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 龚明德：乡间“文革”禁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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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阳天》

　　《哥达纲领批判》

　　《物种起源》

　　《哲学常识》

　　《红楼梦》

■ 龚明德
中国大陆地区闹“文革”的十年，是我１３岁至２３岁的年龄段。“文革”十年，对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化是很严重的冲击，但我本人，却没有什么毁灭性冲击。我按部就班地升学、返校闹“革命”，不久被留任乡村学校教员，再后就是念工农兵学员的大学。
１９６６年秋学期，也即“文革”开始，一两个月之后，我刚从家址所在的农村完全小学毕业考入校址设在武镇的南漳县第二中学。这在当时，是很值得荣耀的一件大事。然而，“文革”一开始，南二中就基本停课了，先是１３岁以上的学生分批去北京“见毛主席”，最后就是“革命大串联”。“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后，我这一级的初中生统统“返校”，就是返回由原来的乡村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构成的所谓“完小”，完全小学高年级刚升办为“耕读中学”，边“革命”边“复课”。
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对“禁书”的集体查抄，是在“文革”之前的两三年间。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由语文老师组成了一支小队伍，去清泉公社内文化人较为集中的一大队谢家台几户读书人家中，抄出来的不太多的一些旧书立即当场烧毁，一些有龙凤花纹的瓷器只要找出来了也予以当场砸碎，还有印花的布料或衣服也要予以毁坏，……印象中此类行动我只参加了这一回，或许由于我过于积极，在离开谢家台过河之前还被人打了一拳头。我没有反击，也不敢反，连带队的老师也没说什么。
仔细回想，这一次行动应该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想争表现，主动带领我们干出的一桩“破四旧”活动。至少当年烧毁掉的查抄出来的书是什么，完全想不起来。
“文革”开始后的１９６６年夏到１９６９年夏，这三年我好像只在课堂上听了不足一年的初中讲课，就在１９６９年秋先被派任民办教师，于１９７５年春转为国家职工。
近一两个月，我的书房整体搬迁，家人从浩瀚的纸堆中竟然找出了我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这三年的日记，这是我２０岁到２２岁所写下的，时间正巧是“文革”中。我通览了这三年的日记，先找出我当时通读的书刊是哪些，现抄出日记中有读后感的一些读物的名称。
《人体生理知识》
《代数》（青年自学丛书）
《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党员宣言》
《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
《哲学常识》
《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
《光辉的便条》
《英语广播讲座》初级班、中级班共六册
《几何》（青年自学丛书）
《物种起源》
上面的读物中，只有《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是《文汇报》发表的报道上海知青戴根发事迹的通讯、《光辉的便条》是发表在《朝霞》杂志上的一首歌颂列宁的百行长诗，其余都是一本一本的书。《光辉的便条》我还全文工整地抄录下来了，可见当年的阅读风习一般。这些读物中的书应该都是我自己从武镇新华书店花钱买回来的，因为我当时任教的清泉中学没有图书资料室。《文汇报》和《朝霞》是校长或老教师订阅的，我负责义务从公社取回再分发，自己当然就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了。
我用好几个小时阅读了我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５年的日记，发现我那三年的思想完全跟党报上宣传的舆论方向高度一致：几乎每则日记都充满着“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品质”、“向党员标准看齐”、“自私自利是可耻的”、“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之类的句子。可以讲，我这三年的日记，都是党报宣传内容的个人改写。
印象中我“工农兵学员”之前是读了几部长篇小说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艳阳天》等，但我这已发现的三年日记却没有留下记录。
能够读的书，都是时势大力宣传的小册子，像《哲学常识》估计就是艾思奇《大众哲学》的翻版。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当时最时髦的读物，记得我任职时的两任中学校长就经常拿一本白皮红字的《哥达纲领批判》坐在他们的卧室门外读。当年清泉中学没有楼房，就是曲尺形状两长排平房，校长和我们教员都是一人一小间办公兼卧室，在教室与教室之间。
说了可以读的书，关于禁书就会主动地呈示了，就是：所有被批判的人的书都是我们心目中的禁书。
我在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２日全文抄录了胡适的散文《我的母亲》，作者的名字用了只有我可以明白的草体汉语拼音，篇目后用了一个括注“供析用”。完全回想不起来了这篇好文章是从哪儿抄来的，从抄录的笔迹来看，当年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我是工楷抄录的，抄了将近三整页。但“供析用”三个字的括注透露了我当时的心虚，——我害怕这本日记被查抄出来，而且做了回应的预备。就是万一有人批判我崇拜胡适，我就指给他看“供析用”三个字，说是供分析批判用的。
