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能：我对不起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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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不起老师们：文革时广州十七中高三学生周继能的忏悔


一　“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开始时我就读于广州市第17中66届高三（1）班，与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兵团”，与广州市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属同一派，与广州市另一红卫兵组织“红旗”严重对立。1968年7月，已经停课三年、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学校迎来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目睹了一场人间的大屠戮。
　　这一年7月16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对中、小学教职员工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分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认真清理教师的阶级队伍，把混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
　　这个“学习班”7月20日就要举办；所谓分片，就是若干个学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事前，各校“军训团”就发布了“四不”规定：“不准请假，不过星期天，不准串联，不准搞派性活动。”并威吓“不参加者，不发工资、开除公职、送档案给公安机关处理”。
　　有人以“中教红司”的名义，于7月19、20日连续发出两份“紧急声明”，试图抵制。马上，当权者做出了反应，“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给广州市‘中教红司’的一封公开信”，警告：“我们特郑重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否则，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后果自负。”
　　其实，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对教工队伍进行的迫害，早已在进行当中了。
　　在此，我顺便交代自己当时担当的角色。我们几个人，是高年级学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这样，我们就缺少了“革干革军”子弟那种“皇孙贵胄”的气焰，也没有“狗崽子”那种为祖辈赎罪的负累。故此，我们组织起的“战斗兵团”，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个，颇得军人掌权的各校“军训团”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帮凶、一个打手。
　　在7月初，“军训团”负责人就拿出了十几个教师的档案，对我们说：“马上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这部分教师，历史问题没弄清楚，你们去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收获。”“这两个呢，态度不好，你们去抄，打打他们的威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叫“人事档案”的东西，由于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故此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几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师档案内都有一个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并有西瓜图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杂质，向党交出红心）。里面的内容，全是“我曾经说过三面红旗的坏话”、“我曾经对共产党的政策想不通”……经请教人事秘书，才知这是1959年“向党交心”运动的产物，当时所谓交得越多，对党越显忠诚，墙上还详细列表公布数字，交得少自然意味着对党心怀贰志了。这时我才明白，1966年揪斗“牛鬼蛇神”，宣读“罪状”时，那些“牛鬼蛇神”纷纷辩解“那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话”。看来，教师们是尽入彀中了。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就是不少教师是“特嫌”。人事秘书解释说，只要有人揭发，或外单位转来一份材料，说你曾与某特务身份的人接触过，你就被列入“特嫌”名单。“谁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书说。这一下，令我顿觉世事之险恶。
　　我带着十多个人，两三天之内抄了十多个教师的家。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始了，由于是多个学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见到了由清晨到入夜，那种“呼声如雷，举臂如林”的“壮观”景象。教师们或分组，或集中，谈认识、写材料、人人宣读、群众评议……到了斗争阶段，更有布置多个积极分子专攻一个“重点对象”的。由于我当时是学生，算是一个局外人，对斗争会虽然天天目睹，记述起来还是不得要领，特别缺少那种切肤的感受。到了我参加工作，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才真实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恐怖。当时，全厂的几百个人围成一圈，要“有问题的人”站出来坦白交代，还不时由事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把若干“问题人物”冷然揪出。以致一些人，不知道哪一类“问题”要交代，又怕万一被人揭发就“从严”，吓得当场尿裤子。有一对本车间的夫妇，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喊声中，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交代了多年前接待过“地主成分”的亲戚，被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更多的人被吓瘫了……这种会，工厂开完，系统内几十个厂又集中在一个大学操场，开几万人大会。寒风冷雨，谁也不敢离开，那种恐惧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尽管我当时年轻，没有家庭问题，但还是感到彻骨的恐惧。
　　不久，教师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到了“宽严处理”阶段。某天，全体教师集中，开“宽严大会”，会场周围都是军人（“军训团”），增加了几分肃杀。由“片”（如北片、南片）的“军训团”领导宣布，某校某某教师，什么问题，交代得好，获宽大处理；某校某某人，负隅顽抗，拒不交代，把他们押上来，积极分子就把这些教师揪上台。各个学校合起来也有一群，站列台前，从严处理，统统用大卡车运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十多天后，学校“军训团”领导吩咐我，去把那些家伙领回来吧。我一个人手持介绍信，到两个看守所（男女教师不在一个看守所），把他们领回了学习班。我从牢房观察孔往里瞄，没有床，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冯的体育教师，曾带领我们排练大型团体操，为省、市大型会议表演。我把他从郊区看守所领回来，从走路到坐公交车，几个钟头，没替他提行李，也没与他交谈一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加我班同学聚会，我对他有说有笑，执礼甚恭。虽然道歉的话很想开口，但始终未曾开口。1996年，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向他遗体鞠躬，道歉的话，只能在心中对他说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另一位从看守所领回的姓容的女教师，我曾两次抄过她的家，还推打过她。其后她移民国外。去年我托在海外的同学向她道歉，同学说，容老师住洛杉矶老人公寓，已是“老年痴呆”，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教师自杀事件开始了！
　　连续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折磨，开始有人精神崩溃，各校均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校第二个自杀的，是教语文的杨爱梅教师。杨老师是一位高干夫人，她的丈夫江帆，是本市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学校曾通过杨老师，把江部长请来作过“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可“文革”中江部长被揪了出来，此时正在我省北部“103队”服罪，那可是“罪大恶极”的“黑”字号才能进的地方啊！据说杨老师1949年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电台的播音员，我还记得1966年她在大会上怒斥“三家村”的情景，抑扬顿挫，但把“牛鬼蛇神”念成“牛鬼神蛇”。杨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然难逃一劫，由于她家与我家住得极近，她还托我从家中往学习班捎粮票。家中只有三个从13岁到17岁的孩子。学习班一结束，回家不久的一个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我在学校一听说，马上赶到她家，遗体已运走。可怜哪，三个孩子都在家，杨老师半夜决定弃世，女儿就睡在旁边。据“军训团”领导蓝干事告诉我，杨老师就在出阳台的房门顶上拴根绳子上吊，由于绳子太细，她竟然掉了下来，以致蓝干事早上赶到，犹有体温。据说，13岁的女儿就睡在房间里，被她掉下来的声音惊醒了……
　　准确地说，我校第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教师何佩华，1966年8月8日，即所谓“十六条”发布的那一天，这位姓何的老教师被连续几个月的打打杀杀吓破了胆，在清晨跑到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身上的五分钱硬币被火车车轮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导主任1968年4月被学生殴打至死。
　　而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中第一个自杀的教师是教物理的伦毅老师，曾教过我。伦老师在学习班两次自杀，两次被救活。在一天斗争会后，伦老师喝下了农药（敌敌畏），被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学习班再接受批判，此时又多了一个罪名：向无产阶级政权挑战。由于身体虚弱，伦老师一个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继续开斗争会之际，第二次自杀，他用玻璃片划开了肚子，把肠子拉了出来……
　　1968年10月，停课三年的学校涌进了三届新学生。为了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举行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我参与了筹备。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带人到了医院，站到医院病床上，跨在伦老师身体上方，为他拍了正面照。伦老师紧闭双眼，以此表示抗争……
　　下图就是当年到医院拍照的介绍信，介绍信的文字是我的亲笔：

