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 我的作品就是我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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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困惑
　　1966年风云突变，从“文革”运动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就立刻被抛到了漩涡中。因为浙江美院在全国造反特别早，在聂元梓大字报发表的第三天，浙江美院就贴出了一大片大字报，矛头直对着院党委。学校就此分成两派，一派要打倒旧党委，一派就开始保。这个划分很明显，原先的一批班干部成了保守派，原来班里面调皮捣蛋不受重视、受气的学生全成了造反派。我是班干部，又喜欢独立思考，这个时候当然很自然就成了保守派。但是，后来到了8、9月份就越来越不对了，两派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清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浙江美院的造反派代表就上了天安门。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困惑，思想上非常苦闷。因为这个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没法解释了，原先学的那些东西都不管用了，根本就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1966年秋，父亲被揪出来游街批斗，斗得非常厉害，使我十分震惊。整个浙江美院包括父亲在内有四十几个人给关进了牛棚。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无从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整个“文革”的过程当中，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直接去想父亲是不是应该揪出来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想得其实挺远的。当时我看到“文革”把原有的整个体系几乎都给摧毁了，这在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试图从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去寻找解释。我当时想到，在革命的过程中是不断地把最底层的人翻起来，不断地把上流阶层的打下去来求得社会的进步。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可能的思路，我始终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把原有的结构打破就一定能进步呢？
　　整个“文革”鼓动起来的是造反派。保守的一派就是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有的体系，造反的一派就是想把所有的体系打倒、砸烂。我试图把“文革”的现实与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企图弄清楚“文革”的来龙去脉。整个“文革”期间包括我下乡的这个时期，在令我困扰的各种问题当中，这个恐怕是中心问题。虽然父亲所受的迫害是整个美术界最大的冤案之一，他被批斗过上百次，在牛棚中有记录的批斗就有七十多次。多次被押在卡车上戴着高帽、挂着大牌游街示众，惨不忍睹。不言而喻，我自己也从在表扬声中长大的优秀学生，成为被打倒了的“反革命”儿子这个最底层。当时的口号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但是我仍然力图超越个人境遇去思考问题。因为我知道父亲被斗和被打倒，是整个大局中的非常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合理不合理，根据在全局，和我父亲本人无关。父亲是特别清白的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辫子好抓，他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就是一个画画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全心全意地渴望着民族文化的振兴繁荣，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争中国绘画的世界地位，而不是一己的名利得失。他为人也特别好，所以学校的牛鬼蛇神都揪完了，他最后才被揪出来。揪他还是造反派请示了江青、陈伯达、姚文元，造反派才把他揪出来。我知道父亲的被打倒，跟父亲的所作所为无关，这是一个政局的问题，所以我企图理解这个政局。
　　我在“文革”一开始就参加了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后来父亲一揪出来，我就被红卫兵组织清理阶级队伍给清理出来了，我和李延生一块儿被清理了，他老爸也抓进去了。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写了一个声明：为了保持战斗队的纯洁性，我们退出，因为我们已经变成有污点的人了，已经成了“黑六类”子弟了，但是我们还会继续革命。写了这么一张东西贴在墙上。这以后我就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了，想参加也不行。就是串联到北京，我们战斗队到了中央美院附中，附中就拥出来一大群红卫兵，上来就说你们来的战斗队里的“黑六类”得交出来，幸好我们战斗队的几个头头把我给保护起来了。
