩着坚冰去挑水，没有人去帮她们，她们也不需要人帮助，因为锻炼是不能代替的。

冬去春来，育秧插秧的时节到了。春季给这片枯燥的大地上带来了一点儿生机，大地开始露出了绿色，干枯了一个冬天的树也吐出了嫩芽。但4月的柏各庄寒意并未完全退去，早晚还得穿上棉衣，水还是彻骨地冰凉。但季节不等人，必须下到水田里育秧插秧。在水里干活，对北方来的同学来说都是第一次，以往从电影上看到江南水乡农民插秧种稻，水牛耕地的画面，再配上悠扬而抒情的音乐，觉着很美很浪漫。现在，两脚伸到水里，一股凉气一下子从脚底窜到了心里，浑身不由得打冷战，毫无浪漫可言。最苦的还是那些女同学，她们就是受不了，也得咬着牙强忍着。在那个年代，叫苦叫累是被人瞧不起的。争强好胜的年轻人，只要不倒下，就得挺着。据说，有一些体弱者，特别是女同学从此落下了关节炎等病根。

夏季，要头顶烈日下到稻田里拔草，那稻叶刮的皮肤又痛又痒。稻田里时不时传来一声尖叫，不知是那位女同学碰到了水蛇。还有那可怕的蚂蝗，据说可以不知不觉地顺着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血液中，置人于死，因此大家互相提醒，把蚂蝗作为头号大敌，一旦发现，赶快用手拍打。突然，一阵大雨滂沱而下，男生纷纷跑出稻田，找个地方避雨了，而女生们居然不为所动，还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的语录歌，向男生也向老天爷挑战。那年月，许多女性表现得比男人还要革命。不到半年的光景，连里的几位上海小姐已经大变了样，只见她们头戴一顶黄军帽，把那一头秀发掩藏起来，腰里结一根绳子，下到稻田干活时把鞋子往腰里一别，看到这副模样，想起她们在校园里穿着鲜艳的百折裙，脑后梳着一对乌黑的小辫子，脚上穿着时髦的凉鞋，令人不禁生出一番感慨：环境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人。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最苦最累的季节。一望无际黄灿灿的稻子要靠人一捆一捆地从稻田里背到打谷场，距离少说也有两里地。那时候的人都很实在，又很听话，很少有偷懒耍滑的。每个人都使出最大的力气尽可能地多背一些。硕大的稻捆把人们的身躯挡住了，个子小一点的，看不见脑袋，只看见那稻捆下面两条腿在那田埂上缓慢地向前移动着。那些体力差的，常常晕倒虚脱。

老实说，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对我这个出身农村从小干过庄稼活吃过苦的人来说都受不了，因为小时候在家干活是量力而行，是自然地劳动，在这里则是按照命令，在某种抽象教义的驱使下劳动，提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劳动是超体力超负荷的，并带有一定的惩罚性。我真不知道那些在城市长大没有吃过苦的同学是怎么熬过来的。由于活重消耗体力大，每个人都饭量急增。著名文学家冰心的女儿—— 北外英语教授吴青，当年不到30岁，她人高马大，干活又卖力气，曾一顿饭吃了13个包子。13个包子可是满满一笼屉呀，也不知道她吃到哪里去了。多少年以后再见到她，我们憋不住就问：“吴老师，你还能吃下13个包子吗？” 逢年过节，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大的乐趣就是改善生活包饺子。军垦农场的包饺子使人终生难忘，每逢这个时候，大家把铺盖一挪，把底下的稻草一卷，简单地擦拭一下，就在那床板上开始揉面，擀皮，包起饺子来了，全连100多口子人，加上每个人的胃口都出奇的好，这饺子从早上能吃到天黑。回想起来得感谢我们的祖先，不知是谁发明了这么一种吃法，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胃口，还使大家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精神上得到了一点乐趣。

