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讓我們記住，並不再踏入那一片瘋狂之海

yangharrylg

一九八四年，我的職業寫作生活開始的時候，便動了寫《迷冬》念頭——那時，離文革爆發已近二十年——當年那一群夥伴以及周邊的各色人等，一直刺激著我的創作衝動，我想寫出一個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真實的文革。
　　文革結束不久，曾出現了一大批文革題材的作品，匯聚成後來文學史稱之為「傷痕文學」的一股潮流。相對於此前十多年的極左文藝，這當然是一次勇敢的破冰。但是漸漸地，我感覺到，冰層雖已打破，但暗流依然洶湧，更談不上水落石出。
　　但那畢竟是一個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一個充滿了活力，充滿了變化，充滿了希望的時期。過高的期求和過早的結論可能都是輕率的。

　　不久之後，西單民主牆被封，星星美展被禁，電影《苦戀》被批，連曾是大陸意識形態總管的前宣傳部長周揚，因反思文革、重提「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也被圍剿……
　　歷史又一次進入詭異的迷宮。特別是一九八一年出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描述和定義的文革，與我的親身經歷多有抵牾。許多問題雲遮霧罩，許多問題文過飾非，許多問題張冠李戴……
　　再回過頭來看那些傷痕文學，便覺出了其中的一些蹊蹺，他們所寫的苦難與傷痛，只是某一部分人的傷痛與苦難，他們所寫的邪惡與兇殘，也只是某一部分人的邪惡與兇殘。這些引起我的疑慮，就像當年我在一首詩中所表達的：

……
在這歌唱與跳躍的歲月，
你是不是顯得過於老成；

—看看吧！
看我心上的刀口，
看我身上的疤痕。
誰受過如此長久的磨難，
誰也會像岩石一般堅硬。
我厭惡　老奸巨滑的表演，
我憐憫　天真幼稚的興奮。
因為
為了那被出賣了的信仰，
我曾褻瀆過自己的熱情。

　　摘自《性格》一九八一年五月。





　春寒料峭，乍暖還寒，前景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迷冬》寫了五六萬字的時候，我決定停下來。我知道，我還沒有把握住那個波譎雲詭的時代，我還沒有清除多年來盤踞在我腦子裡的那些連自己都沒有發現的魔障，我還被眼下這樣的所謂「新時期」、「大變革」困擾著。換一句話說，我還有著期待。
　　直到一九八九。我終於明白了，這個時代，從本質上來說，沒有改變。
　　我決定，回過頭去重新審視我和我的祖國這數十年的風雨歷程。




　　我慶幸在八十年代沒有將《迷冬》太過草率地寫下去。一個沒有弄懂「文革前史」和「文革後史」的人，是不可能弄懂文革的。我開始重讀文革，閱讀大量的史料，拜訪很多當事人，和那些對文革有獨立思考的友人探討。努力以局外人的身份，重返文革現場。以一種更加超然的眼光看它。
　　一九九四年我有了第一台電腦（臺灣部件在大陸組裝的），九十年代後期，我走進了通往世界的互聯網，那時，封網技術還沒有今天這樣完備而強大，我看見了幽微的歷史深處，許許多多的碎片，漸漸拼接出一幅幅真實的歷史原圖。
　　那些個在文革中受盡磨難甚至死去的人，很多也曾用同樣的方式折磨過別人、並讓別人死去。那些控訴四人幫剝奪了他們受教育權利的紅衛兵小將，當年曾率先提出廢除高考，那些被譽為祖國鋼鐵長城的軍人，曾是文革中權傾一時生殺予奪的人，無數的冤案都出自於他們之手。一九六八年，一位叫劉萬泉的軍代表，逼死黃梅戲名伶嚴鳳英後，又叫來外科醫生當著他的面給嚴鳳英開腸破肚，搜查她藏在肚子裡的發報機。「直到二ＯＯ九年被網友人肉搜索時，他正在南昌東湖區的一個小區頤養天年。」（熊培雲《一個村莊裡的中國》）而無數進入新時代的幹部，恰恰是文革時期被提拔起來的，並留下過種種劣跡。至於那些文革初期，對那些毫無反抗意圖更無反抗能力的「階級敵人」進行過戲謔般虐殺的人們，早已掩埋好了自己那一段歷史，進入「第三梯隊」準備接班了。當然，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民眾，他們豪情萬丈投身文革，傷痕累累走出浩劫，懵懵懂懂中就這麼丟失了十多年歲月也丟失了日後的前程，等待著一次又一次被邊緣化的命運。\n
　　一九九五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革研究專家徐友漁先生，向我約寫一篇自己在文革中親身經歷的文章。在那之前幾年，徐友漁先生由哲學家萌萌介紹，曾來武漢與我做過關於文革的長談。於是，我給他寫了一萬多字的紀實散文《紅魯藝》——這就是《迷冬》的前身。當時，文革已成敏感領域。幾經磨難，那部名為《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在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週年之際終於得以出版。

　　《紅魯藝》讓我找到了書寫文革的「葵花寶典」——那就是真實。只有在真實的前提下，我們的反思與否定才是有意義的。
　　接下來的數年中，我寫了一系列文革題材的中篇小說：《處決》、《隱匿者》、《媒鳥5》、《死於合唱》、《葛麻的1976—1978》……儘管每一部的發表都困難重重，但那時文學多少還有一些空間。再往後，便一年年蕭瑟，以至於被《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過的東西，也登堂入室了。到了薄熙來主政重慶，就乾脆把文革那一套冠以「唱紅打黑」之名搬上了社會舞臺，一時間紅旗飄飄，紅歌濤濤，恍若文革重現。文革後漸漸彌合的社會又開始撕裂。多年來積累的社會問題，變成一股股怨氣戾氣火氣，在尋找一個可以噴發的火山口。野心家們也想將它們調配成一劑新時代義和團的神藥，以對抗那個日益逼近世界文明。





