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第11章—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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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三、处处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厂筹建组长胡代表，原先是文山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长，在支左中同情炮派，划线站队期间，军分区司令员、当年的老红军崔振山的腿被打断，胡代表也被批斗，被架“喷气式”，胡代表每讲到划线站队，就恨得骂娘不已。
　　
筹建组副组长老任，转业于1966年3月底，按中央军委有关文件规定，5.16通知后转业到地方的军队干部可以返回部队。老任在5.16通知前1个月转业到楚雄的燃料二厂任党委书记，上任还不到半年，稀里胡涂就被打为走资派，被赶到工厂的饲养场里喂猪。而他的战友们，下级们都成为红极一时的支左军代表，心里难免有气。得知军委关于“5.16”通知后转业的部队干部可以返回部队的文件精神后，这一批“5.16”通知前一个多月转业的干部经过串连，于1967年初曾到驻地在大理古城的14军军部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部队也把他们收回来，以免放到地方上挨整。在静坐示威的人们中，就有老任和老高。这种静坐示威的结果是，想回部队没有回成，划线站队时又落了个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的罪名，于是更加有苦果子好吃。老任和老高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军委的文件定得那么绝，要以5·16为界线。他们转业的时间虽然定于3月底，但他们还有未了的工作要做，真正离开部队的时间已是5月底，为什么就不能按实际情况办事呢！
　　
筹建组副组长老宋平易近人，慈眉善目，没有官架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宋老当（即老当权派的简称。）文革前宋老当是省工办的基建处长，50年代初曾和曹获秋一道向上海市长陈毅汇报过工作，文革中参加过属于炮派的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划线站队期间，他被戴上高帽，挂黑铁牌游厂。所谓游厂，是因为省工办系统除领导机关在昆明市螺峰街外，所有的厂都在专县，在宣威、陆良、楚雄、下关等地。所以昆明市的游街示众在省工办系统就变成游厂示众。当时云南省的公路坡陡、弯急、路窄，好端端的人乘公共汽车颠簸几百公里也难以忍受，何况是戴上沉重无比的高帽、黑牌，再加上被反扭住双手架“喷气式”呢！宋老当所遭受的苦难，在跃进厂的几位领导干部中可谓首屈一指。
　　
筹建组成员中，魏代表是蒙自军分区的管理科长，因为观点上同情炮派，划线站队中也没少吃苦头。
　　
山西人老王，原先是宣威铸造二厂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由于全厂都倾向于炮派，老王自然也难以例外。划线站队期间，省工办政治处领导干部下厂进行路线教育，在某次大会上，这个领导干部别有用心地问：谁是共产党员，举起手来看看。是党员的都举起了自己的左手，（据说左手才表示革命！）那领导人突然大骂道：你们算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是国民党员，因为你们是炮派，炮派执行的是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难道你们还不是国民党么！大老王每提起这段往事，心中就愤愤不平。
　　
从省“公检法”（即公安、检察、法院之简称，分配来我厂的10多名干部，全是清一色的炮派，全都参加过省公检法系统在宜良县羊街举办的划线站队学习班，被整肃了11个月多的时间，新近才被重新分配工作。于是他们这才被分配到跃进厂。提到“羊街学习班”的所作所为，他们称是可以和希特勒法西斯的集中营媲美了。
　　
分到厂里的大学生，除友君外，要么是云大的，要么就是外省毕业来的。因而可以说，要么是没有云南省两派的派性，要是有的话，也只能是有炮派的派性。
　　
从省工办系统调来的一般干部和技术工人，也全都是炮派或同情炮派的人。
　　
这样的人员结构，在当时八派一统天下的云南省，算得上是极为特殊的了。因而大家干起劳动来都特别卖力，我们砍伐树木作柱子、廪条和横梁，用油毛毡作房顶，用草席围边，建成一幢幢简易的工棚。按照建成时间的先后，分别取名为跃进一号、二号直到十几号。男女职工的工棚也联在一起，中间仅是隔有一层草席，夜晚躺在床上，大家一道聊天，有时还讲点半荤不素的笑话，倒也有趣。
　　
在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中，有一位姓叶的青年人向胡代表建议，能否买一套理发剪和一盒银针，因为这里距集镇太远，职工们头发长了想理发也不方便。有了理发剪，不仅可以为职工理发，还可以为周围农村的老乡理发；有了银针，可以为职工和周围农村的老乡扎针灸，这就有利于融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胡代表问叶某，你会理发和扎银针么？叶某回答道，他会理发，扎银针暂时还不会。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在干中学、在游泳中学游泳么？几句话说得胡代表点头称是，就让叶某到昆明出差时就便买来后找会计报销就成。
　　
理发剪买来后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当时能理发的人也真多，斌君等好几个人的技术要比叶某还更胜一筹。至于扎银针呢，可就不容易了。但当时农村的缺医少药状况太严重，所以一旦放出我们这里有银针可以为老乡们扎银针治病的消息后，每天就总会有几个老乡找上门来求医。叶某也真是俗语所说的瞎子不怕老虎，胆子大得非常人可比，参照着一张人体穴位图就动手在老乡们身上扎针了。居然有几针扎下去后让对方有了酸、麻、胀的感觉。但更多的情况是扎针找不准穴位，一针扎下去让对方疼得呲牙咧嘴，鲜血也不断从针眼处冒出来。但老乡们还是忍受着不吭气。倒是我们周围看热闹的人看不过去，对叶某说，要学习扎针就应当先在自己身上练习，在老乡身上练习对得起人家吗？开始时叶某还满不在乎，后来是他自己也心虚，不敢再为老乡扎针，此事才没有再做下去。但即使为老乡扎针的做法已停下来几天后，还不时有老乡找上门来要求给其扎针呢。
　　
既然没有派性干扰，既然大家都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曾经同是受迫害者，如今本应齐心协力搞好工作才对。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毛泽东关于“以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理论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在多年来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的薰陶下，干部们都已经成为大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行家里手。既然此时自己已经不再挨别人整，立马就要想法子整治别人。
　　
老任个性很强，是个口直心快的人。他认准了的东西，很难使他转变。不仅如此，只要有可以表明自己观点的场合，他就要亮出自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把跃进厂的厂址选择在白龙潭山沟是只凭主观想象办事，后患无穷无尽，认为还是趁早另外选厂址才是聪明之举（经过14年的时间检验，也就是到了公元1984年，跃进厂在白龙潭实在呆不下去了而不得不经上级协调全厂搬迁到昆明北郊与另外一个厂合并，国家投资在跃进厂的近千万元人民币全都打了水漂，人们才不得不承认当年老任所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到了那时，早已事过境迁，当时的是非功过，还有谁会评说呢，即使评说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是后话。）
　　
而这厂址是胡代表参与确定的，他当然要维护原来的决定。每逢开会，胡代表就要大讲处处、时时都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他认为，跃进厂在建厂过程中也必定会有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上，敢于克服困难，敢想敢干敢闯，这是一条革命的路线。另一种态度是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前怕狼、后怕虎、如同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明里暗里，他总是把矛头指向老任。更令人为难的是，胡代表讲话过程中经常要把我给捎上。每逢他讲到得意处时，常常会把话头打住，他会当着大家的面对我大声说：小杜，你是中文系毕业的，今后写跃进厂的厂史就是你的任务。你可得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收集材料，不然以后你怎么写啊。)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一切都是军代表说了算，何况胡代表和老宋又打得火热，老任只有说话办事矮三分，经常唉声叹气地埋头跟大家一道干劳动，处处显出忍让的姿态。倒是魏代表看不下去，背地里时常给老任打气，要老任硬起头皮顶住。
　　
我这被安排搞宣传工作的人夹在中间真难办，既不能不听胡代表和老宋的，又不能与老任过不去。前几年文革中的风浪还见得少么，10年河东、10年河西，切不可为一时的形势所左右，以至干出今后追悔莫及的蠢事来。为今之计，能避开这个政治漩涡为上策。
　　
进入8月份，羊街公社民兵营（实际上是不发工资仅得极少粮食补贴的义务性民工）已把公路修通，基建施工队伍也已开进山沟。胡代表按照“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要求，等不及派到天津学习的人员返回就要搞产品试制工作。当时在白龙潭工地搞产品试制显然没有条件。经省工办联系，替我们在昆明市北郊黑龙潭的云南省军区干部疗养所找了一幢两层楼房，产品试制组将在那里着手工作。对我来说这正是一个好机会，经我再三要求，领导们总算同意让我参加产品试制组。于是我们一行人卷起行李乘省工办的卡车来到昆明黑龙潭。
　　
四、万事开头难
　　
我们试制组到黑龙潭没有几天，到天津学习的人员就返回厂里，继而也上了黑龙潭。他们将着手炭膜电阻、铝电解电容的试制生产工作。我和公检法来的浦君、牛君和另外两位女干部则着手纸介电容的试制工作。
　　
疗养所的住房，全部是一幢幢的两层小楼。这些小楼，有供军级以上干部住的设备齐全的将军楼，有供师级干部住的小楼，而数量较多的是供团级干部住的。让我们试制用的是团级干部住的小楼。里面的照明电路显然不适宜我们试制生产用，就得另外架电源线。过去我们何曾干过这种活计，此时从购买器材到安装，一切都得自己动手。
　　
听说昆明市盘龙区无线电修理社曾经生产过我们所要试制的纸介电容，我们就到那里去取经。这才得知此时他们已经没有生产纸介电容，而转产利润较高的云母电容。听说我们新建的军工厂还要生产这玩艺，作为街道企业的他们好生奇怪怎么我们国防企业还生产如此落后的产品。经我们解释说目前许多电子产品一时还离不了纸介电容，我们不得不生产它时，他们就积极向我们提供有关情况和技术资料。
　　
相比之下，试制铝电解电容和炭膜电阻所需的原材料、工、模、夹具、仪器仪表等比试制纸介电容所需的要多得多。好在他们已经从所学习的天津老厂带回许多半成品。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要靠挤公共汽车采购试制所需的各种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购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作为采购物资的交通工具。好在我已经学会骑三轮车，所以每天到昆明各商店、货场购买物资，都由我负责骑三轮车去。每天往返在40公里以上，每次运载的货物在100公斤左右。以后，我在试制组里逐渐带出几位新骑手，我的任务才相对轻松些。
　　
我们几乎每天清早都要骑上三轮车进城，车上除了骑车的我，还得去上一两个人。平缓的路面由我蹬车走，下坡时任凭车子往前冲，遇到上坡处，坐在车上的人得迅速跳下车来猛推，待车子上完坡后才又跳上车来。大家一路上有说有讲，配合得十分默契，因而10多公里路，不到1小时就能赶到。哪儿有个拐弯，哪儿的坡度比较大，空车时到哪里才用推，重车时又该怎么推车，我们闭着眼睛都能说得出来。往回走的时候，有时由于带的货物太多感到很吃力，头上还得顶着烈日或暴雨，我不得不干脆学着本地三轮车夫的样子，把上身脱得精光地蹬车，俨然像个道地的三轮车夫。有几次路上偶然遇到老同学，难免使他们大吃一惊，开始还以为是看错人了！
