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金良：英国的“老北京”（柯鲁 Carl C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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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档案
姓名：Carl Crook
中文名：柯鲁
国籍：英国
职业：商人
在中国生活时间：40年
他的父母是在中国参加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49年他出生在北京，7岁以前只会汉语。他在上世纪60年代当过一名红卫兵，也曾是“老三届”的一员……这些复杂的经历融合在一起，让所有听说过他故事的人唏嘘不已。见过他的人，无不佩服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殊不知，他是英国人，名叫卡尔•柯鲁，正式的身份是外企名特葡萄酒公司的总经理。
柯鲁(Carl Crook) 身材高大，标准的西方人，唯有性格略微内向些，但是一聊起来，满口的北京话让人惊奇。一个朋友甚至半开玩笑说，柯鲁说话好像有人在他背后演双簧。不仅是说北京话倍儿溜，他还时不时冒出“他们外国”之类的词语。介绍电视采访时，也时不时冒出来几句毛主席诗词。
如今，柯鲁住在北京西三环一套改造后的四合院里，事实上，柯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京建房的老外。柯鲁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北京的文化和历史。柯鲁当然也爱美食，其中一大人生乐事就是坐在古色古香的庭院里，跟三五个好友烤羊肉，喝葡萄酒，陶醉在古今文史交谈中。谈起跟葡萄酒和美食的渊源，柯鲁说，王府井东来顺和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无疑是他最初的美食记忆，或许是父亲无意中造就了他这一嗜好。
从出生到现在，除了1973年到1984年这10年，他已经在中国住了40多年，他的父母住在这里的时间更长。柯鲁的父亲戴维•柯鲁克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36年加入了西班牙国际纵队，随后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在成都结识了伊丽莎白，一个出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两人婚后于1947年进入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深入河北农村进行土改调查，曾经写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柯鲁克夫妇协助中国政府在北京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退休后的伊莎白如今已经90多岁了，依然住在北外的校园里。
柯鲁没有步随父母进入教育事业，却进入了葡萄酒饮食行业。这一发展或许也受其早年生活的启蒙。据柯鲁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父母生活很简朴，但时不时父亲也会带着四五岁的柯鲁坐三轮车去王府井的东来顺吃一顿。那时东来顺有一种大火锅，锅里有一些隔断，一大群不相识的人一起吃，各在各的隔断里涮肉。那时并不奢侈的吃法是柯鲁对美食最早的美好记忆。
之后，年幼的柯鲁先进入了崇文小学，后又考进了北大附中学习。当时粮食紧缺，于是柯鲁跟所有在华的外国人一样品尝了“忆苦饭”的滋味。“忆苦饭呢，就是要回忆旧社会的苦，当时吃的就是一些粗粮，什么高粱啊，棒子面啊，再掺一点糠类的东西啊，比那个棒子面还差一点，忆苦饭肯定不能好吃。”柯鲁说。
红卫兵柯鲁衣食无忧内心忧
1967年，“文革”刚刚开始，柯鲁的父母因所谓的“间谍罪”被抓了起来。柯鲁在难过的同时，也体会到没人管教的自由。幸好，父母每个月加在一起360元的工资却照常发放，相比当时普通工人三四十块钱的月工资，这笔钱算是一笔巨款了。于是，柯鲁尽管失去了父母的关怀和管教，但是却多了和朋友走访北京周边的名胜古迹和城中为数不多的餐馆的机会。难怪“文革”在柯鲁的记忆中还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在“文革”浪潮的席卷下，柯鲁加入了北大附中红卫兵中的“红旗”派，但他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旁观者。“当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参与比较边缘，只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并没有参加武斗。”柯鲁说，自己的家也曾被其他红卫兵抄过。
1969年，同学们都上山下乡时，柯鲁和弟弟去了海淀农机修配厂做了两年工人。而后去了北京第一汽车修理厂做工人，一干就是4年。柯鲁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子也没有那么苦，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年青时代，人们习惯把它美化的原因吧。他清晰地记得，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和很多同事在早晨4点钟就被叫起来，清理前往八达岭长城道路上的积雪。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柯鲁克夫妇终于获得了解放。柯鲁回忆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向被关押过的这些外国专家道歉，并为他们全家举杯，希望这一事件不会使他们对中国留下痛苦的回忆。柯鲁说，父母即使在狱中也从未怀疑过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正确性。
虽然在“文革”中没有受什么苦，但是柯鲁对“文革”的感受却并不轻松，“物质上没有经历缺吃少穿之苦，但精神上曾感到压抑。本人没有受过大苦，并不是说‘文革’的教训不惨痛。”他说，从当时来看，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时只是表面的口号，“文革”的引发是自上而下的，并非自发行为，但群众的狂热响应却是自发的。不排除有些人为了社会发展方向而进行的路线斗争，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借用路线斗争和社会无秩序来泄私愤，比如某人多年前被人“穿小鞋”，而今借机报复。
