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革时期青年人时兴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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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人跟随着文革脚步改个时髦名

n 中国广东   树立
文革时期青年人时兴改名
　

文革改名风气的缘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生、高干子女（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后，毛说“要武嘛”。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8月24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于是在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改名风，也就是文革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趺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文革时期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遇到的谎诞离奇事儿真是车载斗量，俯拾即是，“改名”闹剧就是这类怪事中的一桩。
改名最流行的年代是1966年秋、冬季。其时，中共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时刻，各级学校早已停课，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全力投身于运动之中，他们纷纷成立了各色各样的革命战斗团体也就是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组织。小学生则有样学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后面摇旗呐喊。
红卫兵们大都身着绿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载红袖章，手里捧着毛主席的小红宝书，口里喊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和破四旧为名，到处闯荡。当时这些人的权力可大哩！他们不但在所在的学校里可以为所欲为，把领导和师长们剃了阴阳头并赶进“牛棚”，日夜批斗；还随意进入民居抄家，甚至异地抓人，有的还大搞打、砸、抢。
红卫兵运动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可、嘉许和莫大的支持，自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止，他老人家也穿起绿军装和佩戴红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先后8次接见来京串连的11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莫名其妙的改名闹潮自此启始
在8月18日这一次接见中，毛主席他老人家问起一个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他听后摇摇头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经过领袖的英明指点，这宋彬彬立即改名为“宋要武”。
宋的改名影响非常之大，这事一经新闻传媒报道，在全国广大青少年中立即掀起一个改名的热潮，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仿效宋彬彬改名的不计其数，热闹非凡。比如，仅笔者从两个总共只有五千多人的大学的了解得知，在这次浪潮中改了名的学生和教师职工就有好几十人。
分析一下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改名的原因是很有趣的。
有一些人原来父母给他（她） 做的名字还是不错的，只是不合当前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或未能凸显对革命领袖的祟敬与热爱，故尔改名。具有这种心态自己主动改名的，以衷心崇拜革命领袖、热心这场革命斗争的青少年居多。
有一些人原来的姓名因被认为带有所谓封建意识，如×光宗，×耀祖，、×念祖、×礼义、×仁智、×仁孝、×永德、×孝悌等；或含有企望升官发财、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如×富贵、×荣华、×厚禄、×晋爵、×进财等。在当时社会，这些人常会受人指责，或被耻笑，原名难以再用，因此也改了名。
还有的人名字叫×学修，×必修或带有亲美、爱美、崇美、思美等词儿的，在举国上下高举反帝、反修大旗的这个时候，更是大忌，不改就成了众矢之的！
改名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
某些人的改名是自告奋勇、自做主张的；也有一些人的原名虽然不合潮流，但自己并不想改，但因出身不好，政治上受到歧视，迫于群众舆论压力而不得不改。
在某些地方和单位，更有由造反派组织出面，以专政手段发出命令或公开张贴布告，勒令人改名的。布告用十分强硬的语气，限此人必须于×日×时之前改好了名，并到他们的总部报告，以便审查，否则后果自负。被勒令改名的这一部分人，大多是运动中已成为审查、批斗对象，身不由己，改名乃是由别人摆布的。
