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1549|回复: 4

南方人物周刊: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四篇)

[复制链接]

1

主题

8228

回帖

2万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27245
发表于 2017-12-1 00:36: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paragraph]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1962年,路边饥饿的灾民
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20century  2012-07-02 08:28
捅破了皇帝的新装。
843062892  2012-05-22 00:56
大饥荒应该是61、62两年!!!
汉江鱼  2012-05-21 12:45
用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文章,其用意隐含,措辞含糊,”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四川省在三年间人口减少约一千万, 是饿死的吗?文章没有明说,但是意思是影射的,确定的. 1958年及以后几年,四川人向外流向,尤其是向甘肃,新疆大量迁移. 文人,尤其用媒体集体名义对外的宣传,应该有严肃负责的态度才好. 现在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敢于说真话是好事,但是要真实,要符合客观实际.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真实的.而现在一些文人以似乎的”调查”,渲染饿死千万人来鼓动,诱导人民,咒骂毛泽东,反对共产党, 以此成名. 这会使国内外一些用心险恶的人利用,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愿看到的.老百姓不愿看到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当年的见证人---高龄老人不愿看到的.


爱@痛彻心扉  2012-05-21 09:21
爱国者 在 2012-05-19 说: 和苏共一样,根本没有对生命起码的尊重,饿死人算什么,对执政党来说那只不过是阿拉伯数字而已……49年到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什么天灾人祸,关于这个不要看执政党标榜什么,看看事实发生了什么,有关部门在掩盖什么就能看出来了……都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黑暗、人民水深火热的……可看看我们标榜的人类最伟大的民主制度下都发生了什么呢…… 回复
一别三笑  2012-05-20 23:46
时间的力量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导。
我不是五毛  2012-05-18 20:23
1分天灾,9分毛泽东祸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3029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

主题

8228

回帖

2万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27245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 00:40: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paragraph]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刘洋硕 发自河南信阳 日期:2012-05-18

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性命,就那么瘫倒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吴永宽讲述粮食关纪念碑的故事(图/本刊记者 刘洋硕)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

1958年,湖南平江县,人民公社提出“深耕二尺,密植十万,积肥万担,亩产万斤,创造晚稻大王”的宣传标语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3033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

主题

8228

回帖

2万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27245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 00:42:14 | 显示全部楼层

牛寨大队的1960

[paragraph]


牛寨大队的1960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刘洋硕 发自安徽阜阳 日期:2012-05-18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劲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1960年,河北阜平史家寨公社张龙凹大队,农民摘食树叶充饥

马昌贵、马春清(图/本刊记者 刘洋硕)

吴元仲(图/本刊记者 刘洋硕)

牛犇(图/本刊记者 刘洋硕)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3032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

主题

8228

回帖

2万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27245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 00:43:06 | 显示全部楼层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paragraph]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四川隆昌、成都 日期:2012-05-18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李盛照在铁轨边(图/谢贻卉)

1958年,云南,宣传“人民公社好”的壁画

1958年,湖北孝感县号称亩产早稻2万斤的试验成功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
“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牢狱里的抗争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坚持”。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
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
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
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他写道:
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
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难以遗忘的历史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
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
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
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
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
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
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
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
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
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3031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

主题

8228

回帖

2万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27245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 00:44:12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有一篇即:廖伯康《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见本论坛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6036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4-11-25 08:25 , Processed in 0.063156 second(s), 1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