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gyucheng007：红卫兵议红卫兵运动（1-5）

yangharrylg

红卫兵议红卫兵运动（一）
                       2011-10-26
    这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之所以沉重，源自中国沉重的政治大环境。而造成中国政治大环境的沉重，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人为的刻意。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议，对红卫兵的评议，不少人都认为时机不到。为什么时机不到？因为人，当事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当事人，红卫兵运动的当事人。不是绝大多数普通当事人，牵扯极少数特殊当事人，还活着，更重要的，不但活着，还有相当的位置，相当的面子。中国人是极讲究面子的。碍于面子，不能说破，说破了对谁都不好。
    不是已经做出历史结论了吗？尽管一直有争议，还是维持为好，秦始皇都几千年了，不是也有争议吗？对文革红卫兵的否定才三十多年，没必要。关键是，一争论，就有可能影响科学发展。
    有博友大胆评议红卫兵，我很感动。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为我们这整整一代人。
    我是一个老红卫兵。当年以血统论为组建基础的第一代红卫兵。（见已发博文《难忘一九六六》）记得当了不足半年，就垮了。垮台的原因，是有人说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初期，路线问题极为重要，路线错了，一切都错。在退出声明中，退出原因是人云亦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楚。毕竟，那时我刚刚十七岁。十七岁若能分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才“神”了呢。
    虽然不“神”，虽然不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对“血统论”产生一定程度的反省。都是学生，为什么出身好的可以革命可以当红卫兵，而出身不好的就不能？想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多都出身地主资产阶级，不照样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了革命？周恩来总理对苏联赫鲁晓夫在出身问题上挑衅的无情回击，就是对“血统论”的精确批判。当然，周总理是领袖，离我们太远，离我们近的，也有不少。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涛，就出身大地主家庭，山东博山有名的张家大地主。听同班同学讲，张敬涛参加革命后，率队杀回家乡亲手处决了自己的父亲，大义灭亲。而他的儿子张晓东，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却因为父亲是“走资派”被打倒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这“血统论”确实不像话。说实话，我对家庭出身好确实自豪过，但过了那股劲后，想想挺可笑。
    这血统论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并不是红卫兵垮台后就没了。一直到我们这代人谈婚论嫁的年月，还存在。举一个很普遍的例子，找对象，不光看人长得怎么样，还得打听其家庭情况，有无历史问题。不是说我脑子里的血统论根深蒂固，是那社会大环境逼着你不这么办不行。虽然时间已到七十年代中期，家庭出身不好者要想当兵，门的没有。不是把责任推给社会，不是社会政治大气候，难道要天下出身好的人们来承认继承了血统论的余毒？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反动血统论首先是唯心的，不是唯物辩证的。这与封建社会的“龙生龙，鳯生鳯，老鼠生来打地洞”一个论调。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息息相关，封建世袭，太子接天子班，老子当皇帝，儿子不可能是庶民。现在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之说，其实是血统论的延续。
    血统论必须抛弃，毕竟是反动的东西。血统论其实还有一丁点科学之处，这就是血统的遗传基因学。咱中国有些人，很喜欢走极端，就拿否定血统论来说，同时否定血统遗传。既然老子英雄儿子不能好汉，父辈当官儿辈就不能当官，一旦当官就是“太子党”之类。这就违背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正确成分论。“重在表现”囊括所有人，包括出身不同的所有人。当然，目前我国有不少官员，结党营私，除了利用职权贪污腐败，还为子女搭桥铺路，大搞裙带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这代人的家庭出身各不相同，我的同学校友中不乏级别较高的领导。他（她）们的家庭出身，有工人，农民，革命干部，资本家等等，其中不少我认为的确有当官的天赋。这不是血统论，这是家庭遗传基因在起作用。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的红卫兵“狂热无知”，信奉血统论，便是其一罢。需要指出的，当年的“狂热”，变成现在的冷静。当年的“无知”，变成现在的成熟。演变过程中，充满着反思，反省，自悟，觉醒。
    当年信奉血统论的我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现在早就不信奉了。而有极少数特别是后来人却与时俱进地对其发扬广大，巴不得让已获取的权势和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拥有者，绝不属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新兴代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0z8t9.html

