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卓民 沉重的记忆——文革五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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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沉重的记忆——文革五十年祭

1966年5月16日，是中国现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5.16通知是文革纲领性文件，它的发布，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5月16日，是不能被遗忘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50周年。这场为时十年的文革，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是文革亲历者，当年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运动时，正值青春风华，如今，大家都已年过花甲，垂垂老矣。半个世纪的岁月磨去了我们很多的记忆，但文革的许多事情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今年也是文革结束的40周年。记得在文革结束那年，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将来文革是否还会重演？结论当然是否定的。最近这些年，读了许多要求重新评价文革的文章，我确实感到了吃惊。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民主和法治开始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怀念文革？文革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运动？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文革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作为亲历者，我想有必要重新翻开这不堪回首的一页，就一些难忘的记忆，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和认识。
　　“停课闹革命”——“老三届”的劫难
　　1966年5月，我已差不多读完高中二年，虽然年龄不小，但仍只是一个懵懂少年，根本不懂得“政治”。当时学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以为就是一场关于“戏剧”的讨论，并没有认识文章所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我们没想到，这场关于“戏剧”的争论，日后会卷起如此的惊天风暴。
　　5月16日，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通知虽然杀气腾腾，但我们还是不明白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些人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应试教育时代，学生思维很简单，就是“唯书”、“唯师”、“唯上”，中央文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我们谁也不敢胡乱猜测。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也全文刊载了聂元梓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对于这张大字报，当时我们只是感到惊讶，仍然不知道文革究竟要“革什么命”？
　　真正触及我们灵魂的是6月13日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这个“通知”直接关系我们的切身利益，它对我们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原子弹爆炸”。“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如遭“五雷轰顶”，十多年“寒窗苦读”，大学梦本已近在咫尺，如今一下子变得渺茫了。当然更多的学生则是感到了欢欣鼓舞，尤其对于学业不佳者和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子来说，本是无望的“大学梦”突然有了转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确实充满了激情和狂想……
　　“高校招生推迟半年”，学校开始进入“停课闹革命”阶段。停课后的学生无所事事，只能一心一意“闹革命”。文革之初的学生就像“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每天上街游行，喊口号，接着是用红漆把街面涂成“红海洋”，再后来就是张贴老师的大字报，揪斗学校的领导……没有读书的压力，“革命”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宣泄。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这个标题是倒装句。“改革教育制度”是由头，目的是“搞好文化革命”。社论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常规进行升学考试，势必使教育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势必挫伤左派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助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气焰……”文革刚刚起始，党的喉舌便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目的就是激励学生争当“左派”。为了能成为“左派”，学生们争先恐后向毛主席表忠心，“革命”气氛开始越来越热烈。
　　中国近代史革命几乎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因为学生单纯，容易被利用，文革也是如此。从6月13日中央的《通知》开始，文革都紧紧围绕着中学进行，因为中学生的头脑更简单，更好利用。若干年后我们再回首，就不难发现当年那些精心设计的“陷阱”链，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其实，所谓“教育革命”只是一个幌子，所谓“高校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只是一个诱饵，“停课”也只是手段，让中学生出来“革命”才是目的。
　　“停课闹革命”表面看，好像是学校的“教育革命”，实际上是文革的重要发动阶段。因为“停课”，学生无书可读，不让学生读书就能迫使学生走进他们事先设计的“路线图”。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学的“停课闹革命”，中学生就不可能走出校门；如果没有中学生走上社会，就不可能有后来疾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和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动荡。
　　中央文件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可是半年后，高校招生并没有开始。“停课闹革命”对于很多学生而言，等于永远“停课”了，他们再也没有了在校学习的机会。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很独特的名字——“老三届”。高三是“老三届”，初一也是“老三届”。“老三届”是文革时代的畸儿。