　　
这段时间经常在昆明跑，不时能遇到云大的老同学和剑湖农场的“难友”。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一些催人泪下的情况。老同学许君分配工作到丽江后，又被分配到华坪县山区的农村小学，不久后即因心力交瘁而死。死时年仅30余岁。他的父亲闻讯匆匆从杭州赶来，看到的仅是一堆新坟了。白头翁送黑发郎，令人好不凄惶。而师院物理系的小孙分配到思茅后，因为鉴定上的“问题”而被贬到国营旅社当服务员。她和徐司令之间已不再有什么往来了。而那几位从外省被贬到剑湖农场的高干子弟，包括紧急集合时找不到背包带而把被子搭到肩上赶来集合的郭某，又都因为家里的老头子被落实了政策，凭着老头子写给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字条，已经被重新安排工作。几位大学时同班的华侨同学，则正忙于出国。当初他们曾经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回国后却处处受到冷遇、排斥以至怀疑和迫害，像是一盆盆冷水，浇熄了他们原有的满腔热情，只有新赋“归去来”词。
　　
原材料、工模夹具、仪器仪表全都准备停当后，我们即开始产品试制工作。试制铝电解电容的铝壳，芯子等材料，试制炭膜电阻所需的瓷体、铜帽、引出线等都是由天津工厂带回的半成品，这种“试制”，其实不过是炼兵而已。
　　
纸介电容的试制，算得上是真正的试制，但工艺方法真是土而又土。所用的两极铝箔，用的是昆明卷烟厂包装香烟用的，我们用小刀切成需要的大小，又用绝缘纸卷紧，同时卷紧引出两极的镀银铜线，卷成的芯子放到沸腾的地腊溶液中浸泡后放入模子，然后把松香和石膏的配合液料注入。液料凭手工用小勺浇注，难免有的浇得太凹，而有的浇得太凸，于是从外型检验便都难以合格。只有外型合格的产品，再用电容电桥仪测试其电容大小和耐高压情况。因为凭手工裁剪的铝箔难免有大小之分，而卷绕芯子时用力的大小也对其容量有影响，这种试制对原材料的浪费实在太大。厂领导们为我们制定的口号是，苦战40天向国庆节献礼！所以我们不仅白天得干，晚上也得干。这种紧张的工作使得浦君等人有些受不了，而我却不大在意，因为我总不能忘记在剑湖边的冰水里打渔和在西湖边插秧时叮满双腿、双手的蚂蝗。只要牢记那一段往事，此生还有什么苦是我所吃不消的呢！
　　
我们到黑龙潭后，胡代表和老宋也曾不止一次来看望我们，给予我们许多鼓励，并向我们介绍省建筑公司在白龙潭工地夜以继日建设厂房的盛况。胡代表是位热情洋溢、富有鼓动性的人。经他一番略带夸张的、绘声绘色的鼓吹，简直把工地上的情景描绘得再好不过。当然，他每次也念念不忘大讲建厂以来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反正在此地讲话老任无法听到，他每次都必定要肆无忌惮地臭骂老任是“走资派的本性难移！”由此不难想象，老任在白龙潭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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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五、一年河东又河西
　　
9月下旬，老任也卷行李上了黑龙潭。据他讲是他自己要求来的，经厂筹建组研究，同意他来领导产品试剂工作。我们心里都明白，老任这是在白龙潭混不下去迫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我们试制组原先已有魏代表挂帅领导，现在再加上老任，领导力量够强的了。许多需要与省军区、省工办联系的事情，都可以由他俩出面，免得出现我们普通老百姓去机关时门难进、人难找、话难听、事难办、脸色难看的狼狈情况。我们为此曾和工办计划处一位姓周的干部吵过一架。
　　
又过几天之后，山西人大老王也卷起行李上了黑龙潭。
　　
大约他也感到在白龙潭心情不舒畅吧。大老王来到试制组后几乎无事可干，因为他的级别和身份不如厂领导，因而出头露面的事还轮不上他。可是他的身份又比我们一般人高，也不屑于与我们一道干。
　　
此时疗养所里的“居民”，除了所长等管理人员外，主要有省军区在这里开办的解决昭通问题的学习班，其成员是昭通军分区及所属各县人武部的领导。据和我们一块搞试制的斌君（斌君是昭通人）讲，划线站队期间，昭通地区有成百上千炮派群众被一串串用粗铅丝拴在一起扔下金沙江，打死打残者不计其数，超出武斗期间伤亡的10倍以上。由于搞得太过份而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被责成举办这个学习班来加以纠正。我们试制组就和他们搭伙用餐。
　　
此外，住在这里的还有原大理军分区司令员和他的妻子。这位司令员曾奸污了与他们一道生活的姨妹。被妻子告发后，当军事法庭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妻子又害怕会失去司令夫人的既得到利益而撤回状子，过一段时间后忍不下这口恶气又再提出控告。而一当军事法院要审理此案时，她又撤回控告，如是者三，至今尚无结果。老俩口住的小楼紧挨我们试制组楼房的后边。有趣的是老俩口喂养的几只鸡中，有一支母鸡不时会跑到我们小楼楼梯转弯的空隙里生蛋。只要一听到母鸡下出蛋来咯得咯得的叫声，大老王就会条件反射般遛出去拾鸡蛋。拾回后立即用开水冲蛋花吃，大老王之贪小便宜，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看见也只作未看见，更不敢取笑他。
　　
与胡代表相比，老任要稳重得多。在人多口杂的情况下，他绝口不提与胡代表和老宋等人有何矛盾，仅能让人从讲到有关问题时的口气和语调上感觉出他的不满。而在私下，与魏代表、大老王以及对我这样认为可以信任的人面前，就会大发牢骚，以致破口大骂。使人难以相信他以前曾担任过部队团的副政委和工厂的党委书记。经历了4年文革的我，在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锻炼。即使在这种场合，我也绝对不附合着骂胡代表半句，只是静静地听，最多仅用点头、摇头、叹息等方式，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愿登上谁的战车，我不愿随波逐流，凡事我得有自己的主见。
　　
自从老任到黑龙潭后，胡代表再也不到黑龙潭来了。当时跃进厂在昆明的宝善街红旗旅社包有两个房间，作为跃进厂驻昆明采购站，有时我们到采购站办事时也能遇到胡代表。每次见面，他都要大讲黑龙潭和白龙潭现在可不是执行的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建厂问题上的反映。每次都提醒我们应有路线斗争觉悟和警惕。他希望我们时常回白龙潭看看，那里现在招了数百名职工，搞得热气腾腾，那才是大搞三线建设的阵势哩！言语之间既有亲近和拉拢的意思，也有讽刺和恫吓的成分。不由使我们十分反感，到黑龙潭搞试制不也是你胡代表决定和支持的么，怎么因为有老任他们也在那里，就把我们都推到错误路线一边呢？何况胡代表和老宋在划线站队时都挨过整，如今伤疤未好怎么又如此整治别人了呢？俗语有“敢怒而不敢言”的说法，用来形容我等却不甚恰当，人家虽不敢言，但毕竟敢怒呀！到底有几分骨气哩！而我们是既不敢怒、又不敢言，还得微笑着、认真地听着胡代表的一派胡言乱语。人啊，为什么总要扭曲自己的灵魂呢！可是，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
　　
在我们试制组群体心目中，天枰开始明显倾斜了。我们愈来愈同情受压的老任和魏代表。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拼命苦干、按时拿出合格试制品向国庆节献礼。只有如此，才能让老任他们的日子不至于更难过。
　　
（左图为我们试制组的留影。前排左一为作者，后排右边为浦君，居中者为友君。另外三人为公检法系统分配到我厂的人牛某和郝 、蔡俩位女士。）
　　
经过老任和魏代表的奔走，也经过我们试制组全体人员的积极努力，我们终于在1970年国庆节之前，拿出有7种容量经过检验合格的铝电解电容和纸介电容，并敲锣打鼓地到省工办机关报喜。这些产品还参加了云南省国防工业系统当时在圆通山防空洞里举办的文革成果新产品展览。此后，省军区副司令马兆铭、省工办米副主任曾不时到我们试制组视察工作，以表示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老任和魏代表的处境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其中一个标志是他们比胡代表和老宋更早地得知，省军区和省工办将再委派一位姓赵的军代表任跃进厂筹建组的副组长。赵代表原来是楚雄军分区的一位科长，此时正在省军区参加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食宿于省军区大院内的招待所。赵也是山西人。
　　
老任和魏代表既然在官场中混了这么多年，自然也有他们的功夫。他们闻风而动，把试制组的日常管理工作，放手交给大老王领导。他俩成天泡到省军区招待所，向赵代表汇报全厂工作，控告胡代表的专横跋扈。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据魏代表私下和我们讲，作为一名老革命干部，作为一名相貌堂堂的大老爷们，说到伤心处的老任，有好几次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可见前段时间他心里有多么委屈。由于大家都是山西老乡，一回生、二回熟，于是很快就抱成一团。赵代表的大儿子云健当时正想弃学参加工作，此事由老任和魏代表一手包下。至此，厂房尚未建成的跃进厂筹建组领导班子内部，力量对比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而胡代表与宋老当还蒙在鼓里。
　　
当老任他们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由赵代表出面邀请省工办的米副主任，加上老任和魏代表一行4人乘省工办的一辆小汽车直趋白龙潭，下车之后即以群众和领导成员要求筹建组领导班子开门整风为由，召开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开门整风民主生活会。开门整风是当时搞政治斗争的时髦手法，谁敢持反对态度呢！而群众代表的产生，自然不能仅是白龙潭的，也应当有黑龙潭方面的。于是从白龙潭打电话到黑龙潭试制组，让选两名群众代表和大老王一道火速赶回白龙潭参加厂筹建组的民主生活会。
　　
关于计划推选群众参加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开门整风一事，老任行前就和大家打过招呼，希望能选出能言善辩的、最能集中大家意见的人去参加。于是大家推选的两个人，一个是北大物理系的上海人品君，一个是云大物理系的昆明人泽君。大家希望他俩谨慎言行，发言不得过火，以免偏颇而代表不了大家。
　　
这次整风会议，对于胡代表和宋老当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的突然袭击。而品君又哪里是能够按大家要求去做的人，其泼辣的言辞，激昂的语调，用一件件的事实，把个胡代表炮轰得晕头转向，措手不及。而白龙潭选出的群众代表则看风使舵，也提出胡代表的一些不是之处，于是会议的风向急转直下，以老任的胜利和胡代表的失败而告终。幸而胡代表也有自己的靠山，此次开门整风会后不几天，一纸调令让胡代表悄没声息地离开跃进厂，改任昆明市辖下的富民县任武装部政委去了。想当初胡代表到跃进厂工作时踌蹰满志、意气风发，如今离开跃进厂时心灰意冷、垂头丧气。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是人生如梦啊。胡代表走后，跃进厂筹建组的工作暂时由赵代表主持。
　　
胡代表又岂是善罢甘休之辈，他一边到富民县工作，一边却也不时到省军区和省工办“反映情况”。这样，没有过多久，被从后边戳了背脊骨的赵代表也被调离跃进厂，另外调了两位军代表来，一位是陆良县的武装部部长张代表，由他任厂筹建组长，一位是金平县的武装部长冯代表。继而组建了跃进厂党委，党委成员由张、冯、任、宋、大老王共5人组成。这个领导班子，维持到1973年7月军代表离厂时为止。当然，老任信守诺言，不长时间里就把赵代表名为云健的孩子调来跃进厂当青工，云健也挺争气，不多几年就成为厂里最优秀的钳工，这是后话。
　　
