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等《荥经事件实录》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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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百人讲述大饥荒家毁人亡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荥经县新添乡街上日杂商店院子；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高秉忠，71岁，原复顺公社太阳管理区1队社员、记工员，六七十年代太阳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


    余：高大爷，我们先谈。荥经事件的时候，您有多大？


    高：五九事件时我满二十岁了。


    余：您家里是啥子成份？有几口人？


    高：我家是贫农，家里有八块。土改前租人家三亩多地，喂了一头牛，一头母猪；租人五分田，养八口人。


    写（租地时双方写契约，当地人称租田地为写，下同——编者）的是李跛子家的田地，后来公社时候他家划为9队。他家是中农，那块土地，吊远（离得很远，故称吊——编者）了，租给我家种。


    余：要交多少租？


    高：当时写一亩地，交租子是交玉米一斗，40斤；5亩多交两百多斤。当时旱地大春打两三百斤玉米，小春种小麦，一亩也就是打百多斤。还要留点底种油菜打油吃。


    大、小春下来，一亩地收四百多斤，5亩多收两千三四百斤粮食，交人家两百多斤，自己留两千斤出头。


    水田交的租多，要交一半。那时候，一亩水田，好年景打得到六百多斤谷，交三百多斤租，5分田也就是打个三百多斤，交一百多斤，剩下一百多斤谷。


    那时候人讲诚实，交租的时候，好粮食给他，当年交清，不交清欠的租，来年加倍。


    余：土改前，你家里那么多人，生活怎么样？


    高：大、小春下来，共打两千多斤粮。自己留下两千二百来斤粮食，一家八块吃，还要留来年的种子，还要养猪。


    土改前，家里的日子过得淡泊得很，吃玉麦馍馍的时间多。我到学校读书去，都是带馍馍去吃的。有钱人的娃儿上学，带麦面馍馍吃。


    余：当时你家吃得饱吗？


    高：吃得饱，不够吃点面茶汤，没得法，补点杂粮。农民只要劳动，吃饱肚子还是不成问题的。懒汉饿肚子。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田？


    高：土改时候，我家分了三亩多地，一亩田。


    余：土改分田地后，你家日子怎么样？


    高：那日子比以前就好过了。


    余：一亩地能打多少？


    高：小春种小麦，大春种高杆玉麦（玉米，下同——编者），一亩打到四五百斤，三亩多打千把斤；还有一亩田，打五六百斤谷子。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不交租子，公粮也不多。


    余：统购统销以后日子怎么样？


    高：统购统销是“三定”粮，我家要交粮七百多斤。


    干部来我家定的量，每人每年留380斤，多的余粮交国家，产量定的每亩408斤和520斤。我家地不好，达到有些难。54年征得高，55年搞“三定”，还是吃不消。


    日子就差多了，中间吃面面糊，杂粮，长年吃玉米馍馍，维持生活。


    57年上交征购粮，就由高级社了，队里和社里定产量，定任务，就不经农民个人了。


    余：合作化运动中，越来越讲求所有制变化，公有制程度越来越高，越搞越公。再加上统购统销，就改变了以往由国家政权，面对亿万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者，通过乡、村两级干部，去征购他们粮食的情况。


    合作化加统购统销，在粮食征购上力度前所未有。它变国家政权，通过乡、村两级干部，征购农民粮食的情况，为国家政权，通过合作社，来征购粮食。


    统购统销，定产、定数、定征购，干部工作量极大，如陷入与亿万农户战争的汪洋大海。初级社集体生产，集体分粮，就掌握了农民的产量，也方便了征购进行；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征购在政权体制内进行，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要粮。反瞒产就是为了高征购，逼出更多粮食。


    集体化，在“农业机械化明天”的美丽目标，和苦战三年，明年更美好的道法制度点上，实施的是为“国家工业化”而无穷尽榨取农民的血淋淋，贪婪魔爪和手段。


    高：反正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日子，就一天天越来越不好过了。


    余：荥经县是57年搞高级社的。57年农村也搞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起大鸣大放，然后就是抓“滥言份子”，打“坏分子”。


    运动中整的人，就是那些闹粮的、退社的、对集体化不满的、对干部作风不满的农民。你们那里是怎么搞的？


    高：57年后半年，农村搞大鸣大放。社员放得最多的，就是统购统销问题、粮食吃不饱问题，和集体生产不自由的事。


    我队上有一个壮汉，肚子大，吃得多，一顿要吃8斤红苕，干部把他的锅端了。大鸣大放，他给干部提意见，后头打“坏分子”，被斗了。


    到57年秋收交粮，是生产队统一交的，交多交少、社员有吃无吃，就没人敢说话了。我们生产队在山里，高级社时候规模小，全队只有十几块。那一年，一季交两千多斤，没有人说。


    余：还记得58年吃食堂的情况吗？


    高：记得。解放后，就宣传“学习苏联老大哥”，公社化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吃食堂时喊“要吃两荤两汤”，喊“敞开肚皮吃饭”。


    吃食堂的粮食，开始是从各家各户“共产”来的，合在食堂一起吃。当时也浪费大。反正是吃饭不要钱嘛，吃两口就扔了的馍馍，到处都是，大家也不心痛。


    当时已经大办钢铁啰，劳动力一个不留都上去大战钢铁。男人调大矿山的，调到太阳湾钢炉的，都出去办工业了。劳力在外面搞“大兵团作战”，劳动强度大，吃的粮食多。都是从家里的管理区往外调的。这加在一起，粮食消耗比哪年都大。


    队里留些婆婆、老汉、娃儿，妇女，粮食收不上来。


    那时候，干啥子都喊口号的。秋收的时候，公社领导喊口号，要“三天收完”，喊“五天收完”， 三五天没收完，要拔白旗。


    下面队里要完成领导交的任务，就乱来。有的队怕完不成任务，就把路边田里的、离队近些的、田里稻子长得好些的粮食收进来了，也是胡割乱收一气。远点的、长得差些的田里，装个样子收一下，犁头一耕就埋啰。有些山里的小块田和地，根本就没人去收。


    哪个地方都一样，多少收了些粮食回来就行了。


    反正当时上面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了，国家统一调拨，哪里不够往哪里调。


    农民也信了那个，以为没粮食吃可以找国家，由国家调。要是晓得59年会那么大的饥荒，打死也会往仓里收多一点。


    山上的玉米、红苕，烂在地里多了！59年春还有人去地里翻来救荒吃。


    有的队有干部，队长、会计在家的，又把粮食看得重些的，就组织妇女、公婆多收一点，收回的粮食扎实一些。那这个地方59年的春荒就会好一点。


    但那时候是公社统一调拨。你的粮食多一点，干部就把你的粮食调到缺粮队去了。


    余：你还记得干部“五风”问题吗？那时候放“卫星”，浮夸风成灾。你们那里是怎么搞的？


    高：记得，浮夸风害死人哦！五八年是李成栋当县委书记，搞浮夸最凶了，放“卫星”报高产，把几十亩拌（方言，搬，糅合——编者）成一亩，放亩产万斤“卫星”。高产报出来了，国家就必定找你要粮，要把高产粮食征购去，粮食实际产量，还不够他征购任务，社员吃啥子呢？


    58年放“卫星”，到十月份，国家要征购粮的时候，就恼火喽！队上的干部也恼火。


    上面领导讲：你的粮食亩产几千上万斤，那就交出粮食吧，自古以来，种田交粮，不吃也得交出来！


    就是完成征购任务，粮食好点的产粮地方，公社“一平二调”，把有粮队的粮调到没粮队去，有粮队的粮食搞光了。当时可以看到这个队的社员，翻山越岭到那个队去背粮，一平二调嘛。


    余：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平调”，就是把贫穷平均化和普及化，就必然是大饥荒的平均化和普遍化！


    高：是哦，58年到处都共产了，有粮队共成无粮队；59年就到处都一样都没吃的了，到处都饿死人。


    余：58年开始的冬荒和59年的春荒，您还记得吗？


    高：我们公社，大多数地方，是58年10月就闹饥荒，吃不饱了。


    食堂吃了个把月的样子，就开始定量，一人一天七两，后头（后来，下同——编者）到一天吃半斤。粮食越来越少，就又吃稗子馍馍。


    实在没粮了，就吃淀粉，就是玉麦壳、玉麦芯子、红苕藤子磨成粉，做馍馍吃。用石灰水泡过，晒干磨。这些吃完了，就吃糊糊，一天二两玉米熬糊糊。


    实在没办法了，生产队派人，到山上找蕨鸡根，挖来磨粉，做面茶喝。


    我们队的人到新添公社中岗山那边挖蕨鸡根。那是59年上半年，就饿死了好多人哦！


    59年四五月间，公社还在搞反瞒产，有粮食的也都挖完了。你说咋个办呢？


    余：58年11月起，全国对大跃进的政策就进行调整了。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收缩食堂、允许社员打饭回家吃、分自留地了。当时四川李井泉极左，还是坚持大跃进的那一套，59年四五月还在搞反瞒产，四川人让他整惨啰！庐山会议后，四川把大跃进以来的极左路线推向极致，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主要目标就是高征购、搞粮食！所以，四川人口死亡达到1200万。荥经又是四川的典型县，人口死亡率据四川第一。人民的苦难，惨不忍睹！


    高：四川省搞得左，荥经县就更加左喽！不要咋个害死那么多人嘛！


    余：庐山会议后，荥经也和全国一样，大搞反“右倾”、高征购、反“瞒产”运动。你们复顺公社和太阳管理区的运动是怎么搞的？


    高：59年下半年，上面干部搞反“右倾”运动，下边社员搞“田边整风”运动。


    先是搞“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让社员鸣放。接着就是反“右倾”，抓“小彭德怀”， “整风”。


    秋收粮食收下来交仓库，社员不服的就“整风”，好多人被打残了，又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管理区当时是杨学芬当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在社员中抓“四类分子”，抓“富裕农民向党进攻”。


    那时候是一边搞整风，一边高征购。


    余：反“瞒产”运动中，你们那里的运动是咋个子搞的呢？


    高：秋收后先搞算帐运动，公社开三级干部大会，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都去了。会上要各管理区、各生产队干部报你那里的亩产。


    复顺公社是山区，山多田少，我们太阳湾在大山里头，山冲里有点田，山坡上的地稍微多一点。那一年社员饿很了，地里庄稼长得不行。我们的大春，实际产量，玉麦也就是个两百来斤，稻谷大概有三四百斤。


    公社开会，会上就是要粮，各级干部都是先报产量，报不上去就要批斗、挨打。会上搞“先进带后进”，“后进赶先进”，各个管理区、生产队都要“向先进看齐”。


    先报的队怕打成“右倾”，大起胆子喊亩产500斤，公社书记一顿骂起，说是“右倾”，是“瞒产私分”，就把人弄到台上开始批斗。台上的、台下的，喊口号、搞揭发、动手打的，都上了。后头报的队，赶紧喊亩产600斤，还是脱不了手。就有那种见风使舵、争先进的人，喊起亩产800斤，亩产1000斤。公社就表扬，接着就算征购任务。


    算任务是要把你的亩产乘以田地面积，得出总产，再摊成征购任务的嘛。公社给各队下征购任务，就按照这个数来。


    你报高产了，就得多交征购。别人一亩报800斤，你也报，报了又没那么多粮交。大会就跟你算帐，一亩产800斤，你有多少地，该交多少。交不出任务，就追粮食钻到何处去了？肯定是“瞒产私分”，要反你的“瞒产私分”。硬逼得下面干部把粮食交完，还不放手。


    当时我一队的队长叫高云舒，那时队上还一个做主的干部叫熊大松。开会时候，他俩个报不上去产量，在公社就被狠斗猛打几顿嘛。跪高板凳，吃家伙，打得很。


    没得法，会上他们把产量提上去了，我队的产量是报的水稻亩产800斤，玉麦600斤。


    就是按照这个数，乘以全队的田地总数，公社定下交征购的任务。粮食被征光完啰！


    余：你们1队是怎么上交的高征购？


    高：那时兴大协作嘛，大兵团作战，管理区搞“交叉作战”，派几个队的人来帮你一起，把你队的谷子收割了，晒干就人就送到粮站，交征购任务去了，剩下一点叫大队，队上不留粮食的。


    余：队上一点粮食也不留？


    高：当时喊“先国家，后集体”，我们那里队上的集体库房，是没留给粮食的，都是先交够国库，再挑到管理区仓库里了。


    那时候，生产队食堂开伙的粮食，由大队干部安排，统一调拨，生产队不留粮。管理区干部几天一划拨，生产队的食堂粮食，收在保管室，很少，上头拨多少吃多少，不拨下来，就没得吃的。


    生产队派社员把山坡沟头小块地里的玉麦、红苕收下来，也要交大队，由大队干部统一掌控，分配到各食堂。


    那一点粮食哪里够这么多社员吃呢？稻谷收下来，基本交国家了，大队干部私留了一点，那也是他们开小灶自己吃的。


    那一年，粮食收下里，社员就吃二两杂粮，吃不到好粮的。


    就这个二两也只吃了半个多月，食堂就断火了，一点粮食都没得了。社员屋头又不准冒烟的。接着就开始饿死人了。到年底，死人越发狠了，再后头就没有断过潮。



余：食堂一点粮食的没得了，为啥子社员屋头又不准冒烟？那不是要把人饿死吗？


高：就是嘛！公社书记杨学芬，把干部、社员组织到荥经河边的河滩上开大会，宣布不准社员家冒烟。哪家屋头冒烟，就是“破坏公共食堂”、“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富裕农民向党进攻”，就要抓起来！他亲自喊的口号嘛，下面各队就按照这个政策搞。


余：你队上食堂断粮多长时间？社员是怎么度荒的？


高：秋收几天后，食堂里就光喝面茶。后头就是在锅里放几点粮食，煮锅野菜汤，面茶都没喝的，食堂断粮三个月，最后四十天粒米皆无。


余：你先说四十天断粮的情况，详细讲一下。


高：食堂完全断粮四十天，也是干部闹的最凶的时候。


一是不准社员家冒烟，见哪家冒烟，就冲进屋，偷的粮食，杀的牛肉他们吃了；是煮的野菜、草根，充作食堂大锅，做社员的饭。还要打冒烟家的社员，扣他的饭，社员偷麦吃麦都要挨打的嘛。


二是食堂没粮，照样冒烟。那时候的干部真的是欺心！食堂没粮食，煮一大锅水，有野菜就放一点，没有也照样大锅煮开水，灶头不断火，还喊“公共食堂，红旗不倒！”还不准社员说断粮，一说就是给公共食堂抹黑，开会斗争、吊打。


可怜社员端个罐子，到食堂去打饭，今天运气好，还打得到几匹野菜叶，一点野藤根根渣子，运气不好，只好打一罐开水喝，


就这么样的情况，大队干部晚上把他的手里管的一点粮食拿出来，照样吃饱，吃大米，吃麦子馍馍。


    那时候粮食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管起的，要说“瞒产私分”，也就是他们自己吃白米白面搞瞒产，社员见不到半点。


余：那时候社员吃啥子？


高：社员没法子，吃糠，是粗壳磨糠哦，吃野草、野菜、挖蕨基根、野藤子根，吃泥巴。


那时候，野地里的鹅香草、猪婆笼、啥子野菜都吃完，野菜都没得寻的了。人饿得和畜牲一样，啥子都吃，上山挖蕨基根、藤子根，偷偷烧了就那么吃。


宝峰的宝子山离我们太阳湾有十五六里大山路，我都到宝子山那边挖泥巴吃过。捏成馍馍，偷偷用火烧好，一餐吃巴掌大一个。吃下去好难过哦！吃得下去，解不出来，人人都只好让别个用棍子捅屁股，从里面往外掏，掏得血糊糊的，好恼火哦！


社员饿得没法，走得的就出去偷青，挖点野菜吃，走不动的就活活饿死在家里。那死的人就最多了。


余：你还记得有哪个社员偷青挨打的吗？


高：咋个不记得呢！偷青的，偷牛杀都有。


我饿了，就偷点油菜吃，啥子都吃，连甩了几年的牛骨头，都砸烂了吃。上坝二队农科队种的菜，我们都偷了，生的啃来吃。不准冒烟，只有吃生的，没法子啰。我都被干部捉住打过的。


我兄弟高秉柱和高秉君，就是因为这个被打死的。


    那天几个人偷牛杀，高秉柱参加了，吃了牛肉。干部发现牛不见了，高明见带民兵到处搜，他们都有枪的嘛，把高秉柱几个人查出来，一顿枪把子打倒在地上。高秉柱口吐血沫，又饿狠了，人虚经不起打的，一顿打后，抬回家不久就死了，干部把剩的牛肉搞去吃了。


    高秉君和倪光福几个去偷牛杀吃，被干部查到了，一顿乱枪把子打，背上骨头打断，抬回家喊心口疼，躺在床上一个月多就饿死了。   


上坝二队的夏连玉，偷牛杀吃。被干部捉住，反吊在屋梁上，让他脚尖踮到地面，一堆干部、民兵，把他打惨啰，打得他窜鼻血。边打边审，毛宇先把打他的人拉住，夏连玉痛得连喊带哭，几个干部民兵又拿棉杆子一顿狠打，当场把他打咽气昏死过去。


后来他放出来，他手都吊残了的。食堂吃糠馍馍，他把馍馍踹在裤裆上啃来吃，这是我亲眼见的。


余：后来整风整社运动中，反“五风”是怎么搞的？这些干部受到处分了没有？


高：整风运动，我们这里是南充工作团下来的，又是天天打，天天整风，“五风”干部挨了打，社员也被他们打惨啰！那些家伙，外地来的，整起人来更凶！


还是没吃的嘛，社员只有偷青，发现捉住就打。那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就是让人揭发、斗争干部“五风”， 揭发、斗争社员偷青和小偷小摸，“破坏集体生产”，“破坏人民公社”，反正都让他们打惨啰。


余：工作团是怎么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呢？


高：工作队在台上喊起来一个社员问：你明天完得成5亩地的任务么？完得成，你就下去，完不成，就斗争就打。


我家老汉和高力贵他们，饿狠了没劳力，说完不成5亩锄草任务，就被强迫跪瓷瓦片，发动群众打他们，好惨啰！


余：你生产队死人多吗？还记得具体数字吗？


高：我队上吃食堂的时候，原有七十八口人；到62年分土地时，还剩下四十五口人。死了三十三！


人饿得抬不起死尸了，埋一个尸，队上给半斤粮，那些埋尸的也不管，人脱出去扔坑里看不见，就领半斤粮。队上死人得凶的时候，都是用绳索套在脖项上，拉出去，一窑窑地往坑里、窑里丢。


余：您家里有几口人，大饥荒死人了吗？


高：过细粮关前，我家有八口人，过细粮关饿死五口。


我老汉叫高云章，是饿死的，死的时候不到五十岁；我两个兄弟也是饿死的，一个奶名叫火泉，死的时候七岁；一个叫云康，死的时候八岁；我妹妹叫舒云，也是那时候饿死的，她死的时候十岁。


我爷爷死得才可怜呢！他叫高维方，是饿死的，死的时候八十四岁。他临死时，喊我给他提面茶，我告诉他没有面茶哦。他想爬上床，一只脚上去，一只脚还没上床，人就倒下咽气死啰的。我幺爸他们几弟兄，把楼板钉了个方子，抬上山埋了。


余：你叔叔、伯伯这些亲人家，还有死人没有？


高：我幺爸叫高云斗，屋头有六口人，饿死了五口。


幺爸是饿死的，死的时候有四十多岁；还有幺婶也死了，她叫高石氏，也是四十多岁；我三个兄弟也是饿死的，一个叫秉清，死的时候六岁；一个叫保安，死的时候四岁，还有一个叫二娃子死的时候次三岁，都是细粮关饿死的。


我这两家死了十口人。


余：你父亲饿死的时候，你见到吗？是怎么个情况？


高：见到嘛，我和兄弟找了两块板板，把他用绳子套脖子上，拉出去，在菜园里浅埋的。



余：你队有死绝的户吗？


高：死绝的有啊！高陈氏一家两口，她和外孙女都死了；


高云朝，小名和尚，他家有四口人，全饿死了；


高维新家，饿死了三口，我喊二姨；


高云贵家，六口人，饿死三口；


高云松家，原来是四口人，死了三口，死得只剩下他逃出一条命；


高云清家，五口人饿死四口，高云清逃出一条命；


    高云轩家饿死得多，五口人，逃他一条命，饿死四口。


    高维清原来是我们那儿的教书匠，教私塾的，他家五口人，死了三口，老汉、老婆、一个儿子都死了，活了两儿子。  


余：你队上有吃人肉的吗？


高：我队上有人连死人肉都弄来吃，你说是不是饿惨了？


马福清是贫农，比我大些，他是吃了死人肉的。


那天他屋头冒烟，躲在屋里搞吃的，天爸（叔，下同——编者）看到了。天爸喊他开开门，他不开，不让他进去。后头天爸闯进去一看，他是把死人肉劈下来煮起，砂锅煮人肉吃。天爸喊他不要吃。他给天爸跪倒起，喊他不要上报，说是一个死了的小娃娃。他喊饿得很，没得法啰，后来马福清还是饿死了的。   


余：你队有逃荒出去的人吗？


高：有一个，是我叔伯妹妹，是高云斗的女儿。她逃到陕西省泾源县，后来那边清理户口，那边的公社来公函，我去把她领回来的。


余：你们这里政府发救济粮是什么时候？发多少？


高：发救济粮是60年6月，从西昌运来的大米，一天供应一斤粮（应是半斤粮，他记忆有误——编者）。后头允许社员烧伙，不准干部违法乱纪，如果当时再不发粮，全队人就饿死净光了。


余：你队社员得病的多吗？


高：多得很嘛，最多的是浮肿、干瘦、妇女病，活下来的人差不多都是病。进过肿病医院的人多，医院发红发丸吃，是消肿的。


余：后来你们队里是啥时候搞生产自救的？


高：生产自救是61年，包产到组是62年上半年。下半年又搞运动，反社员“私开私占”，坚持集体道路，反单干风。


    生产自救中，社员积极性高了，到处开荒，上山放火烧荒开地种，开火地后生产上去了，生活就好了。


    那时我家里有母亲、我、一个兄弟，三个人收了两千多斤粮食，够吃了，还有余粮。当年过年，还杀了一头过年猪，这是统购统销以来第一次杀年猪。土改后，我家杀过年猪。


余：62年底又反“单干风”，社员是怎么想的？


高：反“单干风”，集体又把社员自己开的火地收了，上面要搞反“私开私占”，生产的粮食又没收了。工作队到山上社员开的火地上看过，种的啥子粮，打了多少粮，他们给社员“判成”（判定收成——编者），剩下的全部交队里。


    农民不愿意，但一个晚上运动就来了，先贴告示，不准私开私占。再就是开大会，不服从就辩论，斗争，农民都被干部整怕了的嘛。不交不行，有啥子办法嘛！


余：你队以后农民在人民公社的生活怎么样？


高：吃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一年一个人三百多斤，不够吃的。


余：您说说看，农民的生活，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好一些，还是民国时候的日子好过些？


高：人民公社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人不自由，二十多年，农民从来就没有吃饱过饭。吃食堂饿死那么多人口，提都不想提它了。


旧社会的农民，只要你劳动，饭还是有吃的嘛。再穷的人家，起码过年还是要杀过年猪的嘛。


人民公社的时候，除了干部屋头，社员几十年都没有杀过过年猪的！人都吃不饱，养鸡鸭都说你是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不晓得他为啥子会搞这么个政策，把农民整那么惨。想不通！


余：82年农村改革，你家的情况怎样？


高：82年我家四口人，分了七亩多地，是山坡地，还有些田，日子好过了。我家收了包谷一万多点，还有三千多斤谷子，才真正第一次家有余粮，过好了日子。

骇人听闻的太阳湾惨案


    高秉忠、张银轩、夏联清

    均先后任原复顺公社太阳大队第一、三、十二生产队队长。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新添乡街上日杂商店院子；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我想了解一下太阳湾事件。

    张：公社刚成立时候，全大队有1180人，13个生产队，成立大队时宣布的。

    夏：散食堂的时候，全大队还剩三百六七十人，几十个屋场灭绝人迹。

    高：分田单干的时候，各家各户剩下好多人分田，那是有数的，各队分田的人数就是三百六七十人。

    余：那太阳大队死了八百一二十人。当时你三队死了多少人？

    张：三队办食堂有八十多人，散食堂时只有三十多人，死了五十多。从58年大办钢铁算起，到60年上半年就死了五十多。加上后头饿死的人，恐怕到六十多人了，还剩下二十多块（口，下同——编者）。

    余：细粮关前后，十二队的人口变化情况怎样？

    夏：59年我18岁，在队里出工。刚吃食堂，我队里有一百八十多人，到散食堂，剩下六十多人，死了一百一十多人。60年死得好凶哦！主要原因是食堂断粮三个多月，社员屋头不准生火冒烟，干部见到哪家屋头冒烟，就进去把东西抄走，煮的东西砸了，怎么不死人呢？

    余：一队的人口情况怎样？

    高：我们那个队死得多。公社化时候，一队是78人，62年初分地，还活了45人，死了33口。老鼠子把死人的眼睛都掏吃了，好吓人。到62年夏收还在死人。

    余：那我们把当时的情况摆一下龙门阵好不好？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下午；

    地点：新添乡太阳村一组林家湾原太阳大队肿病医院遗址；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高秉忠。

    高：这地方是一队的林家湾，上、下院，有十几户，五十几口。原来是大户林家的，土改分了。原住户基本上都死完了，太阳大队办肿病医院。现在全是荒山了。

    余：从新添街上过来，车开了这么久，又爬了这么久的山，才到这里。这么大的深山里，当年竟然能把粮食全部搞走，这种对农村的控制力度，真是令人惊叹！你先讲讲这里原住户死人的情况。

    高：这林家湾，原来有五十多口，过细粮关，饿死40人。

    这叫上院子，是四个头（四合院——编者）大院子，两边厢房各5间，正房七八间，正门有围墙、大门。

    下院子住了5户人，一架长屋厢有十几间，住三家。这边虚楼堂屋，是高维新家，他家4块。他兄弟住在隔壁，也是4口人，这两户原来有8口，全部饿死。隔壁是高云忠家，一家5口，死绝了。改成肿病医院。病人用蒲席铺地，这一溜，那边厢房一溜，都是摆的病人，病号一号一号摆起的。还有雅安医院的戴医生，他们都住这儿。

    左厢房原来住高杨氏一家4口，她丈夫先饿死了。那天早上，娃儿从外头找吃的回来，她饿极了，用菜刀把娃儿杀了，砂罐子煮起。天爸进来看到，问她吃啥子？一看是个娃儿，手杆和脑壳都在。天爸要告她，她跪倒求情。她婆婆晓得了，就骂她。她给婆婆下跪说：娘哎，我饿得受不住嘛。你现在站这儿，就是她煮人肉的地方。后头，她婆婆死了，她也饿死。她家4口死绝了。

    往上走是上院子，我家和其他几户住。

    （高家院子）：这个屋场，就是我老屋，饿死21人！我家原来有7口，饿死我爷爷、父亲、妈、两个兄弟、一个妹。我爷爷就饿死在堂屋。我屋头死6块，就逃出我一块。

    左边屋是我幺爸高云斗家，6口人，饿死幺爸、婶婶、堂弟，加一个堂弟杀牛吃被打死，死4口，逃出一块。

    这边是我大伯高云舟家。“共产”后，他家的房子拆得只剩一间了。他家5口人，饿死4口，剩一口搬到上坝一队去了。

    这里是堂叔伯的高云舒、高云忠家，两弟兄是分家的，一家各4块。高云忠家死了4块，死绝了。高云舒家有两块人逃出性命。两家死6口。

    余：人死了怎么埋的？

    高：我老汉就埋在这上头，几个人拿锹挖个小沟子，掩点土埋那里了。人饿得抬不起，埋一个尸，队上给三两粮，那些埋尸的把人拖出去扔坑里看不见，就领粮。死人凶的时候，都是用绳索套在脖项上，拉出去往坑里、窖里丢。那边山坡上，有个大红苕窖，扔死人的。

    （扔死人的红苕窖前）：这里就是大红苕窖，大跃进挖的，可窖几千斤红苕。张绍兰她妈张彭氏，夏李氏，二队一个住医院的，记不起叫啥名字，还有吃人肉的高杨氏，4口人就扔在这个坑里，现在土塌草盖了。这里生菌子，都没哪个敢捡。

    肿病医院病号死了，用绳套脖子，一路拖过去，扔那边坎坎下。我们去看。

    （扔死人的坎下）：这块扔的是我家3块，我幺爸、弟弟、妹妹。没埋，下雨土自然盖上去的。那边坎下扔了4口人。   

    余：我们再到下边去，你把肿病医院的情况讲一讲。

    高：现在，我们站的这地方，就是太阳大队肿病医院。当时国家开始发救济粮，说人死得多了，活人饿得动不得，叫公社和大队办肿病医院。太阳大队一个是重病医院，一个是轻病医院，从公社医院调的医生，全大队病人都到这里，上百人在地上打铺睡，都是走不动的。病人早起发一个“红发丸”，就是糠麸子加点黄豆，说吃了消肿。

    上面拨下来的红糖、粮食、油，医生、医护、食堂的人吃了，还往家拿。医护都是干部家属。本来国家发的就不多，他们吃、拿了，病人吃啥子？好多人熬不过，死毬啰。医院一天往外拖三四个死人，死了差不多二百多。我也得肿病进肿病医院的，住院时候，最多一天看到拖5个，好惨哦。

    那时候夏永（音——编者）当书记，人死得太凶了，他调到新开当书记，下坝的石国永调来当书记。

张银轩

    74岁，原复顺公社太阳管理区第十二生产队社员、保管员，62年起任生产队队长。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新添乡街上日杂商店院子；

    采访：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土改前你家是怎么个情况？

    张：土改前，我家有两三分地，五分田，5口人。租人家两亩地，收成六四分，我家六成，东家四成。一年打一两千斤粮食，好的时候收两千多斤。租子是交700斤苞谷，留一千二三百斤粮食。不够吃的，我妈在屋头养点鸡，种点菜添起，也还能吃饱。

    余：土改分了几亩田地？

    张：土改时候，我老汉死了，4口人分四亩多地，七八分田，大小春打两三千斤。交公粮两百多斤，农民日子好过些了，过年哪家都要杀年猪。

    余：土改后是什一税？统购统销你家交多少粮？

    张： 54年交四五百斤，比以前翻番多。

    余：吃食堂还记得吗？

    张：57年开始大跃进，58年大战钢铁。我们队劳力上大矿山，抬石头建高炉，又上山砍树打（烧——编者）碳。我是59年下半年回队的。刚开始搞共产，把各家粮食、东西都收了，办食堂，喊“敞开肚皮吃饭”。很快就粮食紧张，定量发饭票，一天一斤，到一天老称12两，再到8两、6两。

    余：你讲讲队上过细粮关的情况？

    张：过细粮关，我们三个队合一个大食堂，我是保管。59年秋收，粮食收成本来就减产。上面领导要浮夸虚报，说是高产了。收上来的粮食，上级调走完，仓库一颗粒都没了，食堂断伙，社员没得吃，我不跑等死吗？我跑到石棉县，找人讨口、偷点吃的混日子，比在家断粮好嘛，哪里都比荥经强，咋都能搞点吃的。

    石棉县抓盲流，把我当盲流抓到公安局，先是一顿庞打（狠打——编者），问我哪里的人，我说是荥经复顺公社的。那边打电话来，公社书记接到电话，喊他告诉我不要乱跑，说我是没吃的跑出去的，现在这边食堂已经供应粮食啰。听说供应粮食了，我就回来了。

    余：过细粮关你家饿死人没有？

    张：原来我屋头4口人，饿死我一个兄弟，叫张春方，死时10岁。我妈饿得时间太长了，也得了肿病，住肿病医院。

    余：过细粮关你们队死人多吗？有死绝的吗？

    张：死人多哦！吃食堂时候队上75个人。61年散食堂，剩35口活人，整整饿死40人。我记得的有4户是死绝户：张树清家，原来6口人，死得一个人都没得了的；张树贵家，原来4口人，死得一个都没得了；张树刚屋头原来7块人，死绝喽；张万清屋头7块人，死6块，逃到外县活下来一块。

    余：你队有偷杀牛的没有？

    张：张树刚就饿得没法，偷牛杀吃，被打死。当时大队安排张树刚打砖、打碳。人饿狠了，夏连云、张树刚、夏云海、张树云4个商量，把牛邀（赶——编者）到山里杀了，刚弄好还没吃，就被人发现了。干部把他们抓了，四个人都打惨啰！张树刚被打死，还有一个送劳改，死在劳改队。

    余：60年5月放救济粮的情况记得吗？

    张：先是从西昌运的红米，强劳力一天老称8两，就是半斤，副劳力一天7两，娃娃老人5两，把命吊起。社员挖点野菜，回屋头煮吃，干部也不砸锅啰。

    第二年分自留地，稍微好一点。62年政策叫生产自救，上山开荒。我家里收了四五千斤粮，吃不完，还给缺粮的放（贷——编者）粮。62年我当队长，社员粮食收得多。年底搞“反私开私占”运动，公社书记问我，队里有没有私开私占？我说我队没有私开私占的。工作队就没来，队里没搞“反私开私占”，也没把社员的粮食逼出来交征购。

    余：六七十年代，你队上社员一年分多少粮？82年搞责任制，你家情况怎样？

    张：公社时候社员口粮按人头来，大人小孩基本口粮二百多斤，工分、投积肥分加在一起，大多数在三百多斤，不够吃。

    82年搞责任制，我家5口人，分了三亩田，一亩五分地，打了玉麦子万多斤，两三千斤稻子，吃不完啰。  

    余：农民是人民公社好还是单干好？是民国时候日子好，还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候好？

    张：民国时候，农民日子自由，只要劳动，吃饭不成问题。人民公社，人都饿死完毬！大家吊起，种地又种不好，都腾（空——编者）起手的，偷奸使滑的多。生产队，一年365天，天天出工，人累死也吃不饱。农民还是自己种地自己过，自由自在。一亩地十几个工，田要多一点，四十个不到，单干我屋头分几亩田地，只要不到二百个工，就打得下万多斤玉麦、三千斤稻子。你说哪个好？

    余：今天想起细粮关，你有什么感想？

    张：细粮关，没吃的，饿死那么多人！挨饿的滋味不好受，种粮的农民没饭吃，家家户户饿死那么多，好恼火！浮夸虚极太凶了，农民往死路走。现在国家政策好多啰，农民不上粮（交征购——编者）。要是现在还搞食堂，那人烟都没有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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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5月18日下午；


    地点：新添乡太阳村三组大院坝；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银轩。


    张：这两个相连的院坝，就是太阳湾三队当时人死绝的大院坝。过细粮关，两个院坝的人饿死完，只剩下两个跑出去。


    余：公社化时，这两个院子住了多少人？


    张：这个院子住了十几块，那边院子也是十几块，一共三十多块。


    这边新建的屋，后来汉源、南充人搬过来，在原地盖的。古有张献忠屠川，湖广填四川，我们祖先就是从湖南过来的。今有过粮食关，汉源、南充人填荥经，这个村外县来的人占一半。


    余：院子正当间，原来是哪家的？


    张：张万洁家的，他家原来五六块人，死绝了，房子食堂烧火拆完了，后来生产队修了做保管室。正房这边是张云峰家，屋头有7块，死6块，逃荒逃出性命一块。左厢房是张树高家，他家六七块也死光了，房子是后来别人搬来修的。右厢房是张方氏家的，5口人死了4块，剩她女儿把房子卖了，走了。


    （到另一个院子）余：这个院子的左厢房是谁家的？


    张：是张树贵家，他屋头五六口人，饿死得没人了，死绝户。正房是张万全家的，屋头原来8口人，死绝了。这个大院，死了十三四口人。我们太阳湾，几十个屋场都没得人烟了，死的人太多喽！


    余：这两个院子相连的大院坝，共死30人，只有逃到外地的两人活下来。





夏连清


    72岁，原复顺公社太阳大队第十二生产队社员，78年起任最后一任生产队长。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新添乡街上日杂商店院子；


    采访者：余习广。


    余：谈谈您家土改前后的情况？


    夏：土改前，我家6口人，自己有两三分地，写人家旱地三四亩。我那里是高山，大、小春加一起，亩产五百多斤，与东家六四租，我们得六成，东家得四成，每年交人租子六七百斤包谷，屋头留一千四五百斤，地租得少，6口人不够吃。我老汉帮人做点事，搞点小买卖。我妈在屋头搞点副业，贴补家用。


    土改我家定贫农，分了四亩多地、一亩田，水田大春收谷子五六百斤，小春一百多斤，四亩地收两千多斤小麦和玉米，公粮也不是多重，日子好转。屋头人多，也不富裕，馍馍那些还是吃得饱的。每年杀过年猪。


    余：统购统销你家交多少？


    夏：统购统销，每人一年留三百多斤口粮，剩下的粮弄走了。我当时十一二岁。工作队到家里找大人，还问我：“一年360斤粮，你觉得够吃么？”我家平均一个人留粮340斤，不够吃哦，农民要搞体力劳动，吃饱的话，一年一个人六七百斤差不多。当时农民的口粮，和城里人不一样，是按没打的原粮算，城市人吃贸易粮，按米算。


    “三定”时候，工作队骗农民说：不够可以吃返销粮。大多数人不够，找村长要返销粮，他说没得，政府没给我，我拿啥子给你们嘛?自己想办法。青黄不接时，出去借玉麦、红苕，打面茶，掺野菜渡荒。政府把好粮征走，够数了农民才能留小麦，留得少，主要吃红苕、洋芋，按一斤折五斤粮算，更不够吃。


    余：还记得大跃进、人民公社吗？


    夏：57年冬搞全民积肥运动，把泥巴山的草皮都铲光了烧灰。积肥、烧熏土，都是大兵团作战，全合作社劳力都出动。


    余：57年高级社集体分粮，你们一年分多少？


    夏：57年高级社按人头440斤留粮，包括种子、口粮、饲料，其余都交国家仓库。


    58年我16岁，大炼钢铁调到天宝钢矿当工人。59年下放，我回乡看到食堂没粮食吃，又跑到县里在田儿坳办的煤厂，一月有40斤粮食。我60年9月回来。


    余：你家饿死人没有？


    夏：我家7口人，饿死6口，屋头的人都饿死光了，死得只剩下我一个。我老汉叫夏云弟，死时四十多岁；我妈夏石氏，死时三十多；在家的三个弟弟一个妹，都饿死了。一个弟弟叫夏国强，死时十一二岁；还饿死两个兄弟记不清名字了；妹妹叫淑花，饿极了杀牛吃，干部发现就毒打，连饿带伤就死了。


    我老婆叫宋金花，和我一个队，家7口人，也死得剩下她一个，我两家人都死完了，61年我们结婚成新家。她家死的人：她娘宋陶氏，死时候60多岁；她哥宋金逢，死时40多岁；嫂子宋高氏，死时三四十岁；她哥家娃儿叫麻杆，死时八九岁；还有一个侄女、一个侄儿，都是饿死的。我们两家死12口，你说惨不惨？


    余：刚吃食堂你队上好多人？散食堂活下来好多人？


    夏：我队吃食堂是一百八十多人，散食堂后分地时候，还活七十多人，死了一百一十多口。出去逃荒的人都死毬啰！哪里都没得，讨口都讨不到嘛，回来又饿死十几口。


    余：队上有没有死绝的户？


    夏：杨秉全家夫妻俩，都死了，都是60岁左右；孙光富家三四口，全家死完；夏洁云家4口人，全死了；李全福屋头原来4口人，两口子、两个娃全死绝了；杨秋明家也是4口人，两口子，两个娃，都饿死了。他大娃二十几岁，出去上山找野菜吃，死在山上没人埋；宋哑巴家，他和他妈，都饿死了；宋金华家5口人，饿死4口，他婆娘活下来。廖连清家也是死光了。


    廖连顺是文盲，贫雇农，土改斗别人斗得狠，他家是外来单姓户，又穷又狠又无赖。斗村里的大姓人家，别人同族同祖宗不好斗，他敢斗争，工作组提拔他当村长，公社化当干部。生产队40多天断粮没吃的，社员寻点红苕藤子、蕨鸡根、草根子回来煮吃，他只要发现冒烟，踢开门就把砂锅端了。打人好凶。


    60年下半年南充工作团来，他被打成“五风”干部。食堂司务长夏连顺是别处调来的，就整他，不把饭他毬吃。他家先是饿死了两娘母（母女——编者），还不把他饭吃，最后廖连顺家4口都饿死了。


    余：你队有吃人肉的吗？


    夏：夏连珍一大家人二三十口，大概二十七八口是有的，都死完了，她饿得没法子，搞死人肉吃，发现后被干部打惨啰！我回来听队里说她吃人肉。她现在还在。


    余：发救济粮、生产自救还记得吗？


    夏：60年5月发救济粮，重新开食堂，大队建肿病医院。我回来挖野菜，吃藤子根。那时候社员弄点吃的，干部就不砸锅了，社员还自己种点菜。62年生产自救，烧火地开荒，我两口子打两三千斤粮食，吃不完。


    那年集体土地就没种好，秋收队上完不成征购粮。上面搞反“私开私种”运动，各家收的粮食，工作组和队上干部收走不少。那天下午，区委书记周江方跑到我队去，队长汤云光是大田坝人，宋金华家的上门女婿，他找我们开荒得多的人开会调粮。看我家粮食多，硬是调了一千五六百斤，当任务交到仓库，又把我赶出社，不准我在队里，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时候我想跑到外县去，对妻子说：这日子没法活，这地方干不得，自己种点粮食，都把我们的粮背完个毬。妻子不同意。我到别的地方看了一转，到处开荒都开完了，还是我们队荒山多。开出社两三个月，我到处耍。回来不久，队上又喊我出工，回队当社员。


    余：是人民公社好，还是单干好？


    夏：人民公社人又多，大锅饭都出工不出力，老实人都整得不老实，再卖力，评工分还不能多高，干死一年也只吃得到三百多斤粮，不够吃，哪个会卖力呢？六七十年代在人民公社，我家一年分谷子几百斤，包谷一千五六百斤，包谷一百斤打50斤，总为吃粮发愁。


    单干是为自己劳动，干得多吃得多，日子好过。农民不就一心想过好日子嘛？只有懒汉喜欢吃大锅饭，自己少劳动，揩别人的油。


    余：你家在责任制后日子怎么样？


    夏：82年分土地，我家分了六亩多地，二亩二分田，7口人，日子好过啰，愁的是吃不完，卖不出去。农民饿了几十年，那才吃饱饭。






夏连珍


    81岁，原复顺公社太阳大队第十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9日；


    地点：严道镇康宁路夏连珍家；


    采访、摄影：丰纲。


    丰：我在太阳湾采访，听到说你家的事，专门来摆细粮关的龙门阵。


    夏：我老家是个三合院的房子，叫夏院子，住一大家人，二十几口人都住在里头。过细粮食关，全部饿死完，就逃出我一个。讲起来好伤心，好惨！


    我老汉叫夏云才，旧社会娶了两房。土改后，我大妈和小妈还住在三合院里头。我是小妈这家，我家妈叫夏王氏，我妹儿叫夏连芬，我。我大妈家，有大妈、几个兄弟、几个妹儿，哥哥家有5块，哥哥、嫂嫂、两个侄儿、侄女，一共是15块人。


    还有我几家爸爸，也住在一个院子，哥哥、姐姐、兄弟、妹子，加在一起也是十好几口人。


    过细粮食关的时候，没得吃的，一点粮食都见不到，吃麻根根、苦蒿、山鸡菜根根，吃起来苦嘛，挖来用水泡起，淘了吃，啥子都找了吃。我侄儿子原来胖来象猪一样，后头饿狠了，连院坝头的虫子“跳山龙”都捡来吃，还是饿死了。


    两房的3个妹儿一起饿死完。我妹儿夏连芬，那时候18岁了，硬是没得吃活活饿死了。


    几家爸爸屋头的人，也是饿死完了，爸爸、姆姆、哥哥、姐姐、兄弟、妹子、侄儿、侄女，没得一个活下来的。死人死得好吓人哦！


    丰：那么多人死了是怎么埋的？


    夏：刚死人的时候，还钉个匣子。后头人死得多，就那么拉出去埋了。那儿房子的前边、周围全是坟，我家妈和我家妹儿，就一座坟埋在那里。


    我也全身浮肿，倒在床上好几天动不得。人家以为我死了，就把我屋头的窗子都拆了回去当柴烧，我看到了也吓得不敢说。后来人家把我送进肿病医院，在那里半个月，才没饿死。要不然，我们夏家二十几个人，就灭门了！想起来伤心。


    丰：你们那儿有没有吃人肉的事哦？


    夏：有嘛，听到说过，我没看见的。好惨哦！不想说了。


    余习广说明    1.夏连珍老人于上月去世；


    2.为上文夏连清所指的    挨打者。

荥经惨案中的粮食征购与大饥荒


    黄仕雄


    88岁，原荥经县粮食局办公室秘书、粮食局


    副局长。


    时间：2012年5月16日下午；


    地点：杨柳乡街2号黄世雄家；


    采访者：余习广。






（黄仕雄任县粮食局秘书时照）


    余：请问，您是荥经哪个地方的人？


    黄：我家是荥经县宝峰乡田坝村，老地名叫侯驹坝，田坝很多，是主要产粮区，解放后改为田坝村，整个乡不是很大，只有二千多人。


    余：您还记得交统购统销吗？


    黄：我一直是在粮食部门工作，统购统销记得很清楚。1953年下半年宣传粮食要计划收购和计划征收。当年对农民还客气，任务少。第二年按大、小春，分别定产、定量、定征购任务，那就重了。先是征小春粮（麦子、胡豆），再征大春粮（水稻、玉米等）。54年、55年，定产定得高，农民交得多，征了过头粮。


    54年、55年群众喊粮食不够吃，当时称为“农民闹粮”。各乡都派工作组，有的村也派工作组。上级把农民的说法当成“闹粮”，意思是农民有粮，不愿上交，故意闹缺粮，要把这种 “歪风邪气打下去”。实际上，征购的确有些过重，农民日子过得差。


    我在县粮食局，下乡去征收的时候，有时抽一天两天下乡去征购。农民揭开锅给我们看，煮的就是玉麦糊糊。他们说，解放前我们吃大米饭，就是把谷子煮一遍，晒干再碾出来。现在喝面茶汤，就是把玉麦磨面打糊糊吃，生活太艰苦啰，田里生活都做不动。


    当地人习惯吃大米饭，旧社会穷人青黄不接，才有吃玉麦糊糊掺点野菜的。统购统销后，农民吃米饭就一天比一天少。56年还下调了点任务。


    余：荥经县大跃进是怎么搞的？粮食征购是怎么搞的？


    黄：大跃进时期，片面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高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完全不顾自然规律，“瞎指挥”风刮得厉害，结果必然减产。


    58年全国大刮“三季稻”、“四季稻”风。初秋时节，地里玉米已经挂包披红须了。县委书记李成栋在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要求大家回去后再育秧，在水稻的行距间再栽一行秧苗，说是增加一季稻，一亩田变两亩田，使当年全县计划粮食产量由五千七百万斤，再翻一番，变成一亿一千四百万斤。他还在大会上高调发问“完不完得成任务？”台下哪个敢唱反调？大家都喊“完得成！”结果回去一搞，秧苗出来，就到收稻谷时候了。田里的稻子该收了，秧还插得下去？胡乱搞嘛。


    荥经搞“堆堆红苕，空中红苕”、“粮食亩产双千斤”。种小麦时候，李成栋强令各公社搞深耕、密植、熏土下种，亩施万斤肥等等。结果小麦密密麻麻地长成青草坨，好多地方都是颗粒无收。


    那时候，跃进口号满天飞，跃进“卫星”到处放，不管地里长不长粮。“浮夸”风后就是高征购。粮食没收上来，到哪里搞粮食交征购？


    58年9月，全县实现公社化，全民加入公共食堂。“共产”风把农民刮得干干净净，社员除几件衣服、随身工具外，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归公，不准个人开伙，人人必须吃食堂。住得离食堂远的社员，必须搬到食堂附近集体住宿，以便按时出工。当时还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谁私人开伙，就是破坏“公社心脏”。被“共产”风刮得一无所有的社员反映：“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就是一双筷子、一个碗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上级宣传：“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开始几天吃得还好，一餐几个菜，敞开肚皮吃饭。六合公社星星管理区的公共食堂在公路边，过往行人可以随时进入食堂就餐，吃饱就走，分文不交。


    58年都大办钢铁去了，地里的粮食没人收，烂在地头，都是些妇女娃娃把粮食收进来，又糟践了很多粮。


    很快把家底吃塌啰。国庆节后，不少食堂就粮食紧张，开始定量，社员吃不饱，牢骚满天，一吃饭就敲碗。那时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缺粮就搞“一平二调”，公社将有粮的管理区粮食，调到没粮的管理区和食堂，有粮的也变成没粮了。


    余：“共产”风的结果，就是把贫穷和饥饿平均化、普遍化。


    黄：58年冬荒，好多地方没粮食了，食堂缺粮，农民饿肚子。各公社普遍喊缺粮，要求县委供应粮食。


    县委在荥经茶厂召开县委、区委、公社、管理区、生产小队干部五级干部算账大会，连生产队的队委都参加，号称千人大会。主要就是反“瞒产”，狠追“瞒产私分”的粮食。李成栋声称：58年取得了“大丰收”，但竟然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和富裕农民向党进攻。会议责令与会者揭发问题，交待问题，招供出“瞒产私分”的粮食。


    那时开反“瞒产私分”大会，批斗就是动手打人。你报指标说得领导不满，人家冲上台来就把你按跪倒斗争。会上，安靖公社党委书记董正贤反映了缺粮的实际情况，和造成缺粮的一些原因，马上被列为反面典型，宣布撤职，大会批斗，小组辩论，被打得口吐白沫，一身是伤。


    这种“杀鸡警猴”的办法，确实见效。干部们为了过关，胡编乱造，纷纷“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有的说粮食藏在马草楼上，有说藏在空猪栏的，有说藏在床下面的。大会统计汇总数字不小。县委认为：粮食可以吃到收小春。县委向地委报告：地区原来准备给荥经的粮食返销指标不要了。各公社向也县委表示：不向县委伸手要粮食了。严重的饥荒得不到救济，公共食堂普遍断粮，农民以野菜维生，一些地方出现浮肿病，春荒扩大，开始饿死人。



  余： 59年度粮食征购是怎么搞的？


    黄：57年，荥经县的粮食征购任务是1210万斤贸易粮，约合1726万斤原粮。59年因瞎指挥、劳力大量外调、粮食作物未种足面积、管理很差、收割不力等人为因素，粮食减产。但在反“右倾”、“更大跃进”气氛下，该年度粮食征购，却增加到1622万斤，约合2600多万斤原粮。


    秋收开始，县委决定：“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大搞突击公购粮入库运动。县委书记姚青按照上级指示，提出秋收粮食实行“四边”（边黄熟、边收割、边整理、边入库）和“四就”（就地入库、就地保管、就地加工、就地供应）。实际上，粮食一入国库，就成国家计划指标，地区都没有权力动用。所谓就地供应，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县委搞起突击公购粮入库运动，发动各行各业、机关干部、职工帮助收打、背运粮食。那些天阴雨多，没晒干的粮食，用锅炒、用火炕干后上交国库。仅用了54天，在国庆节前，全县入库原粮2295万斤，比历年提前两个多月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大部分管理区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很快就缺粮断炊。社员反映说：“我们种了一季粮食，连稀饭都没吃几天就没有了。”


    从59年秋到60年春，死人如潮水蔓延，全县没有哪个地方不饿死人的，死人到处都是，活着的人，也是病病歪歪的。


    余：您能详细谈谈59年秋收后反“瞒产”和高征购情况吗？


    黄：59年粮食征购任务重，农民缺粮，全县发生大规模浮肿病，人口大量死亡，出现路断人稀的情况。


    反瞒产不只是59年，从中央到省、地、县委，年年都强调粮食问题是农民“瞒产私分”，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富裕农民向党进攻”。


    确实也有极少数地方的干部，饿怕了瞒产。主要问题是自上而下征购任务定得太高，有些地方把粮食完全征购上来，都完不成任务。从上到下只喊反“瞒产”，交不出来就说你是“瞒产私分”。从县委到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完不成任务就说你“右倾保守”，挨批、挨斗、挨打、撤职、下放劳动改造。尤其是“瞒产私分”罪名大得很，沾上就要脱层皮。因这个罪名，打死基层干部不少。


    反“瞒产”运动打人、捆吊普遍，逼得基层干部把口粮都交国库。食堂断炊，农民没一点粮食吃，光吃野菜、草根、树皮。这是造成大量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大跃进批判“保守思想”，叫做“拳打脚踢”，就是“拳打保守思想，脚踢落后指标。”喊得很凶，还画成宣传画，四处宣传。


    那时候用暴力搞政治运动，斗争成为政治运动的基本手段，真是毫无人性，惨无人道。我看到过大会打人。县委宣传部长徐洪克，说过几句农民挨饿的实话，反右倾运动时，说他有保守思想，把他搞到主席台跪倒斗争，拳打脚踢，打得浑身是伤。还有些干部都在主席台跪倒，积极分子乌乌央央上去斗打。


    58年、59年，连续两年定的粮食征购指标，都没完成任务。59年征购任务比58年增大将近一倍，下达的任务也有一倍，实际上也没完成。


    当时粮食局长是丁富台，从外地调来的。县的征购任务完不成，他喊有困难，县里开会斗他，打成“右倾思想”。一群干部和积极分子冲上来，管你啥子局长不局长，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惨了。现在他还在岷山。


    余：荥经饿死那么多人，国库还有粮食没有？


    黄：“五九事件”时候，我在县粮食局任秘书股长，全县国库里头，大概还有两三千万斤粮食，都是强征上来的。


    当时荥经的粮仓，城里头有，各区也有。从泗坪坝下来，泗坪有几个粮仓点，新庙有仓库，荥河有仓库，新添坝有仓库，下面宝峰也有仓库；花滩坝粮库以外，下面还有仓库。


    余：反瞒产高征购，你下去征粮没有？


    黄：去过。那时我到处催粮，各公社、管理区到处走，和驻地工作队联系，告诉他们任务没完成，要催粮。他们答应：哦哦，尽快完成任务。实际上到处都没有粮食了，饿死那么多人，县委还在逼粮。面对死人问题，县委书记姚青是怎么个态度呢？


    一次，县委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粮食局领导因公外出没回来，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姚青在会上大谈：粮食紧张，是有人破坏，给县委脸上抹黑。结尾他说：“现在有人向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告我们的状。”然后他将头一转，面对邮电局长韩同山说：“你们邮电部门，对寄到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信件要进行检查。”最后指示公安局和卫生科的负责人说：“你们报死亡人口数字，都报肿病不对吧？也有不是肿病死的嘛！今后你们两家报死亡人口要经县委审查”。


    余：省里处理“五九事件”，您知道具体情况吗？


    黄：李井泉是60年3月来荥经的，当时撤了姚青的职务，很快又派工作队来荥经，政法机关逮捕姚青。李井泉回去后，很快调拨下来些指标，说是要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原粮供应，实际上不到半斤。主要从西昌调了些粮食来救济灾民，是那边来的红米，大约有千万斤。


    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大、很见效的政策变化，就是允许食堂将油菜、豌豆苗充当蔬菜食用。那正是开春，油菜、豌豆苗又把社员的性命吊起。当时正是死人高峰，要不然死人还会更多。


    余：您家里人是咋个情况？


    黄：我家里是农村户口，过一两个星期我就回去。一路上看到的死人多，走不远就有一具死尸摆起。我们那边有一个十里坡，一个水沟子（地名），死人就倒在路上，都是饿死倒路的。我只好从尸体上跨过，有什么办法？！


    余：你家有人饿死吗？


    黄：当时我家娘子（妻子——编者）带三个小孩，一个还在吃奶，两个小孩读书。


    我女人是60年饿死的，叫何炳芳，死时候35岁。她死后，家里只有两个小娃，一个跟着我。我给县委打报告，请县委批准把娃儿户口调到城里来，县委同意了。三个小孩拉上街就有粮食指标了。一岁多的娃娃放在托儿所，两个读书。


    余：田坝村你亲人还有饿死的吗？


    黄：我家有4兄弟，我是老幺。大哥叫黄化贤，60年饿得病死了，死的时候65岁。我大嫂饿死，死的时候50多岁。他们年纪大，一饿就没力，躺在床上等死。我二哥、三哥年轻，能出去搞点吃的，没死。当时人饿得只有偷，地里萝卜扯起来就吃。


    当时我们田坝村死人太多，家家都有饿死的，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


    他大儿子插话：当时我妈死了，晾（放——编者）在那个死去的楼上。第二天，装她尸体出殡的时候，看到她一个手指被耗子吃喽。






时间：2012年5月14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严道镇桂苑农家乐茶社；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季恩全，72岁，原青龙公社桂花管理区第三生产队社员。






余：大爷，我想调查一下您所经过的荥经大饥荒。您还记得当年合作化、公社化、吃食堂、饿死人的那些事吗？


季：哦，记得嘛，一生一世都不得忘记的！我们谈嘛。


余：好的，那我们慢慢地摆下龙门阵。您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还记得公社化时候，你们村叫什么名字的生产队吗？


季：我叫季思全，今年72岁喽，原来是青龙公社桂花管理区大队3队的人。


余：自古以来，农民依族而居的，基本上每个村子都是同一个姓人家多哦。土改前后和公社化的时期，你们3队，是这样的情况吗？


季：是的，3队的人全姓许，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只有我家一户是外姓，是村里最穷的。


我家原来是天全的人，我父亲是两兄弟，上辈子人传下来有田有地的，两兄弟种起。抗战初期，民国政府要修天全的路，就把我父亲拉夫去修路。大伯心黑，等他修完路回家，说是地我已种了，你现在种不起，你另外找生活吧，就把他赶出屋门。我父亲到荥经来找生活，最后落脚在桂花。单门独户的外来户，所以家里穷。


余：你家土改是什么成份？


季：土改我家是贫农。解放前我父亲靠租人的田，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父亲、母亲、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家租的是林石氏（当地习俗，妇女出嫁随夫姓，下同；林石氏为村中寡妇——编者）家的地，租了2亩多田和地。


余：我插一句，问您一下：还记得地租是多少吗？


季：我那时还小，不过交租还是记得的，50年就是10岁了嘛。记得水田收成要交一半，旱地的收成要少些，大春加小春，大概一亩那时候也就是打下个八百多斤粮食；一年我家收下来一千多斤不到两千斤粮食，交租后，家里只有六七百斤粮，光靠种地不够吃的。


父亲农忙下田，农闲时背背子（竹编的背篓。当时四川山路崎岖，荥经更是交通极为困难。当地人大多用竹编背篓背运物资，并有部分穷人靠背背篓、运输物资赚钱一贴补家用——编者）走茶马古道，背到康巴、缅宁，赚钱养家。


我娘在家里种菜，养点家禽等副业，补贴家里人。


日子过得苦，常年吃大米饭少，吃玉麦（玉米，下同——编者）那些杂粮多，菜菜汤汤的，勉强吃得饱。土改前，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要找人借粮。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田？日子过得怎样？


季：土改我家4口，分了3亩多田，那两年日子好过多了。


我们算嘛：一亩田大、小春收七八百斤，3亩多田收两千斤出头，交公粮每亩一百多斤，剩下两千斤，收了粮食，不愁吃了，一家人吃的是有了。有点地种油菜，打出一年的油。父亲农闲时还是背背子，不过压力就小多了。


余：那你家交完公粮，每年还剩两千来斤，除去种子，每个人还有四百多斤的口粮。日子是好过了。


季：日子比以前好过了。原来家里没房，砍树搭棚子，住的茅草屋。土改分了富农两间旧房，虽说是旧房，但那是好瓦房。


父亲是文盲，又是穷人。土改工作组进村，要发动穷人起来斗争，村里的人不好发动起来斗同姓人，都是连得起来的亲戚嘛，抹不下那张脸来。工作组就发动我父亲，发展他当积极分子。


我家是外来户，一直多少要受村里人欺负的。他听说打倒欺压穷人的地主、老财，分田分地，这下当然要起来斗争，剿匪、土改，他都是积极分子。后来入党、提干，当干部了。


余：你还记得统购统销的情况吗？干部对你家定亩产、定公粮、定余粮的情况怎样？还记得交完国家征购任务后，你家留粮食的情况吗？


季：讲起统购统销就恼火嘛。干部定产定得多，产量定高喽，交的多、留得少，卖了余粮，家里就所剩无几了，没的吃的了，家里拿钱到街上买馍馍吃。有的人家还要买粮去交余粮。这么说吧，统购统销以前，农民生活改善，经常吃米饭、麦面馍馍；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常年吃杂粮，吃不饱就搞野菜吃。


余：合作化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季：我们那里合作化是55年搞起来的，56年还是初级社，57年高级社，58年成立人民公社。


问：当时你们那里有没有农民闹退社的事情？您还记得吗？当时农民闹退社、喊缺粮，有的打成“乱言份子”、“坏分子”，严重的是要被抓的。


季：是这么回事。当时哪个喊缺粮，政府就说你是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是会道门下去煽动农民不满的，所以当时农村主要是抓这种人，搞得人心惶惶。


余：当时农民缺粮闹退社，主要是统购统销闹的。也有极少数的是被镇压的道、门、会、教众，利用农民不满，进行反共宣传、煽动，是实情。而政府则将农民不满、退社，打成反动会道门作乱，进行镇压。农民亲自参与和目睹了土改镇压地主及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听说是反动组织，害怕被镇压；加上政府在农村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乡、村大抓“乱言份子”、“坏分子”，农民的不满第一次反抗被打压下去。


后来公社化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季：公社化记得更清楚。57年高级社时，桂苑村是3个初级社，合成一个高级社。桂苑村是山里，搞起集体生产，集体出工，农民很不方便，到58年9月公社化，4个村变成4个管理区，合成青龙公社。


7月份大战钢铁，修小土炉，当时中央要“超英赶美”，搞1070万吨钢，农村劳力都去砍树炼钢。原来青龙公社是原始森林，大的树有合抱粗，小的碗口粗，大炼钢铁，全砍光。


58年秋收，村里没劳力，都调出去上工业战线了，村里尽是老婆婆、老汉、娃儿，又是秋雨多，结果秋收粮食没收上来多少。



余：你讲一讲你队办食堂的情况，好吗？


季：大办公社开始，一个队或几个队合成一个食堂，大家一起打饭吃。公社化后，开始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半供给制”，说是农民像工人一样发工资，一个人劳动一个月，要像工人那样发工资，说得农民好高兴。整了几个月，整不下去了。饭也没得吃，工资也没得发。