改名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如有位名×光宗的教师，出身地主家庭。红卫兵头头说你这名字十足反动，是炫耀剥削阶级祖先并为他们涂脂抹粉，必须立即改名！他申辩说：“不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地主成分，但我姓莫，叫莫光宗，意思是不要荣耀我的祖宗呀！”
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职工叫蔡念祖，红卫兵基于同样的理由也要他改名。他说：我祖父是贫农，父亲是贫雇农，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生计艰难，把我卖给现在这个地主父亲，我这念祖名字思念的是原先贫农、贫雇农的祖，而不是现在这个地主父亲的祖！结果这两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改。
还有位叫×卫国的，造反派一查，此人生于1940年，而且从出生到文革一直是住在“白区”，因此说他保卫的这个“国”大有问题。幸亏这位老兄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又历史清白，从没干过坏事，名字坚决不改。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名字虽然是深深地打上了这场运动的烙印，并用了几十年或一辈子，可是这名字并不是他自己做的，也不是造反派勒令改的，而是出生后他们的父母或亲人给做的。
像获得1992年世界乒乓球赛冠军的马文革，是1968年3月27日出生的；江苏省篮球健将胡卫东，是1970年1月3日出生的；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常文革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文革，则分别是1968年与1966年生的。故可以肯定，这文革、卫东之名，肯定不是刚刚出生或者尚在襁褓之中的他们能够自己做的。
改什么样的新名最合潮流？
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改名热潮中，不少青少年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换上一个新的、革命的、合乎潮流的名字。但改什么新的名字最好呢？
当时，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把新名与他们最最崇拜和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联系起来。而非常有趣的是，大家改名的思路竟然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都纷纷改为×向东、×卫东、×敬东、×颂东或×思东。这向东、卫东、敬东、颂东、思东之名，在那个年头，他们认为是最光荣、最革命和最响亮的。
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其时被喻为“革命群众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故此红太阳也就成了众人景仰、拥拜、无限热爱的形像，於是改名为向阳、朝阳的人颇多。
当时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还没有塌台。全国子民按照上方规定，在每一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与一切集会开始之时，在单位各个大小头儿的带领之下，人人都必须肃立举起右臂，在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紧跟着还要高呼三声“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林副主席这个在中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也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因此也有人改名为卫彪、向彪、敬彪、思彪与爱彪的。远的不说，笔者手头一份家乡的地方文史资料就记载着当地有位叫××标的，为了赶潮流，当时曾改名为×健彪。其寓意明白不过，是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地位十分尊贵，她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旗手，又是钦定的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备受革命派祟敬，因此各地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中改名为卫青、学青、志青的也大有人在。
此外，也有一些人因领袖不爱文质彬彬，公开倡导要武。因此很多人就改名为要武、爱武或耀武的；还有人因为热爱解放军而改名为拥军、学军、忠军、志军或一兵的，或者干脆就名为张军、李军，张兵或李兵；因为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破四旧和立四新而改名为×文革、×反帝、×反修、×修震、×立新等的人也不少。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文革运动提倡造反，说“造反有理”，因此就有人改名为×造反。读者对此如有疑问，请你上网就能轻易地找到在中央农垦部的刘造反，此君还是一位女姓呢！
哪个年龄段的人爱改名？