两年之后有一天在昆明街头，我碰巧遇到胡代表。和在跃进厂主持工作期间相比，他显得老成多了，当年的锐气、当年的热忱已不复见。他诚恳地邀我到他家用中饭。我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最后还是跟上他去。他家住在五华山后门左边的一幢3层楼公寓，他的夫人在省邮政局信检科上班。酒酣耳热之际，话题谈到当年的开门整风会议。他挺认真地问我：黑龙谭选代表为何不选像我这样忠厚些的人去，却选了品君那样的大炮去？品君的炮火，是否果真代表了黑龙潭方面所有人的意见？我能说些什么呢？从他悄没声息地离开跃进厂开始，我就意识到他在仕途上将难以有所作为了。我因而不时有些怀念他、同情他，他本来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啊！唉，我就是这个脾气，谁倒霉就同情谁，当时同情老任，以后同情胡代表。善良的中国人大多不正是这样么！因为自己就处于最底层，于是就只会同情与自己类似的软弱者、挨整者。可现在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表白自己是多余的，也是愚蠢的。我只有劝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算了。我把话题转移到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孩子，以及他们这一幢即将按单位户口重新调整的公寓……
　　
中国有句俗话道：10年河东10年河西，风水轮回转。而跃进厂筹建组的领导班子呢，还不到2年就轮回了风水，胡代表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实在令人感慨。
　　
六、谭甫仁之死
　　
谭甫仁自1968年8月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以来，在政治上拉一派打一派，大搞划线站队，使云南的炮派干部群众伤亡数十万人；在经济上妄图为自己树碑立传，大搞所谓“三大工程”，一是拆除建筑别致的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建立占地数百亩的“红太阳广场”，二是组织驻昆省、市机关、部队、大中学校、工厂农村……全力投入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的滇池“围海造田”运动，既破坏了滇池的自然风光和生态平衡，也使昆明市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三是要沿滇池修建一条铁路，做这种表面文章标榜自己，而置全省落后的经济和交通于不顾。这三件工程中，前边两项已是既成事实，只有第三件还来不及办，他自己就一命呜呼而作罢。
　　
1970年12月18日凌晨，谭甫仁死于昆明军区9号楼官邸里。他是被人用5.4式手枪击毙的。谭甫仁的官邸，一向戒备森严，哪容一般人靠近。偏是出事的这一天出了若干漏洞，以至平时喂养的看家军犬被突然毒死也未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这难道是等闲之辈所安排得了的吗。
　　
第二天清早，整个昆明市就炸开锅，大批执勤部队封锁了昆明通往各地的机场、车站、码头和路口，一切外出人员都得经过严格的盘问和搜查。重点搜查的是部队招待所，凡是配备有5.4式手枪的军队和地方干部，都被重点清查。仅部队招待所内住宿的部队干部临时被隔离审查的就有200多人。中共中央也迅即派出调查组乘专机直抵昆明。
　　
部队招待所内被隔离审查的这200多名干部，至少被隔离一天，多的被隔离数天。逐个被查清当天夜间的行踪，所配备的手枪号码和持枪证，所备有的子弹数等各种需要弄清的问题后，才能解除审查。
　　
保卫部门还把审查范围扩大到全省，重点审查对象是炮派。其逻辑推理很简单，谭甫仁拉八派打炮派，仇恨谭的只可能是炮派。官方认为，从全省范围内审查，或许能找到破案线索的蛛丝马迹。此时我正好开始享受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回到下关，据知情人事后透露，我的行踪也曾受到审查，只是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得而知，真令人后怕！
　　
据我们厂一位郭姓干部子女讲，南屏街工艺美术社有位长得挺帅的小伙子，负责冲胶卷和洗相片。前些日子谭甫仁的女儿经常来该社冲胶卷，两人逐渐相识。谭小姐曾邀约这青年到家中玩过两次，此时也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被昆明军区保卫部抓去，备尝严刑拷打的滋味。待到一个月后释放他时，他的肋骨已被打断两根，门牙也被打落3颗，军区保卫部丝毫没有致歉的表示，还狠狠地教训他道：你闯到本不该是你能去的地方，让你吃点苦头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你是极好的教训哩！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小伙子只有自认晦气，忍气吞声自行投医去。
　　
有情报说，刺杀谭用的手枪，可能丢在军区大院外西侧的西坝河中。于是几台抽水机同时抽水，抽干西坝河后，果然捞到一支锈迹斑斑的5·4式手枪，难道这就是作案的枪么？
　　
既弄不清谭府的军犬为何在出事的头天下午被毒死，也弄不清谭的警卫人员为何在出事的那个晚上睡得特别香甜，以至听到谭“啊——”的一长声后却仍无动静……等等，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和一名科级干部又几乎是同时自杀了，更使案情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谭甫仁自身必定也有大问题。因为按照惯例，中共中央委员去世，都得享受骨灰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哀荣，何况谭是惨死于任上！可是，谭的骨灰未能进入八宝山，这就使人疑窦顿生。
　　
过了一段时间后，有小道消息说：原来谭是林彪的死党，当周恩来乘专机飞往印度支那参加三国四方（即柬甫寨、老挝、越南的北方、南方）会议时，行前只有毛泽东和林彪知道此事。专机起飞后，林彪电令谭甫仁密切注意云南上空，当有飞机要出国时，不必再作报告和请示，立即击落之。谭作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兼管昆明空军和防空兵，有条件办成此事，谭也作好了布置。可是，当飞机进入云南领空后，从观察站可以看清专机上印有“中国民航”字样，于是谭不敢贸然下手：中央内部斗争激烈，毛泽东未吭声，仅只林彪指示，万一办错事，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临时决定，先派四架战斗机将这架身份不明的民航机迫降。如果迫降不成，再予击落；如果迫降成功，他将亲自在昆明机场“欢迎”以便随机处置。此时的他手执花束，并对手下定下暗号，只要他扔掉手中的鲜花，手下即可动手抓人；如果他始终握住鲜花，则千万不可造次。
　　
专机被迫降到昆明巫加坝机场，当机舱里走出来的是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时，谭甫仁傻眼了。他万万没有料到，林彪要他谋害的是周恩来。当周恩来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时，他张口结舌、语无伦次。他当然不敢讲出林彪的密旨，在周恩来面前又不能自圆其说，显得十分狼狈。此时林彪在北京密切注视着云南方向的情况。得知周恩来已经改变主意，不再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而直返北京，林彪自是叫苦不迭。
　　
据说周恩来对此事心里雪亮，但他自有其难言的苦哀，思前想后，终于没有向毛泽东和林彪提及此事。只是谎称身体不舒服，需要稍事休息，林彪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谋害周恩来不成，谭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自从与周恩来遭遇后，谭经常神情晃忽，若有所失。以至在省革委常委会上、在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上讲话都会丢三拉四，和以往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而林彪也意识到，让谭多活一天，自己就要多耽惊受怕一天，唯有杀人灭口才是万全之策。偏是林立果的小舰队经办此事未能干脆利落，有些拖泥带水。于是只有安排昆明军区保卫部门的两个干部“自杀”来最后掐断线索。至于此事会牵扯进多少无辜者，他们自然不必理会。甚至牵扯得越多，弄得越混乱，他们正求之不得呢！以上小道消息，当时在昆明坊间流传较广，至于其可信度有多大则无法考证，在此录出仅用来说明全省上下当时思想之混乱而已。
　　
谭甫仁之死，在全国也算得上是特大案件。中国在物质生产上很是落后，可是在对各级党政领导人、特别是对高级干部及其家属的安全保卫措施方面，可谓周密、厉害得很，在世界堪称一流。某要员路过，可以提前3天把所到之处的一切嫌疑分子（如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流氓、小偷等各种可能滋惹是非的人，统统集中看管起来。路过当天的若干小时内则要清道，要控制所经道路两旁的制高点并封锁交通，要警车开道。要员下榻的宾馆饭店也要清理，不得再让其它人住宿，甚至其四周所向的其它建筑的窗户都要求紧闭并拉好窗帘，否则所造成的后果自负。而部队、公安部门、特别是遍布城乡的各种“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则全体动员，更是可以把治保工作做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步！如果某要人有雅兴游公园，则公园的“清园”，将挂上“整理内部、暂停开放”的牌子，拒绝一切游客的造访。因此，在大陆，谭甫仁之死，说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不无道理。
　　
谭甫仁死后，中共中央决定其骨灰就放在云南，而没有享受与他级别一样的其它干部所应享受的待遇——骨灰放到北京八宝山公墓，这也增加了人们对他的猜测和议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兴继任省革委主任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周、谭本是一丘之貉。周兴上任后，全省情况不可能有什么大变化。只是老百姓在下边议论道：云南王可不是好当的，盐政委（阎之谐音）自杀了，糖政委（谭之谐音）他杀了。今后谁当政委，如果还不认真体察民情，怕也不得好死哩！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周兴照常当他的政委不误。只是此后的保安措施就更加严厉了。
　　
八年之后，对谭甫仁之死的说法是：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亚杀害了谭甫仁夫妇，王在得手后自杀了。此案因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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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一、车间尚未投产  先作批陈战场
　　
1971年1月份，我们黑龙潭试制组迁回白龙潭。此时厂房已基本建好。一幢幢顺着山沟拔地而起的厂房，每天源源不断进厂的设备和原材料，以及饭堂前总是挤挤嚷嚷且还互不认识的职工，种种热闹迹象，看上去真像个工厂的样子了。机修车间的正面墙上，用石灰水刷有一幅分外醒目的大标语：“头可断，血可流，誓保71.12.25以前建成工厂！”当我们向省建筑工人请教何以写这标语时，两位省建师傅苦笑着说：这是鲁副司令（即鲁屠夫）讲了话的，如果1970年底之前建厂工程还不能完工，就要在省建公司抓反革命！谁敢撞这枪口去当反革命！
　　
唉，有这样搞工业建设的么？名义上厂房是建成了，可是建筑质量低劣，遗留问题一大堆。省建“完成任务”后拍拍屁股走人，受害的却是厂方。今后在这样的厂房里怎么搞生产？
　　
此时厂里已有400多名职工。其中有一半左右是从曲靖县和云南军区大院招来的青工，全厂有近70名大学生。何以一个小厂要分给这么多大学生呢？因为按计划以后要将寻甸办成一个电子工业城，此时不将大学生安插在这里，今后往哪儿要人去？大学生虽然是臭老九，（以排列顺序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而得名）可也有如吃臭豆腐一般，闻着臭，吃起来香；臭老九名声虽臭，可用起来挺能办事。这些大学生，大多分配在厂部机关政工、生产、后勤等三大组，自然也就有人填补了我去黑龙潭之后留下的空位。此外还有从省工办系统抽调来的几十名老工人、从成都715厂抽调来的几十名老工人，以及从保山、祥云、楚雄等地招来的几十名复员干部和战士。其中尤以这些复员干部的遭遇甚为悲惨。他们入伍都已十几年了，有的近廿年，只因文革中同情过炮派，即被踢回农村老家，生活很是困难，能被跃进厂招进来，也算是跃进厂做了一桩好事。这批人大多为老任所重用，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