余：那当时桂苑管理区办了几个食堂？你们3队办了几个食堂？你们是怎么过“吃饭不要钱”日子的？


季：当时3队、4队两个队，合在一起办了一个食堂，三百多人一起吃，有的翻山越岭十几里，吃饭走半天。害人哦。


余：公社化时，干部刮“五风”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季：干部浮夸风，民建公社把20亩田的物产，都算到一块田里，放亩产12000斤大卫星，《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记者都来采访过的，以后就全县铺开了。现在，这些放卫星的书记，人都还在嘛。


余：大饥荒饿死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怎样？


季思全: 59年秋收后搞反瞒产，粮食上面征完了，食堂断粮，社员没办法，吃野菜。当时政策规定农民家里还不准生火冒烟，干部发现就说“诬蔑三面红旗、反对公共食堂”，进屋砸砂罐，抓住就打。农民没饭吃，一是吃野菜，树皮、草根、泥巴，几个月下来，都吃完啰。二是去偷青吃。每个人都偷，不偷就会饿死在屋里头。


余：有饿死人的情况吗？


季: 饿死的人多嘛！当时我在上荥经县一中，上学、回家，来来往往看到的，活着的人饿得面无表情，麻木的像根会动的木头，人人衣衫褴褛，枯瘦、浮肿的人遍地都是，路边、崖坎边到处是死人啊！


余：当时你们3队、4队两个队合在一起办的食堂，这两个队有饿死人吗？你们食堂死了多少人？这两个队死了多少人？


季：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我早出晚归在上学，只是看到村里的死人太多了。人死的多，他们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天灾，主要是人病。那几年荥经风调雨顺。就是58年秋天雨水多一点，我是早出晚归，也晓得一些情况，没饭吃的，是高征购，浮夸风，把粮食都征上去，农民没吃的，饿死人。


余：你家里有人饿死吗？


季:我家6口人，过“粮食关”，饿死了5口。


我父亲，季天云，死于59年腊月初六，死的时候才41岁。他原来是高级社社长，公社化后是大队书记。59年反瞒产，他到县里去开会，上级要他报高产、高征购，产量指标定得高。他报的实在达不到上级的指标，说这个产量达不到，打成“右倾”，“小彭德怀”，把他放到公社石灰厂劳改队，劳动改造。


那时候，到处的粮食都征购国库了，社员到处饿死倒路，石灰厂劳改队的“右倾”份子更是没得吃的。他饿得看到自己要死啰，就想办法给我打电话，我从县中学赶到石灰厂，把他背回家去，他那时候的人，饿的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到家一两天就死了。死前，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彭德怀都遭罪啰，我算什么。


  


公社化后的办法，是粮食收到管理区，由管理区发到食堂的。队上的粮食都上缴了，食堂不开伙了。我妈季李氏，带我3个弟妹，一天天没吃的，搞点吃的要把给小孩子吃，最后她也是饿死的，死时41岁。那个时候，只有偷点才能活下来。可是她是个正统人，在她思想里，觉得偷、抢是丢人的，不愿偷，活活饿死了。一天她饿狠了，捡了一片地上的黄叶子吃了，她都觉得是耻辱，硬是活活饿死的。


我两个兄弟、一个妹妹都是饿死的，都是在父母死后不久死的。没法子，父母亲都死了，我在县里上中下，几个小的在家里找不到吃的，才饿死的。老二季思轩，死于1959年12月，饿死时12岁；还有一个弟弟季思红，死时10岁；妹妹季思芬，也是饿死的，死时才四五岁。


因为我读高中，学校每月有17斤指标的粮食吃，才没饿死，也饿得浮肿，脸肿得像面盆，腿肿得如同象腿，我要是在家也就饿死啰。


好惨喽！我全家饿死5口人，就我读高中在学校吃饭，保一条命。


余：你家里人死了，是怎么埋的？


季:当时干部吃的饱，有力气，其中也有心好的。我父亲死后，有个干部好心，就把楼板吊下来，打成匣子，把我父亲放进去，我俩就抬起，到屋边原来的自由地里，放在坎子边，挖个浅沟沟，把土往下一扒，就埋了，也没力气挖坟去埋啰。


妹妹死的时候我不在家，她那时小嘛，死了往外弄起，朝野草地里一甩算了，别人帮我往山上甩了。两个弟弟是我埋的，挖了一个浅沟，土一掩就埋了。


余：你知道自己全家人死完了，当时是什么感受？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季: 全家死绝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没法，心里反想：干脆我也死了算，一齐饿死算逑啰。



余：你亲戚家里有饿死人的吗？


季:有哦！我母舅李清海，是桂苑管理区2队社员，家里5个人，他也是过粮食关饿死的，死时有50多，家庭出身也是贫农。一个老表，叫糠尾（发yi音——编者）子，也是过细粮关饿死的。舅母、表兄、表妹，饿得都是浮肿病。


余：你讲一讲你亲眼见到的荥经惨案。


季：59年庐山会议后，大搞反瞒产运动，我们生产队的粮食征完了，农民没的饭吃，就去偷。


当时社员家里不准开伙，只要是看到哪里有冒烟，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赶过来，看到你煮东西，一脚就踹倒，抓到人就打，野蛮到这种程度！


余：食堂不开伙，社员没吃的，干部还有什么理由打人呢？


季：哪个年月，干部打人还要说啥子理由嘛！不管你人饿不饿死，都不准社员家里冒烟！你家里头一冒烟，就说你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给人民公社抹黑，给公共食堂抹黑。”


社员没粮食吃，靠野菜、树皮、草根吊命，咋个不得浮肿病嘛，个个都是一身病。吃一餐两餐野菜、树皮、草根，还熬得下去。但是，天天、月月、年年靠吃野菜、树皮、草根，而且连野菜、树皮、草根都吃不饱，哪里有那么多的野菜、树皮、草根！那就要人的命咯！死的人都是长期没粮食吃，长期吃那些东西，最后饿死的。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饥荒时候老百姓的表情，那叫一个惨啦！每个人饿得面无表情了，木了，又黑，就像一辈子没洗过脸啰，又干瘦又污龊，衣衫褴褛，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荥经人就是那个样子。


余：请你讲一讲当时社员偷青的情况。


季：那时间，每个人都偷，偷盗成风，已经不足为怪啰，爱面子，不去偷，就饿死在屋里头。没吃的啰，树皮、草根、泥巴，几个月下来，都吃完啰。


栽洋芋（红薯，下同——编者）的时候，队里怕社员偷吃，就将洋芋用粪滚起，社员胆子大的，边栽边偷；今天栽起，明天就偷起来，胆子小的，晚上出去到地里偷。挖起来在衣服上擦一下，连粪带泥就生吃啰，不偷你就只有饿死啰。


我那时十八九岁，到处去偷。出去时揣一片瓦岩，一包火柴揣起，到山挖野菜，到地里偷青，搞到手就到山里，找点柴草烧起吃。


余：社员偷青成了普遍现象，成为他们为保命不得已的手段。那社员偷青，被干部抓到后，会是怎样的结果？


季：被干部抓到后，那就惨喽！打、捆、吊、抓去关劳改！


当时我在上中学，每天早上出去，从大队到公社，路边栽得有电话杆子，一路上就看到绑几个社员在杆子上，他们都是偷青被捉住，捆在电话杆子上示众的；有的是饿得没法子偷杀牛的。干部好狠心，大冬天的，人捆在电话杆子上，就把牛的肠肠肚肚围在偷牛社员的胫项脖子上，冻成一个大冰坨子。当时是天寒地冻，一捆几天几夜，惨不惨啊？！冰天雪地，社员衣裳单薄、破烂，牛肠缠在脖子上，冻成冰坨，好惨哦！


不光是偷青要挨打，干部看到社员不顺眼，也要打！我们队上的干部，说一个社员不听话，干部就用锥子在她耳朵上穿个洞，用索子穿过去，牵起游乡示众，叫“穿耳兑子！”


干部开会斗社员，冬天往人身上泼冷水，跪瓷瓦碴、吊半边猪，花样百出。


余：你们队上有没有饿极了吃人的情况？


答：有哦！我队上一个小孩饿死，扔了，有个人听说，就把娃儿弄来吃，熟了吃啰。当时我是县荥中的学生，年头久了，吃人的那个人，名字我记不清啰，


余：荥经惨案中，干部残害社员的情况，您还能回忆起更多吗？


季：我刚才说的桂苑管理区二队，牛没了，大队干部和民兵一家一户去清，没找到。找到二队队长家，干部看到他家的刀子有血，就问家里的小娃说：“小娃儿，是你们杀的牛不啰？”娃儿说：“不是。”干部对他讲：“娃儿，你说牛是不是你杀的，说是的，我拿饼子你吃。”饼子就是糠馍馍，那个娃儿叫李忠良，现在还在。当时他小，一看说有饼子吃，就承认说：“是我杀的牛。”


哦哈，几个干部和积极分子上去就把他捆绑起来，抓到公社去，把他吊到二楼的屋梁上头，要他承认是他杀的牛，要他交待剩下的牛肉哪里去了？吊得他哭天喊地。过半天，看他还不交待，又把他从梯子上推倒滑下来，摔得皮破血流。那牛不是他杀的，哪里交待的出来？干部们再次把他悬空吊起，又用柴棒和绳索打。


其实，那刀上的血，是他捉到两只老鼠，杀了剥皮时留下的。


正在打的时候，公社书记陶大强去了。李忠良大喊：“陶书记，我冤枉哦，他们说我偷牛，我没偷过哦，我是杀了两只老鼠哦。”


正说的时候，一群干部积极分子把偷牛的推推搡搡拉过来了。


偷牛的叫杨学青，也是二队的人。他是饿极了，把牛牵到山里头杀了，吃了一顿。没吃完的，怕人发现，用石块把剩的牛肉压在粪坑里头，想以后再吃。被干部搜查找到了。


据当事人说，偷牛杀牛吃的人，身上有很大的牛气味，一闻就找到啰。把杨学青捉到公社，才把李忠良放啰。


现在50多年过去了，他身上还有当时挨打留下的痕迹。


杨学青就惨啰，毒打、绳捆索邦是跑不脱的。打过之后，干部说：“你偷杀牛吃，现在没牛造田（犁田——编者），现在你就当牛造田。”逼他身上套上牛轭，下田拉犁耕田。拉不动，干部就打，几根牛鞭子都打烂了，他身上打得稀烂了。这个人才死还没几年，他是当志愿军抗美援朝转回来的。也是饿得没法子，才杀牛吃的。人饿极了，就跟疯了似的，啥子事做不出来嘛！


这些就是我亲眼见的。


余：刚才休息的时候，你讲到黄泥公社党委书记孙华贵的违法乱纪，很有典型性。请你再讲一讲好吗？


季：他叫孙华贵，是黄泥公社的党委书记。他身上有枪，一天到晚腰上挎把小手枪，那个人很凶，哪个社员都怕他。


一天，他发现一个社员在偷青，拿起枪来，出手就是一枪，把社员打啰。


60年上半年，饶青被抓后，他也被抓走，判了几年刑。


余：大饥荒时，你在荥经县城上高中，谈谈你们荥经中学的情况好吗？


季：我很感谢我们荥经中学的校长邓植才，是他带着我们学生生产自救，渡过大饥荒。


    五十年代的国家政策，中学生在学校吃伙食团，国家供应。大饥荒的时候，李井泉把城市吃国家粮的人，指标砍到17斤。学生不仅家中饿死人，每个人自己的饥荒也很严重。


    1962年，四川政策放开一些，当时提倡“生产自救”。荥经中学校长邓植才，看社会上死那么多人，他找商业局，买了一个畜牧场，养牛养羊。又请示县委，把现在东方公园下面几百亩地划归学校，分给各班种蔬菜。畜牧场种粮食，种的玉米、红苕。


    学校养的羊，伙食团每个月杀一只，虽说一千多学生，一只羊子管不了多大事，但对于当时很难见到肉的学生而言，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尤其是蔬菜长的快，种出来都是伙食团给大家吃了的，解决大问题，。秋收的粮食，伙食团补给大家吃，当时的指标，一天14两7钱的老称（一斤十六两旧制——编者），是吃不饱的。补点粮食，就解决了大问题。


    自产自救后，我们学校再没有死人。


    邓植才是广汉人，读书人出身，当时才二十七八岁，是49年部队南下解放回川时，185师师长和政委孔庆标和徐德生介绍他参军的。


我认为，在当时那么严重的困难下，我们校长能够为了解决学校师生的饥荒，找县委要政策，发动学生生产自救，带大家渡过了大饥荒，是了不起的善举。


余：后来整风整社运动、新“三反”新“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那些残害人民的所谓“五风”干部挨整，你知道一些情况吗？你怎样看这些干部？


季：后来整这些干部，要说也没有整拐（错——编者），他们确实是残害社员的打手，他们打死、逼死饿死了这么多民众。


原青龙公社书记陶太强，后来是县计划委员会主任。


青龙公社饿死几千人，陶太强跑得脱责任？！


地区行署刘专员的父母都饿死了，他家是公社后背北林坝的人。处理“五九事件”时，他回家看到父母饿死，气愤得狠，把陶大强左右开弓，打他一顿耳光嘛。后来把陶大强抓走了，判7年，关在成都，“文革”时才放回来。


“文革”斗他，农民把他的嘴巴撬开，把青草塞给他吃，要他尝尝这种味道。那都是家里饿死好多人的幸存者，哪个没有仇和狠？！


现在，陶太强在城关住，你要有兴趣，可以找他去采访。


青龙公社副书记徐忠坤，现在在城关街上住，判了好像十年，文革时放出来，不敢在青龙乡住，因为他整死了太多人。


余：你知道青龙公社死人的具体数字吗？


季：60年抓他们以后，来了运动，运动中工作队说：青龙公社死了两千多人，实际上不止。“文革”中青龙公社受他们压迫的人起来造反，说是青龙公社死亡有四五千人。现在从一些资料上看，这个死人数字可信。


余：荥经事件是李井泉在60年3月来处理的，那时候形势严重，毛泽东不得不转风向了。李井泉把姚青打成了荥经事件的“罪魁祸首”，打成整风整社运动的典型。其实，主要责任人就是李井泉，他把四川人害惨了。现在揭露出来的，四川饿死1200万人。而姚青应该负执行策具体执行人的直接责任。荥经事件中，死难的荥经人有五万多，占人口一半还要出头。


我知道在荥经“文革”时，围绕姚青和荥经惨案，两派斗得很厉害。请你讲讲，荥经县“文革”时，哪派攻姚青，哪派保他？


季：“文革”荥经分两派，一派“八·二六”，保姚清的；一派“红成”派，要打倒姚清的。


保姚清的说他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是替罪羊。打倒姚清的说他是残害致死几万荥经人民的凶手。


保守派的司令叫汤英，那个组织叫“工农兵司令部”，副司令是刘复舟，他们是保县委那一摊的；但一部分人又是保姚青的，他们说姚青是替罪羊，说责任是原县委书记李成栋的。两派都得很厉害，枪火见天打起的。


“红成”派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是要斗姚青的。


他们斗争姚青时，把猪草塞给他吃，说：“我们59年就吃的这些东西，现在你也吃一下！我们吃糠，吃猪草，好多人全家人饿死光喽！你现在也尝一下这个滋味。”农民按倒他吃嘛。


余：你对荥经惨案的看法，责任在谁？


季：作为决策者，这是毛泽东的罪。但是，干部打人，饿死人，这不是毛泽东亲自干的嘛！晓得干部这些罪行，他好气愤啰，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要整这些残害老百姓的干部嘛。所以我说，毛泽东还是伟大的。


余：你对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感情？


季：我拥护他，他搞几十年农民革命，了解农民的疾苦，打几十年的仗，是要为人民的，他要巩固政权，必然要镇压敌对阶级，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时，确实是有些干部不学无术，无法无天，违法乱纪。只是毛泽东搞了扩大化。我拥护文化大革命，让老百姓斗害苦他们的坏干部，这个运动很好。只是被林彪、江青这些坏人利用啰。


余：您看毛泽东和人民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


答：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他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悟，不愧说是个真正的伟人，目的都是要为了人民。我家在五九事件中遭到那么大的不幸，到今天，我还是拥护毛泽东的。



大饥荒中的浮肿病医院与乱葬坑


     原荥经泗坪公社浮肿病医院看守现场诉说（1）


张月清在描述浮肿病人腿肿有多粗




时间：2012.5.21日上午；


地点：荥经县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月清，68岁，原泗坪公社浮附肿病医院看守、秦永大队第六生产六队社员，大饥荒后调整为第七生产队队社员。






余：大爷，您家土改前是什么成份？几口人？土地情况？


张：我家是佃中农，原先有六口人，自己家没有土地。佃的就是这街上（泗坪的小镇街上）陶克成家的地。


我老家是汉源的，我老汉（父亲，下同——编者）那一辈过来荥经。佃了朱驼子家二十亩地，还租了点水田。交五五租，收下玉麦、稻子，我家一撮箕，他家一撮箕，这个印象蛮深的。要给东家客气些，明年好再租的嘛，所以粮食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时是一季高杆，水稻打四百四五十斤，旱地大、小春打四五百来斤，还要种油菜、胡豆。所以一年收大、小春七八千斤，谷子六千多斤。


交完租后，我家留下谷子、麦子、玉麦五千来斤，有几百斤菜籽打油，日子还可以，过年杀大年猪的嘛，我老汉、母亲在公社化时经常想起那段日子，给我们讲。


父母节俭勤劳，家里六口人，每年吃两千多斤粮，是够吃的，我家没饿过肚子。菜子打油卖了换钱用，多的粮卖钱。种菜子、胡豆地的租子，拿粮食顶帐。


余：你们东家叫什么名字，为人怎样？


张：东家叫陶克成、陶大云两弟兄，为人不行，不是东西，杀人、流痞，就住在这镇上那边头的。他们的妈和我妈关系好，认干亲的，他们就不敢碰，欺负别家，对我家不碰。但我家也按规矩做，杀一根（条，下同——编者）猪，送人家半根。


余：您还记得民国时期交捐税的情况吗？


张：民国时候，上面摊派下来烟金，我老汉当这片的头，甲长。到各家收烟金，就是鸦片烟税，收不起来，自己拿钱顶帐。


他是信佛的人，心好慈善，看到哪个没吃的，有困难，总要救济，所以大家推他出来，应付政府交捐税。乡长派狗腿子下来收烟金，收不到烟金，就撮一口袋谷子搭起走。这个事现在我还记得清楚的。


他自己说是为子孙积福，我家里的粮食，就这么掺进去不少，我老汉替乡亲们抗起的。


泗坪乡的乡长杨三幺，歪（坏——编者）得很，捐税逼得凶，旧社会就是捐税那一套。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土地？


张：土改把陶家打垮了，把陶克成、陶大云他两兄弟抓了，枪毙在那边河滩上的。


我家分了二亩三分田，三亩多地，打千把斤谷，千多斤苞谷、小麦、油菜籽，日子勉强够吃的。交完公粮后，比以前租人家的田来说，日子不大好过。


余：还记得统购统销交粮情况吗？


张：说起统购统销就恼火嘛，国家征购下的任务重哦，农民活不了啰。


当时上级规定的，农村人口每个人留口粮。遇到积极点的干部，他要超额完成任务，给农民留的口粮还要少。


记得我家里水田的任务要交四口袋谷子，一口袋一百二三十斤，要交五百斤谷子；还要交旱地的，要交五百斤玉麦（玉米，下同——编者），五十斤豆子。当时我家没种豆子，买豆子交，比交地主地租高得多，逼得农民买的法子想。


我家留点谷子，小麦不多，剩下的留玉麦。玉麦只能打出一半粮（50%出米率——编者）的嘛，磨粗点出的多，家里就吃玉麦馍，不够吃的。


我家老汉以前做生意，也攒下些钱，就自己掏钱买粮食吃。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所以那个时候农民闹粮、闹退社的人多嘛。


余：实际上当时的产量，水稻四百五十斤左右，玉麦产三百多斤，你家二三亩水田，产千多斤；三亩旱地，产苞谷九百多斤。交五百斤谷子，五百斤玉麦，这个征购就厉害了。


张：交征购的，粮食不够就交钱。那时候干部狠喽，没粮食，干部逼着拿钱！我老汉还有些存钱，抵粮食任务，家里多留点粮，春荒就开始饿肚子了。


余：那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那你还记得公社化是怎么搞的吗？


张：公社化时候，我家是最后入社的。入社就要一切共产的嘛，他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钱财，不愿意一家人打散搞集体生活，不愿家里的粮食、油料、锅盆碗盏，连桌子、筷子都共产。


我老汉顽固，干部动员他，他死活也不入社。最后犟不过，东西都交给生产队，喂的一根猪都让生产队赶走了。老汉难受，也没得法，家也没有了，东西和钱都没啰，全共产啰，他咋不难受嘛。


他是老实肯干的农民，没土地，没有家，那些年自己劳动好不容易攒点粮食度荒的，也让生产队挑走了，日子咋过下去嘛？农民只有自己的家，啥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他是不相信那些虚的。


    我家是架子屋，大办钢铁，屋子都拆去烧了的，木架子，木板壁，烧了炼钢铁嘛，老汉咋不伤心呢？啥子都没有毬啰！


    我队好些户人家的架子房，都拆去铁厂炼钢铁和食堂烧锅啰，人都没住的。


余：讲讲过你们那个地方吃食堂的情况？


张：吃食堂，开始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杀猪，共产来的社员家养的猪。巴掌大块的肉，社员吃的流油，敞开肚皮吃。


食堂做的馍馍，一个半斤，火灶蒸出来，蒸笼里大馍馍，社员也高兴，放开吃，吃不完的就扔，吃了再拿，浪费的多，山坡上，水沟里都扔的馍馍头。


没好久，我们食堂的粮食吃完啰，食堂断粮。当时喊共产主义天堂，国家调拨嘛，一个公社的，这里没粮啰，就从那边队里调。调的粮也吃完了，就恼火啰。调来调去，都调完了，都没得吃的，一起挨饿，死人也是一起死，哪里的粮食都共产吃光了，哪里都跑不脱的。


后来就没粮啰，到58年底就饿肚皮了。59年秋收下来，就过细粮关了，那个时候，到处死人！


余：59年秋收，粮食收下来哪里去了？为什么秋收后马上断粮？


张：我那时十五岁，看到队上的干部他们报粮的嘛。


收粮前，公社干部就下来了，公社干部带大队干部、积极分子组成工作队，他们带队上的干部到地头喊产量，队上报这块田三百斤，他说是“右倾”，喊产量七百斤，边上拿本本的干部就记下来了。实际上一亩只打的两百多三百斤。


那时候的干部，也蛮认真的，真的把一块块田土转下来，把产量记下了再一汇总，那就不得了！


收粮时候，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到生产队来再开会。今天只打得四千斤谷子，开会时队干部就喊打了五千斤谷，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不干了，说你是“右倾保守”，“瞒产私分”。他喊到把千斤，逼队上干部认账。然后按田块算帐，把你生产队交粮的任务一下定下来。


收下来的粮食，先国家、后集体，先交定了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才能留粮。当时粮食不准留队上，要交到管理区。国家任务定得高，管理区也没得那么多粮食，完不成任务。


所以哪个队都是割下粮食，晒干就背到粮站了。


交来交去，总交不够任务，还差一大截。公社压管理区，管区干部压生产队。粮食交完了，任务没完成，就搞“反瞒产”，各个生产队开展“算帐”运动，逼队上交“瞒产私分”。搞不出来就找社员要算“偷青”的粮食，抄家搜粮，好恼火哦。


余：泗坪公社哪个管理区交粮任务最重？


张：整个泗坪公社，粮食任务最重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秦家大队，一个是民胜大队。这两个大队，也死人最多。


余：你把食堂断粮的情况讲一讲。


张：我们食堂断粮有几个月，一点粮食都没有，食堂的灶头还不准断火。就是天天烧一大锅水，放一点盐。开饭时候社员打一点咸水喝。


余：没粮食，为什么要烧盐水？社员为什么还来食堂打这点盐开水？


张：食堂烧水，表示公共食堂没有断火，断不得火哦，断火就是诬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攻击“三面红旗”。那时候，人饿病了不准喊饿，病了不能说是饿得病的，要不然就挨批斗，抓坏分子。


余：社员完全没有粮食吃了，那他们吃啥子嘛？


张：哎，讲起来就伤心哦！那时候政策是最不好的时候！


食堂断粮了，社员家里还不准冒烟。干部看到家里冒烟，就进来把砂罐端走，砸啰，那时候没得锅的，大连钢铁砸了，


死的就死了，活的人就接着遭罪。人饿不过，爬出去搞点猪鼻孔、野芹菜、鹅香草、蕨鸡根回来煮吃，干部发现就打。没吃的，人就只有饿死，得病的人就多。


余：公社化的时候，秦家管理区有多少人？大饥荒饿死了多少？


张：秦家管理区有七百多人，我们那个食堂是六队和七队两个队合在一起的，当时有三百多人。


我听袁忠如讲过，他现在八十多岁了，就住在桥边的，他记得很清楚。他和汤玉华，对大队的事清清楚楚，有时候还在摆龙门阵的。


他说两个队饿死了三百多人，饿死的人一半还多。62年分地，队上有活着的人数，大队一汇总，就晓得死了多少，活的多少。


我自己知道的情况，我原来是六队的，公社化的时候，六队有两百人出头，到散食堂，饿死了一百几十人。


七队原来是二百八十几块人，解散食堂时还剩了一百二十多人，死了一百六十多人。


    人死了都没得人埋，就甩在沟沟、坑坑里头。我屋后头有一个大红苕窖，光那个窖里就甩了七八十人，河滩上也甩的是死人。


余：队上食堂断粮，人饿死那么多，为啥子不出去逃荒呢？


张：逃荒？旧社会穷人没吃的了，还有逃荒讨口的，走到哪家，别人多少要施舍点，施舍行善积德，我自己来世结个福缘，为子孙求个平安。上门讨口都不舍，那别人背地是要骂心狠作恶的。新社会不时兴那一套了。过细粮关的时候，天下的食堂，哪里都是一般黑，哪里都是没得粮嘛，你走到哪里，又讨得到一口吃的？比旧社会都不如哦！


那些老人带娃儿出去讨吃的，老的小的一齐饿死在路上，摊在那里没人埋，发臭。河滩上多的是死人，近前不得，好臭呵。


我还看到路上一个小伙子，死了趴在地上，手往前摊起，手里还捏一把鹅香草，好惨哦！


余：过细粮关，你家死了几口？


张：我老汉是饿死的，他叫张绍堂，是59年下半年死人最凶的时候饿死的，死时不到六十岁。我妈叫张啥子氏，名字我忘了，也是59年底饿死的。


    大妹丁丁，当时读三年级，也是饿死的。小妹才七岁，是饿死的。父母饿死了，家里没一点吃的，她们搞不到吃的，饿死了。


我姐嫁到新建，活下来，我是调到公社，才保条命。


余：你父母饿死的时候情况你还记得吗？


张：记得哦！那时喝面茶汤，清水一碗，没啥子粮食的。饿得大人喊，小人哭的。实在没办法了，我父亲做生意的时候，买了块野牛皮，摆在家里好看的。这皮子“共产风”没有没收。过细粮关时候，我家就今天割一块，明天割一块，悄悄地煮在砂罐里，煮软了就吃。牛皮吃完了，人就饿得抗不动了，父母都肿了。


    那天我母亲喝了半碗面茶汤，就倒床了。我出去偷点玉麦，搞点猪草回来煮吃，不煮吃不得，煮了又怕干部发现。一冒烟，干部就来了，捉到要挨打，吊起。家里不敢冒烟，我母亲倒床十来天就饿死了。


我也是搭帮荥经县公安局的高德民，他在区武装部，我跟他关系好。高德民是志愿军，入过朝鲜打美国兵，转业下到荥经县公安局。60年他见到我，要我不要在生产队，说在屋头命都要掉，劝我出来。


我先到区里，发我一枝枪，十发子弹，我说玩不来，他说我教你，在河坝那边教我打枪。后头回公社，公社把我调到到病号医院，去当看守，那时我16岁多，是基干民兵。


余：你到哪个肿病医院？


张：是泗坪公社办的肿病医院，肿病医院又办了两个，一个重病医院，一个轻病医院，叫泗坪公社肿病医院。


熊家那边是轻病医院，死好多人呢，死了一百多个。重病医院在桥基，也死了两百多。


余：你怎么那么清楚肿病医院的情况？


张：我当然清楚嘛，当时要我在肿病医院当看守，天天死人的情况我都要报公社的，那些人是我埋的，我的任务就是干那个。一个红薯窖里头就埋了两百多块！


余：那地方在哪里？你能够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张：可以嘛，我带那么去。


余：好，一会我们就去。再说你们队上，社员没有吃的，饿死人，那几年怎么活下来的？


张：主要是挖野菜、吃草根，还有就是偷青吃。社员偷青吃，干部捉到就要挨打，有的人没有饿死，却被打死。我队上就有人偷麦子挨打，打得死去活来。


余：哪个偷青挨打？


张：打人的干部叫张贤分，这个人现在还在，在荥经，老得路都走不动了，那就是原先作恶作多了的报应，瘫子了。


晚上他自己在伙食团煮东西吃，社员偷青他就打，哪家冒烟也打。


王万章的老丈母是七队的。她在菜籽田里扯鹅香草，打点黄菜叶，豌豆巅吃，逮住了，张贤分就把她的头发挽住扎起，绳索穿过去，吊到屋梁上打，脑壳上的头皮都扯掉了碗口大，血淋淋的，人摔在地上，当时摔半死，脸上都打得紫皮红烧的，干部拳打脚踢扯头发，脑壳顶上的头发都揪完了。


还有谷朝平，饿得实在受不住了，晚上的地里偷麦子吃，被干部发现了，挨打，打得他瘫倒起不来，后来饿死了。


好惨哦！狗日的日本鬼子整中国人，也没这些干部整得狠。


姜文仪是区上的干部，在我们队上当工作队，捉住偷麦的人就打，那个人打人下毒手。


三合乡的陈业周，是公社武装部的，我们两个斗过把（斗气，——编者）的。


一个农民到公社，顺手拿一个小玻璃瓶子走了，可能是想装啥子东西吧。陈业周把他逮住，打过后抓来交给我，要我处理小偷。


我那时候是管专政的。我说他偷啥子东西呢？他说偷的瓶瓶在这里。我说哎呦，一个瓶瓶值几分钱嘛，打成小偷要关起的，不值当嘛。


他恼火了，抡起枪来砸我一枪把。我解下背着的枪来，也给他一枪把，两个人都火了，把枪口对准对方的脑壳，子弹都上好了的。高登云看到了，赶紧把我们拉住，就算了。这个事才过去。


余：你队上有饿极了吃死人肉的吗？


张：有噢，袁光福，当时三十岁，他是杀猪匠。过细粮关，他饿极了，把死人的屁股、大腿肉割回去煮吃。


工作队看到屋头冒烟，进屋看他煮吃的，切成一坨坨炖在砂罐里。姜文仪进去闻到是煮肉，先吃了两坨。还说他是偷集体的，要他交待。


袁光福没得法子了，交待说：这是死人肉，我这也是饿得没办法的，吃的死人，也没犯法。


张文仪听到，心里太难受喽，跑到墙角吐半天，吐也吐不出来，不过已经吃下去了，就把他的砂锅扔了。


余：你队上有杀牛的吗？


张：有，是两个小伙子，王和兴和吴劲治。他俩个饿很了，想搞吃的，把个半大公牛赶到岩坝上头，推到山沟里头摔死了，剥皮割肉煮吃。这两个人是我亲自抓住的，逮到公安局去法办了的。


    队上牛不见了，吃过牛肉的身上有气味，我闻到一起做活路的吴劲治身上有牛气味，当时没做声。我回队上去，找到工作队周绍云汇报，就把他两个抓到队上，我审的他，那时候我的枪还没交。我说：你赶紧老实交代，今天不说你要受罪。他交代了。后来就抓到公安局去了，罪名是杀牛。那是62年，不大饿了。


余：你们那里大饥荒闹到啥子时候？


张：饿死人到62年上半年，上面政策下来，生产自救，允许社员自家种地、开荒了，那年收小春就好得多。不过，年底反私开乱占，把社员的地和收的粮食没收了。搞阶级斗争了，农民的生活，一直难过。


余：六七十年代，公社时，你家粮食够吃吗？分多少口粮？


张：一个人口粮三百几十斤，不够吃的。


余：你家是啥子时候粮食才够吃的？


张：82年，我们队上搞承包，分田到户了。我家分了一亩多地，七分田，打了两千多斤粮食。我就一个人，打的粮食吃不完。


余习广随张月清去找埋藏数百人的乱葬坑；





张月清说：当年经他亲手扔在这个乱葬坑的死人，即达220人之多！



这个乱葬坑，原为放“卫星”时挖的红薯窖。病人死后，就扔在红薯窖里。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泗坪乡桥基原泗坪公社重病医院废址；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月清。






张：这个地方就是原泗坪公社的重病医院，这个地方原来叫桥基；这个院子，原叫格基黑头崖，是个大屋场，有四合围的大屋，原来是一个大姓人家十多户人住的。后来公社化搞共产共居，这边上的房子改成大队仓库，这正面的屋是住人的，当时住了上百块人。


过细粮关的时候，饿死、浮肿病的人太多，公社就把这个地方改成公社的重病医院了。


我当时在肿病医院执勤，死多少人，每天都归我回公社报，这里重病号叫“特殊病人”，轻病号在熊家那边医院。


余：爬这么大的山坡，这里就是张月清所说的原泗坪公社肿病医院的重病医院现场，现在是屋倒房毁，一片废墟，改成菜地了。张大爷，你把当时肿病医院的情况详细说说看看。


张：先安排我到桥基重病医院。我去了每天晚间值班、放哨，不准病人乱跑，不准任何人乱进出。白天，我就看押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小偷小摸的，公社在这个地方搞了个劳改队，怎么看押他们的。我就专门看押他们，他们帮医院背水背粮，种种菜，搞杂务。


余：轻病医院在哪里？


张：就在这个山坡那边的熊家，我当时是两边跑。


余：1960年3月底，全国粮食极度紧张，毛泽东开始转向，承认政策上处理问题。为运动中为抓典型，李井泉来荥经，发现饿死人太多，随后处理荥经事件，后来工作队随着他叫“五九事件”。这时候上级开始从西昌调粮，向荥经发救济粮，各个公社、大队办起肿病医院，接收浮肿病人。


既然发救济粮，肿病医院怎么还会死人那么严重呢？


张：当时国家是把救济粮拨下来了的，病人本来就饿惨了，一个人一天六两不够吃，还是饿嘛！饿得那么很的病人，接着挨饿，你说会不会死人？！不过就是比一点粮食都没得吃要好一点，有的能够活下来，有的就饿死了。


更何况那时候医院里头干部和医护人员贪污太严重了，把病人的粮食和医疗补品贪污了，死人就多嘛。


余：你把这个肿病医院干部和医护人员贪污病人粮食和医疗补品的情况说说好吗？


张：肿病医院的干部、医生，哪个不多吃多占嘛，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也来跟着吃。国家是发了救济粮的，还拨的黄糖、消瘦丸，就是红发丸，用黄豆、麸子和糖掺和的。那个红糖两百斤一麻袋，那些劳改队的人，从这个山下一袋一袋背上来的


他们一两百斤一袋的红糖，都背回去吃。病号尝都没尝到；粮食多吃，还往家里拿。


护士也是些没学过医的，就是些和干部关系好的社员，有的是干部家属，离家又近，你偷我也偷。


当时肿病医院是毛成方当院长，他是荥河人。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又不管病号死活。


当时规定一天吃两顿，一餐吃三两，医生他们要占一两多，恐怕还不止，病号吃面汤汤。


病人拖不下去了，一天要死两三个，我亲自拉去埋的。拉到那儿埋的，就是那边没好远的坎坎下，有一个红薯窖大坑，埋的尽是死人。用绳索套在死人脖子上，我拉过去，一窖一窖甩在那里的。


余：您刚才说死了二三百人，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


张：晓都不晓得人就死啰，医院的贪官污吏，把病人的东西吃了。上面拨下来三两粮一顿，要克扣一两，病人吃二两，是饿死的！


    那时候，三天来一回救济品，200斤一包的糖，都是我从山下背上来的，院长他们几个人下手都分了。


余：病人死了怎么处理的？


张：病人死了，由我拉出去，就扔在那边的坎坎下，还有那个大红苕窖里，用绳索拴在脖子头，拉过去。


余：你亲手埋过多少人？


张：我一般待在上头熊家那边，这里死人太多不愿意待。这边死人了，一个电话打上去，我从上头下来，把人埋了，再到公社去汇报死人数字，告诉他们今天又死了几个。


我一个人埋过的死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吧。我亲手拖了几十口，一个人拖出去的20多块，和人家一起拖出去的有220块，和其他劳改队、医院的人帮到我一起埋过的人。


桥基这边重病医院死的有二百二三十人，熊家那边的轻病医院有七十多块。


那里有一个大红苕窖，是五八年大跃进挖的，有四米多深，下肚口能并排码20块死人，上肚口小一点，那窖里头起码扔了两三百人足有，男的女的都有。


   病人死了，拉出去扔，再进新病号，这里总保持两百来人的规模。


那时社员没粮吃，病院里多少有点粮食熬稀饭，比外面好得多。外面的人，也不晓得病院的情况，只听说医院里头有病号饭吃，只想进来，没关系的进不来。哪里晓得这里就是鬼门关！


余：你亲眼见过病人死亡的情况吗？


张：见过嘛！那天天冷，一个老奶奶冷得受不住，要我和她挤到睡，她喊我：“小兄弟，天冷，你挨到我睡嘛，暖和些”。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睡到半夜醒来一看，她死得冰冷啰，第二天把她拉出去扔了。


余：病号睡床还是睡地上？一个屋人住的多吗？


张：哪里有床哦，冰冷的地上打地铺，当时重病医院收180人，轻病医院收二百几十口。一个屋里挤四五十口。天冷，好人都受不住，何况是病人？好些人挨不过又冷又饿，死毬啰！


（张带我们来到埋死人的红薯窖前）张：哦，地方都变了啰，现在冲起土都把坑坑埋起啰。这里就是那个红薯窖。现在年头太久了，原来这里是个大坑，不是这个样子的。上面修了个水库浇地的，从上头流下来，水土流失，把这个地方变了样子了。人肯定都在下边埋起的。


这个地方，我不死就不会忘。那些导致人吃人的，应该惩罚他们。


这里头埋了二百二三十块。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纪大的有六七十岁的。都是没得吃的饿得病了，想到肿病医院吃点粮食，治下病的。不晓得会死在这里，埋在这个坑里头，太惨了！


余：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张：到61年下半年吧，县上发觉了，病院死的人太多啰，就找区里和公社，三方开会，决定把肿病医院攒开（方言，搬开，下同——编者），攒开后死的人就少了。61年底攒开的，到区上办了第四病区。


到区上病院里病人自己煮饭，吃的干饭，就好多了。


余：你对刚才说的那些残害农民的贪官污吏怎么看？


张：后来整风整社，把这些“五风”干部抓起，我还看守过他们的。三合公社武装部长陈银舟，这些干部都是我抓的。那次运动，一起抓了二十多个公社、大队书记关起的哦。就关在肿病医院旁边，我看押过他们的嘛。白天让他们上山打柴，给重病医院烧柴，晚上开会批斗，检讨错误。我天天在这儿看守他们。


余：这些在运动中挨整的干部，他们一直喊冤，“文革”后还平反了，你认为他们冤吗？


张：他们就不冤哦，像李家同是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他婆娘是荥经公安局股长，他违法乱纪，反瞒产，致这么多农民死亡，我们公社死了几千人，他们该不该负责？


五九事件，陈银舟他参与了的，捆人整人，用枪托子打人，致人死亡。所以运动来了要抓他嘛。


  院长毛成方，肿病医院死人太多，也逮起的。贪污、多吃多占病人的粮食和救命的物资，害死那么多病人，你说该不该抓他？


不过，后来平反的时候，他们都平反了的，农民是不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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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惨案调查之


            五宪暴动




1958年11月，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不满大跃进、公社化的六十多位农民，发动武装暴动，杀死、伤公安、检察、法院人员和公社干部多人，口号“三天打到北京城”，恢复大清帝制。旋即被4个连部队及警察、民兵镇压。上梯田处，是暴动占据的大庙遗址。 大饥荒中，荥经其它地方农民一天吃二两原粮（合一两一钱商品粮），而暴动地杜家沟农民一天吃八两原粮，这里的农民死人少                        彭嵘摄。




五宪暴动


时间时间：2012年5月23日上午；


地点：五宪乡热溪沟村原“五宪暴动”旧址对面山路；


解说：余习广。




解说词：1958年11月，荥经县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60多个农民，经过我的调查了解，“五宪暴动”的情况大致如下：


暴动主要是利用宗教活动，发动不满农民搞起来。58年初，石滓乡原来当过道士的黄子清，伙同城关镇精耕社杨学能等人，到五宪乡岩桑社黄李氏家里，要她家的女儿张光莲当扛神匠。天天晚上在她家敲锣打鼓，烧钱打卦，画符赐药，称为村民治病救灾。一些乡民也去求医治病。


   杜家沟社支部书记万应和，是五宪乡不脱产副乡长。他妻子久病不愈，他带妻子去求医，大概有些效果，万应和也成为信徒和骨干。


   大跃进以来的政策激起很多农民不满。尤其是公社化搞“共产”，伤害了广大农民群众。当时搞公社化，公社实行“三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取消家庭，社员编到营、连、排；住房归集体，人赶到大院集中，男女分开住，一些房屋被拆除。各家各户所有的土地、财产、家具归公，人们打个包袱扫地出门。家具集中到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烧柴火。全民吃食堂，农民出工搞“大兵团作战”，四处打突击战，地头到处插红旗，干活白天连着夜晚，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完不成任务，干部暴力相加。


共产、干部暴力、超强度劳动和吃不饱，成为当时农村青壮年最突出和最不满的心恨。后来在荥经惨案中，农村青壮年大量死亡。


黄子青、彭万芬、黄昌珍、杨学能这些人认为，共产党这么搞要完蛋了，他们想和共产党争天下。于是，以太平村为据点，活动越搞越厉害，准备组织暴动。他们称张光莲是“仙童下凡”，“已配云南鸡爪山皇帝马在云”，是“皇帝九宫娘娘”。现在皇帝已经从云南打到汉源了，要打到北京去登基。


  到7月份，他们的组织就基本上搞起来了。黄子青任“主教”， 彭万芬当“九天王母”，张光莲是“皇帝九宫娘娘”。还先后封了熊金华、罗有宣为“当家弟子”；王怀先、袁明怀、马光远为“先锋弟子”； 万应和、李怀斌（会计）、李怀春（民兵排长）为“先锋弟子”，加封“元帅”；郑泽森、杨学伦为“元帅”； 黄昌珍、刘银珍为“十三省武将”，加封胜路先锋；老扛神匠熊树林为“会首”。


  张光莲和黄昌珍还亲手制作大旗一面，上书大清皇帝马在云，九宫娘娘张光莲。凡参加暴动的五十人的姓名，都写在旗上。


  农历八月十五，他们以扛旗为名，进行了祭旗活动，并具体策划了暴动方案。万应和负责筹集经费，杨学伦负责准备枪支弹药和刀具，刘银珍负责书写散发传单。


11月13日起，他们将暴动公开化。黄子青等人公开宣传：“要翻清（恢复清朝），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拜（咒——编者）死”。参加暴动的人宣誓“不跟毛主席走，愿跟神家走，保守秘密”，等等。


17日夜，27名骨干分子聚集在黄昌珍家里，通宵扛神，再次“祭旗”。当晚赶制大、小布旗7面，七星纸旗21面。大旗上书写：“翻清二千七百年”等口号，高呼：“打倒毛主席，不种地，都当官，武器不够就用刀斧砍，只要能砍下脑壳就行”。


荥经县翁建恩写过《五宪乡平乱记》，郑年钰写过《五宪乡武装暴乱始末》，可以参考。翁亲眼看到两条“反动”标语，写得是“毛泽东实在凶、天天叫我们打早工”、“共产党真可恶、半夜叫我们打夜工”。


18日凌晨，黄子青、聂万洪、彭万芬等抢占该村设在大庙的小学，设立皇坛，悬挂大、小旗33面，张贴标语6幅，并鸣锣召集全村农民到大庙子开大会。他们纠集了65人，举行武装暴动。他们撕毁毛泽东画像，高呼：“要杀党员，要杀干部，打到荥经城，打到北京去，保皇帝座位。”


黄子青在群众会上叫喊：现在当农民太苦了，一年到头出工不得歇息一天，人又累，没吃饱。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咒死。在五宪乡的热溪沟村小学校设立“皇坛”，悬挂反革命大小旗子33面，张贴反共标语6幅；在“皇坛”前撕毁毛主席画像。高喊要杀共产党员，要杀整人的干部。号称头天打进荥经城，二天打进雅安，三天打进成都，四天打进北京坐江山。


随即，他们率众找正在看磨坊，负责向各队催粮食的大队干部任志贵要粮，任志贵不肯给，遭到痛打，还占领了管理区小学校，抢劫供销社物资。


谢家山村民张玉贵从大矿山回家，碰见本村谢明春背枪到大庙子，说他们要造反。张玉贵赶到公社报告，适逢公社在白烟岗开三干会，文书吴家杰赶去向公社书记王永汉汇报，王决定停开三干会，命令吴家杰、陈启章、胥开辉到牛厂找梁汝均，带3支步枪赶去制止，他赶回公社，给县公安局打电话，说五宪四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请求火速支援。


先后赶来的王永汉、乡团支部书记蔡洪均、吴家杰被抓。张光莲大喊一声：把王永和吴家杰拉出去毙了，免得耽误时间。此时，县公安局派出的县侦查股长李玉森、侦查员黄永骞、民警队副指导员洪思弟、法院副院长李茂荣正好赶到，暴动者鸣枪示警，要他们放下武器。李玉森是本地人，认为好解决，喊话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把武器放在田埂上走过去，被擒后，打死三人，洪思弟受伤装死逃出性命。远处，胥开辉、陈启章听到枪声，朝着大庙开了两枪，暴动者以为县城来了部队，向六合公社宝积大队方向撤退。王永汉被砂枪击中两枪，装死逃出性命。押解途中，蔡洪均、吴家杰脱逃，蔡洪均被张光莲用笋子刀砍了 18刀杀死。


   荥经县委在家的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乔长贤召开电话会，组织五宪及附近的城关、六合、烈太、附城、安靖、双江7个公社三百多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平叛。并给地委报告。雅安军分区派出两个班，雅安地区武装民警大队派出60多人。地委上报后，驻军130师309团派来两个连围剿。19号晚上，309团团长又带了两个连，暴动者除余炳全被击毙外，被擒65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15发，鸟枪13支，火药5斤铁砂、宝剑、弯刀一批，大印7枚，大小旗帜38面，平息暴动。


   暴动者聂万洪死于狱中，其余35人以反革命罪处刑，黄子青、张光莲、万应和、熊金华、袁明怀、杨学能6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罗有宣、彭万芬（女）、黄昌珍（女）、刘银珍（女）、王怀先、郑泽生、谢明春、马光远、李怀春9人判处死缓，判处熊继富无期徒刑，判处徒刑20年4人，徒刑10年2人，徒刑5年5人，判处管制5年5人，劳教5年1人。


  娘娘张光莲的尸体，至今渗泡与雅安地区卫校药水池中，做教学用。


  大饥荒中，荥经其它地方农民一天吃二两原粮（合一两一钱商品粮），而暴动地杜家沟农民一天吃八两原粮，断粮期间比别处短，这里的农民死人少。县委下到该大队的干部强调：这里的工作要慎重，不要闹出事情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农民受欺压受凌辱，他们的苦难，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于是，官逼民反。农民便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揭竿而起，发动起义造反，企以改朝换代，称皇称帝，上升为统治者。这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动因、动机、行为与过程。五宪暴动，不过是企图重复这个行为。在热兵器时代，这种旧式农民起义的归宿，必然失败。


我在调查中得知：大饥荒中，因干部怕这里的农民闹事，当别处喝二两面茶汤，该队社员吃8两，而死人比起其它地方来要少得多。


五宪暴动，主要是农民对毛泽东的政策不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利用宗教迷信搞起来的。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暴动行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时间：2012年5月13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严道镇同心村第4组石明香家地里；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石明香，女，72岁,原宝峰公社田坝大队联明生产队社员。


余：大娘，您好！您叫啥子名字？今年多大的年纪了？
石：我叫石明香，今年72岁。
余：哦，72岁还在种地呀！您是这个地方的人吗？还记得人民公社时候的事吗？
石：我娘家是宝峰乡联明村的。人民公社我记得嘛，到死都不会忘的。
余：当时您是宝峰公社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的社员？
石：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的社员。哪个大队的记不清了（回忆5分钟，也说不清，作罢——编者）。
余：大娘，吃食堂、过细粮关，您家有人饿死吗？
石：过细粮关，我娘家五块（方言，口，下同——编者）人死光了，剩了我一个。我父亲石炳洋是联明生产队长，59年反瞒产，公社要他报高产粮，他报不出来，就斗争撤职，送到山里头开荒。
  先是我老汉（方言，父亲，下同——编者）死了，在山里头弄的火匣子，挖个浅坑坑，就那么埋了。59年下半年死的。后来我妈也死了，那是59年底，队上把我喊回去处理。
  当时食堂一天半斤粮食，人哪天死了，哪天队里食堂就没她的粮食。那时是5天一发粮食，那天她吃了一天，应该还有4天的指标粮食，队上都没发给我。好伤心哦！
  我饿得没一点力气，人都走不动路，没法把我妈弄出去窖（方言，埋，下同——编者）。看家里还有一蔸齐儿烟（烟草打芽去叶时除下的烟叶——编者），我就把这蔸烟给人，请了队上一个有点力气的人，把我妈用绳绳绑在颈坎（方言，脖子，下同——编者）上拖出去。我就到地头用锄头挖个沟，人饿得没点力气，连坑洞都挖不起了，用张围腰帕把我妈的脸一蒙，我用泥土扒来把她蒙起埋了。
余：你村里的人家，是一个姓吗？队上的人怎么不帮忙埋你妈呢？按说同姓人应该帮你一把嘛。
石：村里全都是姓杜的，只有我们一家是姓石的，我家是从外地到联明落脚的。外来户落脚在别人的地方，两手空空，没得点基业的，日子过得就穷嘛，平常在村里多少要受大户大姓人家的欺负嘛。土改工作队发动我父亲起来斗争，也是这个原因。
那时家里啥子都没有了，铺的盖的加一起只有一背篼，原先老汉当队长，家里有个铁炉子，打烂了卖了，啥子都没收了。吃的没办法，偷两苞玉米来，都是生的啃了吃。
  后头食堂就没粮食了，几十天断粮，上头把粮食都收走了，食堂断粮没吃的，我带两个小的，挖野菜，吃蕨鸡根、鹅香草、猪婆菜、藤子根根，连泥巴都吃。到60年公社办起孤儿院，我也实在没办法，就把两个兄弟送到孤儿院去，结果没想到，两个兄弟都饿死在孤儿院了。想不得，想起好伤心！
余：过细粮关时，你家里死了几口人？
石：父亲、母亲、2个弟弟，都饿死了，我家饿死了4块。
  别人出去偷啊，弄啊，搞点吃的。我父亲当过队长的，又是犯错误被管制的，他不敢出去弄，饿死了。父母死后又饿死了2个弟弟，一个10岁、1个12岁。家死了4个，只逃了我一个人。想起来就惨啰。那时我十六七岁，父亲死的时候60岁，母亲就50多岁。




石明香在数她家死亡人口



三个人口死亡骇人听闻的生产队


     李绍先


88岁，原附城公社二大队第十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9日；
地点：附城乡路边；
采访、摄影：石丰纲。


石：大爷，我们摆下子过细粮关的事好吧？
李：过细粮关，惨哦！当时食堂断伙一个多月，社员一点粮食都没得吃的。
石：你们生产队饿死人没得？
李：我们生产队原来办食堂的时候，是132块。过细粮关之后，到散食堂的时候，只剩下47块。人饿的时间太长了，有饿死的，有饿得病死的。
石：你们队上死了85块，是啥子原因死那么多人？
李：粮食收下了都交国家了，伙食团按时到大队领粮，大队没得粮食，队上就领不来粮食。食堂断伙了一个多月，哪里都找不到东西吃，到哪里去整吃的嘛？又不准自己屋头搞来吃，冒烟干部就来整你，人是活活饿死的嘛。
我屋头就饿死了6个人：饿死我的父、母，他们死的时候五六十岁；还有我4个娃娃，都是饿死的。娃娃死的时候，有的三四岁，有的两三岁。眼望着他们饿死，我搞不到吃的，没得办法。
石：你是怎么安葬他们的呢？
李：人饿得那样子，哪里有力气安葬嘛？人死了就甩的甩了，一窖窖地甩了窖了。
石：你们队有死绝户吗？
李：时隔多年了，记起来有些难。我们生产队死绝户有：陈文楷家是死绝了的，陈文开家几块人都死了；陈秦氏家也死绝了；李锡禄家几块，死得一个都没得了，也死绝了；李锡福家也是死绝了的；李锡鲜家也死绝了；李锡宜家也是死绝的。这些人家，哪家都是好几口，都是死绝了的。一户一户的人都死绝，死绝的还有好多户，名字我记不住了。
这些人死了，哪个去安葬嘛？死的人太多了，埋不过来。那时候人都木了，也饿得没有力气，尸体都成堆甩在一起。
石：有没有吃人肉的？
李：太平公社的杨国礼，他没得吃的，就把屋附近别个的活娃娃杀了，搞来吃了。被发现后，把他抓起来，后来在花滩坝被枪毙了，那时候归花滩区管嘛。



李正英


76岁，原复顺公社上坝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27日；
地点：安靖乡（原凰仪乡）上坝村李家沟；
采访、摄影：石丰纲。


石：你们这儿过细粮关是怎么个情况？
李：我们上坝十一队，小地名叫李家沟。59年前，李家沟有一百多人。过细粮关，食堂断粮，社员几个月吃不到粮食，吃水芹菜、鹅香草。光吃猪草、野菜，还吃不饱。家家户户都是病的病、死的死，好多人家死绝了。人都饿死得只剩几户，还剩下活人二十多人。
石：你家里是啥子情况？
李：我家饿死了我妈、娃娃、二伯伯、二姆姆（伯母——编者），死4口。我家妈全身都肿，是正月间死的。那天晚上，夜半三更的，她难受就吼（叫——编者）起来，用手抓。我把手给她逮（抓——编者），她就哭起来。我打起火把，把生产队保管员喊起来，把我家妈当天那份玉米面称来，打起面茶喂她，第一口、二口，她吞下去了，第三口就吞不下去。我逮倒她，她就哭起来。第二天，我把姐姐喊回来，我妈才断气。我娃娃是吃枇杷皮，拉不出屎，结胀死的；我二爸爸、二姆姆是饿死的。
那时候，一户户的人都死完。王炳蓉家几块人，都死完了；李炳华、李炳红家，死了好几个。
石：你们这儿有吃人肉的没得？
李：有哇！对面的这户人家就吃过人肉。她娃娃一岁多死了，她就把尸体炖来吃。还喊她的女儿去吃，她家女儿去看，还问是炖的啥子野物，用筷子一捞，看到脚指头、手指头，吓得丢了跑都跑不赢。她还卷她女儿：娼妇（旧时当地习惯骂法——编者），你不吃，饿死你！她讲给我听的。
这下面是楠坝大队下场口生产队，王朝珍家的娃娃一两岁死了，她就把娃娃埋倒了。没得吃的，她又把他掏起来吃了。我是眼见的。



李德英


80岁，原三合公社建正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老奶奶，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李：那时候公社不把粮食社员吃，先是一天二两吃玉米糊糊，后头食堂断伙，人都饿得没法啰。都不晓得天是哪么安排的，咋个要把人饿得那么狠嘛？！
    那时候，社员搞点蕨基根、蕨基苔、山角角、蜗荠菜、藤子根吃。搞回家又不敢烧锅锅，一冒烟，干部就要来打你。
队里收红苕，我侄女吴夫芝和我讲：饿得心头发慌，我背的红苕嘛，把一个你吃，你背的红苕嘛，把一个我吃。我拿她背的红苕生的吃了一个。高绍强是食堂事务长，看到了把我打一顿，几脚把我踢出门外，我在地上打了几十个圈圈。他又把吴夫芝捆绑起，关在队里。
她屋头还有个娃娃。那时候是冬天，娃娃在灶头，火星子把衣服引燃了，娃娃趴门槛上全身都烧焦，只剩尺把长脚头和一只手杆，门槛也烧断了。吴夫芝现在还活着。
余：你家里饿死人了吗？
李：我亲当过保长，50年被镇压的。成份不好，出去搞吃的都不敢。我家人饿死7块，只剩下我一个人。饿死我妈、我大哥、两个妹妹、我当家的（丈夫——编者）、嫂嫂、侄女。
我妈死得惨哦。我家是最受气、最挨饿的。队上要我家几娘母山上背竹子，我妈饿得走不动，在山上找了几个蕾瓜片，打糊吃了。结果，生产队干部扣我家一星期粮，不准吃饭。一次队里发粮，我全家一星期称了180粒包米子，我妈几口就吃了，全家又饿一个星期。
那时候，人都饿得不晓得天在哪里，是咋个搞的哦？我妈饿惨了，偷了几个洋芋豆豆回家煮吃。我害怕干部发现不得了，剩下的舍不得吃，倒在茅厕头。还是被干部发现，把她打惨了，我背她回屋头。又罚扣我家一星期饭。
我大哥叫李正奎，是参过军的，死时29岁，饿死的；一个妹妹叫彩彩，才7岁多，饿死的；玉兰妹也是饿死的，死时8岁多；我嫂嫂叫杨素芬，是饿死的；我侄女叫吴群香，饿死时只有七八岁；我一个妹妹饿成疯子，一天到晚到处跑不落屋，疯疯癫癫，也死在外头了。
    我当家的叫吴天全，死了用楼板钉个大匣子，拉出去，埋都没埋。我饿得挖不动坑，放在沟头掩了几把土，他死时31岁。
没粮食吃，人先肿了，然后就死。我妈肿了，我没肿。
余：你队里有社员饿死吗？
李：我们那儿老地名叫板塘沟，后头叫施始社。我们队原来有一百九十几人。吃食堂死了一百六七十人，只剩下二三十个活人。好多屋场的人，都饿死完了。死的死，后来搬的搬，现在塘沟都没人烟了。
余：板塘沟有吃人肉的没有？
李：有哦。我嫂嫂杨素芬的女儿，是我的侄女子，吴群香嘛才五六岁，她饿死了，拉出去甩了没得好久，队上有个银壳子，是个男人，那个时候他三十多岁，他饿得没得法，就去把我侄女子挖出来吃了，也是人饿得没办法啰。银壳子吃人肉后，不多久也就饿死了。那时候的老百姓，好惨哦！






亲身经历的荥经大饥荒与人相食


          张珍群


72岁，原复顺公社上坝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17日；
地点：严道镇张珍群家照像馆；
采访者：余习广。


余：大娘，我来洗照片，你女儿说，你给她讲过好多细粮关死人情况。你讲讲好吗？
张：大跃进，干部强迫命令，逼到社员卖命干，喊口号是“大干苦战拼命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战钢铁，逼我们晚上打夜工，打起用几尺长毛竹打通灌煤油，放油芯点燃照明的油烟筒，到高山那边背煅炭烧炉，落大雨还要背。妇女、老人背炭，青壮劳力推矿、炼钢、砍树，烧炭。
太阳一队有二十几架土高炉，我们十几个女的，编成背炭妇女队。我18岁，一连两个多月，都是一天两晚不歇气地干。吃的是稀饭，吃嫩粑馍馍（玉米馍馍——编者），没菜。我要背七八十斤木炭，打赤脚走十几里大山路。晚上看不清路，山又陡，翻过大山，背到一队。天天这么干，人都累惨啰，又吃不饱。哪天不摔十几个跟头？
    58大年办公社，社员团成集体，我还是积极分子，选为公社的人民代表，在公社综合厂做饭。拉架子车的把我管的饭票偷了，干部说我贪污，就把我赶回去了。其实我半斤饭票都没贪过。
余： 59年上半年，你们那儿有饥荒吗？
张：公社先是搞大食堂， 四、五、六三个队二三百人团一个食堂，我在二队大食堂做饭。缺粮嘛，就把糠和点玉麦蒸馍，两人抬大蒸笼，一早要抬出三四笼，几百人吃。59年上半年就没粮食吃的。社员提个砂罐，到食堂打面茶。
余：59年秋收以后，是怎么个样子？
张：那就不得了喽！收粮食的时候，食堂一天吃半斤，收下来粮都交到国家粮站去了，队上没得粮食。大队一天发食堂两三斤粮，还不够队上干部和食堂的人吃。一个社员发一瓢儿面茶汤，比清水强不了多少。最后，食堂断粮断伙，社员家家户户都没吃的，都惨得很，到山上挖野菜吃。五队发现一个泥巴窝，白鳝泥，四乡八村的都去挖来做泥巴馍馍吃，吃下去肠结，屙不出来，拿棍子掏。
余：你家饿死人没有？
张：我是孤儿，9岁就没娘了，连铺盖都没得，就在板凳上睡觉。
余：你队社员挨饿是咋个情况呢？
张：都说59年自然灾害，没得的事，风顺雨调的。就是吃大锅饭，社员没得劲，不想干减产了。生产的粮食，政策又搜刮狠了，农民没得吃才饿死人。
那时候，粮食都是大队统管的，种子都要从大队背回队。人饿得很，种啥子就偷啥子吃。背种子的人，走到路半路就偷来吃。61年，队里派人到街上背国家给的玉麦种，社员背到半路，找到石磨就开始推，烧水打面茶吃。地里没得种，怎么会不减产嘛。
余：你们队吃食堂饿死人没有？
张：我生产队一百多人，饿死了好几十个。
石文品打面茶，提着砂罐到食堂，倒在食堂门口就死了，不敢说饿死的，干部说他是虚脱了，死时五十多岁。王亭吉家4口人，父、母、他、兄弟，饿死3口。他父母埋在我家菜园里，兄弟死了扔了，逃出王成新一个。
余：你丈夫家死人了没有？
张：我是62年结婚的，我丈夫叫黄朝碧，他家太阳湾四队山上的，死人多。他老汉是59年饿死的；大哥、二哥也饿死了；三哥上山找吃的，遇到野猪，他拿砂枪打野猪，野猪把他挑死了；他三嫂也饿死了，家里两个娃儿没得大人也饿死了；他两个姐姐，也是饿死的。他家原来13口，死9口，活下来4口。死了爹、大哥、二哥、二嫂、三哥、三嫂、三哥家两个娃儿。活下他、二哥家两个娃、一个女。剩得他就到我家上门了。
余：你把食堂的事说一下好吗？
张：我在大食堂做饭，司务长苏再军喊我去整饭，路上遇到三四个倒地死的。到食堂屋坎边，又四五个死尸摆起。天还没亮，我不敢进食堂，灶屋头就停的死人。
有一天天没亮我去煮饭，一点火，从灶孔里爬出一个娃娃，是太阳十队的，姓李，是我把他救出来的。我队有家人饿死了几口，我看可怜，每天早上拿几个嫩耙馍，给他家小娃娃吃。
肿病医院地上卧倒的病人有几十人，都是饿得一身浮肿的，死人更多。一天死几个，我亲眼看到，有一天就死五个。人肿得厉害，有的死时一身干瘦。
那天五点多，肿病医院一个病人出来解手，老虎从猪垭山那边下来，把病人咬走了。医院负责的孟广珍还受处分了。当时死的病人气味很臭，死的人多，又不埋。领导上说，老虎吃人不怪她，老虎闻到气味下山，才处分她。



