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关中：回忆大串联和洋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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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串连 说说洋串连（一）

我的三次串连路线图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16/6/11

今年文革爆发50周年了,那个年代出现过不少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中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就是大串连（或作大串联）。大串连全称革命大串连，就是让大中学生们到外地去互相联系，“取经”，“造反”，“闹革命”，实际上却是上千万人的全国性免费旅游。这样的事情历史上闻所未闻，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真是既“空前”，又“绝后”，堪称古今中外的奇观 。

回想起大串连，至今回味无穷。给年轻人讲起来，对方会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我那时才十六岁，哪懂什么政治斗争，但由于喜欢史地，佩服张骞、玄奘、徐霞客、马可·波罗等这些行万里路的旅行家，当然不肯放过“大串连”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同学们有的胆小不敢上路，有的怕车挤路途辛苦。我算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属于胆子大的，也不怕吃苦，正好借此机会，免费到全国各地周游，先后串连了三次。“文革”经验没学到什么，各地古迹名胜倒是看了不少。北上首都，东临沪杭，南下广州，西到成渝，跑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大陆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我跑了18个（其中5个只路过，没下车），全国十大城市去了8个，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可谓串连的受益者。当然对串连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切身的体会。

欧洲没有“大串连”这样的事情，那么年轻人怎样旅行，“经风雨，见世面”呢？本文在最后也做一些介绍。



“文革”引发大串连

1966年夏，我正在西安市27中上初三，临近毕业考试。面前有升高中、中专、中技和半工半读四条路，走哪条路取决于分数。我成绩一向不错，此时更是摩拳擦掌，积极备战，迎接决定命运的一搏。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及其它文件，批判彭真（北京市长）、罗瑞卿（总参谋长）、陆定一（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办主任）组成的“反党集团”，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人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大批判、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晚，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报，这件事轰动了全国。我所在的中学，像所有大中学校一样，很快陷入瘫痪的境地。学生们开始“停课闹革命”，纷纷给校长、老师贴大字报，教学秩序荡然无存。考试升学的事当然也就泡汤了。

那时，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这三个字，一度对一些人来说，是骄傲、是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象征，与此同时，它又是魔鬼、动乱和打砸抢的代名词。早在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学生，基本都是高干子弟，风闻了林彪5月18日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秘密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这就是红卫兵的起源。北京其它一些学校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大力支持。

8月1日至12日举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窜升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时人们才知道，批判彭罗陆杨只是前奏，“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锋芒其实是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百万人的大集会，毛泽东穿上绿军装，让一位女学生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就是所谓“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高抬红卫兵，是为了利用年轻人的狂热，鼓动“造反有理”，摧毁刘少奇、邓小平盘根错节的势力。在这次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积极开展破“四旧”，革“文化”的命，乃至批斗、打人、砸文物和抄家，到处乌烟瘴气，乃至“红色恐怖”。北京的红卫兵更进一步，去各地鼓吹宣扬“破四旧”，散布打到走资派的火种；而各地感到受压的造反派去北京上访，各地的红卫兵要上北京取经，去见毛主席，这就形成了最初的“串连”。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8月13日，4000多名天津大学等校师生因造反受阻，徒步上京告状，学习造反经验。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北京的师生称他们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天津大学的造反派后来即以“八一三”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

从8月上旬开始即有少数北京学生到外地串连，到中旬以后人数逐渐增多，“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到处煽革命风、点革命火。对这样的大串连，中央明确表示支持，9月5日还发布了相关《通知》，规定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学生们不仅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各地还设接待站提供食宿，全国性的大串连正式拉开序幕。当时提倡搞“大串连”的本意是鼓动学生起来造反，互相串联，打破各地当权派对“文革”的抵触情绪。在如此鼓动下，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便如火如荼，形成燎原之势，迅速发展起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3个多月期间，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达13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串连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走上串连路 进京去兰州

最初，大串连只有红卫兵才能参加。但早期红卫兵是由“红五类”（指出身革干，革军、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即按“唯成分论”组织的，特别是高干子弟充满优越感，坚持“血统论”，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子会打洞”之类的说法，排斥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家庭，泛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它成分也难以加入。而我的成分，一直与当干部的父亲一样，根据老家祖父的情况，填为“上中农”，虽然我出生在城市，没有种过一天地，但当时以成分划线，就是这样荒谬。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遑论去串连了。我一向喜欢史地，对外出串连者羡慕极了。