　　
此时的老任，可不是胡代表执政时期的那个老任了。他已经把家从楚雄燃料二厂迁来，整天精神焕发，风风火火地干个不停，颇有点军人风度。
　　
而老宋呢，按说他的革命资历最老，早在50年代初期就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财务处长，这几十年却毫无长进。我们曾经问过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淡淡地说：工作调动过几次，从上海调到成都，又从成都调到昆明，离开了熟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不被人整下去就不错喽，哪还敢指望长进呢？仔细想想，也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前段时间和胡代表共事时，老宋劲头蛮足，时常忘了吃饭，忘了休息，络腮胡子也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自打胡代表调走后，老宋就蔫了下来，蓄起了胡子，让人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工作也不大过问了，不时串到这里那里与大学生们聊天、下棋。
　　
此时，我和同农场的友君、省公安厅来的浦君、云大物理系的铭君、斌君、北工大的高君、北大的许眼镜、昆明医学院的王医生等，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之间虽然性格各异，但毕竟年龄相仿，志趣相近，都有些哥们义气。我们有酒同喝、有肉同吃。虽然山沟里生活清苦，但友谊给我们以几多的安慰。经过几年的文革，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防范是常事，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者屡见不鲜。在这种风气包围中，我们能如此肝胆相照，这种友谊比什么都可贵！
　　
这段时间，全厂所用的电由一台柴油发电机供给，仅能供晚上照明用。夜晚11点停止发电后，全厂即陷入一片黑暗中。生产还无法进行，只有半天组织职工学毛著，半天修桥补路，把当初羊街公社民工修筑的土路修补好，以便汽车能顺利通过。这种修路劳动，各车间负责一段，没有明确的定额可以考核，大家说说笑笑，日子倒也好混。
　　
1971年2月初，省工办系统召开厂级党员干部开会后，又召集科级党员干部开会传达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9届2中全会文件精神，布置各厂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由赵代表和老任向全厂职工传达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其中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用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听了传达，对我们震动很大。在我们心目中，陈伯达向来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央文革组长，文革刚开始的几年里最为毛泽东所倚重。1958年3月，陈伯达在国家科委第5次会议上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被毛泽东热情赞扬为“有破竹之势。”在196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讲话称：“……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在林彪同志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提倡下，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主席思想。”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下子从政治上宣判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由中共五大秘书之首倾刻间就沦为一贯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政治骗子”。
　　
前几年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是“谁反对陈伯达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天才”的提法，开始不也是由林彪提出来的么，小红语录本的前言中林彪不是颂扬毛泽东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么。联系1970年12月18日当天中央和地方各种报纸上同时发表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当时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还反诘道：你发表了著作总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这也就是你希望得到一些崇拜。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不也是经过林彪题词和高呼而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么，真是不可思议！
　　
在批陈整风期间，厂里把电位器车间厂房(即顺山沟一字儿建成的五幢厂房中靠厂部办公楼最近的一幢厂房)开辟为大字报室，让大家书写大字报批陈。不过几天功夫，上百份大字报就贴满电位器车间的四壁。少数大字报还上挂下联，联系工厂实际展开大批判。主要被联系批判的对象是宋老当和厂政工组长老张，（他先前是陆良机器二厂的保卫科长）。有的甚至在大字报中也称他们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政治骗子”，让人看了啼笑皆非。而大字报的落款大多是“一群革命职工”之类，究竟是谁写的也说不清。这段时间大字报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涉及军代表的，大约“划线站队”时期大揪所谓“反军乱军分子”把大家吓怕了。
　　
在这次全厂书写大字报的活动中，我们黑龙潭试制组的人谁也没有参与。我们对写大字报的做法，早已失去兴趣，只是还保留有看大字报的兴趣。因为通过阅读大字报，可以了解厂里的阶级斗争动向，可以掌握某些人的隐私，可以窥测一部分人的灵魂，可以猜测某份大字报出自谁的主意和手笔，何乐而不为！
　　
厂房建成却不能搞生产，生产车间首先成为大批判的战场，这就是当时一批新建国防工厂的实际情况。
　　
二、山穷水复疑无路
　　
我渐渐发觉，在批陈整风和深挖5.16分子的运动中，许多人在背后对我窃窃私议。而当我走近他们跟前时，这种议论就会嘎然而止，或者将话题极不自然地转移到其它方面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朋友们终于告诉我，有人传说从档案中发现，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有反动言论。谁传出的呢？据说是厂政工组内搞宣传的广州华南工学院学生张某，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当时厂里已经开始整党，成立了整党办公室，我虽然不是党员，却已被抽调到整党办公室工作。如若有此问题，为不使领导被动，本人应主动退出才是。可是，我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难道我还不了解自己么？莫非有人在我的档案中做了手脚，那可怎么好？
　　
终于有一天，这种背后议论被摊到会议桌上。事情发生在选举厂团委的全厂团员大会上。当有人提名我为团委委员候选人时，另有人马上说道：据说有的人政治上有严重问题，跃进厂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互相不大了解，希望组织上把好政治关。我当即在大会上表示，我无意进入厂团委，但所谓有“严重政治问题”者，希望组织上尽快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被选举一事自然告吹。这还不算，我的朋友们也不敢接近我了。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继续和一个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交往，会受到同流合污的指责。然而，突然被抛出友谊的圈子外，毕竟是一件最令人痛苦的事。回首往事，在剑湖农场时身心也曾受遭受过极大摧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我们云大同班的同学占有农场学生数的4分之1左右。当时彼此可以互相同情和鼓励，而此时的我是如此地孤独无助！
　　
最令我难受的是友君的态度，他与我的交往已非一日。在剑湖农场时我俩就分在一个班，在同一宿舍里滚了一年又三个多月的地铺以后我们一道来跃进厂报到，现在又同住一间宿舍，如此缘份人生能有几朝。划线站队期间我们的历史已被审查过若干遍，我究竟有没有这种问题他应该是清楚的。当时他曾先后被树为团部、师部和军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哪一次不是由我替他整理“先进材料”。当时每一次要材料都特别急，一夜功夫就得写出来并复写为4份。根本就没有可以事先打草稿的时间，必须一气呵成直接复写下来。也算我毕竟是中文系出身，有点写作功底，加上平时朝夕相处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尽可以笔下生花、放手写去。他放心地睡过囫囵觉而我熬个通宵写成之后，第二天一早，能让他带上满意的材料外出讲用。在团里讲得好，进而被选到师部讲，在师部讲后又被推选到军部讲。这里讲，那里讲，待他几次讲用下来，农场的农忙季节早已过去，于是他被大家称为一员福将。而我每次替他熬夜写材料之后，第二天照常得象牛马般苦力的干活。但我心里很痛快，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能成为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我再苦也值啊！友君长得高大帅气，他的慈眉善目和厚厚的嘴唇时时挂着浅浅的、略显憨厚的微笑总能给人以极好的印象，与这样的人相处在随时讲阶级斗争年代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当时我心中还暗地里存有一个念头：只要今后他能有所发展了，我可能会得到他的关照哩！这个社会不就需要我扶你一下、你拉我一把么。可现在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像躲瘟疫一样地躲开我，生怕如果我有什么政治问题，沾上我以后连带他也会有问题似的。当时我还没有达到儒家“施恩不念、受惠不忘”的思想境界，于是老为过去曾鼎力支持过他而现在他却如此无情的态度而憋气。
　　
如今的友君总揽全厂人事大权，成都715厂的几十名干部和工人，都是经他一手调来的。在全厂近70名大学生中，他可谓红极一时。此时我俩还住同一间宿舍，我多么希望能得到他的一分关心和理解。可是，友君像是躲避瘟疫般地躲开我，只是还没有最后横下心来搬到别的宿舍去住，算是还最后留给我一小点面子而已。从我们所住宿舍到食堂要走1公里多路，每到开饭时间，以往我们都是同去同来的。而现在呢，他要么提前就走，要么挨到后边才走，总是不肯与我同路。有时不得不与我同路，路上也从不与我讲话，犹如不认识我一般，好几次弄得我很是难堪。此后，我只有知趣地远离他。当时看到许多有家室的干部和工人经常邀他到家里喝酒吃肉，把他巴结的了不得。我心里不免生出几分妒嫉来：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吃苦精神、待人的诚恳……平心而论，我并不比他差，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略胜一筹。可是我们两人无论在大学时的经历、农场时的遭遇、还是此时的处境，何以他能步步比我优越许多？莫非冥冥之中确实有命运在安排着各人的一切？莫非我前世作孽太多，今生今世就得不断地下地狱受煎熬！
　　
有时我也耽心，难道真的有人在背后陷害我，在我的档案里塞进莫须有的罪名？50年代以来这类事听的见的都够多了。可究竟是谁要这么置我于死地呢？为人处世我可处处凭良心讲道德的呀，也没有和谁结有冤仇啊！我真是苦恼极了。我也曾找过赵代表、魏代表和老任他们，可当时胡代表正在后面暗算他们，他们哪有心思管我的事。只是要我莫急，以后总会水落石出的。我怎能不急呢，这种事摊到谁的头上也不可能不急呀。