余：你是做饭的，应该没挨饿吧？


张：食堂断伙，我没在食堂了。连山上的刺芭巅也摘来吃，刺卡喉咙。吃酸曲叶，草颠都是好东西。我饿不过，到太阳湾五队挖白鳝泥，晒干，用磨子推细做耙子，吃得下去屙不出来，用棍子掏。我们那地方有人煮人肉吃。


余：哪个吃人肉？


张：下坝五队的石国栋，三十多岁。他饿得没法子，只要晓得哪里死了人，晚上就去偷，整起一花蓝子（花眼背篓，下同——编者）死人肉、手杆、脚杆，割下来煮起吃。
  
  我们队熊光召、张国群是俩个女的，和我年纪差不多，是我的朋友。熊光召家，她爸饿死、四哥、二姑都是过细粮关饿死的。张国群家老汉叫蔡华宣，招郎上门的，饿死了。她妹妹、兄弟到处去偷吃的，活下来了。当时她俩个都饿得倒起，走不动。那时死人到处都有，她们在路上、坎下找，把死人的腿杆、手杆割回来吃，我知道她们吃过三四次。现在一个在雅安，一个在汤崖山。


  县配种站那边上，人死了就扔在那里。那天她俩个把死人肉搞来，弄在配种站里头煮来吃，切成一坨坨的煮起，喊我吃，我害怕不敢吃，告诉她们，吃了死人肉，会得病的，人要黄皮寡瘦的。她们听了，吓得再不吃了。


  那时候，不要说社员，就连大队书记的老婆也吃人肉。石国林是下坝大队书记，为人很凶，打社员就打惨啰。他自己在大队里吃饱饭，家里人不管。他老婆割一大花蓝死人肉、手杆、腿杆，有好几个人的，回家煮吃。我看见公社来人把她捉到公社，背着装死人肉花蓝抓去的。


  下坝的人一直都说石国林，59年没粮食吃，他专门捉人来打，歪得很。


  余：你还记得队上哪家死人多的？
张：熊大群家原来6个人，死4口，他父亲、妈、两个兄弟都死了，他和一个弟弟读书活下来。他老汉叫熊振江，死时50来岁，他妈死也只有四五十岁。
余：你队上哪一年才不死人了？
张：61年分自由地，就好过一点了，还饿死人。62年让上山开荒种地，见人头分粮40斤。秋收大丰收，那就好多了。不过年底又反“私开乱占”，歪得很！






直把万民为刍狗：


             最恐怖的吃人与最直接的问责




          车正光


68岁，原泗坪公社民主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下午；
地点：泗坪乡民主村街头；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您讲一讲过粮食关的情况好吗？
车：过粮食关，社员吃食堂。开始是一天二两老称的麸子面，后面二两都没得啰。食堂用玉麦壳壳，玉麦芯子烧（炕——编者）干了磨成粉粉，叫“代食品”，吃了屙不出来。后头食堂断粮啰，连“代食品”都没得啰，那饿死人就凶啰，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人，好多人家都死绝了户。
余：你家里有饿死的吗？
车：有哦，我家饿死了4块。我老汉叫车如林，是饿死的，死的时候四十多岁；我后妈叫李淑华，饿死的，死的时候不到四十岁；两个兄弟才几岁，名字记不得啰，也饿死了。
余：他们为什么会饿死呢？
车：没得吃嘛！那时候吃公家食堂，食堂断粮，几个月没得一点粮食供应，国家都收走了。社员家里头不准冒烟，哪家冒烟，干部捉到就打。社员只有吃野菜、草根。渡过命的就活下来，渡不过的就没得性命了。
余：当时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
车：当时我十几岁，一天到晚到处找吃的，啥子野菜、草根都吃过。我饿了几个月，一点粮食都没吃，尽吃草。饿得浑身发肿，两腿肿起好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没办法，我想到肿病医院去，从这里到医院，才二里地，柱个棍子，路都走不动啰，后面爬起去的，爬了一天才爬到。
到医院，医生就是发一颗“红发丸”，一天发两餐。你晓得啥子叫“红发丸”吗？就是麦麸子，加点黄豆粉，有点红糖。吃那个就好点，身体强的，就能保命。
余：肿病医院里头饿死人吗？
车：泗坪公社肿病医院里头，天天有死人，死了就拖出去丢了。我看到那里死人，进去以后听别人讲死了两三百人。
    浮肿医院医生讲，人只要肿了，再瘦下去就危险，那人就快死了；还有，肿病只要一拉稀就死。好多人都是拉稀死的。我是逃条命出来，可能是年纪十几岁，身体还能够抗吧。
余：你们队里有吃死人肉的吗？
车：我队上没有听到讲。我晓得大坪一队的彩彩，姓啥子我搞不清了。她饿狠了，把一家人都吃完了。他丈夫到山上挖根根，饿倒在山里，人家把死人给她送回来，她晚上悄悄割肉吃。不久，儿子和媳妇也饿死了，她又偷偷弄来吃。后来她小孙孙也死了，她也割肉吃了。死一个，她吃一个。吃完一家人，最后自己还是饿死了。这是我听到吃人吃得最惨的。
那时候人都饿疯啰，吃人肉的不稀奇，多得是哦！我们这里老人经常摆龙门阵，讲起当年哪个地方吃人肉，到处都有吃人肉的事情，好惨哦！
余：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惨的人吃人？
车：粮食国家都收走了，剩下一点干部要多吃多占，食堂断伙，还不准社员家里烧锅，你说社员吃啥子？不饿死还有啥子办法想？吃人的也是没得办法了嘛？不饿，哪个会吃人肉嘛？
余：那我最后问一句：您认为，应该由哪个来承担历史责任？
车：天啦，只有老天爷他是晓得的！






秦年顺


74岁，原泗坪公社民胜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秦：讲起过细粮关，我就恼火哦。59年收大春，粮食收下来就交国家粮库里头去了，管理区也落一点。发到食堂，说是一天吃二两面茶汤，哪里有哦？就是大锅里下几瓢细糠，掺几把杂粮面，煮来清水水一样的，两百多人吃，炊事员给你一个人发一瓢儿，下来一大口喝水一样就喝了，喝完了连碗都不巴，没得一点挂碗的，碗都是干干净净的。
后头食堂断粮几十天，那就把人饿得要发疯的感觉。59年冬天，我们到处找吃的，天寒地冻的，哪里有啥子东西找来吃嘛，只有到处挖蕨基根、草根根、藤子根。开春了就吃生鹅香草、生茰麻花、麻樟葵、火麻子花花，树叶子的吃，把琵琶树皮剥下来，晒干了，推成面面，捏馍馍吃。我们那里的人还吃白泥巴，弄干了和野菜、草草做馍馍吃，吃下去屙不出来，有胀死的人哦。反正人饿极了，找到啥子吃啥子。就生的吃哦，吃下去人好难受，不吃人又要饿死。
不敢生火嘛，干部看到冒烟的就干起去了，捉到你生火就打，说你是搞破坏，破坏公共食堂。
余：干部吃啥子呢？你们那里干部打人凶啵？
秦：要说起来，那时候的干部又凶又贪，两面三刀的。对上面当官的来了，点头哈腰，想办法搞点好的供领导吃。对下面的社员，从来就没得好脸色1的，不是骂就是打。大队干部管粮食，他们吃得饱。生产队食堂的粮食不多，队干部也就是占便宜搞来吃，从锅里打点稠的吃，比社员好得多，还是要挨饿。不过，生产队的干部掌握民兵，那个厉害，他们不出工的，专门安排看管社员。
人饿成那样子，还要出工，哪个不出工的，不只是停你的汤汤，还要斗打。余：干部这么狠，为什么社员不反抗？
秦：哪个敢反？人都让他们天天整、时常斗，搞怕了。他们还有枪。
社员饿得到处搞吃的，尤其是青苗出来了，偷得到就偷，偷到就悄悄搞来吃。干部专门安排轮班看管值班的，集体买的电池、电筒，四处巡查。社员白天不敢生火，心想晚上弄点火煮点吃的。一到晚上，干部就像抽鸦片烟的，更加来精神，他们带民兵到各家各户四周巡查，看你屋头是不是在搞吃的。就连两口子在床上睡，他们都在你屋头窗子下听，看你搞啥子。你要是半夜搞吃的，尤其偷青吃，捉到队上批斗，不把你打个半死，决不罢手。
余：你队上过粮食关饿死人了吗？
秦：我们队上饿死的人就叫多哦！成立食堂的时候，队上是二百一十多人，到散食堂的时候，还剩下活口八九十人，饿死有一百二十多。秦万轩家就饿死了4个娃娃，一个都没剩下的。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好多人家都饿死完。年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
余：你屋头有饿死的人吗？
秦：我屋头原先是4口人，我家老汉、妈、哥、我。我哥大办钢铁、修水利、修路，一直在外头没落屋，他还好。我们屋头3个人，饿死我老汉，饿死我家妈，死了两块。我老汉叫秦万舟，饿得一身浮肿，后来挺不住就死了，是撤销食堂的时候死的，那年他58岁。我妈叫秦秦氏，死的时候四十多岁。
余：你们队上有饿得没法吃人肉的没得？
秦：有哦，就是不好讲得，讲了对人家名誉不好嘛。
余：没得事的，是政策逼得人没法子嘛。我这是历史研究，只是想搞清实事。
秦：我们队上秦世清屋头的人（妻子——编者）饿死了，他还砍（做——编者）了个火匣子，把她装进去葬了。队上吴文秀和周甸容两个女人，打夜工去把坟给他挖开，把死人从腰那里斩断，两条大腿和屁股都斩下来，拿去煮了吃了。不是饿得没法子了，哪个会搞死人肉来吃嘛？
余：这件事是怎么发现的？
秦：山上住的人下来到食堂打面茶汤，路过坟边，看到那个坟被挖开了，火匣子盖打开，裤子脱在那儿，里头的人只剩下个脑壳和半截身子。那一下就闹开了，队上干部就查，查到是吴文秀和周甸容吃的，砂罐里还有没吃完的，干部就把它倒在茅司里头。结果她们从茅司里头把人肉捞出来，淘洗干净又吃了。
余：那干部打她们了吗？
秦：吃人的人，干部也害怕，说她们发疯了，从茅司捞死人肉吃。人都饿到那样子，跟疯子差不多，没法子治了。
余：对造成荥经这么大的人口死亡惨案、造成人吃人，您认为，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秦（沉默、发高音）：天啦，老天爷知道，只有毛主席他自己知道！


粮满仓囤的公社粮站与饿殍载道




吕春红、杜绍全、朱志华等


吕春红，男，68岁；朱志华，男，83岁；几个下、看棋的老人、商店老板；原宝峰公社田坝大队五一队社员；杜绍全，72岁，原宝峰公社田坝大队严明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19日下午；
地点：宝峰乡政府院外商店前、原宝峰粮站旧址；  
采访者：余习广。


余：过细粮关，你队上有饿死的人吗？
吕：我们田坝大队，当时大概一千三四百人，过细粮关，饿死、病死的，就有五百多人，一户户的人都死完了。
到后头公社、大队都设肿病医院，进去了几百，都是浮肿和消瘦病。那些浮肿病人脸都肿起好大；消瘦病一身没得几两肉。都是饿狠了，没得粮食吃嘛。
田坝大队肿病医院死了好多人，人死了都没得人埋的，就扔在洞子里、红薯窖里头。河那边一个窖里头，怕不扔了几十块人。还有那边堆肥坑里，就扔了二三十人。
余：你家有人饿死吗？
吕：原先我家5口人，父母，还有我们三姊妹。60年春，我家两个老人都饿死了。当时我在城里读书，两个妹妹没人管，养不活，都送到孤儿院去了。
余：刚才您说仓库有粮饿死人，是怎么回事？
吕：饶清当县委书记，浮夸虚报。当时正在秋收，国家只管要征购，不管社员饿不饿死。天宝公社的粮食都收上来入国库了，宝峰粮仓就有三百多万斤粮，不拿出来让社员吃，人咋不饿死呢？仓库就在这边上，我带你看。
（走进宝峰乡政府院内）：当时这里是新添粮站的宝峰仓库，现在拆了，盖的宝峰乡政府新楼。全公社收上的粮食都放在仓库里面，堆上去像山，有三百多万斤。这楼前面原来是晒坝，收的粮食晒在这块。这边是一栋库房，那边也是仓库，正当间是办公室。社员的口粮、种子都征上来了，仓里头堆得满满的。我看到社员一担担交上来。
当时吹牛皮，喊“亩产万斤粮”，产不出来，就把社员的口粮征购完了，才饿死那么多人嘛。那时候生产队不留粮，交剩下的粮食挑到大队，大队几天一次发到生产队。59年秋收后，我们队三百多人，3天到大队挑回来四五十斤，食堂吃啥子呢？
余：这个仓库三百多万斤粮食的数字，你从哪里晓得的？
吕：工作队来天宝公社整风批斗时候揭发，库存三百多万斤粮食，我亲自听到的。老人摆龙门阵都讲，过细粮关，公社库存粮食三百万，饿死社员好几千。
余：杜大爷，过细粮关，你家有没有饿死人？  
杜：我家饿死两块，我老汉叫杜月明，是饿死的，还饿死一个哥哥。
我们这儿，一家家死绝的有好些。我还记得杜大云一家5块，都饿死了；石文友家4块人，死得没一个活口了；朱子清家也是死完了的；石明轩屋头7块，她公公、婆婆、她两口子、一个小娃，饿死5块，活下两个女娃娃，现在还在。她两口子死了没人埋，就烂在屋头，老鼠啃。后头是别个弄出去的，臭得熏倒半边天。张凤仙家也饿死五六块。孙文涛家他两口子，也是都饿死了的。合作社时候，他们身强力壮的，落后就不行了，搞大兵团作战，劳动力一天到晚、没日没夜下地，功夫太狠，劳力的身体都垮了，死的劳动力太多，活下来都是命好的。
我们吃供应粮，还饿死这么多人！过去五十几年的事情，记不清了。你们早些年来就好了，再晚了，我们这些人都死绝咯，就没得人晓得喽！
余：朱大爷，当时你家里的情况呢？
朱：原先我家里7个人，饿死两口。我母亲饿死时七十几，我娃儿也饿死了。
我们严明生产队是死人最凶的！吃食堂时候有三百四五十人。62年春散食堂，还剩一百五六十人，死了一百多差不多快二百，一半还得多。
青春生产队的杜大牛屋头五六块，全家死绝灭门了；朱泽清家死了四五块。
余：你们队和青春生产队原来有多少人？饿死了多少人？
杜：我们严明生产队和青春生产队，是全大队死人最多的。这两个队原来是一个大生产队，死了三百几十。青春队原来三百几十人，死了一百几十块，死人一半还多。死了都没人埋，到处甩。
看棋老人：人死得太多了。开始各家还有人自己埋。到后头，活的人没力气埋啰，队上派人帮到埋，派的人也挖不动坟坑，就把死尸拖出门，拉到山沟沟、山坡头、山洞洞、坑坑里头，一扔就算逑啰。
村前头山坡边、河那边山坡头，有好些大坑坑。死人扔得多，几十块人扔里头了。你要找，让别个带你去就是了。
最惨的是那些肿病医院的病人，病没看好，人死啰，用索子套在颈项上，拖到山坡头一扔，算逑。我们经常看到拖死人过去。



余：肿病医院是公社、还是大队办的？   
杜：是大队办的，就在这大队部边上。那是啥子医院嘛！地上铺的蒲草，得肿病的人，一排一排摊倒地上，一排上百人，有几百人。公社的肿病医人还要多。
天寒地冻的，不要说烤火，就是铺盖都没得，一点薄絮子盖起，好人都要冻死。没得吃，没得喝，又没人管，经常死人。
我都得了浮肿病，腿杆子肿起好粗，路都走不动，后头进肿病医院，医生发红发丸，就是糠麸子加点黄豆粉。
余： 59年9月正是秋收，为什么出现死人高潮？
不愿说姓名老者：从9月就开始搞鸣放，反右倾、反瞒产、高征购。县上、公社，见粮食就抓，没粮就说你“瞒产私分”。搞得太狠了。我们把收下的粮食，打好场，都挑到这个粮站里头来了，大队留得不多。我就交过粮的嘛。
吕：当时管理区粮食不多，干部还要多吃多占。管理区每天按斤两发到生产队食堂，那时候两个队还在一起，几百人的大食堂，一天从大队称回来三四十斤杂粮粉子煮面茶。队干部、食堂管理员还要多吃贪污。开始食堂发饭，一个人指标五两。十几天后发二两，面茶汤一吹起波浪。落后一天就只有两三斤粮。再后头，大队不发粮了，连面茶汤都吃不到口。社员搞野菜、搞草根子、搞泥巴吃。
杜：我到山里挖来泥巴，掺点野菜，掺点糠，做成馍馍，蒸来吃，贴饼子吃，泥巴和在野菜里头，打面茶喝。搞这个要生火的嘛，又不敢让干部发现。吃下去还是软软和和的，拉不出来，要别个帮到从屁眼里往外挖，挖得血糊糊的。我们荥经人，那时候家家都准备一个掏屎的钩子，从屁眼里头一点点往外掏。不掏，泥巴结在肠子里头，人会胀死！（指不远处山头）：那个山上是白鳝泥，都是社员挖来吃完了，连泥巴都没得吃。
余：当时死人多不多？你看到没有？
吕（非常激愤地）：饿死的人咋个不多嘛！街檐边、路坎上、山坡头、屋旁边，到处看得到饿死的人！
我到镇子上去，队上李炳仙他婆娘走在前头，走着走着，就慢慢歪倒，躺在路上了，我过去一看，人都没得气了。到处是倒尸！你不晓得啥子是倒尸？（示范）：就这么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死了！
看棋老人：我在街上排队买糠吃，站队的排出好远。我前面一个妇女，“呯”地一声倒在地上，就成倒尸喽！见得多哦！
余：队上有社员偷青吃吗？
杜：人人都偷，不偷不得活嘛。队里李趁风偷谷子吃，被干部捉住，吊起打。
商店老板：那时候干部好凶哦，抓住社员偷青就吊起打。社员家里不许冒烟，哪个烧火，就说你诬蔑人民公社，破坏公共食堂。哪家冒烟，干部就冲进你家里，把砂罐砸了，把人打一顿。沙锅里有粮，就捉到生产队、大队去，一群干部和民兵当打手，社员又饿又病的，哪经得起打？这个队，打死的人有好几个哦。
杜：干部捉住偷青的，就往死里打。打人的还活着，名字我不愿意讲，大家要见面的，他就打死人了。
余：有饿极了偷牛杀吃的吗？
杜：还莫说是杀牛的，杀人吃的都有！我队上杀牛的好几个，吃人肉的好几个！我跟你讲一个吃人肉的嘛。
石明轩屋头的娃儿饿死了，弄出去埋在地里头。石陈氏四五十岁，饿得很嘛，没得法了，她夜头就把娃儿挖出来，娃儿刮瘦地没得几两肉，就把娃儿手杆、腿杆、屁股上的肉，刮得干干净净，拿回屋头，用砂罐子煮来吃。
队干部看到她屋头冒烟，就冲进来，问她煮的啥子肉？石陈氏不敢讲，就说是羊子肉。干部就把那砂罐里头的肉都吃咯！吃完问她羊子那么大，还剩下的肉藏到哪里去了？
石陈氏交不出来，只好说是死人肉。干部就逼到她带路，打火把到现场一看，娃儿手杆、腿杆、屁股上的肉，割得干净。几个吃人肉的干部，当场呕起来。干部报案，公安局来人把石陈氏捉走了，判刑劳改，死在监狱了。吃死人的事多呢！
余：说一下偷牛的事。
杜：这个队好几个杀牛的，被干部捉到，吊起打安逸了的。
队上秦基芬跟肖和雄饿得没法子了，商量偷牛杀吃。被干部捉到，吊起打。秦基芬还被关过好久。
队上女社员周文兰，也是饿极了把牛杀了吃。干部捉到，把她吊到屋梁上打，人都打残了，送去劳改。罪名是“破坏生产”，“杀牛犯”。她死在劳改队。
我叔伯哥哥，也是杀牛吃，被捉住了，干部捆起打，用枪托子砸，谭继忠还用火烧他的头。谭继忠是从志愿军回来的，贫农，队上的民兵，积极分子，打人凶得很。斗争会上打我叔伯哥几个，吊起打。我在会上，亲眼看到民兵和干部，用枪托子打在他身上，“嗵嗵嗵”作响，用火烧他，用皮鞋踢，好吓人。放下来后，他偷偷用绳子上吊死了。
余：当时干部那么凶，社员为什么不反抗？
杜：哪个敢反抗？干部执行的是毛主席政策。那时候大队和生产队民兵都有枪嘛！
吕：打人风是土改搞起来的。土改斗我队上老地主娘子石毛氏，工作队把她关起，发动群众斗争。谭继忠和村上的积极分子，上去把老娘子打得好凶，她家亲戚把她背回去就死了。后来，积极分子打人风就长起来了。
以前乡里乡亲，都是一个宗族、一个祠堂的人，要拜一个老祖宗的嘛。都是亲戚，不是爷爷就是爸爸，乡亲都和睦相处的。哪个好意思打人呢？土改后打人成风，把乡亲关系搞坏了。公社化、过细粮关，一家人都为一口吃的相斗，父亲管不到子女死活，父子相食的事都有发生，人伦纲常都坏了！
余：土改前，石毛氏家有多少田？
杜：有几亩水田、几亩地，一个老娘子带几个娃儿，自己做不动，请长工帮种田，打成地主。她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吃的，生活还真当不得一般农民。
当年红四方面军从这儿过，打地主，挖浮财，闹得好凶。打人风那时就搞起来了



逃出孤儿院




王英群、王英国（姐弟）


王英群，女，68岁；王英国，男，57岁；原六合公社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上午；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王英群家；
采访者：余习广。


余：你们还记得过细粮关的事吗？
群：记得，当时我十五六岁啰，食堂断伙，社员没得一点粮食，饿死不少人。
余：你们食堂断伙多长时间？
群：食堂断伙有几个月。那时候食堂设在大庙子里头，没得粮食，生产队长就叫食堂炊事员烧一大锅开水，丢点辣子、盐巴，开饭时一人打一汤瓢。社员到食堂打饭，就为了喝那点盐巴味。上面下来检查，说食堂不能倒，不能断伙，坚持“三面红旗不倒”，“公共食堂不倒”。食堂冒烟，表示“公共食堂永不倒”。社员实在没办法，漫山遍野去找吃的，扯野草，挖野根吃。
余：过细粮关你家是怎么个情况？
群：吃食堂前，我家里有5口。过细粮关，死了两口。我老汉王亭立，是59年冬月饿死的，四十多岁；老汉死后十多天，我妈也饿死了。我爹、妈都死了，剩下我三姊妹，我才15岁，带他们不活，把他和妹妹送孤儿院去了。
余：你爹、妈饿死的情况还记得吗？
群：59年下半年，食堂断粮了，父母都饿得肿病倒床，啥子都做不得。屋头没粮食，两个病人、两个小的，我一个人挖野菜、找草根根，把家养起。我天天和一群大人、娃儿上山，挖野藤子根，蕨基根、猪鼻孔，到田头找野芹菜、鹅香草、鱼鳅草，剥枇杷皮，啥子都弄回来，一家人吃这一点东西。
吃这些几个月，到冬月，我父、母的肿病一天天厉害了，腿肿起好大。没法子，找到干部说，他们答应把我父、母都送到六合坝医院去治病。病没治好，却把我两个老人治没有了。我爹先死的，我妈落后几天死的。
余：你父亲是饿了多久死的？
群：58年下半年就开始没吃的，年底食堂就断过粮。59年收小春后缓了一口气，收大春不久，社员一点粮都没得吃的。爹、娘上半年人就饿病了，下半年再断粮，腿都肿起这么大（比划像沙罐粗——编者），一身都肿得黄皮发亮。我老汉是59年10月二十几死的，我妈是冬月初几死的。
我妈死了好几天没人管。人家传信回来说，你妈死了没人埋，就摊在地上的。我赶到医院，守了三天，死的人太多啰，没人管。我一看不行，就找公社，我说：“喻书记，我妈都死了三天啰，没得人埋，还是要把我妈埋了的嘛。”他说：“你走哦，我下午喊彭福新他们来给你埋了嘛。”听到他答应埋我妈，当时屋头又有弟、妹这两个小的，怕他们饿三天会出事，从公社回福林，十多里山路，我只好急急忙忙往家赶。
那天下午，喻书记派了几积极份子，去医院把我妈埋了。至今，我都不晓得他们把我妈埋在哪里了，坟头都没法立。
余：你们福林四队饿死的人多吗？
群：福林四队办食堂时候是上、下合起的队，有三百多口人吃一个大食堂，有个有三百二三十人吧。到散食堂，只逃下来一百多口人，死了一百七八十块，死了一半多。
余：福林四队得肿病、干瘦病、小儿疳积、妇女病之类的人多吗？
群：多哦！社员都是饿得病了，重病要死的人，就送到大队肿病医院。我老房子那边，当成大队肿病医院了。
余：那个老房子还在吗？那我们过去看看。



时间：2012年5月20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六合乡福林村四组王英群家老房子；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王英群、王英国。


群：这里是我家原来的房子。
余：这么大的房子，有十几间吧?土改前你家不错！土改划的啥子成分？
群：这是我祖宗留下来的房子，我大爷爷和我爷爷两兄弟分家，建起这个大院子。两家人传下来有二十多人，都住在这里。土改我家成分是富农。公社化时候，这房子充公了，成为大队部。59年这边成肿病医院，那边是大队保管室，就是放农具、放粮食的粮仓。
余：当时这粮仓里有粮食没有？
群：当时是先交公社粮站，完成征购后，全大队的粮食都收在这里。各队食堂要吃粮，大队干部几天一次往下拨。当时这个粮仓有粮，不多，不够全大队人吃的。
余：你这两家死了多少人？
群：我大爷爷叫王德明，这家饿死5口。大爷爷是饿死的，死时候78岁；饿死我大奶奶，饿死一个嬢嬢（姑姑——编者），大伯和大婶子都是饿死的。我自己爷爷叫王德本，是饿死的，死时候70岁，我奶奶也是细粮关死的；我家饿死爹、妈。3家死了9口。我家两个弟妹、那边大爷爷家两个弟妹，都送孤儿院了。
我幺爸（叔——编者）吃国家粮，三爸也在上班工作，这两家没有饿死人。
余：你把他们进孤儿院的情况谈一下。
群：当时我才15岁，一个人带他们俩弟妹，屋里又没得粮食，两个小的饿得哇哇叫，我还要出工，好恼火哦。后来上面发下来救济粮（60年4月荥经县开始发救济粮——编者），公社和大队办肿病医院，县里办了孤儿院。
我实在没得法子，就去公社找喻书记讲：我家父亲都死了。我一个小女子，养不活这么大一点的两弟妹，我要照看他两个，就没法搞吃的，三姊妹性命难保。喻书记开恩，写了条子给我，批准他两个进孤儿院。
英国送去县孤儿院，就是现在县招待所。二妹送到太浮寺孤儿院，读大班。
余：英国，你讲讲逃出孤儿院，好吗？
国：我那时候才4岁，多的记不住了。我印象里屋子很大，四壁都是铺，铺上娃儿满满的，一屋子有几十个。屋中间是尿桶、屎盆。印象里那屋子阴暗发黑，一股子怪气味，天天有娃儿死了摊在铺上。
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屋头就进来两个人，一个拖着布片片，一个背个大背篓，进屋头转一圈，每个床铺都看下，从这铺上抱起一块娃儿，丢进背篓，又转几步，从那头又抱起一个扔进背篓。开始不晓得他们干啥子的，后头明白了。他们是把死娃背出去倒的。
时间长了，我害怕极了，生怕背背篓的把我背出去扔了。我死活也不敢呆下去了，一心想跑。和我一样害怕的，还有几个娃娃。有个大点的娃儿，在后边院子里，找到土墙角有个狗洞，他带头从洞里钻出去，我就跟着几个娃儿钻了出去。
当时我太小，只想要回家，一个人懵懵懂懂往屋走。晚上又饿又冷，又怕有吃娃儿的把我捉去吃了，就在外面土坑里头躲一夜。天一亮朝福林坝走，走一天，晚上在福林坝沟沟里睡。第二天天亮又走，天黑才摸到屋头。
余：你在县孤儿院呆了多久？
国：60年2月过了年去的，呆了不到3个月，逃回来3次。孤儿院里头老师和院长不管事的，娃儿不见了也没人管。
我头两次跑回来，姐姐问啥子事要回来，我也讲不清，她把我送回去了。最后那次逃回来，我拼死也不去了。姐姐问我为啥子不去孤儿院嘛？我讲不清，边哭边喊，说怕背背篓的，背死娃，把我背出去倒了。姐姐大概猜到些，就让我在家。姐姐把我拉扯大，不是她，早就没得我了。
余：你把孤儿院其他情况说一下。
国：本来我小，没得好多印象。不过，一听到说哪个从孤儿院逃出性命来的，我们就喜欢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几十年下来，那个印象就在脑筋里头找了根，一生一世不会忘记。
荥经全县死了父母、四五岁以下的孤儿，都送到那里，大的在其他孤儿院。一个屋里搁几十个孤儿，一人发个小碗，一餐有二两饭的样子，有两三颗胡豆，一两片厚皮菜。孤儿本来就饿惨了的，继续挨饿，病病歪歪的多，死的娃儿也多。光我那屋头，每天要背一两个、两三个娃儿出去倒！我怕死在那里头，才跑回来。
后头和孤儿院呆过的难兄难弟摆龙门阵，我才晓得，原来，只要在里头呆过，都对背背篓的有恐惧症。
余：你当姐姐的看到他回来，当时是什么样子？
群：看那么一点点小人，从几十里路外县城翻山越岭跑回来，我又气又疼！心想：这么大点娃娃，又没爹娘的，好造孽哦。他那时又脱肛（因严重营养不良而脱肛，为当时中共中央统计小儿疾病的五大项目之一——编者），肠子脱出来五六公分，都长蛆在爬，又喊痛，我心痛得哭。我家堂叔伯姐要我烧点开水，给他洗干净，讨点蓖麻来，弄碎从屁眼塞进去。
那天他从孤儿院跑出来，身上穿孤儿院发的衣裤。走到六合坝，肚子饿找人讨口吃，遇到个青年人，把他一身衣裤剥了，说：小弟弟，我把衣裤拿去换馍馍给你吃啊，你就在这里等到起。一直到天黑，人也没来。4月间天气还冷，可怜他穿个裤头，在沟沟里困（睡——编者）了一夜。第二天回来，我看他光身子穿个裤头，问他：你的衣服呢？他还傻呼呼地说：大哥哥拿去给我换馍吃。
他是4月搞“四算”粮后回来的，那时按人头定救济粮标准。他的关系到孤儿院了，没口粮。我又背他去公社。喻书记说：“他这么小，又有病，你背来背去不容易。”他开了证明，一月配25斤粮食，他才有了口粮。
余：他才4岁，怎么找得回来？
群：我妹妹那时候7岁，也是在孤儿院受不了，带他们几个小的先跑回来两次。我给妹妹说：你年纪大，不要带他跑，就在孤儿院。妹妹年纪大点，听话不跑了。他大概记住了路，一路找回来。
余：什么时候情况才有好转？
群：61年底政策好转，屋头开伙了，我出工挣工分养他。62年土地下放，可以搞自留地、开荒。我背他到处找荒坡烧荒，开荒种粮。那年收的粮食多点，养他才轻松些。63年解散孤儿院，我二妹回家看管他，三姊妹的日子，比以前强了些。
余：生产自救的政策搞了多久？
群：搞了不到一年，年底就反“私开私占”，反“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两条道路斗争”，运动搞得好吓人。
张文强一家，他妈、兄弟、姐姐、妹子，细粮关都饿死了。63年春荒没吃的，张文强偷了他孃孃晒在外面的衣服，那几年人们都偷成习惯了。队上报案，公安局把他捉到六合公社关到起。审他，他说我老汉是公社书记。他老汉叫张华忠，四五十岁。
六合干部和他老汉有过节，就说他老汉在62年搞私开私占。那时候，“私开私占”是好大罪过！县里把他父亲搞起来批斗。当时天冷，工作团开批斗会，公社和大队干部、积极分子，往张华忠身上泼冷水，打、跪。张华忠气出病来，不久就死了。
余：英国，你会唱那首孤儿院的儿歌吗？
国：很多人都会唱那首歌，不过有好多不同版本。我唱一下最老版的：“一九五九年，爹妈饿死完。把我送进孤儿院，眼泪流干也枉然。 想起五九年，爹妈饿死完。饱干部，饿社员，胖墩胖墩炊事员。”



队长的人性与犯险救民：


         两个没饿死人的生产队




            陶永香


64岁，原烈士公社冯家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13日；
地点：严道镇永安街陶永香家；  
采访、摄影：丰纲。


丰：您讲一讲土改和合作化的事好吗？
陶：土改前，我家有十来亩地，日子过得不错。土改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我懂事就晓得我家有一头耕牛、犁头、耙子，我妈说，登记起就交给初级社了。
丰：还记得公社化、吃食堂、过细粮关啵？
陶：58年下半年成立公共食堂。59年秋收，听到说是上面派一个叫刘成焕的验收员来，收的庄稼，全交到管理区去。
我们生产队只有孟、陶两姓人，人些（们——编者）比较团结。大人些说，粮食背到管理区去，我们二天（今后——编者）吃啥子？有人就喊偷点谷子藏起来。当时袁德仕是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们偷谷子。
我们那些田是弯弯杠杠的田，打谷子时这边杠杠上一个桶，那边弯弯上一个桶。谷子打满，就喊刘成焕到这个桶来出，那边就快点偷点谷藏到荒荒（荒地，不易看到之处——编者）头。
晚上，大人些把谷子背到偏僻地头，一人一撮箕谷子。每天都这样分。我家分来粮，白天背到古墓里藏起，晚上弄回来，用手磨子磨。用这些私分粮食，每天和倒食堂的二两吃。
我们是高山上，人少、偏僻。只要我们人些不说，就没得人晓得。所以，过细粮关，我们生产队就没有饿死人。
60年公社安排生产自救，食堂要大种疏菜。队长安排每家一砣（块——编者）地，面子上还是一大片，工作队来检查，还是说给食堂头种的疏菜，还成立了疏菜组，专门负责种疏菜，统一管理。但各人到各人那砣地去摘来吃。
丰：你们那儿还真的敢“瞒产私分”喽！
陶：没得法子，要想办法救命嘛。听干部的那一套，社员都会饿死。
还跟你讲一个。那时候要稀株密植，说是“亩产双千斤，全靠科技来保证”。说是麦子种撒得多，产量就多。工作队监督，一亩要撒几十斤种。
我家妈她们出工撒麦子种，等工作队的人不注意，在田中间，就按正常丢，另一个人赶快把灰撒来盖起麦子。田边边就照工作队说的，把麦子撒起。结余下来的麦子种，晚上队长安排几个人，到手磨子上推，推好就用水调（发tiao音——编者）起做馍馍，一人一砣。
工作组的听倒推磨子声，在院子里找，把门一下推开，里头的人吓安逸。工作组的说：我不说你们，拿给我吃饱就是了。这样大家就胆大了，每天去管理区把种子背回来，一部分做种子，另一部分就用磨子推来分。这样，我们队就没有饿死人。
我们旁边的楠木九队，大办钢铁，迁居来四五百人，饿死两三百人，死一半多，都甩在灰堆坡上（倒垃圾的山坡上——编者）。
丰：队长袁德成的情况怎么样？
陶：后来，袁德成被人告私分粮食，公社把他弄起去，交待、斗争了十几天。放回来后，没得地方住。62年老伴饿死了，还饿死一个小娃。后来他搬到三队，住了几年也死了。








          杨宗亨


69岁，原大田公社民福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18日；
地点：严道镇永安街石章伟家；
采访者：丰纲。


丰：过粮食关，你们生产队的情况怎样？
杨：我原来在县里读中学，61年3月学校停办才回家的。那时候普遍饿死人，只有我们那个队好得多，社员也吃野菜、草草根根，也挨饿，但是没有饿死人。
丰：你们那个队没饿死人，是怎么回事？
杨：当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叫周永宣，是个有良心的好人。他旧社会拉壮丁去当兵，49年起义，51年整编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53年从部队转业回来。他没得文化，40岁左右，是党员。公社化时候，大家选他当生产队长。
59年过粮食关，大队窖了一两万斤红苕在我们生产队的竹林里，还有万把斤的猪饲料，是烂玉米。食堂断粮时，周永宣就决定把红苕搭起饲料，发给社员回家自己煮吃。每天晚上12点到两点，每家就到食堂去称两斤红苕混玉米整的馍馍。所以我们那个队，就没饿死人。
到60年开春了，大队到我们队去取红苕种，发现没得了，问是怎么回事？周永宣就报说：红苕烂了，饲料当口粮吃了。大队就把他整来跪高板凳，批斗他。群众都很同情他，大家不发言，批斗会冷场，上面的干部也没得趣，落后就算了。他是2010年得癌症去世的。
丰：过细粮关，你还记得些啥子情况？
杨：廖魁武59年是新建公社武装部长，我和他摆龙门阵，问过他新建公社过细粮关的事。听他讲，在新建公社食堂断粮的时候，下去包大队的干部向党委书记唐润生反映说：各个食堂都断粮了，不想一下办法，怕要饿死人。现在各个大队都有点粮食，恐怕要拿出来救下命。
唐润生就表态说：你们各个大队自行商量解决，但是你们要说我不晓得。结果，这些包队干部回去后，就把各大队不多点的粮食拿出来，解决了死人最关键的一两个月，新建公社没有饿死好多人。丰




“讲党性、无人性”的书记父亲






   牟开松


63岁，原三合公社楠林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荥经县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


余：大叔，您年纪不大嘛，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牟：大跃进我9岁，过粮食关10岁，那些事一辈子都忘不了。
余：您家过细粮关有饿死的人吗？
牟：当时我家7口人，饿死4块。我大哥牟开亭，饿死时二十七八岁；妹妹牟开芝，死的时候十几岁；我小妹，小名夫芝，死时11岁；我兄弟才两岁多，也是饿死的，名字记不住。
余：那时父、母亲还在吗？怎么会饿死4个孩子呢？
牟（很激动、愤怒地）：唉呀，说起来就恼火，俺老汉叫牟正阳，是楠林大队（时为管理区，下同——编者）支部书记。那个人，没一点人性。
大哥、妹妹和兄弟喊饿，找他要吃的，他说：“没吃的，你要吃就去抓几把泥巴吃。”我妈都吃不到他的，他从大队搞来粗糠，家里一口大缸直径约一米二，里头装满糠面，只准我妈吃一点，娃娃不准吃。我们都找他要，他就是不给孩子吃，结果饿死四个。
余：为什么不给孩子吃？
牟：就是不晓得，为啥子把人饿死也不给吃嘛！他弄回米自己吃，老婆、孩子看不到一粒，饿得肿的肿，死的死。我那时小，上不去山，拿个刀刀挖藤子根，从下面掏出来就吃。吃野菜、草草、山黄瓜根根，偷糠吃。不偷饿死！我饿极了找老汉要吃的，他就是蛮横一句话：“没得！”
    他妈的他在大队乱搞，干部吃白米饭，晚上加餐吃好的。我们挨到他，搞不到一点吃的，他吃得巴巴实实的！天呵，我说得不好听，就是这个社会太黑了，娃娃饿死四块，他当官的没人性，居然不管不问。我只有喊天：惨！惨！惨！
我幺婶看不下去，讲他：“你家娃娃都饿死四块啰，你还不管，要绝种呵！”后头他才想办法，给我弄来吃的，要不，我也饿死了。
我饿得肿了，只好去偷，到地里把洋芋掏出来生吃，吃泥巴。人家把泥巴弄回来，还煮来吃，我连泥巴都吃生的，饿了嘛，没办法。
余：你队上有吃死人的吗？
牟：有，这个人还在，不好说得。
  我妈就饿得没法，到处搞野菜、草根吃。那天小妹死了，摆在屋头。天快黑，她把小妹剥了衣服，拿刀砍了要煮来吃。我好气愤，坚决不准她吃，我讲：“娘呵，小妹是你生的，不准吃，决吃不得！”她放手说是弄出去埋，我看她抱出去。
    后来我睡去了，是不是把小妹煮吃了，我就不晓得啰（采访后我问他，他说是自己的亲妈，不好说白了——编者）。我妈叫牟正香，我老汉是上门女婿，过来改名姓牟。
余：你父亲是什么时候提拔起来的？
牟：他出身贫农，土改积极分子，50年就当村支书，初级社当社长。土改上来的文盲，那时候文盲提拔的多。后来也认得几个字，会写他的名字，写几个数字。
我一直搞不清，他为啥子不救我们娃儿？后来我问过他：为啥子当年我们饿死也不管，有吃的也不把我们吃？他说：我是是党的人，可以吃公家的粮食，咋个能把你们吃呢？我还要讲党性嘛！那个老家伙，有党性，无人性。
余：他父亲是土改提拔的干部，文盲、心理扭曲。在当地，上门女婿改女方姓，被认为是只比叫花子好一点的低等人。流氓无产者“翻身做主人”，是极为可怕的报复者和破坏者，斗地主、得翻身，“当官、做主人”，党是他们唯一支撑，所以党叫干啥，他们就卖命去干。


录相后我又问他父亲的情况，他说：早几年老汉死了。大饥荒后，又生了弟妹。我们几个娃都不理他，他跟我妹过。关于母亲吃妹妹的事，他有难言之隐。



从土改到大饥荒：


作为农村运动先锋队的流氓无产者




王忠恒


79岁，原新庙公社复胜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61年起任生产队长。


时间：2012年5月22日；
地点：荥经县新庙乡复胜村三组；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土改前你家里情况怎样？
王：我家是中农，有10亩零5分地。解放前产量不高，复胜村的山坡地，一季打几十斤粮，打百把斤就不得了。大、小春不到两百斤。
我家地不好，平均一亩产80斤，一起收800多斤包谷。4分田打两百多斤谷；小春一亩收五六十斤，也有600来斤，加一起，一年收粮1500斤旱粮，700多斤谷，几十斤油。
租了别人的两亩多田，做的是“分庄”，收谷子下来，我家和东家各得一半。一年打千把斤谷，留四五百斤。
当时我家有父、母、我们俩口子、一个娃，5口人。粮食、油够吃，种菜、养猪，一年杀一口猪，日子过得去。省吃俭用是想存钱买点田地，老人一代代传出来，为儿孙分家准备田土和房屋。
余：你们这个村哪个姓多？有几户地主？
王：村里姓王的多。两户地主，梁杨金家，李红安家，田地就在这坝坝头，一起有田地上百亩。
余：全村多少户？中农、贫农有几户？
王：中农4户，两户地主，十几户贫农。
贫农地少，租那两户地主的地种，种出粮食，分一半给人家交租，青黄不接时，有的借粮渡荒，日子才过得去。
    村里最穷的有6户，原因是本来租种人家的田，种出粮食要分一半走，男人还把家里的粮食偷走，卖钱买鸦片抽，日子肯定凄惶，有的是卖了粮食赌博。抽鸦片、赌博、烂痞的，村里有6户，都是穷人。全村穷人炮十户，他们占一多半。
余：土改时他们的情况？
王：他们划的成份好嘛，有的当积极分子，有的当干部了，又没文化，又没能力。土改工作组提起来的农协主席是陈高氏，讲话啥子意思都搞不明白，她家贫穷得很，斗地主时狠。
余：土改是怎么搞的？
王：工作队讲地主压迫、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解放，分他们的田地和浮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开会批判他们。像我年轻，也参加斗地主、土改、剿匪嘛。
土改村里分田地，按人口来，一人分四分田，两亩多地。像我家的地就不分了，分了一点田。贫农一家合起来有四五亩地。
余：土改后农民生活怎样？
王：农民日子好过了，不用交租嘛。贫农的日子也比以前好，肚子能吃饱了，也没啥子结余，底子薄嘛。
余：还记得统购统销吗？
王：统购统销，农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国家给村上订任务，一个人留三百多斤，剩下的全征购。干部下任务时讲，多交余粮，不够吃的，国家返销。我一家要交一千多斤，5口人只留了千多斤。交了粮食，到来年初就没吃的。我找村里要返销粮，村长说：你找我要，我哪个去要嘛！
余：统购统销任务怎么搞的？
王：按“三定”，先把亩产订了，按土地面积总算，定下各家购粮任务。干部争先进，估产都往高里定。口粮、种子一起，一人留三百多斤。关键是产量定得高，产不出来那么多，口粮就刮走嘛。
人少地少的征购五六百斤，也有七八百斤的，交完了不够吃。
余：还记得吃食堂过粮食关吗？
王：过粮食关那就惨啰。三队吃食堂时30个劳力，死了十五六个，死一半。老的、小的死得多。我们年轻的调到工业上办钢铁、搞工业了，在家都会死了。
余：59年秋收的粮食哪里去了？
王：都是上、下浮夸虚报，报多了，国家征购多嘛！
县委书记饶青浮夸虚报，报高产。59年，地里亩产一两百斤，硬要你报七八百斤，国家征购就照这个指标，打的粮食不够交征购。就是这么搞，把人饿死。
余：你队是怎么交征购的？
王：我没在屋头，上工业了。回来才晓得，队上没留一粒粮食，全都交完了。生产队粮食交大队，大队统一上交征购。队里食堂，由大队发粮下来。秋收开始，一天吃二两粮。后来二两麦麸子都没得吃，断粮了。社员家又不准冒烟。十冬腊月，野菜都没得找，只有挖野根根，剥棕树干，那咋个罩得住呢？人大批饿死。别的队比我们还狠。
余：你家里人有饿死的吗？
王：我老汉叫王振山，我妈叫王杨氏，都是59年冬月饿死的，死时四十多岁。我从工业上节余粮食，背回来顾娃娃，要不他也饿死了。
余：你们队有吃人肉的吗？
王：吃人肉的叫王东民，饿得没办法，连树皮、草根、泥巴这些都挖来吃了。饿没法了，就打死人的主意。牟尚云一家4块人，都死绝啰。他孙女后死的，埋下去，王东民掏出来割了，炖吃了。
余：你村有死绝户吗？
王：罗昆林是懒汉，解放前到处流浪的，过不去了，搬到我村。土改也积极，分田地，分浮财。他是光棍，细粮关饿死了；陈米匠老两口子，也是死绝户。那时死得多，记不起啰。
余：队里得水肿病的人多吗？
王：多哦！没粮吃，吃野菜，光喝水，我们这儿喊水肿病。我们队一多半人得这种那种病，其实就是饿的。
余：62年生产自救是怎么搞的？
王：我们大队、公社，死人一直死到62年春荒。我们队上，到62年收小春就不死人了。62年春，上头讲把食堂散了，可以回家吃饭。社员出工种集体田之外，可以在田边地头，荒坡种点杂粮，生产自救。社员就上山烧荒开地种粮。那一年，全大队的缺粮问题，到小春就解决了一大半。大春是大丰收。就连那些偷奸使滑的和还活着的懒汉，都饿怕了，没哪户人家不拼命种粮的。
结果，队里粮食长得不好，家家户户都是大丰收，最少的也储几百斤；活下来的劳力多点，开荒地多点，存的粮食有好几千斤。我家就我老婆在屋头，她都多收三百斤，还有自留地种菜。
秋天又反“私开私占”，把社员的粮食拿去，顶队上征购粮，社员被政策整惨了。就连多种菜，都批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挨批斗，脱不了手。
我们到地委去开会，地委书记秦长胜把荥经县委书记批得灰溜溜的：“你在当县委书记，一个鸡蛋，两个市场，清不清楚哦？！一个茅司两个坑，你在当县委书记，清不清楚哦？！你是共产党的书记，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书记？”你看，农民才吃几口饭，就这个样子搞！
余：是人民公社吃食堂好过？还是旧社会好过？
王：人民公社、吃食堂，饿死人嘛！旧社会不劳动挨饿的有，也没听说哪家饿死人，农民种田，饭是有吃的嘛。吃食堂不是人过的，人比牲口都不如。



陈仁升


85岁，原建正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队长。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上午；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听说当年您是生产队长啊？


陈：我原来是五队社员。63年春荒搞反“私开乱占”，社员意见大，都不愿意当队长。工作组叫我当队长，我就一直当了好些年。


余：土改前您家的情况啥样子？
陈：土改前我家有5口人，我伯伯（父亲——编者）败家，死得早。我母亲带我四姊妹。原来有十多亩地，伯伯当给一个姓杨的。我家又向杨家租回来种，还多租了十多亩。


  全部的地，点玉麦种子要两斗多，大概有二十多亩地。那时候广种薄收，大春收两三千斤。大小春加在一起收三千多斤，还种点胡豆、百多斤油菜籽。菜籽打油，够一家人吃一年的。收的是玉麦，交一石谷子，一石四百斤。当时一石谷要换两石多玉麦。


余：你家收大小春三千多斤，还有胡豆、油菜，交九百来斤不到一千斤租。旱地大约是二八开多点。当时你家生活怎么样？
陈：老汉抽大烟，没死的时候，劳动力不强。田里的生活，靠妈和我做，兄弟也做一点。生活比人家困难，青黄不接，挖蕨基根吃过。
那时候，再穷的人家，不杀猪，过年不好看。好些的人家，人情往来多一点，要杀两头猪。公社化吃食堂，一年到头连个细粮都看不到，还想吃肉？
余：土改你家的情况怎样？  
陈：土改时，我家原先的十多亩地分回来了，写的十亩地交出去。能打两千多斤粮，交公粮也不多，日子好点。土改还分了地主、富农家的大米，穷人家家都分了些浮财。当时好高兴。
余：您还记得统购统销吗？
陈：统购统销，征多了一些。有的农民不够吃，闹粮荒，挨批斗了的。
余：还记得大跃进、吃食堂吗？
陈：大跃进把我调到工业上去了，当木工，59年6月回来。
    过细粮关，我回到队上了。当时粮食都上交了，大队发粮食，食堂一个人一天才吃八钱粮，打成面茶汤喝。人都饿死啰！
队上办食堂有320人。到60年下半年，还有刚好二百零几人，死了一百一十多口。那时候分队，拨给四队110人，还有九十几人，62年分地，我队还有六十几口，四队逃出性命的只有八十几个人，加在一起还不到160人，死了一半多。
死绝的人家好些户，其他是这个死几口，那个死几口，记不大全了。想得起来的有：周红安家几块都死了，全家人死绝；陈红全一家5块，俩夫妻、两个娃、刚娶进屋头的媳妇，都死了，也死绝了。
余：你家饿死人了吗？
陈：我妈叫陈章花，是59年下半年死的，死时候69岁；妹妹也是饿死的。我家饿死两块。我两口子都跑得动，我们上山挖茅根子、蕨鸡根、野藤根，搞得到吃的就吃。人饿得很，偷偷摸摸搞点生的吃。人家发现要报案，干部来搜家，发现就打，把东西给你倒（摔、砸——编者）毬，吃不成。
当时建正管理区书记是高转林，那个人很凶恶！还有些积极分子，是干部养起当狗腿子的，抄家、搜查、打人当先锋。


余：干部有粮食吃吗？


陈：粮食大都交国库粮站了，管理区留得少。那时粮食是大队按人口拨给生产队，生产队派人到管理区仓库领粮食。管理区发粮到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不管社员饿死不饿死，他们先吃粮。


  队里死了人，干部也不上报，多领死人粮自己吃。只有社员是饿死的命。吃食堂，把社员的性命卡住了。



杨树植


72岁，原建正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过粮食关你家饿死人了吗？
杨：我爷爷家7口人，饿死两口，我爷爷和他老丈母，都是饿死的。
    我二爸叫杨宝奎，要死的时候，还在喊要吃碗稀饭再死，是59年饿死的，死时候四十多岁；我四爸家四婶叫杨杨氏，实在没得吃了，她把死人肉割下来，把骨头砸了，把死人手砍下炖来吃，用沙罐炖吃。她阴倒（悄悄——编者）搞的。后头还是饿死了，死时候四十来岁。哎呀，不说啰，一说我就流泪啰。好惨哦！
杨杨氏吃死人，我没亲眼见，不敢过去看，我妈给我讲的，好可怕！正是没粮食吃，她才走到那一步！
余：那你自己家的情况呢？
杨：我屋头没饿死人，但饿惨啰。我老汉到处去搞吃的，挖蕨鸡根，扯野菜、野刺芭、野麻子花花这些东西吃，来维持生命。
我父亲、母亲都是肿了的。光吃野菜、野草过日子，咋个不肿呢？我奶奶、幺爸、爷爷都是肿的。
余：你队上死人多吗？
杨：每家每户都饿死人，具体数字我记不住。
余：你家里饿死了祖父和他老丈母、二叔，幺婶杨杨氏吃人肉，后来也饿死了。一共死了4口人。



袁德清


71岁，原建正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袁：过粮食关，粮食国家收上去了，食堂先是一天吃二两面茶汤汤，清水照面的。后头断粮几十天，一点粮食都没得。我们生产队社员没得吃，屋头又不准冒烟，哪家生火，干部看到冒烟就进屋抄家伙，打人，那些家伙，自己吃得肚儿园，社员饿得东倒西歪，哪经得起他们的家伙，逼得人没法子活。我们吃野菜、草根、蕨鸡根、藤子根、树皮、泥巴，饿死了好多人！到处都甩的是死人。
余：你家饿死人了吗？
袁：那个时候，哪家哪户不饿死人呢？我家里就饿死了3口。我父亲叫袁忠云，是60年饿的，死的时候五十多岁；我奶奶和我姐姐也是那个时候饿死的。我们活下来的人，个个都是病，不是浮肿病，就是刮瘦的，妇女连娃儿都不生了。



叶子莲


72岁，原楠林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街上悦意面馆；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娘，我们扯一下粮食关好吗？
叶：那时候我家5口人，饿死4块：饿死两个老人、我男人、一个妹妹，就逃出我一块。
我伯伯叫（父亲——笔者）左慧林，他饿狠了，上山找点野果吃，中毒死的，死时五十多岁，是59年死的；我妈叫左曾氏，食堂一天吃二两，她饿了做不得工，干部就叫食堂扣她饭。我上山扯野草、割猪草给她吃，她四十多天没吃到粮食，就这么活活饿死的。是59年冬死的，死时50岁。
    妹妹叶子菲还在读小学，饿得浮肿，没得吃死的，才11岁，她60年1月死的。我男人叫袁子江，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是59年腊月间饿死。
余：那你是怎么逃过来的？
叶：我在管理区喂猪。公社成立后，社员家的猪都收到管理区集体喂。那时候，人饿得受不住，我们几个养猪的都没法，偷猪饲料吃，都把命逃出来啰，要不我们几个也饿死了。管理区要完成养猪任务，要饲养员扯猪草，猪食里头掺的碎米子、细糠。没关系的社员，连粗壳糠都搞不到吃。那时候惨哦，人比猪吃的都不如！大队干部吃粮食，吃干饭，社员没得吃。
余：你队上有杀牛吃的吗？
叶：队上杨志材，干部说他饿了杀牛吃，也不晓得他是真偷，还是栽到他身上。干部捉住他，活活打死了。   
余：你们队有没有吃人肉的？
叶（心有顾虑）：有是有，但名字讲了不好，是我们楠林大队一队的。
余：你们一队吃食堂前有多少人？散食堂还剩多少人？
叶：队上吃食堂有169块，散食堂只剩下六十几个人，死了一百多点。死绝人家有七八户。郭明彬家死了5块，全家死完；李万夫家也是死5块，两个老人，两口子，一个娃；吴振轩家5块，死的一个不剩。其他我记不清了。
还有些人家死两三块的，有的三四块，死得还剩一两口人的。只有食堂的司务长和炊事员，这两家没饿死人。还有一户是大队干部，没有饿死人。就连队长家里，都饿死了两块。



岳继祥


男，73岁，原楠林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过粮食关还记得吗？
岳：记得，那时我20岁。59年秋收，那年年景好，但没得到好收成。收下来的也是公社的，社员吃食堂挨饿，出工没得心思，产量低。
上面征购是按浮夸虚报定的产，当时收下来粮食，都挑到粮站交国家征购，队上没留一粒粮。食堂吃粮从管理区往回背。二百多人，几天才背回一二十斤粮，社员就没得吃的啰。
    社员没吃的又不敢讲，讲了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三面红旗”，犯错误、挨批斗的嘛。天哪，我只有喊天，哪有那么黑暗的社会嘛！
余：你们食堂断伙前后的情况怎样？
岳：搞秋收，一天吃四两老称。收完粮食，就吃二两，吃了半个多月，都没得了。食堂就让我们吃野根根、玉米壳那些磨粉的面茶，加点野菜。再过几天，面茶汤都没得啰，停伙了，一点都没的吃。
社员没办法了，上山挖野菜、野藤子根根、蕨鸡根，挖出来就啃，吃火麻叶，捣烂了吃。家里不准冒烟，在山上拢堆小火，把野根根烤烤吃。干部讲：不能扫共产党的皮（面子——编者），不能扫公共食堂的皮，要坚持“三面红旗”不倒，家里不准冒烟！干部发现哪个社员把野菜、野根拿回来，家里有烟火，就说你“破坏集体，给食堂抹黑扫皮”，就要打你。
当时最厉害的就是牟开松他老汉牟正阳，大队书记，只要他发现哪家冒烟，就骂：“你破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角，破坏公共食堂！”一大堆罪名，然后打、捆、罚跪，扣饭，打人太凶。
余：你队上饿死人了吗？
岳：原来二队和三队是一个高级社。办公社时，二队有二百多人，到61年散食堂时，大约死了五十多口。加上冬荒和来年春荒死的人，一起有六七十人。
余：你家饿死人了吗？
岳：饿死3口。我老汉岳成福，是60年2月饿死的，死时四十多岁。那时候没得吃的，出工又重，他得病出不了工，就没得那口面茶汤喝，后头倒床几天死了；一个妹妹奶名叫莲珍，是挨到（紧接着——编者）老汉死的，死时候15岁；还死了一个弟弟老幺，死时候才岁把多。
    当时死人了没得方子，弄出去，挖个坑坑，就那么埋了。
那时候我调工业上去了，那边死人也是一堆堆的，没人埋，扔的扔，好的挖坑浅埋。我从工业上回家，看到社员饿得吃人肉。
余：谁吃人肉？
岳：袁光荣就吃了她丈夫袁光照（上门女婿改姓——编者），是60年的事。袁光照死了，女人饿得罩不住了，把他藏在屋头，把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吃了。队里干部看到她家冒烟，发现男的死了，人被吃了一半，才把他弄出去埋掉。女的被抓了，又放了。她是78年死的。吃人的还多哦，我只是讲队上的一个例子。
    天啦，那个时代好黑暗喽，人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饿死一条路！说起这些，我只有喊天！



牟桂珍、廖润和（夫妻）


牟桂珍，女，69岁，原楠林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廖润和，男，69岁，原资中县杨氏公社楠林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过细粮关，楠林二队的情况怎样？
牟：59年秋收，粮食交国家了，全队社员百多人一起吃食堂，一个人一天老称二两原粮，不到现在一两一钱。是杂粮哦，好粮交国家，社员不准吃。锅里只放点糠皮、野菜来煮面茶汤，几匹菜叶叶浮起在碗里，一碗清水汤。一天吃不到一两粮。后头食堂断粮，社员没得粮食吃，家里又不准开伙，咋个不饿死嘛。干部、食堂的和他们家属吃好的、稠的，夜里还偷吃，他们占社员的口粮。
    我吃过的野菜，有猪鼻孔、蕨鸡根、蕨鸡苔、藤藤菜、粗壳糠、白鳝泥。我吃白鳝泥，心里发痛，要吐。
余：吃食堂时你队有多少人？散食堂时有多少？死了多少人？
牟：我们那个队，吃食堂120多点，61年分队，只剩下62人。
我家原有父、母、哥哥、姐姐，我、还有一个侄儿，饿死3口。59年冬，饿死我父亲牟开台；我大哥叫牟朝军，也是59年冬天饿死的；我侄儿也饿死了。
余：廖大叔，你家里情况咋个样子？
廖：我家4口人进高级社。59年冬天，饿死我父亲廖道文，死时42岁；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妹妹，也是饿死的。我们老家资中那里也是饿极了，社员把死人都偷割了炖来吃。好惨哦。



牟朝群


81岁，原楠林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老奶奶，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牟：记得，不死就记得！饿死的人太多了，哪朝哪代都没那么狠的事！收下来的粮食，都送管理区，管理区把粮弄哪里去了，我不晓得。食堂没吃的，人饿死嘛。
余：社员一天吃几两？
牟：59年上半年，大人一天吃老称半斤，娃娃三两。饿得人喊娃娃哭。没想到下半年秋收，收了粮食不让种田人吃粮，一天大人二两。后来食堂断粮了，连面茶汤都没得喝的。社员吃糠，吃蕨基根。
我饿得路都不得，浮肿得脸好大，还喊出工，我爬出去到山上寻吃的。
余：您家里饿死人了吗？
牟：我家饿死3块：我家老汉叫牟开强，死的时候60多岁，是59年扳包谷的时候饿死的（十月中下旬收玉米——编者）。还饿死我两个娃娃，想起来就受不了。
余：您亲戚家里有饿死的人吗？
牟：有好多哦！我不想讲了，太刺激人了。