　　再后来保守派越来越受压，造反派就越来越得势。因为有了江青他们的直接支持，浙江美院造反派得到了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的接见，也就是在这个接见会上造反派汇报说，这个潘天寿怎么办？江青说，潘天寿的画我历来就不喜欢，他画的秃鹰那么难看，他画的秃鹰像特务。然后造反派又去找了康生，因为康生曾经对潘天寿有非常高的评价，造反派不敢批潘天寿，就去问康生。康生说，我推潘天寿是因为压陈半丁，陈半丁这个人不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推潘天寿也不是说潘天寿怎么好。造反派回来以后就在浙江省组织了一个全省范围的“打潘战役”，规模浩大，《浙江日报》整版头条批潘天寿。当时整个杭州的大街小巷，都是打倒潘天寿的标语、漫画。就在湖滨路一带，当时的市政府中心周围的几条街上全是浙美批潘天寿的大字报。打倒潘天寿的标语用石灰水写在南山路上，字和路面一样宽，标语有200米长。所以说批潘天寿至少是浙江省的“重大战役”，因为江青他们说了话，当然要大批特批了。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个人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我该怎么办？家里被抄家七次，家具已搬空，片纸不留。我自己革命也革不成了……但是就在这种状态下，我还是从大处着眼，考虑的还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还在考虑国家的前途。当时我已经不能在红卫兵组织里了，但是我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保守派观点，这个保守派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委有缺点我们是可以批评的，但是他有缺点、有错误你是要先拿证据。你先得说事儿，再说该不该打倒，我们大家来衡量，大家来评论。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地站在保守派这一边，虽然已经脱离了保守派的组织，还在帮他们刻钢板，印传单。但是保守派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江青接见过后，造反派在浙江立刻就蹿红了，以浙江美术学院的造反派为核心，组成了全省几十万人的造反派队伍。这边的保守派也是以浙美的保守派为核心，组成了全省的保守派队伍。后来，就在保守派拉到北京的时候，保守派在杭州的总部被造反派给砸烂了。其实那个时候，保守就非常危险，所以整个组织也就非常危险，很难生存下去。我在保守派快垮台的时候又重新加入进去，成为坚定分子。为了躲避被造反派抓住的风险，我们在北京晃荡了二个月。后来上海的“一月风暴”，造反派进一步胜利，保守派进一步垮台。我们在北京看到了这个情况，当时我也有点儿懵。几个人就碰头说，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还是得要了解全国的形势，还是从大处着眼。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于这个局势非常难以理解，完全找不到理解这个局势的切入点，这是造成我精神苦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跟马克思对于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距离很远。列宁讲的比较接近一点，但是列宁也不是这么讲的，所以想要整体地理解“文革”这个事情，在这些书当中都找不到答案。那么，我就只好静观形势，想看看以后这事情怎么发展？整个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在整个“文革”期间直至我在乡下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把那些人打倒。在“文革”这样大的起落变动当中，我这个人之所以没有变得很颓唐或者说非常消极，是跟我个人整体性的思维习惯有关，我一直是比较宏观地、超越了个人处境的好与不好来考虑问题，个人的处境再差也不会影响我的理想和信念，因为我觉得这个和理想、信念是两码事。现在回想起来，这样一种思维与处世方式，真是跟我所受的教育熏陶有关，跟父亲有关，跟经亨颐、李叔同以至于方孝孺有关，其源头一是来自于苏联与欧洲的革命理想主义，一是来自于儒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舍生而取义”的道义感。对于个体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我从小就摆得很对，就是社会理想和国家命运是远远大于个体的。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关于超越自我的宏观理想，或者说信仰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能放手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有过这么一段经历的人来说，我在个人利益上已经无所守，也无所求了。因为我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拥有一个阳光明媚的童年，这不是物质生活上的奢侈，而是一个从精神到身体都健康美好的童年。一直到“文革”，我才感觉到了自己童年状态的虚幻性：原来我只是生活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之中，真像是在温室里。比如说我父亲，还有母系许多亲人所遭受的精神磨难和牺牲，在我们孩子面前他们是不流露的。我们小孩子一点都不知道，而到了“文革”时期的青年时代才知道，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是那么阳光灿烂。因为在“文革”中，我们整个家庭都又被更为彻底地冲击了一遍，包括以前的历史老帐，又重新捡出来，我们家庭包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冲击了。在“文革”的群众斗群众中，处处都能看到人性中的丑恶、自私与凶残。这些我都看到了。由于“文革”的迫害，我们家死了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哥哥。他们都是最善良最无辜的人，他们是现代社会中最有教养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却是如此的悲惨，完全是死于迫害与冤屈。这样的生活事实，与我原先的乌托邦理想反差之大，把我在心理上打到了人生的谷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跟我同辈的几个表弟妹，我们彼此一直都有通信交流思想，他们都表现特别好，甚至豁出性命来磨练自己，却未能修成“革命”的正果。这个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社会和生活的复杂性，我企图在这种复杂性当中理清楚头绪，企图理解这种复杂性，这成为我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想要理清楚的问题。它既有对整个“文革”企图获得解释的愿望，也有对我们整个家庭的遭遇企图获得解释的愿望。这个问题意识在整个“文革”时期一直缠绕着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林彪的事情出来以后，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我在乡下正被软禁。