众所周知，当年在中国大陆闹改名的人群中，老年人是绝无仅有的，中年人也少之尤少，除非他们是被迫改名。综观绝大多数自愿改名的人，都是青少年。例如，在一个个的学校中，改名的大部分是学生，其次才是少数的青年教师与职工。而个别年岁较大的教职工的改名，乃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所迫，或是造反派的勒令。
网上公开显示的资料也同样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如查到的仇文革（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是生于1959年8月，文革发动的这一年（1966年）他只有7、8岁。马向东（原中共沈阳市市委常委、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后因巨贪被判死刑，）是生于1953年，1966年时才13岁。高向东（山西省运城市市长）是1957年11月生的，文革伊始只是个9岁的娃娃仔。
有些人是因姓氏特殊而改名
说来十分可笑。文革中还有一些人本来是用不着改名的，但由于其姓氏独特，惹了众怒，而被卷进改名浪潮。如姓蒋名军或姓蒋名兵的，全名就叫蒋军与蒋兵；更有姓蒋名登陆的，全名就是蒋登陆，当时这些人的日子真不好过，原因是在台湾的蒋介石，趁着文革动乱，提出要‘反攻大陆’。造反派认为这些人的名字有助于虚张老蒋反攻大陆的声势，影响很坏，非改不可。
据传媒透露，一位安徽藉、长年在北京做工、名为蒋登陆的人，群众贴出大字报三番两次迫他改名。改成什么好呢？先是改为蒋卫东，后来改为蒋向东，因造反派老是把这个姓和蒋介石联系起来，用卫东、向东之名不伦不类，不给通过。后来有人给出了点子，改为蒋卫生。这名字没有一丝一毫与反攻、登陆有关，造反派很满意。而且“蒋”与“讲”同音，读起来就是‘讲卫生’，真是个很不错的名字！就笔者从网上得知，在咱们中国，以卫生为名的蒋氏人就有好多位哩！如一位蒋卫生是在重庆大学数理学院；一位蒋卫生在湖南交通设计院下属的监理公司；一位蒋卫生在广东深圳市奥生科技公司；另一位蒋卫生在成都四川大学；还有一位蒋卫生是在陕西省定边县白泥镇的郑国洲中学。
改名以后，全国同名的人处处皆有
因为许许多多热爱领袖毛主席、崇敬林副统帅、拥护江青、爱文革、爱军、爱武、爱造反、破旧立新、反帝反修意志坚决的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改了名，并且勒令一些人也必须改名，而新改的名又大都相同，故此就全国而论，同名同姓或同名异姓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单就最响亮的卫东、向东这一类名字，全中国自东而西、由南到北，无论是城市、县镇或穷乡僻壤，可以说处处皆有。仅笔者所在的单位、亲友、邻居中，就有好几位改名为向东、思东、敬东与卫东的。好几次外出开会，还见到多位外单位的卫东与向东。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久前笔者上网查找，发现各地都少不了有名为卫东或向东的人，如名为卫东的就有成卫东、袁卫东、覃卫东、王卫东、竹卫东、莫卫东、冒卫东、胡卫东、姚卫东等等；以向东为名的也极多，有鲁向东、范向东、马向东、李向东、郭向东、薛向东、金向东、陈向东、石向东、袁向东、高向东等等。
至于以上诸人的出生地域则见分布于大半个中国，遍见江苏、陕西、浙江、江西、四川、广东、广西、辽宁、山西诸省。
单位、马路紧跟其后也改了名
当时中国大陆掀起的改名热就像一阵狂风骤雨，到处吹刮淋洒。在许多人争先恐后改好了名之后，紧跟其后的，是许多学校 （主要是中、小学和幼儿园）、工厂、商店、医院，马路也都改了名。
当时那些有权力为学校、医院和马路改名的人，他们改名的思路基本是一样的，像新改的学校名、医院名或工厂名，都离不开什么红卫、红旗、东方红、东风、朝阳、向阳、工农兵、反帝、反修等。马路改的新名最常见的也不外是东方红大道、反修大道和反帝大道。以中国南方的某省为例，大部分城市都有名为反帝、反修或叫东方红的马路。
作为新闻传媒的报纸当时也有改名的，如全国知名的《大公报》改名为《前进报》；广州的《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山岳胜地也被改了名，如山东济南的千佛山改名向阳山；广州的白云山拟改为红云山 （后因许多人反对没改成）。
广东省有名气的汕头中山公园正门上有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造反派头头说“天下为公”这句话不好，要换上毛主席的话。有人硬说辽宁省的沈阳有审判太阳之嫌，而太阳乃指万民敬仰的伟大领袖，因此他们主张应将沈阳市改为升阳市；还有人说首都北京是伟大领袖坐镇之地，应改为东方红市。
但因事非小可，争议不定，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些倡议也就不了了之。
新名也有改回来的时候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改了富含革命斗争内涵名字的人、单位和马路，后来又有些什么变化呢？
当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且被官方正式文告宣称是一场动乱之后，有不少改了名的人立即把名字改回来，他们不再让人叫他 (她) ×向东或×文革了。
文革结束伴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倒台，那些改名为志青、学青的人，更是早早回头是岸，用回爹娘原先给他们启用的名字。当然，我那位当年改名为健彪的老乡，在得知林彪出走摔死于温都尔汗之后，再也不好意思用这个名字了。
各地大小城市的什么东方红大道、反修大街或反帝路的路牌早已不见踪影；一度称为红卫医院、卫东中学以及小小的东方红幼儿园，还是叫回了原名。