偶然的机会使我加入了大串连的行列。在破四旧运动中，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由派出所提供名单，幕后指使（后来才知道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讲话，要公安干警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抄了几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还要把这些家庭遣送回农村。当时，要把一家“历史反革命”遣送回山西神池。可是，那个时代，人们经济条件差，难得有机会旅行。班上很多同学连火车都没坐过，没出过西安市，更不要说到遥远的晋北。而我几年前曾随同父母回过一趟山西老家，算是有旅行经验的人，虽然成分不算打硬，但父亲是干部也能说得过去，于是临时批准我加入红卫兵，戴上红袖章，同一位贫农出身的红卫兵，姓徐，拿着介绍信，一起“押送”一家两口，都是五十多岁的老人，走上遣返之路。

那是9月中旬的事，我们到达西安火车站，由于大串连的兴起，车站已很拥挤。但我们有押送任务，得以顺利进站，坐上了座位。这两位老者慈眉善目，一路唯唯诺诺很配合，怎么看也不像是阶级敌人，所以一路相安无事。到太原换火车，坐到内长城边上的阳方口下来，又换乘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神池县。这是一个偏远小县城。我们找到县公安局，把两个“遣返者”交给他们，就算交了差。

事毕一身轻，我们返程回到了太原车站，望着黑压压的人群，都是要上北京串连的。我突然起意，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就近上北京呢？与徐同学商量了一下，他也兴奋，想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由于我们手头有证明身份的介绍信，顺利地领到了去北京的乘车证，不要一分钱。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世上竟有这样的美事。

车到北京车站，高音喇叭响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歌声雄壮，足以烘托气氛。出站随着滚滚人流来到负责分配来京串连者的接待站排队，我们俩被分到了西郊甘家口北京轻工业学院（该校1970年西迁咸阳，组建西北轻工业学院。后在原址重建，现称北京工商大学）。在这里领到了被子、餐票，睡地铺，吃食堂，都不要钱。第二天，我们就出去串连，也就是上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其中不少是揭露中央领导人物“反动”言论和“腐朽”生活的，名字上都打上了红叉。看大字报人多，要挤进去举颈伸脖，是挺累的活，走马看花地应了一下景，算是对得起出来串连的名义了。更感兴趣的是去逛北京城、颐和园、动物园，公交车免费坐。但城里的名胜古迹都因“破四旧”封闭了。当时北京城墙还在，看起来有着雄浑的帝都气象。可惜后来修地铁时拆掉了，因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这样的损失再也无法弥补了。

那时已是9月下旬。上面通知十月一日，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等待期间，让我们集训了几天，无非是站队、排列、走步，每天训练大半天。9月30日深夜，还在睡梦中就被叫醒，领早餐时还给大家多发了两个馒头、一个鸡蛋和一根粉肠。这时已是10月1日凌晨三四点，我们步行出发，20多里路，六七点赶到长安街王府井附近，汇入等待接见的红卫兵行列。红旗在猎猎风中飘扬，广播车不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天色渐亮，红太阳把它的光芒投向大地。物质的红太阳升起来了，但精神的红太阳还没有出现。一直等到上午十点，林彪讲话后，检阅开始。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经过天安门，都想望一眼城楼上的毛主席，其实长安街离天安门城楼少说也有100多米，看得很模糊。但大家都很激动，许多女孩子的脸上都挂满了激动的泪花。这次活动既是国庆检阅，又算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检阅完毕，我们向西一直走到复兴门才稍事休息，下午又回过头来，重回天安门广场，晚上还有国庆焰火，礼花升起，耀红了半边天。那天深夜12点多才走回甘家口，20多个小时没合眼，累得够呛。