　　
当时还敢于和我接近的，只有浦君和高君。浦君成天带着汽车到师宗县林区拉木材，往返一次要几天时间，有时当天中午把木材卸到仓库后下午又跟车出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亲切地和我在一块说笑话引我开心，虽然只是几天没见面，我会有一种像是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般的感情。有一次他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的夫人在一个省管监狱当管教干部，她买来一口铁锅后需要做一个锅盖。她就安排一个原先当过木匠的劳改犯按照她提供的尺寸加工。因为做成的锅盖盖不严铁锅，她把这名罪犯臭骂了一通。于是这名罪犯更加认真地重新做了一个锅盖。然而新做成的锅盖仍然盖不严铁锅，这下子可把她生气得不行，只是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反而不再骂人了。能为管教干部做点事是罪犯们求之不得的事，因为管教干部只要稍稍灵活一点，就可以让这名罪犯少吃许多苦头。居然让做个锅盖都马虎了事，这不是给脸不要脸么。平时可是要巴接管教干部还来不及呢！
　　
这可吓坏了这名罪犯，一阵战栗后，终于大着胆子说：报告队长（在这个监狱里罪犯都习惯于把管教干部称为队长）能让我到你家里看看你新买的铁锅吗？于是浦君的夫人耐着性子把这名罪犯带回家里看新买的铁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明白。原来是队长买的铁锅不是正园而是椭圆型的，于是他做的锅盖越园越标准，反而不可能把铁锅盖严实。找到原因就好办了，给椭圆的铁锅配上一个椭圆的锅盖就恰好：正如当地俗话说的“歪锅配歪灶”！虽说是笑话，但听了这件发生在浦君家中的真人真事，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心里总有一丝酸涩，也许与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有关吧。
　　
高君是湖南常德人，他也能经常和我谈心，为我消愁解闷。正是疾风知劲草，患难识知己。从此以后，我把他们两位视为兄长一般，我们始终保持着兄弟般的友谊。每当回忆起这段逆境，内心就十分感激他们。
　　
这是我记事以来最为痛苦的一段时间，难堪的孤独和压抑几乎要使我精神失常。我渴望理解，渴望友谊，甚至是渴望得到一些同情。此时只要有谁愿接近我，我甚至可以为之赴汤蹈火也再所不惜。
　　
想起孔老夫子说过“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的古训，此时的理解是：君子并非没有遇到困境，但能坦然面对而已；小人也应有可乐之事，却总是忧心忡忡。莫非我不是君子而是小人吗？我可不是小人啊！如此一想，心里才有些释然。
　　
在这段度日如年的时间里，终于有汽车修理班的晋宁人李师傅主动接近我了。他是一位复转军人，当兵时干的就是汽车修理。修理汽车总没有驾驶汽车来得痛快，他和我搬到一间宿舍住后不久，由于厂供销科长和他来自同一个老厂的关系，为他提供了机会，使他争取到驾驶汽车的岗位。在当时，这可是一个肥缺！李师傅开汽车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气质。许多驾驶员行车途中专门爱搭大姑娘，见到男性公民和老太婆要求搭车，他们却视而不见，其品行极其卑鄙！李师傅却反其道而行之，行车途中专门搭男性公民或老太婆，对大姑娘们的搭车要求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把在厂里出车时不得不带上的女青工也要设法中途甩掉。有几次害得几个跟车到嵩明县城玩的女青工硬是从嵩明城步行近20公里返厂，回到厂里已是午夜以后。几位大姑娘每提起此事就会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李师傅却满不在乎，照常我行我素。
　　
李师傅了解我的处境后，对我很是同情，时常开导我要往宽处想。我们之间虽然文化水平、生活经历颇不相同，却也引为知己。就在这时，有人给李师傅介绍一个对象。所谓介绍，其实仅为之提供出女方的通讯地址：蒙自县印刷厂江某。至于女方的年龄、文化、工作、家庭状况等，却只字不作介绍，只是让李师傅按地址通信联系。李师傅只上过3年小学，扁担大的字加起来还不认识两筐，这不是给他出难题么！可李师傅年纪已是27岁多，是该谈恋爱结婚的时候了。李师傅请我以他的名义向江某写信试试看。
　　
高中毕业前夕，我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初恋，此后再也没有谈过恋爱。如今我本人尚未有女朋友，却要代笔为别人写情书，这不是太荒唐了么！要在平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然而，此时此地的我，整天毫无工作可干，处于百无聊赖之时。既然如今李师傅有求于我，古语有道：君子成人之美，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我不忍拒绝他的要求，只好答应替他写上一封信试试。
　　
这种试探性质的信不必写得太长，但必须把介绍人的大名点上，才不致使对方感到突兀。于是我杜撰道：听介绍人某某讲起，江是一位面容娇好、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很想能结交认识。然后将自己的情况也介绍一二。这封信本应由李师傅自己重抄一遍方可寄出，偏是他偷懒，就这样寄了出去。10多天后，收到了小江的来信，表示愿意结交。还说，从去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师傅为人诚恳朴实云云。既已开了好头，下边的戏本该由李师傅自己去唱。可是他说，上次去的信是我的笔迹，如果此次笔迹变化，岂不要砸锅么！干脆送佛送上西天，做好事就做到底。于是这第二封信也只有由我来回。事到如今，无法推脱，我只有以李师傅的身份和口气又写出第二封信。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必然有第三次、第四次……这样书来信往，每次都由我直接写好，读给李师傅听上一遍之后，即由他去投邮。这样过了几个月，小江对李师傅已是十分爱慕，要邀请他到蒙自会面以确定关系。李师傅为此十分高兴，弄来酒菜与我庆贺。只是我不由地替他有几分担心。

李师傅该带点什么见面礼去呢？我建议他带上几本书去。因为小江是一位爱学习的姑娘，送她几本书，可以起到鼓励她学习的作用，以进一步赢得她的好感。李师傅却认为，当时社会上最紧缺的物资是猪油，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半市斤猪肉，还往往有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而李师傅是开车的，有时为食品公司拉生猪和饲料什么的，食品公司的人对他特别客气，容易搞到猪油，捎上一罐猪油去岂不更好。
　　
临行前我告诫李师傅，到时一定要举止文雅，脚勤手快，要尽量按通信中形成的形象去说话办事。李师傅点头称好，很高兴地启程了。
　　
10天之后，李师傅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据他说，初到江家曾受到极热情的招待，可他言语粗俗惯了，一时哪能改得过来。和江家的人没有多少可谈的，只有每天到县城中的南湖公园的长椅上睡大觉，有时还禁不住和孩子们到南湖岸边捉黄鳝，把衣服也弄得挺脏。至于所带去的猪油，江家并不稀罕。因为江的父亲是县商业局长，当时社会上紧缺的物资，江家全都应有尽有，缺少的只是一位中意的女婿。由于李师傅的言行与信中给人的印象相去甚远，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到此止步。
　　
听完叙说，少不得要安慰他一番。我的内心且忧且喜。忧的是李师傅到头来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今后还得重敲锣鼓另开张。喜的是江家毕竟有眼力，终于没有铸成可能的大错，让我也得以从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中解脱出来。
　　
蒙自的小江没有谈成，有人又给李师傅介绍了一位在嵩明工作的女工小杨，以后终于和小杨结婚，解决了他的老大难问题，这是后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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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象迟迟得不到澄清，每天无事可干，想看点书也静不下心来，许多人像躲瘟疫般地避开我。此时的处境，不是亲自经历过的人是难以理解的。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在此时厂里买来一台打字机，先是摆在宋老当的宿舍里，一些需要打印的表格，就由宋老当亲自打印。我在看过两次后，觉得没有多大困难。征得老宋同意后，我把打字机搬到李师傅和我住的宿舍，我就每天练习打字。打字的关键是要记熟字盘。这段时间，我给亲友们的信件，我的日记和杂感等，全部可以借助于这台打字机。不用多长时间，我就成为一名熟练的打字员了。
　　
厂政工组长老张，在建厂初期和我尚有一定交情，我私下请他把我的档案好好看看，究竟有什么问题，以便我心中有底。许久之后，他才悄悄告诉我：档案上没有大问题，无非是部队农场党支部书记党德庆签字的那份鉴定写得不好，但军政治部的鉴定写得挺好，足可压住连队的那份。老张向我解释说，之所以拖了许久才告诉我：原因有二，一是分管档案的女党员徐某与张某关系很好，徐某在时，老张不便查看，徐某外出几天，老张也不便查看。只有安排徐某外出一段时间，方可以工作需要为由，让徐某暂时交出档案柜的钥匙，是以拖了许多时日。二是老张办事认真，不看则已，既然查看就要看个一清二楚。他花一段时间把所有大学生的档案全部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才弄明白，确实有一个大学生的档案中写着“在大学期间曾有反动言论”的条目。老张向我分析道：华南工学院的张某，担心因我从黑龙潭归来后会挤走他在政工组的岗位，于是与徐某一同偷看档案，想从中找到攻击我的炮弹。由于做贼心虚，难免看得慌张，以至张冠李戴，把罪名安到我的头上。我再三问老张可曾看清，别让我空欢喜一场。老张保证说没有看错后，我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既然我心里已经有了底，而领导迟迟不肯澄清是非，我将不得不有所行动了。
　　
一天中饭后，我在路上遇到张某，我问他为何要造谣中伤我。他先是不认账，抵赖不过时，竟然横蛮地说像我这类有问题的人只能规规举举，不得乱说乱动，大有要对我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气。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出手就狠狠揍他一拳，可惜只打在他的手臂上，我应当打在他惹事生非的嘴巴上！为此我曾后悔不已！张某见势不好，转身就溜，我亦不去追他。
　　
在大陆有许多事情真是怪，你好生反映情况，要求组织上出面解决问题，可能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而当你被逼上梁山，一拳出手，让领导们当回事，就啥都可能解决了。
　　
这一拳使厂党委下午就举行党委会，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刚来厂不久的筹建组新任组长张代表当众宣布我是一位好同志，没有什么问题。有的人不负责胡说八道，再不收敛就要犯错误。
　　
这次会为我洗清了不白之冤，但我穷追不舍，会后我要求追究徐某、张某的责任。在和张代表的交谈中我才知道，政工组长老张看档案时，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看，而是张代表、冯代表和老任等几位领导共同看。徐某、张某以往甚得胡代表和宋老当的信任，以是有恃无恐。但如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他们要我耐心等一段时间再说。既然如此，我只有不再多言。
　　
领导们一时还未决定如何安排我的工作，我只有继续耐心等待。好在事实既已澄清，友君、铭君、斌君、许眼镜等都和我又如以往一般亲密相处，使我得以重新回到朋友圈中来，自己的心情也就日见舒畅。我终究没有为朋友们惹来麻烦和牵连，这是足可自慰的。当然，我和浦君、高君的友谊是要更深一层了。至于李师傅，因他整日出车在外，加上忙于谈婚姻大事，我与他的交往显得少了些。但只要有机会坐到一块，相互间还是挺亲热的。
　　
不多时日后，管理档案的女党员徐某即以要求照顾夫妻关系为由，调到昭通工作去了。而张某也以支持新建的旭东厂为由被调了出去。同时被调出的还有高君等一些大学生。