那一阵全国抓“516”分子，竟然抓到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偏远山沟，而且还有指标，我因为去过北京，是保守派又是“黑六类”，所以我就变成“516”嫌疑犯，失去行动自由了，而且剥夺政治权力，不能参加任何会了。这前后我被软禁了有一年半，不能离开那个县府所在地的小镇一步。父亲重病打电报来，县里仍然不允许我回杭州。当时我在政治待遇上，就和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所以林彪爆炸的事情，我是等大家开会传达过后才间接听说的。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形势越来越不对头。特别是到了“文革”的后期，上了台的那些造反派，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打得一塌糊涂。我不禁想：历次农民起义不都是从底层翻上来吗？世界上的平民运动也都是从底层翻上来的，可是在从这个底层翻上来的过程当中，有些人站住了，大部分人翻上来之后马上又倒下去了。如果革命要把底下的人翻上来以推动历史前进，那么为什么会看不到翻上来的有多少人又重新下去了呢？对这个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错误犯得很大，而且完全看不到哪年哪月是个头。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国家、民族很可悲，我的心里一直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劫难哭泣。
　　那个时候我自己正在被软禁，可我脑子里想的也仍然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想的还是国家是怎么回事。我的整体性的宏观思维习惯真是顽固，什么问题都想，就是很少想自己。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惊异。我的自我沉思与反省，在意识到自我、意识到“我存在”的实际状况的时候，总是意识到自己也是存在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越是对自身的存在状况体验深刻，也就越趋近于对自我存在与世界无法分割的联系的理解。整体性、全局性、群体性、社会性，就这样深深地植根于自我的存在方式本身。我的自我反省，始终不是为了孤立于世界，不是使自己超越于世界之外而对之进行批判，而是在自我深化的同时，使自己在与社会、世界的内在联系中呈现。走出自身，在寻求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性的经验同时也深化了我对自我的认识。
　　我的自我反省起源于存在的普遍联系，又由于对这种普遍联系的认识，而使之成为“我”的自觉追求。大概是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自我正是通向外在的生命之流。所以，我从小就奠定了自己的精神理想：试图通过个人的修养觉悟，自觉地实现社会共同的价值定向，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将超越于欢乐与痛苦之上的精神探索，看成是一己的精神修养。最终达到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整体的统一对局部的矛盾的超越，有限的人生对无限的时空的超越。
　　●理想主义的转换
　　我是1968年下乡的，去的是浙南山区的文成县，是我自己挑了条件最差的一个县报的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环境确实是挺苦的，一年四季没大米饭吃，吃发霉的蕃薯丝。那个东西其实是挺难吃的，烧出来黑糊糊，一大碗，吃这个东西特别容易饿，这么大一碗，完全是那种很霉的气味。根本就没什么菜。但是常年累月吃那个东西，我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仍然不觉得苦。当时我们家里已经是抄家以后，父亲原来是300多块钱的工资被扣发，这个时候父亲的生活费每月12块钱，母亲8块钱。我哥哥还在工作，我们家几乎是靠哥哥的钱在养家，即使这样，家里面还会给我寄奶粉和白糖。为了不让妈妈给我寄东西，我给家里写信把乡下说成一朵花，说这个乡下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富裕，让妈妈别担心。我还特意寄了一点当地的花生米、白木耳回家，就是要证明我这儿也挺好。家里也完全不知道我被软禁，只是说工作忙，回不了杭州。
　　我下乡临走的时候带了一点油画颜料，当时并不知道要在乡下呆多久，或许呆一辈子。除了油画颜料，我还带了一点纸，在乡下曾经画过两个油画头像，自己觉得挺满意的，灰调子的，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下乡以后我还画过一点油画风景，是纸上油画，纸都是自己做的，就是在铅画纸上面涂一层白颜料。我想起在乡下画风景的时候，还真解决了我一个关于色彩关系的疑惑：认识到在室外直接依照阳光下的色彩画，也就是阳光直接晒在纸上画，其实是不行的。我开头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阳光照在纸上时，自己觉得画得很好，跟对象非常接近，甚至比对象还好看。可是拿到屋里，灰蒙蒙的，阳光感就没有了，只有拿到阳光下面才好。于是我就想，画册里的那些画为什么阳光感那么好呢？研究后我发现，那些画画出来的颜色其实跟真实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才对，是要比真实的色彩关系强调得多才行，色彩关系要拉得很开，才能在室内的光线下感觉到在室外的色彩效果。我在附中学色彩的时候没弄明白这一点，倒是我在乡下画画的时候悟出来了这个道理。
　　在乡下的时候，我还画过头像写生和小幅的创作，不过都没留下来。我也画连环画，有一套连环画画的是我们县里面的劳动模范，有点像版画性质的，大概有二三十幅，在《温州日报》上连登了两三天。连环画另外还画过几套，记得有一套画的是鸭棚。我还在县城里面做过一个宣传展，当时是珍宝岛事件，展览目的就是揭露“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这个展览筹办整个就是我一个人，文字是我一个人编写，画也是我一个人画的，用了一个礼拜，展览大概有几十张画还配着文字。当时画这个东西觉得特来劲，特顺手，水粉颜色一铺，灰调子都出来了。我在附中的时候，学的就是苏联的那一套，到了乡下就都给用上了。