接见完毕，接待点就催外地学生返回。徐同学想家，我把他送到车站，坐上了返回西安的列车。而我玩得心野了，见其他方向都很挤，于是办了一张去大西北兰州的免费乘车证。经内蒙、宁夏，10月5日到了兰州。兰州号称是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但城市比西安小多了，游览了北塔山、五泉山，看了黄河大铁桥，就想回西安略事休整，继续串连。领票时，多了个心眼，领了一张到上海的免费乘车证，离开兰州。

10月8日回到西安，学校里还是乱哄哄的，没有复课的迹象。外地学生在西安也多了起来。就连父亲工作的省财政厅也设立了串连接待站。大礼堂里，铺上干草，就成了串连者的简易宿舍。入夜横七竖八睡着几百号学生，场面着实壮观。那时父亲在机关靠边站，接受批判，消息传到学校，红卫兵也不让我当了。我心里烦得慌，既然不让我“革命”，我就再出去串连，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父母见我外出半个多月平安归来，还经受了锻炼，长了见识，也就放心支持，给我塞了16元钱，40斤粮票，让我再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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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青年旅舍的各种手册指南


作者 高关中（德国汉堡）2016/6/19



串连走东南，一去五十天

在兰州领的去上海的乘车证还能用，10月16日，我背个小书包，装本地图，一两件衣服，凭这张车票，独自离开了西安。第二天火车到达长江边的浦口就不动了，所有乘客都得下车，坐轮渡过江。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在建设之中。在江轮上，我看见水面已建起几个桥墩，正在修公铁两用的双层大桥（1968年通车）。过江就是南京的下关码头，我被分配到南京地质学校接待站，离玄武湖不远，交通很方便。南京是十朝古都。中山陵、明孝陵和雨花台都去了。中山陵因统战关系保护较好，明孝陵的石人石兽被推翻在地，涂抹得面目全非，看后令人心酸。雨花台是烈士陵园，前去瞻仰的人很多。当然也到南大去看看大字报，有批判校长匡亚明的，也有批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其实更感兴趣的是看南大校园，可惜大学停课，不知何年才重新招生（一直停了6年）。

从南京到上海坐的是闷罐子车，没有窗户，无缘欣赏苏南水乡风光。到上海也有接待站。逛外滩，南京路，瞻仰了鲁迅墓和纪念馆。当时上海还行驶着慢悠悠的有轨电车。“一大”会址也参观了，还到郊区闵行上海重型机器厂观看了万吨水压机，这个庞然大物是当时中国工业的骄傲。最感兴趣的是“大世界”游乐场。在西藏路和延安路交口，四五层楼里面，越剧、沪剧、电影、杂技、评弹，还有哈哈镜，进去玩一天都不厌 。

想去杭州，但离开上海煞费功夫，火车站人群如朝，都快挤爆了。就是有票，挤车也得玩命。我地理课特好，突然想起一个办法，坐船离开啊。于是到南市十六铺码头，果然顺利搞到船票。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轮。见到蔚蓝的大海，格外兴奋。船行整整一夜，清晨驶入宁波港。只记得宁波到处一片红海洋。红海洋是指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中国的环境赤化风潮，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再用黄油漆写上革命标语和毛泽东语录，为此不知浪费了多少油漆。结果使我对宁波市容没留下丝毫印象。

从宁波上火车就容易了，很快到了杭州。西湖风光我兴趣不大。自幼喜读《说岳全传》，敬仰岳武穆，很想瞻仰一下西湖边上的岳坟，即岳王庙。但那时岳飞被扣上“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侩子手”的罪名。连累了岳王庙，这一名胜在“破四旧”中被砸得一塌糊涂，景象惨不忍睹，令人心痛。对杭州较好的印象，这是一路上唯一吃饭不用交粮票的地方。当时，在北京的接待站吃饭不要钱，在外地收钱粮，一般是一顿一角钱，4两粮票。唯独杭州不用交粮票，所以印象很深。

下一站是南昌，首要的是去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这里原是民国时期江西最好的宾馆，江西大旅社。1927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南下，其中朱德等人率部上了井冈山，这就是朱毛会师。