　　
要不是因为遇到一件事，对我的启用还可能要拖些日子。事情是这样的，我厂有一位年轻驾驶员，凭着开车的方便，经常和女青工乱搞，有时在一间房里同时与两名女青工胡来，以后又把另外一名女青工的肚子搞大了，在厂内外影响很不好。厂党委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处理意见交由政工组的两名部队复员干部先行拟稿。这位驾驶员除了有生活不检点的毛病外，平时对人热情大方，颇得大家的好感。这两名干部所拟的处分意见，将这位驾驶员的工作表现夸奖得过火，末尾才将其问题轻轻带上两句。张代表看后很不满意：工作如此之好，问题仅是轻轻一笔，那岂不是处分重了么。于是让他们重新拟稿。第二次的草稿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这个驾驶员说成是十恶不赦之徒，那留党察看的处分不又太轻了么。张代表无奈，只有自己动手去写。经历此事之后，由张代表提名，决定让我担任厂部秘书。
　　
过去我和张代表没有打过交道，只听说他因为同情炮派曾被整得很惨。其担任小学教员的夫人也被吓成精神病患者，至今在家闲着，其病情时轻时重，给张代表以很大的思想负担。要不是张代表与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少将是老乡，那还不知道张代表会落得什么下场哩。如今一家6口，全靠张代表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遇到夫人病情重时，还会将家里的衣物撕毁、炊具砸坏，让其全家的生活苦上加苦。
　　
当时的厂部办公室名义上由宋老当领导，其实所有的厂党委成员都可插手。厂里没有党委办公室，所以行政、党务的日常工作都得由厂部办公室负责。办公室成员除我任秘书外，还有管理机要文件的干事，有负责报纸信件收发的知青小孔，有电话接线员小李以及打字员老知青小陈，日常工作由我安排和处理。
　　
此时的人事科，已经配备了一名负责人，友君只是科里的干事。相比之下，友君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也大不如我了，真乃世事多变啊！
　　
四、“9.13”事件的震撼
　　
1971年9月中旬，小道消息传说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当我们刚听到这一消息时，简直吃惊的作声不得，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文革以来各种文件和各种报刊都一直宣传林彪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深谙刘少奇的成功之道：可以根据需要反对各种人，唯独不能反对毛泽东，而且应当尽可能崇拜毛泽东。林彪在这方面果然做得更为高明。他可以与其共事的罗荣桓等人搞不好关系，甚至可以附合高岗、饶漱石倒刘少奇，但因为他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所以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与之有牵连的人大多挨整，唯独与高、饶关系密切的林彪非但没有挨整，反而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7届5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在1958年5月中共8届5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林彪刚主持军委工作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主要力量学习毛著，“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快捷方式”，而且“学了马上可以用。”
　　
1962年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当刘少奇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大跃进是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结果使人民“饿了两年饭”等等，委婉地批评毛泽东时，林彪的发言针锋相对，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些话与延安时期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赞扬何其相似也！
　　
到1966年，林彪提出谁反对毛泽东，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林彪深知只要忠于毛泽东，即使有天大的问题也不要紧。而如果不崇拜毛泽东，即使没有问题也不能得到重用的道理。在1966年8月10日听取军队工作汇报时林彪讲得很清楚：“有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军队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毛泽东一贯实行的就是这种“小节无害论”的干部政策，不过口头上他不这么讲，而由他最好的学生林彪来讲罢了。也因为如此，给人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形象的林彪，终于取代刘少奇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林的上升都与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有关。刘、林的区别在于：当刘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就不够谨慎了：1959年刘成为国家主席，与毛并肩上天安门、并肩进入大会堂，毛泽东虽然还面带微笑，内心已存芥蒂，以后终于被置于死地。林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后，吸取了刘的教训，每次在公开场合，林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与毛泽东拉开一定距离，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不仅如此，林还就这一问题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次是以中共中央（67）202号文件转发的林彪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中，林彪写道：“近一个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句话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但“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及其它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另一次是1967年12月13日以中央军委文件转发的《林彪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的一封信》中再次指出“……不要呼喊‘祝林彪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出十分之一的比例。”
　　
再有一次是中共召开9大期间的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大肆吹捧毛泽东和林彪之后，林彪紧接着发言说：“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一下话，听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没有知道他要这么讲，总理对主席的评价是正确的，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是恰如其分的……至于我个人很惭愧，我在年轻的时候到井岗山，与毛主席会合，我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干革命……这是很朴实的，很不自觉的，很自然的，不是说我有什么高瞻远瞩，全面看问题，我整个的思想水平是很低很低的，后来跟毛主席做了一些事，略有点成绩，是在主席教导下做的，要如果我在贺龙的底下，在张国涛底下，我的脑袋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我之所以能存在，是全靠毛主席……，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的。”5月14日周恩来在党和国家机关、驻京部队传达中共9大会议情况时曾就林彪的这一讲话说：“大家就看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是怎么样地谦逊，这更值得我们热爱、支持和拥护……南昌起义的军队在广东失败了，可是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参加那次潮汕战斗，结果呢，就能够脱离了敌人包围圈，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上了井岗山，跟毛主席的队伍会合了。林彪同志就在那里头。从那时起，林彪同志就一直紧跟毛主席。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在国共重庆谈判时，“叛徒刘少奇呢？在延安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东北就抵制了他的这个‘指示’……这就说明，我们副帅的英明的判断。”
　　
关于林彪，周恩来、叶剑英以及许多领导人都曾多次给予高度的颂扬，毛泽东本人亦不例外。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聂荣臻、肖华等人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在中共8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力主林彪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周恩来也在大会发言中说：“最高司令、最高统帅是毛主席，林彪同志是副帅，党是这样，国家是这样，军队也是这样。” 中共9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不是曾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么？由上可见，林彪靠搞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取得显赫的地位，而周恩来等许多人为保住自己，则不仅对毛泽东崇拜，对林彪也得崇拜。
　　
可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往往就是官方消息的前身！不几天，全国宣布不搞国庆节游行活动，领导们也正式传达了林彪仓惶出逃摔死的消息。此后，中共中央文件多次称林彪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是个“政治骗子”，毛泽东称林彪为“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直到1974年，中共中央还两次转发军事科学院批判林彪的大块文章，称辽沈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先后给林彪77份电报指示应如何作战，纠正林彪的错误思想后取得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云云。这是后话）。
　　
如此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说垮就垮了，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平时相处得好的一些大学生们私下对时政的议论就比较出格了，其中尤以云大物理系的斌君的观点最为新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算是一种宗教，不妨简称为马教。而各种宗教的宗旨也都大同小异，都是要规劝人弃恶扬善。比如说，佛教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么，关键是能否身体力行的问题，但纵观天下，不见有人能身体力行啊。仔细想来斌君的话也不无道理。
