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石岩 人生有何罪 一个家族的晚清、民国与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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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叶笃庄和夫人孙竦带着两个女儿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年轻时孙竦美丽、高傲、泼辣，历次运动后，到1960年代，“完全把自己缩起来了”。 （周锡瑞 叶娃供图/图）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叶笃庄对这个国家表达心迹。
1976年，在安徽怀远荆山湖渔场，62岁的叶笃庄已历十年监禁、八年“留场就业，继续改造”。
女儿叶娃问他：国家成了这样，怎么爱法？叶笃庄的回答非常简单：你们没做过亡国奴。
叶笃庄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出版。1993年，写到回忆录最后一部分《狱中记》，他在方格稿纸第一页的页眉处，用软笔写下竖排大字：“此稿不发表，专借孩子们阅读。”
“孩子们”主要指两个“中文可以说，但不能读”的外孙女。他想告诉她们一个完整的中国。“他老觉得我太太那一代，看到很多中国不好的一面——反右、‘文革’，她们要跟父亲划清界限。”叶笃庄女婿、美国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4年6月，叶笃庄当初设定的读者范围被打破。《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连同周锡瑞的专著《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中译本一起出版。
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叶笃庄以“美国特务”的罪名入狱，1975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被特赦，1980年代又被落实政策成“红军老干部”。其实这三个身份他都不是。他是天津最后一代世家子弟。父亲是曹锟的拜把兄弟，母亲是袁世凯孙子的干妈。
1990年代初，周锡瑞把岳父的回忆录拿给羁旅北美的历史学家章开沅看。章一面肯定手稿有“重要史料价值”，一面建议周锡瑞为叶家写一部家族史。
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建议：笃字辈的高祖叶坤厚、曾祖叶伯英曾在河南、直隶、陕西、山东等地任藩臬（相当于省民政厅长、司法厅厅长）要职乃至一省巡抚。那是晚清内忧外患并起的时代，叶氏父子靠平定捻军和洪杨之乱积累起政治资本。乘两人余荫，他们的子孙即便科举不中，依然走上仕途。
从晚清到民国，叶伯英之孙叶崇质曾任袁世凯护卫、直隶清河道、巡警道等职。亲历民初的暗杀政治之后，他辞官不做，加入北方的周学熙财团，成为诸多北洋系资本家中的一位。
叶崇质子女15人。夭折3个，其余12人都经历了20世纪的巨变。长子叶笃仁、三子叶笃义、五子叶笃庄曾在“民盟”中央及京津两地任职。六子叶方、九子方实是中共党员，长期在理论及宣传部门任职。七子叶笃正是大气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十二子叶利中在相声界辈分极高，也因从艺多年而为长兄不容。
这个大家族的五代人，贯穿了中国近现代百余年历史，一家人的血泪悲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化转型之难。
1994年，周锡瑞和妻子叶娃开始为撰写叶家的家族史做准备。
2000年的一天，两位弟弟到医院看望病榻上的叶笃庄。86岁的叶笃庄拿出一张纸，在七弟叶笃正、九弟方实面前，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五个字：“人生有何罪”。当天下午，叶笃庄去世。
他想“自己有个女朋友”
1919年，刚上私塾的叶笃庄见识了五四运动的大场面。“我们家就住在省长、督军衙门旁边。学生游行示威，被打得头破血流，爬省长、督军衙门的栅栏门，我都亲眼得见”。叶笃庄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记得学生们当时喊的口号是“打倒杨梆子”。杨是当时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京津不过百余公里的距离，学生运动的诉求已经发生了轻微的漂移。
1927年，13岁的叶笃庄考入南开中学。北伐军进入天津，南开的童子军到河北公园参加庆祝大会。“公园内到处挤满了人，临时搭的主席台上站着许多穿马褂的人，也有穿军装的。一个戴黑眼镜的人讲话，声嘶力竭，由于那时还没有‘扩音器’，台下的人什么也听不到。”叶笃庄一无所获。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叶氏家族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
保守的家风由来已久。通过查阅叶伯英的奏折和年谱，周锡瑞发现，叶伯英在直隶清河道任上，数次觐见慈禧及光绪。慈禧几次问叶伯英与“洋务”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叶伯英都能回答，但他似乎觉得这些问题不值一提”，“在自己的任何作品和官方文件中，叶伯英都没有表露出对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的丝毫兴趣”，“对洋务，他还远远不及慈禧太后”。
