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书房访谈刘淑珍：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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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岁月
刘淑珍


【东书房特稿·转载请注明】


作者简介丨刘淑珍，女，1945年生于天津宝坻，1968年毕业于河北杨村师范学校。做过教师、机关干部，2001年退休。现进行小说创作和回忆录整理。


1966年6月9日，河北省杨村师范学校突然来了几个天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徒步来杨村的。因为校方阻拦他们从天津上火车，他们打算登程去北京状告校领导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所以才从天津步行到杨村的。他们从杨村上车去北京，路过我校做短暂停留。


他们都臂戴“红卫兵”袖章。他们问：“你们怎么还在上课，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停留在课堂上了。”我们都感到很新奇，相互议论着，不知“红卫兵”是什么。天大的学生告诉我们：“‘红卫兵’是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你们也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到社会上去。”这下学校可炸开了锅，学生们的情绪按捺不住了。


6月11日，学生们开始自动不上课了，学校全面停课。随后，学校一片大乱。各班学生都把矛头指向班主任，批判、批斗班主任。给各班主任贴大字报，大字报贴满了院墙，贴了一层又一层。墙上贴了老厚，直到把所有的墙都贴满了，没地方贴了，就把墙上的揭下来，卷上大捆堆在一边，重新再贴。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是从学校总务处领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唯成分论”和“血统论”开始左右着人们。成分高的老师在胸前被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四个大字。这些老师每天除了挨批斗还要劳动，然后关进“牛棚”学习毛主席语录。吃饭之前先在太阳下排队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校后面是师范附小（1到10年级），他们的老师更惨，很多女教师都被剃了光头。“血统论”和“唯成分论”笼罩着所有人。成分高的同学不准参加“红卫兵”，给一部分同学造成了很大压力。当时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二·六班班长赵德聪同学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投校外的大运河而死。原因是她的父亲解放前在天津是小业主，抛弃她母女另组家庭，她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将她养大，不想女儿又落个这样的结局。赵德聪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放在河滩上，身上盖一张芦席。她母亲来后，坐在河滩上一言不发，没有眼泪，目光凝滞，死呆呆地坐在女儿的尸体旁。她“傻”了。此时，她不知该恨谁，恨丈夫？恨女儿？恨形势？她不知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已失去了一切，只剩下自身一躯“空壳”。


打砸破坏越来越严重。学校一部分同学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赤卫队”，队员由各班选举产生。“赤卫队”的任务是日夜护校，轮班倒替，日夜巡逻，并把图书馆贴了封条。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个，学校的十万册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8月17月下午，一个“赤卫队”队员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明天天安门广场有重大活动。几个队员就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去北京。当天下午5点多，我们几个人坐上一辆去北京送货的大卡车出发了，车是一个年岁较大的同学联系的。大概晚上9点多，我们到了朝阳区一所小学，卡车停下，不再往前走，我们只好排着队徒步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沿途很多路段都戒严了，到广场大概半夜12点左右。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高音喇叭里不断放着《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我们排着队见缝儿就钻，一直钻到“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大旗附近，找了空隙站在那儿。此时，我们仍不知道广场上要有什么活动。也不知等到了什么时候，广场上突然沸腾起来。周总理、刘少奇主席出现在城楼上。人们高喊着：“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只听离城楼近的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接着远处的人们也跟着喊了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整个广场喊声一片，响彻云霄，广场沸腾了！人们蹦啊！跳啊！高喊哪！流泪呀！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我的眼神不大好，错把一位穿咖啡色服装、身材高大的人看成是毛主席。当第二天见到《人民日报》上发表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报道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穿的是军装，因为那时城楼上穿军装的人很多。大会上，林彪讲了话。下午散会时，周总理指挥着人们往西疏散。从天安门广场离开，我们去了北京大学。


北大人山人海，大字报贴满了墙，大都是给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陆平和彭佩云贴的，还有老教授们的。一座楼的凉台上正在批斗一位老教授。白天我们主要是看大字报，饿了就在院内的三轮车上买一斤馒头和两小块咸菜，馒头2角5分一斤，一斤全国粮票。渴了就喝院里的自来水。晚上我们睡在北大体育器材室外面的台阶上。我们在北大逗留了一天半时间，住了两宿。


接着，我们又去了团中央。团中央的情况和北大类似，也是人山人海，正在批斗胡耀邦（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胡启力等人。从团中央出来，我们又去了高教部。在高教部，我们看到的场景和团中央类似，也在批斗高教部的主要领导。晚上我们仍回北大原来住的地方。在北京我们一共呆了3天，然后回到了学校。


