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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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这本回忆录是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也坚决肯定和维护江青。这是他的根本立场，没有任何一点反思。他这方面的观点我们不去管它，因为他也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然而，他毕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直接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他无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实际情况的——只要他不隐瞒，不忌讳，实话实说，那他的回忆录是会给人们提供别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真实素材的，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说，这方面的内容一点没有，但和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差得太远了。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中，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
关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戚本禹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在为派工作组错误进行自我辩解时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53页）
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1966年7月29日大会上，刘少奇没有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确实说到这句话，但他们都指出这是别人说的，他们借用来说明问题。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陶铸在1966年7月30日，有明确交代。这一天，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科学院讲话。陶铸说：“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搞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这句话，很有启发。”（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第112页）
关于“大闹怀仁堂”的会议记录。
在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当晚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很大，让他们立即找主席汇报。戚本禹书中说，张、王、姚2月16日当晚会后就整理出会议记录，向江青和主席汇报（第577页）。
这不符合事实，这个会议记录是后来为开批斗陈毅、谭震林等人的生活会才让张、王、姚他们整理的，这个记录经周总理、陈伯达改过，这无论如何是2月16号当晚做不到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第217——220页）
关于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
戚本禹说，（1967年）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没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错误。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二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随后，叫来了王力、关锋。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做了批评。随后，江青就叫戚本禹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已选好的钓鱼台2号楼。去前，戚本禹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把他们安排好后，戚又回到会议室，向领导做了汇报。总理对戚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663——664页）
戚本禹在这里说的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不对。按王力本人的说法，他们被审查的时间，不是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来的当天晚上，而是8月30号下午（《王力反思录》1019页）。
戚本禹书中更严重的问题是编造，略举两例——
关于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
戚本禹说：1967年4月初，清华大学蒯大富向我提出他们要召开30万人大会斗争王光美。我告他，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兵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戚本禹还说，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戚本禹这番说词充满编造和演绎。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的王广宇写过一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其中所讲的和戚本禹讲的根本不同。王广宇说，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按：王是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笔者），对清华大学策划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的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号楼办事组所在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一串木制的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的服装吗？为什么不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本来面貌！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太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井冈山兵团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马上就去，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一片寂静，学生都在熟睡，哪里去找小潘？我艰难地找到小潘，告诉她有紧急事跟她讲。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 ，但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她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用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她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说总部同意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问关锋，他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总理批准才能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会前，总理和部分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她到休息室找总理，提出在批斗王光美时让她穿出国时的服装和配饰，说这是群众地强烈要求，不算武斗。总理开始不同意这么做，小潘一再申述这是群众的要求，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到王光美家取她出国时穿的衣服和行头。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应该说明，王力、关锋向我传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莫说他们，其他中央小组成员，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不敢擅自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知道王力、关锋是被江青叫到她住的11楼，不一会他们回到办事组住地16号楼，急急忙忙找我谈的，显然他们所谈的是江青的意见。这一点，有很多事实可以佐证。我亲自看到，4月10号清华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江青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在清华井冈山总部；还有在这一天，江青跟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今天清华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你们可以去看看嘛！我只好派车把江青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送去清华；我为了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我也跟着去了。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 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这就是清华批斗王光美的真实情况。戚本禹居然说江青对他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这完全是瞎编。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新闻纪录片。江青没去现场，她当天晚上就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第201—205页）。
关于关锋和我的关系。
戚本禹书中说：关锋的学生阎长贵（我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第671页）
这完全是胡编乱造。文革中，从1967年1月戚本禹把我推荐给江青当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就诬我为“坐探”，而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半，接着又被流放到湖南一个农场5年，1979年我作为受江青迫害的人获得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2年关锋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和关锋都住在红旗杂志社宿舍里，一个院，我住1号楼，他住3号楼。当时组织告诉我要少和关锋联系，我服从组织决定。而自1988年后，即关锋出狱6年后一直到他2005年逝世，我和关锋关系很密切，他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经常去看他，和他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学生。我写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本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古训，不论对谁，包括对江青，我都是这样。和戚本禹说得完全不同，有一次关锋跟我说：“江青关你七八年，你没说她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关锋这样对我说。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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