叶坤厚更加保守。他主张禁止对外贸易——这样的想法被记录在《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中。
“一战”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从1914年到1924年，是叶崇质人生的黄金十年。此后，他的事业逐渐暗淡。
叶崇质走路“迈八字步，手的五指岔开，这是穿马蹄袖的姿势，手指岔开是为了防止马蹄袖落下”。事业的巅峰时期，叶崇质曾任天津华新纱厂、河南卫辉华新纱厂坐办，中国实业银行、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华新银行总经理。“他们办工厂，采用的还是清朝官僚制度那一套。工厂里的‘官’有总办、坐办、会办等。下属见上司要递手本。在技术方面则一点不通。于是请外国人，引进技术，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当年就是用年薪一万多两银子请德国工程师办起来的。”叶笃庄在回忆录中写道。
年节或家长生日，叶家张罗宴会，宾客按照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被安排座次。有一次，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来为叶母拜寿，径直走向前五排用花围起来的“雅座”。叶家的管家毫不留情地把他挡住：“请吴老爷外边坐”。
为保证子嗣的数量，叶家的孩子出生之后就由乳母抚养。乳母的养育方式完全是乡村式的。到了5岁，男孩进私塾，女孩则在家学扎花、读《女儿经》。为维系裙带关系，前面六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的婚事都一度由叶崇质指定。长子笃仁娶民初“大总统”之一徐世昌侄女为妻，三子笃义娶民初财政总长李士伟侄女为妻，四子娶袁世凯儿媳的侄女，五子笃庄的“娃娃亲”是晚清东三省巡抚张锡銮的孙女。
1932年，叶笃庄成为大家庭中的第一个反抗者。那年他上高二，执意退掉了跟张家的亲事。张家男女老幼都是大烟鬼。笃庄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腐败的家庭里熏陶和成长起来的姑娘，看了《啼笑因缘》一类的小说，他“想自己有一个女朋友”。
退婚成功，18岁的叶笃庄在院子里沿对角线跑动，边跑边喊：I am free，I am free！（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此后不过几年，曾为天津卫一等豪门的张家迅速败落，家中男孩吸食鸦片倒毙，无棺材入殓，女孩流落至“花烟馆”和跳舞厅。

1984年，笃字辈的几个兄弟好不容易聚齐。此时，兄弟几人各有成就——叶笃庄（左二）任中国农科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叶笃义（左四）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中）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方（原名叶笃廉，后排右三）刚从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职位离休，叶利中（后排右二）重返相声舞台，方实（原名叶笃成，后排右一）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 （周锡瑞 叶娃供图/图）
去能参加抗日的地方
老三叶笃义是兄弟中第一个拿到南开中学毕业证书的。他毕业的头天晚上，父亲曾反复念叨：“我儿子明天举人拿到手。”叶崇质生活守旧，他对儿子们的教育却与时俱进。男孩在私塾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要全部送至学费很贵也很难考的南开中学。
“南开”给叶氏兄弟的不仅是知识教育。多年之后，老七叶笃正曾总结：“进南开之前，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进了南开才既知有家又知有国。”
日本人的炮火从关外蔓延到上海。南开增设了军事训练课。有日本驻屯军经过，军事教官就喊口令，让操练中的学生直面日本兵。
老五笃庄最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上高一时，天津《大公报》号召为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募捐。笃庄捐出了家里给他做大衣的二十块钱，并把马占山的戎装照贴在床头。“那时我开始对国民党愤恨，因为他们不抗日。”叶笃庄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2年，即将升入高三的叶笃庄写了一篇短文《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从文中熟练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本及其政府”、“封建主义”等词汇，不难看出18岁的叶笃庄在关心什么问题。
老大在银行做经理人，老四做股票生意。1934年，老三笃义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试论国际组织的发展》。这篇150页的论文是用流畅的英文写成的。周锡瑞从论文的手稿中读道：“与民族主义理念相对的是国际主义理论……国际事务应该以公正为原则，而不是依靠武力……废除一切自以为是的做法，废除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叶笃义年轻的弟弟们从与他截然相反的方向寻找救国之路。1935年秋天，老九笃成因阅读左翼书籍《大革命史（1925—1927）》被带到天津警备司令部。1935年冬天，“一二·九”运动爆发，老六笃廉（叶方）和老七笃正参与其中。笃廉（叶方）是组织者之一。