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线开刀的，所以教育线先乱。紧接着，农村也一片大乱。各级领导班子也都瘫痪了，我村（宝坻县方庄子乡田泗庄村）的小学生都在批斗师长，最惨的是我村小学校长赵子琴先生，说来让人落泪。赵子琴，方庄子乡四里巷村人，在我村任小学校长。解放前是村里的抗战积极分子，日本鬼子大扫荡时将他和几名抗战领头人抓起来押到村边的大路旁，严刑拷打后，又将他们砍头。他们一直破口大骂，大义凛然，显示出我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誓死捍卫家园的英雄气概。鬼子先砍倒几个，最后一个砍赵子琴先生。鬼子在他后脖颈上砍了一刀，他当时就昏死过去……鬼子走后，村里人来收尸，见他脖子没砍断，就将他抬回村子，他慢慢地苏醒了。他是最后一个被残害的，可能是鬼子的手劲用尽，也可能是苍天护佑，让他又活了过来。


这样死里逃生的抗日英雄，却没有逃过“文革”这场浩劫。他是被“红小兵”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活活打死的，因为他是校长，是当权派。


不仅学校打死了赵校长，村里也一片大乱。“破四旧”时期，本乡外村的一些造反派闯进我村，进村就挨门挨户地砸，见了花瓶瓷罐又摔又砸，乡亲们不敢问也不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明清两代的瓷器以及民国时期的穿衣镜、西洋钟、大挂镜等倾刻之间被毁，被砸稀巴烂。这帮人砸完气势汹汹、大摇大摆地出了村。那些被砸的东西，大都是女人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品，所以，差不多家家都有。


各村不仅批斗师长，同时还批斗“地富”分子，并抄了他们的家。听家乡人说，北京大兴县一个村庄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这个村子，把全村的地主、富农以及他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叫回来，然后关进一个大院，连婴儿也不放过，大概有六十来口人吧，关好院大门，把炸药包扔进院子，倾刻之间，院里血肉横飞。可惜这六十来口人被活活炸死！六十来条生命，六十条冤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些冤魂得是否平反，那些放炸药包的人得到了怎样的下场。天大的冤案！骇人的惨案！世界奇闻！


形势在发展，情况在不断变化。1966年8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将要打着红旗徒步进京的消息，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地学生纷纷效仿。那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报道和文章，就是号角，就是命令。所以我们也闻风而动。11月上旬，我班22名男女同学自动组成了“代代红”长征队，目标是向井冈山进发，我们头戴军帽，身背行军包（被子）在院里排队宣誓完毕打着队旗就出发了。11月天短，我们到达五庆坨镇时天已大黑，这一天，我们走了六十里。到达驻地后很多同学累得坐下就不想起来。第二天，我们继续出发，顺着京开公路（北京—开封）一路向南。


我们经霸县、河间到达了沧州献县。在刚刚出发的这几天里，廉宗惠同学受罪最大。她的脚打泡感染连成一片，用手一按，脚底下的黄水来回流动，每向前迈一步都很吃力。当时我是腿疼，两条小腿骨像断裂了一样，每向前迈一步就像骨喳子刺肉一样疼痛。到献县后，我们休整了三天，住在县副食品经理部（食品公司），经理部的同志们对我们很热情，我们一起联欢，一起高兴。公司的张同钢同志时年26岁，他说：“我多想和你们一起长征啊！可我们不能去呀，得坚守岗位。”多好的同志啊！在献县我们听取了回民之队老队员马国恩老先生给我们讲他当年跟随马本斋队长一起打鬼子的事迹。我们很受教育，马本斋的事迹是人人皆知的。


在队里我和宗惠走得最吃力，别的同学脚也都打了泡，为了不感染，我们用针穿上头发，然后穿透脚泡，将针拔出，把头发留在泡里，泡里再有脓水就顺着头发丝流出，我们每个人脚下都踩着很多头发。鉴于我和宗惠的情况，队里决定让我和宗惠在后面慢走，大部队继续前进到衡水等我们。大部队出发了，我和宗惠在后面慢慢“爬行”。我从路旁折了一棵死小树给她当棍儿拄着，我俩慢慢地“爬”呀，“爬”呀，出献县城走到南河头镇附近，宗惠对我说：“你看，那是不是卫生院？”我一看院墙上的红十字，便说：“是，要不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她同意了，因为她实在是“爬”不动了。宗惠，她心里有多痛苦？——她母亲在运动初期自杀了。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她父亲当过三个月的警察，她母亲因害怕而寻了短见。宗惠接到电报后连夜坐车回家，仅回去三天，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就回校了。回校后，她没向别人提起此事，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把悲伤与思念深深藏在心里就和我们一起长征了。她心里的痛苦与身上的疼痛向谁诉说？她默默地忍受着。宗惠，你太让人心疼了！


到了卫生院，院长和医生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院长姓窦，大约四十来岁。院长夫人是院里的主治医生，她用剪子剪开宗惠脚底下的肉皮，一股浓水立刻流出，然后消毒，上药，用白纱布将她的脚包好并留我们住下。


当时，卫生院正培训赤脚医生，有很多学员。白天，我们同吃，晚上和院长、医生、学员，一起联欢，一起唱歌，很是热闹，很是开心！医院的蔡医生快退休了，每天担着挑子到各村给社员看病。晚上也和我们一起热闹，并把从家带来的大红枣给我们吃。在卫生院，我们感到很温暖，那里的人们太朴实了。