柯鲁说：“谈起‘文革’，大家都自认为是受害者，但是很多人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也是施害者，当年抄过我家的红卫兵，如今见了面，也没有想起来道歉。”谈到中国人如何走出“文革”的历史心结时，柯鲁说，美国的南北战争造成2500万国民中有100多万人死去，比中国“文革”还残酷，他们也是在几代人过世后才坦然反思的，可能中国也要走这条路。
回英国探亲补习英语
柯鲁克夫妇被解放三个月后，柯鲁离开了中国，不过他始终没有脱离与中国的关系。1974年在朋友马妮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念书，马妮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拿了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后，柯鲁又考入斯坦福大学，拿到了东亚学的硕士学位。遗憾的是，他没有念完中国历史学的博士，所以不敢自称汉学家。
柯鲁7岁之前几乎没有学过英语。柯鲁后来解释说，父母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教师，所以中文口语并不太好，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跟中国人正常交流，在家里父母当时都说中文。因此，1957年，他跟家人赴加拿大和英国探亲时不得不上英语补习班，刚来到加拿大乘坐出租车时，一位当地的华人出租司机被柯鲁流利的汉语弄得目瞪口呆。直到去美国上大学后，柯鲁才真正地融入英语的环境。
除了语言，影响柯鲁最深的就是中国文化了。他说：“虽然从小就知道我不是中国人，但在文化上我应该是中国人，中文可以说是母语。在北京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柯鲁也承认，美国的自然环境清洁优美，所以他时常也想回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柯鲁说，能够在中英两种文化中找到归宿是他的幸福，这还得感谢他的父母。
能做葡萄酒生意得益于改革开放
1984年，柯鲁终于又回来了。这回他的身份是西方石油公司北京联络处的主任，负责煤矿业务。这个中国通很快便用自己的中国关系打开了市场。4年后，由于国际市场煤价狂跌，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资公司。柯鲁到美国，做了些中国业务咨询的事，然后又回北京在一个从事跨国运输的英国公司干了两年多。
柯鲁回到北京在煤矿干了5年后，又到美国待了几年。1994年他和朋友在中国开了一个从事包装技术工作的公司，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和他一起做公司的美国朋友，正好是一个很懂葡萄酒的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好葡萄酒可买。于是他们开始经营进口葡萄酒，不久这就成了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也是柯鲁与葡萄酒打交道的开始。从此葡萄酒成了柯鲁的一大爱好。“我们大概是在中国经营葡萄酒最早的一家外国公司了，那时不像现在这么多做进口葡萄酒生意的公司。现在有不少代理几百种酒的公司，整个中国市场上现在能有上千种葡萄酒了，竞争很激烈。”作为最早的开拓者，柯鲁也在推广葡萄酒文化，他翻译了西方不少有关葡萄酒的介绍，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渐渐地葡萄酒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并进入到北京的不少餐厅里。
在很多朋友看来，柯鲁是一个讲究酒文化的人。“葡萄酒不应该成为一种奢侈消费的标志，也不应该采纳白酒的那种‘干杯’传统。饮酒要讲究适量、品味，了解如何用不同的酒搭配不同的食品。而且葡萄酒品种繁多，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了解起来那真是其乐无穷。如果人们只是单纯拿它来展示财力，摆排场，那就是纯粹的奢侈行为，不能算是享受。”
柯鲁说，中国目前人均葡萄酒消费量不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所以潜力巨大。柯鲁说，可以肯定，10年后中国人还会喝葡萄酒。另外，北京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各种葡萄酒的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其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谈到自己的现状，柯鲁似有遗憾地说，自己没有继承父母的革命精神，却经常在问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毕竟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为北京这几十年的发展感到高兴。出于对北京古都风貌和传统文化保护的担心，他曾经给北京市规划部门写过信，也曾经为古城内四合院被拆掉表示痛心。另外，柯鲁认为进口葡萄酒也为北京的发展增添一些色彩。如今，他的公司从以前的六七名员工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人，也算是给社会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无意中“芝麻开门”发现酒窖
十几年前，柯鲁买下了北京紫竹院附近一个破落的院子后，便自己动手建造了一座中式仿古小楼。柯鲁拿出盖着当时市长印章的黄色的旧房契，和印着外准字001号的新房产证明，得意地说自己大概是近年来第一个在北京盖房子的外国人。
其实，拿到001号的房子的确不易，也有偶然的因素。1989年3月，年近40的柯鲁想买一座四合院，他一直就想在北京买房，但管理部门不批，后来他就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借母亲的名义买房。
柯鲁的母亲虽然不是中国籍，但因曾为中国作出过突出贡献，被授予过北京市的荣誉公民称号，他就借助这个称号，以母亲的名义买下了房子，数年后又过户到自己名下。
10年后的一天，柯鲁在跟老邻居酒酣之后，无意中得知这房子地下还有一个地窖，不过他并不知道具体位置。经过几个星期的“秘密”勘察，柯鲁终于找到了这个地窖的入口，不免有一种“芝麻开门”的神秘感觉。