由此产生了去井冈山的想法。当时没有火车，于是就乘长途汽车南下经吉安到达井冈山。这一带苍松翠竹，郁郁葱葱，烟云缭绕。井冈山的中心是茨坪，这是山中一大块平地，四周盖了楼房，中间是田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红四军军部旧址就在茨坪。我们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据说是当年红军的饭菜。我还参观了茅坪的八角楼，那是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因一曲“八角楼的灯光”闻名遐迩。大井也有毛泽东旧居。还去了黄洋界，这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山势险峻，云雾翻滚。1928年反围剿时，红军仅有3发迫击炮弹，一发打响，吓走了敌人，这就是毛诗词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来由。

离开井冈山，又乘长途汽车经赣州来到瑞金，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都城。城东3公里的叶坪，有一个谢家祠堂，即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召开的地方，选举毛泽东为政府主席，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称“毛主席”。割据一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外交、军事、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查9个人民委员会（仿苏叫法，即9个部），都在祠堂内被隔成的一个个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办公。城西4公里的沙洲坝是政府机关1933年时的所在地，有一口“红井”，旁边石碑镌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附近坐落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周围农村茅草房依旧，看得出老区相当贫穷。从小路穿过，突然瞥见草丛里盘着一条草蛇，把我吓了一跳。

在外串连游览，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一个月了。11月16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因天冷暂时停止串连，待来年春暖后再进行新的串连活动。于是各地车站码头张贴公告，一律暂停乘车船串连，只发给“遣返”串连者回乡的车票。这时我正在瑞金，还想去福建古田。但只领到一张长途汽车票，到最近的火车站永安。既然不给想要的车票，就自己想办法。汽车路过长汀，到一个名叫朋口的小镇，我就提前下车，步行去古田，这是我第一次走长路，120里路。一路山峦层叠，风光秀美，山间流水潺潺不断。可是越走越累，走得脚上都磨起了泡，直到半夜才一瘸一拐来到古田接待站。

古田属上杭县，1929年12月，红四军在此召开党代会，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史称古田会议。会址是一座小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原是祠堂，后改为小学。主席台就用教室里的讲台和黑板。出来一个多月了，带的钱和粮票尽管省着用，也都花光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待站伸出援手，给借了几块钱，七八斤粮票，真是雪里送炭啊。我写了借条，从上往下写，从左开始，写“今借到”，办事的老先生笑了起来，说，你们学生真是左派啊。这我才知道，采用从上往下的写法时，一行一行应该从右向左，这也算是串连中的一件糗事吧。后来回到西安赶紧用挂号信把所借的还上。谁也不愿意在档案里留下欠账的记录，跟你一辈子。这是后话不提。

言归正传。离开古田，乘汽车到了龙岩，毛泽东诗词中“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指的就是这一带。但龙岩是专区所在地，城市较大些，有了火车站。从这里乘火车到漳平转车，沿鹰厦铁路摇晃颠簸了一夜，到达江西鹰潭。站台对面，正好是上海开往广州的列车，挤满了串连的学生。门口根本进不去，这时一位站务员热心，硬把我从窗户塞了进去。这可是串连中我遇到最挤的一趟车。满员一百余人的车厢，挤进二三百人，过道站满人、脸对脸、脚碰脚，厕所也塞满了人，甚至连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好不容易，熬了一天一夜来到了广州。

在广州，我被安排住在珠江南岸的一所学校里。这时抽空给家里发电报，不久家里寄来了一些钱和粮票，可保一路无虞。就这样在广州住了五六天。我觉得。广州既有上海的繁华，也有不少名胜，很好玩。先后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元里抗英纪念馆（一座古庙）、广州烈士陵园。还瞻仰了黄花岗，这里埋葬着清末同盟起义献身的72位烈士，文革中将墓地的自由女神像拆毁，墓园一片萧索冷落。当时的广州一般人家比较贫穷。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孩子，都赤脚在街上走路，不穿鞋。这在其他城市是见不到的。

从广州北返，火车终点在武昌。于是下车停留了几天。我赞叹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建于1956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十里红钢城，即武钢，也很宏伟，参观了高炉、平陆、轧钢，这才知道什么叫大工业。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那叫胡闹。武汉的大学区位于武昌，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像棋盘，宏大整齐，武汉大学校园坐拥珞珈山，优雅漂亮。武大校长李达（1890-1966），与毛泽东相熟，他们一起与董必武、王烬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同为中共一大代表（共13人）。李达后来退出政治活动，长期担任哲学教授，文革一开始就被残酷批斗，他曾发信，哀号“主席：请救我一命”，8月24日身亡。我到武大校园时，李达人已经死了，但批判他的大字报仍然铺天盖地。