王科长来了

生活的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家来之前多少都有些精神准备。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学习解放军艰苦奋斗创业精神。再说，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两派斗来斗去，许多人已经厌倦了，换一个环境，也是一种超脱，希望很快忘掉在学校结下的那些隔阂。不幸的是，这种美好愿望仅是一厢情愿，过了没有多久，整人的运动像风暴一样无情地刮来了，用当时时髦的语言来讲，“军垦农场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一天，一辆少见的“华沙”牌小卧车开到了我们学生连，从车上下来一个小个子中年军官，人称王科长。这位王科长嘴巴很厉害，能言善辩，他自己声称，“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常代表二十四军和群众组织谈判，人称二十四军铁嘴和辩论队长。王科长这一次来可不是同学生们辩论来的，他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做动员报告的，只见他脸色铁青，大着嗓门，列举了学生连所存在的几十条阶级斗争现象：有参加反动组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散布反动言论，对“文革”不满，对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有抵触情绪的，隐瞒家庭重大历史问题的，和有问题的父母划不清界限的，所谓灵魂深处肮脏向往封资修生活的，所谓手脚不干净有经济问题的，等等。他号召大家首先交代自己的问题，然后检举揭发别人，人人过关，不让一个坏人一件坏事漏网。讲到激动处，只见他脱下军帽，声色俱厉地吼道：“我奉劝那些执迷不悟的人，不要自作聪明，不要以为组织不知道你那点儿事，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王科长的动员报告前后做了两次，第二次火药味更浓，而且抛出了一些具体材料，比如他如获至宝地讲道：“你们中有人的父亲和美帝驻国民党大使臭名昭著的史徒雷登关系很密切，史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还去送他。” 史徒雷登是毛主席点了名上了“毛选”的人物，和这样的人关系密切在“文革”中可是不得了的事。他还举例说：“你们有人十分欣赏遭到批判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说它拍得很好。” 经他这么一鼓动，大家感到阶级斗争似乎就在我们身边。王科长看来是搞阶级斗争的老手，后来有人说他是运动油子，他的讲话确实有煽动力、威慑力。他几次讲话以后，学生连骤然紧张起来，平时的欢声笑语没有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觉着对方似乎有问题，说起话来格外谨慎，唯恐被什么人抓住辫子汇报上去。那个私下里不经意说了一句《早春二月》是部好电影的同学不就是被人打了小报告现在成了典型了么？压力最大的是“文革”中参加极“左”组织做了一些错事的那几个人，还有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运动中父母被打倒或者有问题正在接受审查的人，这批人数量不小。像本人这样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在“文革”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的人也不轻松，按照王科长的要求开始“灵魂深处闹革命”，反思自己平时说过什么错话，发过什么牢骚，要把自己问题梳成辫子，主动上纲上线，比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呀，受封资修的影响呀，怕苦怕累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呀，等等，然后先在班上自我检查。自己讲完了，还要听取别人的“帮助”，讲的不深刻的，大家“帮” 你深挖根源，讲的不全面的，还要“帮” 你补充，态度不好的，“帮” 你端正态度，很少有人一次过关的。那些平时毛病较多的人就得没完没了地一遍一遍地反复检查，直到把自己说得像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时差不多才能过关。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许多人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消瘦了许多，整日垂头丧气，一副灰头土脸。炊事班反映，这一段时间剩饭越来越多。不少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不时地喷烟吐雾，以烟消愁。也不知过了多久，王科长又做了一次报告，这位“运动专家” 大概觉得威慑得差不多了，交代得也差不多了，再这么紧张下去恐怕要出事了，于是来了个总结，叫做解脱一大片，孤立一小撮，叫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熟悉政治运动的人们知道，这是讲政策阶段。

这场运动使学生中原来两派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了，同时由于互相检举揭发，又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新的猜忌和敌视，有些心术不正和品质恶劣者则利用这个机会竭尽诬陷之能事，乃至毕业分配离开唐山时，许多人互相不说话，同窗几载的同学应有的感情没有了。即使没有参与故意整人的人，也因运动期间在班内所谓的“互相帮助”，彼此留下一些或多或少感情上的伤害，多少年以后想起来，心里都感到既别扭又内疚。这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给我们这批人心灵上留下的创伤。