　　
五、批判“571”工程纪要
　　
进入年底，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其中要求重点批判的是“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纪要》形成于1971年3月下旬，分为9个部分：
　　
（一）可能性。认为中共9届2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然性。“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象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四）时机。（略）
　　
（五）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略）。
　　
（六）口号和纲领。……“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七）实施要点。（略）
　　
（八）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关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持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有的出于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和纪律。
　　
“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B－52（原本是越战中美军的一种杀伤力很大的重型轰炸机）此纪要中被作为毛泽东的代号，指开会讨论时毛泽东走到哪个组，就让哪个组的人不敢再发言的意思。上面之所以用较多文字引用《纪要》的内容，是想说明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看得不可谓不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要发动反革命政变，要与毛泽东斗法，而他们哪里是毛泽东的对手，最终又怎能不身败名裂呢！
　　
开会发言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批判林彪一伙是丧心病狂地污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乃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大家都会联系林彪于文革初期讲过的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话。都说现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了。可是，大家在内心里却又嘀咕，在私下和知心朋友的交谈中都认为《纪要》讲的许多情况都是实情。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我们的思想所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我和朋友们的头脑中，毛泽东的偶像地位开始动摇：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未必都正确吧？开展文革又是否必要？
　　
为驳斥《纪要》的“无耻烂言”，许多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工龄长、工资低的干部和职工都得到晋级机会，知识青年一批批被招工回城，“解放干部”的工作步子也明显加快……总之，各阶层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点实惠。可是，应当承认，若不是批判《纪要》，这点早应得到的实惠还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呢！
　　
由以上可以看出，对《纪要》的批判根本不可能达到毛泽东预想的结果。相对地说，在城市，在机关、部队、学校和企业，毕竟从形式上对林彪作了一些批判。而在农村，这种批判简直笑话百出。在有的农村、大队党支书向社员传达“林彪带着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逃往北方，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时，农民们听为“林彪带着老婆一（叶）群、儿子一伙（立果）、吃（乘）三支鸡（乘三叉戟），热出一身（温都尔）汗”云云。于是批判林彪不该有一群老婆，应该实行一夫一妻制，让人啼笑皆非。更有谣传道，林彪的飞机不是自己坠毁的，而是被导弹击落的，又有说是被战斗机击落的等等，讲得绘声绘色。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d=1883&pid=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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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一、邓小平复出                        
　　
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叶剑英主持工作的军委办公会。1971年11月，邓小平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邓小平认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近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解放邓小平，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业已混乱的思想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林彪《“571工程”纪要》亦是最有力的批判：毛泽东并不是如《纪要》所说的“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于是，在197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73）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引用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本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文件称：“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邓小平在1967年6、7月间向中共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作为中共中央（73）14号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下发全党。
　　
附件（一）、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每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在揭发了林彪在长征途中和彭德怀搞在一起反对毛泽东以及解放后拒绝到朝鲜作战等错误之后又自责道：“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总书记以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汇报，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这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它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待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衷心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我的自述》中回顾在红七军工作时承认：“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向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络的两部分部队还没有汇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69年4月23日晚，在中共9大部分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曾对此批评说：“刘邓要有区别，邓小平做了很多坏事，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脱，到北京后也做了很多坏事，这个人打过仗，有人说他这个人打仗也不怎么……”。
　　
关于邓小平离开红七军一节，早在1945年4月，中共召开7大之前，为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曾委托陈毅等人召集原红七军干部举行座谈会，在会后编写的《红军第七军简史》里有这么一段文字：“而邓斌（即邓小平）、邓岗、陈家人（后来脱党）等人未能与士兵同艰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从文革中披露的材料得知，揭发此事的红七军干部曾受到邓小平的打击。对此，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有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附件（二）的最后称：“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做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通过学习以上文件和附件，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9.13事件后我们不是曾经怀疑开展文革的必要性，不是怀疑毛泽东是否一贯正确么？如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的邓小平都已经衷心拥护文革、拥戴毛泽东、愿意悔改和对文革表示“永不翻案”。这就足可证明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文革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我们不应当再有任何胡思乱想。虽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都是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结果，都应该看成是前进中的问题。
　　
二、我递交入党申请书
　　
1973年4月12日，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消失8年之久的邓小平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重新露面。由于早几天之前已经学习过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大家对此已经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邓小平的复出，使我对文革业已动摇的信念又变得坚定起来，决心继续积极投入到文革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决心争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同时，离开云大几年来的经历也使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大陆，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能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你就得入党，就得当干部，否则你有心无力。