牟朝液


79岁，原楠林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过粮食关，你队里饿死了多少人？
牟：吃食堂大人一天老称二两粮，才合到现在一两。干部和炊事员还要多吃多占，社员一两粮都吃不到嘴巴里头完整的。你说咋个子搞？！
楠林三队原来是一百七八十块，饿死上百人，逃命活下来的只有几十个。死的人一半还要多！好惨！
余：三队有死绝户吗？
牟：牟开犁家3块，也死得一个都没得了；队上方珍英家4口人，也饿死完了。
余：你家死了几口？
牟：吃食堂我家8口人，我老汉、我两口子、4个娃娃。
59年下半年，饿死我老汉牟开强，死时59岁；我妹妹才12岁，也是饿死的。年头太久了，名字也忘了。俩个娃儿，一个一岁多，一个半岁，大人没吃的，也没奶水，吃不到东西，都饿死了。
    我看屋头死人太多，不跑也会死毬，就跑路了。我饿得连一个小坎坎都过不去，差点整死在路上。藏民心好，有点吃的会救济你。那时候跑藏区的人多，多亏藏民把我们救起。我女人在屋头带我两个娃娃，大的八九岁，老二几岁，他两个活下来。
我叔伯哥哥叫牟朝熏，他家原来5块，两个老人饿死了，他也死了，娃娃也死了，死了4口，剩下他媳妇牟丁氏
余：三队有吃人肉吗？
牟：有哦。我从外头回来后听到讲，我堂叔伯嫂嫂牟朝芬，饿得受不了，看到别个屋头人死了，她就去弄。她不能吃肉的，就把死人剖开，割肝子煮吃。干部发现也没打她。我嫂嫂才死不到十年。






杨维仕


68岁，原楠林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杨：过粮食关，队上吃一个大食堂，每天煮一锅稀稀的面茶，你一块人舀一瓢儿面茶汤。社员打回去，把寻来的野菜掺起，全家人干啰。人饿不过，死了好多。
余：队上饿死人多哦？
杨：过粮食关前，我队大概150人；到散食堂，只逃出来80人，死了70来块。
余：你家饿死人了吗？
杨：我家老汉叫杨永财，饿得到山上挖蛇荞，又爬到山那边挖小蓼茄，在山上煮了吃，中毒后动不得了。我哥在山上找到他，抬回来几天就死了。蛇荞有毒，他挖那根根吃。我们吃过野蓼根、蕨鸡根、猪尿泡、火麻芽、树皮、泥巴。
    我家亲戚就死得多。我小孃（姑，下同——编者）叫杨玉香，她家死7块。我孃孃死了，我姑爷（姑父——编者）叫张云清，也饿死了；还饿死五个娃娃！全家死完。她早先嫁过去的，公社化时候叫新庙公社德林四队。
我大孃叫杨永秀，也饿死了；我大伯哥家也饿死7块；我老丈人家，也死了3块。那时候人命贱，死人没人当成事。
余：那你家人在大饥荒中死了19口。妻子家死了3口，大伯哥家死了7口，大孃死了，小姑家死7口，你父亲也死了。当时干部作风怎样？
杨：唉呀，都懒得讲那些家伙啰。当时社员饿狠了，浑身都是肿的，见啥子吃啥子。刚种下地的红苕，社员偷偷地挖来吃，第二天地里就挖完啰。队上干部就开会查，查出哪个，五花大绑，抓到队里吊起打。
余：你讲讲偷青的情况。
杨：人饿了嘛，地里搞到啥子吃啥子。让干部逮到，人就随他咋个整。干部打死偷青社员，多毬得很的，人名记不清啰。偷牛的很打死几块人。刘正分偷牛让干部打死了。
那时候我才那么一点点，都挨过他们的毒手。我家老汉抬回家躺倒，他说想牛肉吃。我上山去，在蹲子沟那边，人家把牛追过来，四脚码蹄捆倒杀了，他们割了牛肉走了。我没刀，就用口咬下半篓牛肉。我跑回来，马上炖起牛肉，想让我老汉干几口。龟儿的狗腿子、积极分子岳其光、冯华旭一下就来了，把牛肉抄起走啰。结果我老汉没吃到口，人就死了。
张寄清、牟朝学几个人杀牛，被抓住后，干部打得他们胡说八道，就说是我杀的。第二天就把我逮到大队指挥部。大队杨开寿、杨开汝说，如果是我杀的呢，就要弄死我，把我绑起关了一天一夜。
    那时候大队书记张连长（应是管理区书记兼民兵连长），我同他娃儿关系非（很好——编者）好的，他说不是我杀的就算了，带我去打野棕。
    队上开牟朝学、张寄清的斗争会，会上打得他们跳起来，又吊在梁上打，牟朝学被打死了。
余：队里死绝的有哪些人家？
杨：我记得牟开赵家6口人，死绝了，就在我家菜园后头坎坎下，挖了个坑，死一个就扔一个，一齐埋在那个坑坑里头。牟开熏家5口人，两个大人，3个娃儿，全死完了；死绝的还有牟开梨家3个人，也死绝了



杨忠仁


69岁，原宝林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三合乡卫生院前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讲一讲大饥荒好吧？
杨：讲起那个时候，真是太无人性了。社员饿死那么多，上头还要反“瞒产私分”，硬是把人都饿死完还不罢手。
余：你生产队过细粮关是啥子情况？
杨：鼓倒（逼着——编者）我们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共产主义天堂。没想到粮食高征购上去，种田的农民一天老称二两粮，人都饿死毬啰！
59年下半年搞反“瞒产私分”，粮食都交到粮站去了，食堂断伙三四个月。社员就寻些野菜、草根、蕨基根吃起，吊一下性命。就那么样，还不准社员屋头冒烟。干部见你家冒烟，就跑进来把罐罐、砂锅砸了，把你人打毬。不管有没有病，不出工，食堂就不给你吃。
后头从西昌调来粮食救灾，食堂重新开伙，社员一天吃半斤粮。
余：你们生产队死人多吗？
杨：我们生产队，原来七十多人，只逃出来三十多口，死四十多，死的有一半多。
余：你家的情况怎样？
杨：我家原来8块人，死得只剩3块，饿死5块。我老汉叫杨明玉，死时四十多不到五十岁，59年过粮食关饿死了；我妈饿死了；一个弟弟、两个妹都是饿死的。
余：干部家饿死人吗？
杨：干部家头死人就少，他们从社员口粮里剋扣嘛，就是有死的，也是没毬本事不管粮食的。
余：队上有杀牛的吗？
杨：队上杨运华，饿得熬不住，黑晚把牛偷杀了，在山里用砂罐煮起，还没吃，被干部捉住，捆到大队部，几个干部把他当场打死。
余：有吃死人的吗？
杨：有。王木匠饿死了，他女儿才炮十岁，没大人管也饿死啰。杨明泉他们十来个人，晚上把女娃挖出来，肉劈来炒起吃了。杨明泉才死两三年。


原新庙公社大饥荒实录






王龙坤


69，原新建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王：过细粮关，就是没得粮食吃，闹饥荒。开始吃二两，后头食堂断伙，吃野菜、草根子、滕子根、泥巴，饿死好多人。
余：新建大队饿死人多吗？
王：我们大队死的人多。开始办公社、办食堂，新建大队是5个生产队，河这边两个队，河那边三个队。全大队六七百人，死了三百多块。有几个队人死得凶。
一队办食堂的时候有125个人，到散食堂死了四十多。散食堂是春荒，又还死了人。62年分地后收小春就好点，不大死人了。
年轻人能偷青吃、山上搞点野菜、草根、滕子根吃。老的、小的搞不到吃，死得惨。那时候，饿得人眼睛都是绿的，一家人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为了一口吃的，父子打架，兄弟不认的多得很。
余： 59年刚秋收，为啥子就饿死那么多人？
王：从58年10月就饿肚子，59年上半年还是饿的。人饿狠了，集体劳动吃大锅饭，粮食就收不下来。
59年粮食本就是减产了，县委书记饶清要报高产，层层压，反瞒产私分，打得干部、社员鬼哭狼嚎。
那年秋收，一亩田只打一两百斤，好的也就是两三百。干部吹起五六百、七八百斤。吹得高，国家就高征购嘛。不吹就反“瞒产私分”，公社开会整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下面干部想脱身，就把粮食都挑到粮站仓库去了。
征完粮就没粮食吃了。百多人的食堂，一天两餐，烧一大锅水，下几斤粮粉子里头一倒，搅成一锅面糊糊，掺点野菜吃。社员一天二两粮指标，干部、炊事员还要多吃多占。社员吃不到几钱粮，喝稀汤。
落后断粮，社员饿得吃野菜、草根根、虅子根、泥巴，杀牛，偷青，搞到手的啥子都吃。人死得到处都是，好多人家都死绝了。
余：队上偷青的人多吗？
王：队上偷青的人多哦！杨杨氏，七十多岁的老娘子（老奶奶——编者），我喊婶娘，饿得受不住，偷队里一点白菜吃。工作组李怀滨带积极分子捉住，当场把她打死了。
    队干部李太元、刘杰忠最凶，打人下手又狠。全队不管年轻的，年老的，都被他俩打过。偷青挨打，就是劳动不卖力，不听他们的话，都要挨打、罚饭。
    那时候在大围子造地，天没亮社员就要起早出工。队上一个女的出去慢了点，刘杰忠说：这个婆娘摆场又大。李太元说：你治她给我看看。刘杰忠上去就把女的抓到，拳打脚踢，用棍子打，下拳头狠砸，打得她身上肿半边。
余：你队有偷牛杀吃的没得？
王：队上张国奎和二队田元台、陈元林偷牛杀吃。工作组破案，捉住他们往死里打，打死了一个；没打死的两个人拖犁，拖不动，还是打死了。61年，纪沙云杀牛，李怀滨捉住他，吊屋头打，打完让他下田当牛使，拖犁耙耕田，拖不动就打。干过后说他没完成任务，打死了。
本地干部凶，外地来工作组整他们“五风”，更凶。   
余：你们队有死绝户吗？
王：队上杨月廖家，原来是7口，饿死两口；杨月红家死了两块；焦伍贵家饿死3块；张国魁家也是死3块；
余：你们那里大饥荒，啥子时候开始、到啥子时候结束？
王：公社化才个把月就吃定量，饿肚子，年底就饿死人。59年春死人多起来，小春后好一点。反“瞒产私分”后就断粮，死人一下就倒潮了，60年小春前上面拨点粮食，一天吃5两，死人还是多。62年散食堂、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生产自救，那年大、小春，只要不是屋头死绝剩下孤儿寡母的，家家户户都有余粮。
才吃了几天饱饭，冬上又反“私开乱占”，没收社员的粮食，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坚持集体经济”。那以后，人均一年360斤，饿到82年单干前。   
余：82年你家分田地、打下粮食情况？
王：我家3口人，分一亩三分八厘田，二亩二分八厘地，打了三千多斤粮，全家第一次够吃，还有余粮。



田茂槐、石开秀（夫妻）


田茂槐，男，75岁；石开秀，女，67岁；原新建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
地点：新庙乡新建村五组；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过粮食关，你家饿死人了吗？
田：有呵，我奶奶是那时候饿死，死时五十几岁。
余：你叔叔、伯伯家有饿死人吗？
田：我老家是黄泥公社来鹿大队夏场口生产队，家里亲人饿死多得很。
就我晓得的，我家三嬷嬷（奶奶——编者），是我老汉的嫂嫂，她是饿死的。我伯哥叫田茂新，没得吃，队上又功夫狠，连饿带累，得病死了；他老婆也是饿死的。这两口子都死了。
余：大娘，您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石：记得哦，饿死的人太多啰！吃食堂时候，五队有120人，饿死了七八十口人，散食堂只剩下三四十口人，好惨哦！当时我到公社肿病医院当赤脚医生，要不也饿死啰。
余：肿病医院的病人情况怎样？
石：肿病医院的病人，那就死人多哦！得了肿病，要重病、有关系才进得来，没关系的没人管。我亲眼见到死的病人，有两三百人。医院边头一个坑里，扔进去十几口。
余：医院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石：本来就得重病来的，说是补吃三两粮，上面还发了红糖。可怜，病人一餐发个“红发丸”，红糖想都不要想。除非上面来检查，医生给病人冲一碗红糖水，还要病人说：吃得饱，吃得好，有红糖水喝。那些粮食、红糖，院长、医生、看护吃的吃、拿的拿家里去喽，还招家里人来，把病人的粮食吃了，病人咋不死呢？
医院死的病人多哦，反正这个死了那个进。我晚儿子叫肖利华，得了肿病，进医院死了。



蔡有召


74岁，原楠木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
地点：新庙乡楠木村公路旁；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蔡：当时饿死的人一路一路倒起，一个一个甩起，都不埋的。我队上吃食堂有三百多人，散食堂逃出一百多，死了一百七八十口。
余：你家有人饿死吗？
蔡：我家饿死我老汉，叫蔡国安；还饿死我两个兄弟、一个妹妹。
食堂断火，屋头一点吃的都没得，吃野菜、草根、树皮，吃不得的就会死，吃下受不住的也要死。我一个兄弟和小妹，就是吃了那些乱七八糟东西，人受不了，连饿带病死的。
     我家三爸死得才不心甘呢！34年红军打荥经，搞地主分浮财。我老汉的三个兄弟都跑去当红军，结果死了两个。我爷爷找队伍，悄悄把他喊回来。食堂吃二两的时候，他给我老汉说：哥，这是要过鬼门关了，搞不好要饿死。他抱怨说：不是伯伯（父亲——编者）把我喊回来，我现在也当大官了，餐餐大鱼大肉，几多好！
我老汉说他：兄弟，这就是命，人是要服命的。你就没看到荥经出去当红军的，死了好多，还活好多？你不要怪伯伯，他不把你找回来，恐怕你也死在沙场了。我老汉死了不久，三爸也饿死在屋头喽。



原泗坪公社大饥荒调查


杨贵明


74岁，原红旗大队第一、第二生产队社员、队长。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大跃进、公社化吗？
杨：我原来是红旗二队的社员，后来当了十几年队长。我们二队是后头从上面搬迁下山的，现在这儿叫茅坪村二社。
58年初，我们劳力就调出去搞工业。公社化就是搞共产，高级社改成管理区，我一直在外面搞工业战线，不在屋头。59年下半年回来，就赶上粮食关。我回来，调在红旗一队。尔后调到山沟沟里二队，搞了一年，又调回一队。
余：过粮食关，你们队是怎么个情况？
杨：59年大春下来，粮食就都交管理区，管理区交国家粮库。队上一粒粮食都不准留，吃粮从管理区往下拨。
全生产队一百多人，每天两斤麦子面，咋个子煮饭嘛？就打面茶汤。煮在锅里搅点野菜、红薯藤子，一百多人就吃这点东西。   
余：你队上过粮食关饿死人了吗？
杨：我们二队在深山区，这里进去还有二十几里，叫老林子，大山里头。队里没粮食吃，好在山里头有野菜、根根吃，没饿死几个人。当时生产队派社员出去挖蕨鸡根，一天任务挖两斤，完不成就没吃的。社员交两斤后，多的拿回家，磨成粉粉一家人吃。
公社书记周文轩，跑到我队食堂去，亲自看我们锅里煮的蕨基根面茶，笼里蒸的蕨基根面捏馍馍，讲我们生产自救搞得好，他自己先吃一个，把肚子塞到。
这下边的红旗一队和三队，死的人就多。一队开始有一百二十几人，后来死了七八十口，死一大半，剩下五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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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改到大饥荒：
作为农村运动先锋队的流氓无产者





王忠恒


79岁，原新庙公社复胜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61年起任生产队长。


时间：2012年5月22日；
地点：荥经县新庙乡复胜村三组；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土改前你家里情况怎样？
王：我家是中农，有10亩零5分地。解放前产量不高，复胜村的山坡地，一季打几十斤粮，打百把斤就不得了。大、小春不到两百斤。
我家地不好，平均一亩产80斤，一起收800多斤包谷。4分田打两百多斤谷；小春一亩收五六十斤，也有600来斤，加一起，一年收粮1500斤旱粮，700多斤谷，几十斤油。
租了别人的两亩多田，做的是“分庄”，收谷子下来，我家和东家各得一半。一年打千把斤谷，留四五百斤。
当时我家有父、母、我们俩口子、一个娃，5口人。粮食、油够吃，种菜、养猪，一年杀一口猪，日子过得去。省吃俭用是想存钱买点田地，老人一代代传出来，为儿孙分家准备田土和房屋。
余：你们这个村哪个姓多？有几户地主？
王：村里姓王的多。两户地主，梁杨金家，李红安家，田地就在这坝坝头，一起有田地上百亩。
余：全村多少户？中农、贫农有几户？
王：中农4户，两户地主，十几户贫农。
贫农地少，租那两户地主的地种，种出粮食，分一半给人家交租，青黄不接时，有的借粮渡荒，日子才过得去。
    村里最穷的有6户，原因是本来租种人家的田，种出粮食要分一半走，男人还把家里的粮食偷走，卖钱买鸦片抽，日子肯定凄惶，有的是卖了粮食赌博。抽鸦片、赌博、烂痞的，村里有6户，都是穷人。全村穷人炮十户，他们占一多半。
余：土改时他们的情况？
王：他们划的成份好嘛，有的当积极分子，有的当干部了，又没文化，又没能力。土改工作组提起来的农协主席是陈高氏，讲话啥子意思都搞不明白，她家贫穷得很，斗地主时狠。
余：土改是怎么搞的？
王：工作队讲地主压迫、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解放，分他们的田地和浮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开会批判他们。像我年轻，也参加斗地主、土改、剿匪嘛。
土改村里分田地，按人口来，一人分四分田，两亩多地。像我家的地就不分了，分了一点田。贫农一家合起来有四五亩地。
余：土改后农民生活怎样？
王：农民日子好过了，不用交租嘛。贫农的日子也比以前好，肚子能吃饱了，也没啥子结余，底子薄嘛。
余：还记得统购统销吗？
王：统购统销，农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国家给村上订任务，一个人留三百多斤，剩下的全征购。干部下任务时讲，多交余粮，不够吃的，国家返销。我一家要交一千多斤，5口人只留了千多斤。交了粮食，到来年初就没吃的。我找村里要返销粮，村长说：你找我要，我哪个去要嘛！
余：统购统销任务怎么搞的？
王：按“三定”，先把亩产订了，按土地面积总算，定下各家购粮任务。干部争先进，估产都往高里定。口粮、种子一起，一人留三百多斤。关键是产量定得高，产不出来那么多，口粮就刮走嘛。
人少地少的征购五六百斤，也有七八百斤的，交完了不够吃。
余：还记得吃食堂过粮食关吗？
王：过粮食关那就惨啰。三队吃食堂时30个劳力，死了十五六个，死一半。老的、小的死得多。我们年轻的调到工业上办钢铁、搞工业了，在家都会死了。
余：59年秋收的粮食哪里去了？
王：都是上、下浮夸虚报，报多了，国家征购多嘛！
县委书记饶青浮夸虚报，报高产。59年，地里亩产一两百斤，硬要你报七八百斤，国家征购就照这个指标，打的粮食不够交征购。就是这么搞，把人饿死。
余：你队是怎么交征购的？
王：我没在屋头，上工业了。回来才晓得，队上没留一粒粮食，全都交完了。生产队粮食交大队，大队统一上交征购。队里食堂，由大队发粮下来。秋收开始，一天吃二两粮。后来二两麦麸子都没得吃，断粮了。社员家又不准冒烟。十冬腊月，野菜都没得找，只有挖野根根，剥棕树干，那咋个罩得住呢？人大批饿死。别的队比我们还狠。
余：你家里人有饿死的吗？
王：我老汉叫王振山，我妈叫王杨氏，都是59年冬月饿死的，死时四十多岁。我从工业上节余粮食，背回来顾娃娃，要不他也饿死了。
余：你们队有吃人肉的吗？
王：吃人肉的叫王东民，饿得没办法，连树皮、草根、泥巴这些都挖来吃了。饿没法了，就打死人的主意。牟尚云一家4块人，都死绝啰。他孙女后死的，埋下去，王东民掏出来割了，炖吃了。
余：你村有死绝户吗？
王：罗昆林是懒汉，解放前到处流浪的，过不去了，搬到我村。土改也积极，分田地，分浮财。他是光棍，细粮关饿死了；陈米匠老两口子，也是死绝户。那时死得多，记不起啰。
余：队里得水肿病的人多吗？
王：多哦！没粮吃，吃野菜，光喝水，我们这儿喊水肿病。我们队一多半人得这种那种病，其实就是饿的。
余：62年生产自救是怎么搞的？
王：我们大队、公社，死人一直死到62年春荒。我们队上，到62年收小春就不死人了。62年春，上头讲把食堂散了，可以回家吃饭。社员出工种集体田之外，可以在田边地头，荒坡种点杂粮，生产自救。社员就上山烧荒开地种粮。那一年，全大队的缺粮问题，到小春就解决了一大半。大春是大丰收。就连那些偷奸使滑的和还活着的懒汉，都饿怕了，没哪户人家不拼命种粮的。
结果，队里粮食长得不好，家家户户都是大丰收，最少的也储几百斤；活下来的劳力多点，开荒地多点，存的粮食有好几千斤。我家就我老婆在屋头，她都多收三百斤，还有自留地种菜。
秋天又反“私开私占”，把社员的粮食拿去，顶队上征购粮，社员被政策整惨了。就连多种菜，都批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挨批斗，脱不了手。
我们到地委去开会，地委书记秦长胜把荥经县委书记批得灰溜溜的：“你在当县委书记，一个鸡蛋，两个市场，清不清楚哦？！一个茅司两个坑，你在当县委书记，清不清楚哦？！你是共产党的书记，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书记？”你看，农民才吃几口饭，就这个样子搞！
余：是人民公社吃食堂好过？还是旧社会好过？
王：人民公社、吃食堂，饿死人嘛！旧社会不劳动挨饿的有，也没听说哪家饿死人，农民种田，饭是有吃的嘛。吃食堂不是人过的，人比牲口都不如。

斗争的颠覆：
民国时期与毛时代的农村民情





袁文忠、袁德华


袁文忠，67岁，原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杜家沟生产队社员；62年起任生产队长。
袁德华，男，75岁，原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杜家沟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3日中午；
地点：荥经县五宪乡热溪沟村袁家大屋；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见袁德华主动过来想接受采访，袁文忠极力阻止恐吓）。
忠：他是个地主，长期受管制的，你听他讲啥子嘛！地主哪里讲得起话的？！
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取消了地主份子帽子，他是公民，对自己经过的历史，有自己的发言权。继续采访。
袁文忠凶狠地对袁德华：我告诉你，这事你是不能掺和进来的哦，你乱讲，以后上面政策变了，整起你来，你吃不消的哦，你想干啥子？！你说个毬啊？！
余：您原来是哪个生产队的人？
忠：这个院子原来房子就是他家的，我们分的他家的房，他想翻土改的案，翻“文革”的案，这个不能答应他。
余：你还是毛泽东搞 “文革” 那一套，是错误的！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泽东“文革”那一套，你还拿来吓唬人，真的很不对。我采访他，你不能再阻止了。我们来谈，不理他了。我问你，过细粮关你记得吗？
华：那时我从工业上回屋头了，过细粮关，我家4口人，饿死3口，逃出我一条命。
我爷爷叫袁明德，最先饿死。58年底食堂没吃的，他是地主，年纪又老，出不得工就没得吃，成分好的人还敢想办法搞点吃，他是老老实实在屋头挨饿，58年冬饿得病死的；我祖祖（曾祖父——编者）叫袁兴之，七八十岁了，是村头年纪最大的，他的身体，哪里受得这么饿，一点粮食都没得，就饿死了，59年春上死的；我家老汉也是59年春荒饿死的；我奶奶叫袁黄氏，是59年饿死的。我屋头的人，都被整惨了，死了3口，逃出我一个，也差点饿死。
余：还记得过粮食关吃的什么吗？
华：吃面茶汤汤，一天食堂吃老称五两六钱。
（指着袁文忠）：他是幺房的，是我祖祖，老辈子（长辈——编者），在家族里他的辈分高。我是长房的，辈分低。我们这里讲：长房的孙子，幺房的爷爷。
余：那你们俩是一个家族的是吧？
忠：我们祖先是明朝张献忠屠川后，湖广填四川时候来四川的，就在荥经扎根。我袁家老祖有8个儿子，分家时一口锅往地上摔成八瓣，八弟兄各拿一块。后来拜祠堂还要拿出碎锅片对的嘛。在荥经讲起姓袁的，人就问：“是不是锅边袁？”
余：你们同一个祖宗，土改前，大家关系应该很好嘛。
华：那时候，我们袁家沟，基本上是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就这个大院里，有我33个嫂子住这个院，是一家人，你说好不好哦？兄弟之间就是有啥子矛盾，老一辈只要哼一声：“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啊！”大家都细声去讲解决问题的法子 。村里人关系好得很。下去到渣口社，上头到庙子河，那边下去到河脚，上去到山头，都是我们袁家的。都是袁家沟姓袁的人，关系历来都亲热的嘛。
余：土改时都是一家人，怎么斗地主呢？
华（指袁文忠）：他家是长房，我家是幺房。他家是破产地主，就是土地多一点，从他祖祖到他爷爷、父亲、他自己，都是自己种地，一年到头在地头汗巴巴地，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吃俭用撵点钱，买田买地留儿孙，没出租过土地，又没收过人家租子。
余：那他家怎么划成地主呢？
华：土改时候，他家条件够啰，土地多收入多，人口少，上几代传下的都是一两个儿子，多生一点就划不进地主啰。他家又没请过长工，是没剥削人的地主，扒上那个划地主格表中的红线啰。
一个族中，有勤快人有懒人，有能干的有没能力的，也就有穷有富嘛。那时候，农民不晓得阶级，只晓得过好日子。哪里晓得还有一天，穷人、懒汉和二流子会成村头的掌舵人嘛。
土改斗争他家的时候，我们袁姓的人没一个出面。你不斗，工作组发动外姓人来斗。旧社会时候，总有哪些打流的，讨饭的，四处混的，走到我们袁家沟，看到袁家人又宽厚，他们在村头边砍树搭棚屋，开点地头，生活下来，成了袁家沟外姓人家。他们打流吃惯了的，人穷又懒，就成为土改积极分子。
袁家沟上上下都算进来，这样的人有四五户。都是土改主力，积极分子。实在没能力的，土改后也没提上去。有的被工作队看中了，就成了干部。高级社、人民公社，吃香的是这些人，乱搞胡来的也是这些人。
    我们这个地方的几户地主，都是土地买多了，家里收入多了，够线啰，划成地主的。地主、富农都是人能干，地多，收入多。我们农村，恶霸地主很少见。
到土改他们就惨啰，房子、土地被人分掉，家里的存钱，也挖出来当浮财分啰，人被整得要死，今天批、明天斗。土改过后，年年有运动，一辈子挨斗、挨打、挨管制。袁家几户地主、富农，都有人斗死的。没斗死的，也在运动里头跑不脱，郁闷死算逑啰。
土改斗他爷爷、积极分子架起柴火堆烧，三个人抬手抬脚，架到火堆上烤猪，肉都烧焦，村里哪个敢说哦。积极分子打他妈，被打死去，又活转来，再整死去又活过来，工作组讲的，不那么整土改就改不成，所以积极分子搞得凶嘛。他家房子都没收了的，人赶到棚茅屋头住。
他们一家，土改就被管制，老辈都死完啰，现在就剩他一个，一直到82年才摘帽子，三十多年阶级斗争，整不死他算他狠。你今天找到这么一个真地主，不容易呢，是他命大活下来，是老天给他的性命。
余：他家老人过细粮关怎么死的？您知道吗？
忠：队里食堂遇到粮荒，贫下中农都没吃的，先拿地主富农开刀嘛。他祖祖，奶奶是58年冬荒就饿死的，他爷爷、他父亲是59年春荒饿死的。别人屋头是下半年死人多，他屋头就早早就先死了，也不等下子别个（笑）。
贫下中农敢去偷青吃，他家人敢吗？打不死他！冬荒、春荒，人家上山挖根根吃，他家被管制的，出门都要打报告，出不得门，搞不到吃的，咋个不死嘛！


张云恩

65岁，原民主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下午；
地点：泗坪乡民胜村二组张云恩家；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过粮食关你队里饿死的人多吗？
张：食堂没粮食，上面都收走了。农民没吃的，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十二三岁。长大点在生产队出工，常听大人讲起，哪家饿死几块，哪家死绝的。“文革”造反的时间，那些大人讲得凶，说队上办食堂一百三四十人，饿死七十多块，死了一多半。
余：你家死人了吗？
张：我家饿死了俺老汉，叫张伯陆，60年二三月死的，没得吃嘛；我妈张杨氏，也饿死了，死时五十多岁，60年饿死的；没得父母了，弟弟才两岁，60年下半年也饿死了。
我爸爸（叔叔——编者）家饿死了4块。58年大办工业，爸爸调到煤矿，婶子带3个小的，食堂断粮，娃儿又小，她一个人要管四口的嘴巴，只有饿死。先是婶子在59年底饿死了。家里没大人管，剩下我一个叔伯妹妹、两个弟弟，咋个捞得到吃呢？都饿死了。我叔叔在煤矿保了一条命活下来。后头他回来，全家人都死绝了，只有伤心哭，没得办法。
余：你家和你叔家死了7口：你父、母、弟、婶、两个叔伯弟、一个叔伯妹妹。

柴友琴




77岁，原民主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下午；
地点：泗坪乡民主村街头；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老奶奶，您还记得粮食关吗？
柴：记得哦。食堂断伙几个月，社员好惨哦，没吃的，还要下地干活，不干要挨打。饿死好多人哦。那些干部和食堂的人，还是有得吃，他们家饿不死人的。
余：您家有人饿死吗？
柴：饿死我老汉和妈。我老汉叫柴国珍，死时候五十多岁，是59年底饿得病了倒床死的；我妈柴张氏，是60年饿死的。他们两个是同年同月生的，就是不同天。
余：你们三队饿死的人多吗？
柴：饿死的人多嘛，好多户当时死绝了的。其他人都得病了，过几年才慢慢好起来。
余：死绝的人家，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柴：有的记得，有的记不得了。不想讲这个了，伤心哦！




张仕玉、江玉珍（夫妻）


张仕玉，男，76岁，原断机大队民兵营长、大队长；江玉珍，女，79岁，原第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下午；
地点：泗坪乡断机村一组修车铺门前；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过粮食关，您在管理区当啥子干部？
张：我原来在断机大队当干部，60年大队民兵营长，61年大队长。
余：那讲讲断机管理区过细粮关的情况好吗？
张：那时候我在大队当干部，没吃过野菜那些东西。我家里没饿死人，只有丈母娘那边有饿死的。丈母娘叫江蔡氏，她饿死在59年冬天。
余：你们队细粮关饿死人了吗？
张：我家在一队。一队原来吃食堂有九十多人，散食堂时候只剩下六十多，死了三十多口。
江：家里咋没饿死人呢？饿死两个女儿嘛，大女子叫张传霞，两岁多死的；小女子秀芬，死的时候才一岁多点。
过细粮关，他在大队当干部，自己有吃的，那时候干部和食堂的不挨饿。他在大队不管粮食，弄不回来，家里还是没吃的。
食堂断粮几个月，我自己在家带娃娃，又要挖野菜、草根根。我吃过泥巴，吃的野菜那就多啰！两个娃娃太小了，挖回来的那些野菜、草根根，小娃哪里吃的下嘛，好不容易吃几口，时间长了也扛不下去，最后还是饿死了。
余：你了解大队的死人和粮食情况吗？
张：断机大队当时是4个队，刚办食堂有四百二十多人，饿死两百六七十人，死了一多半。活下来的只有一百多不到两百人，61年我当大队长，掌握这个情况。
余：59年秋收，粮食到哪里去了？
张：59年秋收，大春下来就开始征购，各级干部浮夸虚报，层层往下逼高指标，收下来的粮食都上交。生产队交大队，大队交公社入国库，队里不留粮。不完成任务要批斗，反右倾、反瞒产。
我记得断机大队调到国库有五六万斤粮，全大队留粮不到万斤，四百多人不够吃一个月，还要留种子粮、饲料粮，干部、食堂的人还要多吃一点，社员吃啥子？
    当时粮食由大队按人口定量发到生产队，生产队来人背到队上。一天人均二两，都是杂粮哦，小麦、稻子要交国家，农民不准吃。很快大队也没多少粮了，生产队断粮是这么来的。
余：一队有死绝的人家吗？
张：有哦，时间太久了，名字记不得很清楚了，只能回忆起几户，全队死绝的，我记得起的有6户。
    高华峰家，原先是3口人，死绝了；张行华家，原先4口人，死绝了；张伯太家，他屋头有6口人，都死了；张伯轩、张甘氏两口子，都死了；张王氏家原先是3口，死两个，逃出去一块；张文轩家，几口人也是死绝了的。
    杨山秀


83岁，原断机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2日下午；
地点：泗坪乡断机村一组；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老奶奶，您还记得过粮食关吗？
杨：记得哦，我不死，就一辈子都记得，死了就没人晓得我的苦楚啰！
食堂断伙几个月，一点粮食都没得。社员都吃野菜和草根，那个东西哪里活得下人嘛，死的人太多了。
余：您家里人有饿死的吗？
杨：我公公、婆婆都是过粮食关饿死的，还饿死了我3个娃娃。我公公叫张立轩，婆婆叫张刘氏，都是59年下半年饿死的；还饿死我3个娃娃，大娃小名叫素洁，死时候12岁；那两个小的，记不得名字啰。
屋头没吃的，我当娘的也搞不来，看到老人和三个娃娃饿死啰，好惨好惨！现在想起来，都不晓得恨哪个！



原荥河公社大饥荒实录


         李万文


７８岁，原红星大队李家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19日上午；
地点：荥河卫生院；  
采访、摄影：丰纲。


丰：大爷，您还记得大跃进、人民公社啵？
李：大炼钢铁，男的背窑柴去了，女的也去背汞子石（石灰石——编者）去了。
丰：还记得过细粮关啵？
李：过细粮关饿死人哦！当时粮食大部份背到管理区去了，剩点在食堂头，每家每户没有粮食。那时候都各人寻野菜、草草干。还有吃泥巴的，我都吃过泥巴嘛。
那一年，我在民办学校教书。我家妈是五九年农历九月死的；我二嫂也是那时候饿死的。
丰：你们李家生产队的情况怎么样？
李：我们生产队，吃食堂的时候是一百五十几个人口，到散食堂的时候，只逃出八十几个人口，死了七十多口。
丰：队上有死绝户没得？
李：生产队死绝的有三四户。李万才家一屋人，都是饿死光了的；王天高家，几口人也是饿死完的；李万秀家好几口人，死来剩一个女；李廷贵家几口人，也是死来剩一个儿了。我都去埋过死人的，三个两个并起就埋了。
路上碰到都是死人。我到泗坪去开会，去的时候都没得见，回来的时候，就看倒四五块死人，在路边上就死了。






周术珍


64岁，原周家大队周家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9月19日；
地点：荥河乡楠木村九组；
采访、摄影：丰纲。


丰：你们那里细粮关是咋个情况呢？
周：哎哟，细粮关，原先还吃二两面茶，后头断粮了，社员挖蕨鸡根磨粉子做馍馍吃，挖草根子煮汤汤。最后食堂里头一个多月不开火，社员饿来连茅司（粪坑——编者）坎上的草草都扯来嚼完。大小伙子都饿得没一点力气，连蕨鸡根都挖不出来。当时搞点蕨鸡根、草根根，掺在面茶汤里头吃，都不敢让人看见你冒烟。我都饿来走不得，没得法了，撑起板凳去打面茶汤汤。饿死的人就太多了。我屋头十二三块人，都饿死了，饿死十一二口，几家人饿死来就逃出我一个独根根的性命。
原先有我爹那边的爷爷、奶奶，妈那边的爷爷、奶奶，我屋头有我妈、爹、我们是4姊妹，有我，还有两个兄弟（有几个人没数——编者），十二三块人。
两个兄弟那年子出麻子，麻子出过就过粮食关。干部就牯到（强行——编者）喊我家老汉儿去孟家坝搬石头，忙得来屋头没有人照管娃娃，又没得吃的，两个兄弟还小嘛，自己搞不到吃，就一齐饿死了。
我家老汉儿叫周德里，是来上门的。解放的时候，我家大姑嬢（姑妈——编者）在新建当官。她喊解放了，穷人翻身了，社会好，喊我家老汉儿出去当官。我老汉是个书呆子，没有听她的，两姊妹为这个吵了几年架。结果细粮关我老汉儿就饿死了，死的时候年轻得很哦，三十几岁的劳动力，大小伙子。我们把他放一个独板板上，就抬去埋了。
将只（刚刚——编者）把我家老汉儿埋倒3天，我家妈就饿死了，她和我家奶奶同一天早上死，同一天抬出去。我家妈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叫周德珍。她脚肿来像罐罐一样，死的时候给我说：幺儿哎，我不对（不行——编者）了，你命大把你留得起来，你以后大凳子（装粮食的农具——编者）装起吃不完哦。死了我又没得法，又不醒事（懂事——编者），想起那个景头好惨哦！我们一个幺爸，是我家妈的兄弟，要大我五六岁，他就去找人来，用三个楼板，用我家妈的半边毯子，把她就窖了。后来他说帮我窖了我家妈，就把我家的房子和家产都霸占了，不给我。如果我家妈们迟死10天，就成立孤儿院了（60年4月，荥经县部分公社开始筹办孤儿院——编者）。
我饿得好惨哦，爬也爬不动，背个背篓儿去揪麦叶子烧来吃，集体的麦叶子、洋芋栽起就去刨洋芋，还要走那死尸上面爬过。58年大办钢铁，来我们这儿办钢铁的人拖家带口的，又遇到出麻子，那些娃娃死来埋在石腔头，毛狗（野狗——编者）就去拖。细粮关人死了就扔在地头。我走死尸上爬过去，就偷生产队的青菜疙瘩，生的就在地头啃来吃。
62年搞私开私占（政策允许社员开荒种地，年底搞反“私开私占”运动，当地人习惯将年初生产自救称为“私开私占”——编者），这里捡一个豆子、那里捡一个玉米，快点就拿去种起，就那样慢慢好起来。后来我没得法子，才十几岁就嫁到卢家来。
丰：你丈夫屋头饿死人没得？
周：我家这个老伴叫卢焕章，他大哥饿死，大嫂饿死，妈、老汉儿饿死，还有块姐姐饿死，一个侄儿子饿死。他都差点饿死，挖两三背泥巴来吃把命吊起来。正好国家又供应救济粮，他才逃出性命。他也是孤儿。
丰：那你屋头饿死十二三块，丈夫屋头饿死6块，加一起是十八九口。你们生产队饿死人没得？
周：我们周家队是大的队，有二三百人，饿死的人多得很，一屋屋饿死完，队上的人饿死一半多。
当时饿死的人就不埋了，好多人扔洋芋行行头就当埋了。活人没力气，实在没得法，有些死人拖起去甩在乱石窖头，毛狗拖来红扯扯（血流淋淋——编者）的。我饿得很，从死尸上爬过去偷生产队的青菜疙瘩啃来吃。
丰:当时队上有偷青的没得？
周：有，不偷要饿死。我大嬢家的大哥是公社书记，把我弄到蔬菜组，我幺爸又把我喊回来，到百里堰修大堤。那一年春上麦子熟的时候，满田满地的人过偷、过抢哦。我背个背篓也去割来烧吃。我幺爸把我打惨喽。生产队才种的洋芋，社员就去刨来吊命，刨到洋芋，拿得回去就拿，被发现就拿不回去。
龟儿子当官的、伙食团里头的，他们说才种起，你就去刨！干部和伙食团里头的，就来用柴花子（劈柴棒——编者棒）、棒棒把你打死。有的遭干部打死。队上一个当官的，柴花子就打死两块。去伙食团头端面茶，一人一汤瓢面茶，一个社员排起班（队——编者）去打面茶。当官和他有仇恨的嘛，说他不挨秩序去打面茶汤，不舀给人家，两柴花子就把人家打死。
石：有没有饿来实在没法吃人肉的？
周：有喔，楠木村的蔡二孃，儿子、媳妇饿死了，后来孙儿也饿死了。她饿得狠，就把她的孙儿都煮来吃完，是烧水一块块烫来吃的。她说给我听的，我喊她奶奶。那时候我在蔬菜组，我们到农具厂背碳，回来就吃红薯叶叶、藤子，下面结红薯的根根都吃不动，我就把根根也吃了。蔡二孃就说：孙儿哎，你好喔，啥子都吃得。我一块孙孙死了，我一口一口把他吃完，我吃完没得法，他们干部才把我弄到蔬菜场去。后头那个老娘子六十多岁，就死在蔬菜场了。
魏二娘也是死了孙孙，她把孙孙煮来吃了的。



大饥荒中坚守良知的右派老县长：


                童梓平




时间：2012年5月14日下午～16日；


地点：荥经县经河路胜利巷2号童梓平家；


采访、摄像、整理：余习广；


被采访者：童梓平，男，86岁，原荥经县副县长。






余（画外音）：到荥经前，朋友们给我介绍了老县长童梓平。拜读他的著作《反思集》和《修远集》后，对这个邻家老人般的老县长，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1958年荥经反右运动，身为副县长的他被打成极右。关押中，为“捍卫人格”，他暴打组织中学生“参观右派”的县委副书记。下放“劳动改造”中，大饥荒席卷荥经。他下队第一天，眼见队里饿死一个社员，马上赶到公社，找到正开反“瞒产私分”大会的公社书记，大吵一顿，为饥民要来“救济粮”。次年春，他说服妻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拿出家中十年积蓄的300元钱，到深山中单干队买来500斤玉米种，组织社员生产自救。该队102人，全部得以保全性命活下来！这是荥经惨案中，撩动人心的大奇迹！


下面开始采访，与世人共同感受一个以“守卫良知”，为当官和作人本色的童梓平！


余：童老,您出生农家寒门，是十年苦读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国民政府中央警官学校领导学潮的学运领袖，是从所谓“旧社会”到“新社会”走过来的经历者，是荥经五十年代的老县长，反右运动的右派，荥经惨案的受害者和知情人，更是在荥经惨案中，在全家人饿得浮肿病情况下，拿出全部积蓄，买粮救民，是饿殍载道时舍己救人的大英雄，称得起国祸当道时的良知者！


童：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不敢当啊！我读了你送给我的大作，感到我们是心气相通的，你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


余：我这个人有悲天悯人情怀和崇尚英雄情节，一辈子做当代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史、文革史、“始作俑者”毛泽东史，以及大灾难中的反抗者和良知者的史料搜集与研究。这也是我们心气相通之所在。
    因此，我想对童老做一次详细的采访，您看行不行?


童：你这么远从北京来，到荥经深入实地调查荥经事件，我真的很感谢你！现在的学者，有你这种精神的难得，令人感动！


余：请童老先谈谈您的家世，好吗？


童：我是浙江宁波地区海宁县前童乡联合村人，从小在那里长大，父母亲的坟墓和祖坟在那里，现在还有亲人在那里，我对家乡最有感情。


余：民国时期，您家靠什么经济来源生活？阶级成分是什么？


童：历史上，中国社会有穷富、官民之说，但没有阶级之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列主义学说和苏联泊来品。土改，我家划佃中农。


余：几十年党化教育，现在难得有人真正了解所谓“解放前”的中国社会真相了。请您讲讲亲身经历的农村和农民生存状态。


童：当时我全家七口，父亲、母亲、我，还有四姊妹。父亲租了同族有田人童洪田家的七亩多田和地，一人劳动养活全家，我母亲做点副业相帮，就是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


余：每年租谷交多少？


童：当时是四六租，交租时东家收六成，我们留四成。宁波那里，好年景，一亩田大、小春收一千四五百斤，交八百多斤；地租轻些。年成不好，东家让一点租。


余：您讲的就涉及到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重要问题：租、佃双方关系问题。农村涉及租、佃的人口，加起来达到总人口百分之五六十，无非是多租、少租点田地的事。那我想问：东家为什么会让租呢？


童：当时农村是宗法社会，大家都是一个祠堂、同一个祖宗的人，要讲一点人情味，种田的也要有饭吃嘛。那时候，一般东家和佃户的关系，大致上还是讲些人情味的。


也有恶狠的，不过，极少。东家把名声搞臭了，农民下一年不种你的地，租别人的田。


余：四六租，一亩留六百来斤，七亩多田、地，你家有四千多斤粮，扣除种子，平均下来，每人每年吃粮近五百斤。


童：生活上，刚够全家人吃饭、穿衣。我家还种些糯米，我母亲能干，常年做些米酒，卖钱给我们买衣服和家用，生活还是过得去。


就是读书困难。我是家中老大，最大的心思，就是要读书。父母亲也为难，交学费对家里压力大。


农闲时我读书，农忙就停学回家，帮父亲种田收稻。


全家只供我一个人读书，兄弟姊妹没书读，也很困难。还记得年轻人费衣服，有一次我的裤子烂了个大洞，没法补了，母亲叫我穿她的裤子去学校，同学们笑我像穿裙子。那时候穿女人衣裤，最丢人。


    抗战期间，县上宁海联合中学，搬到乡下我们童家祠堂办学。我书读得好，几个有钱家的学生，拉我去作伴。我啥也没拿，光个脚板和他们走了，也没告诉家里。不久，《宁海日报》发榜，我考上宁波联合中学，乡长、乡绅，敲锣打鼓到我家报喜。


我父亲得知就作难了，拿不出钱供我上学。我母亲很有主见，到亲戚家要了个纸壳箱，把衣服装好，叫父亲每月供我四十五斤粮，用清油把盐巴炒好，让我下饭。


抗战胜利，中学搬回宁海。为挣学费，我就当脚夫，从天台县到宁海县，一担桐油80斤，走120里路，翻山越岭，我咬牙硬撑，三天一个来回。路上躲稽查，我们半夜赶路躲关。挣够学费钱，我去读书。


在宁海，我有一个亲戚在孔家当长工，我借住在他看门的院里。暑假、寒假、都给人家卖劳力挣学费。


高中毕业回乡。我爷爷有份铺面，被当保长的本家童石永霸占几十年。我觉得自己有文化，有道理，就去找他讲理，要争回祖业。他心存歹意，借口我家三兄弟，要“三丁抽一”，把我几兄弟都捉了。父母再三请人送礼，才把我保出来，家里立不住脚了。


一个叔伯哥在重庆做木匠，回家探亲。我父亲是只晓得种田的老实人。母亲有胆识，把过年猪卖了做路费，要叔伯哥带我到重庆。


我还是想读书。家业被人霸占，我想伸冤讨正义，就考了政法学院，想当律师。考上政法学院，没钱上学。


逼得没办法，我又考中央警官学校，公费读书不要钱，管吃管住管发衣。校长是蒋介石。


余：您是中央警官学校的学生，怎么会走上反蒋、反国民政府的路呢？


童：当时人民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官吏贪污腐败，这是国民党丢江山的根本原因。


八年抗战，人民急切希望和平建设。听说又要打内战，和平建设的希望破灭，认为是政府破坏和平。学生是有血性、爱国、爱民的青年人，学生运动的口号就是“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各地都闹学潮，学潮后面都有共产党操作。


抗战胜利，我万分欣喜。但内战又起，贪官污吏“五子登科”，日益腐败。尤其是搞币制改革，金圆券好像飞行员跳伞一落千丈，老百姓民不聊生。看到政局乱、国家乱、民生难，我感到迷惘，找不到出路。后来接受了共产党的学说，决心推翻国民党。


余：现在有些人，因毛泽东比蒋介石更独裁，就美化蒋介石。历史是人类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前行的参考坐标。正是借鉴历史教训，国民党才修正自己，在台湾实行政治变革。


    您是怎么走上革命之路的？


童：中央警官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有很多禁书。我看了艾思奇《大众哲学》、邓初民《新政治学》、邵力子、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联共（布）党史》等书藉。尤其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非常激动，感到共产党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实行工、农联盟的多党派联合执政，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工业化、政治民主、人民自由富裕，你看毛泽东讲的多好！我感到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先加入民盟，后加入了青年团。


余：当时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多和您差不多。


童：实在没想到，毛泽东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把我们这些纯真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骗进了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大圈套。他反民主、搞专制的独裁本质，反人民、荼毒天下的残暴性，大大超过蒋介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使中国社会走了几十年倒退的路，人民深受其害。


余：讲讲您参加反蒋和地下党活动的情况。


童：我在47年加入民盟，48年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49年加入中共。


抗战胜利，中央警官学校总校由重庆搬到南京，重庆留分校，在重庆南岸弹子石。


47年，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我也是学潮的积极分子。这时，由重庆民主同盟刘一孚介绍，我与冯克西（后任民盟重庆主委、副市长）一起，在鲜特生公馆填表加入了民盟。鲜特生公馆，就是郭沫若题字的“民主之家”，重庆谈判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中共重庆地下党在南岸区玄坛庙野猫溪创办《挺进报》，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倾力侦办的目标。48年，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头子李克昌，侦查到民生路我地下党陈柏林的书店藏有《挺进报》，展开大搜捕。重庆市委书记刘定国和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出卖组织，地下党被抓两百多人。随后，上海局任命东风（刘康化名）为重庆市特委书记，组建“川西地下党先遣工作组”，重新恢复和发展地下工作。我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共重庆城区特委宣传委员杨子明。


在警官学校，我负责发展民盟盟员和青年团员，发动 “反内战、争民主”的学潮。


余：那讲讲您在警校发展盟员和青年团员的情况。


童：中央警校分学生班和警官班，高中毕业生考学生班，部队校官转到警校上警官班，毕业后到地方当警察局长。我在20期和21期学生班的进步学生中，先后发展了11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警官班发展了3个民主同盟盟员。


其中一个是我们21期的大队长宋肖。他是上校，和我是同乡。我对他说，国民党太腐败。毛泽东说蒋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独裁专制。国家不民主，人民不自由。中国的出路，还是要搞多党派、多阶级共存共荣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那才是中山先生民主、民族、民生主义的真谛。宋肖听过，找了些书看，接受了我的观点，加入民盟。


余：讲讲您在中央警官学校领导闹学潮的情况。


童：49年2月起，因金圆券贬值，物价腾飞，重庆大、中院校学生伙食极差，教职员工待遇低到无法养家糊口，老师罢教、学生罢课、上街游行、请愿、示威不断。


中央警校正科第20、21期的学生，对贪污、克扣伙食和制服费，体罚学生等，早已怨声载道。又传言这两期学生将提前毕业，毕业服装业停发。这无异是火上浇油。加上我们在学生中做工作，讲共军不断获胜的大局。同学们不断提出要参加反饥饿、争温饱的游行示威。我向杨子明做了汇报。


3月中旬，杨子明请示特委后，通知我和重庆市二中黄亚细到秘密联络点柏学荣处，，传达特委指示，说：“两校都是公费学校，国民党无官不贪，两校同学都对伙食待遇感到强烈不满。从学生的切身要求出发，以经济为由打开缺口，这样不仅有利于发动同学，也可以争取教职员工和社会上的同情和支持。与全市的学运总潮流结合起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校我就向团员和盟员作了传达，并邀了几十个主张罢课的同学，到校外大佛殿秘密商议。当时形成三点决议：推举我为罢课委员会主席，与时扬武等五人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谈判，内容四条：1、发还历年克扣的制服费；2、改善伙食，不吃带沙霉变的糙米；3、自行管理学生菜金；4、遵照内政部规定发放毕业制服。


4月1日，政府在南京向游行师生开枪，造成血案。消息传来，我们悲愤难抑，决定加快发动。


4月10日，以我为首的五位学生代表，到校主任许伯洲办公室，向他提出四点要求。许恼羞成怒，向我们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说：“你们提的条件是故意捣乱。在戡乱时期，谁敢乱搞我就严办谁！”


11日深夜，我们派人站岗放哨，秘密写了大量标语，连夜张贴，校内外到处是标语。12日，宣布罢课，部分学生走出校门。地下党又安排《大公报》和《国民日报》关系记者到校，就罢课事采访我，并迅速报道。事情闹大了，社会反响强烈，中央警校的影响摆在那儿嘛。许伯洲强令我马上复课，被拒后把我关押起来。


14日，罢课委员会召集三百多人的声援大会，提出无条件释放我，坚持四点要求。到第五天，西南行辕主任朱绍良，怕蒋介石知道，担当不起，到校与我谈判，答应：糙米改中熟米，菜金交学生管理，每人发一套丝光卡其的警官服，贪污克扣问题由行辕派人查处。罢课获胜结束。


4月11日，黄亚细领导二中同学罢课，接着清算校长涂廷宇，查出二三月贪污生活费46万，吃空缺50名。15日，她带二中六百多学生冒大雨到重庆市政法请愿，沿途贴标语、喊口号。迫使市长杨森答应学生要求。


警校和二中学潮，是为重庆“四·二一”运动之先导。4月15日，地下党领导成立“重庆学生争取生存联合会”，47所公私立学校代表通过了联合会章程，决定为“争取同学之温饱，维护同学身体及言论自由，反迫害，反压迫为宗旨”，从4月18日起总罢课3天，并于21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游行与请愿活动。20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制定《阻止各校学生游行实施办法》，有“当地负责指挥官酌情命令开枪防御，若不幸发生血案，咎由各该暴徒自取”。地下党紧急决定，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保存革命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4月21日，重庆全市各校罢课，分区或校内大游行。



1957年打成右派前照



余：此后你进行了那些活动？


童：6月，按重庆特委城区特支指示，警校成立我为首的“新青年直属小组”。9月，成立“新青团内警支部”，我打入杨森的保警大队，时扬武分到内二警中队，我们开始策反。同时组织指示：准备营救关在歌乐山的共产党人。我和黄亚细上山查看地形地貌。因二中特务学生谢世芳告密，13日，黄亚细被捕，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白公馆”的松林坡。


10月开始准备武装起义。“四·一二”罢课的廿、廿一期同学，到各警察局、所实习，我们串联发动，廿、廿一期有两百多同学响应起义。11月，成立“渝警解放大队”。解放军进城前夕，“渝警解放大队”，控制警权，发动起义，为保护重庆做了大量工作。


余：您是怎么到荥经来的？


童：黄亚细被捕后，组织叫我把工作移交给时扬武，撤出重庆，到成都转雅安，与民盟四川省支部主要负责人张志和接上关系，张派我到荥经，主要任务是抓西康地下武装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民盟在西康省，就是在中共领导下，以策反刘文辉24军为主要任务；而荥经又是民盟在西康省的基地和活动中心。荥经民盟把我编在直属小组，除参加重大决策外，主要是培养骨干，直接联络荥经的四位头面人物：张世和（雅荥汉边境联防总队长）、黄镤（荥经县长）、余照普（刘文辉派驻荥经营长）、陈志霄（荥经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袍哥大爷）。


民盟在荥经通过做上层工作，开办基层干部培训班，进行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教育，抓住了几千人的地方武装，使之成为民盟西康省筹委革命军事行动委员会掌握的武装力量。


1949年11月，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消灭马家军，胡宗南部向川康溃逃，蒋介石飞到成都、昆明，部署防务，王陵基“反共救国军”配合胡宗南部，准备在川康顽抗。在刘文辉公馆，中共西康地下党负责人杨可诗，召集张志和、彭迪先、张声明和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促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早日起义，集中雅安、荥经地方武装，配合刘、邓、潘起义部队，协助解放军彻底消灭胡、王部队。


12月9日，刘、邓、潘宣布起义，西康省军政人员同时宣布起义。同时，民盟西康省筹委由荥经迁往雅安。临行前，民主选举出“中国民主同盟荥经县分部”，我任主任。


1950年1月27日，解放军进入雅安。我带党、盟安排的有关荥经政治、军事、社团、财粮等材料，到雅安向西康省军政委员会和盟省筹委汇报。随后，我带解放军553团一起进军荥经，荥经和平解放。


余：对地下党，中共原“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央在得天下之际，又有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因此，对地下党是歧视加打压；对起义人员是收编、遣散加镇压。地下党和起义人员,好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你们这里情况怎样？


童：讲起来难过，我不想详细讲了，就说两个情况。据我所知，解放时四川有一万二千多地下党。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成批成批地被整肃，受到残酷处理。到80年代初，还剩下不过一千二百人。而领导和参加西康起义与和平解放的那些民盟成员和起义者，就更惨了。1984年7月24日，《四川日报》刊登四川省委为四川民盟平反一起特大错案的决定中说，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西康省荥经县错杀民盟领导一起有关人员109人；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


1984年中共荥经县委发出的25号文件称：“经复查，解放前夕民盟地下组织，为配合迎接西康解放，在中共地下组党的支持下，派张志和、彭迪先等盟员负责争取国民党西康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并在起义后对人民做了有益工作。但解放后，对他们并没有按照党的政策作起义人员等待，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把这支部队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


  想起一个个与我生死与共的战友，落到悲惨难言的境地，我的心在流血！

余：那我们换一个话题。您讲讲50年代初，您在荥经的情况。


童：我是参加荥经接管的，荥经党政领导，基本上是山西南下干部。我在县文教科任科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我担任工作组长。56年荥经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副县长。


余：50年代初，荥经县县委、县政府领导人的文化水平情况怎样？南下干部文化水平怎样？


童：县委、区委大多是没文化的干部，初中生就是文化人了，一般都是小学没毕业的、半文盲。这些南下干部当权，对地下党打压。地下党文化水平高，南下干部对知识分子歧视。


    没文化的干部容易乱来，心胸狭隘，他没水平，就以力压人，运动一来，把你讲打下去，靠整人树淫威。57年反右，县长陈延玉，他没文化，分管财贸，在常委会上讲：你们分配干部，先分党政，我们管财贸，也分点好的来干嘛，不要乱铜乱铁都分给我们嘛，就打成右派，说他破坏党的干部政策。我是副县长，也打成右派。


乡村干部都是文盲、半文盲，很多是二流子，在减租退压中打人凶，是最早提起来的乡村干部。接着就是土改，那些运动中斗地主胆大、手狠，凶恶，敢打敢斗的人，被提为积极分子，提拔当干部的。


当时培养乡、村干部，就是“斗争性强”，“革命觉悟高”，“成份好”。到合作化、公社化，这些人成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干部。


余：我在几十年的长期调查中发现，那些在土改中提拔起来的文盲和二流子，是当代中国农村灾难的直接责任人。文盲具有盲从性，上级要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二流子具有破坏性和暴力性，在毛泽东时代运动治国的指导下，他们地将一场场社会运动，变成破坏性、暴力性、毫无人性化灾难。


在公社化运动和大饥荒中，这些人心狠手辣，暴力性强，尤其在庐山会议后的反“瞒产”运动中，暴力抢光农民的口粮，成为毛泽东造成大饥荒政策的打手和直接责任人。因此，反“瞒产”运动中，哪个地方的干部人性化一点，那里的灾难就会小一点。反之，则横祸放大，大饥荒更加严重，势不可挡。


童：有道理。土改时，有文化的人，受儒家正统教育，讲礼义廉耻，忠孝仁义，只能靠边站。只有那些没文化的人，一听他受地主剥削压迫，要“翻身解放”、斗争地主，抢他们的田地、钱财，高兴得很，积极得很。他们对“翻身做主人”，打倒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老财兴趣极高，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自己和做人上人，压迫别人，私欲膨胀。从合作化到公社化，这批人一路作恶，把善良纯朴的老百姓害惨了。


余：您讲一讲您参加土改的情况。


童：土改运动，我是驻烈台乡的工作组长。那时候的土改运动，划分阶级，斗争地主、富农，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是有扩大化倾向的。


当时，划成份是有标准的，按剥削量多少定。


我乡里有一个“王半夜”，他劳动农民，硬是半夜都在劳动，就是想勤劳发家致富。他家没多少地，就是放一百斤清油，放出去收点贷。


当时的土改队和村上积极分子，想把他划富农，我不同意，结果几次反复，还是把他划成富农了。那就成了敌对阶级，一辈子受专政的对象。平时受管制，运动受斗争，子孙受影响。


当时运动有种倾向，只要你家有饭吃，日子好过点，有文化，都要把你成分划高点。农民有两种，一种是老实的，劳动的；一种是狡猾的，懒惰的。在所谓旧社会，农民只要劳动，一般还是有饭吃的。


而后者原本在过去是穷人，不劳动，靠打流，帮闲混饭吃，就是人们讲的“流氓无产者”、二流子。


农村二流子不多，危害大，提拔他们大错。可惜土改运动，太多懒汉、二流子被发动起来，提拔为干部，成为几十年农村政治力量的领导成份，靠他们统治善良农民，必然成为危害农村几十年的祸害。


这个道理，可惜我们没有及时发觉和认识。


荥经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的乌托邦人民公社，和庐山会议搞反“右倾反党集团”、“更大跃进”造成的。但是，在农村，正因为有这一批土改提上来的流氓无产者，加上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下，提拔“斗争性强”的农村干部，他们把这场灾祸，无限放大成更大的灾难。这是研究土改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


余：当时农村社会是家族自治。村里同家同姓，土改发动同村人斗争，能发动起来吗？


童：当时村里同姓的人不愿斗，工作队是发动外姓人来斗。村里总有几户外姓，同姓一般不会去斗争地主，不好见人，中国人的伦常关系，血缘关系看得重。村子里外姓人少，加上外来的人，日子都比不上大姓人家，他们穷，他们贪人家的浮财，又有政府撑腰。


工作队搞斗争，发动的对象，主要是这些人和二流子，二流子穷家无业的，一挑动就蹦起来了。


余：这个讲得很透彻。我再问一下，土改你们烈太乡有多少地主？这些地主的发家史怎样？他们与农民的关系怎样？


童：烈太乡有几户大点的地主，也就是十几亩，二十几亩田地。我了解的情况，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劳、节俭，结余一点钱存下来，存多点钱买点土地，再劳动，节俭、买地，一点点买起来的地，不是宣传的恶霸强占，有田契的嘛。


对于中国几千年下来的农民来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无非是发家致富，子孙满堂，买田买地，留给子孙，这是每个中国农民的梦想。不过有的人能实现，有的人不能实现而已。


    土地就那么多，正常情况农民是不会卖地的。要买地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天灾人祸，那家农民不卖地就活不下去了，终究这是极少数；二是败家子，儿卖爷田不心痛，卖钱吃喝嫖赌了，这也是极少数。