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件事使我一直提心吊胆。同班挨着我睡的一位同学叫林信宝，浙江温州人。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你们姓林的没有好人！”没有想到，他反唇相讥道：“林彪是不是好人？”那时候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攻击林彪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为自己的失言后悔莫及。假如他把这句话抖出来，我就惨了，“文革”中为一两句话把人打成反革命整得死去活来的例子俯拾皆是。幸运的是，这位林姓同学只字未提这件事。还有，大学有位女同学和我关系一直很好，当时她在另外一个农场，运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在揭发检举阶段，有人把这件事捅了上去，妄图把我也打成“五一六分子”，这是一位熟悉内情的同学后来告诉我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当时在外语学院有特指的含义，指的是“有反对周恩来总理的言论和行动”、“参与了外事口1967年8月几起重大事件”的人。而我在“文革”中没有任何攻击总理的言行，更没有参加“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夺外交部大权”、“火烧英代办”等活动，这些情况许多同学都可以作证，个别人想借机整我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次运动对我来说最大的损失是销毁了一批宝贵的“文革”资料；离开学校时，我随身带了一个大纸箱子，里面装的是我收集的“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群众组织所办的刊物，大字报汇编，首长讲话抄录等。王科长的动员报告指称这些都是反动刊物，要求限期上缴销毁。这些资料如能保留到现在，其价值不言而喻。

“三个不准”

在下农场之前，颁布了几条纪律，其中有“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探亲”。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的，不能在同一个农场，必须分开，比如，女的在414，男的就被分到4610或者4582那边，每个星期只允许见一次面。神话中牛郎织女定期才能相会的传说没有想到竟成了生活中的现实。这实在是一条摧残人性的戒律。当时我们大多在21至25岁这个年龄段，那应该是人生最美好最浪漫的时期。俗话说，人生如同种庄稼，该播种的时候就要播种，该收获的时候就要收获，耽误一个季节，就耽误一茬庄稼。“三不”使我们中许多人耽误了婚姻佳期，给后来的择偶带来很大困难。

艰苦的生活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政治运动的压力，被束缚被压抑的精神世界，终于使个别人不堪忍受，精神崩溃了。一年以后，学生连出现了两个精神病。

《青春之歌》 的作者、著名作家杨沫的女儿马豁然就在我们这个学生连。她当时是北外英语系三年级学生。在学校期间，她就有很多“故事”，说她曾找过她的姨妈白杨想当电影演员，大概因为形象不大漂亮没有当成。后来又学写小说，被她母亲训斥道：“你别给我添麻烦了。” 在学校里，她的生活习惯和一般人不一样，每天很晚才起床，起来以后也不收拾，从来不自己洗衣服，生活中这类不拘小节的轶闻趣事很多。现在，这军事化的生活她哪里能受得了？虽说我们种的是优质小站米，可吃的却是高粱米和二米饭，每次吃饭时，马豁然捧着饭碗像吃药一样痛苦。虽说“文革”中人整人，但在学校主要矛头还是当权派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斗争怎么激烈也整不到当属逍遥派的马豁然身上，现在要人人过关，要“灵魂深处闹革命”，王科长报告里所讲的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简直就等于点她的名。更无情的是，只有一周一次和男朋友见面的机会，这对感情丰富的马豁然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马豁然终于受不了了。她不吃饭，也不下地干活，有一天夜里，突然失踪，连长号召全连100多号人全体出动寻找。找一次，跑一次，后来索性跑到唐山火车站，要乘车回北京。她的未婚夫前去劝她回来，拉了她一下，不料，她竟骂道：“别动我，臭流氓！”一时成为人们的笑谈。马豁然就这样疯疯颠颠回北京了，直到分配再也没有回到军垦农场。70年代初，听说她和一位有名的歌唱家发生感情绯闻，后来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其实，早在1964年至1965年，马豁然所在的北外英语系三年级学生就到山西省闻喜县参加过“四清”运动（指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理组织，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生活条件并不比唐山军垦农场好多少，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如这里。但是，那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正常得很，因为她是以“四清工作队”即领导者的身份下去的。如今，倒了过来，她成了“再教育”的对象。可见，人文环境、身份的变化对人的影响胜过自然环境。