1936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上学的老五笃庄趁暑假回到天津。经他提议，在南开中学受过完整教育的几兄弟（老三、老五、老六、老七、老九），每人从分得的1万元遗产中拿出1000元，开办“天津知识书店”。为此，笃庄休学一学期。
知识书店位于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的一个临街铺面，内设沙发和靠背椅。为方便读者，有电话购书的业务。所售图书包括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北平左派教授们编辑的大型刊物《国际知识》、斯诺和燕京大学教授编辑的英语期刊《民主》（Democracy）。
1937年，天津沦陷。年长的叶家兄弟留在天津，年轻的各奔他方。老五笃庄在山西陈赓所部八路军129师386旅落脚，不久离开，到西南“国统区”。老六笃廉最初也到了山西，加入由阎锡山出资、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老七笃正和老九笃成（方实）在七七事变之前，已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此时跟着队伍从山东一路辗转向南，再向西。1943年，家中幼子笃慎（叶利中）也从天津到重庆，并一度加入中国远征军。
“叶家兄弟没有人明确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只是要去一个能够参加抗日的地方。也没人知道战争究竟会打多久。”周锡瑞在交代叶家兄弟行踪时评论道。
白区来的洋学生
1937年的一天，叶笃庄在日记中附了一份辞职信的草稿。他在信中写道：“在战场上，我好像是一匹不负任何重载的骡子，被人牵着到处乱跑。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
在386旅，叶笃庄的工作是翻译截获的日军文件，审问俘虏，并教军队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种纯“技术性”的工作让他很气馁。无事做的时候又觉得很无聊。他向师政治部提出调离请求，被政治干事驳回。此事也被叶笃庄写进日记里：“项立本用威胁的口吻，向我讲了许多屁话，流氓之至，无政治风度也……”
129师的核心是红军战士，很多人经历过长征。有一次半夜转移阵地，要趟一条齐腰深的河，河水冰冷。叶笃庄很恼火，他认为搭一座便桥会让转移更容易。很快，部队上上下下都认为这个“白区”来的洋学生根本经不起考验。
1939年冬，山西的统一战线破裂，叶笃庄回到陕西。周锡瑞总结他此后的行踪：“战争之初的几年里，帮派联盟不断变化，他从没找到一个稳定的组织关系。”
1940年，叶笃庄到重庆，他先是受中共指派，潜入国民党“特种情报所”，后与于光远岳父孟用潜创办“太平公司”。之后，他在昆明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GBT小组、美国陆空辅助队，1944年又受中共指派加入“民盟”……
这些经历，在1950年代开始的政治运动中，为叶笃庄带来无穷麻烦。
1957年，叶笃庄和三哥叶笃义被划为右派。一年之后，笃庄被抓进北京草岚子监狱。
羁縻在草岚子监狱、功德林监狱、自新路看守所的5年间，叶笃庄翻译了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没有稿纸，他把译文写在这本书的日译本行间。其间，整个中国经历了最饥饿的三年。
从22岁起，叶笃庄就是中共的赞助者和支持者。1958年，他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诱捕入狱。10年刑期期满之后，又在劳改农场被“强制就业”8年。1975年底，为改善和台湾的关系，大陆特赦“国民党县团级”，叶笃庄惊异地发现自己也在特赦之列。
“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一生反对国民党，最后竟沾了国民党的光被释放。”叶笃庄在回忆录中写道。
每天默念一遍“腹稿”
弟弟们离开天津之后，从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以优等成绩毕业的叶笃义，一度拿到赴法留学的船票。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1938年，叶笃义与“国社党”党魁张东荪“个人合作”，到汉口寻找抗日机会。后经张东荪介绍，叶笃义认识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从1939年起，叶笃义每月向王报告从他就职的开滦矿务局获得的情报。1943年，叶笃义代表张东荪和彭德怀签署“七七抗日协定”，约定抗战胜利之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
1946年，叶笃义到重庆参加“民盟”中央的工作，成为没有收入的“职业”政治人。
抗战之后，“民盟”坚持走“第三条道路”，为政协会议、国大会议、国共和谈奔走。叶笃义是这一系列活动的亲历者。民盟与司徒雷登历次接洽，几乎都由他作翻译。
1949年5月14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齐艾斯给叶笃义一本美国国务院印发的铁托与斯大林往来信件。彼时，南斯拉夫与苏联已经决裂。“从信件中清楚地看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压迫小国的情况，铁托卑躬下气，斯大林咄咄逼人。可以得出结论，同苏联搞在一起是不好受的。”叶笃义在他的“八十自述”《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写道。齐艾斯的意图很明确：让叶笃义到北京之后，把信给周恩来或中共任何高级官员看。抵京之前，闻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叶笃义把齐艾斯给的文件“丢在香港而没有敢带到北平”。