yangharrylg

红卫兵议红卫兵运动（二）
                       2011-10-29
    红卫兵当年信奉的血统论，被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血统论的确是阶级斗争中的极左思潮，当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就信奉，而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具体行动彻底背叛了所出身的工人阶级。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共产党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
    文革初期我所在学校青岛二中，先后成立的二中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称为“两大红卫兵”，其组织与活动，在青岛的红卫兵运动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最早成立的二中红卫兵，清一色部队干部子女。海军北海舰队和陆军6037部队在青岛二中读书的将校子女，组建了二中红卫兵。当时血统论中的“红五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前四类较明确，第五类革命知识分子，不大好界定。年轻学生们只好把鲁迅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清一色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二中红卫兵，自认为是最“纯”的，最革命的。所谓“纯”，纯洁的纯。自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军队不开展，军队院校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这个决策是关键的，只要军队不乱，即可稳住全国大局。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军队领导干部当然不被批斗，不被批斗，就意味着没问题，没问题就意味是革命的。不像地方领导干部，今天还是市委书记，明天有可能成了“走资派”，今天还在台上，明天有可能被“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再加上中国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一贯爱戴，部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的地方。其实很多地方领导干部原来都是军人，不少地方一把手在当地驻军都兼职，政委。谭启龙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军区政委。一看造反派要揪斗他，赶紧穿上军装。一穿上军装，造反派揪斗时就得掂量掂量。
    紧接着成立的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骨干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吸收一部分工农子弟。虽说都是“红五类”，二中红卫兵说“主义兵”没他们“纯”。听说二中红卫兵派人在青岛市中学里四处考察了半天，没一支红卫兵像他们那么清一色。至此，我校两大红卫兵在一些行动中开始采取联合作战。
有人攻击红卫兵搞“打砸抢”，把整个红卫兵都妖魔化，只能说，这些人采取了“揪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卑劣手法，把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无限扩大，把极少数红卫兵的错误强加到全部红卫兵头上。我亲身的红卫兵经历，完全可以做出澄清。
    我参加的是青岛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多次参加过“抄家”，参加过一次“遣返”，虽然脑子里有血统论，但从未动手打过人，“抄家”时从未砸坏过被抄家的东西，所抄出的金银财宝全部上缴。我校的两大红卫兵是有组织纪律性的，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根本不是有些人说的为所欲为，毫无约束。
    当然，在红卫兵运动中，我校有三名教师死于非命。这三名教师的死，均与二中红卫兵有关。其中一名大白天被打致死的老师，是在我校操场上，几名二中红卫兵用军用武装带（金属扣一端）抽打这个右派教师，被抽打倒地时，面部向下，埋在地上的一块石子正好撞在他面部要害部位（三角区），当场死亡。另两位“自杀”的教师，都是在夜晚，没目睹，只是听说。上吊自杀的是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女教师，在二中红卫兵设在分院的“牛棚”里。另一位体育教师尹世栋，也是不堪二中红卫兵的打骂，夜晚从“牛棚”逃脱，二中红卫兵对他围追堵截，在四方区的一个小山上，走投无路的他在跳下壕沟时用菜刀抹了脖子。
    青岛二中的两大红卫兵，曾被人称为“一文一武”。武的，当然是二中红卫兵。革命军人本来都是武的，革命军人的子女，继承了父辈的武，有情可原。需要指出的，并不是所有军人子女都打过人，仅仅是少数。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从未参与打人。如果当时说“越打人，越革命”的话，我校两大红卫兵的绝大多数是“不大革命”的。
    曾听到这样一件事。当时二中两大红卫兵抄家时连一位民主人士青岛市副市长的家也抄了，在信号山路。抄出巨额现金，都存在指定银行里。多少年后落实政策，副市长的子女通过有关参与抄家的红卫兵当事人，从银行里取回被抄的巨额财产。而没被红卫兵抄去的不少财产，却下落不明。
    不是马后炮，对于同属革命战友的少数二中红卫兵喜欢打人，从一开始就很反感。但不敢阻止，如果阻止或者批评，闹不好就被打人者斥为“叛徒”。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谁也不愿意当“叛徒”，只能保证自己不打人就行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初期，党中央毛主席对全国红卫兵做出最高指示。我敢说，绝大多数红卫兵都执行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只有极少数红卫兵采取“武斗”，并对“被革命对象”造成人身伤害。这是历史事实。我校参与打人致死的少数红卫兵，都曾受到公安部门的刑事处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0zpx9.html