1968年12月，赴唐山军垦农场之前，全班13名同学和海军宣传队队员（前排左三）在天安门前合影



我所在的班有个湖南常德来的L同学，这个人个子很矮，大概一米五几的样子，平时性格孤僻，不大与人交往。到农场一段时间以后，开始他爱和人顶嘴抬扛，一句玩笑话，他也要给你往原则上扯，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要和你争得脸红脖子粗。渐渐地，没有人理他了。突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古怪起来，不修边幅，胡子拉碴，衣着破破烂烂，有的地方还打上一块不协调的补丁，说话拿腔拿调，背着手，加上那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像是高级首长做报告或者批评下属一样。同屋子的人觉得他那样子实在可笑，有同学取笑道：“大家注意听，L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了！”他一听，更来劲了，经常指着我们大家说：“你们这些人一点儿毛泽东思想都没有，中修正主义的毒太深了。” 有同学讥讽道：“好了，我们都是修正主义苗子，你是毛主席家乡来的人，例外，我们向你学习好不好？”他一听这话，觉得美滋滋的，咧着嘴嘿嘿一笑。更可笑的是，每次吃饭前，他都要一本正经地站在大家面前读一段毛主席语录。他动辄训斥我们是“臭知识分子” 如何如何，每天规定一个小时的英语学习时间，他拒绝参加，以学毛著而代之。然而，在这种貌似极端革命的反常举动下，有时不经意流露出对女性的爱恋。一天，人们发现他竟主动地要帮助连里一位漂亮的上海小姐干活，要是其他人这样做，本不会有人非议，而这个天天批资产阶级思想的L同学也这样干，就让人不可思议了。有人拿他开心，问：“你是否想媳妇了？”只见他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样子十分滑稽。L同学的上述表现，开始排长以为他真地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文革”中这种把语录挂在嘴边的人到处都有，后来发现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引起了部队领导的注意，遂通知他的父亲来到农场，将他领回湖南老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1969年，作者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期间路过北京时留影
军营里的尴尬


在我们这个农场，还发生了一件说来很让军人丢脸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1969年的夏天。柏各庄的夏季特别难熬，不仅酷热，而且蚊子特别多，没有蚊帐晚上无法入睡。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用芦草铺盖的屋顶又闷又热。我们男同胞晚上只穿个裤叉，往蚊帐里一钻就呼呼入睡了。学生连的宿舍从右往左一共三排，第三排也就是最后一排是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后面是解放军的炊事班。这炊事班平日要比我们睡得晚，因为他们还要准备第二天的饭。一天晚上，解放军炊事班里一位战士大概是透过窗户看到对面蚊帐里露出来那诱人的酮体，一股无法克制的欲望使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军纪，只见他走出炊事班，装做上厕所的样子，绕道来到女生宿舍门前。他定了定神，看看四下无人，轻轻地推开了屋门，然后又轻轻地拉开了电灯，啊，眼前的情景使这位小战士差一点晕倒，难道这就是白天破衣烂衫的女大学生吗？只见那白色蚊帐里的玉体呈现着各种姿态，隆起的胸脯随着呼吸轻轻地一起一伏，乌黑的秀发衬托着白里透红的脸庞，还有那修长的大腿，丰满的臀部，一个个像那神话传说中的睡美人。劳累了一天的女大学生们睡得正香呢，她们大概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梦，但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做这样的梦：“一个解放军战士深更半夜闯进她们的宿舍偷看她们那几近全裸的身体。绝对不可能，解放军最革命，毛主席号召全国学解放军，谁要这么说，那肯定是造谣诬蔑，是反军乱军，是反革命！”可是现实往往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此时此刻，小战士睁大眼睛贪婪地看着，是啊，难怪画家们都说，人体尤其那女人的身体是最美的，谁说不是呢？小战士看着看着，心里一阵狂跳，又好像一团火在烧，他终于按捺不住，掀开靠近门口的那只蚊帐，伸手去摸。“啊”，蚊帐里的主人W同学惊醒了，她是这个班的班长。小战士闻声慌忙而逃，然后又佯装上厕所，回到了炊事班。惊魂未定的W同学向她的姐妹们诉说了刚才所发生的情况，连夜向领导汇报，连首长根据情况判断，一下子把目光盯在还亮着灯的炊事班。没有费多少口舌，那战士就如实招了。这件事情影响太坏，给解放军丢尽了脸，怎么让正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看解放军？部队向来雷厉风行，连夜向上汇报，连夜处理，第二天一大早，这个犯错误的战士就被送到唐山二十四军军部，很快就提前复员了。处理完那个犯错误的战士以后，紧接着就给W同学做工作，首先要绝对保密，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威信，绝对不许向外泄露。事实证明，这个密保得确实严实，我是一年后离开解放军农场才知道的。接着，414农场从此对W同学刻意培养，评她为全师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作为柏各庄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先进学生代表到北京汇报讲演。关于她的模范事迹材料，开始由学生连几个笔杆子起草，上级领导看了以后很不满意，认为写的形象不够高大，最后由二十四军军部的秀才们捉刀才完成。