　　“停课闹革命”是文革策动的关键，是我们对文革的最初记忆，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破四旧”—— 恐怖的暴力
　　“破四旧”一词，最早源于1966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破四旧”看不出什么问题，其实它的目的并不是“四旧”，而在于活生生的人，在于“牛鬼蛇神”。所谓“牛鬼蛇神”，是指“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
　　革命总是从社会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在新中国之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从斗争“牛鬼蛇神”开始。“破四旧”运动与以往各种政治运动的最大不同是，以前是抓“地富反坏右”分子游街、扫地、修水库，还有“陪斗”，这次不是抓他们戴高帽、挂牌游街，而是对他们实施抄家和对他们全家人的人身摧残……对学生的暴力行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非但没有制止，反而继续“火上浇油”。
　　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公然对学生们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她讲话对学生起到了恶劣的影响。红卫兵从此有恃无恐，暴力越演越烈。8月5日，在江青“7.28”讲话后的第八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被她的学生们活活打死了。根据现有资料，卞仲耘副校长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所谓“牛鬼蛇神”。
　　8月17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大字报。文革从“四旧”到“旧世界”，从“破除”到“宣战”……涉及面更广，火药味更浓，暴力倾向更严重了。此后，红卫兵竞相对“牛鬼蛇神”及其家庭人员进行了极其疯狂的“杀戮”。据官方统计，在那段时间，北京有11.4万户被抄家，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1700 多人……读“文革被赶出北京10万人的悲哀”一文，你就会了解那些无辜者的悲惨命运。
　　8月23日，《人民日报》对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行为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暴力”喝彩，题目就叫“好得很”。在《人民日报》煽动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暴力行为被迅速推向了高潮。最残忍的暴力事件，莫过于北京大兴县对“牛鬼蛇神”的血腥屠杀。据有关资料，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见王毅的“灭绝性的大屠杀”)。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想象那让人感到无比惊悚的杀人场面，素昧平生、手无寸铁……面对这般柔弱的生命，他们怎样下得了如此狠手？杀人者都是中学生，小小年纪，他们怎么会变得如此残忍？

“破四旧”让历史文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极其珍贵的文物都毁于红卫兵之手。文革后，文物专家们说：“破四旧”运动对文物的破坏程度远比“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要严重。我想，这是肯定的。“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是强盗，他们只是抢掠，抢掠的都是看得到的宝物；红卫兵是内贼，他们是彻底毁灭，毁灭的是所有看到和看不到的东西。因此，许多人在回顾“破四旧”运动时，都把红卫兵对文物的破坏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与人的生命相比较，那些“历史破烂”又算得了什么？我始终认为，“破四旧”运动最严重的罪行在于虐杀无辜的生命。
　　“破四旧”是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凶狠的“镇反”运动。无须任何法律手续，利用无知的“红卫兵”肆意残杀“阶级敌人”，“破四旧”运动制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恐怖的暴力事件。全国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家，被打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有说20万，也有说远远不止是这个数字。
　　“破四旧”运动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中犯下的第一个大错。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杀人和打人，但是，抄家、揪斗“牛鬼蛇神”和破坏文物的事情，几乎都曾参与过。
　　“文攻武卫”——悲情的“内战”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和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有一段著名对话，毛主席听了“宋彬彬”的名字后说“要武嘛”。当时，宋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载于8月21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写道：“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君无戏言”，虽然后来毛主席又发出了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为时已晚。8月22日，“要武嘛”讲话后的第四天，北京市第三女子学校校长沙坪就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这些原本“文质彬彬”的女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白发魔女”。青春靓丽的女孩，竟然凶残杀害自己的老师？这种事情至今想起来，仍然让人不可思议。
　　9月之前，红卫兵“武斗”对象是“牛鬼蛇神”，9月之后，红卫兵“武斗”对象已是红卫兵“自己”了。9月下旬，我们青田“首批红卫兵赴京代表”途径金华时已被禁止进入市内，因为金华两派红卫兵已经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此后，学生武斗很快波及到了社会，各地工人、农民、机关造反派也开始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有了“工人阶级”参加，武斗更加惨烈了。
　　1966年12月30日，王洪文带领上海10万工人，制造了著名的“康平路事件”。这一血腥事件拉开了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序幕。1967年2月11日，我们家乡两派群众组织也爆发了激烈的武斗。最初的武斗，两派武斗都还是用拳头、石头、棍棒……后来慢慢发展到真枪实弹。再后来，由于支“左”部队的介入，武斗越来越惨烈，越来越血腥。