　　其实到了贫困的农村，生活上我并没有觉得苦，我跟这些农民完全是可以打成一片的，而且下乡去劳动，学大寨挑泥土什么的一点问题没有。这实在是因为我对于吃苦的思想准备太充分了，承受力特别好。当时既要同农民一起学大寨垒梯田，又有宣传报道的任务，为了采访和拍照我一天常常走80里山路……这个时候真正让我痛苦的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精神上的苦闷。
　　当时面对的是人的生存的无奈，无依托，无归宿。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看到了太多的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凶残自私的兽性，恩将仇报、争权夺利、落井下石、互相猜忌、出卖变节、骗人骗己、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颇的、有弊端的、有缺陷的，有限才是生活的常态，才是日常的人生和人性。看透这一点，清醒地正视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温室中长成的人来说已经很难。然而更艰难的是，看透了以后怎么办！一种是消极的态度，即“知其不可而不为”，对自己放弃要求，反正大家都这样；另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其实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我选择了后一种。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反思过自己的理想主义。我发现这个理想是无私的、有牺牲精神的，但是这一整套理论却对人性当中自私的一面估计不足。而且我们的大锅饭体制结构当中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因为什么封建专制之类造成的，恰恰是由于对人性当中的自私估计不足。所以“人民公社”越办越穷，吃光用光，谁也没有责任。国营企业也总是效率低下。当然，在古今中外的社会中就是有无私的人，有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如果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就不会相信善，也就无法要求自己在一生当中这样坚持做。在我身边就真是有这样无私的人，还不止一两个，他们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他们是我的亲人或朋友，他们在我看到太多的人性中的恶的同时，让我确信人性中也有善，虽然善的结果往往是牺牲。我就是想做做看，明知道这是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经历了“文革”，我对人性当中的恶，看得太多了，所以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一个实验，就是要试试看我能不能既保持人格上无私向善的纯粹性，又能够在现实中做成一些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大都经历过理想的转折。问题是在原有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已经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还要不要、还能不能建立起新的、更靠得住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不仅在“文革”以后的中国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而且我想在西方也同样是现代以来一直困扰人的大问题。
　　鲁迅有个哲学叫“绝望的抗战”，我觉得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它包含了两个特点：一是“绝望”，绝望就是清醒，清醒地面对现实，打破一切自欺欺人的乌托邦的神话；二是在清醒地面对现实后，仍然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如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时时感到前面有声音在召唤你，不停地向前走去。尽管怎么走，走到哪里去都无法预测，但仍要努力前进和奋斗。像枣树明知“春后还是秋”，却仍然做梦，仍然生长。小红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所谓“光明的春天般的未来”上，这样的理想主义难免是柔弱虚幻的。而枣树才是真正的强者，它的生存，完全是自己的独立选择，并且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奋斗上，不对其他力量（包括未来）抱任何幻想，也就不存在任何依赖。
　　正是在乡下的这个时期，我的理想经历了一场质的转换，从对抽象的社会理想，转换为对于整体的人性中的善的信任。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精神上一直感觉很苍凉而且无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那些有名或无名的牺牲者们的深不见底的悲苦。是呀！原本是阳光灿烂的理想主义精神状态，在“文革”当中被打得七零八落、遍体鳞伤，但是还想支撑着曾经使我阳光灿烂的理想，所以我也很认真地重读原著经典，看能不能通过修补重新支撑起一个饱满的精神世界。我痛苦地感觉到，新的支点是如此难以建立起来。我就先找到了一些小的命题，比如坦诚，想想是否能就近做起。为什么坦诚能够成为一个命题呢？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不说假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已经舍弃了许多了，包括从小建立起来的社会理想也支撑不下去了。而坦诚是我做人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不是连这个基本方式也要舍弃？我觉得，坦诚是我退无可退的最低的自我要求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精神价值都无所依凭，我只有回到自己的原点上：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可是当时我周围几乎所有坦坦荡荡的人和说真话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所以我要试试看能不能既坚持做到坦诚，又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在当时其实非常重要，它总是摆在那儿，然后我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做着试试看，遇到了困难，就再想、再做。