我们在卫生院住了三天，宗惠和我商量要去追赶大部队，晚上我们和院长说明天要走，院长一再挽留，说等宗惠的脚好了再走，我们谢绝了院长的好意。第二天早晨8点还不见喊我们吃饭，平时，都是7点多就喊我们吃饭。大约到了8点半左右，才叫我们去吃饭。原来院长听说我们要走，特地吩咐食堂给我们包羊肉馅饺子，这一顿饭才收我们半斤粮票和6角钱，平时是一天一斤半粮票2角5分。结完账，我们又开始“爬”了，院长，医生和学员们将我们送到大门外，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河头卫生院。我们相聚虽然只有3天，但我们每天吃在一起，乐在一起，这份情谊，至今难忘。半个世纪过去了，窦院长，我好想你呀！


我和宗惠“爬”出不到半里地，两辆自行车追上来了。原来院长见我们走得太吃力，派两个学员送我们到衡水。我们执意不让，他们说：“你们走得这么吃力，院长不放心，特意叫我们送你们去衡水。”我们执意不过，只好让他们送。到了武强县城，我们跟他们说：“你们回去吧。我们坐汽车到衡水，谢谢你们，谢谢窦院长，请二位转告院长，我们不会有事的，请他放心，二位请回吧。”只可惜，当时忘了询问二位的姓名，至今想起来都是一件憾事。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了武强县接待站。晚上我去和接待站的同志们谈起了宗惠的情况，想找一辆去衡水的车让宗惠搭乘，可巧，第二天早上5点就有一辆去衡水的车。我喜出望外，回来和宗惠一说，她执意不坐，还想徒步行进，我再三相劝，她才勉强同意。多好的同学，多好的战友啊！宗惠这种不怕苦、不怕累，自我挑战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鼓舞着我，她的形象在我心中是那样的高大。只可惜，自毕业一别，半个世纪再没相见，再没联系，因为我来到陌生的石家庄。宗惠，我好想你呀！想我们在一起“苦练”的岁月。愿你健康！愿你快乐！


第二天早晨5点多送走宗惠，我便一人向衡水进发。路上碰到很多身背行李、徒步串联的学生，其中有三个衡水师范的女同学和我一路相伴。徐银珍、徐胜坤给我印象最深，另一位我忘了叫什么。徐银珍很乐观，一路上和我说说笑笑，并鼓励我不要怕困难，要向困难挑战。在银珍的鼓舞下，我忘记了腿疼和他们一起快步前进。那一天，我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多走到了衡水。徐银珍她们是从北京回衡水的。


到了衡水师范，银珍立刻到伙房给我找吃的，因为太晚了，伙房只有窝头，粥已没了，只剩下锅底，银珍刮了一碗粥锅巴端来叫我吃，她们只吃窝头就咸菜。吃完饭，我就在衡水师范打电话找宗惠和我们的大部队。当时衡水城内有三个接待站：旅馆、人民银行、衡水中学。打电话得知宗惠在人民银行，大部队在衡水中学。银珍决定陪我到人民银行找宗慧，我和宗慧谢别，就和银珍一起到衡水中学找我们大部队了。


又重逢了，大家真高兴啊！宗惠的脚虽有好转，但仍未痊愈，和大部队又一起前进了。我们22人排着队，打着队旗经冀县、南宫、威县，直奔吕玉兰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东留善固村。在东留善固我们住了13天，每天去会场听东留善固人民讲吕玉兰的事迹，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讲不同的事。那时，东留善固每天都要接待上千人。我们住在村民家，在村接待站吃饭，饭厅是村边地里搭的席棚子，吃饭和别处一样，交粮票和饭费。从学校出发前我们从学校总处领取了一个月的粮票和饭费。


在东留善固的13天，我们只见过吕玉兰一次，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开会，见到她那天，她从邢台地委开会回来，刚一下车，就和我们几个同学打了照面，玉兰赶紧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她中等身材，微胖，满面春风，满面慈祥，满面善相；身穿朴素的农装，头戴白毛巾，和我们并肩向前走，并且谈笑风生。记得我队申玉英同学问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她说等国家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说。


在东留善固听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村民冯四清。在运动初期，他怕有人暗害吕玉兰，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拿着斧头在玉兰家房子周围转，暗中保护玉兰。玉兰家的房子是单独一处，周围没有邻居。这说明，只要你为人民做点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甚至是死命相保。记住吧！人民，人民是汪洋大海，干部是海上的船只。大海能载你前进，大海也能将船掀翻，这就是天道。希望这些大海上的船要慎重、深思，不要忘记，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中。