　　1967年7月27日，江青在对河南省造反派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给血腥的杀戮披上了合法外衣。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之后，反响极为强烈，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有的地方造反派甚至动用了坦克、大炮……据有关资料，单次武斗最惨烈的四川泸州一仗，死亡2000余人，伤及8000多人(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据王年一先生的《“文化大革命”述评》“有说约773万，有说在200万以上”(1984年10月2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1978年12月13日，也有领导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见《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其实，没有人知道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的家乡虽然是个小地方，两派武斗也非常惨烈。1967年9月9日一天死亡近10人，一半古城被大火烧为一片瓦砾，两个中层干部(宣传部长和教育局长)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在武斗中，我的一个学长(高三学生)被另一派抓住后活活打死。我们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时，身上被粗绳捆着，眼睛用布蒙着，颈骨被打断，头颅掉落，嘴巴张开有10多公分……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描写了国人“引颈”围观“砍头”的情景，那个时代的国人只是“麻木、冷漠”的看客。到了“文革”，国人“觉悟”已经大不相同，即使是普通百姓，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高度的“革命警觉性”，发现“可疑之人”就会立即报告……在我们家乡，有的死难者其实只是为了逃避“战乱”到农村“求生”的无辜群众，结果仅仅因为被怀疑是“不同观点”，也被残忍地打死了。
　　“文攻武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全国性战争，是“和平”时期最残酷的“人民战争”。它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内战”，“以死相搏”的两派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可怜数百万年轻的生命，就死于为了“同一个领袖”的“内战”。更可悲的是，在他们死后，竟然还要被“鞭尸”，墓地被掘，尸骨被弃……他们真的很冤，无论是“革命左派”，还是“保守派”，最后都成了“历史的罪人”。
　　“文攻武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情的“战争”。或许将来有一天，这一段“战事”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旷古奇闻”。
　　“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的报应
　　1968年9月，“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夺权大功告成。10月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国家主席被“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背景。如同所有的历史故事一样，“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在《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欢呼声中，红卫兵运动走到了尽头。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新建立的各级“革命政权”首先把矛头对准了“红卫兵”，各地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很快成立。一夜之间，学生头上“革命小将”的光环散尽，他们成了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这种结果是他们原初不曾想到的。“最高指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大家都蒙了。毛主席不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为什么还要让“革命小将”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呢？
　　1969年4月下旬，我们家乡的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300多知青，有9人报名去了黑龙江，其他人都没有报名。直到1970年春节，一支边知青返回后，被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判刑，其他人才开始报名……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报的名，下乡插队时间是1970年4月15日。我说这个情况是想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大家都是“自愿”的。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是主动报名，他们主动也是有原因的，有的因为家庭出身、有的想改变环境……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被迫无奈的。
　　知青所受的苦难很难用文字描述。1978年10月，云南西双版纳上海女知青“难产”死亡事件成了知青返城运动的导火索，数千知青抬尸游行，举行大罢工，成立“北上请愿团”，发表“北上宣言”……返城浪潮席卷了祖国的西南边陲，绝食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铁路线中断。与此同时，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各地的知青也纷纷起事……很多年后再读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文字，当看到几百名知青集体跪倒在中央调查组面前放声大哭的一幕，仍然禁不住潸然泪下。
　　1979年1月，国务院批转知青办文件，允许知青办理病退、困退回城……至此，历时十年的知青运动终于宣告结束。1700多万知青终于回到了城里，但是，还有很多人已经再也回不了家了……在我们家乡也有多名知青死于非难。1971年端午节，一位女知青在绝望中投江自尽；1972年7月，与我在一个公社插队的高中同班同学割喉自杀，还有多名知青死于其它事故……
　　作为知青，虽然知道这些情况，但看到《知青博物馆》提供的数字时，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仅仅在1974至1979年的6年间，就有25690知青殒命他乡。

　　有人把“知青运动”说成是毛主席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其实真相并非如此。事实上，到了1968年，红卫兵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700万学生是一个巨大群体，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店不要人……如何安置这么多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没有地方能够容纳他们。学生何处去？唯有农村“广阔天地”。
　　知青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只要看看当时党报所说的话，就能明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篇社论说了大实话，在完成“革命”大任后的红卫兵们，已经成了在城里“吃闲饭”的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负担。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结果。“咎由自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惩罚。