回程在郑州转车，顺便参观了二七纪念塔，是三角形木质的，远没有后来重建的14层连体双塔壮观，城市也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看不到什么楼房。入冬的中原大地，寒风嗖嗖，赶紧上车离开。

12月4日，回到西安，我结束了第二次串连，为时50天。父母告诉我，来西安串连的人真多，连老家小县的学生们都出来了，同村的一个学生还在我家住了十多天呢。



第三次串连走四川

回到学校，给要好的同学说起串连的经历，眉飞色舞，颇为自豪。他们也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我安慰说，上面发了通告，只是暂停大串连，明年开春还会继续。

学校还是没有复课，社会上到处在“炮轰西北局，批判刘澜涛（1910-1997，西北局第一书记）”。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实在闲着没事。想看书，除了《毛主席语录》，几乎都是封资修黑书，不能看，也难找。有的同学甚至在家里跟着妈妈学纳鞋底。无聊的我们实在等不及春暖花开了。于是1967年的一月底，我和两个同学，一个姓张、一个姓秦，身上揣着一些钱和粮票，就挤进了火车站。那时虽说已明令停止串连，但余波未退，火车站管理松懈，车上还是有很多胆大的学生。列车员也不管，谁敢与“革命小将”作对呢！

这趟列车沿宝成铁路穿越秦岭，驰进四川盆地，这是一片红壤土地。火车到了终点重庆，那时只是四川的一个省辖市。火车站在长江边上的菜园坝，一出站就看到了山城风貌，山麓上层层叠叠，都是竹子盖的简陋房屋。那时各地还保留了一些串连接待站，我们被安排到沙坪坝的一所学校里住宿。重庆的冬天，虽然没有西安冷，但室内不装暖气，又潮湿，冷天真不好过。但我们依然情绪高涨，参观了红岩村和曾家岩周公馆，那是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周恩来的驻地。又去参观了当年的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处监狱因长篇小说《红岩》而闻名，不料作者罗广斌（1924-1967）从国民党的监狱死里逃生，却被迫跳楼，死在文革之中，如此命运不禁令人唏嘘。

就在春节前夕（2月9日大年初一）我们赶到成都。对于我们这些喜欢《三国演义》故事的学生，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最具吸引力。可惜几座祠庙因怕红卫兵破坏，已封闭起来，不让参观了,只好在柏森森的园林里，环顾四周,体会一下肃穆的氛围。市内很多大字报都是针对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1909-1989）的。读了这些大字报，才知道1960年前后，四川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这是浮夸风带来的灾难。

听说，四川大邑县有个刘文彩庄园，展出泥塑《收租院》，提起了我们的兴趣。但大邑没有火车，长途汽车要收费，看看地图，两地相距120多里，于是我们决定步行去。文革大串连中曾流行过步行串连。第一支徒步长征队是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组成的，他们从1966年8月25日开始，步行一个多月时间， “十一”前抵达北京，行程两千余里，这被广泛宣传为一种串连模式，以减轻铁路压力。我们走百十里路算什么呢？

说走就走，这段路位于成都平原，走起来倒也不太累，况且三人一起，有说有笑，不太疲劳了。成都平原人口特别稠密，村庄很大，一个接一个，村村相望，距离都不太远。即使是冬天，田野里也绿油油的，真是一块富庶宝地，难怪人称天府之国，。经过双流和崇庆（今崇州）两县，就进入了大邑地界，刘文彩庄园在县东安仁镇上，庄园有三四百间房屋，内部分为大厅、客厅、接待室、帐房、雇工院、收租院、粮仓、秘密金库、水牢和佛堂，望月台、逍遥宫、花园、果园等部分。最引人注目的是泥塑《收租院》，这是四川美院师生1965年创作的，共7组群像，共114个真人大小的塑像，描绘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情节，展示地主剥削农民，配上催人泪下的乐声，以激发参观者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星转斗移，文革后经调查，刘文彩（1887-1949）作为乡绅，在地方上也做过一些好事，如安仁中学就是他创办的，所谓水牢纯粹是捏造出来的。他的弟弟刘文辉（1895-1976）民国时曾为西康省主席，后起义，曾任林业部长。看来历史和人物都是复杂的，绝不能脸谱化。