二　被关在柜子里的邵老师

　　1968年夏天，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疯狂阶段，这个“运动”是直指“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那些“历史复杂”的人，很快就陷入灭顶之灾。
　　七中原是一所教会学校，1949年之后教会学校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邵明耀老师就是这所学校的老教师，我还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位钢琴家，也在七中任教。
　　我不是七中的学生，但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直接造成对邵老师的伤害。我当时是17中的学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1968年夏天，得知我校有位教师加入全市性的教师组织“中教红司”，而“中教红司”是被认为“人员成分复杂”、“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师组织，于是我们展开全面调查，而调查就是迫害的前奏了。
　　到七中“外调”时，主要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位女红卫兵接头，她比我低两个年级。七中有邵明耀、董守三等教师也参加了“中教红司”组织。我讯问过邵老师，讯问时瞪眼拍桌是肯定的了。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审讯记录本。
　　在当年大约8月份，我在文德路原市文联大楼又碰到了那位女“主义兵”，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盘踞在这里的。她说：“走，审审邵明耀。”在文联大楼的一个房间，“女主义兵”拉开了一个书柜的门，里面赫然坐着一个人，那就是邵明耀老师，他在瑟瑟发抖，也实在不知道红卫兵是如何把邵老师弄到这里来的。我问了一个问题，邵老师说不清楚。“女主义兵”拿起一根木板，在他的头上敲打：“你说不说，你说不说……”，邵老师不断发出哀嚎……最后，“女主义兵”拿起一块砖头，向邵老师的脚面砸去……
　　时间可以流逝，但是罪过永远不会磨灭。请看到此文的七中学友转达我的忏悔，起码这一次，邵老师受虐，是因我而起的。再次对邵老师道歉，我祝邵老师健康长寿！