沿着陡直的台阶往下走，不算走廊的话，这里有四个小间。位置最正的一间放了几十瓶葡萄酒，其他三间一个空着；一个摆了一溜石佛像，另一个有张雕花书桌，上面线装古籍,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头顶吊着一盏镂空的生铁小灯，灯门可以打开，用以放蜡烛。地窖里面的温度保持在16度左右，湿度也非常适合保存葡萄酒。
这一发现让他欣喜若狂。虽然不信仰上帝，但柯鲁认为这是天赐的宝贝。他说，做了十几年葡萄酒业务，一直想建一个酒窖，结果偶然发现了一个。于是他对地面稍做整修，整个工程也没花多少钱，“要真是自己建这么一个酒窖，天知道要花费多少。”
如今这个地窖成了他向每一位来访的客人炫耀的宝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也很愿意一个人来到这里回味。夏天，柯鲁喜欢跟朋友们在凉爽的地窖里品酒，躲避北京的桑拿天，谈论中国文化。
中式庭院生活
如今，这个院宅旁边已经建起了高高的人济山庄塔楼，院北不远是从颐和园流到城里的长河运河，门口处一棵水榆迎风作响。虽然紧临西三环，但这里却是闹中取静。走进这座改造后的两层楼的四合院，映入眼帘的是院子里那高大的枣树上挂满的红彤彤的枣子，院内藤萝缠绕，房屋严格遵照中国传统的方式，窗户、门都做成中式花格，古色古香，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位英国人的家。
院子里有一个像井一样的烤炉，点燃木炭烧烤，旁边有一个测温表，能很好地控制温度。冬天，柯鲁就在这儿烤全羊、开葡萄酒款待朋友。来这里的朋友不少是柯鲁小时候的好友，跟他一样的红色革命后代。柯鲁说，有一次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外国朋友，在院子里吃烤全羊，兴致来了，大家还一起合唱样板戏。“听起来够怪的吧， 一群老外唱样板戏。”
仿古小楼客厅打通了一层和二层，阳光很容易从房顶透下来，显得很透亮。客厅右手一尊大弥勒佛显示了主人的乐观，让人乍一看觉得这不是一个外国人的家。客厅里最显眼的还是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正是柯鲁父母年轻时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照片，他们穿着当时臃肿的军棉袄，就像当时很多的中国革命者一样。
柯鲁说，尽管时代变了，他还是很尊重他父母的看法。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富裕起来，但是他们更重视社会关系，比如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他觉得如今中国富裕起来后，就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成就了。
为儿子没上几年中国学校感到遗憾
在二楼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的中文书籍，不少还是繁体字的线装本，最多的恐怕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这些书可不是摆设，他喜欢看的有梁思成写的《清式营造则例》，由此他熟悉了各种古建筑部位的名字，也正是这本书帮助柯鲁改造了他家的四合院。“椽子是杉木的，檩子用的是黄松，大梁是松木，花格用楸木，地板用橡木。”柯鲁谈起来津津有味。
柯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熟悉程度让不少中国人惊诧和汗颜。他说，在一次旅行中，他无意间发现了明朝“土木堡之战”的遗址，而这些知识都要归功于他书架上的那些古书呢。
如今，柯鲁90多岁的老母还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教公寓里，身体特别硬朗。柯鲁是个孝顺儿子，每周都去看望母亲，毕竟老太太身体好也是他自己的一大宽心事。柯鲁的三个儿子都在国外上学，每年放暑假他们都会住在这里。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个挺好的东西，遗憾的是到我儿子这辈传的不深，中文差一些，我居然觉得对不起祖上了。”柯鲁笑道。话语间流露出中国人的情感。他还说，自己也没有指望几个儿子能够像他这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毕竟儿子们从小上的基本都是国际学校。
如今，这几个孩子有的学工程，有的学生态学，至今他还没有发现哪个孩子对葡萄酒更感冒，“看来我们家是开不了父子店喽”，柯鲁打趣地说。
谈到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时，柯鲁说，奥运会期间，他碰巧出国，没有赶上，有些遗憾。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报道过10届奥运会的英国记者，他对北京奥运会的感觉跟柯鲁的很相似。这位记者说，他经历了最美的奥运会，不是因为宏大的开幕式，而是发现中国人是如此的友好，而且志愿者也是最好的。柯鲁觉得，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成功的盛会。作为一名英国人，他相信2012年的奥运会也将是与众不同的，有机会他一定会去看看。
文/单金良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 ... ontent_171071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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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老北京”
【作  者】单金良
【刊  名】国际人才交流
【出版日期】2009
【期  号】第8期
【页  码】20-21，64
【ISSN】1001-0114
【影响因子】0.0548(2014)
【参考文献格式】单金良.英国的“老北京”[J].国际人才交流,2009,(第8期).
【摘 要】他的父母是在中国参加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49年他出生在北京,7岁以前只会汉语。他在上世纪60年代当过红卫兵,也曾是老三届的一员……这些复杂的经历融合在一起,让所有听说过他故事的人唏嘘不已。见过他的人,无不佩服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殊不知,他是英国人,名叫卡尔·柯鲁,正式的身份是外企名特葡萄酒公司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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