1949年之后，叶笃义一度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提出撤销学校的党委制，并责成邓小平约集民盟、九三学社负责人研究实施细则。
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13次，号召踊跃发言。
谨慎的叶笃义选择了毛亲自提出的“解散学校党委”的议题，并在毛的基础上稍加论证和发挥。此后，随着“鸣放”气氛的热烈，他陆续提出“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从团结500万知识分子着眼，应解散四个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人大）代表，行行出（政协）委员。”
叶笃义很快成为“右派”。
1990年代初，已近耄耋之年的叶笃义把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大鸣大放”及“反右”中对他言论的报告、他本人写的检讨，一字不漏地抄录进他的“八十回忆”中。
1968年，叶笃义被投进秦城监狱。从踏入牢门的第一天起，他开始打“秦城监狱坐牢经过追记”的腹稿。他的手表在入狱当天就被摘掉，终日不知时刻，也没有日历，但他推算的日期却丝毫不爽。“从1968年4月4日开始到1972年8月16日止，无论哪一天发生过什么事，我都能记得丝毫不爽。”在“八十回忆”的结尾处，叶笃义写道。
“我一回到家，我的兄弟们就去看我。我把我的案情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们力诫我无论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及此事，我想把我的腹稿写出来，藏在家中秘不示人。我的儿女们说，我还想演‘二进宫’吗？我完全有信心，这个冤案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日久天长，这个腹稿会一天一天地忘掉。将来一旦平反，我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我死不瞑目。我于是将这个腹稿逐字逐句在心里默念一遍，每天至少一次。直到四人帮倒台，我才敢把这个腹稿写成文字。”
“你是天足， 我们都是缠过足的”
1979年春节，叶笃庄在安徽登上一列驶向北京的空荡荡的列车。
“第二天一大早到站，他叫了辆三轮车，到了叶靓（叶笃庄长女）住处，唤醒了三个还在睡觉的女儿。在他多年前油漆过的那张床的床头，放着妻子的骨灰盒，目睹此，叶笃庄不禁老泪纵横。”行文至此，以“史家”自居，力求对历史进行客观描述的周锡瑞也按捺不住指尖的感情。
在叶笃庄踏进家门之前4年，他从高中时开始苦苦追求的妻子孙竦已患肝癌离世。
学生时代，孙竦的绰号是“辣子”，因其美丽、高傲、泼辣。1930年代，孙竦和叶笃庄都在日本留学。叶笃庄介绍孙竦加入东京的中共外围组织“文化座谈会”。没多久，“座谈会”的组织者告诉叶笃庄：“你介绍的那位小姐是怎么回事？她说：‘你们讨论艺术，我参加，你们讨论政治，我没兴趣。’说完拔起屁股就走啦。”
1930年代，天津《北洋画报》上曾刊登孙竦创作的时事漫画，画风顽皮犀利。抗战爆发，孙竦曾一度踩着高跟鞋参加新四军……
方实的女儿叶维丽一直记得“五娘”的美丽。她也记得，历次运动过后，到1960年代，五娘已经“完全把自己缩起来了”。
从1970年代开始，叶家兄弟逐渐获得平反。1972年，曾在山西五七干校挖井的老九方实重返新华社；1973年，当地极左势力对老六叶方的指控仍维持“刘少奇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执行者”，但叶方已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几年之后，他调任辽宁社科院院长。“四人帮”倒台，叶方调回北京，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1984年中央统战部为叶笃义平反。大约同时期，叶笃庄也被落实政策。
叶家几兄弟迎来了他们生命中最后二十年有效时间。
1994年前后，老三笃义和老五笃庄分别完成了他们风格迥异的回忆录。笃庄洋洋洒洒，行文生动，“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后社会生活的延绵画卷（章开沅语）”。叶笃义的“八十回忆”行文缜密克制，一字不落地抄录“时代文献”，不及200页的小书却有千钧之重。
1991年到2005年间，老九方实出任《炎黄春秋》副社长。女儿叶维丽回忆，直至88岁被中风击倒之前，方实在编务方面一直亲力亲为。
2006年，叶笃正被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世代以读书为人生最佳选择的叶家，笃正是他所有兄弟的骄傲。作为中国气象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叶笃正的思考并不限于专业领域。晚年，他很爱看九弟操持的《炎黄春秋》。有一次，叶笃正想跟李锐聊天，侄女叶维丽陪同。叶氏叔侄刚进门，李锐就指着叶笃正说：“你是天足，我们都是缠过足的。”



一个家族的晚清、民国与共和国人生有何罪2014.08.08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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