三　对不住林老师

　　1968年5月，我在“军训团”办公室发现了一封来信，是本市一所医院的一位护士写来的，信中反映我校林老师对她有非分之想。
　　林老师，是我校的化学教师，50多岁了，一人独居，并无什么“政历”问题。我们找到了林老师的邻居（就是女护士的兄长）调查，林老师的行踪被形容得鬼鬼祟祟，说他像要投毒害人的样子。——他可是化学老师啊！阶级斗争这根弦马上就动起来了。我派了两个低年级的女同学跟踪林老师，却不料被他发现了……我们登时恼羞成怒。
　　事不宜迟，我们一行十多人火速行动，直扑林老师的住所。目的第一是找找“罪证”，第二是打打他的“气焰”，第三呢，确实是想在他那里弄点钱，因为搞教师的“外调”，缺乏交通费。
　　他不在家，我们强力撬开了门锁，翻箱倒柜……可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发泄开始了：把他的衣服倒上墨水、砸烂了柜子、书桌、在墙上写上“打倒林××”……最后，拿走了一盏台灯、一个圆规、牙膏……还有30元钱。很难想象，林老师回家后见到满屋凌乱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他不敢做声——1968年5月，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
　　1968年年末，我们将要离校了，林老师小心翼翼对“校革委会”提出被抄家的问题，“校革委会”的一位教师代表问起了我，我态度强横地拒绝回答。
　　1978年，我离开学校到工厂也有十年了，一天，学校有人来到工厂，向我了解十年前的事情。——原来，当时“拨乱反正”，开始清理“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学校的来人说，林老师说你们打烂毁坏了他的东西，还拿走了500元钱……我回答说，打烂毁坏林老师的家具是事实，不过，真的只拿了30元，没有500元那么多。30元大多用在“外调”的路费上，剩下的9元多我离校时亲手上交学校财务了……我在书写的材料上，第一次对林老师表达了歉意。说实话，我在当时有点紧张，500元钱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万一林老师一口咬定，我怎么办呢？我不由地紧张起来。我感受到了，林老师对此事的愤恨有多深。后来此事没了下文，不了了之。大概当时不少事情都这样，“文革”的“冤假错案”清理得过来吗？
　　林老师很早就调离该校，前年我曾经打听过他的去向，没人说得清。在此，我对林老师表达悔意，实在对不起！深深惭愧，为当初自己的兽行。

四　我对教导主任之死负有责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就把七个“内部掌握”的“四类分子”的名单抛了出来，这其中就有教导处副主任庞乘风。随后，他们统统被押送回原籍。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诉书》，是庞主任写的，内容是为自己因“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乡而作的辩解与要求。
　　我见到这份《申诉书》，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当时是“杨、余、傅事件”之后），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
　　一天晚上，我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显眼处，刷上了几条诸如“不准庞乘风翻案”之类的标语。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就这样把人打死了！开始时我是感到了某种震惊。但是，在当时打死个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蓝干事压根就没有往上报，估计上头也不要求上报。我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就平息了。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还是在校中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飙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犯下了弥天大罪。
　　郑某下场亦甚凄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某国有大公司党政部门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岁。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普通的中学也变成了“绞肉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校“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7人，教师有4人。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己也从毛头小子到了花甲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屠戮，但事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己的过错，诅咒这一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这是一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故事的现代版。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师的情况，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我也知道。本来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说清情况。但是，我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没有主动前去。虽然可以用“当时环境”作遁词，却实在是再一次对不住死者了。
　　我真诚地为当年所做的一切忏悔！把上面的话说出来后，心里好受了一点。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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