yangharrylg

红卫兵议红卫兵运动（三）
                        2011-10-31
    杨克娜同学是我初三.2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行政十四级。文革前任青岛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按干部任用常规，十四级是正县级，无奈青岛市公安局一直以来行政规格很高，当时的局长是副市长侯季五兼任。
    考入青岛二中时，杨克娜不叫杨克娜，叫于静雯。父亲是地下党，她出生后一直随母亲姓。她在小学是少先队大队长，我班第一个入团的共青团员。从小学到中学，她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公认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兴起，血统论统治下红卫兵的加入条件和入团不一样。文革初期，青岛市公安局受到冲击，局长侯季五是市委书记张敬涛从上海带过来的，青岛八二五事件发生后，上级撤销张敬涛的领导职务，侯季五被认定为张敬涛“死党”，那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肯定受牵连。
    青岛二中红卫兵是清一色的将校子女，像她这样的地方领导干部子女，不要。而杨克娜则认准了二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后，她不屑一顾，大有“非二中红卫兵不入”之坚定信念。可见她头脑里的血统论“中毒”极深。记得她终于当上二中红卫兵不久，两大红卫兵都垮了。
    同窗四年多分别之后，于静雯随了父亲姓，改名为杨克娜。当听到她改名后，很不习惯，以后慢慢适应了。
    记得到了1989年，我从外地回青岛参加由杨克娜组织的我班同学聚会。地点在中山路2号，她的工作单位，青岛市科委下属的科技发展中心，她那时就任主任了。科技发展中心是事业单位，记得她和我说她是工程师，我心里暗想，就你这样的，搞政治搞管理还行，工程师？若论起工程技术来，比我这个助理差远了。
    过了几年，杨克娜成为市科委市场管理处处长，市科委改为市科技局后，还是处长。一直到2006年她患肝癌去世，就是没提拔个什么局长副局长干干。
论领导才干，杨克娜绝对是女中豪杰。二十多年的处级任职经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罢，再说我党我政府一直注意培养女干部，多年来她一直积极努力工作，为什么就是提拔不起来？终于找到答案了，那是她去世以后。原因很简单，他父亲生前没担任过副局长职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领导干部提拔问题上，有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老干部子女的任职，原则上不能超过父辈。这条规定，只限于老干部子女，其他家庭出身的，不受此限。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正确成分论的核心是重在表现，在对于老干部子女的任用上，重在表现成为空谈。这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是变相地发展了反动血统论。没见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之前提下，“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丑恶现象卷土重来。一些地方一些权高位重官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大搞裙带关系，像什么小姨子小舅子之类，管他什么才干不才干，我有权，我说了算，弄个处长科长干干，手到擒来。反差太大了，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任用与改革开放“特别是”年代反差太大了。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反差难道不大吗？
    杨克娜的婚姻家庭没处理好。她的结发丈夫是杨俊生，也是我同级同学。本来我们都以为他俩结为夫妻挺好，都是老干部子女。杨俊生的父亲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俊生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正派，待人随和，乐于助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当然还具备一定组织领导才能。没想到他俩有了女儿后，不知什么缘故，夫妻关系日渐紧张，终于分手。我在外地听说后私下里曾瞎琢磨，看来两个极要强的人凑在一块就是不行。
    杨克娜去世后半年，在颐中烟草工作的杨俊生也因病去世。都是五十多岁。他们的亲生女儿，离婚后跟杨克娜生活。杨克娜当年还是我班俄语课代表，她将高中毕业的女儿送到乌克兰留学。留学回国后不几年，亲生父母双亡。我们在海洋大学当领导的二中校友在海洋大学里为她安排了工作。干了没两年，主动辞职了。当我得知这消息，并不感到惋惜，反而感到欣慰。从杨克娜女儿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老红卫兵后代的血脉里，坚强在流淌。我看到了，新一代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109h7.html

yangharrylg

   七律
    为扬克娜同学送行
二零零六年三月

闻耗已迟还惊叹，
昨日同窗在眼前。
自幼好强女中杰，
尽忠职守称典范。
人生路远多悲欢，
淡泊名利少心烦。
团员团歌送团长，
殡仪悲壮别生面。

注：扬克娜同学，初中时我班的团支部书记。生前任青岛市科技局处长。业余时间兼任青岛二中校友合唱团团长。据胡培基同学讲，扬克娜病危时曾留下遗愿，在她走的时候，不要奏哀乐，哀乐太压抑，要奏“校友合唱团团歌”。在为她送行的仪式中，当校友吴经建等市领导吊唁后，校友合唱团的老校友们在大厅整齐排列，含泪唱着团歌为敬爱的团长送行。激昂的歌声回荡在吊唁大厅，送行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10txb.html