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因为如果当时我把坦诚也给舍弃了，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再一个就是积极地甚至是创造性地直面碰到的任何困难，而不再追问积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在我昔日的乌托邦理想中，有一点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有意义，这就是为他人或者是为全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一点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做了，因为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已经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认可，从制度到法律也都获得了保障，所以现在很多人真的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不然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纵然如此，我觉得仍然应该在自己的生存中追求为大家和为全体。我理解这就是善。我把追求善的过程看作是善，我要用我整个的人生经历或者整个人生的活动和努力来追求，自我完善的方向就是善与美。我不打算对终极的追求目标做一个界定和规范，只是把追求善的过程看作是目的，以手段来代替目的，这样就把目的给搁置了。其实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精神遗产，它直接针对的就是人的自我完善，这才是我们人生在世真正的终极目标。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都是在同时身兼多项工作、十分繁忙的状态下度过的，先是忙于处理父亲的身后之事，同时兼顾理论与上课；后来是管学报编辑部和中国画系，兼顾学术活动和潘天寿纪念馆的建设。在没完没了的忙碌中，我觉得很充实；一旦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做成功了，空虚与悲凉的感觉就随之而来，那个长期困扰我的人生理想与意义的问题又突显出来，难以摆脱。于是，我坚决地谢绝了文化部要我当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动议，全自费地去了美国。除了想在美国思考艺术问题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想法是了解美国的基督教。我在旧金山考察了教会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几十次直接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而且调查了解教堂的经济收支与运作管理模式。但令我十分失望的是，这些教会组织虽然在中下层民众（尤其是生活上较不稳定的民众）中起到了温暖人心、救济困难的作用，却在知识层面，尤其是理论性的教义阐释方面乏善可陈。我找了多个牧师探讨基督教理论，他们却都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所幸的是，遇到一位台湾来的宇宙物理学家，向我推荐了刚出版的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理》，一口气读完，真有茅塞顿开之感。20世纪西方神学的最大成果是突出了十字架事件（牺牲）而搁置了上帝的存在。这些思想家的睿智令我佩服。其基本思路就是淡化信仰的目标而强调信仰的过程，尤其是将受苦与牺牲作为走向精神升华和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佛教，近百年中真正对佛学有真诚信仰和实践推进的，只有李叔同。李叔同之主修律宗，我想也是他感觉到了禅宗的通透与灵活已被世人曲解得几同游戏，完全失去了原本的严肃性。我觉得李叔同是想纠偏，强调戒律与苦行，以稳固整体佛学的基石。其苦心，亦与20世纪的神学主旨有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我在美国感觉到的深层次问题是：宗教本是穷苦大众的精神支撑，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现代社会，受苦的机会和程度已迅速减少。人类社会一旦减少了苦难，比失去上帝还要更加本质地动摇了宗教的基石。这是全世界的宗教在现代社会愈来愈难以为继的基本原因。于是，我兜了一个圈子，还是不得不回到“审美超越”上来。
　　倘若我把艺术的审美超越看作是一种脱离开现实生活的逻辑之网的漂浮的话，那么我所说的善，就是一个稳定的中心，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中心或方向感的话，从逻辑之网跌落下来漂浮起来就会发生偏差。我觉得在未来能够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或者能够建立在此世的、此岸的基础上的终极关怀，大概只能是在为群体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完善自我，而在现在提出“完善自我”的观念也是恰逢其时。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人的觉醒，看成是走向完善自我的前阶段，因为它的本质是对自我的感知和认知，尤其是理性的认识与把握；后半段就应该是对自我的建设，在自我的建设上，中国文化有很多资源可以发掘。说到底，在现时代，善的问题就是在高科技、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当中，人还怎么为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当下的语境、生存条件当中，我们人还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做，才能使我们人在整体上减少一些自私的动物性，能使我们更像人。今天所谓善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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