以前，卖田的败家子，是要受家族管的，这也能压制一些。但他吃喝嫖赌抽鸦片，败家最后是挡不住的。这些人败家业败光了，他家日子会影响后人。


土改的政策，是按照土改前三年平均剥削量划成份打地主。结果，那些三年前败家卖田的穷人，都占便宜了，划成贫农，分回田地。


但土改后，这部分人也不会好好劳动，他们成了积极分子，提了干部，也不会再好好劳动了。他们成了“工作”人，这口饭是党和政府给吃的，致以上级要他干什，他就干什么，而且格外拼命卖力，听话，就是这个道理。


60年底，61年，整农村基层干部“五风”问题的运动，我是参加了的。大量揭发出来的问题干部，都有这个土改提拔的后遗症。


我的体会，土改运动中，以斗争性来提拔农村干部的政策错了，暴力土改，为中国社会埋下了祸根。


余：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有三大特点：聚族而居、宗族自治、乡绅自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亲情是人们和睦相处的最高准侧；宗族自治，邻里相助，化解矛盾，拯灾济危，救济贫穷；乡绅自治，过渡官民关系，收税拢捐，上传下达。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几千年来，这是组成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模式。


面对当代，它不是最好的。但是，它是长期有效管理农村社会的模式。


在中共开国之际，选择取代这个社会结构的模式，是所有制越来越公有化，社会结构越来越集中化，组织成分越来越“流氓无产者”化即暴力化。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坏的选择。


童：是的，在过去，一般情况下，农民和地主，同祖同宗，同村相邻，关系都不错的。以我家为例，我家住中间，前后院关系好，后院是把田租给我家的有田人，和我家关系好。他家缺现钱时，他女人向我妈商借，互通有无，是乡里常例。


余：当时，农村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哪个阶层的人多？


童：中间的人家多。在过去，只要劳动，农民都是有饭吃的。我家没地，过日子也不是有饭吃吗？


烈台乡也是中间人家多，农民劳动，饭是有吃的。灾年青黄不接会紧张一点，日子难点，一般节俭地吃，掺点菜、借点粮，都会熬过去。哪怕没田地，背柴炭，挑脚，帮人打长工，都是有饭吃，能养家糊口的。


只有那些懒汉，才是真正的穷。他们主要靠帮闲，打流渡日。


二流子和懒汉，旧社会给人当帮闲，狗腿子，实在不行就当土匪。土改时就当积极分子，斗地主、抢浮财，打人作恶，是这部分人根子上脱离了忠孝仁义的几千年文化传统，脱离了农民的文化观念和道法观念，只有损人利己的自私性，成为他们的生存信念了。


这些人很可怕的，在大跃进中，他们成了农村社会的主导，怎么会不出大乱子！土改运动，就是工作队靠发动这些人闹起来的。


余：农村中，一个村子中，这种二流子和懒汉人家多吗？


童：一个村子，没几户；大点的乡镇上，不在土地上生存的缘故，这种人会多一点，毕竟有的人想卖田卖地了，进镇里享受
嘛。还有就是乡镇里，这种人靠帮闲生存的空间大些。



余：请您谈谈荥经反右的情况。


童：雅安是57年搞的反右，右派抓出来了，荥经主要是58年。


当时我是副县长，任县反右运动的主任委员，在荥经中学操场上对万名与会者传达反右运动文件。没过几天，县委就决定要我考虑自己的问题，说我有反党的言论。


罪行就是：1954年，我兼县文教科长时，一完小校长程炳清，是我在荥经地下工作时发展的少先队员，后头调来县文教科当科员。


县办公室主任、县委委员胡崇芬到县委告状，说我用人不当，调程炳清有历史问题，是地主，要我把人退回去。


听到县委决定，当时我把我副县长的牌子一把摔到地上说：我还当什么副县长，调个人都不行！


我找县委宣传部李子良说，你们县委剥夺了我的权力，我是分管副县长，调一个文教科的科员，你们都要我退回去，你们专权了。


    反右时，就凭我说“你们专权”，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打成极右派。


    打右派后，副县长撤职，把我关到荥经中学一间小房子。当时妖魔化右派。荥经中学校长组织学生参观右派分子。看管我的程德玉（后来当了副县长），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要我老老实实接受学生参观。


    我当时发火，说：“我又不是动物，又不是关在动物园，让人参观！”我气恼了，一把抓住他衣领，按倒在地上，抄起开水瓶一顿暴打。他喊：“右派分子打死人啰！”


    县里组织斗争我，我根本无所谓。当时又搞“肃反大跃进”，肃反工作队长组织县肃反工作队员和肃反对象来批判我。他们想在斗争会上拍下我狼狈的镜头，而我根本就是一付无所畏惧的架势，没拍成。


    一天，我们这些右派要粘批判右派的大字报、宣传画。我用图钉，把一张“追踪右派分子，监视右派分子”的宣传画中，代表主人翁的眼睛给钉上了。回来，我在右派小组的人中说：“妈的，今天老子把打右派的眼睛用图钉钉了。”


    右派中有想揭发别人、减轻自己的软骨头。右派何元灿投靠党支部，向书记揭发我，又斗争我，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嚣张的右派分子。于是对我实行严管专政，派人贴身监视，解手、吃饭都派人跟着。


    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人格、尊严和良知。我抗议说：我解手你派人跟着，我就解在这个地方（关押地——编者），吃饭派人跟着，我就绝食。


    当天我开始绝食，绝食三天，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崇芬找我谈话，说：“你不要用对待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共产党哦。”我说：“你是用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我哦。”


    他晓得我心痛女儿，就动员我爱人带我女儿来看望，劝我不要绝食。我爱人说：“你绝食了，你死了，我同娃娃咋个办呢？万一不行吗，老家金子滩我们还有两亩薄地嘛，我同你一起回去种粮食，你也要活下来嘛。”她老家是金子滩的。


    我想，大不了不干了，就是背柴炭卖，也要把娃儿供大，养活一家人，于是停止绝食。


    他们喊我检讨，我说没有罪，不检讨，他们拿我没办法。


    58年5月，县委决定划我极右分子，降5级使用，从18级降到23级。把我下放劳动改造，到三溪林铜厂，背矿石，木炭。到1981年平反后重新担任副县长。其间，一直在监管改造和搞基层工作。


    我这个人还是正直的，来荥经搞地下工作以来，大家对我评价不错，基层干部对我也另眼看待，没当右派搞我的“无产阶级专政”。


    乡上开会，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党委书记彭增荣把我从队伍里拉出来站一边，叫我不要和他们站一起受批斗。


“全民大办钢铁”，右派劳改队由我带队，从三溪林到泗坪背粮，供铜矿三四百人吃饭。七十多里路，来回一百四十里，每人要背七八十斤。


劳改队四十多人，我对大家讲：我们自己当右派，落难了，就不要再搞窝里斗，也要放弃改造好了重新工作之类的其它想法。我们要好好劳动，养成劳动习惯，将来出去靠自己的双手，靠劳动挣饭吃，养活自己。我们也不要去反对什么，现在反对也没用。凭良心做人，靠劳动吃饭。


这个劳改队，在我的影响下，大家还是比较心里踏实的，没有那种政治高压，互相检举。其他地区不少人都因为别人检举判成反革命，进监狱的事，我们这个队没发生。


    过段时间，又把我调到荥经铁厂，大办钢



余：请您谈谈荥经反右的情况。


童：雅安是57年搞的反右，右派抓出来了，荥经主要是58年。


当时我是副县长，任县反右运动的主任委员，在荥经中学操场上对万名与会者传达反右运动文件。没过几天，县委就决定要我考虑自己的问题，说我有反党的言论。


罪行就是：1954年，我兼县文教科长时，一完小校长程炳清，是我在荥经地下工作时发展的少先队员，后头调来县文教科当科员。


县办公室主任、县委委员胡崇芬到县委告状，说我用人不当，调程炳清有历史问题，是地主，要我把人退回去。


听到县委决定，当时我把我副县长的牌子一把摔到地上说：我还当什么副县长，调个人都不行！


我找县委宣传部李子良说，你们县委剥夺了我的权力，我是分管副县长，调一个文教科的科员，你们都要我退回去，你们专权了。


    反右时，就凭我说“你们专权”，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打成极右派。


    打右派后，副县长撤职，把我关到荥经中学一间小房子。当时妖魔化右派。荥经中学校长组织学生参观右派分子。看管我的程德玉（后来当了副县长），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要我老老实实接受学生参观。


    我当时发火，说：“我又不是动物，又不是关在动物园，让人参观！”我气恼了，一把抓住他衣领，按倒在地上，抄起开水瓶一顿暴打。他喊：“右派分子打死人啰！”


    县里组织斗争我，我根本无所谓。当时又搞“肃反大跃进”，肃反工作队长组织县肃反工作队员和肃反对象来批判我。他们想在斗争会上拍下我狼狈的镜头，而我根本就是一付无所畏惧的架势，没拍成。


    一天，我们这些右派要粘批判右派的大字报、宣传画。我用图钉，把一张“追踪右派分子，监视右派分子”的宣传画中，代表主人翁的眼睛给钉上了。回来，我在右派小组的人中说：“妈的，今天老子把打右派的眼睛用图钉钉了。”


    右派中有想揭发别人、减轻自己的软骨头。右派何元灿投靠党支部，向书记揭发我，又斗争我，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嚣张的右派分子。于是对我实行严管专政，派人贴身监视，解手、吃饭都派人跟着。


    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人格、尊严和良知。我抗议说：我解手你派人跟着，我就解在这个地方（关押地——编者），吃饭派人跟着，我就绝食。


    当天我开始绝食，绝食三天，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崇芬找我谈话，说：“你不要用对待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共产党哦。”我说：“你是用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我哦。”


    他晓得我心痛女儿，就动员我爱人带我女儿来看望，劝我不要绝食。我爱人说：“你绝食了，你死了，我同娃娃咋个办呢？万一不行吗，老家金子滩我们还有两亩薄地嘛，我同你一起回去种粮食，你也要活下来嘛。”她老家是金子滩的。


    我想，大不了不干了，就是背柴炭卖，也要把娃儿供大，养活一家人，于是停止绝食。


    他们喊我检讨，我说没有罪，不检讨，他们拿我没办法。


    58年5月，县委决定划我极右分子，降5级使用，从18级降到23级。把我下放劳动改造，到三溪林铜厂，背矿石，木炭。到1981年平反后重新担任副县长。其间，一直在监管改造和搞基层工作。


    我这个人还是正直的，来荥经搞地下工作以来，大家对我评价不错，基层干部对我也另眼看待，没当右派搞我的“无产阶级专政”。


    乡上开会，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党委书记彭增荣把我从队伍里拉出来站一边，叫我不要和他们站一起受批斗。


“全民大办钢铁”，右派劳改队由我带队，从三溪林到泗坪背粮，供铜矿三四百人吃饭。七十多里路，来回一百四十里，每人要背七八十斤。


劳改队四十多人，我对大家讲：我们自己当右派，落难了，就不要再搞窝里斗，也要放弃改造好了重新工作之类的其它想法。我们要好好劳动，养成劳动习惯，将来出去靠自己的双手，靠劳动挣饭吃，养活自己。我们也不要去反对什么，现在反对也没用。凭良心做人，靠劳动吃饭。


这个劳改队，在我的影响下，大家还是比较心里踏实的，没有那种政治高压，互相检举。其他地区不少人都因为别人检举判成反革命，进监狱的事，我们这个队没发生。


    过段时间，又把我调到荥经铁厂，大办钢铁。




余：全县修了多少小土炉？县委向地委报喜，说建三千高炉，可靠吗？


童：数字我没统计过，全县加起来，恐怕三千高炉是虚报，应该是他们无知地把小土炉报称高炉了。全县小土炉的统计数字，几天一上报，最后，三千小土炉恐怕都不止。


大炼钢铁没原料，李成栋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荥经全县开展“全民献铁”运动。有的是献，有的是抄家，把城、乡民众，凡是铁器和含铁的器具，如铁锅、炉锅、菜刀、锅铲、弯刀、犁耙，甚至连箱子的锁头、秤砣，一律收上来，拿去炼钢铁。


建土高炉没耐火砖，又把社员的砖房拆了，取砖建炉。荥经当时木头板壁屋占多。后来办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木板屋当烧柴。


全县的民用铁器拿去“喂炉”，炼成“铁巴”。李成栋下令，各公社把从各家抄出来的铁器，熔化烧成结成收到一起，装了十几卡车，运到雅安向地委报喜，说放出十万斤钢铁卫星。荥经县当了大炼钢铁的状元，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说荥经县大炼钢铁运动搞得好，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


县委又向地委报喜，说建成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万吨矿藏钢铁基地。雅安地委大喜，决定“大战大矿山”大量调人支援。荥经县委受宠若惊，马上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大矿山，采矿炼铁。


荥经前后派了几万人上阵，各地男劳力几乎调空了。后来又加几千人到大矿山，由农民出身的副县长庹开云挂帅，当大矿山总指挥。


土高炉遍山林立，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顶，植被破坏。


地委把荥经当做“大炼钢铁”基地和红旗，又从附近几个县调来万多人，到荥经的大矿山去炼钢。


几万人将方圆百里的森林砍光，大战了两年多，耗费无数人力和财力、物力、资源。


几万人将方圆百里的森林砍光，大战了两年多，耗费无数人力和财力、物力、资源，单是资金就耗费了二十余万元。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怎么炼得出铁来呢？！


当时大家都不晓得锰矿和铁矿的区别，盲目上马的。地委书记来检查，批庹开云：“你们没有炼出铁，是右倾保守，不大干社会主义”，把庹开云的副县长撤职查办，打成右倾分子。



余：请您讲一讲荥经县公社化的情况。


童：1958年9月1日，荥经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全民入社，大办“公共食堂”，县委下令“灭火封锅”，就是全县民众家里不准开伙，一律吃食堂。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


余：长期调查中，我有一个认识：加入高级社的时候，农民的土地、耕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被共产；进入人民公社，农民的房屋、家具、柴、米、油、盐、衣物等所有财产被彻底共产。公社社员随身一个换洗衣物包袱和随手工具出门，实行“三化”。当时的口号叫做“轻装上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荥经调查中，我了解到当时农民发牢骚，称“土改把地、富扫地出门，公社把所有农民扫地出门”，公社化是“赤膊共产化”。


实际上，农民成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国家农奴；公共食堂成为控制农民生计和命脉的阀门，也就成为控制农民生死路的阀门。庐山会议后，粮食实行高征购，公共食堂断粮，农民也就死路一条了。


童：是那么回事。食堂放开吃几个月，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


于是，荥经县就拿农民的口粮、种子来顶任务。这就直接造成了从1958年底，农民就开始饿肚子，出现饿死人情况，县委还在喊反“瞒产”的局面。庐山会议后，就成了更大的饥荒，全民饥饿，人民大量患病、死亡.


    余：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庐山会议跳得最高人物之一。会后，全省掀起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为搞出粮食，证明大跃进的正确性，四川的反“瞒产”运动，在全国都是名列“先进”的典型。


      李井泉认为：今年四川的粮食生产取得了高产丰收，必须下大力气把粮食收上来。他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


      于是，四川大搞和农民争夺粮食的反“瞒产”运动。这是造成四川人口死亡过千万的主导原因；而荥经县委负责人姚青，在反“瞒产”运动中，不惜一切，要搞出粮食，争当“红旗”的决心，则是造成荥经人口死亡过半的直接原因。


      请您讲一讲当时荥经县的具体情况。


      童：59年5月，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政策实行纠偏，李成栋下去了，换了姚青。姚青这个人，完完全全是个没有人性、唯上是从、权力欲极其强烈的毛泽东学说教育出来的典型。上级布置纠偏，他就搞纠偏；上级布置反“右倾”、反“瞒产”，那个人就像眼珠子血红的疯狗。


      59年秋收，正当庐山会议后，全国陷入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就是反“瞒产私分”，高征购。


      姚青在全县开展了号称“大规模、全民性”、持续半年、反复搞的反“瞒产”运动高潮。甚至明知人口大量死亡时候，他还要求各级干部“在粮食问题上，不要怕死人”、“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


      9月，荥经县委为彰显政治挂帅，积极完成省、地领导下达的征粮指标的声势，在反“右倾”、 “反瞒产私分”主题下，召开了全县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小组长干部参加的五级干部“反右倾、秋后算帐会”，主题就是：“反瞒产私分”。大会搞得血淋淋的。



余：请详细讲讲“反右倾、秋后算帐” 会的具体情况。


      童：大会又叫经河会议。在县委大礼堂召开，就是现在的旧电影院那个地方。会场四周，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


      先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饶青学着毛泽东庐山会议讲话批判彭德怀的口气，说是要用小钢炮加机关枪，要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倒轰痛，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


      接着，大会分区搞“算账”，逐社逐队算。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粮食产量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他们认为达不到指标的所谓“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大会批斗。


      大会主要是以暴力手段斗争了两批人：一批以前因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和“三面红旗”表示过不满的干部；以及因对粮食实际产量讲真话的各级干部。他们受到残酷斗争。


      大会指定专门的打手。只要听到台上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拳打脚踢罚跪。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


      余：请您先讲大会上打“右倾反党集团”的情况。


      童：姚青坐在台上，先是反右倾，点一个名字，当事人上台去。哪些人？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提过意见的，对农民搞大兵团作战强迫农民超强度劳动，对农民吃粮少，刮共产风表示过不满的，甚至是领导作风表示过意见的，事先都划好名单的。挨个喊上台去，上去一个跪一个，念罪行。台上点到哪个“右倾”分子的名，一群打手就一轰而上，把人拉上台去，连斗带打，拳打脚踢。党内斗争，搞成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


      县里原人大主任刘庭林，是南下干部，当时是县财贸部长。因对领导作风表示过意见，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首犯。饶青点到他，打手们把他拉上台，拳打脚踢，用鞋底板抽脸。他是部队下来的，打过硬仗见过血的北方汉子，也被打得没办法，钻到主席台桌子底下，打手们把他拖出来，接着毒打。后来，他下到五宪公社劳动改造。


      反右倾之后，就是报高产。报高的，得了表扬，回去就要拿真粮食来兑现的。报低了的，就是“右倾”“反党”、“反对大跃进”、“否定大丰收”、“是观潮派，算帐派”。打手从台下一涌而上，一顿乱打。一句话：连打带斗，死活要逼出粮食。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瞒产私分”，拉上台去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于是，县上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他实在受不住，半夜趁看守的人睡着了，偷偷逃出来，跑到大山的老林子躲避求生。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报不出来高产数，就说她“瞒产私分”，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一问三不知，无法交待。于是说她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肚大身粗，跪不下来。城关公社副书记孙佩先，是土改中“斗争性强”、敢打敢冲提拔的积极分子，会前布置专打女干部的女打手。她的力气大，冲上台去，把范文秀抱起来，往地上使劲夯，夯得范文秀下身当场流血。


      范文秀现在还在，住烟竹乡莲花村六组，还经常进城来看我。一提起这件事，她双泪长流。孙佩先死了。


      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典型，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运动，是怎样逼良为娼的。


      何开福原本是个有良心的好人。59年秋收，他要公社在上交国家征购时候，留下社员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


      在县委反瞒产大会上，他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粮食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 受到一次次批斗和毒打。一群打手，在台上就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下来又是大、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看守。硬逼他交出“瞒产私分”粮食。夜里只听他鬼哭狼嚎。


      当天晚上，姚青找他谈话，“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看清形势，彭德怀是元帅怎样？搞“右倾反党”，还不是打倒批臭？劝他千万不要继续执迷不悟，不要在“反党”、“右倾”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必定是“死路一条”。要他“猛回头，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党保持一心一意”，“要他将功补过”，把“瞒产私分”的粮食交出来，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姚青“非常诚恳”地要他接受教训，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以后不够吃，县上再返销给你们嘛。


      何开福经过“反瞒产”斗争的“帮助”，向姚青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和党保持一致，“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往前走，不掉队。”“按照姚书记的指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回到烟竹公社，他就照方抓药。为将功补过，他按照县委布置，搞起暴力 “反右倾，反瞒产”运动。


      在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三级干部会上，安排打手。哪个粮食产量报不上去的，拖上台毒打。全社从公社、管理区到生产队干部，打伤十几个人。社里大队原先留的口粮、种子、饲料粮，全部上交国库，填补他上报的“高产”数字的征购空额。


          结果，1959年10月开始，烟竹公社发生严重的食堂断伙，社员断粮，人口大量死亡。


          这个人后来就转性啰。社员饿了杀牛，偷青吃青，他不仅下令打、关，还亲自动手打、吊、捆、关押、停饭。可怜已经被饿得在鬼门关门口晃的社员，再遭毒打，当场不死，过几天也要断气。


          在他手上死的人太多啰。1960年11月整风整社运动，工作组查出他手上的好多条人命。他被抓起来，关进监狱，判了几年刑。他在监狱饿出浮肿，保外就医，送到烟竹公社双峰大队肿病医院治病。


          肿病医院里，被他打骂过的、被他害死亲人的病号，一看他进食堂吃饭，恨得要吃了他。病号们一涌而上，把他的碗打碎了，不给他吃饭。这么搞，几天下来，他就饿死在肿病医院了。


      何开福当年也就是四十多岁，我对他有了解，一直认为他还是个比较正派的好干部。没想到，他在59年后就在暴力高压下，成为残害人民的帮凶，自己也走上死路。


      这就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活生生把一个有良心的好干部，逼成毫无人性的禽兽的典型例子。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干部“适者生存”的例子。


    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和决策，是如何逼良为娼，逼迫好人变成野兽的体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吗？要么当好人必遭毁灭，像彭德怀和我这样的人；要么好人变坏人。当时的党内和社会上，好人已经是看不到了的。好人不容于世，坏人大当其道。



余：经河会议上，打人的是些什么人？


      童：经河会议打人不计其数，拉上去就打，不和你讲道理，打了再说。


      有个被安排的打手，是南下到荥经来的干部，叫刘福贵，原来是个讨口的，文盲，在部队打仗，炮火把耳朵震聋了。他搞不清台上讲啥子，只要看到哪个被拉上台去，就冲上台，脱下鞋子，“叮叮、嘭嘭”就开打，打到人家住手了，他穿上鞋子再跳下台。他是当兵的出身，那时干部摆派头，流行穿皮鞋哦！现在这个人死啰。


      余：姚青还搞了几次“反瞒产现场会”，您知道情况吗？


      童：姚青是紧跟极左路线的，59年底，荥经大量死人，他还在搞反“瞒产”，那时候，农民完全断粮了。


      但他也把缺粮的问题，向地委反映过的。何允夫告诉他：不可能解决荥经缺粮的问题。


      余：我看到一份材料，姚青说荥经县的死人问题，是他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不了解下面发生死人情况，是这样吗？


      童：那是他文过饰非，拿官僚主义当挡箭牌。他完全知道荥经人口大量浮肿、死亡情况，还在大搞反“瞒产私分”。在他心中，人命比不上紧跟毛泽东。


      他是明白人，当时存在矛盾心理，他知道死人那么多，闹出来不得了。但是，毛泽东就是要蛮搞“更大跃进”，他要顾全自己的奴才地位，只有从农民身上榨出粮食，向主子报喜请功，才是好干部嘛。


      “文革”中，他还平了反，说是被“李井泉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迫害的毛主席的好干部。


      余：当时荥经县反“瞒产”，对秋收粮食征购，实行“四就”政策，实行“颗粒归仓”是他搞的。


      童：是他搞的。各生产队收下来的粮食，晒完就统一由管理区安排，送到公社的国家粮站，粮食一进国库，那只有省、地委才有权力做指标的，其他人无权调用，动了就是犯罪。


      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粮食再交管理区，生产队食堂吃粮，由管理区几天一下发。那时候的高征购，任务都完不成，管理区留的粮食极少。有的干部积极得很，为完成任务，把粮食都交完了。社员没得吃，就溜稻草，把稻草中翻出来的二遍谷做口粮。你看怎么不大量饿死人呢！荥经县人口死亡超过一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余：您看到公社一级是怎么搞反“瞒产”的吗？


      童：59年下半年，我到石滓公社，党委书记叫吴焕江，是荥经县有名的“马列书记”。他召开反“瞒产”干部大会，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小组长四级都到会。报不出高产，交不出粮食的干部，就说是“瞒产私分”，一顿暴打，一直打到你报的粮食“达标”了，承认“瞒产私分”了，才放你过关。


          我那时在烈士公社看管煤炭。那天看到烈士公社普志大队的大队书记回来，打得满头是大坨小坨，鼻青脸肿，问他啥子事？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在公社挨批了，说他“瞒产私分”。他长叹一声，对我说：天理良心，我哪里瞒产私分嘛？粮食都上交得没几颗了，大队人口上千，口粮都没几粒啰！这个人还活着，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我们有时候在城里还见面聊一阵。


          这种情况，当时是极普遍的。交不出粮食就打，打到交出最后的粮食为止，有时交完了粮食还脱不了身，说你还有“后手粮”！


          粮食收完了，饥荒就到了，年底就大量死人了。


      余：您所知道的荥经惨案中死人数是多少？


      童：我所晓得的，荥经县委向省委报告，在姚青手上的死人情况和整风整社前为止的死人数，是死了三万五千人。即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救灾，死了三万五。实际上，60年下半年、61年、62年还在大量饿死人，加在一起，死了四万多人。从58年冬荒到62年冬荒、63年春荒，一共死了四万八千多将近五万人。


    余：当时荥经人口的情况？


     童：58年荥经人口是十一万多人，其中一万四千人是从外县调来大炼钢铁的，还有四个乡是外县划过来的，后来又划走了。荥经实际人口是九万六千人。死了四万八千多将近五万人。


    那些死去的人中，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悲惨。



余：大饥荒来临时，您在干什么？


      童：我是58年底摘帽的，是最早的一批。结论说：童梓平同志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中，表现是不错的。关于他说县委专权，不是说专政，他在工作中长期表现是好的。县委决定给我摘右派帽子，然后调到汉村区，当一般干部，主要是跑农村。


      当时汉村区的区委书记叫张天奎，对我很好。我爱人也调到乡下教书，娃娃也去了。过年时，汉村区委团年，他喊我一家去吃饭。我说不能到你家里去吃饭，没去。后来他看到我都哭了，说：我喊你家人来团年，你咋不来呢？现在他死了。


      后来的区委书记杜大林，对我也好。我这个人正派，工作踏实肯干，不偷奸耍滑，卖弄嘴皮子，踏实干工作，有体谅农民的善心，帮助农民增产，抓经路，改善农民生活的工作情况，他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当时我是包队干部。他选蹲点的生产队，专挑和我一个队。


      余：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农村发生大饥荒的？


      童：我从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我就见得多了。


      59年初，荥经就开始大饥荒。庐山会议后，大搞反瞒产，粮食都收到国库去交征购了，农民口粮都交了，大饥荒那就大爆发了。饿死人就像山洪爆发，势不可挡。死人就像放排，一排一排倒下来，农民屋头、墙边、路上，到处都是死人。


      那时我负责下队调查社员偷青，到各队去，一路上都看到死人。没办法，我不管粮食，没权力，救不了老百姓，心里的痛苦难以言表。


      余：汉村区有几个公社？总共死了多少人？


      童：汉村区有五个公社，总共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


      我被铁厂派到烈士公社，管煤炭调运铁厂，住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我和站长住二楼，底下是虚脚楼。一天，闻到楼下臭气很凶，臭气熏天。我们查臭味，在烂柴火堆里有一个死人，身上生蛆了，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


      一天，接到通知，铁厂喊我回去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我亲眼目睹四个死人，是出去讨口逃荒的，饿得没力气走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最严重时，真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祖先埋在哪里，无祖可祭。


      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是反右倾，反“瞒产”造成了荥经惨案。因此写信也没用，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能救几个人是几个，给毛泽东写信有啥子用？自上而下造成的惨案，我心里明白。


      为对外封锁信息，姚青和荥经县负责人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检查电讯和来往书信。还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外出要有公社介绍信，不然就把人抓起来关收容。姚青搞了几次抓“盲流”，“抓外逃犯”运动。可怜饥民外出讨口都不能，实际上也没有地方讨口。农民只准死，不准走，全县都是全封闭的。


      这种反动、反人性的政策，和法西斯纳粹一个性质，是反人类的罪行。


      余：您调查社员偷青，看到当时的社员生活是怎么个状况？


    童：荥经的老百姓，以前是很淳朴善良、忠厚老实的，他们遵循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在很多族训、家谱中，偷盗是大恶重罪。对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饿死不偷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农民是尊奉不渝的。



余：在荥经调查中，我经常听到当事人讲到，在流氓无产者为先锋、暴力夺取他人土地为目的的土改运动后，农村民风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大饥荒中，最先死的，就是那些不偷盗而活活饿死的老实人。偷青成为农民保命的必要手段。


      童：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你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五九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洇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被干部抓住，朝死里打。


      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


      农民知不知道“偷青吃青”，会造成减产？当然知道。但是，不偷马上就会饿死。没得办法了，农民才会偷青。


          一次，我从汉村区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出门上路，走到附城公社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家福，他父母都饿死了。他背了一篮晚上偷来的嫩玉米，见到我吓得立马跪倒在地，求我饶他一命。


      我看到他的样子着实可怜，感叹农民生存不易，吩咐他赶紧趁天没亮回家去。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个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你说你是偷来的，非打死你不可。”他赶紧拿篮子走了。


      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他现在从太平煤厂退休了，我们一见到他还是这样的。


      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然后背回来弄吃。他们偷得多啰。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


      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你们不拿给我，我装不晓得的。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当班，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临走时，他们用花生油炒野菜给我送行。那花生油是掺了煤油、挖煤运煤照明的，他们偷来，用大火烧掉煤油，没烧尽，有毒性。那晚上我吃伤了胃，从此得了胃病。


      不仅社员偷，干部也偷。一次，我到附城公社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问队上偷青情况。当时小麦灌浆不久。他正做中饭，说话东扯西拉地想把我支走。忽然，我闻到一阵焦煳味，他不好意思地揭开锅盖，锅里是烧糊了的麦面馍馍，满满一锅。是偷青搞的麦子，不饿，谁会去偷吃还没熟的麦子呢？我对他说了句：“我啥子也没看见。”转身出门就走了，是60年4月底的事。


      凰仪公社党委书记孙华贵，为刹住偷青吃的“歪风邪气”，把一个偷青被捉住的少年，捆绑起来搞假枪毙。那娃娃哀求哭告没用，一枪打响，少年倒地死了。我在《修远集》中写了这个事，结果孙华贵他爱人看到了，告诉我这个人当时吓死了，等好久又苏醒过来，看四周没人爬回去了。


      余：在荥经惨案、信阳事件、通渭事件等大饥荒重灾区，普遍发生“三大罪”：偷青、杀牛、吃人肉。荥经惨案中有吃人肉的情况吗？


      童：有！上面我说去铁厂开会，回到汉村区家中，就听说隔壁七生产队王郑氏，在郭家山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好惨！


      余：您知不知道当时农民杀耕牛的情况？


      童：农民爱牛如命，但为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


      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


      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


      余：您了解五宪暴动的情况吗？


      童：五宪暴动，就是官逼民反。我县翁建恩写过“五宪乡平乱记”，郑年钰写过“五宪乡武装暴乱始末”，把五宪暴动讲得比较清楚。


      这个事主要是利用迷信活动搞起来的。58年初，石滓乡原来当过道士的黄子清，伙同城关镇精耕社的杨学能等人，到五宪乡第四大队岩桑社黄李氏家里，要她家的女儿张光莲当扛神匠。天天晚上在她家敲锣打鼓，烧钱打卦，画符赐药，称为村民治病救灾。一些乡民去求医治病。


      杜家沟社的支部书记叫万应和，是五宪乡不脱产的副乡长。他妻子久病不愈，他带妻子去求医，大概有些效果，结果万应和也成为忠实信徒和骨干。


      大跃进以来的政策激起很多农民不满。尤其是公社化搞“共产”，伤害了广大农民群众。黄子清、彭万芬、黄昌珍、杨学能这些人认为，共产党这么搞是要完蛋了，他们想和共产党争天下。于是，以太平村为据点，活动越搞越厉害，准备组织暴动。他们称张光莲是“仙童下凡”，“已配云南鸡爪山皇帝马在云”，是“皇帝九宫娘娘”。现在皇帝已经从云南打到汉源了，要打到北京去登基。


      余：为记录下来这一页历史，我把翁建恩和郑年钰文章中写的情况念一下：到7月份，他们的组织就基本上搞起来了。黄子清任“主教”， 彭万芬当“九天王母”，张光莲是“皇帝九宫娘娘”。还先后封了熊金华、罗有宣为“当家弟子”；王怀先、袁明怀、马光远为“先锋弟子”； 万应和、李怀斌（会计）、李怀春（民兵排长）为“先锋弟子”，加封“元帅”；郑泽森、杨学伦为“元帅”； 黄昌珍、刘银珍为“十三省武将”，加封胜路先锋；老扛神匠熊树林为“会首”。


      张光莲和黄昌珍还亲手制作大旗一面，上书大清皇帝马在云，九宫娘娘张光莲。凡参加暴动的五十人的姓名，都写在旗上。


      农历八月十五，他们以扛旗为名，进行了祭旗活动，并具体策划了暴动方案。万应和负责筹集经费，杨学伦负责准备枪支弹药和刀具，刘银珍负责书写散发传单。


      11月13日起，他们将暴动公开化。黄子清等人公开宣传：“要翻清（恢复清朝），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拜（咒——编者）死”。参加暴动的人宣誓“不跟毛主席走，愿跟神家走，保守秘密”，等等。


      17日夜，27名骨干分子聚集在黄昌珍家里，通宵扛神，再次“祭旗”。当晚赶制大、小布旗7面，七星纸旗21面。大旗上书写：“翻清二千七百年”等口号，高呼：“打倒毛主席，不种地，都当官，武器不够就用刀斧砍，只要能砍下脑壳就行”。


      18日，黄子清、聂万洪、彭万芬等人抢占该村设在大庙的小学，设立皇坛，悬挂大、小旗33面，张贴标语6幅，纠集了65人，举行武装暴动。他们撕毁毛泽东画像，高呼：“要杀党员，要杀干部，打到荥经城，打到北京去，保皇帝座位。”


      我认为：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农民受欺压受凌辱，他们的苦难，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于是，便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揭竿而起，发动起义造反，企以改朝换代，称皇称帝，上升为统治者。这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动因、动机、行为与过程。五宪暴动，不过是企图重复这个行为。在热兵器时代，这种旧式农民起义的归宿，必然失败。


      童：我同意你说的观点。五宪暴动，主要是农民对毛泽东的政策和高压政治不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利用宗教迷信搞起来的。他们树的那个女娘娘张光莲，不到二十岁，个子不高，胖胖的。抓了以后，我见了她。他是被枪毙了的。她的尸体，现在还在雅安卫校的药池里泡起，做学生解剖人体标本。


      翁亲眼看到两条“反动”标语，写得是“毛泽东实在凶、天天叫我们打早工”、“共产党真可恶、半夜叫我们打夜工”。


      暴乱分子黄子清在群众会上公然叫嚣：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咒死。在五宪乡的热溪沟村小学校设立“皇坛”，悬挂反革命大小旗子33面，张贴反动标语6幅；在“皇坛”前撕毁毛主席画像。高喊要杀共产党员，要杀整人的干部，打到荥经城，打到北京城。当时言论不自由，所以他们只能写平乱和暴乱。


      实际上，五宪暴动，是农民无路可走，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政策不满，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暴动行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余：我看过您写的《反思集》和《修远集》。最令人感怀的就是您在其中写到的“守卫良知”那一篇章。


  请您讲一讲石滓公社包队时，您拿出家中十年积蓄买粮，救民的事好吗？


童：那是59年10月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公社党委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马列书记”吴焕江，极左，因为搞“亩产万斤田”，从县上到地区都红得发紫的左派。斗争气人来，他很残酷的，连副书记都被他压得死死的。


   我讲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地委派人调查，吴焕江打刘恩的反报告。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十三队是大山区，粮食都交光了。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到山上去看，说食堂早就断粮了，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我还了解到，全队的男女老少，仅靠扯鹅香草，挖蕨鸡根，剥树皮吃来吊命。我看到社员们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全队现存一百零二人，全是患病的，命悬一发，非常危急。


  看到这种情况，我忧心如焚，但当时是反右倾，反瞒产的大形势，社员喊死都不准说是饿死的，只能说是病死的，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给五星红旗抹黑”，“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公共食堂。”


      我思考再三，知道报告上去将面临的后果，也知道“彭、英、张，周反党集团”是因何罹祸，遭到的是什么下场。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血性还在，良知还在，个人危害事小，一百零二条人命，是关天大事。这不是唱高调，的确是有激烈的思想挣扎的。最后下定决心，拿命赌！我死只是一条命，不救这一百零二条性命，我宁死不甘。


    第二天，我下山了，决心一拼。


   当时石滓公社正在开反“瞒产私分”的三级干部会议，我在会上找到吴焕江，向他报告了队里的情况，找他要粮。


   他开始还想压制我，并冷狠地回答：“公社还没完成国家征购，哪里有粮给你？！”


    我对他不客气地说：“吴书记，十三队一百零三人，昨天已经死了一人。如果再不发救济粮，不到一个月，定会死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你今天不发粮，我就不回去了，我只好到县上反映。”


  吴焕江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他恼火我不管，就是要粮，他也怕我三分。他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和性格，怕我闹到县上去，对他的“红旗”公社影响不好，于是很恼火地给我批了三个条子。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只能够让农民苟延残喘。


    当时，全县各公社都普遍断粮，有的地方按照“二两”指标，还在挣扎地渡命。这个三两是老称，合一个人一天不到一两九钱粮食。食堂没断伙，我让社员挖野菜野根掺合着吃，勉强吊命渡日，没有再死人。这三两粮，一直供应到西昌调来救济粮。


   到1960年春耕，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怎么办？我想，只有从我家里拿出钱来买种子，误了春耕，人命不保，我找我妻子商量，动员她拿出钱来。当时家里有三百元钱，是我们从1950年以来，十年的积蓄。


   我妻子心里也很挣扎。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政策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一岁加一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当时我们有三个小孩，一家五口，每月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每月十二斤四两。我爱人要省粮给孩子吃，几次昏倒送进医院。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全家人都得了浮肿病，吃野菜、蕨基根，吃过白鳝泥。


   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


  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


    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我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块。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人人自危，性命难保。要拿出三百元钱给队上买种子，我爱人也不是那种容易想通的事。这钱在自己家人那么困难时都没动，说不定关键时候能救家里人的几条命。


      我劝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钱拿出去，救一百多条命，我们也是为子孙积福行善了。”


      我爱人一辈子听我的话，这次我动员她六回，她把三百元钱拿出来了。我拿着钱，叫了队上几个劳力，到深山里头的一个单吊队（单干队——编者）买粮。那个队在深山里，还是一家一户单干，人家有粮。七十岁的老人，娃娃都在地头、屋头自己种地，集体包工到户，男劳到远处烧荒地。


  三百元钱买了五百斤玉米种，挑回生产队。我动员大家把春耕搞起来，把玉米种下去。嘿呀，当时社员的积极性好大！男女老少都出动了，耕地、下种，就连浮肿、干瘦等有病的病人都下地了。


    那一年，十三队的玉米丰收，收了十万斤还出头。全生产队活着的一百零二人，渡过了大饥荒，没有再死一个人。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交完征购任务，加上大春，社员一天吃到一斤粮。这在荥经惨案大爆发时，也是一个奇迹。


  应该说，我守卫良知，坚持人性，贤妻支持，我和十三队的社员一起创造这个奇迹！


      余：那个单干队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童：是龙苍沟的铜厂沟，一个深山里头的一个队。名以上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实际上是一个大家族，各家各户各自劳动，生产出来的粮食，交征购后自家吃，也不搞公共食堂，那里的粮食多得很。所以我们到那里去买粮种，人家也是很客气的。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


   十三队有两户现在搬到荥经城里来住了，他们至今非常感谢我，见面非常客气，感谢我当年救了他们的命。


     一户叫卢昌华，他儿子是县民警大队长，接他两口接到城里住。老汉舍不得山上的自留地和房子，女人在城里。


余：您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


  童：作人要有底线。在我心中，就是人命关天，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事情了。当时农民的苦难，揪着我的心，成为比天还大的事。


  我家是城镇户口，还有点口粮，像我一月有十七斤，小孩有六七斤，我家里的人还吊着命的。农民百多人，眼看就要没命了。看到他们不救就是死路一条了，爱人之心，爱民之心，是我人性的底线，没有不救的道理。作人要作得像个人，是人就要有人性的嘛。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拿出钱财，能救百多条人命，这是做人应该的心性嘛，也是大善事。我就把这个道理给我爱人说，说的就是做人的道理。我讲：好多人求佛拜佛积德积善，还哪里有比这件事更大的好事。哪有这个事好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爱人最爱我，也最听我的话，我动员她多少次，她舍不得，也是为了这个家嘛，最后她还是明白了我的善心和做人的道理，拿出钱来，成全了我的救民之心，也相信我讲的有理。


  那时候三百元钱，是我们十年全部的积蓄，那时三百元钱，可以修好大一幢房子的。我女儿写文章，说她母亲真的好伟大，能够支持父亲的善举。


  我是穷人出身，对穷人受苦，心里是不忍的，一直是肯帮助穷人的。



时间：2012年5月14日16日；


地点：童梓平家；


采访、摄像：余习广；


被采访者：聂宝珍  80岁，女，童梓平夫人，原荥经县小溪小学教师。






余：请阿姨讲一讲，童老动员您拿钱买种子的事，好吗？


聂：当时他给我说，生产队缺种子，要把家里的钱拿去买种子，救灾渡荒。他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一百多条人命，我们救下来，是积善积德的大好事，人要做好事，哪有比这事更大的功德善事呢？


    他说到这种地步了，我当然要听他的，第二天，我到银行把钱取出来，三百元钱全给了他，那是我们俩十年的积蓄。当时我想的就是让他拿去做好事，做善事，救人性命，就是这个思想。


    那时候我家五口也困难，都浮肿，粮食不够吃，我家都是掺野菜吃的。


当时，我在小溪口完小教书，在城边上，离这里四里路。


人饿死得太多，困难到学生都要饿死了，没人愿意读书，学校停课了。学校领导要老师去喊学生来读书，每个老师包干喊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老师必须完成喊人上学的任务。


我班上喊来两三个学生，过几天又没人了，我班挨批评了，没完成任务。


我又去学生家里动员。学生跟我说：人都快饿死啰，眼睛都肿起睁不开的，老师，我还读啥子书哦。路都走不动啰，饿得很，哪天上学，死在路上都不晓得。我听了难过，泪水长流。


    那段时间，去喊学生，进门一看，家里娃娃已经死啰。我到学生家里去喊，路上看到桥边、路砍边，都有死人，也没有埋的。


    从小溪沟到山里去喊学生，路上看到死人是常事。我在路上看到两三个死人，干瘦的，看到怕。


余：你们学校的有学生饿死吗？


聂：我们学校六个年级，有三百多学生，学校名叫“小溪小学”。我晓得的有十几个学生饿死了。


学校属城关镇管，但吃农村粮，死人多。我看到这个情况，怕影响到孩子一生的心理出问题，就想办法，把自己的娃娃送到城关镇去读一年级了，那里吃国家粮的多，死人相对少一些。



大饥荒中毛泽东国策的反对者：
         李景福采访记






采访后杜治中与李景福访合影
               


时间：2012年6月22日；


地点：荥经县严道镇清庵西街老财政宿舍李家；


调查人：杜治中；


摄像：石丰纲；


补充采访、整理人：余习广，2012年7月11日~10月13日，电话、邮件采访。


被调查人：李景福，男，71岁。






杜：想问您一下，在大饥荒死人如潮而万众缄口的情况下，你是怎么走上挺身而出、公开揭露和反抗之路的？


李：这个问题，我在监狱里就想过很久，最终是想明白了的。我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启蒙，在建国后，系统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的观念，影响终身；宣传洗脑，影响了我少年时代的人生观。


我在中学时代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爱祖国，就是爱祖先和我生存的这片热土；爱人民，就是爱父老乡亲以及这片热土上和我一样生存的人；爱科学，科学赋予人类追求进化的动力和途径；爱真理，真理使人生知理明道，追求光明，走向希望。


这些概念，于他人或许是唱高调、喊口号。对我而言，这是我关在监狱的小号子里，年复一年，带着脚镣手铐，思考我的选择对与错？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之际，最终认定的信念。这是融进血脉和心灵的信念。我的一生，无论是判刑劳改，酷刑加身，贫寒交迫，也因此而有意义。


所以，在荥经大饥荒饿死人那么多，而各级政府强力实行“三不准”，不准说不满言论，不准反映死人惨案，不准写信揭露大饥荒，全社会还在死扛“三面红旗”、只有颂歌如潮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奋不顾身，走上街头，为民鼓呼。


余：您这是大爱济世，少年立志，一生无悔的信念啊！您是一个为信念而人生坚守的真君子！也正因于此，才敢于在大饥荒中，做一个有良知的反抗者。讲一讲您形成人生观的过程。


李：我认为：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生物学标志。


我的小学班主任，十分提倡独立思考、举一反三。我从小就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他教数学，要求学生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曾经总结出和差问题的公式，为和加差除以二得大数，和减差除以二就得小数。


我并不以此为满足，开始证明这两个公式。我知道，两数之和，是大数加小数，两数之差，是大数减小数，和加差是两个大数加上一个小数，减去一个小数，就剩下两个大数，除以二，自然就得到大数。同理，和减差则是大数减大数，剩下两个小数，除以二，自然得到一个小数。在此基础上，我还将三个数、四个数，若干个数之和与差的公式进行推导，得出三个数之和与三个数之差，以及多个数之和与多个数之差的公式。我知道，不管多少数，都可以将它们当作两个数看待。这样，老师推导出来的和差问题的公式，就有了普遍意义。


在教师的教育启迪下，我特别爱动脑子。我爱上数学，总爱独立思考地去考察问题。某报刊登一个游戏，用1、2、3、4、5、6、7、8、9，作加法，构成1953（那一年的年号）。我连饭也顾不上吃，反复思考，终于得出正确答案。我将答案寄给报社，受到他们的表彰。


学校每次组织猜谜，我都能获胜。如水晶宫内祝寿，打一元帅的名字：“贺龙”；十尺黑布，打一梁山英雄的绰号：“一丈青”。我完全沉浸于智力追求的欢乐，沉浸于独立思考的快乐中。


我从小喜欢文学，特别喜爱传奇和诗歌。十岁时，我看了许多当时著名的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等。十岁开始模仿写诗。记得第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四月大麦遍地黄，微风吹过喷鼻香。麦浪摇，镰刀响，支援朝鲜打胜仗”。


由于勤奋好学，我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常受老师、同学称赞。在老师教育下，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道理，形成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


我主动参加到宣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行列，检举一贯道坛，参加过抓烟馆、赌馆，还与造谣的地主份子作过斗争。星期天，我同小伙伴们一起，主动帮助烈属、军属做家务。当时我是少年先锋队中队委员会主席，多次主持少年先锋队的活动。


进入初中，我的求知欲更强烈，独立思考更勤奋。我在象棋比赛中获奖，数学比赛中进入决赛。1956年，学校组织《向文化科学大进军》讲演比赛中，我获得第一。这篇讲稿和一篇关于《论节约》的作文，被评为一百分。我竭力探寻、追求着知识和未来。


学习物理、化学以后，我几乎成了幻想家。学习《阿基米德定律》，知道“浸在液面的物体，总有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开液体的重量。”就与现实生活接合起来进行思考。我想到同时在水中煮的汤圆和酥肉，为什么汤圆在煮好后就浮起来，酥肉在煮好后就沉下去？冥思苦想，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我吃不好，睡不好，就只好将这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也没说出个道道。


后来，我学习热学和力学，知道不同物体，有不同密度，有不同吸水量，不同物体，都会受热膨胀，有不同热膨胀系数。汤圆密度大，吸水量小，受热膨胀系数大；生的体积小，排开水的重量小于自身重量，汤圆要下沉。煮熟后，热膨胀系数大，体积增大，排开水的重量大，浮力增大，吸水量小，浮力大于自身重量，所以就浮起来。而酥肉恰恰相反。所以煮熟后就沉下去。


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我能通过独立思考，弄清来龙去脉，作为中学生，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学习化学，知道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知道氢可自燃，氧可助燃，我就想到大海中的水，若很好利用，将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能源。我想制造一个提氢器，想将水电解分离，变作氢和氧。将氢作为燃料燃烧，就不愁没有石油和煤的存在。


当我知道，一切可燃气体都可作为热机燃料时，就想制造一个燃烧氢气的燃气轮机。又知道氢的发热量很大，就想利用耐高温的石墨来制成坩锅……


我尽情地畅游在知识海洋里，仅仅以所学到的一些最起码的知识去幻想着，追求着。当时，真不知天高地厚，认定自己似乎真有无限创造才能，真能在科学上为人类作贡献。


在幻想中，似乎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会同牛顿、爱迪生、伏特、迦俐略等等齐名。我想入非非，就想凭一颗火热赤诚的心，创造人间奇迹，这是是少年人的天真幼稚。


我的理想，是好好读书，将来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当时，我认为蒸蒸日上的祖国，可支持我奔向理想的天堂。


当时共产党的教育和洗脑是成功的。我和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将使人民幸福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坚信老师教导，“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直到1958年，因鸣放受到严厉批判，我仍做着创造的幻梦，仍去钻研机械学，仍想亲手造个车床。


命运总是戏弄人。读书时，由于善于独立思考，我是学生中佼佼者。对那些不好学、不发奋的人，我总是嗤之以鼻。不过，我当犯人时，过去瞧不起的人，由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党教干啥就干啥”， 福禄占齐，禄位高升，操纵着我的命运。


我在劳改营时候，直接管理我的干事，管理我们劳改队的某部独立营营长，我所在地方的党校校长，都是我当年看不起的同学。我却一直是劳改犯或者是戴着帽子的就业人员。


劳改营里的犯人不如狗！我却感到自己问心无愧，是一个真正的人！人不是仅仅为了活着，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总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没有脱离动物的境界。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悲剧。


在劳改营里，我经常想：如果我不去探索什么天上、地下，国家、人民，不去过问善与恶、美与丑，也不再管什么人与狗，就不会去学岳飞、屈原、文天祥，象他人一样，有利于我就干，不利于就不干，照常拿钱吃饭，吃饭拿钱，逍遥快乐，那不是我选择的人生。


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得出自己的观念后，决不轻言放弃。



余：我明白了，您是一个自觉选择人生之路的理想主义者。那您是怎样从想当科学家，走上大饥荒的反抗者之路？


李：初中读书时，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喜欢独立思考的我，为“个人崇拜”一词吸引，开始思考什么是“个人崇拜”。


当时的宣传中，斯大林同列宁一起，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亲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斯大林，世界历史将会走向黑暗。人们称颂斯大林为“太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救星”。


为什么人们歌颂领袖，就称作个人崇拜？我对此想不通。后来，终于弄明白个人崇拜一词的含义。有人把一切历史功劳归于个人，要人盲目地崇拜，绝对地服从，把他当作神灵顶礼膜拜，就是个人崇拜。


我终于明白，领袖的功绩，伟人的功绩，在历史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把一切功劳，一切成绩都记在个人头上，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是违反人民是历史主人的。


和同学们私下讨论，自己看书求知，我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领袖当成神灵，象对上帝一样盲目崇拜。一个人即使有许多功劳，但总难免犯错误。个人崇拜，将遮蔽领袖的错误，为个人独裁开辟通路。


后来在大鸣大放中，听到在肃反中，斯大林大量屠杀共产党人，苏联三十年代集体化运动，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我从此认定：个人崇拜，是灾难的发源地。


余：请讲一讲您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


李：1957年，我考入雅安师范。这是中国历史上急风暴雨的一年。


1958年春天，刚进入学校不久，老师中的右派，就被弄来在全校师生中进行批斗。我看到一些敬爱的老师，因一句完全是善意的建议，就打成右派，遭到无情打击、批判。如我的老师说了一句：“学校应由有教学经验的人来管理”，就扣上“篡夺党的领导权”，进行残酷批斗，打成右派。右派老师遭灭顶之灾，有的送劳教，有的送农村管制。


当时，没有批到自己头上，虽然认为党号召大家给提意见，结果人家说几句话，反过头来大斗特批，有些过头。不过，社会上都说右派份子反党反人民，我也跟着说右派份子反党反人民。


可怕的灾难，只有落到自己头上，才明白这种阳谋的阴险和罪恶。


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中专生和师范生中再次搞起大鸣大放运动。我们不知道那是在继续“引蛇出洞”。


学校要求学生帮党整风，并说：“党的政策要求一切爱国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校长作动员报告后，各人回到班上表态。我自然表示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认为，这是爱国的表现，当然也是表现的机会。当时，我没很好想过，为啥老师鸣放就打右派，就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再上课，只能在学校监督劳动。我总认定，党说话从来是说话算话，那些右派，一定是有野心。我从内心帮党整风，绝对不会错。


开始有人发言，人家说些什么，我没有听，也没开腔。班主任动员我：“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这些天来，怎么不发言？”我答复她还没想好说什么。班主任告诉我。“学校要组织鸣放大会，你对党这些年来工作中缺点和错误，都可以说。学校在于使你们认清正确与错误，弄清是非，使大家受一个教育。班上准备让你作大会发言，你准备一下。”


当时，我哪里知道，班主任是在完成打右派分配的指标任务，更没有想到老师会害学生。我以为这是共产党讲实事求是，要人提意见，好诚心诚意改进工作中缺点，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班主任给我谈话后，我很高兴，认为班主任很看重我，给了我表现机会，就认真准备起我的鸣放发言稿来。


雅安师范的鸣放会上，我大讲了45分钟。我把这次演讲当着表现的机会。第一、第二、第三个人上台发言后，我是第四个。对着一千多名同学，我对这次发言有所准备，说起来滔滔不绝。我鸣放了7个问题。将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系起来，公开说：“毛主席有个人崇拜”。


现在，我还有当时的发言提纲。




李景福出狱后照






余：那你把发言提纲给我发来。


李：1958年在雅安师范鸣放大会时的发言提纲：


（开场白）同学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鸣放么？没有。只有伟大的共产党，才能博采众议，让人给共产党提意见。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有如此的鸣放大会。才能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能让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此，我提出下面几点，仅供参考。


一．我认为毛主席有个人崇拜。A、刚解放时，朱毛并称，四处可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现在只能挂毛主席的画像。原来可喊朱总司令万岁，现在只能喊毛主席万岁。B、刚解放时，经常听见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牺牲的结果，经常听见宣扬革命先烈的事迹。而今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领导的英明。C、毛主席提倡不用伟人名字命名街道、工厂，是为了反对个人崇拜。然而，现在整个时代，命名为毛泽东时代，这对吗？


二．常言说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宣传，却只听说打胜仗，就没听说过打败仗。听人说朝鲜战争中，彭德怀还差点作了人家俘虏。这能说我们没打过败仗吗？宣传中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三．周总理是很有外交才能的，世界人都很尊重他，为什么不再兼外交部长呢？


四．现在的等级差别仍然存在。下面两首儿歌，十分说明问题。第一首是：“成都到雅安，马路宽又宽，要想找军官，去到苍坪山，一要金牌子，二要大盘盘。”第二首是：“嫁工人，票子长，嫁农民，晒太阳，嫁干部，守空房。”这是等级差别的反映。


五．有些人不懂法律，有人执法有偏差，有些地方，发生人命，却无人过问。A、某某并无血债，镇反中被镇压了，不合政策。B、某某受诬告，被判刑七年。后来查实，被告者被释放，然而。诬告的人，却没受到处理。C。我叔父被判刑五年，刑期应从被关之日算起，但后来却硬要从逮捕之日算，有半年就白关。D。有人结婚未到三个月就生了小孩，显然是婚前同居了。


六．有人对工作不负责。如荥经中学校长，常常不顾主要工作，而却忙于下棋。有次他到文教局汇报工作，看见有人下棋，就去看下棋，而把自己要办的事完全忘记。他平时要老师陪他下棋，通夜不睡，造成老师上课无精打采。于是，有人编顺口溜送他：“唐校长，真稀奇，简直是个相棋迷，一天啥事不过问，一心只管下相棋。”另外，某电厂，从不检修电路，电线在地上无人过问，我舅母无意中触到了电线，造成触电而死。这难道不应该由电厂负责任？


以上这些，是个人看法，不正确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我的发言大约四十五分钟，不时听见听众笑声。听的人津津有味，很有兴趣。以后几天，我认为那天表演很成功，十分满足。


第三天，鸣放阶段结束，学校组织反击，开始辩论。这时，有人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与右派一起，向党猖狂进攻。有人说我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有人说我攻击新闻宣传工作。他们问我为啥要攻击毛主席？要我当众消毒。


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振振有词进行辩论。学校进一步组织对我批斗。有人说我是变本加厉，是恶毒攻击，诬蔑诽谤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仇恨社会主义制度。若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什么国家许多好的方面我没有看见，只说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有人高叫：“谁反对毛主席，砸烂他的狗头。”


我仍然没有服，说：“你们既是以理服人，是实事求是，就应当驳斥我，哪些话不是事实，哪些是造谣污蔑。这次既然是帮党整风，并没有叫说党的优点，而是叫提意见。若我是无中生有，没有道理的乱说，给我扣帽子，那还说得过去，我所说的哪些不是事实？鸣放要求我们提意见，并没有要我赞扬社会主义啊。”


反击者们狂怒了，以后再也不许我说话。我就只能听人家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顶一顶戴在我身上。一篇篇大字报像雪片似地飞来，一场场大会、小会要我作交待，要我说出我的动机目的，一篇篇发言要我深挖反动根源。


十六岁的我，从没见过这种阵仗。班主任怕我经受不住自杀，派班上生活委员监督我。白天黑夜都有人监视，就连解手也有人跟着。


我对此自然想不通，既要反省，内心又苦闷，自然茶饭不思，吃不好，睡不好。学校所有的人，都像避瘟疫一样避开我，即使原来很要好的朋友，也离得远远的，人家怕接触到我，就传染右派病菌。


当时，我感到内心无限孤独和凄凉。我真没有想到，只是自认为一次得意的表演，会得到如此悲惨的结果。我恨死这位班主任。


我更没有想到，我这四十五分钟的大会发言，仅仅是我后来几十年苦难命运的开始。


我说“毛主席有个人崇拜”这八字，就象蛇一样缠着我，在我档案里留存几十年，我一直是被监管份子。



余：这个发言提纲，是档案里保存下来的吗？


李：不是。这是在“文革”结束后，准备动笔写文章时，我回忆的。余：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李：当时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不应当走斯大林老路。


杜：反右运动，给你啥子处分？


李：处分是内控右派，当时我不晓得，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杜：你打右派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你谈谈大跃进的情况好吗？


李：印象中，除了报纸、广播天天喊大跃进外，我最先亲身参加的大跃进运动，是从1958年全民动员打麻雀运动开始的。


那天，雅安在广场召开五万人誓师大会，广播喇叭喧天，大小红旗飘扬。会上，地委书记动员全地区人民开展“除四害”运动，称麻雀是吃粮食的祸首，要全民皆兵，对麻雀打歼灭战。


雅安师范学校的阵地，分配在雅安金凤寺山上，每人分配一个位置，一个星期，从白天到晚上深夜一点，哪个人都不准睡觉，连吃饭都是炊事员送的。


按照上级布置的打麻雀战术，要打阵地战，坚守各自岗位；又要打运动战，就是边喊边追。只要看见天上一只麻雀在飞，就大叫：“捉到！捉到！”并用弹弓或石头，向麻雀掷去。有的敲锣，有的尖叫，真的像发疯一样。人人弄得精疲力尽，喊得声嘶力竭。那些麻雀有的被弹弓打下来，有的成惊弓之鸟，无处可歇，还真有累死的，捡着死鸟的就去请功。


我没有捡到一只死麻雀，班主任说我思想有问题，抵触运动。


接下来是大炼钢铁、芦山修路、荥经烧炭。


我参加了芦山修路。因我人小力弱，每天在泥泞中，不知摔多少跟斗，脚趾也烂了，但没叫过一声苦，总是尽最大努力。然而却常常因为完不成任务，受到批判。


荥经烧炭，没再让我去。我留在学校里，为学校土高炉拉煤。五人拉一架板车，从观化拉煤到学校，三天一趟。这一年，很少读书。


以后的日子，无论我如何努力，总是批判对象成为学校搞运动的典型运动员。


杜：你所了解到的农民苦难，是从啥子时候开始的？


李：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荥经县农民的日子，就一年不如一年了，主要表征是政府购了过头粮，农民粮食紧张。


那时候，我看到街上卖米馍馍和饼子的小吃店门前头，来买馍馍和饼子的农民，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家在农村，农民都在议论，说是政府征购任务太高，把粮食征走了，农民不够吃，只好进城和上街买吃食。


当时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那些对统购统销不满的农民，把他们打成“烂言份子”、“坏分子”。我很难过，心想：一个声称为民造福的政府，怎么对农民下手这么重？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情绪的开端。


荥经县长陈彦荣，就因为说“征购粮是否多了一点？”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祸之肇也。反右运动后，我想：说真话的好人、好官被打成右派，钳天下人之口；“跃进卫星”，放贻笑千古，大祸不远矣。果不其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引向大灾难深渊。


余：你所看到的“三面红旗”，是啥子情况呢？


李：“三面红旗”，是毛泽东乌托邦的产物，也是那场大灾难的根源。而公共食堂，当时被说成是“三面红旗”的“命根子”，有其道理。


公共食堂，发端于1957年冬河南、浙江等地的兴修水利运动，1958年四五月份起，就在全国推广开来。


当时，以耕作队为单位，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把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居民点。公社化后，把农民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公社为团，管理区为营，耕作队为连，小组为排。出工、收工，连长哨子一吹。上面叫种啥子，干部就让农民种啥子。农民完全失去生产主动和人身自由，成为公社的奴隶。


公共食堂的口号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儿吃饭”，“吃饭不要钱”，说是实行供给制，社员每月发两元零花钱。


当时大炼钢铁运动，全省统一指挥，强劳力都抽调上“钢铁第一线”。江油、荥经是大炼钢铁的重点县，温江、南充等地农民，前后有一二十万人被派到荥经的“钢铁基地”，荥经县许多粮仓被吃空。


58年秋收，家里没有劳动力，全靠妇女、老人和娃儿收割。成熟的庄稼收不回来，许多烂在地里。






加上一个劲地浮夸虚报，大放“丰收卫星”，国家加大粮食征购任务。诸多因素加在一起，食堂日渐粮食紧张起来，开始实行吃饭定量，饭里加干红苕藤子、玉米芯子磨粉等“代食品”。后来，食堂每人每天三两谷面，掺上蔬菜或野菜，搅成面糊糊汤，一天两顿，一人一汤瓢。