再见到玉兰已经是19年后了。那时，她从河北省委书记被“贬”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我们一家三口在1972年从天津迁居正定，我仍然教书，我家先生在县文化部门从事美术工作。1968年天津从河北省划出升格为直辖市时，我在河北宝坻的农村小学教书，先生在天津一印担任设计工作。我从宝坻跨省调入天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起调到正定，就是为解决两地分居。1985年的一天，先生晚饭后散步，在街上正好碰到玉兰。玉兰喜欢画画，工作之余时常找他求教学习，所以他们很熟悉。玉兰一定要到我们家去看看，先生拗不过，很不好意思地把她领来了。当玉兰看到我们一家挤在仅有20平米的旧房子（又黑又矮）时非常惊讶，说这样的条件怎么能专心搞创作呢？很快她就找到有关部门为我们解决了一套新房。因为先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科班（天津美院）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书画在省里也有一些名气，在那个重视学历、重视知识分子的大环境下，着实引起了不小轰动，一时成为美谈。这件事，时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也印象深刻，他在玉兰去世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曾专门提到过（习近平：《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1994年作，2014年公开发表）。如今吕玉兰已不在人世，愿她在天国生活得快乐、安宁。


从东留善固出发，我们经邯郸馆陶、大名，从龙王庙镇直插河南省南乐县。进入河南最深的感觉是，河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河北高。进南乐的第一顿饭是大白馒头，半斤一个，像小孩的枕头。另加一大碗红薯粥，咸菜管够，这样一顿简直是过年了。在河北的一个多月里，只在东留善固吃过两面（面粉加玉米面）小馒头，在其它地方吃的都是窝头。


我们从南乐出发经清丰到达濮阳。在濮阳住了一夜，第二天午饭后过黄河。我们排着队来到黄河边，向导把我们带到渡口。只见一只大船已在河边等候。啊！船真大呀！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船。有多大？我不知道。能载多少人？我不知道，只知道进入船舱后站到里面看不到外面。大概出于安全考虑，水手不让我们站着，让我们坐在里面。我很好奇，还是想往外看，于是将两个背包摞起来，站在上面向外看，只能看到甲板上有十来个船工，每个人都穿着救生衣，船外怎样就看不见了。在船舱里只听得到外面的冰块使劲地撞击船帮。冰撞船声与船工的整齐号声组成了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船行了多久，我不知道。下了船已是黄昏时分，到了黄河斜对岸，河滩上一片凄凉，到处是大雁粪，每个都有手指粗。偶见有人提着篮子捡雁粪。见此情况，我的内心不由掠过一丝悲凉，过了黄河，离家人就越来越远了。太阳西下，黄昏惨淡，北雁早已南飞，远行人在天涯。想家了，我暗暗滴下几滴眼泪……人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说：不过黄河不落泪。


过了黄河，经东明，我们直奔兰考——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一进兰考大地，气氛聚然异样。兰考人民谈的是焦裕禄，唱的是焦裕禄，连几岁的孩子都在唱：“焦裕禄啊！我们的好书记，你就像那大松树，巍然挺立，学习你呀，全心全意为人民，学习你呀，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兰考大地到处是焦裕禄生前带领兰考人民栽的成行的泡桐树。


在兰考，我们到县礼堂听焦裕禄先进事迹报告会，每天都有人讲，每天兰考城里都是人山人海。焦书记生前树了四面红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双杨树的道路，赵垛楼的精神，秦寨的风格，老寒零的干劲儿。我们在老寒零村，饲养员老大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焦书记的事迹。当年，焦书记曾和他一起吃住在饲养棚。他没有称呼焦书记，而是一口一个老焦的叫着，可见老百姓没把焦书记当成“官”，而是当成自家人。当时的焦书记只有四十二岁，从1962年12月到1964年5月，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焦书记走遍了兰考大地。全县120个村庄他走访调查了100多个村庄，如果再多活几个月，他会走遍全县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角落。焦书记是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再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怀着无比崇敬，无比沉痛的心情，排着队打着队旗到焦书记墓前合影留念。当时，焦书记墓前专有人为来这的人照相留念。很可惜，几十年几经辗转，当年的合影已经丢失了，我想别的队员可能留着吧。焦书记走了，凤凰涅槃，乘鹤仙去。在天国，焦书记，你会看到兰考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你会看到兰考的巨大变化，你将泪飞顿作倾盆雨，浇灌、滋润兰考大地。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兰考，离开焦书记……


我们经杞县、扶沟，到达漯河。在漯河做暂短停留，又经西平、遂平，从驻马店到确山。在确山，我们瞻仰了杨靖宇将军的故居，杨将军的故居在京广线东边的一个小村庄，去那里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在这里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空前绝后的、史无前例的、灭绝人性的灾难。中华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要永远、永远、牢牢记住。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杨将军为了抗日，遵照上级指示，从河南老家远离亲人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抗击日寇。十年，十多年呐，没有和家乡联系，连在家乡的名字——马胜德都改成杨靖宇。没有国哪有家，为了大家，他舍弃了小家。杨将军在东北可歌可泣的、气壮山河的民族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代。


