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传奇李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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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李敦白： 从革命青年到成功商人
2014/10/25  |  陈祥 |  阅读次数：1040 |  收藏本文　
摘要：生于1921年的李敦白，在中美两国都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参加美共组织的工人运动，后从军来中国，继而参加中共的革命，1980年回美国，又在中美贸易市场里做出一番事业。

生于1921年的李敦白，在中美两国都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参加美共组织的工人运动，后从军来中国，继而参加中共的革命，1980年回美国，又在中美贸易市场里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口述自传《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今年在大陆出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徐秀丽采访完成。
李敦白在书里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回顾，他的命运与中共党史中的很多重要事件、关键人物重叠在一起。徐秀丽则在倾听记录外用很多注释纠正了李敦白回忆中的错误，历史学家沈志华评价作者的辨伪存真让此书更有意义。
1993年，李敦白曾推出他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此书在2006年被大陆翻译出版，但回忆录限于他在华35年的经历。“失去他前期在美国组织工运、后期在经济领域创业并积极沟通中美关系，不仅无法贯通地观察、研究一个革命者的一生，更将失去体现于他身上中国现当代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徐秀丽告诉《凤凰周刊》，她在2011年访美时结识了李敦白，深感回忆录不足以反映他丰富曲折的人生，且不乏史实上的硬伤。
徐秀丽还指出回忆录有三个遗憾，李敦白与中共高层和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未专门呈现且内容过少；他写回忆录时尚未对自身经历、中国革命史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反思；未写下16年牢狱生活对他人生观、生命观的影响，尤其是他极为重视在心理建设上的经验。这些空白，在今年出版的这本口述自传里得到了弥补。

从美国到中国


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当地知名律师，祖父当过州议员。李敦白的外祖父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曾作为孟什维克参加过针对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在十月革命前移民美国。外祖父全家都拥护列宁，却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李敦白童年时，任市参议会议长的父亲踊跃响应罗斯福“新政”，李敦白挨家挨户散发新政的宣传品。可以说，李敦白成长于一个进步主义的家庭里，并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
李敦白表现出左翼言行后，美国共产党找上了他，最初是往他家门缝塞资料。李敦白入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哲学系后不久，加入一个左派学生会。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学生会里许多人同情芬兰而退会，坚决站在苏联一边的李敦白马上成为了会长，并在1940年加入美共。他学习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切，熟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父母并不支持他加入美共。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左派运动兴盛。李敦白积极参加美共的街头运动，以工人运动为主。二战爆发后，李敦白响应莫斯科发起的反战运动，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直到苏德战争爆发，战争性质在美共眼中变成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6个月后珍珠港事件起，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征兵站前排起长队。李敦白参加了陆军，他遵照美共的规定在入伍前退党，这是为免于遭受渗透军队的罪名指控。
尚在训练阶段，李敦白因具大学文凭和不错的语言天赋，被选中参加日语学习。他不想战后长驻日本，他急着回国继续共产革命，故改学中文。此前李敦白对中国所知寥寥，局限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作品。当时美国学术界的远东研究群体普遍亲近共产主义，培训班的教参和参考书便倾向明显。培训班的师生多喜欢中共并讨厌国民党，曾去过中国多次的美共党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班上做两次演讲并赞扬中共。期间李敦白了解中国动态的渠道，主要是白修德写的报道。
学习班在一年后结业，李敦白考了第一名。但这批中文和日文学习者却莫名其妙被分配到美国国内当通信兵，爬了一年电线杆后，陆军军官李敦白被派往中国。期间李敦白在印度加尔各答无所事事待了5个月，二战就结束了。1945年9月他通过驼峰航线来到中国昆明，双脚落地时怎么也预料不到将在中国住35年。
李敦白会在许多场合提及，昆明发生的一场车祸让他一辈子难以释怀。一美军士兵酒后驾卡车撞死一个12岁的中国女孩，李敦白奉命参与案件调查。女孩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黄包车夫，他最终获赔26美元，还要付钱给各个中间人。李敦白大受刺激，决意要参加中国的共产革命帮助穷人。
李敦白定期开着吉普车去买《新华日报》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主动与他建立联系。从此，李敦白频繁与中共组织接触，并帮忙购买紧缺商品，甚至用美军车子运人。1945年11月，李敦白被调往上海继续从事民事工作，3个月后退伍。之后，宋庆龄写信介绍他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谋职，负责监督救济物资的发放。
1946年4月，李敦白在湖北宣化店发放物资时第一次接触解放军。他成为中共中原军区负责人李先念、王震的座上宾。当军调部抵宣化店调停战事时，李敦白处处维护中共，还将偶然获得的军事情报透露给李先念，催促中原军区部队尽早突围。在军调部主持的会议上，他因只给中共一方鼓掌而不为国民党与美国方面鼓掌，在会后，周恩来劝他低调，以免回去后惹上麻烦。
不久，一直想跟中共在一起的李敦白从联合国机构辞职，动身去延安。经过张家口时，他受到了晋察冀边区领导人聂荣臻的款待。聂荣臻告诉他，中共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是面向美国的英语广播，播报中国革命的进展。李敦白欣然答应，开始他在中国的广播事业。他在英语专业上帮助对方，如润色文字稿、作培训、提供建议。在张家口工作一阵后，朱德调李敦白去延安参加新华社的播音工作。
李敦白到延安正好是周六，毛泽东在舞会上接见了他并表示欢迎，称他为美国同志。在延安，李敦白获批加入中共，这是继马海德之后加入中共的第二位美国人。在延安时，李敦白的工作内容跟在张家口时一样。他很喜欢延安的氛围，经常和中共高层一起看美国电影、打扑克、跳舞。李敦白获得吃小灶的待遇，这使得他与党中央高级领导人有充裕的交谈时间。胡宗南部的攻势前，他和大军一起撤离延安，途中跟新华总社同事魏琳结婚。