1958年冬荒，许多食堂断粮，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人口死亡，大饥荒就此拉开序幕。到59年秋收，荥经搞高征购，发动全县反“瞒产私分”运动，大规模死人，一下子就爆发了。我母亲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

余：能够讲一讲你母亲饿死的情况吗？


李：我父亲死得早，母亲守寡，把我一手拉扯大。


我在雅安有个表嬢（姨娘——编者），我经常星期天去她家。59年11月，她来校喊我去她家，说她妈、也就是我二家婆（外婆，下同——编者）从荥经来了。二家婆和我家住一个村，她告诉我，我妈死了，要我赶紧回去。


我五内欲摧，赶回离开约半年的家。公社化后，我家属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二生产队。


大清早我回到家，眼前的一切使我大吃一惊，四壁全空，门、窗、家具，被洗劫一空，房子拆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一个露天坝。


我感到天旋地转，扑到母亲睡过的地方，大声叫着：“妈妈，妈妈！”我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


叔父家挨着我家住，他家的房子还在。叔母走出来，要进屋坐。”


我问叔父：“幺爸（叔叔，下同——编者），我妈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


“龙生，你叫我如何说？你看我的样子，脸是浮肿的，脚是浮肿的，一按一个窝。你要问我什么病，他们说叫水肿，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有粮食吃，就会好起来。要我说，这叫饿病。你妈是饿死的！”他说我妈死了一个星期。


我责问他：“人死了一个星期，你们怎么不给我带个信，或发个电报让我回来，最后见母亲一面。我父亲死得早，我妈苦死苦活将我养大，多么不容易啊。她连唯一的独生子都没见一面就死了，难道她一点也不想我？”


“谁说她不想你？其实你妈死时清清楚楚，不要你回来，是她的主意。她昏迷时候，还多次叫着你的乳名‘龙生’。醒来我们问她，是不是给你发个电报，她却摇着头说：‘不，不要他回来，要他好好读书，不要耽误功课。不要误了他的考试。’她只要我告诉你，好好读书，她说总算将你养大成人了，总算没辜负你父亲。要你为你父亲争气，为李家争光。”


我大哭起来：“幺爸，无论如何说，你们应当让我回来见妈妈最后一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没见我，死前有多么痛苦吗？”


面对我的抱怨，叔叔很心痛地说：“孩子，让你回来见她一面，你能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她的性命么？你妈说过‘不要让我的龙生儿回来，跟着受罪’。她很明白，荥经饿死人这么凶，她怕你回来也跟着死在这里啊。她苦死苦活为的啥，就是为了保你这根李家独苗苗。”


叔叔告诉了我家乡大灾难的惨烈：


秋收，粮食都交国家征购任务了，社员一天二两打面茶汤。过不到十几天，食堂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就连面茶汤也断了顿。


人们饿得到处找吃的，吃鹅香草、水芹菜、牛楂口、绿耳菲、苣麻叶，蕨基根、蕨基苔、枇杷叶、茨瓜、糯米菜根、树皮、泥巴。


这么严重的灾情下，政策还规定：不准社员家私自开伙。凡有家里冒烟者，就是“破坏公共食堂”、“反对三面红旗”，干部带民兵冲进家去，连砸带打，罚跪、吊打、捆绑，花样百出。


很快，乡亲们一个个浮肿、倒床、死亡。村上好多家全家人死绝。


隔壁郑烈文家，九口人饿死七口，儿子逃荒，女儿嫁人。管理区民兵连长杨友青，全家五口人，饿死四口，只剩下一个女儿，半死不活的。陈明义抗美援朝转业回来，一身力气打得老虎，断粮几十天，还是饿死了。


那时候村上的人饿死了四分之一，还在继续大量饿死人。


我母亲死于1959年11月，活了五十五岁。


叔叔说：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你母亲总还比我们好，她死了，总还有我们给她收尸埋了。可是，我这个样子，哪天死也不知道。到我死时，谁来为我收尸呢？这是在劫难逃啊。你别伤心，明天去母亲坟上垒垒坟，吊唁一番，也算尽你的孝道。”


母亲的一生，是为我牺牲的。想起她那些戴月披星忙里忙外的日子，想起有人劝她改嫁，有人劝她搬下乡去住时，她表现出来的坚决。无论什么艰难困苦，她都忍受了，只为我成有用的人才。


我家的房子拆了，母亲饿死了，我已经真正是家破人亡了。


当时我想：杀我生身之母，屠我父老乡亲，害我亿万生民，毛泽东的治国政策，仇比海深。


杜：你们公社反“瞒产私分”搞得狠，你了解情况吗？


李：我亲眼见到反“瞒产私分”的一个场面。


我给母亲上坟后回雅安。经过公社，看到正在开大会，搞反“瞒产私分”。我仔细听了一阵。


台上在批斗一个讲北方话、带眼镜、干部模样的人，他因说过荥经有地方没粮食吃，人们吃蕨基根、枇杷树皮，被打成右倾分子。台上主持人喝令他跪下，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冲上去就拳打脚踢，要他承认说的那些话是造谣，是攻击污蔑党的“三面红旗”。


他被打倒在地，眼镜摔在一边。但我亲眼看见他正气凛然地坚持说：“我说的是实话，荥经好多地方食堂断粮，社员挨饿，饿死了人。”他不畏强暴、坚守良知的形象，令我肃然起敬。当时我心里说：这才是人民至上的好官！


还有一个令我敬佩的好官。


荥经是所谓“和平解放”的，继卜毅民之后，刘恩为第二任县长，后来调到地委任宣传部长。


我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1953年六一儿童节，他接见全县少先队员代表，我是代表之一。第二次是1959年我在雅安师范读书时，听他做过时事报告。第三次是1987年，我到雅安地区科委办事，路上见到他。


1959年上半年，刘恩带通讯员到荥经。路过高梁湾时，见一个推鸡公车的人，倒在地上。这人是肖世福，他给我讲的。刘恩和通讯员上前抢救，将他救活过来后，问他怎么会倒在地上呢？肖世福说：粮食不够吃，是饿的。一路上还见到倒地的人，刘恩感到荥经问题严重，决定在荥经作一次调查。


在五宪公社调查几天，发现食堂缺粮情况严重，农民吃野菜、浮肿、倒床。他感到很沉痛，决定将调查情况向地委汇报。


当时陪他调查的人，是因在大矿山炼不出钢来被打成右倾下放到管堰的原副县长庹开云。庹开云对我讲，他曾婉转地劝刘恩说：“刘部长，你不要拿去说，这恐怕对你影响不好。就是要反映，也不能由你去说，应该由我们下面的人反映才是。”


刘恩毫不含糊回答：“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老百姓的。现在，老百姓这种情况，我能不说吗？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我们说实话，说真话。”


回到雅安，他将荥经县缺粮问题，向地委作了反映。


庐山会议，说真话成为滔天大罪，毛泽东把讲真话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在雅安地区反“右倾”三级干部大会上，他被打成“右倾反党”份子，在大会上遭到批斗和毒打。此后，又在全地区“巡回”批斗，尤其是荥经县，从县、公社，一直斗到管理区。


据参加过地区三级干部大会的人告诉我:大会点过刘恩的名，就把他弄到台上批斗。事先安排好的五个打手，都是荥经县的公社书记。他们对刘恩拳打脚踢，逼他承认：说荥经缺粮，是攻击党和“三面红旗”，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攻击。他几次被打倒，眼镜也被打落在地。但刘恩仍不屈地说：“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要说的话。”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人！



杜：你了解城关公社人口死亡情况吗？


李：刚公社化的时候，城关区叫红色卫星人民公社，下分青仁、同心、新南、蔬菜四个耕作区，所属16个耕作队，19个公共食堂，六千多人。59年冬到60年春，人口急剧大量死亡，一直延续到62春荒。后解散食堂，实行生产自救，允许社员开荒渡灾，情况好转。


但是，当年冬天又反“资本主义道路”，反“私开乱占”，把农民的粮食搜刮一番。年底的冬荒，持续到63年春，又发生死人现象。


王文才写过一篇文章：《城关区人民公社化回忆》。他说：从1959年9月，到1960年11月，城关公社共减少213户，减少人口1643人。他说，城关公社到60年12月，共死了1800多人。


杜：你是哪一年毕业的？讲一讲你工作后经历和看到的情况。


李：从59年到60年的大饥荒，学生粮食定量减少了，但吃城镇口粮的人，还不了解大饥荒的惨烈程度。


1960年8月，中专毕业，我被记一个大过，并延长试用期两年，到雅安最边远的山区县宝兴报到，又被分到一个很小的山村小学，大溪小学，算是对我的惩罚。


老师吃不饱，教学没精神。学生肚皮饿，还有饿病、饿死的情况，更不能安心读书。


大溪小学是只有一百多学生，分布在离学校十几里路远的几个小山沟里。由于饥饿，学生上学的人越来越少。一天，全校只到5个人，我班上只来了1个学生。


没有学生，如何教书？学校决定，请学生读书。我们八个教师，分成八条线路，去请学生。我被分派到十几路远的幸福村和麻柳坪，每天来回走三十多里山路。


公社突然决定，撤销学校伙食团，教师不准私人开伙，必须到公社所属各食堂吃饭。我们的22斤定量，最少必须在公共食堂买11斤饭票，分成30天，每天给三两，一天两顿。11斤粮，得60张票，每张一两五，30天才9斤粮。加上食堂炊事员克扣，一天3两不到，一月只能吃到6斤多。


偷偷从粮店买回11斤粮，偷偷在焦煤窑上煮吃。什么菜都买不着，我饿狠了，只好将上半年留下的红苕藤子用水泡过和着米煮。很快我就得了浮肿病，按一下手、脚，就有一个深深印窝。没一点粮食的农民，饥荒可想而知。


一天去请学生，到中午，走了十几里山路，我到附近生产队食堂，想买点东西吃，食堂两天没开伙了。我饿得汗水湿透衣衫，眼里蹿火星。在小溪边捧了两口清水喝，偏偏倒倒向学生家走去。


进门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学生的母亲一脸浮肿从屋里迎出来。我说：“阿娘，娃儿该上学了。”她答复：“老师，放他们一条生路吧。食堂两天没开伙，娃儿要上山打水茶子，不然吃什么？这个世道还读什么书啊！”她泪水滚滚而下：“我是老来走不动的人，不是孩子们去打点水茶子，挖点白泥巴，能活下去么？”


一股刺鼻香味传来，我再也无法忍耐，说：“好香啊！阿娘，在弄什么好吃东西呀？”


“对了，老师，还没吃饭吧？这种东西你吃得下吗？”


我说：“阿娘，怎么把我当外人看待，我有什么东西吃不下？”


她领我到屋子后面。一个八九岁女孩，正在破锅上烙着好象是白馍，我流涎三尺。


大妈从锅上拿给我一个，我狼吞虎咽吃起来，越吃越难吃，第二个就吃不下去，我问：“阿娘，这东西象吃泥巴一样，这是什么？”


她告诉我：“是白泥巴！”


当时我感慨万千。白泥巴，又称观音土。以前历史，书上说，人民在饥荒年吃观音土，我不相信。这时，我亲自尝到观音土的滋味。


宝兴的灾情，比荥经轻得多。但就这样，走村串户时，路有倒路尸，村有死绝户，人人不是浮肿，就是干瘦病，听得最频繁的惨事，就是农民饿极了偷青，被干部毒打的事情不绝于耳。附近一个孕妇饿得受不住，到地里偷青，被干部捉到，一顿毒打，还架起柴火，几个人抓住她的手脚，吊在火上烤。连伤带饿，这个孕妇惨死于非命。


比起荥经来说，宝兴的饥荒程度轻得多。我回到荥经后，听说吃人肉的事，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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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京客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1/13 20:48:22    跟帖回复： 第 139 楼
杜：你在大溪小学干了多久？


李：待了半年，我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我真怕饿死在那里。


当时饥饿的人，只想吃饱一顿，死也值得。听人说新疆吃牛羊肉不成问题，那边招收工人。


那时候我印象中，新疆有无垠的草原，成群的牛羊，牧马的汉子，美丽的姑娘。尤其是想到牛羊肉，心里就火烧火燎。放假后，也没给学校打招呼，我就上了路，想去新疆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


1961年3月，四川已春暖花开，兰州仍冰川雪地，下着鹅毛大雪。一下火车，我就感觉寒冷，肚子饿，可身上没有粮票。东摸西摸，从身上夹层包内，摸出十六进制的四两粮票，想买一碗面。


甘肃的饥荒惨象，和四川差不多。面馆外几个穿得破烂单薄的乞丐，成群结队抢吃的，不仅抢馒头、饼子，就连刚从锅里煮好的面，用手去抓了往嘴里塞。这证实了我心中想到的，全国都在大饥荒。


天气冷，身上剩下的钱不够盘缠。我想，新疆去不成了，赶紧回四川吧，买到广元的票。


从广元下火车，饿得天晕地暗，分文无有。正在饭店前望着里面转悠，一群抓盲流的联防民兵来查介绍信。我没有，被抓进收容所。


大饥荒中，四路封锁，外出乞讨者被当成盲流。到处查、抓外流人员，抓到就关进收容所。


被统治者治国方策逼进绝境的国人，就连逃荒讨口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残酷，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杜：讲讲你在收容所的所见所闻。


李：广元在川陕交界处，是四川门户。广元收容所是四川民政总局专门收容逃亡陕、甘、宁、青和新疆“盲流”机构。


收容所离火车站四里路，一个高围墙的大四合院，两扇黑漆大门终日紧闭。进去有一个二百平方米的坝子，正中对着坝子的高楼，住工作人员。侧边两幢低矮房子约十多间，关着那些蓬头垢面、骷髅般的被收容人员。沿围墙没房的地方，有一排排低矮的猪圈。


收容所有五个工作人员。所长是四十多岁的马脸瘦长汉，一个三十多岁嘴上安个金牙的大板板女人，是他老婆；一个二十多岁的油头滑面年轻人，捆人、打人；还有个四十多岁的麻脸医生。侧边是厨房，长得滚瓜流油的大师傅，掌管着盲流的性命。


围墙左侧有一道紧紧闭着的小门，送死人到外面才开。我进去时小门开着，刚送出一个死人。我被关十天，小门开过七八次，有七八个人死在收容所。


收容所不断将人收容进来，查清身份和地址后，再将人送走。


这里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但最厉害的办法，就是不给饭吃。


早晨，大师傅在院坝内大吼一声：“起床喽！”那些干瘦骷髅、蓬头垢面的人，就从各房间地面草堆里爬出来，在院坝集中，房门上锁。除在院坝走动外，就只有在屋沿下坐着。有太阳时，坐在三合土的屋沿下。下雨天，又冷又饿。


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大师傅小山似地在坝子中一站，叫声：“开饭喽！”“盲流”们就急忙抄起破缸子、破瓢、破盅盅、破碗、破帽子，排队打饭。无论人多人少，每顿都是大师傅挑来的一担看不见米的牛皮菜稀饭，一人一瓢，打完为止。


人多有七八十人，排后面的就连那一瓢也吃不上。人少有三十余人，一人可吃二瓢。开饭大家就往前挤，排队争吵打架，时有发生。


听人说，上面发的是每人每天四两粮。而吃到嘴是连米汤搅不浑的菜粥。在这里关上一星期，就感觉饿得没法；住上十天半月，就可能饿死。这里来的人、去的人不断，人死了连姓名都不知道，由其他“盲流”从小侧门拖出去了事。


管理人员尽力克扣粮食，养肥自己。胖师傅做饭，连猪食一起煮，担出一担人吃，剩下的是猪食。猪还吃玉米面和猪糠，管理者吃不完的馒头、饭、面，都归它们。吃的比人好，长得膘肥肉满。


一个十四岁的娃儿是旺苍人，经常钻入猪圈，与猪儿抢吃。一天，大师傅发现了，拖出来就拳打脚踢，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了，娃儿不动弹，才停手。大家认为娃儿一定死了。不料三天后，他又活过来。


我进去第一天没找着东西盛，就没有吃成那粥。好不容易用条新毛巾，与人换个破瓢，才有了吃饭家什。


我在那里呆了十天。进去时，带着手表，穿着棉大衣，在草堆里睡。醒来这些东西不翼而飞。


第三天，实在受不了，我大叫：“我犯了什么罪？为啥将我不死不活关在这里？要弄出去枪毙，我认了。我不愿不明不白关在这里。”


收容所从没遇见敢喊叫的，所长让他大金牙老婆吊起我打。麻脸医生见我可怜，求所长饶我。他叫我不要乱叫，免得吃眼前亏，并暗中答应每天给我一斤糠复散。


我在那里呆了十天，没有解过大便。幸好只有十天，成都收容总站就接人来了。


我和两个川西的逃荒人，被送往成都西门城隍庙收容站。到那里时，管理员给了我一钵三两的稀饭。进去我就不断地咳起来。医生来检查，说我得了肺炎，给我吃消炎药外，又给了一瓶止咳糖浆，我一下全喝到了肚中。


在那里呆了两天，一天两顿稀粥，每顿二两米，我渐渐恢复过来。


两天后，我被送到成都多宝寺收容总站，在多宝寺。这里一天有半斤粮食，早晨一两，中午、下午各二两倍。在这里我关了十五天，身体渐渐恢复，活过一条命。


逃荒路上死的人太多了。我同学赵君化，逃荒时被抓进收容站。他说是雅安师范的学生，收容站要学校把他接回来。他是荥经黄泥人，死在回乡的路上。我比他好，我回到了家乡。



余：你回到荥经，知道荥经大饥荒的灾情吗？


李：我回来时，死人高潮过去了，但灾情还是很严重。到处有浮肿、干瘦病人，今天这里死几个，明天那里又死几个。


1958年以前，荥经有九万多人口。到1962年，只剩四万多人。


余：你看到这场大饥荒的严重灾情，有什么想法和行动？


李：这时候，我就开始力所能及地着手打听、了解荥经大饥荒的详细情况，思考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准备采取行动。


我认为，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是造成这场大灾难的根源。


当时，我思考最多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当时，我对他下了五点判断。这个人善于权谋，好斗性强。他打下天下以后，以运动治国，以阶级斗争、暴力治理天下。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更大跃进” 运动，当时正在搞整风整社、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不断，灾难不绝。其次，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反右运动，将响应他号召，帮党整风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再次，好大喜功，争霸天下，他发动的超英赶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苏联搞共产主义所有制革命竞赛的人民公社运动，过来人都明白，他是要要称霸世界，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第四，妄想虚幻，主观盲干，人民公社就是他身上集古今中外乌托邦大杂烩，人民成为他实验的小白鼠。最后，唯我独尊，个人独裁。大鸣大放，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帮助整党，被打成右派；庐山会议，彭德怀说了几句大跃进的问题，打成反党篡权“右倾反党集团”。毛泽东的这些治国方略，把中国社会一步步推进大灾难。


余：这些是你当时的认识吗？你说出来或写出来没有？


李：是我当时的认识，但当时没有去写。灾难当前，我主要考虑的是要行动。后来在劳改队，我在构思《哲学探讨》这本书时，将上述观点，纳入其中。


杜：请具体讲一讲当时你对造成大饥荒原因的探究。


李：首先，大跃进以来的历次运动，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荥经是四川省1958年大炼钢铁的两个重点县之一，也是全国最典型的重灾县。1958年，四处墙壁上都看得见“超芦山，赶荥经”的标语。不过几万人的小县荥经，大炼钢铁，一下拥进二三十万人。这些人来，吃的、用的、烧的，都得靠本地供应。这样，从中共开国后开始有贮存粮食的荥经，一下被吃空。大炼钢铁，树木被砍伐一空。丁壮全部到钢铁第一线，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许多粮食没收回来。


然而，干部为政绩，一个劲向上浮夸粮食产量。烈士公社党委书记，将十几亩成熟谷子集中到一起，说是亩产万斤，不仅见报，人还站在谷子上面照像。


当时报纸上还有荥经人“向空中要粮”的报道，说荥经人敢想敢干，泥土装在沙罐或竹筐中，吊在树上，亩产六十万斤。


浮夸的结果，是高征购。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先交国家，再留集体的，最后才是种子和口粮。


高产高征购，各公社按上面定下的数字上报产量，虚报产量，征购任务就高。完不成任务，就说是基层干部和社员将粮食私分了，掀起反“瞒产私分”运动高潮。那些达不到高指标的干部，和曾经偷青、不满的社员，被批斗、毒打，要他们承认私分粮食，打到承认为止。


农民的口粮都交了。1958年冬起，荥经农民挨饿，吃蕨基根、野菜、野藤根、泥巴，庐山会议后，全县到处断粮，大多数人得了肿病、干瘦病，死人如洪水猛兽。


庹开云对我说，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搞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姚青发疯似地搞反“瞒产”，把粮食基本征购完，大部分食堂，秋收就没留几天口粮。这是荥经死人那么多的主要原因。


庹开云说，荥经死人严重时，省委准备调五十万斤粮食给荥经，但姚青说荥经没有饿死人。他不仅不要这五十万斤粮，还说若是省委需要，还可调五十万斤粮食支援其它地方。后来姚青被判刑八年。文革中，又杀回来当革委会主任。


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走向贫穷好灾难。人民公社实行下级服从上级，一级压一级，一切生产、分配都几乎统一由公社掌握。生产队的粮食，完全由大队调动，生产大队的粮食完全由公社调动。富裕队粮食，无代价调给穷队，造成贫穷平均化。结果就是富队变穷队，大家一起挨饿闹饥荒。社员只能听从干部，否则干部将社员捆绑、吊打、扣饭、罚跪等。


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公社化后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制度。干部掌握粮食，也就卡住了农民的生死。当时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心脏”。私人房屋被拆，人们都住到食堂附近。谁敢反对食堂，就打成现行反革命。食堂断炊，不准社员私人烧火弄吃的，发现就将弄的东西砸掉，人也挨打。人们只有等死。


黄泥公社是荥经县浮夸风高，征购高，死人数高，干部违法乱纪发案高的重灾区。


公社党委书记孙华桂判十年，副书记邱国华判七年，后来和我在一个监狱。孙华桂的罪名是“阶级报复”。他也是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打刘恩的五个打手之一。在公社打人、饿死人之类的自不用说，还用假枪毙吓死群众。1959年冬种麦子，饥饿的人们晚上就去地里偷麦种吃。有人报告，他就派民兵去抓。其他人都跑了，抓到一个腿脚不便的社员，送到公社。孙华桂说要“刹歪风邪气”，命令人把他捆绑出去搞假枪毙。枪是朝天放的，枪声一响，那人被吓死了。


这种种邪恶的罪行，在当时的荥经，罄竹难书。



杜：你是怎么到荥经和成都街上贴大字报，揭露大饥荒灾情的？


李：回荥经后，灾难还在延续，我的心长期不能平静。


我一直在想：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还在唱“三面红旗”高调，这是为什么？荥经死这么多人，中央知道吗？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我要尽自己所能，把人民的苦难和大量饿死人的真相，大声喊出来。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杀头的风险。当时心里还是有些恐惧。但我反复给自己打气：与其饿死，不如为民请命，为追求真理去死，死得轰轰烈烈。人就是这样，执着地坚持己见，最终我就胆壮了。这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放开，只是想揭露饥荒和死人问题。


我先是想去省城，向省委反映情况，并将这些情况以大字报形式，贴在街上，让世人知晓。要杀要剐，我总算尽到点替人民呐喊的责任。


我开始做动手写《二十四条哲学纲要》和《论腐朽》，对毛泽东大跃进以来所推行的国策，对共产党见过以来建立的社会体制，进行系统分析和批驳，疾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和平年代大量人口饿死大灾难根源，要改弦易辙，取消人民公社，分田分地，让农民单干。我认为这条路，是唯一救灾救民救中国的真理。


回荥经，我借住在表兄家阁楼上。一天，几个人在表兄屋里玩牌，被公安人员上门查赌博。搜查中，看到我写的《二十四条哲学纲要》和《论腐朽》，把我也抓走，关了几天又放出来。我成了公安机关监管对象，一切行动受到限制，多次对我搜查。有次搜查时，我抗议了几句，挨了警察毒打。


我要到省城去，就得摆脱他们的监视，还得作一些准备。当时，除国家供应的22斤粮食外，我什么也没有。没有钱，就得卖粮食作路费；没粮票，就得用粮食换；换粮票，要大队开证明；外出，要找公社开证明。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另想办法。


陈宗海是我同学，家里死得只剩下他，我搬去和他住。他手很巧，会雕公章，但这时没力气，木刻公章刻不动。我找两块肥皂，让他帮我雕了个生产大队的公章。没有印泥，我找到当时当会计的同学，要来印泥。我盖了三张空白证明，开了一个证明去换粮票。第一次，换到五斤粮票。第二次又去换时，人家就说公章是假的，对我追问。我承认是我私刻公章，说用这个条子，只不过换点粮票，有什么大错。粮票没换成，对方收了那张条子没再追究。


粮票不够我也要走。1962年5月21日，我将供应粮中的西昌豌豆炒了三斤，背在背上，离开荥经。到雅安时，已经天黑。


22日，我买票到了成都，身上背的粮食已经吃完。在盐市口下车后，身上还有粮票，我到竹林小餐美美地吃了一顿。下午，我在笔墨商店，买了笔墨纸砚，二张白纸，铺在地下，开始写大字报。


我写了三张大字报，用诗歌和顺口溜形式写的。


余：你还记得那三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吗？


李：在监狱里，我交待了无数次，哪会不记得？


一张是五言诗形式，还记得有：“堂堂成都地，活活饿死人。天下这样大，不能容一人”等词语。


一张是新诗形式的“求死颂”。


求死颂


我并非道地的傻子，


随随便便前来送死。


死，当有死的价值，


死，当有死的意义。






人生自古谁无一死，


生生死死是自然法则。


生死意义各有不同，


有的有声，有的无声无息。






我不甘寂寞而悄悄死去，


就变成一个戴罪的奴隶。


要问我有多大罪恶，


只不过说了平凡真理。






千百万人因饥饿死去，


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亿万人已成为奴隶，


还说什么人民的权力！






我要将真理公诸于世，


统治者就害怕得要死。


他们动用所掌握的权力，


剥夺了我应有的说话权利。






为求光明与正义，


即使死我也得坚持下去。


他们给我加上种种罪名，


将我关押、逮捕、判罪。






镣铐，只能折磨人的躯体，


镣铐，摧不毁不屈意志。


我定要坚持人间正义，


他们或许要将我枪毙。






死，有什么可怕，


只要能死得有代价。


大丈夫虽不能流芳千古，


也当要扬名于天下。






愿将头颅抛在大庭广众里，


愿以热血写就光辉史诗。


愿用生命捍卫真理与正义，


我愿为人民牺牲一切。






他们自称有了不起的真理，


是战胜一切的锐利武器。


为什么不能让人自由评说，


是非好坏让人自由辨别。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最有辨别历史是非的权利。


究竟我与他们谁是谁非，


历史，定会作出正确评议。






蝼蚁尚且想贪生，


难道我就真的不怕死？


但是，人间若无流血牺牲，


又何来人世的真理与正义！






或许我就要死去，


上面的小诗是我的绝命词。


我不会再有别的话说，


只愿将此诗公诸于世。






高傲而虚伪的统治者，


敢不敢于公开此首小诗？


你们除了镇压和欺骗，


还能以什么维护统治？


还有一张，是七言顺口溜，题目是“请求枪决早投胎”：


    枉读诗书十五载，


满腹文章对谁来。


只因怀才无机遇，


遣返回乡把荒开。


身体单薄无劳力，


衣食无着实难捱。


为了求生先求死，


特地到此省城来。


写下歪诗述不幸，


请求枪决早投胎。



我先在盐市口写，就有人来围观。我怕没写完就招警察来，转到青年路和八宝街写。我将三首诗大字报写完，正是下班时候，街上人多了，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我顾不得找地方贴，就在那里朗诵起来。


警察把人驱散，喝令我跟他们走。当时我豁出去了，随他们如何对我。


警察将我带到一家旅馆，买一份饭来给我吃了，要我在那里住下。他们告诉老板，不许我出去，如果我要走，必须等他们来。我大叫：“放我出去！”没有人理。那晚，我什么也不想，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刚亮，我要走，老板挡住我，他说：“你昨天是听见的，无论如何，都得让我们脱关系。你必须等他们来了才得走。”不久警察来了，领我吃饭后，将我送到了收容所。


当时我知道，进收容所了，就是把我当成遣送人员，不会杀我或判刑，是要送我回原籍去，我的目的没达到。我想：就是死，也得死在省城，让更多人知道荥经的情况，才算死得轰轰烈烈。


在收容所刚吃完饭，我就将饭钵摔在地下，大叫：“这是什么世道？你们若要杀人，将我弄去一刀杀了就是。何必将我关在这里，一天三两米的饭，弄得不死不活，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那些被收容的人都惊呆了，都离我远远的。两个警察将我关进一间房子，按在一条长凳上。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过来，对我作瞳孔放大。他们是将我当成精神病人。于是我大声叫道：“用不着测试，我的神经清楚得很，我不是什么神经病人，不是神经病人。”


无论如何呼叫，测试照常进行。后来我明白，那种情况下，无论我是否是神经病，都得说成神经病，以证明我说的是疯话。


我听人说过，苏联对待政治犯，不仅有劳改集中营，还有许多精神病院。政治犯关到精神病院，同那些精神病人一起，不疯也会疯。什么真理，都会被人说成疯话。我不仅不能死得轰轰烈烈，结局还将很悲惨。所以我不敢再开腔，任人家摆布。


我没当成精神病人，要送回原籍。


余：我为什么用这种形式，而不是用文章的形式写？


李：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种形式朗朗上口，好记好背，容易传播。


那时候，像我一样上街写大字报，揭露大饥荒的人有不少。和我住同一个院子的王怀春，是个五十多不到六十岁的老汉，读过私塾。1959年春，他以顺口溜的形式，将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和大饥荒以来，农民遭受的苦难，写成大字报，贴在荥经县城大街上。我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句：“二两清油不够点，竹竿弄来都烧完；三尺布票不够穿，一家各人穿半边。”


我还有一个荥经中学的同学，叫钟道斌，是城关公社的人。59年大饥荒中逃到青海，找到工作。61年家里死人了回乡，了解到荥经饿死人那么多的惨况，就刻成传单，在会青海的火车上，沿着陇海线，一路向旅客散发。被捕后判20年徒刑，关在青海西宁皮革厂。他释放后回荥经，我们重逢，谈起惨无人道的毛泽东时代大饥荒，唏嘘流泪！


杜：你是什么时候送回荥经关押的？


李：在成都关了三天，雅安收容所来接人。雅安收容站在工人俱乐部内，收容人员像犯人一样，全付武装看管，稍有不对，看守就打。


    在那里待了三天，被送回荥经收容所。押我回荥经的，正是初中时低一年级、爱与我辩论的张家勋。这时他是警察，我是阶下囚。他在我面前显得很高傲。不过，我并不自卑。他瞪我一眼，我瞪他一眼。


荥经收容所在官田坝兰院子内，由荥经公安局和荥经民政局共管。在这里，县公安局负责的吴焕堂，叫我母亲姑婆。民国时，他在法院，每星期六都在我家吃饭，被盖都是我母亲洗得干干净净，装好给他。这时他装不认识我。民政局还有两个吸血鬼，一个是一只烂眼而人称的蓝“偏花”，不久就死了。另一个是罗伟谊，先后贪污收容款达八百多元，粮票数百斤。事发，判刑八年。我们关在一个劳改队。


我被关进一间大屋，除吃饭放风外，整天锁在那里。


名义上一天两顿吃三两粮，实际只有一点米粒子的稀粥。关了两天，我都要饿晕了，我感到，他们是要将我饿死在这里。那我的追求的真理、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意愿，都会化作虚幻。


这时候，我就豁出去了，干脆闹大点，杀身成仁，名壮青史，成为毛泽东时代反抗的烈士吧。要制止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国策，必须有人敢于杀身成仁。一天到晚，总是这么想，杀身成仁的求死心，越来越强烈。



余：哈哈，心理学称之为自我引导观念，形成思维定势，持续强化心理，严重者就成偏执症了。


李：今天想起来，那时候，我一心想杀身成仁，差不多就到了你所说的偏执狂程度了。


我天天在牢房里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还慷慨激昂地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发出自己的吼声！”


激动起来，还天天破口大骂，高喊“打倒法西斯！”甚至公开呼喊：“人民公社饿死人！”“三面红旗杀死人民！”“打倒毛泽东！”。


我认为，这样他们就会枪毙我，我就会死得轰轰烈烈。然而，无论如何吼叫，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理睬我。我的求死之心，是执着了。


1962年夏，荥经小麦获丰收。院子里住的农民收麦子后，就在院子打。我一天两顿稀粥外，什么也见不着。饥饿，真是难以抑制。我出来放风，见到地下洒的麦粒，竟然像鸡一样，一颗颗捡来吃。


那天放风，吴焕堂来了，我就问他：“你们讲不讲理？要杀要剐弄出去当众杀了就是。何必将我关在这里，不死不活。你们不敢公开杀我么？我恨不得与你们拼命！”他冷笑一下说：“你敢拼命？对于你这种反革命份子，我们绝不会手软。”我有气无力地向着他靠近一步。他端起步枪，几枪托打把我打倒在地，将我使劲捆起，丢到屋内，捆了一整天。我在劳改营二十多年，这是捆绑最重的一次。


就在这天，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将我的情况，带信给了陈宗海。当时他全身浮肿，走路很吃力，仍然走三里多路，端来一钵稀粥。我被捆着，他一口口喂到我口里。对此，我终身难忘。


我不愿无声无息地死，认为那样死了不如一条猪狗。还得想办法，正大光明、轰轰烈烈干一番。


我不再大吵大闹。收容所也闹怕了，看我变老实了，派一个姓洪的民兵，每天不离地看守，让我在坝子晒半天太阳。


人身失去自由，思想不能失去自由。所谓人一上道，就刹不住车吧。我的思想，一天到晚在放风。


我认定，这些年的大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国家没有粮食，人民大量饿死，是生产上不去，农民无心生产，就打不出粮食。其原因是：一、大炼钢铁运动，劳命丧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二、官吏虚报浮夸，违法乱纪，农民比奴隶还惨，哪里有心干活？三、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把多的拉来补少的；生产队干不干、干多干少都一样，谁还会积极干活？集体生产的东西不属于自己，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如何搞得好生产？


学政治经济学，知道生产力必须适应生产关系，社会才能发展。我考虑再三，认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与我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根本不适应，已经形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必须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使生产提高，人民才不会挨饿。


可是，从所谓解放以来，共产党就把走集体化，当成全国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一步步地走过来。我的提法，不是搞倒退么？


怎么才能使我的观点，包装得能够突破政治禁区，为世人接受，而造福人民呢？苦思冥想，终于想到搞“包产到户”。当时，我的方案考虑得很具体：集体播种，分片管理，定产定量，超产为个人所得。而且主张每年将土地重新分配，以免有些人占肥沃土地，有些人土地贫瘠，而不能体现按劳分配。


在快饿死的情况下，不去想自己如何活下去，而是想着如何为国献策，以救民众于水火倒悬，我是太天真可笑了。



余：这个主张，有机会表达吗？


李：机会是人找的。我也在想，没有纸笔，如何将我想的写出来，让人们清楚，给国家指路呢？无论如何，都得想法离开收容所。


当时我病病歪歪的，于是向吴焕堂提出要看病。


第二天，姓洪的押着我去医院看病。我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到医院，开了些药，医生给我打一针葡萄糖。隔天，又押我到医院。打针后，我的精神稍好一点。原路回来，到县委大院门口，见县委书记乔长玄正在走廊上。我认定这是机会，一下冲过街道，向县委大院跑去。


我抓住乔长玄的衣角大叫道：“你们共产党讲不讲道理，若是认定我有罪，要杀要剐，就该弄我出来正式宣判。你们得让人民知道我是怎样死的，我为什么而死。你们不能对我黑办，将我关在收容所里，不死不活，最后将我饿死。”


乔长玄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别人拉开我，他就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派来姓汤的股长，要我先回收容所，说问题很快会解决。我又被送回收容所。姓洪的用笤帚将我一顿毒打。


第三天晚上，汤股长来对我做第一次审讯。他怒气高涨地训我：“根据你从成都到这里的表现，是十分反动。你为啥四处咒骂共产党？你就没想想，你是人民助学金培养出来的？共产党没有半点对不住你的地方。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反人民的，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历朝历代，都没有消灭剥削，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消灭剥削。你为啥不去看共产党这些伟大的一面，而是抓着我们短暂时间的困难，抓着目前灾害，予以大加攻击？”


好不容易才有说话的机会，我毫不含糊地长篇大论地反驳：“我没有攻击，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从小学的是共产党的理论，知道共产党说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这些年来，尤其是反右斗争以来，共产党是否改变了宗旨？大跃进，根本没按客观规律；大炼钢铁，劳命伤财，人民公社，弄得民不聊生，粮食没几下就被弄空。然而，干部们却一个劲地浮夸政绩，一个劲地向上虚报产量，根本没把老百姓的生死当做一回事。干部严重地对农民捆绑吊打、扣饭、罚跪，这些是在为人民么？一平二调，阻碍生产的发展，多快好省，又要好，又要巧，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可能的吗？人民公社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阻碍生产力发展，这样人民不挨饿才怪。因此，这次灾害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上述诸方面，就是这次灾害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就应当检讨政策失误，改变这些错误东西，才能避免灾害继续。然而这些年来，不许人说话，更不许人说真话、实话，谁说真话，就成右倾。这些错误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说是促进生产发展，这是真正为人民吗？若是真正为人民，就得改变上述政策，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现在作法却不是这样。再说消灭剥削，旧社会雇工受地主剥削，到了年终，总还有点粮食过年。现在农民一年干到头，却在挨饿，这是为什么？”


姓汤的想不到我会说出这一番话。他很是尴尬地反驳我说：“这三年，主要是自然灾害，是天灾造成。加上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硬逼我们还债，所以，我们不得不勒紧裤子，以还苏修的债。我们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作得不够好的地方。但你不能抓着一点，就对党进行攻击，就以此否定党的正确性，你这不是与党同心同德，而是与党离心离德。你这是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口气转轻些，又说：“但是，我们考虑你岁数年青，容易激动，准备宽大你，放你回去。写个深刻的检讨，我们放你回生产队去。”


我怎么会写认罪书？把头一抬，胸一挺，说：“我没有什么错，为啥要写检讨？再说，放我回生产队，没有粮食，仍然会饿死。你们公开审判好了。”


双方谈成僵局。我没有写检讨，他们奉命仍将我放回生产队。


余：你被放出来，怎么后来又把你抓去判刑呢？


李：我是6月13日发出收容所的。这时，我已关得虚弱重病，连二十公分高的台阶也上不去。回去也没有粮食供应，就是让我活活饿死。


我找到生产队长，问他，那季该分多少粮食？他答复，从小春收割后到大春成熟，分给我的粮食，总共五斤三两。我要他将五斤三两粮食称给我。他说：“这是三个月的粮食，你应当细水长流，不能吃完，又来找我们麻烦。”我说：“你把应当给我的给我，饿死也不会找你们。”队长只好将五斤三两麦子称给我。


我拿回粮食，回到同学家住下。将这点粮食当着三天口粮，然后奋笔疾书，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难道我就该死么？》。文章叙述了我愿为国家效力，但一步步被迫走向死亡的情况。我写了被关在荥经收容所的原因和经过，提出要杀要剐可以随便，就是不能饿死。文章说:千古以来，对待我这种人，一是重用，二是给碗饭吃，三是杀掉。然而，他们只是想让我无声无息饿死，这比历代统治者都残酷。


第二篇是《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共十四条。第一条就是包产到户。


杜:你还记得《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中，写了哪些内容吗？


李：记得，我在监狱中，没事就想那十四条。后来给我定罪，说那是我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正文如下：


一、实行集体耕种，将土地划归每户管理，分片包干负责。


二、将集体管理的土地，承包予私人。定产量征粮。保足生产和口粮的情况下，上交国家，若不足时，根据水灾或旱灾情况酌情减免。超过的粮食为私人所有。


三、种植按生产队统一要求。大型农具、种子，由生产队掌管，种下后，按人头平均分配管理。不同土地不同定产，每年重新划分一次。


四、允许社员占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收获归为己有，允许喂养家禽家畜。


五、开放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将多余的产品，在市场自由买卖。


六、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农业第一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农村一律免除农业税一年。


七、鼓励开荒，对生开荒地，免税三年。      


八，发放粮贷、牛贷、农贷，使农村恢复生产。


九、赈济灾荒，扶持老弱，国家应保证其生存。


十、惩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私吃、私占，损公肥私。


十一、严禁违法乱纪，打人、骂人，非法刑讯逼供。


十二、保障公民在宪法中享有的各种自由，鼓励人民对国家提出好的建议。


十三、开放言论自由，使人能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十四、严禁虚报浮夸，弄虚作倔，对于虚报浮夸者应当严惩。


    同时贴出的另一篇叫《难道我就访死么？》，讲述我被关入收容所，差点被饿死的前后经历。责问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连武则天的民生观都不如。


两篇文章约四千字左右，每篇写了11份，共22份。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用三两麦面打成浆糊，将22份文章，张贴在荥经街头11处。这些地方包括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法院外面。贴完后，我似乎完成了一件最重大事业，只求壮烈地死，心里很平静，很好的睡了一觉。



两个警察又把我抓到公安局。在公安局工作的两个初中同学，见我后大叫：“站过去！”我看他们一眼，根本没理。


一会儿，公安局长来了。他笑着说：“李景福，别认为我们政策宽大无边。你要找个吃饭的地方吗？好，就给你找个吃饭地方。”


他开了一张纸条，要通讯员将我带到看守所。


值班看守正是张家勋。他站在高高岗楼上，威风地叫个女犯出来，教我对着岗台喊报告：“报告，进仓！”我看他一眼，不吭气就进了监房。他大叫一声：“少给老子装蒜！”我假装没听见。


进看守所第二天，我又高唱国际歌，大喊大叫：“为正义去死！”没人理我。第三天，管理人员叫我出去，说从明天起给你加粮，每日吃一斤，不许再乱吼。然后宣布对我拘留。他明确告诉我，“你岁数年轻，得活下去。政府不想杀你，还得改造你，使你成为新人。”


我刚满二十岁，但没有接腔。他继续说：“别认为只有你才想到如何改进制度，你说的许多东西，共产党人早就想到的，或许比你想得好。现在拿一个文件去很好学学。”说着给了我一本《四川省农村工作试行条例六十条》，并给我一枝笔，要我好好学，写下学习心得。


当时是刘少奇他们主政，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到监房后，我看得很仔细，《六十条》有许多条文，与我提出的十四条不谋而合。有些条文，我认为不实际，就在上面写批语，提改进意见。


不久，看守叫我去审讯室，说是有首长找我谈话。这人是雅安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纯根，南下干部，后找了荥经一个父亲被打成大恶霸的漂亮女子结婚，算是荥经女婿。


我坐在小凳上，他开始问我：“你叫李景福？”


“是的，姓不改名，坐不改姓，叫李景福。”


他瞟我一眼，缓缓地说：“你胆子不小，竟敢攻击共产党没有为人民服务。你说说共产党哪一点不是为人民？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不是为人民是什么？以我来说，老家在山西，党一声令下，背起背包就出发，来到你们雅安。共产党人除一个背包，什么也没有。我们有田土吗？有房屋吗？一切都是公家的，都是人民的，啥也没有啊。这难道不是为人民？再说，这次遇见千古罕见的自然灾害，我们仍然保持社会稳定。若在解放前，遇上这种天灾，不知有多少人去逃荒，不知多少人流落街头，多少人死于荒郊，这次大灾害。究竟死几个人？以你们荥经来说，吃的米是从千里之外西昌来的。这里一斤米只卖一角多钱，从西昌运到，加上运费，一斤就得管一元多钱。你想想，若不是共产党，其它任何党派能做到这一点吗？”


等他说完，我随他的语气慢慢说：“你说这些年，遇见少有的特大灾害，我感觉这地方气侯正常，没什么灾害。请问是水灾？虫灾？还是旱灾？再说，若是灾害，一般是今年有灾，明年就没灾，为啥连续三年都是灾？另外，各地气候不一致，这里遇灾，那里却不一定是灾，为啥全国都是灾害？既然是灾害，农作物就是欠收，报上为啥又说是连续几年丰收。有人说我们亩产万斤，毛主席粮食吃不完啊，为啥人民又在挨饿？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错误政策造成的。你说没死几个人，是真的吗？我妈是饿死的，我村郑烈文家，九口人饿死七口。你是荥经的女婿，荥经饿死多少人，还用得着我举例证吗？那些共产党员，动不动就捆打社员、罚跪、扣饭，这是为人民，还是在残害人民？再说逃荒乞讨，总得有人施舍，现在一个户口一份口粮，自己都饿得要死，拿什么施舍？全国没有可乞讨的地方，又逃什么荒？许多人浮肿，好些人被饿死，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粮食吃。试想一人一天吃十六进制的二两粮，这能保住命么？请问，这些死的人中，有多少不是人民？对这种情况，不想法阻止，而却说这是为人民，天下有这样逻辑么？是的，你说你们很辛苦，没有田、没有土、没有房屋，只有一个背包。不过，你们是定量供应，你们一月多少粮食？你们有糖、有烟、有酒、有肉、有黄油，猪油，比起一天只有二两谷的农民，不知要好多少倍！你们住在洋楼里，出门坐汽车，还要田、要土，要房屋做什么？你们有多少人得肿病？有多少人在挨饿？你尝过饥饿是什么滋味吗？这种情况，何必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在土地上耕种，一年到头，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说你们解放了他们，就是让他们一天只能吃二两谷的权利？就是让他们饿死在家也不能逃荒？”


姓王的听了这番话，气得暴跳如雷：“反动！反动！简直反动透顶。你的思想太成问题。无论如何，都得弄去改造。得很好改造这种思想，如果继续下去，只有自走绝路。你回去很好想一想吧。”


这次谈话后，看守所对我有所改变。原来一天一斤粮食，这时降为与其他犯人同等待遇，每天六两。进看守所时，我身上除一件破棉衣和一条短裤外，什么也没有。管理员摔了套旧衣服，还有看守所公被给我。这次谈话后，管理员对我说：“李景福，别认为人民政府软弱可欺，政府是在挽救你！现在吃的、用的，都是公家的。再张牙舞爪，就将这一切与你剥夺。”当晚，下令收了我的被盖。



1962年10月，中共八屈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雅安公安处通知荥经公安局，决定逮捕我。


11月28日，在看守所关五个半月后，管理人员将我叫出去，宣布对我实行逮捕。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他对我说：“今天逮捕你，是你咎由自取。我们对你多次教育，给你许多重新作人机会，但你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这是非逮捕不可的。你要求按法律处理，就按法律来对你进行处理。你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就很危险。你年轻，要很好改造反动思想，，争取政府宽大处理，好自为之。”


别人逮捕很沮伤，我若无其事。我总认为，我坚持真理，而且总算说出真理，就是死，也死得其所。要杀、要剐、判无期、坐二十年，我不在乎。


我常在犯人中说，为了真理，死对我算不了什么，我是什么都不怕的。因常听我说，没人将我的话当回事。有一个外地逃监到荥经被抓的，他想立功，汇报说是我在向政府示威。结果，当他逃跑被抓回来，手都铐肿。但他却给我添了一条新罪名。


管理员恶狠狠说：“李景福，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是监狱！监狱是干什么的，是专政机器！如果再不听招呼，就对你不客气。”当时，我还不知是哪股水发了。


逮捕半个月后，审讯人员对我进行审讯，要我谈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看法。我毫无机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说：总路线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世间根本没有既要多，又要快，又要好，又要省的事。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我说大跃进劳命伤财，得不偿失，是造成三年灾害和虚报浮夸的根源。人民公社，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造成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与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产生矛盾，造成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也是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


我说的很坦然，审讯者让我按手印。


接着，对我进行第二次审讯，问我关进看守所，大吼大闹，晚上讲评书，以及我对犯人说死算不了什么等等。我一一承认。我认为，这些算不了什么，同样盖上手印。


十五天后，我被押到法院。有一个由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公诉员等组成的法庭。他们宣布刑事审判开庭，对李景福现刑反革命一案予以审理。除在看守所审讯人员问我的上述内容外，又问我在学校时的鸣放，到成都写大字报的内容。


然后，起诉人员宣读起诉书：李景福出身于剥削家庭，姑父是乡长，姨父是镇长，从小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党和人民怀有刻骨仇恨。在学校鸣放中，公开为其叔父、姑父、姨父、姨母喊冤叫屈，并公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三年困难时期，趁着国家遇到一些困难，抓着工作中一些缺点和错误，大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毛泽东思想。竟然在成都、荥经等处书写、张贴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传单，公开叫嚣资本主义复辟。其“十四条政治要求和主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在关押反省期间，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公开在看守所宣传封建毒素，气焰十分嚣张。希望法院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予以严惩。


当时我没有辩护，本身就敌视当时的政策，多辨无益。我只求他们公开处理我。我认定，人民最有辨别是非的权利。


1963年1月14日，管理员将我叫出牢房，说：“明天对你公开处理，满足你的愿望。当然不会枪毙你。不过，不许乱说乱动。若不听招呼，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没说什么，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我只想让社会和人们知道，我为正义奋斗过。


15日，在看守所里，我就听到了墙外喊到大礼堂开大会的声音。吃了早饭，我和一男一女三个人，被押出监狱公开宣判。我是重刑犯，要用绳子捆起来示众。这天捆我的人，正是张家勋。我知道难逃这一法绳，于是没有反抗。他气势汹汹地喊：“站过来！”再用劲捆。绳子都勒断了，他连忙请示管理员怎么办。管理员说：“有那个意思就行。”他用那断头绳在我手臂缠一下，手腕都没捆，几个警察将我们押送到会场。


宣判大会上，公安人员宣布：判处反革命犯李景福有期徒刑十年。


后来送到名山劳改营，又到苗溪茶场，和你写的李天德一样，在那里劳动改造。



余：你在哪些劳改营关押过？以你坚决求死之心，是怎么活下来的？


李：判刑后，我从荥经看守所送到雅安监狱，对外叫172厂，先后关在名山农场、苗溪茶场的苗溪茶厂、大坪山茶场、关政治犯的八中队、基建队、出监队都关押过。刑满后就在


在名山，我认定自己要为真理而献身的情节没有改变。劳改队犯人每年要写总评材料，我还是一腔怒火，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了。幸亏当过记者的小组长康捷阻挡了我，告诉我在劳改队要学会保护自己，又将总评材料退给我，告诉我怎么写，才没有酿成大祸。康捷是《人民日报》驻川记者，57年被打成右派，后判8年。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雅安监狱172厂抓“三家村的黑爪牙”，我被打成“五家店”的头。现在还有一份我出狱后回忆出来材料，是我被批斗时的检讨提纲：


“一．我以机械唯物论代替辩证唯物论。变相地呼应了苏修的三和一少。我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就应当有全民党，全民国家。这纯粹是机械看问题的表现，自然是十分错误的。


二．我以庸俗进化论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我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否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宣传了历史循环的唯心论。


三．我以合二而一反对一分为二。认为人娄应当和平共处。认为一切斗争都是恶，政治运动是整人的运动。附和了苏修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


四．我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认为博爱是人类基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比正确。我认为人有共同欲望，你不喜欢的东西，人家也不会喜欢，何必一定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呢？我否定阶级斗争，尤其是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同情一切运动中挨整的人。


五．我以自由主义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一切专政，都会产生奴役压迫，都是对自由的妨害。我认为社会主义既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专政还有什么作用。我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宣扬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六．我主张仁者爱人，反对斗争哲学。常以‘石壕吏’‘长恨歌’等讽刺现实。


七．我常以‘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否定一切战争，混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八．以个人主义否定共产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社会基础。一切人都站在自己立场看问题。


九．我常常以‘赵匡赢杯酒释兵权’和‘汉高祖杀韩信’来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等歌功颂德，为他们喊冤鸣不平。


十．我对于批判三家村有如下看法。我认为象‘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记’无不过于提醒人们注意某些教训的杂文。如果自己的行为行得端、坐得正，人家并没指名道姓骂谁，怎么会是骂你呢。所以，我认为对他们的批判，是对文人的迫害，是堵塞言路的。


总之，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当然是十分错误十分反动的。这是我反动的世界观决定的。经过政府教育和大家的帮助，使我深深知道我的罪过十分严重。我感谢政府又一次挽救了我，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决心在政府教育下，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重作新人。希望大家对我监督、帮助，使我能得到彻底改造，能重新作人。”


    当时按这份提纲，我写了一百多页的检查书，一直念了好几天。


余：呵，这个检讨书，在当时真是你讲的“十分反动”啊！以你的性格，怎么能在“文革”中保命的？


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质，我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打成“五家店”的头，那次把我整惨了，也把我整怕了。“文革”的来势太残暴了，不改变自己，我必然会死在劳改营。我再不像最初只想轰轰烈烈去死，我忍辱负重，违心讲假话，跟着形势走，假装积极。背叛自己，是痛苦的事，但比起死亡，也只好接受。斗私批修，我表示要痛改前非，积极靠拢政府；批斗别人，我积极发言，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但是，我决不检举揭发触及实质的问题。同时，在内心深处，我敬佩那些为真理而不惜牺牲的勇士。我掩藏心思，人前一套，内心一套。先前这么做，还痛苦至极，长此以往就习以为常了。劳改营真的是毒害人性的大染缸。


余：嘿嘿，这种环境，会形成人格分裂的。


李：不过，当时我还有一个自我坚守的所在，就是开始探索自然、人生社会的道理，在头脑里形成一本叫作《哲学探讨》的书。从那以后，我以写此书为使命。我决心等到有一天，能写出来，留传后世。


在监狱和劳改队，我还写了关于大饥荒、自己为此受难和劳改营情况的一百多首诗词。


余：我在《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之路》中，写了关在苗溪劳改营的李天德和很多人，你知道他们吗？


李：这本书写得很好，很有水平。李天德与我在八队一个小组劳改，以后一同调到大桥工地，一同到沙帽山。1975年，他获准第一次请假探亲时，写了《献国策》，抱着一死的决心，到北京闯中南海。据说文章惊动了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他私下对人说：“这小伙子有胆量，说出了我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听说这事报给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后来，北京通知四川去带人，苗溪茶场和省公安厅各去了三个干部，六个人带他回四川。


回到苗溪关入小监，他认为自己会被枪毙，用针刺心脏自杀。幸亏刺偏了点，被即时发现，动手术将针取出，才没有死。荥经法院都判了他的死刑，雅安地区中级法院改判20年刑，保住了他性命，送到雅安172厂劳改。粉碎四人帮后，高级法院主动给他平了反，《党建杂志》等评为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他的《建国策》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


在苗溪劳改营，我还接触和看见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所谓“反革命集团”、组织政党反毛的，起码有一百多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大饥荒中为人民的苦难发声，在劳改营，多数人不改变自己被加刑，其中一些人被处死。


你写的苗溪劳改营那些人，我认识一多半。不过，我先给你指出几个错误。


你写的李文忠，不是荥经凰仪公社的，没有这个人。


余：是的，上次我到荥经凰仪，就没找到这个人。这次来和李天德


谈，是他记错了。我已经改过来了。


李：还有，你写的“一打三反”运动处死的尹小慧，也错了。那个人叫尹先慧，是解放军某部团政委。因对文化革命有自己的看法，写了一些东西。他知道在中国不能发表，就与妻子商量，要从鸭绿江偷渡，经朝鲜到苏联去。偷渡时被边防军抓了，判无期徒刑。审讯中，他把一切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妻子仍被判了十年。


在苗溪，他又偷偷写了四万多字，分析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对“文革”和毛泽东全面否定。被清查出来，苗溪报雅安地区中级法院，判了他死刑，在苗溪枪决。  


我没见过他写的东西，只是从他的判决书内容中猜测的。那是一位很坚强的人，我从内心深处敬佩他，为他的不幸而悲哀。


余：“文革”时劳改营经常杀人立威，你见到的杀人场面多吗？


李：那是毛泽东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重灾区，一有运动，就先杀人立威。死了不少有志之士，尹先慧就是例证。


就是那些罪不当死的犯人，也杀了不少。从平泉农场调到苗溪的犯人钟某，被整得神经有些不正常。他只说了刘少奇不该被打倒，就成了“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歌功颂德”，定为现刑反革命，也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的。


余：你是什么时候平反的？


李：谈不上给我平反，我的平反通知书有两条：1，撤销原荥经县法院1963年元月刑字第一号判决书；2，反毛有错误，不以反革命处理。


余：对自己的一生，你有什么感慨？


李：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清贫中开始写属于自己的东西，将一生的思想和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和教训。人微言轻，自然引不起重视，但我并不认为花的力气是白费。我仍按习惯独立思考，探寻追求。


对几十年的经历，我借李商隐的诗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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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建公社大饥荒实录


高留超


74岁，原工业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高大爷，还记得你队上过细粮关吗？
高： 59年秋收后，粮食有没有？有嘛！刚收下来的粮食，一个命令，全部背到管理区，都交国库公粮征购了。生产队没留，上面一点粮食都不准留。当时口号就是“颗粒归仓”，粮食都归国库。大队存的粮食，入国家任务，没运走，就封在那里，不给社员吃。我往公社粮站交过粮，后头在大队干活，咋个不晓得呢！
当时全大队一千多人，大队仓库也没多少粮，那些干部、食堂的人多吃，社员吃啥子？难道社员不是人，种田人就不该吃粮吗？开始食堂一天老称二两粮，打面茶糊糊吃。当时社员拿个钵钵，到食堂像讨口的，干部要多吃点，捞干的吃，社员连二两都搞不到口。后来食堂断伙啰，社员吃草根子，吃鹅儿草、枇杷叶、枇杷树皮皮、蕨鸡根、草根根，找到啥子吃啥子，找不到吃的就饿死了。
那时大队办工业，把我调去熬硝，一天吃一斤粮。大队还是有点粮的，大队干部随便吃，不定量。大队食堂开饭，他们吃完了饭，才是我们“办工业”的人吃，吃不到口一斤哦。
余：过细粮关你队上饿死人了吗？
高：我队原来是250多人。细粮关后，只活下来140人，死了110多人。
余：你家有饿死的吗？
高：原来我屋头有5块人。我妈高陶氏，是60年饿死的，死时55岁。
余：你们队干部作风怎么样？
高：那时候，哪有社员的活路哦！哪里的干部作风都歪得很！我队干部对社员管得紧，打人凶！
打人最凶的，是后头来的（整风运动从西昌派来的——编者）工作组，组长是李怀滨，大家喊他李所长，打人最狠了。社员赵长辉偷禾谷吃，李怀滨就把他的面茶汤断了，还把人打得半死，硬是连饿带伤弄死了。
队上有个社员偷了禾谷，李怀滨捉住他，打得好凶，又把人家的面茶汤给断了，他躺倒在床，吃的都没得，就饿死啰。李怀滨打死了好几块人！



韩中芬


71岁，原河林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


采访时间：2012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楠木九队。
采访、摄影：丰纲。


丰：你们那里细粮关是啥子情况呢？
韩：粮食多，不拿给你吃，一平二调，交征购粮食，都背起走完，食堂断了半年粮食。社员饿来饿不得，挖藤子根、蕨鸡根、山野菜根，弄野草吃，啥子都弄来吃完。社员屋头不准自己开伙，只有活活饿死嘛。那时候死的人多哦。
丰：你家人有饿死的没有？
韩：我家哪没有呢？我家娘、老汉儿、我家兄弟都是饿死的。我家妈叫韩仕芬，我家老汉儿叫毛汉青，饿来爬不起来，肿来怪样。我那时候又小，还是要跑起出去弄野菜，煮点给他们吃。你去弄点啥子来吃，住社干部看到冒烟，就给你端来倒了，看到锅头弄有藤子根、蕨基根，是有粉的，他们就端到食堂头去，几个干部就吃了，你跟他顶嘴，他还要扇你几耳光。我家老汉和妈熬了半年，肿来爬不起来，就那样饿死了，是59年过细粮关时候死的。
丰：你们生产队饿死人没得？
韩：我们生产队原先一百多人，饿死来逃出四十几块，饿死一半多。死了弄起去埋不到，弄块坑坑，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甩在里头就算了。还有些还坑坑都挖不到，菜园近就拉出去，弄点泥巴瓮（盖——编者）到就算了。
丰：你听到讲吃人肉没有？
韩：王家山断粮了，那个队的王登芬，吃了她家男的，是王家山的些（人们——编者）讲的。她男的死了，她不报告，还说把面茶汤给他打回去吃，实际上是自己多吃那一瓢儿汤汤。她还把她男的大腿上的肉都弄来吃了。


原烈士公社大饥荒实录






陈学洲


69岁，原烈士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陈：没粮食吃，农民最苦了，食堂断粮，到处都是饿死的人。
我队上是58年8月办食堂，10月就减粮食标准， 11月就开始打面茶，社员吃不饱。59年秋后，国家粮食征购得高，队上把粮食都交了。那时候，粮食是从管理区发到食堂的，5天一发粮，一个人一天吃二两老称杂粮，好粮都交国家了，城里头人才吃得到。后头食堂断伙几个月，屋头没吃的的。
余：您家吃食堂饿死了几个？
陈：吃食堂头前，我屋头是3口人，我妈带我哥和我。细粮关死了两口。
58年底食堂吃定量，大人一天吃半斤，我妈受不住饿，得了肿病就死了，是58年底死的。
我哥哥叫陈学德，他才是死得冤呢！
社员饿得不得了，想活命的就偷，大家都偷。我队的几个人，去二队保管室偷粮。我哥哥在路上碰见偷粮的，就到二队去报案。二队没捉到偷粮的，把偷粮的姐姐抓去吊打，不交人就打。她挨打不过，就一口咬到说是我哥偷的。
偷粮的是一队会计陈明发的亲叔伯兄弟，陈明发当然要帮自家兄弟，带人把我哥抓到大队。大队干部和积极分子，用大粗棒把我哥活活打死了。他死的那年是25岁。后来公社查出来是他兄弟偷的。
这件事，在反“五风”运动中，公社破的案，当成了大队干部和陈明发的“违法乱纪”罪行，写成材料了。
余：过细粮关，你队里死人多吗？
陈：我队上饿死的人才叫多哦！一队原来有一百三四十人，到62年分地时候，只剩下六十来人了，死了有七十多口。有的人家都死绝了，也有全家死七八块，剩下一两块人的。
余：你还记得哪些人家死绝了？
陈：这么多年记不全了，我想看看哪些是灭门了的。
陈学勋家是地主，他家原来七口人。他妈饿死了，他俩口子也饿死了；三个娃儿都死了，没一个剩下来，死在59年下半年到61年底；还有陈明志家，也是6口人，他两口子、四个娃儿，都饿死了；还有住小铺子边的陈江氏，一家四口。男人是58年死的。她三十来岁，带两个娃儿。她先饿死了。屋头没大人，跟到就饿死了一个娃。他公公和她家分家了的，剩下一个娃也快饿死，爷爷就带孙子到自己家里养起。这个娃儿现在还在金堂。
余：你队上有吃人肉的吗？
陈：二队有。被吃的是陈永卫，五十来岁。那时候我十几岁，和他很熟悉。陈永卫外出逃荒，逃出去也没找到吃，几十天又跑回来，死在屋头。他队上3个人晓得他死了没人埋，就在陈永卫屋头把他割肉，用砂罐炖起吃。
余：吃陈永卫的这三个人，叫啥子名字？
陈：这个我不想说，太伤人了。你也不要问了，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名字了。