“又翘尾巴了”


1970年的夏季，传来要分配工作的消息，学生连开始动荡不安。让连排长们恼火的是，这批大学生越来越不听话，用当时的语言讲，“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王科长所领导的整人运动除了收集了一些大家的牢骚话和个别人的隐私以外，实际上并无所获，没有抓到一个反革命。那几个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早在来农场之前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问题，诸如参与火烧“英代办”，夺外交部大权，根据当时北外清查“五一六专案”的要求，那几个人已经被“请回” 学校交代问题（这些人1973年左右也被分配了工作）。剩下还有谁的问题比他们大呢？只要还留在这里，就得分配工作，有工作，就有着落，不管分到哪里，肯定比这柏各庄农场强。有一些人天天围着连排长们转，那无非是想分个好工作或者好去处。有一些人似乎看破了红尘，无所谓，大不了哪里来回到哪里，回家去教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差的分配方案。最头痛的就是这批人，他们干活不那么卖力了，早操也不出了，打扫卫生，帮厨这些原来抢着干的集体劳动也不积极了，牢骚话，怪话却一日胜似一日。连里有吉林省来的两位同学，他们关系比较好，因为平时爱发牢骚，被王科长在运动中称为“狼狈为奸”的一对。这时，他们更有点儿放任自流的样子，时不时地弄点儿酒和香肠到田头地畔去喝两盅。一天，黄昏时分，这二人又聚在一起，一杯酒下肚，面对西下的夕阳，一阵愁绪袭来，不禁口占一绝：“田间一壶酒，相酌狼与狈。举杯对落日，问路何所去？孤苦伴我身，寂寞一颗心。管它明日路，今朝先喝醉。” “狼” 与“狈” 的举动似乎有些过了点儿，但他们的心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不” 早已被突破。原来不允许探亲，不知从谁开始的，说是父母如果有病，可以允准探亲，一时，“父病危，速归”、 “母病危，速归” 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连部，弄的连首长真假难辨，还得一一照准。不许谈恋爱这一条也遭到了挑战，有情人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对方传达爱的信息，更有大胆者，竟男女出双入对。我们414农场恋爱事件的典型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鸡窝事件”。当事人男的叫邢国安，女的叫周凤仙，这一对多情男女，一个出身工人家庭，一个是革干家庭，运动中本人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包袱和压力，平时又不拘小节，谈起恋爱来胆子也格外大。柏各庄农场是一片开阔地，没有山，没有水，连一块小土包也没有，更没有小树林子，对于热恋中的浪漫男女来讲，无地形地物可利用。邢、周二人大概是我们414学生连最早打破“不准谈恋爱” 这一禁区的一对，他们在营区内，在附近的田野小道上出双入对地散步，大家已见多不怪了。问题出在晚上，夜间查铺这一条还在执行，邢，周二位随着爱的温度升高，晚上回来的越来越晚了。有一天晚上，已经过了查铺时间好久，还不见他们二人回来，连长着了急，遂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附近的田埂上，土道上没有他们的身影，富有侦察经验的连长把目标锁定在营区内，最后又把目光集中在农场已舍弃已久的鸡窝里，那可不像农家小院里的鸡窝，简直就是间小屋子，里面还放着不少的稻草，看来是谈情说爱的好去处。邢、周二人大概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勘察才找到这么一个理想的幽会之处。那天晚上这两个人大概心情太好了，忘记了这是在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时期，忘记了查铺的时间，卿卿我我，缠绵悱恻，舍不得离开。没有想到，一束强烈的手电光照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从梦一样的浪漫中回到现实中来。