离开杨将军的故里，我们又出发了，经明港镇，我们到达河南省最南边的城市——信阳。在信阳我们住了几天，在那里等待学校总务处给大家寄来伙食费和粮票，接到粮票和伙食费后，我们又经鸡公山的武胜关进入湖北。


进入湖北后，经过两个多月“苦练”的我们，已经炼成了钢筋铁骨，每个人的脚下再不“踩头发”，而是大步流星……每天太阳不出来我们就出发，路过丘陵地，满山遍野都是马尾松，进入松林，经风一吹，树枝唰唰作响。于是，我们便扯着嗓子喊：华蓥山上莽苍苍……满山的青松遍山岗……松涛阵阵响……如海啸……好一片雄伟的气象……雄伟的气象……我们唱着，跑着，跳着，快乐极了！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连走带跑，一天竟走了110多里。当时若两头见太阳，我们一天走90里。从武胜关到武汉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们已摆脱了“苦练”，浑身轻松自在，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高兴。


到达武汉后，我们住在沿江大道中南第一机械局，因为我们人多，没有那么多床位，晚上就睡在水泥地板上。我们是北方人，到了华中睡在地板上丝毫不觉得冷。白天，我们到二·七饭店吃饭，每顿饭都是大米饭，萝卜片炒肉，外加一大块豆腐干。一顿饭，连饭带菜总共才2角5分，半斤粮票。


我们每天出去参观学习，首先瞻仰的是二·七纪念馆。林祥谦，这个伟大的名字在儿时就知道。解放初期，我们那里家家都有一幅《中国共产党简史连环画》，大八扇彩色连环画挂在墙上，其中林祥谦那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场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都记忆犹新。在纪念馆看到烈士的遗物，不禁感慨万分，潸然泪下。是先烈们舍命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人们呐，要珍惜今天，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千万千万。


我们又去瞻仰了武汉洪山公园施洋烈士墓，这位伟大的、人民自己的大律师，林祥谦的战友，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壮烈地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他永远地睡在了武汉洪山公园。我们虽离开了施洋烈士，但我们的心离烈士更近了。


我们坐轮船过江回江岸区，在船上，我们站在甲板上，手扶栏杆，想起当年的烈士牺牲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分……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我们又扯着嗓子喊开了：“望你像江上的白帆乘风破浪，望你像山上的青松傲雪凌霜，明霞身愿插双翼，随你一同上战场！”


我们参观武汉长江大桥，看着大桥上飞驰南北一闪而过的列车，我们高兴极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为祖国的飞速发展而骄傲。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在武汉钢铁公司，我们看到工人阶级那种忘我劳动的情形，感动不已，高炉的铁，平炉的钢，都在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感慨：工人阶级真伟大！


武汉的钟楼耸入云表，庄严雄伟地屹立在大江之滨。它是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的见证。当年，横行在长江上的外国侵略者的船只随着长江滚滚的东流水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建国只有17年，但我们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已列入世界前茅，作为中华儿女，我感到无尚光荣，无尚欣慰……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前进，再前进！人民幸福！再幸福！祖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在武汉呆了几天，正准备经湖南直奔井冈山。突然接到通知，中央要求：在外地串联人员立刻返回原地闹革命。我们立刻闻风而动，打道回府。我们连夜赶到江岸火车站，火车上早已塞满了人，车门不开，我们就从窗户硬爬进去，然后再把背包塞进去。车上人挨人、人挤人，站在那想动一下都很困难。想上厕所，没门儿！因为厕所里都是人。我们在火车上呆了两天两宿半，不吃不喝也不动，像个半死的人，昏昏沉沉。其实，我们都带有干粮，是在武汉二·七饭店——红卫兵接待站给我们特地准备的馒头。每人10个馒头足够一路吃的，但谁也不饿，谁也不渴，因为车上严重缺氧。火车慢慢爬行，第三天清晨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车刚停，人们就有气无力走向月台。我的好友任树宏，一出车门，便一头栽倒在月台上，昏死过去，同学都急了！树宏的昏死是因为车上严重缺氧，身体极度虚弱，突见冷风而引起的，我们在火车站找了一辆吉普车赶紧把树宏送到附近医院。到了医院，树宏慢慢苏醒了，她问：“我在哪儿？”同学们告诉她：“在医院。”“我好好的，来这干嘛？”同学们告诉她：“下车栽倒在月台，昏过去了。”她说：“没事了，回去吧，同学都等急了。”树宏就是这样顽强。