无数人跟随着文革脚步改个时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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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青年人时兴改名
　

文革改名风气的缘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生、高干子女（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后，毛说“要武嘛”。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8月24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于是在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改名风，也就是文革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趺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文革时期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遇到的谎诞离奇事儿真是车载斗量，俯拾即是，“改名”闹剧就是这类怪事中的一桩。
改名最流行的年代是1966年秋、冬季。其时，中共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时刻，各级学校早已停课，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全力投身于运动之中，他们纷纷成立了各色各样的革命战斗团体也就是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组织。小学生则有样学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后面摇旗呐喊。
红卫兵们大都身着绿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载红袖章，手里捧着毛主席的小红宝书，口里喊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和破四旧为名，到处闯荡。当时这些人的权力可大哩！他们不但在所在的学校里可以为所欲为，把领导和师长们剃了阴阳头并赶进“牛棚”，日夜批斗；还随意进入民居抄家，甚至异地抓人，有的还大搞打、砸、抢。
红卫兵运动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可、嘉许和莫大的支持，自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止，他老人家也穿起绿军装和佩戴红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先后8次接见来京串连的11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莫名其妙的改名闹潮自此启始
在8月18日这一次接见中，毛主席他老人家问起一个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他听后摇摇头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经过领袖的英明指点，这宋彬彬立即改名为“宋要武”。
宋的改名影响非常之大，这事一经新闻传媒报道，在全国广大青少年中立即掀起一个改名的热潮，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仿效宋彬彬改名的不计其数，热闹非凡。比如，仅笔者从两个总共只有五千多人的大学的了解得知，在这次浪潮中改了名的学生和教师职工就有好几十人。
分析一下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改名的原因是很有趣的。
有一些人原来父母给他（她） 做的名字还是不错的，只是不合当前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或未能凸显对革命领袖的祟敬与热爱，故尔改名。具有这种心态自己主动改名的，以衷心崇拜革命领袖、热心这场革命斗争的青少年居多。
有一些人原来的姓名因被认为带有所谓封建意识，如×光宗，×耀祖，、×念祖、×礼义、×仁智、×仁孝、×永德、×孝悌等；或含有企望升官发财、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如×富贵、×荣华、×厚禄、×晋爵、×进财等。在当时社会，这些人常会受人指责，或被耻笑，原名难以再用，因此也改了名。
还有的人名字叫×学修，×必修或带有亲美、爱美、崇美、思美等词儿的，在举国上下高举反帝、反修大旗的这个时候，更是大忌，不改就成了众矢之的！
改名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
某些人的改名是自告奋勇、自做主张的；也有一些人的原名虽然不合潮流，但自己并不想改，但因出身不好，政治上受到歧视，迫于群众舆论压力而不得不改。
在某些地方和单位，更有由造反派组织出面，以专政手段发出命令或公开张贴布告，勒令人改名的。布告用十分强硬的语气，限此人必须于×日×时之前改好了名，并到他们的总部报告，以便审查，否则后果自负。被勒令改名的这一部分人，大多是运动中已成为审查、批斗对象，身不由己，改名乃是由别人摆布的。