连长姓岳，是个通情达理的温和派，以又批评又关心的口吻说道：“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 部队领导并没有对他们做任何处理，只是鸡窝里谈恋爱这件事从此传开了。恋爱如此美好的字眼和鸡窝这么窝囊的地方联系在一起，这大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和环境特色吧。遗憾的是，邢、周这对有情人最后并没有结为良缘，不过，他们各自成家以后仍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1988年3月，我因公出差纽约，一天在总领馆大厅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我回头望去，是周凤仙，我问她来美何干？她说是留学的。后来听老同学讲，她这次留学美国就是邢国安帮助安排的。90年代初，我突然听说周凤仙因患乳腺癌不幸去世，好像约好了似的，过了没有几年，邢国安也患癌症去世。命运如此无情，他们在人间都没有活到50，而且并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常言道：“患难结知己”，他们在柏各庄农场那一段恋情想必是真挚的，愿这两颗相爱的心在另外一个世界永远相伴吧，在那里再也没有人打扰你们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圣人留下一句名言：“人，食色性也。” 他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说的如此直白而简单。奇怪的是，两千多年以后，人们又要把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硬是要用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把人们的头脑禁锢起来，不让人谈论和接近色和性。柏各庄农场生活的残酷性并不是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劳动的艰苦，而是对人们精神上的折磨，使一批正处在青春年华时期的男女感到极其压抑和苦闷。假如说马豁然的出走多多少少是受不了那份苦的话，那L同学的失常绝对不是环境的艰苦所致，那是一个情感得不到正常的表达和发泄而扭曲了的灵魂。越是不让男人谈论女人，越是不让谈爱，实际上私下谈的最多的还是男女之间感情上的话题。我相信，女人也是如此，她们的话题肯定离不开男人，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伴随着人一生的主题。那时候有个“一对红” 的做法，班里互相之间结成所谓“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领导要求大家彼此交流什么活思想之类，实际上我们具体谈什么，领导不可能知道。有些彼此互相信任的同学就是利用这种形式表达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对爱情的渴望，谈论自己心目中所崇拜和爱慕的女性。我和我那个“对子”就是这样的一对。我们两个“一对红”非常铁，可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对方敞开，尽管我们两个所爱慕的女性后来并没有成为生活中的另一半，但我们的情感世界并未空白，那个可怜的L同学连这样一个近乎柏拉图式的恋爱也没有过，怎么能不精神崩溃呢？爱美之心，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工农兵当然也不例外。这枯燥无味的军营里突然出现了一群漂亮的女青年，解放军见了喜欢，这乃人之常情，可有人深更半夜闯入女生宿舍，那成了什么事呢？还有一位工人老大哥，他是北京第五建筑公司驻北外工宣队一个小头目，早在下农场前，他就对一位来自湖北的陈姓女同学颇有好感。我们到农场后不久，他随北外慰问团来看望我们。这位老大哥对我们男同胞显然没有多少兴趣，例行公事地在一排和二排寒喧了几句，然后赶快往三排跑，当他看见那位姓陈的女同学时，一把拉住她的手，激动地说：“快让我看看磨出茧来了没有？”有同学不免调侃道：“还是工农兵实在，处处都来实的，知识分子尽是纸上谈兵。这恐怕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之间最大的差距吧！”