　　大结局的启示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判断文革是非的关键。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有什么标准？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记得只要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派”。
　　文革之初，从中央到地方揪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等一批中央领导到省委书记，一直到地、县委书记，直至各个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人，几乎无一能够幸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后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几乎又都被“解放”了，他们又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掌管了各级“革委会”大权。他们是“走资派”吗？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要说是“解放”呢？他们是被“冤枉”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起初为什么要打倒他们呢？从革命领导干部到走资派，再由走资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文革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刚刚坐稳江山，又遇风云突变，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
　　文革之初，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邓小平。可邓小平是毛主席把他“解放”的，如果他是走资派，那么，毛主席又为什么把他“解放”出来呢？文革中真正被打倒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文革所谓的“走资派”，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冤案。
　　文革确实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超过上亿人参与，规模史无前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不准读书，史无前例；“破四旧”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文攻武卫”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也是史无前例……虽说有很多史无前例，但结局却只说明了一个浅显至简、亘古不变的真理——“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最流行的口号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实，自古以来，造反是要被“杀头”的，革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初期，全国最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来无一不是“阶下囚”；文革中最著名的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也都个个身陷囹圄；还有全国各地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领袖们，最后也一个个锒铛入狱，有的甚至走上了断头台……“黄粱一梦”，文革跟他们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夜之间，登上人生巅峰；顷刻间，又遭万劫不复……
　　文革结局诠释了什么叫“恶有恶报”。曾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法定”革命接班人的副主席林彪，虽红极一时，结果还是“狼狈逃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大沙漠；文革中臭名昭著的“谋臣”陈伯达、康生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最不可一世的“女皇”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阴谋集团，最后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台；甚荒唐，到头来竟没有一个好下场”， 文革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闹剧。
　　关于文革的反思
　　在写此文时，有人问我：“是什么样的‘无知’可以让十几、二十几岁的学生变得如此凶狠残忍？”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文革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学生只有1700万，而参与文革运动的有数亿人之众。“泥鳅翻不起大浪”，如果没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解放军将士，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参与，仅仅只有学生，绝不可能会有席卷全国的“惊涛骇浪”，更不可能会造成“翻天覆地”的后果……
　　学生确实是无知的，无知是因为接受的教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但“大人们”却不一样，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经验、有阅历的群体。他们如此凶狠残忍，难道也是“无知”？“无知”显然不是人性扭曲的原因。有那么多人参与的运动，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问题。
　　你相信“万岁”吗？但我们天天都在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相信“句句是真理”吗？但我们每天都在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要“三呼万岁”？为什么要推崇“个人迷信”？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出了问题。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君权神授”、“君君臣臣”，“权力崇拜”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
　　毛主席有一段坦诚的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又取得了伟大胜利，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如日中天。与此同时，毛主席的骄傲情绪也开始滋长。毛主席的话“语出惊人”，显示了伟人气魄，也显露了他骨子里的帝王思想。
　　在文革之前，没有人对毛主席的“秦始皇”之说有任何异议，反而是人人为之拍手叫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不仅仅只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文化，还有兵家的“三十六计”，杂家的“权谋之术”……见风使舵，明哲保身，投其所好，逆来顺受，我们的文化有着太多的奴性。读当代大诗人郭沫若的文革小诗，确实感慨颇多。