改名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如有位名×光宗的教师，出身地主家庭。红卫兵头头说你这名字十足反动，是炫耀剥削阶级祖先并为他们涂脂抹粉，必须立即改名！他申辩说：“不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地主成分，但我姓莫，叫莫光宗，意思是不要荣耀我的祖宗呀！”
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职工叫蔡念祖，红卫兵基于同样的理由也要他改名。他说：我祖父是贫农，父亲是贫雇农，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生计艰难，把我卖给现在这个地主父亲，我这念祖名字思念的是原先贫农、贫雇农的祖，而不是现在这个地主父亲的祖！结果这两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改。
还有位叫×卫国的，造反派一查，此人生于1940年，而且从出生到文革一直是住在“白区”，因此说他保卫的这个“国”大有问题。幸亏这位老兄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又历史清白，从没干过坏事，名字坚决不改。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名字虽然是深深地打上了这场运动的烙印，并用了几十年或一辈子，可是这名字并不是他自己做的，也不是造反派勒令改的，而是出生后他们的父母或亲人给做的。
像获得1992年世界乒乓球赛冠军的马文革，是1968年3月27日出生的；江苏省篮球健将胡卫东，是1970年1月3日出生的；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常文革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文革，则分别是1968年与1966年生的。故可以肯定，这文革、卫东之名，肯定不是刚刚出生或者尚在襁褓之中的他们能够自己做的。
改什么样的新名最合潮流？
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改名热潮中，不少青少年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换上一个新的、革命的、合乎潮流的名字。但改什么新的名字最好呢？
当时，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把新名与他们最最崇拜和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联系起来。而非常有趣的是，大家改名的思路竟然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都纷纷改为×向东、×卫东、×敬东、×颂东或×思东。这向东、卫东、敬东、颂东、思东之名，在那个年头，他们认为是最光荣、最革命和最响亮的。
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其时被喻为“革命群众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故此红太阳也就成了众人景仰、拥拜、无限热爱的形像，於是改名为向阳、朝阳的人颇多。
当时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还没有塌台。全国子民按照上方规定，在每一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与一切集会开始之时，在单位各个大小头儿的带领之下，人人都必须肃立举起右臂，在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紧跟着还要高呼三声“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林副主席这个在中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也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因此也有人改名为卫彪、向彪、敬彪、思彪与爱彪的。远的不说，笔者手头一份家乡的地方文史资料就记载着当地有位叫××标的，为了赶潮流，当时曾改名为×健彪。其寓意明白不过，是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地位十分尊贵，她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旗手，又是钦定的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备受革命派祟敬，因此各地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中改名为卫青、学青、志青的也大有人在。
此外，也有一些人因领袖不爱文质彬彬，公开倡导要武。因此很多人就改名为要武、爱武或耀武的；还有人因为热爱解放军而改名为拥军、学军、忠军、志军或一兵的，或者干脆就名为张军、李军，张兵或李兵；因为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破四旧和立四新而改名为×文革、×反帝、×反修、×修震、×立新等的人也不少。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文革运动提倡造反，说“造反有理”，因此就有人改名为×造反。读者对此如有疑问，请你上网就能轻易地找到在中央农垦部的刘造反，此君还是一位女姓呢！
哪个年龄段的人爱改名？
众所周知，当年在中国大陆闹改名的人群中，老年人是绝无仅有的，中年人也少之尤少，除非他们是被迫改名。综观绝大多数自愿改名的人，都是青少年。例如，在一个个的学校中，改名的大部分是学生，其次才是少数的青年教师与职工。而个别年岁较大的教职工的改名，乃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所迫，或是造反派的勒令。