转眼又到了秋天。毕业分配的消息越传越多，越传越真。也许是动荡不安的学生连对解放军所产生的副作用太大，也许真的是为了给新兵腾房子，1970年的秋末，我们414农场学生连奉命“移防”，转移到丰润县的营房。那是座名符其实的标准的部队营房，据说是50年代军队正规化时期修建的。这里的条件比柏各庄好多了，劳动也轻松多了，主要是刨花生。生活也比较自由一些。许多同学隔三岔五到丰润县城下馆子喝酒。当时我们每人穿着一身解放军50年代旧棉军服，部队用它来擦拭炮弹，特意拨出一些“武装”学生连。这旧军服上面油迹斑斑，有的还露出棉絮，同学们懒得去缝补。这副叫花子般的“行头” 走到哪里都会引来一阵评头品足。老百姓看见我们窃窃私语，猜测我们的身份，有的说像劳改犯，有的说：“不像，你看他们不少人带着手表，还带着眼镜，下馆子喝酒出手阔绰，是不是随军家属？”有的就直接了当地问我们：“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土八路！”有人模仿着电影里的台词答道，说完，一阵放浪行骸的大笑。一直到最后走的时候，这些的善良老百姓到底也没有搞清我们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各有各的故事


12月中旬，盼望已久的分配方案公布了，历时两年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正式结束，同学们从唐山火车站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报到。不久，先后从广州军区的牛田洋、南京军区的城西湖、沈阳军区的盘锦以及天津的军粮城等解放军农场分来了其他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共计21人。大家相聚一起，首先谈论各自农场的情况，其中来自军粮城和牛田洋的故事使我刻骨铭心。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同事讲述了原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冼依的女儿冼霞的遭遇。这位冼霞，人长得漂亮，外语学得又好，“文革”前在全院还作过朗诵表演。“文革”中，她的父亲不幸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作为女儿的她怎么也想不通，又不好向别人诉说，于是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她父亲的同情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不料，她的日记被睡在她旁边外号叫“刘大麻子” 的同学偷看了。这“刘大麻子” 脸上本无麻子，只是因为她性格粗野而强悍，身上没有一点儿女人味，大家才送了她这么一个难听的外号。也该倒霉，不知是故意还是命运的在劫难逃，一个善良而美丽的姑娘身边竟睡着这么一个“母野叉般”的女人。“刘大麻子”看到日记后马上汇报了上去，冼霞随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行残酷的斗争。无休无止的批判会不说，还对她实行体罚和人格侮辱，让她给全连所有的女生洗衣服，大家收工了，还罚她继续干活。可怜冼霞体力终于承受不了，一天倒在一条水沟里。毫无人性的“刘大麻子”竟说她要畏罪自杀，又是一通批判会。一天，人们发现，冼霞在那里喃喃自语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突然又莫名其妙地跳起舞来了。可怜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从此疯了。“文革”结束以后，冼依被平了反，享受副部级待遇，活到81岁，逝世后《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肯定了他一生的贡献。可怜他唯一的女儿却因他终身与精神病相伴。来自牛田洋的那位老兄更是有一番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1969年夏季，牛田洋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海啸，上级命令要死保牛田洋大堤，口号是：“人在，大堤在。”农场的解放军官兵和大学生们一起手挽手，誓与大堤共存亡。无奈，人的肉体怎么也挡不住巨大的海啸，可怜一批年轻的大学生还未来得及用他们所学的知识报答国家的时候就被无情的海浪吞噬了。我这两位同事全凭一副好体力，丢掉所有的家当，拼命地向前跑，那狂怒的海水就像恶虎一样在后面追赶，他们亲眼看见那些体力不支的女同学倒在了地上，被海浪卷走。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侥幸生还。


听了发生在军粮城和牛田洋的故事，我一下子意识到在柏各庄农场尤其是414农场的我们显然要幸运多了。


平静的反思


回顾历史，人们往往会生出一股怨恨甚至诅咒来。用今天的眼光很难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40多年前，大学生下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这件事今天看来似乎很荒唐，但联系当时“文革”的大环境大气候，又不难理解。“文革”发展到1968年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完全失控，国家的权力机构、政府行政部门、执法部门已经全部瘫痪。运动初期受到毛泽东鼓动和支持的青年学生已经狂热到极点，达到为所欲为的地步，大学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和武斗的策源地，对立的学生两派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和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就像救火队一样，经常奔忙于首都各大专院校制止武斗，效果仍然不佳。如果任凭这股失控的力量发展下去，势必会出现更加危险的局面，毛泽东主席不得不动用他手里最后一张牌了，这就是军队。单靠军队似乎还难以对付这些已经昏了头脑的青年学生，还必需在地方上找出一股力量来，这就是在城市里举足轻重、在宪法和党章里被定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一个是领导阶级，一个是专政的柱石，两股力量合起来才控制住了已经失控的首都大专院校局面。这就是1968年七八月份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的历史背景。对于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当时中央的方针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企业。领导外事工作而又处事灵活的周恩来总理深知外语人才的特殊性，假如把外语大学生真的按照“四个面向” 原则分配下去，很多人无疑要改行，即使不改行，当时在基层也难以派上什么用场，用不了多久就得荒废。因此他特意委托解放军四大军区承担了这么一项特殊的任务，而且还特意交代部队领导，要求大学生们像解放军战士练兵一样，每天坚持一小时的外语学习。这是周总理对外语大学生的一种特别的关心和爱护。