两次因间谍罪入狱


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后，李敦白盼望着早日进城。1949年2月下旬，他接到一份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他和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去北平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出发前看到一份塔斯社的电报，“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
半路上，师哲直接把李敦白送去隔离审查。李敦白的罪名，是受美帝国主义指示前来破坏中国革命，即间谍罪。李敦白在惊慌失措中接受反复审讯，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他还揣测可能组织上在考验他是否有能力执行特殊任务。李敦白默默提醒自己，即便是组织上冤枉了他，他也不能有埋怨；同时他绝不能在身体和精神上被整垮，他出去后要继续参加工作。审问无结果，几个月后李敦白被关入北京战犯管理处。
李敦白一直被单独看押，他在糊窗户的过期报纸上看到了新政权成立的消息，欣喜若狂。他想，自己投身的事业成功了，个人受到的委屈无足轻重。他的待遇随后得到了改善，他如饥似渴阅读监狱图书馆的书，主要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此外有齐全的《人民日报》，他了解到朝鲜的战事，志愿军的出征鼓舞了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觉得天昏地暗，悲痛无比。
1955年4月4日，公安部七局（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突然亲自来向李敦白道歉，凌云说政府错误关押了他，政府愿意采取任何办法来弥补，包括送他回美国并给一笔赔偿。关了6年的李敦白被释放了，他只希望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并坚持中共的声誉不能因为他而蒙受任何损失。
李敦白获知妻子已在1952年跟他离婚，现已再婚。此时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已经分家，双方都争夺李敦白，李敦白选择了做广播的老本行。幸运的是，李敦白与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机要秘书王玉琳一见钟情，翌年结婚。
广播事业局里有不少外国专家，唯有李敦白是中共党员，且具备延安经历。当1958年好友兼前辈斯特朗回到中国大陆后，李敦白也随之受到组织上的更多照顾。在外国专家中，他的政治前途最为宽敞，参与了最多的核心敏感工作。如1960年开始，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63年他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唯一英文定稿人。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李敦白的近五千字长文《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李敦白热情歌颂了文革，也明志要积极参加文革。早在1966年12月18日的一次大会上，李敦白向江青递纸条状告广播事业局的当权派在反对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当即做出夺权部署，李敦白和同单位的其他造反派在1966年12月31日夺权成功。至翌年2月，他成了单位里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李敦白在回首文革往事时总是语带内疚。1968年2月21日轮到李敦白倒霉了，已遭软禁两个月的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妻子孩子皆遭受牵连而生活困顿。有了第一次狱中生活的经验，李敦白竭尽全力保持身心健康，他成功做到了，在回忆往事时总引以为傲。
1973年的妇女节，中联部、外交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办会议，周恩来向刚结束关押的国际友人们道歉。此时唯有李敦白未被释放，周恩来指责李敦白卷入了王力、关峰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
李敦白在1977年11月走出囹圄，1982年得到公安部的平反结论。虽然日后都被认定是冤案，组织上始终没有告诉李敦白两次被捕的原因。第一次被捕，李敦白被认定是受到了斯特朗“间谍案”的牵涉。但根据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在俄罗斯档案上的最新发现，米高扬在1949年初访问西柏坡时数次提到李敦白，斯大林认为李敦白是美国间谍，要求中共立即对其进行逮捕，如此看来斯特朗更像是受李敦白的牵连。第二次被捕，则是他当造反派首领时因观念分歧最终触怒了江青。不过，两次遭难的罪名都是间谍罪，第二次尤其荒唐，李敦白成为埃德加·斯诺授命在中国发展中情局情报网的负责人，李敦白指挥王光美，王光美指挥刘少奇。