网上公开显示的资料也同样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如查到的仇文革（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是生于1959年8月，文革发动的这一年（1966年）他只有7、8岁。马向东（原中共沈阳市市委常委、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后因巨贪被判死刑，）是生于1953年，1966年时才13岁。高向东（山西省运城市市长）是1957年11月生的，文革伊始只是个9岁的娃娃仔。
有些人是因姓氏特殊而改名
说来十分可笑。文革中还有一些人本来是用不着改名的，但由于其姓氏独特，惹了众怒，而被卷进改名浪潮。如姓蒋名军或姓蒋名兵的，全名就叫蒋军与蒋兵；更有姓蒋名登陆的，全名就是蒋登陆，当时这些人的日子真不好过，原因是在台湾的蒋介石，趁着文革动乱，提出要‘反攻大陆’。造反派认为这些人的名字有助于虚张老蒋反攻大陆的声势，影响很坏，非改不可。
据传媒透露，一位安徽藉、长年在北京做工、名为蒋登陆的人，群众贴出大字报三番两次迫他改名。改成什么好呢？先是改为蒋卫东，后来改为蒋向东，因造反派老是把这个姓和蒋介石联系起来，用卫东、向东之名不伦不类，不给通过。后来有人给出了点子，改为蒋卫生。这名字没有一丝一毫与反攻、登陆有关，造反派很满意。而且“蒋”与“讲”同音，读起来就是‘讲卫生’，真是个很不错的名字！就笔者从网上得知，在咱们中国，以卫生为名的蒋氏人就有好多位哩！如一位蒋卫生是在重庆大学数理学院；一位蒋卫生在湖南交通设计院下属的监理公司；一位蒋卫生在广东深圳市奥生科技公司；另一位蒋卫生在成都四川大学；还有一位蒋卫生是在陕西省定边县白泥镇的郑国洲中学。
改名以后，全国同名的人处处皆有
因为许许多多热爱领袖毛主席、崇敬林副统帅、拥护江青、爱文革、爱军、爱武、爱造反、破旧立新、反帝反修意志坚决的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改了名，并且勒令一些人也必须改名，而新改的名又大都相同，故此就全国而论，同名同姓或同名异姓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单就最响亮的卫东、向东这一类名字，全中国自东而西、由南到北，无论是城市、县镇或穷乡僻壤，可以说处处皆有。仅笔者所在的单位、亲友、邻居中，就有好几位改名为向东、思东、敬东与卫东的。好几次外出开会，还见到多位外单位的卫东与向东。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久前笔者上网查找，发现各地都少不了有名为卫东或向东的人，如名为卫东的就有成卫东、袁卫东、覃卫东、王卫东、竹卫东、莫卫东、冒卫东、胡卫东、姚卫东等等；以向东为名的也极多，有鲁向东、范向东、马向东、李向东、郭向东、薛向东、金向东、陈向东、石向东、袁向东、高向东等等。
至于以上诸人的出生地域则见分布于大半个中国，遍见江苏、陕西、浙江、江西、四川、广东、广西、辽宁、山西诸省。
单位、马路紧跟其后也改了名
当时中国大陆掀起的改名热就像一阵狂风骤雨，到处吹刮淋洒。在许多人争先恐后改好了名之后，紧跟其后的，是许多学校 （主要是中、小学和幼儿园）、工厂、商店、医院，马路也都改了名。
当时那些有权力为学校、医院和马路改名的人，他们改名的思路基本是一样的，像新改的学校名、医院名或工厂名，都离不开什么红卫、红旗、东方红、东风、朝阳、向阳、工农兵、反帝、反修等。马路改的新名最常见的也不外是东方红大道、反修大道和反帝大道。以中国南方的某省为例，大部分城市都有名为反帝、反修或叫东方红的马路。
作为新闻传媒的报纸当时也有改名的，如全国知名的《大公报》改名为《前进报》；广州的《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山岳胜地也被改了名，如山东济南的千佛山改名向阳山；广州的白云山拟改为红云山 （后因许多人反对没改成）。
广东省有名气的汕头中山公园正门上有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造反派头头说“天下为公”这句话不好，要换上毛主席的话。有人硬说辽宁省的沈阳有审判太阳之嫌，而太阳乃指万民敬仰的伟大领袖，因此他们主张应将沈阳市改为升阳市；还有人说首都北京是伟大领袖坐镇之地，应改为东方红市。
但因事非小可，争议不定，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些倡议也就不了了之。
新名也有改回来的时候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改了富含革命斗争内涵名字的人、单位和马路，后来又有些什么变化呢？
当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且被官方正式文告宣称是一场动乱之后，有不少改了名的人立即把名字改回来，他们不再让人叫他 (她) ×向东或×文革了。
文革结束伴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倒台，那些改名为志青、学青的人，更是早早回头是岸，用回爹娘原先给他们启用的名字。当然，我那位当年改名为健彪的老乡，在得知林彪出走摔死于温都尔汗之后，再也不好意思用这个名字了。
各地大小城市的什么东方红大道、反修大街或反帝路的路牌早已不见踪影；一度称为红卫医院、卫东中学以及小小的东方红幼儿园，还是叫回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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