回到学校，外出串联的同学大部分都回来了。当初被批斗，被挂牌子的老师也都自由了。到了1967年4月下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某些成员向社会喊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全国又一次大乱，立刻形成两大派，用当时的话说，那就是拥军派和反军派。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是“天”，他们指向哪里，群众就扑向哪里。那种狂热简直是登峰造极。一些人在这种口号的煽动下冲击了武清县武装部，揪斗武装部政委刘浊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我校同学虽然没人参加冲击武装部的行动，但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冲击武装部是对的，理由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同志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就是命令，应该立刻响应；另一种意见是：冲击武装部就是冲击解放军，解放军是我们国家的钢铁长城，冲击不得！解放军如果像地方各级领导被冲垮，若外部敌对势力见中国军队已乱，趁机入侵怎么办？谁去抵抗？我们国家的安全怎么办？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谁也说不服谁。就这样，我校也和社会上一样，两大派形成了。虽然对学校里的事我们全校观点一致，但对社会上的问题也就是冲击武装部的事，提起来就争吵。


形势在不断恶化，特别是江青向社会抛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不同观点的群众互相打架，有的地方甚至动用枪支，形成了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的混乱局面。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很多人向形势妥协，迷失了方向，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比如，河北艺术师院（即今天的天津美术学院。当时河北省会驻天津）的袁庆堂就捅了自己的同学史春波一刀。形势乱得不可收拾，天津市委书记万晓棠被整死了，河北艺术师院的教师凌成竹女士被整得跳楼自杀了。更可怜的是，武清县县长崔万夫妇之死让人落泪。


崔万，武清县县长，是个老革命，就因为他敢于站出来反对冲击解放军，被反军派关押在杨村中学。他们怎么整他，迫害他，外面的人不得而知，只有圈内的知道。崔万，一米八多的大个子，四十多岁，身体非常健壮。有一天，看押他的人对外宣布：“崔万上吊死了！”真是晴天霹雳！他怎么会上吊呢？他怎么能上吊呢！关押他的人看护得很紧，唯恐拥军派的人将他抢走。崔万没有出入的自由，人怎么能出去，又是哪里弄来的绳子？崔万是挂在杨中操场上的篮球筐子“上吊”的。他到底怎么死的？！也许只有当时他身边的人才知道。当年整崔县长的如今已都进入暮年，试问，你们对自己当年做的事作何感想？当时崔万的三个儿子都在上学，听到爸爸的死讯立刻赶到现场，他们没有哭，也不敢哭，只拿走吊死他爸爸的绳子，这条绳子是害死他爸爸的证据，也是对他永久的怀念。崔万死后，他的夫人曹女士不吃不喝，七天后也死了。曹女士是县人委的干部（当时的县人委就是现在的县政府）。夫妻二人都死了，只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一个老革命，当年没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如今却死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天呐！这是谁之过？谁该为崔万的死负责？谁该为像崔万一样那些千千万万死去的人负责？这天大的灾难，世界罕见！在这种形势下，全国都在死人，每个人也都极其危险，人人自危——如果有人指认你骂过国家领导人（元首），那你的生命就危在旦夕。正定县的电影放映员郎建华先生，因放电影时镜头出现毛的图像模糊（原因是胶片老化），就把郎建华先生逮捕入狱。郎先生在大狱一直度过八年的艰苦岁月。那个年月谁都没有安全感！如今的郎先生一家很幸福。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迷茫了，看不清方向，看不到未来。到了1967年麦收时节，我们班9位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到武清县太子务大队去参加麦收劳动。当我们和太子务大队用电话一联系，他们立刻派了两辆胶轮双套大马车来学校接我们。我们9位同学被安排在第11生产小队，每天和社员一起拔麦子。干起活来，我们就被社员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拼命追也追不上。我大汗淋漓，只顾用袖子在脸上左一抹右一抹，然后继续追赶社员们。十多天下来，两个颧骨上都结铜钱大的血痂。太子务的地头也太远了，我们一个上午也拔不完一垅，社员们拔完一垅，再回来接我们。太子务真是个好地方，地多又肥沃，麦子长得齐腰高。那里的人民都知福，很乐观，很勤劳，没有懒婆懒汉。社员李淑英大姐跟我们说：再过十年，我们村就喝牛奶，吃面包。虽然这话当时有点不太现实，但能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知福，对未来充满乐观与希望。在太子务拔了十多天麦子，多一半麦子已经上场了。我们白天猛干，晚上猛睡。每天早上做饭的大婶都轻手轻脚，生怕吵醒我们。我们住的是一家新盖的一明两暗两三间大房，主人没有搬进，我们却先住上了。男同学住西屋，女同学住东屋。每天三顿饭不是白馒头就是花卷、糖包。另外炒几个素菜外加绿豆汤。我们9个人中，女同学有5个，男同学有4个。大婶每天做饭下24斤面，每顿8斤。这样每人每天吃2斤6两还多，好大的饭量！太能吃了。因为活儿太累又加上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岁，吃这么多并不奇怪。每天中午收工我都不想往回走，因为太累了！中午吃饭时，坐到那就不想动。喝绿豆汤都是小同学刘景丽给我盛上端过来，景丽年岁比我小四岁，体态又轻盈，平时爱活动，所以这次拔麦子不像我那么吃力。我平时不好动，很少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只爱钻图书馆。杨村师范的图书馆有十万册藏书，是当时河北省中等学校中藏书最多的。我一进图书馆，就像鱼儿畅游在知识的汪洋大海。所以，像我这种人，遇到这样的劳动，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拔麦子太吃力，最后两天就把我和另外一名同学留在场里干活。在场里，有位86岁的老人和我们一起干活。老人身板硬朗，满面红光，两个大巴掌肌肉丰厚，说话声音也大，哪里像86岁的！听说解放前他给东家扛过长工，休息时，大家就缠着他让他讲讲解放前的事，我们好“忆苦思甜”。“忆苦思甜”，这在当时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干活不行，我过去自己家里有十七亩地，只靠早早晚晚就把地种了，正时正晌地才是给东家干，东家一年给我十七石棒子（玉米）。”天呐！这哪里是什么穷人？十七亩收成加十七石棒子，简直就是小康之家，看来太子务没有穷人。村里人告诉我们，闹奉军那一年，张作霖的部队一次就从该村抢走了八十多头大骡子大马。当时的生产队，全村十二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有十几头大骡子大马，另外每个小队还有若干牛、驴，十二个小队光大骡子大马就一百多头。这个太子务，真是天府之国！我们一腔热血要“忆苦思甜”，最后却成了笑话。