yangharrylg

红卫兵议红卫兵运动（四）
                     2011-11-2
    不少人都说红卫兵被利用了。“被利用”之说，都是文革结束以后钻出来的，红卫兵兴起与衰落之时，没人敢说。
    当时我对批判红卫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不理解。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党中央毛主席支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那天，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上，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微笑着问她名字，听到回答后还说：“要武嘛。”听说宋彬彬还真改名为宋要武。现在回想起来，要武，就是要红卫兵革命造反，不要文质彬彬。红卫兵的成员，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后代，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那时说红卫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肯定是从上面传下来的，不然那些出身不好的革命群众是不敢对红卫兵造次的。
    多年来除了对反动血统论的反思与批判，对红卫兵是否被利用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果说红卫兵被利用，绝不是被一股政治势力所利用。最起码是两股政治势力。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文革派”利用红卫兵破旧立新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唤起工农千百万，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尽管当时对“走资派”的真正界定只有极少领袖人物心中有数，但既然是当权派，毕竟是权威权势。要普通人民群众向权威权势开展斗争，即使是思想领域的，没有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来鼓动，恐怕很难奏效。其次，红卫兵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对被专政的阶级起到不可替代的震慑作用。党中央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担心少数坏人从中作乱，趁火打劫。正好年轻书生的狂热起了作用。还记得运动初期的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现在看来，当时党内确实还有一股政治势力，一看红卫兵的势头既然势不可挡，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红卫兵运动引向歧途，当时有句话叫“转移斗争大方向”。既然“文革派”的矛头指向是“走资派”，我何不把红卫兵的斗争矛头指向已经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
    在博友工人光荣的《文革问题  一 红卫兵》文章后，我留下这样两段评论：“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少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当然要否定红卫兵。所有想维护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旧礼教的阶级阶层，都仇视破旧立新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阶级的本性。中国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已经并将在人类发展史上展示其积极意义。” “现在如果再发动一次红卫兵运动，什么人最害怕？1.所有贪官污吏 2.茅某某吴某某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3.黑社会势力。”
    如果，仅仅是如果而已。这如果，肯定不会成为现实。无论对红卫兵持肯定或否定的所有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对历史进行复制。不进行复制，并不意味不可以变换斗争形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11kkl.html

yangharrylg

红卫兵议红卫兵运动（五）
                         2011-11-14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就已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范围，数量，目标。看似挺明确，把握起来其实很难。尤其是对于学校里的学生红卫兵，学生造反派。政治上根本不成熟，光凭那股子革命造反热情，也只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罢了。管他一小撮不一小撮，只要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成员，统统以“走资派”加以打倒。那些平时官僚主义较为严重的，不大接近群众的，办事群众意见较大的，被批斗时自然重一些。而那些平时群众口碑较好的领导干部，虽也被“打倒”也被批斗，但革命群众对他们则温和多了。
    我校历史较悠久，学校行政级别相对较高。青岛教育界曾有这样的议论，若想当青岛教育局局长，必须先当二中校长。当时学校的校长是贺文光，老八路，行政14级，书记隋世民，行政15级。文革一开始，两位主要领导无一幸免，都被打倒都被批判，但程度却大不一样。贺文光校长在学校师生中的威望较高，批判归批判，未加上“死不改悔”。到1967年上半年学校“夺权”成立“三结合”的“校革命委员会”，贺文光就是被“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
    书记隋世民就不行了，1967年底我们六六届离开学校时，他还在地上趴着。当然，15级干部工资照领不误。据我当红卫兵时听到的一件关于隋书记的事，估计与他迟迟得不到“解放”就有关。我在二中就读期间，学校党支部发展了好几名新党员，其中只有一名学生党员。而这名学生的家庭出身即不是工农也不是高干，不属于当时的“红五类”。这名高中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体育也很棒，高中毕业时以几乎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一所著名大学。而我校有好多高干子女，却无一人在高中时期入党。就凭这一条，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隋书记自然很难翻身。虽然，反动“血统论”已被批臭，但阶级斗争那根弦却一直没放松。
    其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很快得到控制，从革命造反派“夺权”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一大批原先的领导干部陆续被“解放”，重新担任领导工作。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没恢复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主席通过文化大革命从思想深处教育广大领导干部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初衷，基本得到体现。同时，通过“四大”，也教育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反修防修”的大民主能力。
    某些人一直攻击文化大革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老干部”，更有甚者攻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争权夺利”，真正可笑。如果说苏联斯大林时代搞“肃反大清洗”是从肉体上消灭还多少有点依据，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斯大林手法一样，那是睁着眼说瞎话。肉体上消灭与思想上教育，这是两个决然相反的治理干部理念。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人民大众的大民主能力，在中国，已被刻意地镇压。但在全世界，在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及劳动大众中间，正以不同于中国红卫兵运动的革命形式，发扬光大。
    结束语：
    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可爱的中国早就成为第二个苏联。
    没有红卫兵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中国的贪腐汉奸黑恶势力早就称霸华夏大地。
    历史，永远铭记。无论，乐意不乐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50fd701012ge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