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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四川隆昌、成都 日期:2012-05-18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李盛照在铁轨边(图/谢贻卉)
1958年,云南,宣传“人民公社好”的壁画
1958年,湖北孝感县号称亩产早稻2万斤的试验成功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
“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牢狱里的抗争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坚持”。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
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
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
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他写道:
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
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难以遗忘的历史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
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
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
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
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
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
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
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
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
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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