麦子有三分之二都上场了。队长跟我们说：“你们跟我们干这么长时间，也累得够呛了，该回去休息了。我们全队的人都感谢你们大力帮助，欢迎你们明年麦收时再来，明天派两辆车送你们回学校。”


第二天早饭后，两辆胶轮双套大马车送我们回校。太子务离学校五十多里，做饭的大婶怕我们到校赶不上饭，特意给我们带上了好几书兜馒头、花卷、糖包。别了，广袤富饶的太子务大地；别了，纯朴、善良、热情勤劳的太子务人民！直到今天想起来心里都热乎乎的。这里的人民真好！


到了1967年的七、八月份，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下，各地武斗越来越严重，形成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很多人想不通，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我的好友任树宏同学。有时几天不见树宏说话，整天闷着头在写什么，终于人们发现她在写《中国社会科学浅说》。突然有一天中午吃饭时不见了树宏，同学都着急起来。下午，中央文革接待站突然给校打来电话，说任树宏正在中央文革接待站华北组接待处，语无伦次，神经失常，让学校去人把她接回来。我和几个同学立刻赶到北京，见到树宏时，她神情萎靡、呆滞，一个劲儿的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我想不明白，谁能告诉我呀？！”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明白：同学之间互相殴斗，人民之间打派仗，原本好端端的为什么却一片大乱？中央政治局靠边站，政治局常委靠边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谁都不知道此时的国家到底怎么了？！只有像树宏这样有头脑的人向社会大声呐喊、大声质问。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国家各级权力机关都已瘫痪，各级领导成员靠边站，被批、被斗。国家的钢铁长城——军队也受到很大冲击。人民群众所需的生活物资极大亏欠，就是买一绺线做被子，也需要有线票才能买到。肥皂也要凭肥皂票购买，几乎没有什么不是凭票才能买到的。更不用说像粮、油、布匹都要票了。要凭票供应自然不够用，就得“走后门”或在黑市偷着买高价的用。供应最紧张的年月，买一双布鞋都要半尺布票。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树宏这个有头脑的人就“精神错乱”了。


我们把树宏从北京接回后，第二天带她到天津市八里台神经病医院看病。在医院，树宏将我胸前衣兜里的钢笔掏出来摔在地上，摔坏了。那时一支钢笔三元钱，是我父亲用偷着卖高价粮的钱给我买的。三元钱当时是一家农户三个月的零花钱啊。零花钱主要买盐、碱面、火柴和灯油。当时盐是1元钱7斤，碱面1角钱1斤，火柴是1角钱10盒，灯油4角钱1斤。三元一只的钢笔被摔坏，真让人心疼！不仅如此，树宏还大吵大闹，中午在饭店吃饭，饭是粗米饭，炒小虾米，一碗清汤。就这一种饭，粗米饭是半斤粮1角钱一份，小虾米是1角5分一盘。我们每个人要了一份饭，几个人共同用一盘小虾，清汤每人一碗不要钱。吃饭时，树宏端起同桌别的客人的清汤就喝，同桌的客人愣住了。我们忙向人家解释，说她神经不太好，树宏一听，“叭”的一声把碗摔个粉碎。好在饭店的人照顾我们，没让赔偿。树宏又大吵大闹，我们只好放下饭碗，将她连说带劝地拉出饭店。


从天津回校后，我们几个同学每天都去县医院中医科陪树宏针灸。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树宏慢慢恢复了神志，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爱唱爱跳，活泼开朗了。我们和树宏商量，建议她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也换换环境。树宏同意了，她的家在杨村东边二十华里的梅厂镇。