雷仕英


83岁，原新立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19日；
地点：烈士乡新立村五组；  
采访、摄影：丰纲。


丰：老奶奶，您还记得过大跃进、公社化啵？
雷:开头我没入互助组，我是单干户，自由，粮食自己吃。公社化后，生产队开好多会，才把我动员来加入。
那时候大家都去炼钢铁大跃进去了，庄稼收不起来，到处是土高炉。58年庄稼还好，就是没收进来，后头就挨饿。干部瞎指挥，胡乱来的。种麦子的时候，烂田（长年水泡田——编者）头都去撒麦子，全烂了。麦子种烂了，那都是粮食。
丰：这儿过细粮关，是咋回子事？
雷：过细粮关，食堂冬月间就断粮了，我们吃藤子根、野草草、吃糠、吃泥巴。我都去背油煤渣来炼钢铁，挣点细糠补助。
丰：您屋头有人饿死没得？
雷：我家饿死了我老人、我儿子。我老公公余汝田，是吃泥巴结死的，死的时候七十多点；饿死我两个娃娃，一个两岁多点，一个才几个月。
丰：队上饿死人没得？
雷：刚吃食堂的时候，我们生产队有一百多人；到散食堂，饿死了几十个，死来没剩下好多人了。
丰：有死绝的人家没得？
雷：余才氏家几块是死绝了的。那时候吃泥巴馍馍，拉不出屎，余才氏是吃泥巴肚子结死的。
那时候死的人，沟沟坎坎靠起就算了，哪个埋哦？堰坎上到处都是死人，鸦雀老哇（乌鸦——编者）啄来吃。我从这里走到斑鸠井，十几里路，就看到四五个尸体，没人安葬。
丰：有偷青吃的没得？
雷：社员都偷青，还有偷牛杀吃的。当时干部发现偷牛的就弄来吊起打。胡成焕家人些（丈夫——编者）偷牛杀来吃了，遭打来受不过死了。哪个同情他，就连你一起打。
丰：你们这儿是啥子时候渡过细粮关的？
雷：62年开荒种疏菜，种来自己吃，就好多了。过没好久，公社要生产队又收起来统一种了，日子又不好过。




李正良


80岁，原课子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27日；
地点：荥经县民建乡境内；  
采访、摄影：丰纲。


丰：大爷，你们这儿过细粮关是啥子情况呢？
李：59年秋收，当时生产队的粮食交到竹子坝管理区去了，食堂断粮四十几天，干部又不准社员在屋头冒烟，发现哪个弄吃的，干部就来查。那就只有饿死一条路喽。
我在屋头煮点蕨基根，准备吃，那时的党员、大队书记、大队长就来了，给你砂罐端起走，不让开伙，冒烟就是破坏公共食堂嘛。
    当时人饿了，偷东西吃要遭打。队上一个小伙子偷红苕、洋芋吃，遭队长打死了。但是不偷就会饿死，大家还是偷青吃。
丰：队上饿死人没得？
李：队上一家家人地饿死完，活的人饿来走都走不动。我们生产队姓唐的一家3个人，全都饿死完了。
丰：你家有人饿死没得？
李：我们家饿死了我妈、我爹、一个娃娃，我娃娃才两岁半就饿死了。一起饿死了三块。



吴家珍


80岁，原王家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2日；
地点：烈士乡煤矿卫生院；  
采访、摄影：丰纲。


丰：老奶奶，过细粮关，这儿是咋个情况呢？
吴：59年收下大春，干部就整到社员把粮食都上缴完，人就没得吃，就过细粮关，一个人一天吃二两面茶。到60年正月十五那天，食堂给每人供应二两粮后，就断粮了。食堂断粮40天。我们就寻草草吃，连狗儿子草草（狗尾巴草——编者）都割来吃，挖根子吃，吃蕨鸡根、藤子根，把土茯苓挖来，磨子推粉做馍馍吃，磨子都推不动，你说人才起来咋个受得了？不吃又要饿死。还吃泥巴。白善泥弄来做起馍馍，吃到肚皮头邦重（又硬又重——编者），拉不出来。那时候饿死的人好多。屋头人饿死完，剩下孤儿多。
丰：那你屋头有人饿死没得？
吴：我家老公公就是饿死的。生产队称二两玉米面给他，说要吃5天的。他饿了，几顿就打面茶来吃了，后来就没吃的就饿死了。他死的时候六十多岁。
那时我两个娃娃，每天在水井坎上捡点菜叶子，把菜叶子烤蔫点就吃了。
丰：有吃死人肉的没得？
吴：我听说巫家山（邻村——编者）有吃人肉的。一家的大人出去做活，娃娃自己在家，就被别人弄死搞来吃了。没得吃的，被逼的。
旁边男人插话：我听老人讲，（烈士公社——编者）冯家大队大木林，一个女的象是叫孙光珍嘛还是孙啥子名字，屋头男人饿死了，她改嫁到大木林，他家那娃娃没得好大点，还是活的，她弄死了，几天就把娃娃吃完了。



杨汝芬


81岁，原冯家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2日；
地点：烈士乡煤矿卫生院后面；  
采访、摄影：丰纲。


丰：老奶奶，还记得过细粮关啵？
杨：细粮关粮食不够吃，没得吃的嘛，饿得很了，人睡着都饿得哭。我们就只有吃蕨鸡根、藤子根、山油菜根根。当时饿死了好多人。
丰：您屋头饿死人没得？
杨：那时候我屋头在天全（县——编者），粮食不够吃，都饿得浮肿病喽，我全身都浮肿三四回，差点死了，还是没饿死。63年搬回来的。
我娘屋头是荥经烈士公社课子三队的的，死得人多哦。原先有七八个人，死了四五口，死来还剩下我们三姊妹。我老汉叫王云兵，是细粮关没得粮吃饿死的；我妈叫王远芬，也是饿死的；我妹、我弟弟都是在那时候饿死了。
我爸爸（叔叔——编者）叫王云坤，屋头3块都饿死完。先饿死我婶娘两娘母，后来爸爸也死了。二爸王云华家，一家好几块，也是全部死完。现在我也没得啥子亲戚喽。
丰：你们这儿有吃人肉的没得？
杨：我的兄弟媳妇冯成彬是大队干部，她给大队书记那些当官的讲，我在一边听到说的，我家婶婶姓郑，她的儿子，是我一个兄弟，饿死了，她就把他的肉拼（用刀割——编者）来煮来吃了



粮食关是鬼门关，阎王殿上打回还。
                               ——荥经民谣


伙食团，摞坟山；人吃人，断炊烟。
                                  ——荥经民谣


逃出寅卯年，命大赛神仙。
                                ——荥经民谣


注：1、当地人称公共食堂为伙食团；
2、寅卯年即五九年。



城关公社同心大队的大饥荒


  杜治中




67岁，原城关公社同心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12日；
地点：严道镇同心村四社大夫第；
采访者：余习广。


余：几年前读到你写的《左祸肆虐的年代——1959年我所在生产队大饥荒记实》。你为祭奠家乡死去的父老乡亲，做了很实在的努力。我来荥经县，采访就从你开始。
杜：这儿就是原同心的大队部。原先是两个大院子，一个是王福斋家院子，有十多间房；一个是姓庹的地主家院子，叫大夫第，十多间房。土改后分给十几户人家，我家也分这儿住。公社化搞“共产”， 住户都搬到兰家院子集体居住，房子被大队占了，成为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办公地。
余：你先讲讲公社化情况。
杜：荥经县城这一块原先叫官田坝。公社化后搞“三化”，对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大院子编成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后来叫城关公社同心大队第四生产队，现在是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余：你还记得你们这儿大跃进是怎么搞的？
杜：当时我在读小学，打麻雀、人造万斤高产田、“大兵团作战”、打夜工、“向空中要粮”。这些荒唐至极的事情，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
余：打麻雀运动是怎么个情况？
杜：57年，上边号召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麻雀列为“四害”之首。县上成立“除四害”指挥部，满街都张贴标语和宣传画：说假如一只麻雀一天吃掉二钱粮食，一天要消耗多少斤，一年就是多少吨；全国的麻雀一年要消耗多少吨粮，相当于多少亩地的产量，又等于多少人的口粮……
全县机关、学校，城镇、农村，倾巢出动，撒下“天罗地网”。老、幼、病、弱走不动的，就值守房屋周围，能走动的自带干粮，到县城四周山上“打阵地战”。人们一见麻雀就高声吆喝，手摇“响刷”，不让它歇下来。专家说，麻雀最长只能飞半小时，只要不让它歇下来，便可累死。
我们二完小学生，分在离县城两公里的兰家山。大清早排着浩荡的队伍，个个胸挂弹弓，手里敲着铁锅、盆子、锣鼓，边敲吆喝。到阵地，爬树掏窝的，灌木丛中扒鸟蛋的，敲响器高声吼叫的，忙得不亦乐乎。
四周朱砂溪、五里山、车家坪、打锣坪、小坪山的山上，都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人们尖起嗓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直吼到傍晚。那些青年灭雀队员配备火枪、火药、铁砂子、手电筒，从这山跑到那山，从白天打到半夜，不只是麻雀，还打地麻雀、斑鸠、青鹳子、乌鸦、喜鹊、鹞鹰等。吼了一个多星期，所有人嗓子全吼哑了，人都累憨了，麻雀早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余：人蠢没药治。毛泽东时代，“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伟大领袖”一狂热，全国民众就癫狂。你们这里搞过放“卫星”吗？
杜：当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吹牛越大越革命。否则就要戴“右倾”帽子，斗得死去活来。
58年秋播小麦，县委搞人造万斤田，就在二完小背后那片田。先“深翻土地”， 挖得足有二三米深，把上面耕作层挖开，再把下面死土翻上来，烧起一堆堆火，将死泥巴像垒坟包那样薰烤，据说死土薰烤就变成肥。
公社从各连调来大批劳动力，“大兵团作战”，白攻夜战打“突击”。各机关单位也轮流来支援，有的薰肥土，有的打老墙土。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都驱来背泥巴，扛柴火。公社直属的城关营，用大红纸写上“某单位为我城关营积肥几百万斤、几千万斤”，敲锣打鼓，从街上游行送给各单位送喜报。
当时搞“稀株密植高产田”。深翻后把田整平培细，铺一层筛过的老墙土，上面密密实实撒一层麦种，再盖一层灰肥。连外行都晓得是乱搞。我们上院子的老农汪国泰，看得实在忍不住，才说“要不得”，就被抓去扇耳光，跪瓷瓦子，批斗好几晚上。麦苗出来，就像细密柔软的牛毛毡，不到五寸高就全倒伏了。
烈士公社党委书记黄成勋，把十几亩田半黄熟的水稻，搬来挤栽在一个田里，搞“万斤田”，地、县、各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去现场参观。六合公社在大坝子中间，用好几床晒垫树起标语牌，上写：“百亩万斤坝”。
那个年代，什么违背客观规律、破坏自然法则的事都敢想敢干。荥经县最有名的伟大创举，是“向空中要粮”。
那时候的干部，地里庄稼不好好种，一门心思玩花招。红苕产量高，成为各级干部钟爱的“高产”作物。县委搞“向空中要粮”，就是用箩筐装上土，插上红苕藤，吊在树丫上，说是几个月就可以获得高产。对县委指示，下面干部如奉圣旨。官田坝的烂背篼、旧篾筐、菜篮子、碳篼子、沥米的筲箕、旧挡笆都通通拿出来，挂在高处，“向空中要粮”。村里村外，河边路旁，山凹坝上，到处吊满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筐子，好一道大跃进奇特景观。
几个月下来，除装土多的筐子还长出点根须外，大多数筐子连土带苗都晾干了。当然，运动也顺理成章地胜利了。
余：你们这儿吃食堂是怎么搞的？
杜：那我们到食堂旧址去讲，更有实地感。



时间：2012年5月12日；
地点：严道镇同心村四社原公共食堂路边；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杜治中。


杜：荥河、经河两条河流合会处的这个大坝子，就是荥经县城所在。官田坝属城区，姓兰的比较多，又叫兰院子，分上院子、中院子、下院子。这儿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历来是富饶之地。
   前面那地头，就是原来我们生产队的食堂旧址，原来是个大四合院。刚成立食堂，全队男女老少二百八十多人，院坝里头摆几十张桌子。一到吃饭，大大小小蜂拥而上。吃玉米面做的嫩粑馍馍时候多。吃米饭时候，两个人抬出大饭桶，一桌一木盆。
  开始敞开肚子吃，浪费极大。尤其吃嫩粑馍馍，娃儿边吃边拿馍馍打仗玩。我上学去，路上到处甩的是馍馍。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就在哪个食堂吃。我们小学生上学带个碗，走到小坪山，就在食堂开吃。
  这一片原来都是田地，当时到处插的高产指标牌。到处都报高产、放卫星，喊万斤田、万斤坝。你说大丰收了，国家就高征购。粮食征走了，食堂办起没得半个月，就粮食紧张吃定量。
  59年春节，我们食堂每天只有一点粮食下锅，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掺糠做成馍。全劳力每天吃老称八两，合新称五两；次劳力一天吃六两，还不到新称三两八钱；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合二两五钱。人人都饿得头晕眼花，一天到晚就咽着口水等吃。
  后来食堂连糠馍馍都断顿，就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加一大锅水煮熟，每人一汤瓢。荥经人都晓得，这就是当时渡性命的“面茶”。大人娃儿都饿得绿眉绿眼的，一双双饥渴的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找点东西塞进嘴。
  幸好是在春天，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饿慌了的人们就去挖野菜，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割回来淘干净，掺上食堂打回的二两面茶，搅在一起充饥，开始浮肿、死人。
  好不容易熬到收小春，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粮食大部分交国库，食堂又没粮食了。社员仍然喝面茶汤，伸长脖颈望大春。
余：庐山会议后，你们这儿情况怎样？
杜：哦哟，不得了，那以后人口就大规模死亡。
  秋收正赶到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城关公社的社员，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在晒坝翻晒，晒干入仓。有时阴雨天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到交公粮。
  粮食剩下的交管理区，队上只剩些间种的五谷杂粮，风桶尖上吹的二仓秕谷，作社员口粮。
余：你们队大饥荒是怎么个情况？
杜：收庄稼那半个多月，社员虽说吃不饱，还吃过干的。秋收刚完，食堂就没粮，一人一天吃老称“二两”。没多久，食堂断粮。
  刚到初冬，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食堂从县仓库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发hū音，玉米芯，下同——编者），炒、炕后磨面。或用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做18斤米豆腐。青菜、厚皮菜加糠面，是最高级的食物。上级还出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生出青苔，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苔充饥。
我们食堂把能走动的人，都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磨成滤粉，和着糠打面茶吃。
余：你讲一讲社员偷青的情况。
杜：人饿得没办法，为了活命，只有去地里偷，偷菜、偷庄稼、偷猪牛、撬保管室、偷食堂馍馍。玉米刚打蔫头就偷，连核核一起啃；红苕藤尖尖、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人就象牲口见啥吃啥，就吃生的。干部发现，捆、吊、跪、打、送劳改。
想起59年冬天，太恐怖了！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到处是一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就被饥饿的人群抢光了。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吃光他们发现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吃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吃观音土，吃作肥的菜籽油枯，吃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人们打精神牙祭，把枇杷树皮称为高梁馍馍，观音土饼叫粉子馍馍。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糯糍粘粘的。吃进肚里消化不了，坠胀难受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让泥巴砣砣给坠死了。
  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苦涩麻辣，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
  我最不能忘的一个场景：我队徐元康才五六岁，他爸、妈、哥都在59冬饿死了。他饿得走不动，就爬到田坎上，倒在地上歪着脑袋，去啃啮才一点点的草芽，断气后被发现。
  有的人饿得实在受不了，不想活了，把凡士林冲水喝，吃蜡烛、肥皂，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余：大饥荒标志，就是饿、病、逃、荒、死。下面你讲讲社员得病的情况。
杜：从58年冬荒开始饿肚子，到59年冬食堂断粮，社员饿的时间太久了，严重缺乏营养，体力透支，个个得了水肿病。先是走不动路，接着就起不了床，由皮包骨头，变成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饿死人。
到60年初夏，各公社办起临时肿病医院。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四合院。医生治病的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粉，加点红糖，蒸成糕，切成一两重的小方块，叫“红发丸”。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
水肿病人太多，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用晒垫摆满打地铺，地上全是躺倒的病人。关键是“药”少人多，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住不进来，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病人出来两三天，又复发浮肿。当时有民谣“三肿三消，四肿翻撬”。 浮肿连发四复，必死无疑。
还有好些人，是被干部打死的。公社、大队干部手里还是有点粮食的。他们吃饱，还豢养打手，当时叫基干民兵和积极分子。公社规定：社员家里不准冒烟。打手吃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冒烟，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
队上有个老娘子（老婆婆——编者）叫兰潘氏，揣了些谷子回去，深夜用砂锅炒干，用手磨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抓去跪打。
队上有4个社员饿得冒死杀耕牛，干部发现，带民兵把他们抓到树德堂的四合院天井中。打手石开泰，手握粉坊凉粉条的铁头金竹竿，有一丈多长、茶杯子粗，他气势汹汹挥动竹竿猛烈劈打，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接着又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打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竹竿抽成光刷刷，又换一根。一直把4人打得俯在地上奄奄一息，他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社员的叹息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耳边。
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 15岁的王富清，偷青被捉住，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大石头。
有个妇女被吊起，打手们把她裤子脱下，用荨麻（有毒，螫人皮肤后极具火烧般痛感。实地采访中，我多次被蛰，极有体会——编者）抽下身，用极其残忍、下流的手段凌辱人。
当时妇女普遍患子宫脱垂、闭经等病。同心五队艾云华的母亲周国勋，才30岁，因饥饿患子宫脱垂，出不了工。队长丁永全说她偷懒。周国勋把裤子褪下让他看。丁永全火了，用锄把捅进阴道，将她活活戳死。
惩罚杀牛人的刑法：代牛耖田。大冬天，要杀牛人脱光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因偷牛吃代牛耖田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徐之斌。
全县饥饿又挨打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
余：还记得学校师生挨饿的情况吗？
杜：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得足耙手软、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
老师每月供应18斤口粮，一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
我全班五十多个同学，除1/3居民户口的坚持上学外，农村的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那年冬天，我班饿死了5位同学。我队的同学兰树生，原来是高大结实的胖娃。他爸、妈、叔、婶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同队的兰琼芸，也饿死了。五队的郑登琼，到五里山去挖蕨鸡根，路上饿倒，成了倒路尸。王文珍和谢肇全，也是那个冬天饿死的。都才十一二岁。



时间：2012年5月26日；
地点：严道镇兰家山杜治中母亲坟前；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杜治中。


杜：这是我父母的合葬墓。母亲是后来去世的，父亲死于大饥荒，他的尸骨不晓得在哪里，这是他的衣冠冢。荥经好多人都没有祖坟，不晓得祖宗尸骨何在。
余：讲一讲你父亲的情况。
杜：我老汉（父亲，下同——编者）叫杜国禎，出身贫寒。读书考上刘文辉办的嘉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从军，官至旅部少校参谋。抗战时刘文辉部裁军，经朋友介绍，他到西康省民政厅人事股当股长。
抗战后选国大代表，荥经县分两派，一派是川大毕业的吴江达，文官考试分到荥经；一派是大田乡富豪宋汉文，有地方枪杆子支持。两派闹得很凶。西康省政府劈开两派，派我老汉来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没土地，没房子，挣工资吃饭。要不后来土改，咋会给我家分房呢？
我舅父吕英孝，汉源人，化名刘丹，中共川西地区特委书记。车耀先被杀后，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被叛徒出卖，死在渣滓洞。
舅父和我老汉分属两个阵营，经常争论。后来舅父急了，说：你不要干了，再干下去，共产党要杀你的头。我老汉被他吓倒了，就去官不干，做小买卖。
中共执政后，对我老汉成分搞不定，没田没房，说官僚吧，又好几年不干了。后来定了个小贩，分了大夫第王家二亩五分地。
余：你父亲在运动中的情况怎样？
杜：他被打成旧官僚，管制了，5天到派出所汇报一次，三天两头都有干部到我家来。我记得一个人拍桌子，把枪拿出来，我吓坏了。我家妈跑出来说：共产党还是要讲究实事求是，有话好好说嘛，拿枪就把话讲得清？
我家原来种那二亩五分田，日子过得还好。统购统销，粮食卖出去不久，家里就没饭吃了。我拿起卖粮时发的返销证，要老汉去买粮，那个证件屁用没得。我家到街上买玉麦（玉米——编者）馍馍吃。老汉和妈去背煤炭，挣钱买吃的，想让我们三姊妹吃饱。
57年下半年搞高级社，先是要成分好的人家，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还不要。很快，一窝蜂都要入社。那时候正搞反右运动，父亲感到自己这一辈子完了，这么搞下去，几个娃儿一生都毁了。他动员我妈离婚，把几个娃儿带走找二舅去。
二舅叫吕英悌，川大毕业，跟着哥哥搞地下党。中共执政后，他是雅安地区芦山县第一任县长，后调重庆地质学校当校长，把我姐姐带到重庆读书。
当时的政策，对于地下党降职下放。二舅下放到渡口。我妈带我弟弟和妹妹去投二舅。要我走，我舍不得老汉，他教我知识，讲书，解古文，父子天性，我就留下来。
弟弟小，我外婆说他太调皮了，把他打发回来。原来我家6口人，我父母、我们4姊妹。这时候有父亲、弟弟和我过活。
59年秋挨饿，公社组织劳力修三坪堰，我老汉饿得倒在工地上，就回来了。他晓得自己性命不长，还到我嬢嬢家、烈台公社我幺爸（小叔，爸为伯伯、叔叔，下同——编者）家去看望道别，回来就倒床。屋头一点吃的都没得，他倒床两三个月，瘦得成了枯骨架子。60年元月，断气死了。
临死前，父亲对邻居说：你们帮我看顾娃儿一下，下辈子，我结草衔环报答你们。他又喊我说：你弟弟逃不出来了，必定饿死。我死后，你一定要逃到姐姐那里去，求一条性命。当时我姐姐分到成都幼儿园。
他死后，生产队派人用楼板钉了个火匣子，拖出去埋了。后头开田改土，我也不晓得他埋的地方在哪里了。
屋头还剩我和弟弟，我十二三岁，带他吃树皮、草根，实在活不下，就把弟弟送到孤儿院去了。
大饥荒中，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3个孩子。我姑妈、姑父、表哥、表妹也是饿死的。我姑妈已经断气了，表妹杨仕芸才一岁，还在她妈干巴的身上找奶吃。幸好命大，被人救起。我父亲这边的亲人，大饥荒中就饿死8人。
余：荥经人口死亡超过一半，真是太惨了。你队上死了多少人？
杜：刚吃食堂，我们队上是二百八十多人。分队时候，分成两个队，还剩下一百八十多，死了九十多人。
最残酷的是59年冬天，公共食堂断炊了，家家都死人，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先死。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人人都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叼念着：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高峰期，到处都是死人哦，真正是饿殍载道！前边那条大路从我队通过，每天都看见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就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人。又没人收尸，摆在大路上。
北门口那条小街上，是五队、大三队、小三队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
刘万寿家，一家5口，死3口，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我队姓王的社员，为了每天多领二两糠面，把父亲尸体斜倚着绑坐在床上，不顾臭气熏灼，直到腐烂流水垮架为止。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不在少数。
我同学方联森（现雅安市二医院医师）说：60年他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一个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人死得清清静静的。由于长期没人掩埋，那些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去吃的。
后来，县上在梓橦宫铁索桥头设哨卡，不准饥民外出逃荒，只有死在家里。



余：你们那里有没有吃人肉的？
杜：在荥经，当年吃人肉的事多得很！
那些死在路边上的，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亲眼看见小壕头路边，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肉都割了。虽然饿死的人皮包骨，但比吃观音土要强多了。吃死人很快波及开来，倒在路边上的人吃完了，就吃倾倒在河边的尸体，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被挖出来割肉吃了。同心大队五队社员丁郭氏，孩子刚死，她悄悄割肉煮着吃，大家都知道这事。她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孤独生活到去世。
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大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62年省检查团来检查，看见到处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感到奇怪。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都蜕变到跟马一样了。
据县里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只剩下57000人，减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
余：你做过你们队死亡人口调查，说说死了哪些人？
杜：我粗略统计过，59~62年，官田坝（四队）死亡的人有：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錫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曹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镛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兰少昌。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徐芝斌、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荥经县地图






从统购统销到大饥荒：


        父亲罹难记  


       王文灿


71岁，原烈太公社黑羊坝管理区长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4月12日；6月25日；7月12日、17日；
地点：严道镇童梓平家；
采访者：童梓平；补充采访：杜治中；摄像：丰纲；
余习广电话采访，并根据童、杜记录文字整理。


童：土改前你家的情况怎样？
王：我父亲叫王怀英，原来在县城里做生意，还给人家算命赚点钱。
我家在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有三亩贫瘠的河滩田；在毛狗洞那边，还有一点山坡地。1948年，为了保住老家的几亩田地，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那时候，我父母才三十多岁，他们长期在城里，对庄稼活是两眼一抹黑。几年下来，都种不好庄稼。
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一张盖有寺庙大红印章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虫害闹成光桩桩，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那边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常被鸟兽糟蹋。收的玉米，大多是些鸡脑壳。
我家收成，一般只到农家正常收成的30%到50%，最好也没超过70%到80%。
童：统购统销，你家是什么情况？
王：1954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对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实行分别管制。城镇户口享受定量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和余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也逼得非常紧。县上派出干部到农村，与当地乡村干部一起，对各家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当时叫“三定”，定产量、定任务、定口粮。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农民交国家的粮食也多。
一天，一个天花留下满脸麻子姓巨的干部到我家，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腰间，瞪着眼睛凶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
那时候我家三姊妹。我醒来吓得直哭，7岁的弟弟和3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我父、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求情——编者）。巨麻子威风得意，哪里肯听。父亲和我把屋头剩下的一点粮食，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干部硬逼他把还未交够任务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
从此，我家就交了厄运。开头每人还吃到一个不大的烂玉米面馍馍，乌黑的没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一声接一声叹气。
从那天起，我就辍学了，到外地学徒。干了半个月，人家说我是农村户，没口粮，把我赶回家。我书读不成，事也没得做。
56年，我家一个伯伯回乡，问我为啥子不读书了，我给他讲了情况，他把我带到县城重新读书。57年，我考进荥经中学。
杜：讲讲合作化时期你家的情况。
王：54年、55年，不管干部怎么动员，我家老汉都不入社。那两年，除了征购统购统销粮、干部整我老汉外，日子基本还自由安逸（舒服——编者）。
合作化高潮中，农民不入社，干部有的是办法整得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村汪大春，说入社被干部欺压受不了，干活不自由，就是不入社。一天晚上，党员干部带民兵和积极分子，连夜把他家麦田全铲光，屋头的粮食、家具，抄得一干二净。还把他五花大绑，连斗带打。这样的架势，哪个农民不害怕？汪大春没得法，只好参加高级社。我老汉看得心惊胆战，觉得扛不住，也入了社。
55年冬天，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是鼓励农民提意见，党和政府保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人家只讲粮食不够吃，我老汉算过命的嘴巴，免不得多说了句：统购统销，把农民的的口粮统走了，干部让农民挨饿。
没几天，村上开会，干部布置“反击富裕农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那天晚上，一个陌生人来我屋头，叫我父亲到张底下（地名——编者）张赵氏家去一趟，说完就走了。父亲预感到有事，母亲就叫我一同去。
张赵氏屋里，昏暗的油灯下，一张恐怖的脸，静得可怕。隔一阵子，那人说话了，态度非常严厉吓人。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都没听清，尿都吓在裤子头。大半夜我才和父亲回到家，除小妹睡着了，一家人哭到天明。
我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干部说我老汉攻击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戴上了“坏份子”帽子，从此被列入“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哭）：从古到今，没有像这么整人的。就是这几句话，成了他的罪证，父亲也晓得，自己就死在这张嘴巴没管好，临死前他铰断舌头，愤然自杀。



余：现在，说到知识分子和城里人受政治运动迫害的多，没人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农村的政治运动比城市还频繁，农民受害更加严重。
55年、56年秋冬，农村连续搞起镇反、合作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7年秋冬，搞反右、社教运动；58年搞肃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整社、社教运动。这些鲜为人知的政治运动，针对的是那些对统购统销、高级社不满，喊“吃不饱”，闹退社，讲“怪话”的人。大量讲出心里话的农民受到斗争，一些人被打成“坏份子”、“反革命份子”，荥经还抓“烂言份子”，有的人被按“政治立场”划成“地主、富农”，成为专政对象，大批人被抓进监狱。
这些运动，伤害了许多讲真话、对农村极左政策不满的农民，他们受到几十年的不公正对待和迫害。
那之后，你父亲是怎样被专政的？
王：我老汉就惨了。运动一来，挨批受斗不说，劳动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乡上、村上送要上传下达通知，干部经常是晚上才喊他去。远到四岩沟、虎岗村各组；近的小古城、蒲家山等地，不管刮风下雨，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严厉惩罚。
我替父亲送过三次通知。一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一次是他被斗争回来，躺倒两三天走不动。
记得大战钢铁的一个晚上，干部叫他到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花楸坪送通知。天上下着雨，他回来都半夜过了。干部又发话，炼铁炉上没燃料了，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那段路比到花楸坪还远一半，干部不管他受不受得了，完不成任务，挨批、挨斗。
童：看到自己父亲受残酷折磨，当时你有什么感觉？
王（哭）：我是悲愤加无奈。阶级斗争一天天加剧，整人花样不断翻新的时候，我心底最想不通的是：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留给我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
一天，他去唐包上（地名——编者）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晚干部就开会斗他，说他盼望蒋介石归来，父亲遭残酷斗争与毒打。
特别是“三面红旗”时期，父亲经常被整得死去活来。长期不断地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旧伤还没好，又添新伤疤。  
55年到57年间，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听母亲说，你父亲整得快受不了啦。这使我不愿回家，不愿面对父亲的惨况。
星期天和课余时间，我有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到木材公司捞木头，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我欠了学校伙食费，学校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看到表，恶狠狠瞪我两眼，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我一顿。
童：公社化后，你家情况怎样？
王：58年公社化实行“三化”，强迫我搬到新房子（地名——编者），我家的屋充公作公共食堂。59年下半年，又被撵到银匠铺，两间最破的小屋，不到15平米，潮湿黑暗，伸手就能摸到瓦片。
59秋冬时节，大饥荒铺天盖地，到处是死人。我好久没回家了，不放心家人，一回家，看见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泪水夺眶而出。
当时食堂断粮了，反“瞒产私分”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干部的手段，就是杀鸡儆猴，以斗争、毒打“四类份子”，来恐吓农民，以图弄出粮食。戴着“坏分子”帽子，被饥饿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父亲，被打惨了，整得痛不欲生。
管理区办公房和食堂，离我家只隔一个田。一天晚上，父亲又被喊去开会斗争，会场就在食堂。听到会场上传来父亲撕心裂肺的叫声，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
后来听表姑告诉我，整你父亲是管理区干部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打，还亲自动手，毒打你父亲。
在长盛店开大会，大天井中方桌上摆一条晃动的长板凳，把我父亲弄上去跪着，头上顶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来。
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就是他惨死的那一幕。父子天性，父亲的惨况，我不忍闻睹，日夜之间，痛不欲生！



童：你父亲是怎么惨死的？
王（哭）：那是59年冬月的一天，人家来学校告诉我：你伯伯（父亲，下同——编者）死了。我如遭天雷，立即往家赶。学校离家七八里，到家一看，家门半掩，当时哪家都不准烧火生烟，靠墙的炉子，好久没用了，沙锅是空的，连豆粒大的食物也找不到。
我走进隔壁一间，母亲和小妹倒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一声“妈”，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母亲轻轻挪动一下，贴近口边，听到她说：“你伯伯好惨啊，他哭了一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他叫不出来了，过好久才死的。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着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一次，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走的，天都快亮了，他才爬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我妈说了一句让我心痛死的话：“好多年了，他就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了，他就没有过上一天顺心的好日子了。”
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只见他鼓着眼睛，头搭在床边,大半截舌头掉出嘴来，满口是血！满脸是血！满地是血！他是铰舌自杀的。
我反复向下抹闭他死不瞑目的双眼，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的不甘之状，我流着泪喃喃地说：“伯伯，你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嘴巴，把只有一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口中。摆正他已经轻得多的遗体，帮他穿理衣服时候，看见他身上有几处重伤，最大的是腋下腰上的那个大疤，我不忍心多看。我知道：对他来说，死亡也算是一种解脱。
第二天，我请王文壁简单做了个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等人帮忙，帮着把我父亲送上山，算是葬了。那年他42岁。搞“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78年我在林校教书，法院送来一张平反通知书，其中这样写着；王怀英因实话实说，被错误地戴上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坏份子帽子。现予以平反。
童：现在讲起来，恐怕世人都难以相信，在毛泽东时代，一个讲出农村真实境况的农民，遭遇就有这么惨！
王：我父亲只是农村无数被打成“坏分子”中的一员，在那个时代，像那样悲惨遭遇的农民，不止我父亲一个人。
杜：你妈和妹妹后来怎么样？
王：秋收后，生产队食堂就缺粮，社员一人一天喝二两面茶吊命。后来食堂断粮几十天，人们完全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度日，大批社员饥饿患病，死人如潮。
大饥荒来临，别人家能动得的人，四处八山到处找吃的垫肚子, 我家被管制不敢乱动，连出门都要报告干部,屋头的饥荒程度，可想而知。
我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小妹乾莲才一岁多，在59年上半年饥荒中，就先离我们而去了。弟弟、妹妹和我妈，早就一身浮肿。老汉死前，我妈和二妹王文淑，就肿病倒床好多天了。
那天早上，遍地盖了一层霜。浑身浮肿的母亲，被人抬到管理区肿病医院门前，搁在撒稻草的泥土地上。她已断了气，我帮护着做人工呼吸了一会儿，抢救无效而亡。父亲死后一个多月，母亲也在59年腊月下旬去逝。母亲叫曾昭莲，享年44，比父亲大两岁。
医院是公社化共产的三合院，每大间屋都是连间地铺，不分男女老幼，几十人摊在地铺上。医护人员，大多数是与干部沾亲带故的，每天给病员发红发丸。
时常有抬出来的临终病人和死者，大多数人没有家属照看，活人肿得肉泡皮亮。人死了，管理区干部就派人去葬，有的用篾绳拴着两支脚套在大肩上，有的拴头颈拖走，有的两个人软抬，拖到河边沙滩上，随便刨个坑葬了。管理区食堂靠天井的角角上，几具尸体不知堆了几天才拖走。那时候人命贱如草芥。
童：你家其他人的遭遇怎样？
王：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我看家无粒粮，妹妹文淑肿病倒床好久了，听说孤儿院还有点救济粮吃，就报告管理区干部，把她送到孤儿院，才活下来了。
大饥荒中饿死了我老汉、妈、小妹，我和弟弟、二妹逃出鬼门关。
童：你还有其他亲人死于大饥荒吗？
王：我亲人死的就多了。先说我二伯家。那是59年冬一个星期天早上，管理区的喇叭，照旧放着“他为人民谋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晨曲。大救星？饿殍载道啊！我听到后，心头感到肉麻和悲怆。
我来到王家院子，看到大哥家两岁多骨瘦如柴的侄儿家钧，倒在火炉边，嘴里嚼得沙沙响，不知在吃什么。幺伯母说他饿得慌，在吃二火炭。
王家院子横房头，二伯王怀钰家敞开大门，屋里静悄悄，对门食堂早已停伙。二伯父、二伯母全身浮肿，睡在床上爬不起来。偏房堂屋地下，躺着他已经断气的小儿子。他示意我帮他弄出去，我没力气，只好将尸裹了夹卷着，我一跨大门槛绊倒，尸体一下抛甩在台阶下。我爬起来，诚惶诚恐地抱着死去的兄弟，走了一里多到县城河渡口，将其投到河水中。没过几天，人家来告诉我：我二伯父、二伯母也不在人世了。
我表兄曾宪宾，是被慢慢从精神到肉体残酷折磨死的。他是独生子。1957年毕业于荥经中学，刚16岁。在“言者无罪”的整风运动中，说了些实话，打成右派。
我听李师兄说，有一天晚上，在批斗右派大会上，他和医生谭朝监被人几拳几脚打跪在瓷片上，几次打倒在地，又抓起来跪。运动后，他下放到泗坪供销社，监督改造。他那六十多岁的小脚奶奶，和从未做过农活的母亲，也受株连逐放到农村黑羊坝。
1960年正月，人家来说，我表兄曾宪宾，在批斗难当、羞辱难当、饥寒难当、饿病难当中，不知哪天，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是19岁的戴帽右派！
余：你们生产队原先有多少人？死了多少人？
王：那时候我在荥经县城读书，很少回去。刚吃食堂时候，长盛生产队有一百五六十人，饿死、因饿病死的人，最少有六七十人。听队上人说，人死了一半。
杜：对大饥荒，你还有哪些记忆？
王：给您讲两个小伙伴之死。尹显章和我同住在长盛店大院，一起玩耍长大的。他在荥经中学读书，一天，他饿得没力气走不动了，就倒在回家路上。59年冬，王文步父母先后离世。家里没大人，搞不到吃，文步经常偷青吃青，也经常被干部发现毒打。60年，他精神失常成了疯子。一天，他身上只披着一条破麻袋，倒在食堂灶火门前死了。
童：你们那里有人相食的情况吗？
王：有哦。我们那里下院子银匠铺头的王校怀，不到四十岁，饿死后埋在炮戽头。当晚深夜，本队李明登就去刨尸，砍断一肘大腿，拖着回家被人发现。李明登不只一次食过人肉。最后连他自己也死于那场大饥荒。



袁文忠


67岁，原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杜家沟生产队社员；62年起任生产队长。


时间：2012年5月23日中午；
地点：五宪乡热溪沟村杜家沟组袁家大屋；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公社化前，这里叫什么地名？
袁：老名叫石滓乡热溪沟村杜家沟，合作化叫石滓乡太平村（热溪沟）第一社，公社化叫五宪公社第四管理区第一生产队，后头叫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杜家沟生产队，现在是五宪乡热溪沟村杜家沟村民小组。这儿就是搞暴动的万应何的老房子，他后来被抓枪毙了。
余：你知道五宪暴动的事吗？
袁：咋个不晓得嘛，我在大庙读书，看到他们在大庙子搞的。
万应何就是太平村一社的社长，他是共产党员，副乡长。他信迷信，给女人医病，后来把集体的钱拿来投资参加暴乱。当时，他们利用封建迷信，把对共产党政策不满的农民拉到一起，要造反。
58年毛主席的政策，第一条是搞大跃进，第二条是搞人民公社，第三条是搞公共食堂，第四条是搞密植嘛。粮食播种时候，干部就叫一层层地撒麦子种。来年地里长得像牛毛毡，颗粒无收。第五条是搞大兵团会战，白天大战，黑夜打火把会战，社员日夜不得休息，不准睡觉。他们这些人反对这一套，反对“三面红旗”，就在大庙里密谋，用封建迷信搞起来的。
余：当时他们有多少人？
袁：就是几十个人，人不多，后来都处理了。那时候我13岁，读三年级，学校就在那个大庙里头。那天，我看到他们把毛主席像抓下来，把他们的旗子扦起，把学校学生的书烧了火堆，他们就围住火堆，拿着小旗，团团跳，就像跳锅庄似地，口里“呜里呜秃”地喊起跳。把我们学生吓坏了，我吓得跑走了。
余：大旗上写的啥子？
袁：这个要问马光远，他是地主子女，有文化，他写的大旗。就为这个事判他死刑，后改无期。他们把那个大旗子扦在地上，喊反动口号：“打倒共产党”、“三天打到北京城”，我们在那儿听到他们喊。
    开头是县公安局李玉森带人来的，他是本村人，认为本村的人嘛，好解决，带了几个人，来就喊话，说是内部矛盾。造反的就放狗咬。李玉森四个人在田坎那里，被农民按倒起，把枪下了，打死个毬了。就这样子搞起来了。
    后来乡党委书记王永汉、乡政府文书吴家杰他们又来，被捉住绑起。王永汉被他们用砂枪打，没打死，爬到我大哥家，从那边跑了。
    后来报上去，接电话的听成是“五县暴乱”，部队下来了三个团的人（实际是四个连——编者），把四面山都围起，打了几枪，人就跑散了。我都给部队带过路，到召山那边去逮张光莲。部队还给我吃饼干，大家饿了都吃饼干。
    我们这个大屋场，驻了一个连，就为逮熊金华。他躲在黑桃沟里，黑了到竹林，家里人送饭去吃，白日里不动，逮了半个月才抓到。
他们有步枪、火枪、弯刀。当时生产队是民兵排，排长就背老套桶的步枪，家里也都有打猎的火枪。这事过后，部队把队上的枪都缴完了。他们的成员分几种，有“皇帝”、“皇帝娘娘”、“先锋”、“十大弟子”，娘娘是张光莲。
余：后来过细粮关，你们队的情况怎么样？
袁：过细粮关，我们这个屋场就是肿病医院，整个大队的肿病人就送这里，地上都是病人，有上百口病人，躺倒在地舖上。
余：你们大队饿死人了吗？
袁：原来没暴乱前，我们这里是一个队。刚成公社时，全大队5个队，有五六百人，5个食堂。暴乱后，把我们队和杜家沟合起来。后来搞整风运动，全大队是6个队，有6个食堂。整个大队死了三百多人。我们队上人死的少。
    62年，阎桂芬当县委书记时，别的队分小，分地自留。我去开五级干部会，我这个队不准分，搞暴动的嘛。
余：大饥荒时候，社员的是吃啥子？
袁：当时我们吃过泥巴，吃猪鼻孔，吃枇杷皮，吃玉米壳壳、玉米芯芯合起做淀粉，吃蕨基根，吃糠，吃野火麻根根，吃山鸡菜根根，吃野菜无数。你说这还是人吃的东西吗？
余：食堂断粮是咋回事？
袁：队上的粮食都交待管理区，干部把大多数粮食都交到粮站，交征购粮了，管理区留得不多。秋收后，社员吃半斤，饿得吊起命的。食堂后头吃二两，最后全大队食堂断粮几十天，干部不准社员家开伙，见到你屋头冒烟就打，干部就要把你捉起，捆起，开大会斗争。你扯点萝卜根根吃，干部就打一顿。哪个社员不受他们的害！社员不饿死，都让他们整死！
余：你们这里秋收后还能够吃半斤粮，看来上面对你们还是手下留情的嘛。好多地方，秋粮一下来，就都拉走了，就吃二两粮。看来，这里闹过暴动，公社还是有些发憷的。老话说，狠的怕不要命的。你们这里吃粮食，比别的地方稍微多一些，死人也比别的地方少一些。



原石桥公社大饥荒实录


         王主彬


63岁，原米溪大队尖峰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叔，您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王：咋不记得呢！饿死那些人，真是造孽！
前头我屋头有8口人，过细粮关饿死7口人，逃出我一条命。   
我老汉蒋仕民，是59年冬死的，死的时候六十多；我奶奶也饿死在那年；我爷爷蒋万亭，61年饿死的，死的时候八十多岁；我幺爸蒋四香，是60年饿死的，饿死的才二十七八；我幺婶也死了，叫杨石珍，她饿得受不住，偷青吃，让干部打死了，死的时候二十二三岁；他家的娃娃也就饿死了；我妹妹蒋新福，还是奶娃娃，也饿死了。
问：你队上饿死的人多吗？
王：队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到处是埋的死人，甩的死尸。
    那时家里不准冒烟的，社员搞点东西吃，干部要把罐端走、砸了，还打你。后头整风，南充来的工作队更凶，南充干部王昌荣、郑华文那些人，打人好凶。我婶婶饿得没法子，去偷了点油菜吃，被捉住，王昌荣、郑华文带着积极分子把她打死了。
食堂撤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把我送孤儿院，捡了一条命。太浮寺孤儿院有三千多孤儿，城里孤儿院有两千多人，一天吃六两。
余：你队上有没有吃人肉的事？
王：知道，不好讲得。
余：没得事嘛，那是过去的历史嘛，讲给后人听，要不然过些年老人不在了，这些苦难就没人晓得了。
王：我老表（表弟——编者）的老丈母叫任初莲，吃过人肉的，她现在还活着。过细粮关，她饿得没法了，和队上一个姓李的男人，把埋的死人挖出来，割了肉煮吃。工作队郑华文看到冒烟，把她逮住，把她大伯子（任的夫兄——编者）打死了，把她打一顿，她外逃了。那个姓李的三十多岁，也是被打死了。
余：你队上有死绝的人家吗？
王：有两三户死绝的人家，一户屋头有五六块人都死了的。那时我小，时间又太久了，记不清名字了。



王恩芬


71岁，原米溪大队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27日；
地点：民建乡顺河村；  
采访、摄影：丰纲。


丰：老奶奶，你还记得过细粮关的事情啵？
王：记得嘛。那时候没得吃的，饿死人多得很哦！我家就饿死我爹、我妈、我三哥、还有我兄弟，饿死4个。
    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人，好多人家死绝了，还有吃人肉的事情。
丰：您能够给我讲一讲吗？
王：过细粮关的时候，米溪山光明队的王维芬家，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子，没得吃的，饿得要跟她妈追，追不上就哭。路上，杨国礼家的妹妹看到了，就说：跟我到我家去，我拿蕨基根馍馍给你吃。女娃娃就跟她去了。
    到她家后，杨国礼妹子还就真的给她一个馍馍吃。女娃娃就坐在板凳上吃馍馍，杨国礼上来，用大刀背把女娃娃打死，就把她煮来吃了。
娃娃的妈回来后到处寻娃娃，娘屋头都来寻，都寻不到娃娃。后来有一天，生产队的红豆子被偷了，队干部就带人清查，把大家集中在队上，都不准回去，还把门关倒起。干部就带人挨家挨户清查，翻箱倒柜、挖地敲墙的。查到杨国礼家，发现一个娃娃的衣服包住个人头，埋在地板下，地板下好多人骨头哦。
干部看像王维芬家的女子，就喊她去看，衣服就是她家娃娃的。在花滩中学开大会，枪毙杨国礼，我都去开大会看到的。



原双江公社大饥荒实录




            谢开鲜


68岁，原临江大队新烈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叔，还记得过细粮关是啥子情况啵？
谢：讲起过细粮关，人就不得过（难受——编者）。当时浮夸虚报嘛，那年粮食不大好，硬是逼到要报高产，不报就要往死里整个毬！数字处理往上一报，上头就要你的高征购。结果，生产队的粮食全部都送到粮站去了，剩下没得好多，也挑到管理区。按说我们管理区的情况比别的地方稍好一点，别处没得吃，又把我们管理区的粮食往别处挑。挑来挑去，没得几天我们那儿也没得粮食了，都没得吃，大家一起挨饿。
人没得法了，就到处找吃的，啥子野菜、草根都吃，泥巴都吃。我找野菜来吃，吃树皮、草根子，连苦蒿都吃。实在饿得受不了，我跟人到山上挖泥巴吃，背回来两筐泥巴，捏成粑粑，才下去顺口，龟儿的屙不出，好恼火哦，用棍棍掏，掏得血淋漓的。
搞点吃的，还要躲到干部，他们发现屋头冒烟，就要抄家、打人。那时候的人命，比猪狗都不如哦！后头天天都死人，也没得人管，我们那儿死人多得很。
余：你们生产队死了好多人？
谢：刚吃食堂的时候，我们队上有76个人，到散食堂的时候，还有三十多逃出来，死了四十多块。有七八户人家死绝了。我们管理区那时候（至61年——编者）饿死了两百几十人。
徐志和屋头，有些事7块，他两口子先饿死的，那老的、小的搞不到吃，只有死。他一个七八岁的小娃儿，饿得偷油菜苔吃，生产队长何开良看到了，上去嘛猛踢十几脚，把娃儿踢死后，回去第二天娃儿就死了。这一家死绝了。
徐继芬家，原先4口人，饿死得嘛死3块，就剩下她一个人了，现在她在双流县去了。
廖连忠、廖连分是两兄弟，他们分家了的，一边屋头4块，一边屋头3块，一起7块人。死来死去就死了5块，逃两条命。
余：你屋头有饿死的人吗？
谢：有嘛！我屋头原先是8块人，过细粮关，饿死了5块。我妈是58年冬荒死的。那时候大兵团作战，人累的不得了哦，10月间就开始吃定量，后头和面茶汤，我妈连饿带累，得病倒床没得好久就死了。59年春上，食堂缺粮就更狠了，开始吃野菜那些，我大嫂谢张氏也饿死了。59年秋收后，粮食都是上缴了，食堂断粮，我大哥饿得动不得，还要出工，不然面茶汤都没得喝。他出不了工，队上断了他的粮，硬是活活饿死的。他屋头的女儿、我侄女子叫谢家芬，熬到60年春上饿死了。我四哥叫谢开魁、兄弟叫谢开招、妹妹叫谢开芬，都是在59年冬荒饿死的。我二哥是得浮肿病死的。
余：人饿了，队上有偷青吃的吗？
谢：有哦，打残了嘛！人没得吃嘛，看到地头长的东西，哪个不想吃呢？偷胡豆巅、豌豆巅、菜叶子、菜根根吃，麦子还刚黄，晚上就到地头去偷。全队社员只要是没死的，没得人不偷吃，想活命就只有偷点吃，没得哪个不挨打的。有的是当场捉住打，有的是被别人贪图奖励举报偷青挨打。那时候规定：哪个举报别人偷青，可以奖励，有的奖励一瓢儿面茶汤汤，破案起赃多的，可以分好多赃。这个制度狠喽，过得你整我，我整你的，关系就破坏了，有的人结下几十年的狠。只要有人举报，不管你偷没偷，干部抓到，人一个个都打惨喽。
何明辉还活着，当时他偷了点胡豆吃，队上干部、民兵把他抓到队部，就在院坝头开打，何开良把他按到在地上拳打脚踢，打得他屎尿都屙在裤子里。
61年我饿得受不了，跑到地里偷红苕种吃，红苕刚下种，我偷挖了几个吃。被干部抓到，把我捆绑反吊在屋梁下，一群干部打我。何开良的侄女儿叫何明君，才十五六岁，她先是拿棍子打我，边打边笑。后头她又找来火麻，把我的衣服脱光，把自己的手上包的布，拿火麻抽我的脸，抽我的身上。火麻蜇到皮肤上，比蝎子蜇到差不多，那个滋味，痛得我喊都喊不出来，浑身肿了好久都不消。那女子现在还在，六十多了。你看，那时候不仅干部狠，就来他们的家属都那么作威作福，拿人命当耍子。
余：队长家吃啥子？他家有饿死的人吗？
谢：粮食虽然少嘛，他是掌管粮食的嘛，哪里会饿死人？从大队领回来的粮食，放生产队保管室的，钥匙在他手上，他自己拿家里吃。食堂开饭，一桶面茶汤，都是从底下给他家捞干的，和炊事员有点关系的，都从底下捞，社员和上面的稀汤。队长家不死人，炊事员和管食堂的家都饿不死人，一包一包的粮食往屋头拿。
余：队上得浮肿、干瘦、小儿疳积和妇女病的多吗？
谢：肿病多，死人多。我都饿得腿杆子肿起好粗，我二哥得浮肿病，一时肿起，一时刮瘦，就死了。死的那晚上还和我睡的，二天醒来我一看，他人都凉了。拖出去就扔在坎坎下头，没力气埋嘛。
我妹子开芬，身上肿起好大，送到公社肿病医院，在大院坝。二天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死喽，埋在河边沙滩上了。我去看，找不到。那河滩上埋了几百口死人，我找来找去，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开芬妹儿！
余：你们那儿有吃人的事情吗？
谢：有吃人的嘛！徐继英家，她老汉、她妈、她几个兄弟、妹妹，都是饿死了的，她家饿死5块。她饿得也是没得法子了，别人的人死了，她就搞来吃。队长何开良喊到我：“你去把徐继英煮的死人肉端啰，我打两瓢儿面茶给你吃。”我到她屋头，正煮起死人肉吃呢。还有剩下的，我去把她的砂罐端了，扔在旱沟沟头。回来何开良只给我一瓢儿面茶汤，少我一瓢儿。



王国莲


68岁，原光华大红光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孔繁香家菜园边；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红光生产队刚吃食堂有多少人？死了多少？
王：刚成立公社时，红光队有二三百人。后头食堂过二两关，一个人一天吃二两面茶汤。到后头就断粮几十天，饿死的人家家户户都有。到62年上半年搞自产自救，还剩一百多人，死了一百多人。
余：你家有人饿死吗？
王：我家原先是5口人，老汉、妈、我、两个妹妹。老汉在工厂上班，拿点钱回来买点吃的。我妈在屋头，挖根根、挖野菜给我们吃，饿得受不住，还是饿死我两个妹妹。
我幺爸（小叔叔——编者）叫王其召，他家原先4口人是，没得吃的，硬是饿死3口。幺爸他也是饿死的，死的时候四十多岁；他屋头还饿死了两个娃，是我的叔伯兄弟。屋头死得只剩下我幺婶子一个，也只好改嫁啰。那时候，男人饿死了女人改嫁的、女人饿死了男人再找的，多得很哦！



罗朝芬


66岁，原光和大队畜牧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3日；
地点：花滩镇“红磨房”农家乐；
采访、摄影：丰纲。


丰：您还记得过“细粮关”的情况吗？
罗：记得哦！过细粮关的时候，食堂开始是吃二两面茶，后头二两都没得了，食堂没吃的，断伙了几十天，人饿得受不了，就出去挖野菜、挖草根吃。我吃过蕨鸡根、藤子根、泥巴、米麻花、水芹菜、鹅香草、糠，凡是找得到的都吃。那时候，家家户户饿死人嘛！
丰：当时你家里有人饿死吗？
罗：当时我屋头有5块，饿死我奶奶和3个妹妹。我家一个妹妹死了，没有给生产队报，想在食堂多领她一份口粮，结果只领了一次，就被发觉了，我爸就把她背到府南庙的岩脚下甩了。我兄弟饿得肿来脑壳多懂（肿大——编者），下身光骨头。就他和我两个活下来了。
丰：你们队上有饿死的人没得？
罗：时间久了，饿死的人记不大全了。还记得官文德、杜清和也是饿死的。那时候他们两家都住在我们房子里的（58年刮“共产风”，实行共产共居，许多社员家房子被拆。到61年，还有许多人家几户共居一屋——编者），也是全家人饿死了的。死后没人埋，就搁在屋头，老鼠把他们的肉都掏来吃了，只剩骨头。后来还是生产队派人把他们埋了。人没力气挖，埋得浅，狗还把他们掏出来吃，尸骨扯来到处都是。
丰：你看见那些人死了是啥子情况？
罗：看到的死人多哦！一路上都是饿死的人。我在杨河沟看到一个人死在路边的石头上上面。从高梁湾下去，沿路都看到死人，现在加油站坡坡（花滩镇加油站——编者）下去，一直到处都是死人，就在路上摆起的，有的人死了好久时间也没人管，身上的肉都没得了，只剩衣裳、骨头到处摆起。
丰：你们队上有吃人肉的没得？
罗：我的一个母舅叫杨芝安，他家的人些（妻子——编者）吃过人肉，把人家死了的娃娃弄来，悄悄炖了吃了。






原六合公社大饥荒实录   




      刘开华


65岁，原富林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13日下午；
地点：严道镇同心村第4组路边；
采访、摄影：余习广。


余：大叔，还记得办公社、吃食堂的情况啵？
刘：58年下半年搞人民公社，把各家各户的粮食都共产喽，拿到食堂，上级说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儿吃饭，放开力量生产”，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了。
社员的粮食、家私都共产，不愿意咋办呢？上面号召的嘛，干部凶得很，你不听那还行？光是辩论会就斗不死你，更厉害的还要专你的政！
那时吃大锅饭还好一点，反正不是自家开伙，大家都放开吃，反正是“吃饭不要钱”的，不吃白不吃，你不吃别人吃，到处都扔的是粮食，浪费粮食大。
余：你记得饿肚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刘：到58年底就缺粮，饿肚子。59年初就饿死人。到59年下半年开始过细粮关，饿死人就越来越凶。60年、61年，家家户户都饿死人，人人都不晓得自己哪天死，都想的是这回逃不脱啰。最恼火的是60年下半年、61年，我们那儿饿死人最凶。
余：你把当时的情况讲详细点。
刘：58年底嘛，食堂就吃不饱了，一餐二两米，干部还要占点便宜。59年上半年松了点，小收（夏收——编者）又好点了。
到59年下半年就恼火了。开始一天还有二两粮，不是大米、灰面（麦面——编者），是杂粮哦。吃不饱哦，饿得受不了，吃野菜。群众喊“过二两关”。后来断粮，连面茶都打不起，面茶都没吃的。
到60年，61年，啥都没得啰，糠都没的吃，最后群众没法，连野菜、野草都吃完了，猪草都吃完，大队的猪都比人吃的好。那时候，饿死个人，根本没哪个管你，埋都没得人埋，比死头猪都不如哦！
余：你还记得队上饿死人的情况吗？
刘：记得哦。我们那个队，刚吃食堂的时候，大人加娃儿有二百多人，二百三四十人，最后死得剩下一百多一点，死了一半还多一些。
都是搞人民公社，吃食堂、大锅饭，那几年，上面把粮食都征购光了，饿死人是必然的。
余：那你家饿死人了吗？
刘：我家饿死我父亲，叫刘仕新。58年他去大办钢铁，那时候稍微好一点。后来去大坪砍木头烧炭炼钢，属于大办钢铁的工业战线，指挥部统一从管理区调粮吃，一天吃12两，后来吃8两。但是任务重，劳动强度大，人饿得很。一天他饿极了，到食堂偷了点吃，被发现了，先是批斗，开会，干部发动群众打，打得他死去活来。后来就退回来了。他人有伤，又挨饿，回来没得救就饿死了。他是61年死的，人还不到四十岁。好惨！伤心哦！
余：你家当时几口人，有饿病的没有？
刘：我家里7口人，有父、母，我，还有四姊妹。老汉死了，我们都是饿得病了的。我妈得浮肿病，饿的嘛。那时候太残忍了，人饿病、饿死了，根本还不准说是没饭吃饿的，只能说是不卫生得病的。我哥哥和我们几个人，饿的走不动，一身浮肿，大队给病人发“红发丸”，就是黄豆粉和糠里加一点红糖，那就是好东西了。还要和干部有关系的人家才吃得到，没关系的人，想都不要想。
我们娃儿们到处搞吃的，只求活命。捡点菜豌草子（又称红花草子、紫云英，用作绿肥——编者）、胡豆（又称蚕豆、豌豆——编者）芽吃，挖点菜桩桩，生的就拿来吃。我吃过蕨鸡根、藤子根、苣白公，啥子野菜，搞到就往口里塞，饿得实在受不了，如果吃不得就要饿死。还不能让干部看到了，偷集体东西吃，就要挨打，收了叶子的菜桩桩也是集体的，社员吃，就是破坏集体生产，挖社会主义墙角，抓住往死里打。人真是没活路。
余：你们队哪些人家死的最凶？
刘：我队上死人多哦，时间太久，记得不全了。有一些人家，人都饿死光。
饿死得最多的，我还记得的有王全生家，是11个人，饿死10块人，剩一个女子（女儿——编者）。他家是富农，“四类份子”被管制的。别人出去偷，他家人不敢偷，只有死路一条。女子是调到外乡大办钢铁，救得一条命，其余在屋头的人，都饿死光。