　　我知道，該寫《迷冬》了。
　　在二十世紀三大極權主義社會運動中，中國的文革是最為複雜、最為詭異、最為多元的。納粹與蘇俄都有基本固定的政治結構模型：領袖、政黨、群眾及他們要打擊迫害的敵人，有基本統一的意識形態與理論綱領，數年數十年一以貫之。但是大陸複雜的思想文化資源，盤根錯節的宗派關係，領袖浪漫主義隨心所欲的山大王風格，以及各種派別各階層民眾的社會智慧，讓這場運動變得格外撲朔迷離，也讓各種力量有了表演的機會。看似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實際上以上三者，都變成各種集團、各種階層、各色人等使用的行頭與臺詞。所有的人，都在用毛的語言攻擊對方，保護自己，並竭力表達出自己的利益訴求。

　　文革，是數十年來積累的各種矛盾的一次社會大博弈。在大陸版《迷冬》的後記中我曾說過：「文革就像一頭巨大的怪獸，有人看見了頭，有人看見了尾，有人看見了一鱗半爪，有人看到的是它巍峨的身影。有人受了它的惠，有人遭過它的罪，有人在此時當過打手，在彼時又做了階下囚，有人一直順風順水左右逢源一直到今天……有人說，那是一次上層的權鬥，有人說那是一場民間的造反，有人說那是突如其來的大劫難，也有人說這場劫難早已開始，文革只是把它推往極致，有人說，物極必反，沒有文革，說不定今天就是一個大北韓……其實，文革是一個極其漫長、極其複雜的過程。從路線的分歧，理念的衝突，派系的傾軋，階級的博弈，到私人的過結，利益的選擇，歷史的恩怨，文化的差異，貧富的懸殊，官民的對立……都成為文革的底色與背景。」
　　有些官員否定文革，只是否定當年某一時段民眾對他的造反行為，讓他戴高帽、「架飛機」，而不會否定自己對民眾之前的鎮壓和之後的報復。有些知識分子否定文革，只否定自己被關牛棚挨批鬥，不否定之前自己對當局的效忠和之後的順從。農民否定文革只否定讓他們挨餓受累連個雞蛋小菜也不許叫賣，而不否定自己文革中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鬥爭。有些當年的知識青年紅衛兵否定文革，只否定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讓自己吃了多少苦頭，而沒有否定當年毆打老師辱駡同學抄家燒書毀壞文物。那些紅二代否定文革，只否定文革給他們父輩帶來多少苦難，而沒有否定他們和他們的父輩給地富反壞右等各種階級敵人、思想者、異見者以及數以億計的民眾所帶來的更加深重的苦難……所以我在那篇後記中說了：「空洞地肯定文革或否定文革，等於什麼也沒說。」
　　完整的真相！才是否定與反思的唯一前提。

　　由此，我希望寫出我所經歷我所感受的歷史真相，各色人等的生活真相與心靈真相。寫出文革的前史與後史，把文革放在一個大歷史的背景中去看，以此來解讀這個詭譎的怪物。
　　大陸學者朱學勤給台版《迷冬》寫了一段薦語：「文革之禍不僅在於它的發動與過程，也在於它的最終結局：官僚特權階層成為勝利者。由此形成的官方話語，更多反映的是勝利者對社會記憶的裁剪與禁忌。胡發雲也否定文革，但他突破了官方禁忌，盡可能還原被禁忌的社會記憶。因此，他的《迷冬》既可以當小說讀，也可以當歷史讀。只有允許還原，文革才能真正否定，只有還原真相，否定才經得起歷史檢驗。」
　　朱學勤先生以他的觀察和敏思，看到了問題的要害。
　　只要我們還沒有面對這個問題的勇氣，文革便是一個永遠徘徊不去的幽靈。

　　還有一個月，就是史學界所說的文革爆發紀念日—《五一六通知》發佈五十週年之日。在那之前的半個世紀，歷經大清王朝覆滅，民國政府誕生，日寇入侵，國共內戰，兩岸分離以及中共建政，及其後的一系列運動，最終抵達了文革—這個世界史上最為奇特最為荒唐也最為慘烈的社會運動，至今還沒有被徹底的披露與清算。
　　再過一二十年，文革的參與者、見證者也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官方的文革史或許會成為信史，這當然是他們樂意看到的，也是他們多年努力的目標。更重要的是，由於阻止了對文革真相的揭示與反思，文革的遺傳因子，已深深融入幾代人的血液之中，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醜惡、無恥、瘋狂、卑劣、冷酷、麻木……幾乎都能從文革中找到它們的淵源。
　　感謝互聯網，讓許許多多的當事人、知情人、追尋人，一點一點挖掘出文革真相，保存於互聯網的數據庫中，歷史不再會在一把火中隨風而去了。
　　讓我們記住，並不再踏入那一片瘋狂之海。

                         二Ｏ一六年四月十二日於武漢




《迷冬：青春的狂歡與煉獄》


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祭
—還原史實與靈魂的長篇小說


https://mp.weixin.qq.com/s/6HUOH81FAgBvz7OvIdrC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