在农村中学教书的头几年，我是教数学和英语的，加上是校长看上我为我提前安排工作的，所以我得到很多优待。比如只要县上、区上有业务学习班，我都会首先被照顾。校长也经常轻声细语地教育我要一心跟党走，不要犯任何错误，尤其是政治上的和作风上的。所谓“政治上的”，就是不要看上面不让看的书。我的日记没有记下我读小说的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当时，读小说被领导认为是看闲书。我那三年的日记大量记有解析代数和几何作业题的有关细节，足见那时我一心想把数学弄成我的当家本领。
乡间“文革”年间的禁书，还有一部《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名著被列为禁书，几乎是我们清泉公社以及周围包括武镇的“集体无意识”的强制规定。
１９６６年秋，我去武镇就读刚考上的南漳县第二中学，必经的唯一的武镇一条主街的中心，就是武镇新华书店的门口，总能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壮小伙子身着油腻斑斑的厚衣服躺在街边晒太阳。武镇本地人和来武镇赶集的乡下人，全知道这个小伙子的名字，他叫陈松柏。
随便问一个人：陈松柏为什么弄得这个样子呢？年岁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会不厌其烦地介绍，说这个小伙子考上了南漳县第一中学，成绩很好，人也聪明，但不幸迷上了《红楼梦》，看了一遍，就成了“神经病”，天天疯疯癫癫的。
任何一个青少年，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疯疯癫癫的“神经病”！任何一个家长，当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疯疯癫癫的“神经病”！理所当然，《红楼梦》就成为我们那地方的民间禁书。我在家乡工作到１９７５年秋，就完全不敢去找《红楼梦》来看，也不敢向年岁大一点儿的老师们借阅这部小说。所以，《红楼梦》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乡间“文革”年代头几年的一部禁书。
毕竟是农村，文化人也很少，我十二三岁读完小学和初中时，几乎就是我们村庄比较有学问的一个人了。我在清泉中学教书后，我居住的村庄山前山后的邻居们，纷纷把他们家的孩子在假期时交到我家里，让我教他们，也全是做课本上的作业，没有课外读物。
１９７５年秋读工农兵学员，是在离襄樊市有二三十里路远的又一个山村中，有图书馆，但没有什么禁书，也不知道什么禁书。比如毛主席要我们批宋江，我们就只读报纸，不敢借《水浒传》来看，怕中毒。整整三年的工农兵学员时段，我全在读鲁迅的作品，也就是小说和散文、杂文，也是按照报纸上的舆论腔调来套作品。比如：读《风波》，就把其中的赵七爷当成上面内定的某中央领导是“复辟派”典型来分析批判，读《阿Ｑ正传》，就把“不准革命”的帽子扣到正在挨批判的某中央领导的头上；……
至少我自己，在“文革”的十年间，是毫无兴趣去探听什么是“禁书”，更毫无胆量去找来“禁书”在“雪夜”品赏的……我自己，是完全彻底地信任着当年的一切舆论一切宣传的，也不敢去想象还有人敢另搞一套。上面说哪本书不能看，我也不去探究所以然。强大的“舆论一律”整整使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丧失自我判断能力几乎半辈子！
我的彻底觉醒，不是粉碎“四人帮”的１９７６年，而是还要晚上十三四年。一旦觉醒，我的读书和研究，都没有“禁”的概念了。现今，我的阅读和研究取“中性”态度，就是不人为地从好或坏的角度看问题，我先把事实弄个明白，弄不明白的事实，我对都有可能成的史实元素也充分予以尊重。
看来，从愚昧年代走过来，也是可以有清醒的时候。
龚明德，藏书家、研究专家。作品有《〈围城〉汇校本》、《董桥文录》、《余时书话》、《巴金书简》、《凌叔华文存》、《巴金的一个世纪》等。
[时代书单]
●文革时期地下诗歌流传最广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对当时的那段历史进行了定格。此外，多多完成了《回忆与思考》、《蜜周》、《致太阳》、《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等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芒克则写下了《城市》、《天空》、《白房子的炊烟》、《十月的献诗》、《我是风》等，诗句自由、明媚、饱满，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岳重、芒克、多多后来成了朦胧诗前驱的“白洋淀诗派”的核心人物，集聚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包括宋海泉、方含、林莽，它的外围人员还应包括北岛、严力、田晓青、彭刚、史保嘉等。
●通过非公开渠道以手抄、油印等手段进行传播的书籍中，俄苏的小说和诗歌占有最大的比重，除曾经正式出版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著作以外，“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内部读物”：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所传唱的歌曲也以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居多，《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茫茫大草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孤独的手风琴》等，以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同时也孕育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冲动。
（李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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