毛德芹


74岁，原富林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孔繁香家菜园边；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娘，摆一下过细粮关的龙门阵好吗？
毛：我娘家是原来民建公社竹阳大队二队的，婆家原来富林二队的人，现在民建乡竹阳村二组。我和姐姐一起嫁到这个队。这个队原来有三百多四百口人，差不多四百人的样子，不是太准确。62年分地，还剩一百二三十人，死了二百多，死的人有三分之二。
队长叫江如勋，浮夸虚报，社员喊他“江壳子”。壳子是啥子意思？吹牛皮的。插秧几亩，上面要数字，他一开口报：“十八亩八”；上面要粮食亩产“卫星”，他一开口报“亩产六七千”，吹死牛。他吹牛上去，上面就要高征购，社员的口粮都没留的，征走了。
余：59年秋收后，生产队留粮食没有？
毛：一点粮食都没留，全部都背走，交国家粮站了。我是个妇女，都参加交粮到粮站去了的。生产的粮食，交国家征购都不够，剩下的大队也没留好多。那时候，粮食大队统一管起。队上要吃粮，大队划拨给食堂。后头，就连大队都没粮，我们大队书记郑焕章都饿死啰，社员吃啥子哦！社员没得法，天没亮就出门去挖蕨基根，挖野藤根子。
我二姐毛玉芝，也嫁到这个队。我姐姐哄娃儿说：“娃儿，好好在家，不要闹，妈给你去挖吃的去了”。把娃儿锁屋头，背起背篓就上山啰。一天忙到黑，结果二姐屋头饿死女儿汤明珍、汤明英、儿子小名叫老王娃儿；她公公和婆婆也饿死，他男人的舅舅都饿死了。她一家就死了6口，只逃出她两口子和一个娃。
余：你家有人饿死吗？
毛：哦哟，过细粮关，我屋头就死的多哦！公社化时候，我家里人是分了家的，我老汉、我娘和我是一家，两个哥哥各分一家。我1957年就嫁到富林大队来了。
食堂断粮了，我妈在山上挖野菜，摔断了腿，没法子出去找吃的，就活活饿死在屋头了。她叫毛陈氏，是59年冬上饿死的，死的时候五十多岁。
我大哥叫毛德文，他家有4口，大哥、嫂子、侄儿、侄女。大哥吃不得粗糠、野菜和泥巴那些才饿死的，是59年饿死的；后头侄儿也死了；大嫂是后死的。她饿死饿得病病歪歪，拖了几年。到62年队上分自留地，开荒自救，她带个女娃，没得力气，搞不到吃的，就饿死了。她死了，屋头就剩下个女娃，更加搞不到吃的，我那个侄女也饿死了。这家人死绝了。
我二哥一家原来有5口：二哥、嫂子、三个娃。我二哥叫毛德章，也是吃不得粗糠、野菜，是59年饿死的；还饿死我一个侄儿。我二嫂是62年得妇女病（大饥荒中，中共中央多次下文强调统计和专科治疗的八种病之一——编者），病死的。那家就剩下两个娃儿。
余：你娘家就饿死了8口人！婆家有饿死的人吗？
毛：婆家分了家的。饿死好几块，我大嫂是61年饿死的；还饿死我三嫂。
过粮食关，大人饿死，娃娃饿死，生产队好几年都没新添人口。到63年，队里才添娃娃。
60年初，大队书记郑焕要我去大队学校当老师。我到学校一看，学校娃娃一个都没得，学生大都饿死了，活的几个娃路都走不动，走得动的到处捡吃的，哪个来上学？我找到郑焕章，给他讲：“郑书记，学校娃儿都没一个，咋个教嘛？”他说上级要教育大跃进，先把学校支起来。结果没支起，我的老师也没当成。
郑焕章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抗美援朝后回来的，公社化当大队书记，我是他提拔的。60年春，他饿死了，屋头几个娃娃也饿死了。


卫红花


61岁，原福林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孔繁香家菜园边；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过细粮关，你屋头是怎么个情况？
卫：我不想讲自己家，我是想说说婆家的事。我男人叫李德轩，他是招上门的女婿。他家是双江公社石桥大队阳光生产队的人。过细粮关，他家的人死得凶哦！食堂断粮没吃的，把他屋头的人都饿死了的！原先他屋头有7口。过细粮关的时候，他爷爷、奶奶、老汉、他妈、妹妹、弟弟，都是饿死的，死了6口人。
他家老人自己省口，宁死也要保他的命，想保他李家香火不能断了，几口大人自己宁肯饿死也省给他吃，就活下他一个孤儿。落后他没得办法，到我家作上门女婿，李家还是等于断了香火。
余：你丈夫不是活着吗，怎么会是断了香火？
卫：上门女婿的后人，要跟我姓的嘛，不能姓李的。他李家还不是等于断了香火，没得姓李的后人祭祖了。






此调查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吃人肉者69人；被吃76人加两花篮四肢。其中吃亲人者38人，食子女者21入，吃子女20人；吃丈夫4人，吃孙子者6人，吃父母者一家子女。干部误食7人。讲到批斗会上，看到砂罐煮人肉，孔繁香仍作呕不息。  彭嵘摄。
         孔繁香


78岁，原福林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上午；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孔繁香家；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老奶奶，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孔：饿死人是吃食堂的时候。食堂没得粮食，断粮不断火，大锅烧起开水，社员和盐水汤。交完粮社员没得粮食吃。那边是粮站，社员背回来大脚板糠（即碾过米的稻壳子——编者），先炒，再使磨子推，磨细了掺上猪草，打面茶吃。
人饿极了，啥子不能吃？吃不得的就饿死了。糠都没得吃的了，就吃野菜、草根根、滕子根，吃泥巴。那时候人比猪都不如，猪不吃的，人吃。我吃过猪草、鹅香草、水芹菜、蕨基根、枇杷树皮。人家到山上挖来白鳝泥，我饿极了讨来吃。又没得自留地，菜都没得吃的。
余：你队上有偷青吃的吗？
孔：偷哦，哪个不偷就饿死。队上有个读书的老人，是老时候的思想，偷盗奸邪的事他不做，宁愿饿死不失节，就硬是饿死的。
59年秋上，队里种麦子，怕社员偷，拌粪、拌闹（毒——编者）药，社员还不是边种边吃？队上种洋芋拌粪灰，下种时只要干部不在，社员拿起来，在衣上擦两下，连皮带粪，就那么吃。玉麦还没熟，生的就偷来吃；偷生苞苞菜（莲花白，圆白菜——编者），也不洗，扯起来连叶子带根根吃。
余：队上有偷青被打的没有？
孔：有哦！姜如勋从外边调来当队长，他打人就多哦，队里多数人都挨他打过。社员喊饿的、不出工的、完不成任务的、偷青吃的，只要不顺心就打，用檐子、棍子打，绳索捆，罚饭、罚跪、抽耳巴是家常便饭啰！那时生产队有武装队，都是带枪的民兵，他们就是打手、狗腿子，专门抓人打人。偷牛的多，挨打的也多，好几个打死的。
余：生产队死的人多吗？
孔：人死的多嘛！孔庆元家两母子，都饿死了，那家死绝啰；还有李希尧家，屋头有5口人，都死完了，一个不剩。还有些人家，我记不清楚了。
余：您家里饿死了没有？
孔：有哦！先说我娘家，就饿死了好几块。我老汉孔庆安，是那时候饿死的；我家公、家婆（外公、外婆——编者）是饿死的；我母舅饿死是饿死的；我姨娘也是饿死的；还饿死了两个外甥。我娘家饿死了7口。
婆家这边，我家婆婆朱何氏，吃不得那些东西，饿死了；还饿死一个兄弟；饿死我一个娃娃。全家饿死4口。
余：那您娘家饿死父亲、奶奶、外公、外婆、舅舅、两个外甥，7口；婆家死了公、婆、一个儿子、一个兄弟，4口，共计11口人。你们队有吃死人的没有？
孔：有哦，是一个老娘子，五六十岁了。队上一个大小伙子，邵张林饿死了，别人把他浅埋在坡上。那老娘子饿狠了，晚上跑去把土扒开，割邵张林两条大胯的肉，拿回家煮吃。
干部发现，全队开会斗她。我以为沙锅煮的洋芋，跑上台去一看，边上人说是人肉，吓倒我了。跑到她家里看，太吓人了，那大胯割得露白骨，脚头的袜子还穿起的。我的腿都软啰！她屋里头，啃的骨头都一大簸箕，沙锅里头的人肉还燃起的。（连吐口水）：呸、呸、呸，现在想起都脏得很。
她男人叫李旦公，是乡下做道场，帮死人送魂的道师，我们喊他“李旦公娘子”。她前两年死的。
余：当时公安局把她抓起了吗？
孔：没有哦，她饿的嘛，没得法子！队上斗了她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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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新




84岁，原富林大队第四生产队保管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上午；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孔繁香家；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大爷，您还记得吃食堂吗？
刘：我是51年去抗美援朝，57年回来，当高级社下面生产队保管员。
刚办食堂，敞开肚皮吃，那时候从各家各户搞“共产”收上来些粮食，高级社还有一点底子。搞了个把月就没粮食啰，58年秋收后就没吃的啰。后来越来越严重，59年秋收搞反“瞒产”，就过细粮关啰。
余：反“瞒产”是怎么搞的？
刘：59年秋收，我饿得胃病发作倒床，都是工作队帮我管粮、称粮。公社书记、主任都来问我队上瞒产情况，我说我都倒床睡倒的，哪晓得队上瞒产不瞒产。我是饿得胃子痛，倒床起不来。管理区书记看我躺了几十天，才喊人送到医院，救下一条命。当时公社书记张志梅带人调查队里的瞒产私分，搞得好凶。粮食都收公社交粮站了，社员没粮食吃，就过细粮关嘛。
余：你队断粮停伙多少天？
刘：秋收后农民连一天老称二两粮都没吃几天，食堂就断粮了。从59年农历9月底开始，一粒粮没有，用玉麦壳壳，干红苕藤子，放石灰水里泡粑（软——编者），晒干磨成粉，叫“淀粉”、“代食品”，做成汤圆大的粑，一餐社员发一个，再打一瓢葱子盐水汤。后头就连 “淀粉”、“代食品”都没得喽，生产队长江如勋喊：“坚持公共食堂，不准停火！”这屋后头那边的坝子就是食堂，把大锅烧起水，放点葱花子，放点盐巴，烧一大锅盐水。社员来打饭，就喝点盐味水。
社员家不准冒烟，冒烟干部捉住就打。这么搞了几个月，咋不饿死人？
余：四队吃食堂多少人，散食堂剩下多少人？
刘：饿死好多人。以前我有一个本子，从高级社，到公社化后管理区和大队的情况，都记了数，后头整丢了。
公社化成立食堂，我们这一片划两个队，一个队是我们四队，是三百七十多人，另一个是五队，三百五十多人。四队饿死一半多，到分自留地、开荒自救的时候，还剩一百三十多人。
余：四队就死了二百四十多人！你家过细粮关有饿死人吗？
刘：我屋头就死得多哦！吃食堂前头，我屋头有我奶奶、我老汉、妈、两个兄弟、我两口子，加上我3个娃娃，全家10块。过细粮关，饿死了我奶奶、爹、妈、两个兄弟，还有我3个娃娃，8口人都饿死啰，只剩下我两口子。
我家公、家婆（外公、外婆——编者）也饿死啰，我母舅死了，死了3口，只有一个姨娘活下来。
余：那您这两家就死了11口。队上有偷青、杀牛吃的吗？
刘：有哦，就这前边屋头陈家银的哥，叫陈家富，他饿了杀牛，被捉住，干部把他打一顿，不久就死啰。打人的是江如勋，那个家伙，全队的社员，都被他打过。



张明珍


82岁，原富林大队第八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0日；
地点：六合乡福林村四组孔繁香家菜园边；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过细粮关，你家有饿死的人吗？
张：有，我婆家饿死好几口人。我公公彭仕高，是59年饿死的，死的时候四十多；我婆婆也饿死了；还饿死了一个大伯，叫彭仕农，死的时候五十岁不到；我婆家一个大伯子也是饿死的；我两个娃娃，一个娃也饿死了。屋头饿死4个，都是59年死的。
我娘家是富林五队的，那边是大山里，挖野菜、野藤根吃，蕨鸡根那些多，没死人。
余：社员有偷青吃的吗？
张：人家偷，我没有偷青吃过。我挖蕨鸡基根，挖藤子根，挖来晒干磨成粉，做成馍馍吃，找野菜吃，就吃这些。我家婆婆和哥哥是吃不下去这些东西，就饿死啰。
余：你家有得肿病的吗？
张：公公、婆婆和大伯子，都是得肿病了死的嘛。我们其他的人都是肿的肿，病的病，只是没有死。



邓正芬


66岁，原水池大队富新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3日；
地点：花滩镇“红磨房”农家乐；  
采访、摄影：丰纲。


丰：大娘，还记得过细粮关啵？
邓：说起过细粮关，我就伤心哦。食堂断粮了，我屋头饿死的人太多了。
我家爸饿得快断气了，我怕他死了，自己又搞不到吃，实在没办法，就到县里去找我哥，他在县中学上学，一个月还有十几斤指标，把在学校舍不得吃的粮食拿回来给我爸吃，结果我爸多活了一个星期，还是死了。
我妹妹才四五岁，饿得走不动，脚杆、手杆瘦来一低低儿（一点点，干瘦病——编者）。每天我到地头、路边给她扯一书包鹅香草，放在炉子上，她自己烤来吃，每天她吃完一炉坎鹅香草，就活一天。我都没想到，她竟然没死，熬过细粮关活下来了。
我家大伯叫邓兴明，大姆姆（大娘——编者）叫邓杨氏，两口子都饿死在床上，不晓得过了好多天，人都生蛆了。我们三姊妹小又抬不动，没得劳力，我们跪倒给人下话（乞求——编者），人些（们——编者）看到我们可怜，才弄些席片（篾席或草席片子——编者）来把死人包到起，把大伯和大姆姆拉出去埋倒。
没好久，我叔伯妹妹饿死了，死的时候才七八岁。我和我另一个妹妹弄点烂衣裳，把她裹倒，抬到两座坟中间。我们挖不动，用一块石头捡来窖倒。想起来好惨。
我五爸家，原来是4个人，他屋头的人，全都是那时候饿死了的。我三爸家饿死了3个人，我四爸家饿死了我四婶。
丰：你家饿死你老汉和妹妹，两口；大伯家饿死大伯家、大娘、叔伯妹，3口；三叔家饿死3口；四叔家饿死1口；五叔家饿死了4口。共计饿死了13口！
你队上饿死人没得？
邓：吃食堂的时候，我生产队大概有两三百人，到散食堂，死来只剩一百多人，死了一百多块，有一半人饿死了。
丰：你看到饿死人没得？
邓：看到的嘛。我家老汉饿来不行，我上街去喊我哥。从我家到街上10里路，我看到路上倒起（倒地——编者）起码有10个死人。
在粮站那边水沟沟，看到一个人弯起弯起（身体慢慢佝偻下去——编者）就死了。我走到水池堡，看到一个人斜靠在坎坎上就死了。走到六合坝高粱弯爬坡坡那儿，看到有两块朋（搭，伙，用做动词——编者）在一起死了。我在曾家沟，看到沟沟那儿有死人。

陈玉美


75岁，原水池大队鲜羊生产队社员。


采访时间：2012年9月2日；
采访地点：宝峰乡五一村；
采访、摄影：丰纲。


丰：你们那里过细粮关是啥子情况？
陈：过细粮关，食堂先是吃二三两，后头断粮半个多月，社员没得吃的，我们就到处整野菜、糯米菜根根、藤藤吃。那时候社员屋头不准开伙，生产队长、那些干部看到你家房子冒烟烟，就要来查你，整点野菜来吃，都给你端球了。那时候饿死的人不少。
丰：你家饿死人没有？
陈：我家男老人就是饿死的，他叫陈税三，死的时候有五十多岁。讲起来就伤心，那个时候吃二三两粮食，事务长还要抠点，二两都吃不到。那天我人不好（生病——编者）去弄药，他就去食堂把我的馍馍拿来吃了。当时分全劳、半劳，我是半劳，没得好大一点点馍馍。我问他：老汉儿，你把我的粮食拿回来没有？他说，他拿吃了。我就去食堂头，看能不能再拿点吃。我从食堂头转来，他就把门关到了，我们推不开门，把门弄开，就看到他在楼上吊死了。
丰：你们生产队饿死好多人？
陈：59年过后就没得好多人了，才把两个队合成一个队。两个队总的没得两百人，死了一半多。

杜清琼


75岁，原富美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2日；
地点：新添乡庙岗村公路边；  
采访、摄影：丰纲。
   
丰：大娘，我想向您了解过细粮关，好吗？
杜：过细粮关，食堂先是吃二两，后头就断粮了，一点粮食都见不到吃的。当时人些（们——编者）到处找吃的，吃藤子根、麻根根、枇杷皮，吃蕨鸡根。我们那里人都饿死好多哦。
丰：您家里有人饿死吗？
杜：我家老汉是上门的，我们就跟妈姓的。我妈是细粮关饿死的，她叫徐氏；我哥叫徐清明，是那时候饿死的；我哥的娃儿，也是过细粮关饿死的。我屋头就饿死了3口人。当时队上死的人多了。
    那时候，人死了都没得人拉来埋的，割（做——编者）个火匣子，把人放进去，拉出去就埋了。



原烈太公社大饥荒实录


         李光云


80岁，原蒲子大队石桥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


余：大爷，你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李：记得，一天一人才吃二两，二两关。就是食堂不让人吃饭嘛，饿死的社员不晓得有好多。
余：过细粮关，你们生产队有人饿死吗？
李：有哦，开始办食堂时候，我队上有一百三十多口吃饭。落后食堂吃二两，人就开始死。再后头食堂断粮，二两都没得吃的，吃野菜、树皮、蕨鸡根、草根根、树叶子，那些玉麦芯子、玉麦壳壳，石灰水泡起，晒干了磨来做代食品，我还吃过泥巴。那人就饿死得多了。到散食堂的时候，队上还剩九十多，死了四十多块。
余：你家里有人饿死吗？
李：我家妈就是饿死的。食堂断伙三个月，我娘又饿又肿，就倒床起不来，临死喊想吃点面茶，我都没得地方去弄的，哪里都没得，我就看到她死了。她死在60年春头，死的时候63岁。



徐显芬


61岁，原虎岗大队凉水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7月19日；
地点：新添乡太阳村徐显芬家；
采访、摄影：丰纲。


丰：大娘，您还记得过细粮关吗？
徐：过细粮关，开始吃二两，后头食堂断粮几十天，一点吃的都没得。社员吃蕨鸡根、藤子根、泥巴。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我跟我妈一路赶场，在王店子看到一个小孩就死在那里。
丰：你家有人饿死没得？
徐：我屋头饿死两块。饿死我家爸,他叫徐礼军，我爸死的时候四十几岁；饿死我一个兄弟，叫双全，才两岁。我兄弟饿死在床上，当时我9岁，是我妈把他背出去甩的。
丰：队上那些饿死的人，叫啥子名字你还有印象吗？
徐：我生产队的人，死了一半多。生产队上彭成良家，有七八个人，是饿死完了的；李大林家几口人，除他打发（出嫁——编者）出去的女儿没死，其他的人都是饿死了的。



相岭河流域（荥河支流）


          原凰仪公社大饥荒实录






           王明秀


84岁，原岗上大队红茶园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5月17日；
地点：新添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老奶奶，过细粮关您还记得吗？
王：过细粮关，几十年过去咯，也是飘飘撒撒啰，记不住好多啰。
余：那您记得好多就谈好多，公社化时候，家里几口人？
王：我家是大跃进前分家的，那时候，有我公公、我两夫妇、两个兄弟、大姑子，都是成家了的。一个兄弟是两夫妇加一个娃儿，一个哥哥是两夫妇加两个娃儿，大姑子两口子加一个小娃。
余：那你婆家这几家算在一起，有你公公、你两口子，这是一家3口；哥哥家是夫妻俩加两个娃儿，4口人；还有一个兄弟家，夫妻俩加一个娃，3口；加上出嫁的大姑子两口子加一个小娃，也是3口。实际上加在一起是13口人。过细粮关死了几口？
王：过细粮关，开始一个人一天喝二两面茶汤，落后连二两面茶汤都断了，食堂断粮几个月，社员一点粮食都没见到，只有挖野菜、吃草根根，怎么不饿死人呢？
那时候我家是先分家的。我家有公公、我两口子。我公公饿得没力气，出工不得，食堂不给吃的，饿死啰。大办钢铁的时候，我男人调到铁厂，活下来的。我是饿得浮肿。
分家的那两兄弟家，人死惨啰。过细粮关时候，哥哥是饿死了的，家里没吃的，大人想攒两口把娃儿吃，结果大人饿死了。嫂子带两个娃儿，搞不到吃的，嫂子跑了，两个娃儿也饿死了。这户是死3块。大办钢铁，兄弟调到铁厂去，有点粮食吃，活下来了；他屋头死完了，弟媳妇饿死了，娃儿饿死了。这户死两块。我大姑子家死了两个，死了姐夫，一个娃娃。
我公公家13块，饿死了8个人。婆家活下来的人，剩下一个嫂子，一个弟弟，我、丈夫4个人。
余：你娘家有人饿死吗？
王：我娘家也是这个队的，我父亲也是过细粮关饿死了的。
余：那你娘家和婆家一起死了9个人！红茶园生产队饿死的人多吗？
王：我们吃食堂的时候总共八十多口人，死的人多，具体死人数字没关心，记不清。那时候，各人逃条命就是好的，只看到死人多，哪个也不去数数。
余：队上当时得浮肿病、干瘦病这些病的人多吗？
王：那时候，人饿狠了，得这些怪病的人多哦！活下来的，除了干部和家属，哪个人都是一身病！我饿得浮肿一个多月，身上都肿起，大胯都肿了，走不得路啰。我住到大队肿病医院，一天发两个红发丸，发一点面茶汤喝，我差一点饿死。后来上面一天发二两粮食，一天一天才好起来。
    病人吃两个红发丸，就在那屋头停倒（躺倒，放倒——编者）。好多人就饿死在肿病医院里头，尸首都没得人埋的，就那么拖到外头扔了。黄泥公社肿病医院，没靠山、没关系的还进不去。我们哪有靠山嘛！
余：你队有人偷青吃的吗？
王：你不要命才去偷嘛，过细粮关，接着就是冬天，地里没有庄稼，你偷啥子嘛偷，只有饿死在屋头！还有就是病人也不得偷，像我脚肿起那么粗，偷啥子偷嘛？路都走不动，没办法啰！你背个背篓，里头有点东西，干部连背篓都收起来啰，你咋个弄呢？
余：那你们队上没有人偷青？
王：队上有人偷哦！不偷就会饿死嘛！饿得受不了，咋个不偷哦？大人只要走得动，黑天抹花晚上都出去偷。你要是被发现，干部要抓你就打。
我们岗上大队是大山里，红茶园生产队是大队里最深的生产队，都饿死那么多人。国家把粮食都收走了，好狠心哦！
余：深山里应该是有野菜吃，怎么会饿死人呢？
王：食堂一天二两面茶汤，掺起野菜吃。大队干部吃好的，队上要社员到山上挖蕨基根，晒干到碾子上碾，掺到面茶里吃。我们队食堂11月断伙，十冬腊月，哪里有野菜吃嘛，给你任务一天挖多少，挖不到没吃。社员家不准冒烟，冒烟干部就打上门。社员没办法，只有死路一条嘛。
余：红叶园生产队有死绝的户吗？
王：队上死绝的有好几户，家里死得还留一个的那就多了。一个小女子十三四岁，家里人死剩她一个了，送到孤儿院，62年才回来的。那时候搞分自留地，开荒，她人小又病病歪歪的，做不得活路，没得吃，到地头捡点玉米做耙子吃，还是回家3天就饿死了。
余：你队上有人偷杀牛的吗？
王：没得！男劳力都死的死，调外出的出去了，屋头剩下些老娘子、小媳妇、娃娃家，哪有力气杀牛嘛？
头年上黄泥铁厂的男人，就活下来啰；在屋头的死得最凶，差不多都死绝了的。有十几个小伙子，是去石棉矿的，石棉矿解散，他们回队里。那时吃面茶嘛，吃了不顶饿，又要出工，这十几个小伙子都饿死了。



徐炳芬


77岁，原凰仪公社社员


时间：2012年7月9日；
地点：龙苍沟（原凰仪公社境内）；
采访、摄影：丰纲。


丰：大娘，过细粮关的是啥子情况？
徐：细粮关饿死人哦！我们食堂断伙几十天，社员没得一点点粮食吃，就是吃野菜吊命。到处找野菜、挖草根根、滕子根根，吃草草把把，吃蕨鸡根、野菜、还吃白鳝泥。
丰：你屋头饿死人没得？
徐：饿死嘛，我屋头饿死我老公公，我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娃娃，也是饿死的。
丰：有偷青吃的没得？
徐：都偷哦。我在山上烧窑柴（炼钢用炭——编者），扯了些油菜回来。油菜给虫吃来光刷刷，队上打了闹药的。我不晓得嘛。回来弄吃后，我们两口子就中毒了，我都闹倒了。我去请医生，在路上都睡（昏迷——编者）了三回，才把医生请来。我家人些（丈夫——编者）都硬绑绑了，眼睛都鼓起了。医生打了几针就好起来了。



黎得英、郑文先、陶国花


黎得英，女，84岁；郑文先，男，62岁；陶国花，女，59岁；原安乐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时间：2012年6月27日；
地点：安靖乡（原凰仪公社境内）；
采访、摄影：丰纲。


丰：老奶奶，这儿过细粮关是怎么个情况？
黎：过细粮关，食堂断粮了好几十天，社员没得吃的，吃泥巴、吃藤子根、吃鹅香草、吃枇杷皮。我们这儿饿死好多人。
丰：四队饿死了多少人？
郑：我们这个生产队，原先有一百多人。细粮关过后，只剩下四五十人，死了五六十块，死的人有一半多。
黎：我屋头就饿死了几块。我家原来有5块，我们两口子，还有3个娃娃。
过细粮关，饿死了我老伴，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还饿死了我3个娃娃，大娃娃死的时候才5岁，最小的才一岁多点。全家人死来只剩我一个。
郑：凰仪公社在58年大办钢铁时候，是县上的钢铁基地。细粮关时候，一边饿死人，一边还大办钢铁。到这儿来的雅安草坝人，还有好些人来我们这儿炼钢，从这儿背铁巴出去。没得吃的嘛，还要搞重体力事，哪么不死呢？
那时候，从那边背背铁巴过来到花滩去，隔没好远就饿死一个，一路上都看得见倒路的死尸。那些人饿狠了，背起铁巴，在路上歇气，倒下去就死了。从这里到花滩十公里，每天少不了死五六个。
陶：我家妈、我哥都是饿死的。我屋头就饿死了两块。
丰：这儿有没有吃人肉的事？
陶：凰仪的余秀珍家妈饿来没得办法，找野菜根都找不到，就用大砂锅烧起水，想把她小儿子杀了吃。她大儿子问她：妈，你把砂锅烧来做啥子？她说：我把你家兄弟煮来吃。她家大儿子说：您把他煮来吃，我不打死你，她就没敢煮。现在她家小儿子还在呢。



生命的磨难


            刘大锦


   “吃饭食堂化，按月发工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行车跑得快，一人一架好自在。”


   当人们整点步伐跑进共产主义社会天堂，还未迈开大步，却嘎然而止停止了脚步，一下跌入了饥饿的深渊。


    从那些日子筛选过来的人，基本都练就了饥饿的功夫。倾诉那段岁月，警醒我们后人，怎样才不使那段日子重演。


竹子坝背靠大坪山，面临荥河，鱼通山、小坪山两条巨龙盘缠，风顶沟两溪之水，润泽着这一冲积平坝，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这就是我的家乡。


1959年冬，寒风无情地袭来了，人们别无选择，惟独承受饥饿。壮劳力每天食粮半斤，半劳力二两或三两，小人五钱的每天口粮，像清油里的油枯了，灯花跳了，光全熄了。人们根本无法作出准备，茫然不知所措。求生的本能，人们首先盯上了枇杷树皮、蜂桶花根、白脸蒿子、料子草、水芹菜、糯米菜等。我参加到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中。精壮的父亲在公社农具厂甩二火锤，每顿能吃到半斤米饭。我有时饿得不行了，就找到农具厂去，父亲给我一砣饭，还叫我钻到风箱底下吃完才出来，怕当事的看到。有一天去，父亲实在不能再给了，因为我们毕竟有五姊妹啊。他给我一个米筛，叫我去田坝里扯草。扯了一些草在米筛里就无法站起来了。父亲来时，才把我提起来。回家去煮着没有盐味的草草嚼来吃。


院子里那些“杀牛匠”们，被绳索吊起来，颈项下还要吊个磨盘,被打的撕心裂肺,使我幼时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怖。哪敢奢想去做“大生意”？只能在壁足下、碗柜角找些骨头烧焦啃来吃，实在没有就把二火炭当干胡豆嚼来吃。


一天，我和背着小妹的母亲，去不知被人挖了不知多少遍的洋姜地里挖洋姜。只听我妈在小声念祷：“天啊，天啊！来一瓣吧，救救我家月华吧。”果然来了一瓣，在我眼里特别亮，特别大，我一下扑上去像见了救星一样捧起来。回家后母亲烧“杷”喂小妹，我就只有两眼巴巴望着。


我们在豆廊下拣豆子，在草丛里寻，到石缝里找，拣到后地上抓把干草点燃后把豆子烧熟吃。一天我在路边饿得脑袋耷起，一位善良的妇女给生产队背一背红苕去栽，经过我面前，也许是人性的驱使，背篼一歪，散落几块红苕在我面前。这位好心的菩萨啊，我只知道她是个女的，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活着。也没有记起她是谁，虽然我现在找不到她，但我将记住这一壮举。也许那几块救命的红苕，才使我的生命没有停止在那一时刻上。


    我大姐为去“偷”刚种下去的洋芋片被人逮着，耳朵都被人扯裂开。大哥十六岁了，一天夜里饿得实在不行了。半夜起来，剥回来的批芭树皮，求生的本能，使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双手抱着磨子，把枇杷树皮磨细后熬好，准备美餐时，连吃进口的力气也没有了，默默的不给我们告别一声就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悲痛，也许是麻木了吧。当时的我，也许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了吧，而不敢想象今天还有这样的好日子。而今看着白面馒头抛掉，剩半碗白米饭倒掉，心里痛骂这些人：不知好歹，糟蹋粮食，天打雷劈。


    全县人民挨饿的“万斤田”奏响的地方——烈士公社，人民尤其悲惨。“十” 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我不幸今生见到此情此境景。农民啊，你们是种粮的却没有粮吃。肥沃的土地，你献给这群人的是什么？难道仅是树皮和草根吗？还是藏在怀里的白鳝泥？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饥饿的人们，李大章省长三次来荥，最后一次不到县上直接到街道乡村。1960年1月寒冬即将过去时，县委书记姚青被逮捕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听到这个罪恶的名字，也记下这个罪恶的名字。


政府在全公社各大队办起了医院，把因饥饿患水肿病的人集中起来救治，并给患病者分发“红发丸”。把失去父母的孤儿集中起来喂养，南充干部全部接管了荥经，派来了干部和生产工作团。


县上开大会也搬到县粮仓去了，以示粮仓已空，政府竭尽全力地救助饥饿的人们。但饥饿仍在继续，人还在不断死亡。


全公社人死过半，有数字统计，顺河大队三百多人，死亡160多人，数字报到公社时通不过。公社领导说，你报这么多死人咋个行？你把死亡人数中，列一部分是去年死的，列一部分明年要死的。经过这一技术处理才得以报上去。他们原来的“浮夸乱报”进化成了“压低瞒报”。


公共食堂又开锅了，我六岁，大妹四岁，每顿去食堂打米汤似的面糊茶，各抱一个盅盅，狠心的人一盅盅舀起来，各倒一半一点欺头吃不到，我们就到善一点人的窗口去打，并且不排到一起，可以单独打，这样可以得到盅盅过半一点，真是为了活命绞尽脑汁。一次父母挺严肃地教导我们：人家隔壁一户两弟妹，爹妈都死了十几天，每天都抢着盅盅去把父母的那份打回来吃，人们发现时，父母的眼睛都被老鼠掏来吃掉了。不理解当时，父母为什么不教我们理想前途志向，而教我们耍小动作。


死人不及掩埋，就甩在挨着河边的那坪地里。住在高龙门医院里的患病者，夜晚摸出来割些死人肉，叫同伴们共同来吃“马肉”。


    白鳝泥第一次吃能解饥饿，它一定是英雄，而后来吃它就不算什么了。一天工作干部牛元蒿来到我家，看到一烘锅泥巴馍馍惊吼：“不吃了，不吃了，上面有供应大米了。”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声音，犹如寒夜里送来春风。


    神农氏教会人类种植谷物，就没有交给人类抵御饥饿的妙招。上帝偷懒去了，没有来拯救苍生，而是党和政府调来了西昌的大米。那红色的西昌的大米，阻止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到阎王老爷那里去报到的步伐。


1961年正月十六，集体食堂撤消，政府发给了粮食的本子，一人供应半斤大米。政府不知哪里弄来的米糠，城里可以买到，荥河仓库也可买到。


一天我父亲到四十里外的城里去买米糠，又背着返回，在即将到家爬溜桐坝坡坡时，天快黑断了，饿的实在不行了，准备歇一会，坐下就爬不起来。心想只有一里多路了，米糠就要交到家人的手里了，迷糊中，可能就要停在这里了。歇了好一会儿，硬是拼命站起来，把米糠背回家。母亲连忙像整理战利品一样，先用米筛筛出河沙大小的碎米子，把米糠在锅里炒，炒后用手磨推，然后做“糠馍馍”吃。


吃米糠馍馍时不能嚼，在口里团成团咽下去。但“挲糠”（拉屎）就难了，小人“挲糠”时惊呼呐喊。大人就去掏，掏出来的粪便上看得见斑斑血迹。


当时每人手上有两件物品，一件是汤瓢，一件是“挖耳子”。两件分工细密，小汤瓢负责进，“挖耳子”负责出。一位略懂文墨的老翁吉恩苦于“挲糠”时，嘴上惊吼“毛主席啊，你把政策改一改啊。”


我的父母是会过日子的人，以他们吃苦耐劳和睿智，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只丢下了大哥一人。母亲每天收工后，总要带回一围腰帕猪草，先把饭煮好，才把猪草丢进锅里，吃时把锅底的饭舀给我们，大人把猪草吃饱后再吃一点饭盖面子，以免心酸。


没有油，把不知哪里弄来的一点油炒在盐巴里，放了盐巴也就放了油。父亲则收工后，到山上田里把打后的谷草抱来抖，趁着天黑总能带会半升一碗。


有时带回一些糯米菜根、沙参根、泡参根、挖些山药，扯些豆草籽。总之，我觉得他精明极了。


那一年冰雪解冻时，总是偷着种一些瓜果蔬菜，也没有人干涉了。我父亲就充分利用我家宽宽的瓦背这一有利资源，让南瓜藤爬上瓦背。南瓜叶、南瓜颠和香甜的南瓜已是美味上品。还用家里的衣物去三合乡调换蕨基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59年入学，在那困苦的岁月中，父母也没有叫我停学，虽然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这就是我最佩服的见识。


    当时，我们几弟妹常常说：如果哪天能吃上一顿不带糠的馍馍死都值得，至今想起来这种追求太低了。一天父亲对我说，今天带你去饱吃一顿。我兴奋地猜该不是玉米馍馍、白米饭吧，他架起犁头，在红苕地里耖。我就跟着在后面顺着犁沟捡。一会下来，我肚前的围腰帕里胀鼓鼓的。父亲捡些青竹竿柴，烧起火，把红苕倒进火里，这一顿真的吃饱了。如今能吃馆饭，或跟同事一起野炊，都没有那一顿香，没有那一顿记忆深。


1961年春种时，成活下来的精壮劳力已经不多了，残存下来的都是些有气无力的饿汉。大量的耕地良田丢荒了，连坝中一些良田也种不下去。


六月间，有的秧田快要出谷子了，有些田里都还没有把秧子栽下去。政府管不到那么多了，叫大家把秧苗自己扯去自己栽。1961年秋种时，一些大胆的人户把荒着的田地挖起来自己种上红豆、荞子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私开乱占”。红豆结荚时，人们拿着蓑衣整夜整夜地睡在地旁，以防人来偷。老天是有眼的，它有责任有义务庇护每一个苍生。红豆吊得像小铃子似得，荞子从根传到颠颠上。艰难的岁月就这样走过来了。


    62年春，春风吹拂着大地，柳枝张叶，桃花开放。人们在积蓄力量，在谋划去大胆地“私开乱占”了。我父亲带我去，点火烧荒时，噼噼叭叭烈焰冲天，父亲用嘴嘘着哨音，要叫这大火烧得更旺。让烈焰烧走饥饿，烧来希望，烧走多年的悲愤。


   母亲带我去挖丢荒的烂泥田。吃一顿白米饭的精神支撑着我，光着屁股跟着母亲挖，光着屁股给母亲背秧子，跳上跳下活泼开朗的童年开始了。


    当时，我只知道人的劳作仅为填饱肚子，根本不知人生还如此丰富多彩。玉米挂包了，父亲把刚起“带麻索子路路”的玉米包掰回，用刀削下玉米籽，把玉米秆撕开连同秆心在手磨子上磨，孔“水巴子馍馍”吃。


    家里请了些帮手，把谷子打回来了。我放学回家一数，足足有九麻布口袋。打回来的谷子用大锅炒，用手磨推，簸去谷糠，煮出的饭有一半是谷子，这真是一顿纯米饭。秋后，家里养起兔子，第二年喂起猪。政府也给每个人分了一分自留地、自留田。当时多希望生活能这样一天天好下去。



荥经惨案调查之


                 大饥荒中的太阳湾      






    说明：到荥经调查中，结识了一批对于当年家乡所发生的大饥荒惨案，有着念念于兹、着手蒐集、以醒后人的朋友。


   荥经的朋友、网名丰纲兄，在我离开荥经后，买来摄影器材，开始下乡走村，对荥经惨案进行调查搜集。据他告知：他在这一个多月中，已经独自进行了一百多幸存者的调查。这是他去太阳湾调查的材料。
      


          大饥荒中的太阳湾      


  太阳湾在５８－６１年大饥荒时期属于复顺公社太阳管理区（大队）十二生产队。是复顺公社最偏远的生产队，处于复顺公社海拔最高的山区，近两年才通公路。据说这里在大饥荒中死亡人口很多。


      ７月１ ９日，我来到太阳湾，在太阳十二队进行采访。十二队是最高的生产队，现在只有几户人家还在这里住。都是老人小孩。没见年轻人。
      


      这里住的两位老人，是宋云才夫妇，他们住在公路尽头，大山最高处。房子已破烂不堪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老两口。   



宋云才８０岁，妻子杨正芬７６岁，据老人讲，５８年大战钢铁，队里的劳动力都去大山上砍窑柴了，生产队里只留下些老弱病残的人，勉强收点庄稼起来，都又背到管理区去了，５８年农历６月２０开始成立公共食堂，每天事务长到管理区去领粮来做饭，到１０月间，就没粮可领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而且长达三个月之久，大家只好吃青草、厥基根，枇杷皮，甚至吃泥巴，还有吃人肉的。老人说到孙ＸＸ的妈就因饿来没得法，把死了的小孩掏起来把肉拼（割）来煮来吃死了。这家人原来是一大家人，有二十几口人，最后死来只有剩她一人。


      老人说生产队里饿死一多半，随口说了几户：夏连王家６人死来剩一个女子，夏明才家二十几个人死来剩夏连珍一人，宋金朋家七八个人死来剩宋金花一人，宋唐氏家死完，夏连发家６人死来只有夏连发一人．．．．．．


      宋云才老人说：他家在细粮关的时候，饿死两个小孩，大女儿叫杨德英，死的时候５、６岁，儿子叫什么名字两位老人争论了一阵也没记起来，只知道死的时候大约两岁多，宋云才老人当时在高山上大战钢铁，听说娃娃死了，回家来，已经埋了，第二天又去大战钢铁去了，老人说他当时在工厂上还是很忙。


      当问起这些死的人怎样安葬时，老人说，有些死了七八天都没人埋，都发臭了，有些生产队安排人去埋，参加埋人有五两谷面，当时大家都饿来走路都走不稳当，都要杵棍棍，哪来的力气埋人。为了挣那五两谷面，他和另外一个社员把三具尸体弄来重叠在坎边上，从上面随便掏点泥巴下来盖一下，管他盖倒没有，主要是把口粮混倒。


      临走时，我提出帮两位老人照张标准照，冲洗出来后给他们带来。两人很高兴，忙去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出来，并说这是平生第一次照像，对我很感激。


      宋云才老人说到的二十几口人死来只剩一人那户，几经周折，我在县城找到了夏莲珍老人，他已在十几年前搬进县城随儿子一起居住，现住在严道镇康宁路石材第三开发区内。山上的老房子已很久没人居住，已将成废墟。



祭五九年饿死的父亲和同胞


              石章辉




我曾经有一个弟，名叫一平，父亲给他命名时，可能是讨吉利，希望他一生平安。


    弟弟的长像我回忆不起了，我大他仅仅两岁。他是五岁时，过“粮食关”死的。每当我的五岁女儿，带着稚气而又懂事的神情向我问东问西，缠着要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想起我的弟弟，我的五岁的弟弟饿死时的惨状，一九五九年那些哀伤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九五八年，老毛导了一场闹剧。虽然这一场闹剧仅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一个小品，却让中国大地因此“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场闹剧的场次是“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跃进”，剧情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舞台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时间，“空中要粮”、“亩产万斤”的“天方夜谭”竟在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变成了事实。谎言被一千次、一万次地反复宣传，人们都信真了。老毛及其同党，把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操练场。老毛魔杖指处，幕僚、臣子都中邪，全国人民齐发疯。


    “人祸”蔓延，饿殍遍地。我的家乡四川荥经县，三年饥荒中，饿死三万四千多人(官方县志所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半数。五八年荥经总人口是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七人(荥经县志：“人口变动”)一九六二年，总人口降至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人(同上)。


    五九年下半年，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有的走着，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靠着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着木棍，像是站着，其实已经死了。野狗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拖来拖去，活着的人，像行尸走肉，除了饥饿的眼光渴求着食物，都已经死了。


    上面指示，不准说饿，只能说病；不准报饿死，只能报病死。医院里挤满了浮泡脸胖的“病人”，“病人”们进了医院，就很少有再走出医院。医院里有种特效良药“红发丸”，用发酵的麦皮米糠加红糖制成。无论病情多么严重的“病人”，只要吃上几粒，病情立刻缓转，此“药”胜过仙丹。当然，能够享用这种特效良药的“病人”，就得同上面攀上关系，没有关系的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病”死在医院就算了；是没有资格接受“红发丸”治疗的。


    公共食堂共产主义的“天堂”承诺，兑现每天给行步危艰的人们两勺稀饭。人们捧着形形色色的餐具，有沙锅、铁锅、木桶、木盒；有瓷盆、瓷缸、竹筒。在食堂门口排起长龙；眼睛整齐地望着窗口，喉结有节律地随厨管师上下飞舞的勺子不停滑动。心里还惦着家人的家长，小心地捧着盛了全家稀饭的器皿，慢慢移回家，珍放起来，切碎草根，野菜，放进已经加了很多清水，看不见米粒的稀饭里。这样搅拌家长就能给每一个饿鬼掏心的成员多分一点食物了。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断了炊烟，饥民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就用观音土(一种白泥巴)填胃。家乡七百多人的“建设队”饿死了一大半后，除了民兵连长、队长、会计家外，每家每户都有饿死的人。


    我家同院住着一户张姓，张姓原是七口人的大家，五九年下半年，张家只剩母子二人了。一天，我和弟弟偶然进了张家屋子，看见张么哥嘴里嚼着什么东西。弟弟饿得真向他靠拢“给我……么哥……我要吃……”，弟弟伸着枯柴丫一样的小手，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要吃”很清楚。我看见张么哥将一团黑色东西穿在火钳上，把钳伸入火塘，在火塘里不断转动着火钳，火钳上的黑团冒着黑烟，那团黑东西发出咝、咝、咝的声音。黑烟弥漫在屋子里，屋子里充满了说不清楚的香味。弟弟和我围着张么哥，盯着他把火钳上的黑团往嘴里塞。起初，他不理睬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我和弟弟的存在。弟弟拉着他的裤角，爬在地上“要吃……要吃……”地叫个不停。终于，那么哥转过头去贼一样地把半掩着的房门瞟了一眼，飞快地从为钳上撕下一黑团给了弟弟。弟弟接过，一口吞进肚里，又飞快地朝张么哥伸小手。“我呢！么哥！”我大声地喊叫，双手抱住他紧握火钳的手臂摇晃。正在这个时候，门突然大开，姐姐蹿了进来，她朝弟弟摊开的手心恨恨打了一把掌，跟着，抱着弟弟，一手揪着我的耳朵跑出了张家屋子。弟弟在姐姐怀里挣扎着，嘶叫着“我……要……吃”，扭头望着张家房门。


    人是高级动物，人却常常用智慧去遮掩动物的一面。只有当灾难来临，那本性是无法掩饰的。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性，首先想到的并非是道德、真、善、美，甚至生存，直接面对的就是解决饥饿，智者的生存寻食。


    父亲柱着一根竹竿，艰难地移动着“两肿两消”的身躯，颤颤巍巍朝我们走来，因面部浮肿而半睁半眯着眼睛疑惑地望着姐姐。姐姐流着眼泪，声音哽咽：“他们在老么哥那里吃……”，“吃什么？”父亲顿时显得很紧张。“是不是张么哥的娘也去了？”姐姐无声地匆匆地点了点头。


  父亲抬头望着天空，双掌紧握成拳，一行清泪涌出浮肿的眼眶。他突然丢了竹竿，快步进了么哥家的房门。过了一会儿，父亲喘着粗气，从张家里屋抱出一个裹席筒，沉沉地放在屋檐下。他站起身体，双腿抖动，抬手向姐姐示意，姐姐拾起父亲刚才甩了的竹竿，递送到他的手里。父亲走出大门，找人帮忙料理张大娘的后事去了，姐姐紧紧地搂着弟弟和我。


  屋檐下，破席边露出张大娘的一只细腿，腿肚子被刀割得零零落落，血红的骨头就裸露在外面。弟弟抬头望着姐姐，像是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流泪，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张大娘的裹席筒和张老么的房门，害怕得浑身打抖。


    张大娘死后，弟弟每天都跟着张老幺的屁股转，不肯和我在一起耍了。父亲也没有给我们叮咛几句有关弟弟的话语，偶尔，张老幺那胆怯兮兮目光与父亲无可奈何的神情相遇，父亲还会给他挤一个苦涩的微笑。



张老幺那时就已经十七岁了，与我姐姐同年出生。他的长像尖嘴猴腮，豆豉眼珠很吓人，腰背前弓有时也伸直，乍一看，就像一根畸形的被烧焦了的老树桩。听别人讲，只要吃过人肉，都会变成张老么那个样子。我看见张老幺就害怕，也不自觉地疏远了弟弟，因为他们俩天天都在吃死人肉，是死人维系着他们的生命。


    一九五九年的“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随父亲、姐姐在地名“乱葬岗”的坟包间寻杨雀草，把阳雀草搅和在粗糠里进食，大便时用手指去抠肛门的堵塞就要容易一些。


   地里田间，凡是能入口的草根，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只有这乱葬坟还有一点绿色，相信鬼神的人，轻易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的。父亲和姐姐脸贴着地面，专心地采摘每一朵小花，每一根可以进口的野草。


  我幻想着东一根西一根的古老的死人骨里，都藏着一个鬼，一到晚上，它们就亮着灯笼，燃着火把，在乱坟岗开会，看鬼的电影。


  突然，我看见张老么蹿蹿跌跌地朝我们这边跑来，他平时从来就不答理谁，见人就弓腰而过，更难得谈上一句话。


    “一平……一平……”，张老么声音沙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话，栽倒在父亲面前，父亲跪在地上，双手托起他的头，张老么尽力抬起右手，遥指着我们家的院子，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屋里……一平……快……”，话未说完，就死在父亲怀里。


    我和姐姐最先进了么哥家屋子，弟弟卷缩在火炉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角流着白沫，左手仍紧握着一团腐了的死人肉……


    审视过去的悲惨世界，我始终感到纳闷，“备战”粮多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敢去抢，为什么就那么相信上面那些白白胖胖的家伙天天都在“瓜、草代”，不去偷他们，却宁肯乖乖地饿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长期的愚民政策和恐怖主义的高压下，我们这群动物已经失去原始野性，只能在巴甫洛夫的栅栏里乱撞。


    弟弟吃腐人肉中毒死后，父亲说话更少了。他默默地将弟弟尸体抱进祖母那间阴森可怖的老屋的景象随时涌出我幼弱的心灵，在我眼前重现：父亲面对祖母的尸体，跪在地上，不断地叩头，微弱的灯光下，祖母的脸上，枕头边，一团团蛆在蠕动，已经面目全非了……


    父亲每天照旧领取弟弟的一份口粮，我和姐姐饭碗里就能看见许多米粒了。可是，这段日子还没有过上半月，我家却由此遭到了灭顶的灾难。


   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发现父亲冒领死人口粮，纠集起全队那几个吃饱饭的人，捆缚着父亲的双手，把他吊在我们家堂屋的屋檐下，用枪托捅，用锄把打，父亲仰着头，嘴口流血，望着远方任其毒打和凌辱。父亲紧咬牙关，不回答，不讨饶，这样就更加激怒了层层皇帝制下的最小的皇帝——生产队长，他逼父亲背着弟弟的尸体，站在保管室的晒坝中央示众。


   生产队长周卫兵，四九年前曾是东区最大的恶霸匪朱家兄弟的走狗，参加过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队。刘文辉舞“双枪”(国、共)得道后，周这个小恶棍沾祖宗好吃懒做的灵佑。四九年后，以赤贫、光棍为荣，周跨过鸭绿江，打过国际战争，回乡后，增加了几分荣耀，更多了许多霸气。


  我看见他用粪水从父亲头上淋下，父亲高大身体，全身糊满了污秽，顿时，我幼小的心灵，像被一把尖刀刺中，碧血长流。姐姐紧紧握着我的小手，眼泪掉在我的耳朵上，冰凉、冰凉的。周队长当众宣布，扣我父亲一月口粮。


    姐姐用全身力量搀扶着父亲，拉着我的手，我走过那不到五百米的路程，肯定是一生中最长的路了。父亲躺在床上，一反寡言少语的常态：“强盗呀！土匪呀！你整死千千万万无辜的小民，你还要多少好人死在你的魔掌下，土匪啊……强盗啊……”。父亲把我和姐姐的手攒在一起，干枯的眼窝含着泪水，泪眼望着姐姐：“带着三娃，带着三娃，逃命去吧，能不能活出来，尽人力吃天命吧！”整整一夜，父亲处在半昏迷中，一直说梦话和胡话。我不知道姐姐为什么总用手去堵他的嘴，可父亲挣脱姐姐的阻拦，声音提得更高了：“匪啊，强盗啊！”他哪悲切的咒语一样的话语，我虽然听不懂，却像精灵一样地溶入了我的身心。


  黎明前，他平静了，即永远地离我而去了，父亲逝世，年仅三十四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周卫兵的仇恨已消，听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死绝，我居然也为他感慨一番。这一类小皇帝，仅仅是大中国皇帝的小卒。无论他们如何可恶，如何放刀，没有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威逼，或许周卫兵的所为早就得到惩治了。


   我相信，讨伐罪魁的号角已经吹响，天上的，地下的，人间的各种各样怨鬼冤魂，都要向他们讨个公道！



荥经惨案调查之


                五宪暴动


1958年11月，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不满大跃进、公社化的六十多位农民，发动武装暴动，杀死、伤公安、检察、法院人员和公社干部多人，口号“三天打到北京城”，恢复大清帝制。旋即被4个连部队及警察、民兵镇压。上梯田处，是暴动占据的大庙遗址。 大饥荒中，荥经其它地方农民一天吃二两原粮（合一两一钱商品粮），而暴动地杜家沟农民一天吃八两原粮，这里的农民饿死人相对较少                        彭嵘摄。






五宪暴动


    时间：2012年5月23日上午；


    地点：五宪乡热溪沟村原“五宪暴动”旧址对面山路；


    解说：余习广。


    解说词：1958年11月，荥经县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60多个农民，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发动了武装暴动。经过我的调查了解，“五宪暴动”的情况大致如下：


    暴动主要是利用宗教活动，发动不满农民搞起来。58年初，石滓乡原来当过道士的黄子清，伙同城关镇精耕社杨学能等人，到五宪乡岩桑社黄李氏家里，要她家的女儿张光莲当扛神匠。天天晚上在她家敲锣打鼓，烧钱打卦，画符赐药，称为村民治病救灾。一些乡民也去求医治病。


       杜家沟社支部书记万应和，是五宪乡不脱产副乡长。他妻子久病不愈，他带妻子去求医，大概有些效果，万应和也成为信徒和骨干。


       大跃进以来的政策激起很多农民不满。尤其是公社化搞“共产”，伤害了广大农民群众。当时搞公社化，公社实行“三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取消家庭，社员编到营、连、排；住房归集体，人赶到大院集中，男女分开住，一些房屋被拆除。各家各户所有的土地、财产、家具归公，人们打个包袱扫地出门。家具集中到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烧柴火。全民吃食堂，农民出工搞“大兵团作战”，四处打突击战，地头到处插红旗，干活白天连着夜晚，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完不成任务，干部暴力相加。


    共产、干部暴力、超强度劳动和吃不饱，成为当时农村青壮年最突出和最不满的心恨。后来在荥经惨案中，农村青壮年大量死亡。


    黄子青、彭万芬、黄昌珍、杨学能这些人认为，共产党这么搞要完蛋了，他们想和共产党争天下。于是，以太平村为据点，活动越搞越厉害，准备组织暴动。他们称张光莲是“仙童下凡”，“已配云南鸡爪山皇帝马在云”，是“皇帝九宫娘娘”。现在皇帝已经从云南打到汉源了，要打到北京去登基。


      到7月份，他们的组织就基本上搞起来了。黄子青任“主教”， 彭万芬当“九天王母”，张光莲是“皇帝九宫娘娘”。还先后封了熊金华、罗有宣为“当家弟子”；王怀先、袁明怀、马光远为“先锋弟子”； 万应和、李怀斌（会计）、李怀春（民兵排长）为“先锋弟子”，加封“元帅”；郑泽森、杨学伦为“元帅”； 黄昌珍、刘银珍为“十三省武将”，加封胜路先锋；老扛神匠熊树林为“会首”。


      张光莲和黄昌珍还亲手制作大旗一面，上书大清皇帝马在云，九宫娘娘张光莲。凡参加暴动的五十人的姓名，都写在旗上。


      农历八月十五，他们以扛旗为名，进行了祭旗活动，并具体策划了暴动方案。万应和负责筹集经费，杨学伦负责准备枪支弹药和刀具，刘银珍负责书写散发传单。


    11月13日起，他们将暴动公开化。黄子青等人公开宣传：“要翻清（恢复清朝），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拜（咒——编者）死”。参加暴动的人宣誓“不跟毛主席走，愿跟神家走，保守秘密”，等等。


    17日夜，27名骨干分子聚集在黄昌珍家里，通宵扛神，再次“祭旗”。当晚赶制大、小布旗7面，七星纸旗21面。大旗上书写：“翻清二千七百年”等口号，高呼：“打倒毛主席，不种地，都当官，武器不够就用刀斧砍，只要能砍下脑壳就行”。


    荥经县翁建恩写过《五宪乡平乱记》，郑年钰写过《五宪乡武装暴乱始末》，可以参考。翁亲眼看到两条“反动”标语，写得是“毛泽东实在凶、天天叫我们打早工”、“共产党真可恶、半夜叫我们打夜工”。


    18日凌晨，黄子青、聂万洪、彭万芬等抢占该村设在大庙的小学，设立皇坛，悬挂大、小旗33面，张贴标语6幅，并鸣锣召集全村农民到大庙子开大会。他们纠集了65人，举行武装暴动。他们撕毁毛泽东画像，高呼：“要杀党员，要杀干部，打到荥经城，打到北京去，保皇帝座位。”


    黄子青在群众会上叫喊：现在当农民太苦了，一年到头出工不得歇息一天，人又累，没吃饱。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咒死。在五宪乡的热溪沟村小学校设立“皇坛”，悬挂反革命大小旗子33面，张贴反共标语6幅；在“皇坛”前撕毁毛主席画像。高喊要杀共产党员，要杀整人的干部。号称头天打进荥经城，二天打进雅安，三天打进成都，四天打进北京坐江山。


    随即，他们率众找正在看磨坊，负责向各队催粮食的大队干部任志贵要粮，任志贵不肯给，遭到痛打，还占领了管理区小学校，抢劫供销社物资。


    谢家山村民张玉贵从大矿山回家，碰见本村谢明春背枪到大庙子，说他们要造反。张玉贵赶到公社报告，适逢公社在白烟岗开三干会，文书吴家杰赶去向公社书记王永汉汇报，王决定停开三干会，命令吴家杰、陈启章、胥开辉到牛厂找梁汝均，带3支步枪赶去制止，他赶回公社，给县公安局打电话，说五宪四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请求火速支援。


    先后赶来的王永汉、乡团支部书记蔡洪均、吴家杰被抓。张光莲大喊一声：把王永和吴家杰拉出去毙了，免得耽误时间。此时，县公安局派出的县侦查股长李玉森、侦查员黄永骞、民警队副指导员洪思弟、法院副院长李茂荣正好赶到，暴动者鸣枪示警，要他们放下武器。李玉森是本地人，认为好解决，喊话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把武器放在田埂上走过去，被擒后，打死三人，洪思弟受伤装死逃出性命。远处，胥开辉、陈启章听到枪声，朝着大庙开了两枪，暴动者以为县城来了部队，向六合公社宝积大队方向撤退。王永汉被砂枪击中两枪，装死逃出性命。押解途中，蔡洪均、吴家杰脱逃，蔡洪均被张光莲用笋子刀砍了 18刀杀死。


       荥经县委在家的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乔长贤召开电话会，组织五宪及附近的城关、六合、烈太、附城、安靖、双江7个公社三百多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平叛。并给地委报告。雅安军分区派出两个班，雅安地区武装民警大队派出60多人。地委上报后，驻军130师309团派来两个连围剿。19号晚上，309团团长又带了两个连，暴动者除余炳全被击毙外，被擒65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15发，鸟枪13支，火药5斤铁砂、宝剑、弯刀一批，大印7枚，大小旗帜38面，平息暴动。


       暴动者聂万洪死于狱中，其余35人以反革命罪处刑，黄子青、张光莲、万应和、熊金华、袁明怀、杨学能6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罗有宣、彭万芬（女）、黄昌珍（女）、刘银珍（女）、王怀先、郑泽生、谢明春、马光远、李怀春9人判处死缓，判处熊继富无期徒刑，判处徒刑20年4人，徒刑10年2人，徒刑5年5人，判处管制5年5人，劳教5年1人。


      娘娘张光莲的尸体，至今渗泡与雅安地区卫校药水池中，做教学用。


      大饥荒中，荥经其它地方农民一天吃二两原粮（合一两一钱商品粮），而暴动地杜家沟农民一天吃八两原粮，断粮期间比别处短，这里的农民死人少。县委下到该大队的干部强调：这里的工作要慎重，不要闹出事情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农民受欺压受凌辱，他们的苦难，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于是，官逼民反。农民便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揭竿而起，发动起义造反，企以改朝换代，称皇称帝，上升为统治者。这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动因、动机、行为与过程。五宪暴动，不过是企图重复这个行为。在热兵器时代，这种旧式农民起义的归宿，必然失败。


    我在调查中得知：大饥荒中，因干部怕这里的农民闹事，当别处喝二两面茶汤，该队社员吃8两，而死人比起其它地方来要少得多。


    五宪暴动，主要是农民对毛泽东的政策不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利用宗教迷信搞起来的。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暴动行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荥经惨案调查之


           《大饥荒中的新添站》


                           丰纲     


（余注：丰纲兄暑期带着女儿进行调查，令人感动无上！


  在荥经，说起新添站，很多人都晓得，特别是上点年纪的老人，都很清楚。新添站在人民公社时候是复顺公社的一个管理区，后来改为新添大队，前几年拆乡并镇把复顺乡、石龙乡、庙岗乡三个乡合并到复顺乡，新合并的乡叫新添乡，现在的新添站是属于新添乡的新添村。


      


   荥经是南丝绸之路的经过地，著名的茶马古道就从荥经经过，在荥经，有几个重要的驿站，其中，茶马古道从雅安进入荥经的的第一站就是新添站。新添站在当时是个重要驿站，路过荥经的商人都要在那里住宿。新添站的街道宽不过三四米，长不到一公里，街面原来用石板铺成，据说以前还能看到拐子窝和马啼印。街上有两三家驿站，可住宿、拴马。街头还有一个小广场，现在还有一个残破的戏台，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在戏台的上方，有一大幅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两旁配了几面红旗。据说这个头像是六几年四川大学下放到新添站的一个右派画的，画得很逼真，几十年还不退色，前几年戏台失火，在打火的时候把主席像破坏了，为了保存几十年来当地群众的一种情结，在原处用现代工艺又重新做了一面主席像放在那里。



七月十五日，我带上还在上中学的女儿到新添站对五八至六一年三年大饥荒中新添站的幸存者进行采访。首先采访的是陈慧英老人，老人已85岁高龄，祖辈就住在新添站。她家在人民公社时属于复顺公社新添6队社员，老人的家就在广场边上紧靠主席像的那家。


      


   老人说,五八年大战钢铁连她们女的都去当工人了，由于没有劳力在家头，五八年地里的庄稼很多烂在地里收不起来。收起来的粮食又都背到大队（当时叫管理区）去了。当时生产队成立大食堂，他们都到食堂吃饭，不准私人开火做饭。开头每人每天还有三两谷子口粮，到后来谷子也没有吃的了，就只有吃野菜、猪草、糠、树皮、甚至还吃泥巴。


   在说到新添站有没有饿死人时,老人说,饿死的人多得很！一次在食堂打面茶汤汤（玉米面打的糊糊），轰一声推起来，有个人倒下去就死了。有些在山上寻野草草吃，还是哪里倒起就死了。   


    我两个爸爸（叔叔）家，每家都有四口人，两家都死来一个都没得，全部死完。大饥荒中我家饿死了我妈、老汉（儿）（父亲）。我的一个娃娃，都三岁了，饿来肿得象关爷爷（关公），想弄到肿病医院头去，那时要送到肿病医院要生产队开证明医院才收，我到生产队找队长，队长不给我开证明。乡长听了都冒火，叫我去大队开。我才去大队把证明开起。才把娃娃送到肿病医院，医院头每天有半斤米，他还是只吃八天就死了，实在太虚弱了。我家老人（父亲）六十岁都还没满，还做得（能劳动）。饿来没法，只好扯点野草草煮来吃，当时自己开火做饭是反对人民公社，是不准自己煮东西吃的，哪怕是饿来没得法煮点草草吃。刚刚煮起，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些就来给他端起走了。有一次，我老汉（儿）弄点糠来用磨子推细，准备弄来吃，他们又给他端起跑了。当时的积极分子些不准别人弄来吃。咋个不饿死嘛。


我家婶婶在山上把胡豆叶偷回来，煮都没有煮来吃就死了。我家妈是弄来煮起，将将（刚刚）说吃，（干部）又给她端起跑了，端起跑了，没得就饿死了。


   老人还讲到，她家一个堂妹，在县城读中学，爸爸（叔叔）、婶婶就住在隔壁，他们两人哪时间死在屋头都不晓得，他们的门关倒在，打不开，估计是走进去就死了。妹妹回来才发现父母死了。我家大人些都死完了，没人埋，只有我和她来埋，当时饿来没得力气，埋个人都艰难，只有她抬脑壳，我抬脚杆，抬到房子后头，随便弄点泥巴就埋了。


    我们这里死来都没得好多人了。我家罗雨中爸爸家，高永芬婶婶家一个儿一个女子都饿死了。


    老人还说，他们这里死绝的人户也很多。当时的粮食收在管理区，食堂断粮了，饿死这么多人都不拿出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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