在美国做中美“桥梁”


李敦白出狱后来到新华社工作，然而在与社会隔离十余年后，他已经不适应文革后的中国大陆，人们在生活中更倾向于考虑经济获益。“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李敦白在口述自传里感慨。
最后一件促成李敦白选择离开中国的事，是1980年初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报纸要淡化姓资姓社的讨论。李敦白当时觉得，中国开始变得“修正主义”了，逐渐背离他一以贯之的革命理想。不过多年后，他反思历史时认为，邓小平当时的做法是合理的。
离开美国后，李敦白一直保持着美国国籍。他曾多次想加入中国籍，最终被周恩来劝阻，周恩来指出美国人身份能更好发挥统战作用。因此，李敦白以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时，姓名前就标注国籍“美国”，以显示文章的国际性、客观性。
美国大使馆很快就同意李敦白全家的归国要求，为他补发护照，为家属办绿卡。回到阔别35年的祖国，李敦白并没有感到不适应，因为他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需要读大量美国报刊，对时事并不陌生。鉴于1980年代是北京和华盛顿的蜜月期，过去政治色彩浓厚的经历没给李敦白带来麻烦，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来找他。相反，不少保守派人士推测他是战略情报局或中情局三十五年如一日的卧底。不过，留在大陆的外国专家普遍对李敦白的离去有意见，伊莎白·柯鲁克尤其强烈反对。“觉得离开就是背叛”，李敦白淡然地告诉徐秀丽。
美资在1980年代开始涌入封闭已久的中国，“中国通”李敦白成为难以取代的商业资源。他先是在1981年协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来中国大陆采访，为华莱士做翻译。1982年李敦白开始从事组织游客去中国的生意，先跟人合作，后单干，夫妻俩带团反复游中国多达一年十次。1983年李敦白为“电脑天地”公司进大陆的事宜同北京方面谈判，对方得知李敦白身份后非常激动，谈判一拍即合。于是李敦白成为公司副董事，妻子成为公司驻大陆首席代表，取得了不错的电脑销售业绩。
李敦白夫妇在1989年创办了自己的顾问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为美中经济往来提供中介服务。李敦白对美国公司正常收费，对大陆方面则不收钱以卖人情。除了人脉资源，李敦白熟悉中国社会的规则和政治运作规律，而只熟稔资本主义市场规则的美国商人在刚进入大陆市场时有各种不适应。李敦白打破了很多谈判僵局，毕竟这是一个曾在延安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笑风生、打牌聊天的传奇人物。通常，大陆官方的谈判代表团领导会惊叹喜逢这位闻名已久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或者激动地回忆有过交集的人生，例如在延安时李叔叔和“我”爸如何交好。
李敦白的晚年很幸福，夫妻俩目前住在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福克斯岛的海景房里。他一边在离家不远的太平洋路德大学做中国研究项目，一边经营自己的咨询公司。他原先会每年回北京住几个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友人的西去，他已卖掉北京的房子。儿女们也事业有成，长女李燕妮和父母一起做商业咨询，二女李东妮在北卡罗来纳州做中医大夫，三女李桑妮在西雅图做首席电子工程师，儿子李晓明在北京负责一家美国公司的中国业务。
2012年，在美国，一部讲述李敦白人生的纪录片《革命者》上映，电影的表现方式很简单，李敦白从头讲到尾，中间穿插许多文革照片和宣传画。继李敦白刚回国时受到的无数关注，纪录片掀起了美国社会上第二次“李敦白”热，但热度不及第一次。时值“占领华尔街”运动，李敦白发话支持抗议者。
李敦白依然关心中国大陆的时事。“中国领导人提倡学习科学发展观，在我看来这是通向光明未来的要道。”2006年，李敦白在他的回忆录中文版序言里说道。2014年他在接受大陆官媒采访时，则表示“中国梦”很重要，“美国梦基本上是‘我的梦’，‘中国梦’则是‘咱们的梦’。”针对2013年的美国政府关门风波，李敦白对西雅图中文电台断言：“中国的道路会比我们好，我们多可怜，政府今天开明天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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