　　文革期间，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效忠狂热犹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个人崇拜”一旦疯狂，一定会成为灾难。只要看今日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无知”让人们变得如此“凶残”？
　　悲剧告诉我们，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多么危险，民主和法制是多么重要。如果当时还有一点民主和法制，我们国家就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文革悲剧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自身肌体的原因。我们的权力缺乏监督的机制，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专断独行，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必然会产生腐败。“专断独行”和“个人崇拜”也是一种腐败。
　　我们的国家需要民主和法制，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过，“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悲剧就会重现”。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关于文革的争论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很多人在回顾文革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其实，中国先哲的成语更经典精辟，“物极必反”，“多难兴邦”。
　　最近这些年来，有些人提出要肯定文革的积极意义。在我看来，文革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这场灾难让我们党、我们国家看到了自身的问题，主动纠正错误，避免了灾难再次发生。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党不可能那么快“平反冤假错案”，也不可能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党不可能会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日后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党更不可能会破除“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一步一步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国家恐怕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如此伟大的复兴。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开始的“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没有1976年，我们的祖国就没有今天。
　　但是由于文革贻害，我们国家的今天仍然也存在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四十年来，虽然祖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却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贪腐盛行，世风败坏……虽然我不赞同把今日社会所存的所有问题全部归咎于文革，但很多问题都确实与文革有关。文革摧毁了我们民族的道德支柱，“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极其严重的问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可“同日而语”，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读过许多要求“重新评价文革”的文章，我读出的大多是对社会严重不公的不满，对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不满，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怀念文革，而是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两袖清风”。当然确实也有一些别有居心的人，他们希望文革能够再次上演，希望我们的国家陷入大乱，经济崩溃……但是，无论这些舆论有多汹涌，它们都无法卷起大浪。因为在滚滚而去的时代大潮中，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涡流。
　　关于文革的争论还将继续。只要我们的社会存在不公，只要我们的干部存在腐败，这种争论就一定会存在。我们要允许受难者诅咒文革，也要允许获益者怀念文革；要允许亲历者质疑文革，也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歌颂文革……写到这里，我总是会想起在文革中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被枪决的遇罗克、张志新……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的存在，正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
　　虽然我也相信，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不一定就是对文革的最终“盖棺论定”，但我坚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结论。我们不能苛求1978年。我相信，随着日后文革文件的解密，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真相定会把文革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这一天，但对此，我毫不怀疑。
　　结束语
　　马德里近郊有一个著名景点叫“死难者谷”(Valle de Los Caidos)。在那片风光旖旎的山谷里，埋葬着在西班牙内战(1936年——1939年)中死亡的4万多具将士遗骸，其中有弗朗哥的长枪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据说当年建造“死难者谷”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和解，抚平伤痛”。虽然有人对“死难者谷”持有异议，但“死难者谷”确实起到了“警示”作用，它让人们记住了西班牙的一段历史，记住了“内战”给西班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
　　我也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在我们国家的某一个地方，也能建一座“文革死难者谷”。不论职务高低，不分“阶级”，也不分派别，只要是文革的死难者，统统都埋在一起，然后立一座巨大的墓碑，再刻上他们名字……我们要告诫我们的后人，世世代代都不要忘了中华民族这一段不幸历史，永远不要让“同胞相残”的悲剧再在我们国家重演。
　　岁月倥偬，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一幕一幕，仍恍若昨日。我作此文，是为了祭奠我们已逝的岁月，祭奠死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朋友，也为了祭奠文革所有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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