那时强调过革命化春节，只有串连潮，没有春运潮，我们大年初五（2月13日）回到了西安，结束了这次串连。1967年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完全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开春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我的第一感觉是，上边说话不算数。原来通知说串连只是暂停，怎么像是缓兵之计呢？心里很不服气。此后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串联逐渐减少。至于什么时候算串连真正结束，可能谁都说不清楚。



大串联造成的损害

回想起大串连，我算是抓住了机会，可谓串连的受益者。“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辅相成。通过大串连，了解国情，开阔眼界，思索社会，增长了史地知识。从此更坚定了我对历史地理的热爱。一生喜欢旅行，甚至闯世界，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爱好写作风土类作品。可以说是“串连遗风”，已贯穿了我的一生。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像我这样的串连受益者，似乎应该为大串连唱几句赞歌，说几句好话吧。否，我偏偏是持否定态度的。引发大串连的文革是自己乱自己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就看我们这些中学生吧，面临毕业考试，突然停课，一停就是两年多，虽然有大串连的短暂兴奋，“经风雨，见世面”，最后则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赶到农村上山下乡（这是另一个值得回忆探讨的题目）。我从16岁到22岁最宝贵的6年时间，就如此荒废，无法系统学习。我的很多同学从此完全离开了学校，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比较一下，抗战八年，国难当头，我国大中小学教育都没有中断，而文革期间，没有外敌入侵，就停课闹“革命”，这完全是自我折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唐事，祸国殃民啊！

就大串连本身来说，这种席卷全国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搅乱了全国的交通秩序，造成运输的极度紧张，造成全国性的动乱。对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失和浪费，真是难以计算！



说说洋串连

时过境迁，80年代我来到德国留学。旅游之心又油然而生。但是欧洲不搞我们那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大串连”这样的“美事”。作为学生，囊中羞涩，怎么出门呢？幸好，欧洲小汽车多，穷学生也有招旅行，这就是“搭便车”。往路边一站，胸前挂个牌，写明要去的地方，伸出胳膊挥挥手。不出几分钟，保准会有小汽车停下来，带你上路，因为开车的也寂寞，喜欢有个聊天的伙伴。那时假期里，除了打工以外，总要出去跑跑，几年下来，几乎走遍了半个欧洲，去了14个国家，行程超过两万里。这种“洋串连”，完全不会对交通系统造成压力。

其实欧洲也有鼓励年轻人出行的办法，例如欧洲乘车证（InterRail Pass），就有专为26岁以下的年轻人推出的优惠票，在全欧洲30多个国家通用，一个月有效的票价三四百欧元，可以随便乘车。因此在假期，经常可以见到年轻人，背着大背包到处旅行的情景。

至于住的嘛，欧洲没有文革那种串连接待站，却有完善的青年旅舍网络（Youth Hostels，德语Jugendherberg），这是个全球性的旅馆网络，以收费低廉著称。住客并无年龄限制，但以年轻人为主。它的历史悠久，早在1909年，经一位名叫库尔曼的德国教师倡导，一家旨在提倡青少年知行合一，俭朴旅行的机构——世界首家青年旅舍在德国诞生。在他的推动下，青年旅舍出现在世界各国，组织了青年旅舍协会，出版多种青年旅舍指南。现在全球共有近6000家青年旅舍，分布在60多个国家，在欧洲最为密集，其中德国就有四五百家，两两之间不超过30公里，即使是步行“串联者”，每天行程都能找到投宿的青年旅舍。青年旅舍除便宜外，还有诸多优点。一是联网服务，可用电脑为你联系下一站住宿。二是备有炊具，你可以自己做饭，三是有图书室，备有各种旅游资料供查阅。此外青年旅舍是一个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进行交流的一个好场所。所以，欧洲虽然没有“大串连”，而年轻人同样有着“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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