对于解放军来说，这个任务超出了它的职能范围，执行起来左右为难。如果不按军队一套来要求，从上到下都说是向解放军来学习的，如果按军队的要求来做，学生们又承受不了。那个在学生中所开展的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也并非军队的自我发明，那是从上面贯彻下来的(至于是哪一级，本人无从知晓)，军队向来奉命行事。至于运动中所出现的种种偏差和错误，哪一次运动又能免得了呢？因此，把接受“再教育” 中所出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军队是不公平的。


其实，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也受到了伤害。我们所在的414部队政委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有一天，他观看了我们学生连所表演的文艺节目后十分高兴，给大家以热情的鼓励，还对宣传队的学生说了几句简单的英语。没有多久，这位政委被扒下了领章和帽徽，进行隔离审查，原来他是新四军的老战士，“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俘虏，“文革”中被怀疑为叛徒。在4610部队场部前面那一条马路上，每天傍晚可以看到一个戴眼镜穿着军装的老人在那里散步，那样子十分奇怪，以他的年龄应该是首长级的人物，可首长散步应该有人陪着，他怎么老是一个人在那里无聊地走来走去，说是一般的干部，那举止神态又不像。后来终于得悉，他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的保健医生。1968年3月，杨成武因“杨、余、傅”事件被打倒而入狱，将军的医生受到株连而流放在此。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口号下，在批判所谓“活命哲学” 的声浪中，那个年代，许多解放军战士做出了无谓的牺牲，我们所在的414部队在战备施工中经常发生塌方死人。和我们一起的解放军实际上比我们还要辛苦，他们只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有的战士服役几年还没有摸过枪，临复员的时候才打一次靶，算是当了一回兵。


实话实说，我们所在的部队各级领导对我们这批大学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了不少照顾。在知识分子最倒霉的年月里，从部队首长到普通战士从内心深处对我们很尊重，甚至常投以羡慕的目光，这是人性中真实的一面。我们到农场不久，二十四军军长万海峰，军政治部副主任，414部队的刘师长，赵副师长先后来看望过我们。解放军战士不无羡慕地说：“以前，师一级领导都很少来，更不用说军长了。”显然，我们一来，这个农场得到各级首长的重视。尽管我们对自己未来的前途茫然无知，可在解放军眼里我们这些人都了不起，有的私下里说：“你们将来都是屁股冒烟的”，意思是说我们将来都是当官坐小汽车的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位赵副师长，我们刚到414农场不久，他常来农场，经常看着我们吃饭，问我们习惯不习惯，他曾多次叮嘱连长和指导员要关心我们学生连。这位赵副师长是位战斗英雄，1949年渡江战役时是营长，亲自抱着机枪往前冲，肠子被打得流出来了还坚持指挥。我向来崇拜英雄，听说他在唐山252医院住院，还到病房里看过他，那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军人。据说，当他听说叶政委被当作叛徒抓起来以后，心里想不通，经常喃喃自语地说：“我的老战友啊，……”那个因为搞了一场政治运动而不受欢迎的王科长实际上是穿着军装的文人。仔细一想，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文人们互相残杀，因为整人也需要墨水和文化呀。学生连后来送了他一个不大好听的外号——“老狐狸”。有意思的是，这位王科长不知是由于老乡还是别的原因，在脱下军装以后和被他称为“狼狈为奸” 的“狼”和“狈” 保持着联系，“狼”和“狈”也许是学生连唯一和他有联系的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


每一段历史总有它的缺陷。人性也有缺陷。美与丑，善良与邪恶，真诚与伪善在人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演绎出各种各样或悲怆、或恩怨、或哀惋的故事来。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