由于形势使人困惑，有些同学当了逍遥派，我也在其中，回家呆了一阵子。回校后，我们几个同学去树宏家看她。她已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了。家人把她从地里叫回，见了我们她说不想上学了，太丢人了。这时我们已感觉她完全恢复了健康，因为她为自己的那段病已感到不好意思。我们几个同学连说带劝硬把树宏拉到学校。回校后，慢慢地，树宏又恢复了往日的英姿，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臂戴“红兵”袖章，留着齐耳短发，英姿飒爽地活跃在同学之中。


杨村师范的学生对社会上的事虽有分歧，也只是看法不同，从不参与社会活动，因为我们对待学校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大家仍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不分伙房，也不分宿舍。学校的形势比较稳定，不像有的地方都动了枪。


时间飞快，转眼到了1968年麦收时节，我们班全体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到武清县泗村甸参加麦收。到了村里，村革委会主任说：“今天晚上社员们和杨师的同学们开一个‘误乐晚会’”。他把娱乐读成了“误乐”，可见他的文化水平。同学们听了都偷着笑不敢出声。“误乐”就“误乐”吧！可是并没有“误乐”。晚会一开始，几个人押着村支部书记上了台，接着批斗，高喊：“打倒XXX！”社员们有几个也跟着喊。而我们的同学，没有一个跟着喊的。“误乐”晚会变成了批判会。会议中途，同学们就陆陆续续退场。在泗村甸劳动了一个星期，我们回到了学校。


随着形势变化，各地的情况在好转，武斗渐渐平息，各派实现了大联合，革委会相继成立。我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由老师、学生组成，都是拥军派一边的。革委会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革委会开始给“问题”学生办学习班。所谓问题学生就是站错队的头头、反军派的骨干成员，平时运动中不积极的“逍遥”分子和在社会上有“不良”行为的人。


王玉萍同学被人揭发在社会上有“不良”行为，于是也被办了学习班。王玉萍，时年22岁，为人和蔼，平时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很阳光，而且是拥军派的人。在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只要你被人揭发，不用调查，先把你办学习班。22岁的大姑娘被人说成行为不良即作风不正派，简直是要人命。玉萍压力很大，很多同学暗地里为她抱不平。一天中午吃饭时，人们见玉萍拿着两个包子没有吃就走出校门，直奔京津公路，突然冲向一辆飞驰而来的大卡车！鲜血染红了路面，染红了车轮……一个花朵一样的大姑娘就这样粉身碎骨了，苍天接走了她……


学校领导班子得知消息后立刻在学校院墙和路面上写了许多大字标语：“女流氓王玉萍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等。不问青红皂白，一盆脏水泼在她身上，逼玉萍走上了绝路！


1968年9月，1964年入学的我们这一届面临毕业分配了。在毕业典礼上，校革委会领导成员在大会上宣布了十个被开除的学生名单，这十个人当中，大部分是站错队的，即“反军派”的骨干，也有“逍遥派”的，还有王玉萍同学。愿王玉萍在天国生活得快乐。被开除的每人由两名同学押送回家。我们各回各县到县教育局报道。从此我和同学们天各一方，互不知情。后来，我到了石家庄地区，远离天津。我现在还经常想，当年被开除的同学早应该平反了吧？


1986年，我有幸见到了当年在杨树师范教我们美术的高洪源老师。高老师多年前已调到廊坊，这次是来河北省参加美术工作会议的。听高老师说：任树宏同学已离世西归了，留下两个孩子。我听后，先是一惊，接着泪流满面。自1968年杨村一别，虽没联系，但树宏那活泼阳光、正派上进、朴实无华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直到今天。前几年，我曾在睡梦里梦见过树宏，她一进门就向我跑来，边跑边笑，跑到我身边时，我俩抱头痛哭……醒来，枕边还有泪水。我想，一定是树宏从天国回来看我了。愿树宏在天国生活得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岁月！
-结束-
关于征集《长辈的故事》的公告
各位朋友：


根据北京东书房创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提议，北京东书房计划开展《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征文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宗旨：本活动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我国近六十多年的变迁及亲历者的人生感悟，保存和积累历史研究资料。


2、要求：A、讲述者年龄应在七十周岁以上；B、讲述者身份不限，讲述内容可以是对其一生最具影响的人和事，也可以是亲历的各次社会运动及其反思；C、要求以文字方式记录，欢迎同时提供录音录像或其它原始历史资料；D、可以由本人亲自写作，也可以由他人记录；E、文本应有讲述时间、地点、讲述者和记录者详细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住所、联系方式。如有记录者还应标明与讲述者的关系，公开发表时上述信息可以用代码替代）。


3、成果：本次活动将评选其中优秀作品编辑成《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暂名）公开出版，作品入选者送样书五本并付稿酬；未入选作者将给予一定奖励，其中部分作品由“于建嵘的东书房”公众号独家发表；提供的原始录音和资料由北京东书房负责保管并对特定研究者开放。


4、投稿邮箱：dsftg2016@163.com。


5、邮寄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南街七十一号，北京东书房。


北京东书房


201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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