　　
诚然，我产生这样的要求，也与当时我所担任的工作有关。我担任厂部秘书后，不时需要参加厂党委会议，担任会议记录员。列席厂党委会议的人不是党员，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否则于我自己和厂党委都不方便。
　　
我列席参加的第一次较为重要的会议是批林整风的厂党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张代表、冯代表、老任、宋老当、大老王等5位党委成员外，还有一位姓李的军代表、各车间、各科室的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由党委书记张代表主持，要求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能抽烟，整个会议室里烟雾腾腾。会议中能作自我批评的多，能开展互相批评的少。在众多的自我批评中，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厂政工组长老张，老张是山东鲁南人。他的发言襟怀坦白、诚挚感人，大有燕赵鲁遗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名不虚传。他简要地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抗战初期就参加革命，50年代部队授衔时，他是13军里最年轻的大尉。当时他工作何等出色，接连几天不睡觉也不知道疲倦。参加文革几年来，尽管自己没有受过冲击，没有挨过整，但却感到异常疲劳，干啥也提不起精神，革命意志明显衰退。正所谓往后看，山花烂漫；往前看，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张最后表示，通过这次会议，他将振作革命精神，不吃老本，要为人民立新功。
　　
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许多人都把矛头对准宋老当。有的批评他自从胡代表调走后就失魂落魄，工作消极，情绪抵触；有的批评他人到此地工作，户口、粮食关系还一直保留在昆明，缺乏在山沟安心干革命的思想；有的批评他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光明正大而搞阴谋诡计。而所列举的事，大多系捕风捉影，难以说服我，更不用说被批评者宋老当本人了。
　　
政工组毕竟是专搞阶级斗争的部门，原先的徐某，张某调走之后补上的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这次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老张。他们别有用心地质问老张：大老王过去犯过生活作风错误，老张的儿子怎么会知道，在背地里骂老王是“日烂×的”。这几句话，表面看只是批评老张不该把老王档案中的历史材料让一同在厂里当工人的儿子知道，其实也刺了大老王一刀，使大老王脸色很难看，一阵红来一阵白，连脖子上的青筋都一根根暴起。更主要的是挑起大老王对老张的不满，不由也把矛头指向老张，要他向大家说出个究竟来。把个老张弄得很狼狈，只有用党籍保证他并没有向儿子讲过什么，不知道儿子是从哪儿听来的。
　　
在这次会议上，宋老当被搞得灰溜溜的，老张也被搞得很狼狈，要不是张代表时时加以引导，还不知要演出什么戏来。
　　
这次厂党委扩大会议就这么乱糟糟地开了3天。会后，张代表要我写成一份会议总结上报。他没有具体指示应当怎么写，我猜想大约有点要考核我的意思吧。我想，这种交到上头的报告不宜太长，也不宜太具体，但必须写出会议的概况、收获和特色，用词必须平和稳妥。本着这种考虑，我很快就写成一份近3000字的初稿交给张代表，他对个别字句稍作改动后就要我去打印。我问还要不要让其他领导过目，他说没有这种必要。我这才知道书记在党委一班人中所具有的权威性。这次报告由我连夜打印出来，第二天即由专人送交省军区和省工办党的核心小组。由此，张代表对我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很是满意。
　　
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又召开了党委通气交心会，列席者只有李代表和我。这次会议又开了3天，其间有一个下午因张代表夫人病发走失，大家只有休会去协助四面寻找，最后在距厂10多公里的农村中找到。这次会上真正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者更少，只是热衷于对厂里的中层干部进行评论，而主持会议的张代表也因家庭的后顾之忧而难以集中精力组织讨论，只有听任大家漫无边际地瞎扯，似乎胡扯一通即可沟通大家的认识似的。这种闲扯，于写总结没有用处，用不着我去认真记录，倒使我觉得轻松些。原先我对党委会挺神秘，以为必定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与会者态度必定十分坦率诚恳，分析问题一定十分深刻敏锐，解决问题一定十分果断而正确。通过这次会议，使我比较失望，也对张代表的处境甚为同情。他的家庭负担实在太沉重了，而要把这一班党委成员团结起来却又是何等地困难。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应该尽力把工作搞得好一些，少让他操心才是。
　　
这次会后往上报的总结，也由我一手写成，经张代表过目后即打印上报。从此以后，我逐渐学会写这种让领导满意的官样文章了。
　　
以后，凡有党委会就必定让我作记录和写总结。几位党委成员在会下都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要我抓紧时间写入党申请书。在他们的鼓励下，1972年6月，我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由于我的犹疑徘徊，我递交入党申请之时，已是我厂贯彻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和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之时，几位军代表即将离厂归队，我的入党问题只有留待下一届党委会解决。
　　
三、我实现了加入中共的夙愿
　　
许多文艺作品中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勇于流血牺牲，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令人无限敬仰！让我早年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我于1964年即向云大中文系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的材料中透露，在全班60多名同学中，我被排为第19名候选培养对象。我大体核算下来也差不多，先排列团支委、班委成员，然后是三代出身贫农、苦大仇深的红苗，最后才排得到我这名团小组长。以后渐涉人世，耳闻目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共产党人不过是披了一层红色外衣而已，让人迷惘和困惑！及至文革，要清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响亮的口号大有振聋发馈的作用，使人依稀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以后接受“再教育”，几乎被打入地狱，哪里还敢有此非分之想。如今群众信任，领导器重，我的入党要求也就较为迫切了。
　　
军代表撤走后，新任厂党委书记的是原铸造二厂党委书记，姓马，副书记兼厂长是老任。从715厂调来的副厂长老张，从东山厂调来的副厂长老和以及厂政治处副主任老曹等3人为党委成员，大老王调红星厂任副厂长，宋老当调回昆明。
　　
我选择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是厂部办公室管机要文件的任厂长夫人老宋，一位是厂供稍科长老张，他早年在个旧锡矿当过“砂丁”（一种比牛马还苦的背矿沙工人）。任夫人为人像位贤淑的老大姐，工作上与我配合得十分默契。老砂丁在旧社会有悲惨的经历，于是每年一度厂里举行“阶级教育”，必定由他唱主角进行“忆苦思甜”。
　　
为什么我不选择厂的领导人，而选择这两位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做介绍人呢？我的考虑是：任夫人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请她当介绍人，从感情上讲最恰当，何况他的丈夫老任对我亦很关心，请任夫人当介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相当于请了老任。而老砂丁是全厂受“阶级苦”最深的老工人出身的中层干部，我的家庭出身是小商人，这是一种容易让别人作文章的阶级成分，何况我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讨论时有老砂丁立场鲜明地支持我，即可力排众议取得成功。
　　
选择了合适的介绍人，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何况党委成员都从工作需要出发，愿意较快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因此可以说已经水到渠成，只等着发往家乡的调查回函材料了。
　　
这次全厂计划发展的党员有4人，这是跃进厂自1970年建厂以来第一次发展党员，工作准备特别严肃认真。准备发展的4人中就有我和友君在内。如果没有节外生枝，那么这4个人都已经没有问题了。偏是从友君家乡宣威寄回来的调查材料与友君平时提供的情况有一小点出入。友君过去说他尚未结婚，而材料上说他早已结婚并已有2个小孩。友君为何隐瞒自己的婚姻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仅此一事，就使友君的入党问题搁浅了。朋友们对他是既气愤又惋惜，送他一个悼号曰“骗子”，因为朋友们曾为替他介绍女朋友而操过不少心，他却滴水不漏对大家保密，莫棱两可地对付被介绍来的异性，这使大家愤愤然！继而想到他在入党上的搁浅，难免会影响到他的“进步”，又不禁为他惋惜：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事，竟成了对组织不忠诚老实的问题。友君有苦难言，只有自认晦气，从此再也打不起精神。正是秀才没落，下乡教学。过了一年后他调回宣威老家乡下教书，一直未能解决入党问题。得知他家里粮食紧张，告别前我把仅有的20斤粮票全送给他，（当时这种有价证券价值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大家为他送行后，回到家乡的他再也没有给我们来过一封信，我们的关系就此画上句号。
　　
跃进厂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实际上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我们于1974年4月先后被党支部、厂党委讨论通过。按照1973年8月中共10大通过的党章，党员没有预备期，一经通过即成为正式党员。于是，从1974年4月份开始，实现了我多年来的夙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我的朋友们：浦君、高君、铭君、斌君、许眼镜、王医生等，都给予我热情的祝贺。因为当时的整个大气候是知识分子被压被整，知识分子能入党者算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他们都希望此后我能为知识分子们多讲点话。遗憾的是我未能替朋友们办过什么事，而朋友们却大多先后调离出厂了。
　
四、我的婚姻生活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加入党组织，解决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问题。接下来，已经老大不小的我也应当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进大学以后，或者可以说得更早些，在高中阶段，进入青春期的我，早就有了对异性的向往，也曾有过一段堪称美好的初恋。可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个人性格内向，加之身材矮小形象平庸，对此有自知之明的我因缺乏勇气而主动退却了。在想象中我可以凭她女性的曲线把她想象一番，但却不敢与她的目光对视。如果偶有与某一异性独处一室的片刻机会，即使我与她平时关系尚可，也会紧张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胸闷气短，半句得体的话都说不出来。为打破难堪的沉默而硬着头皮讲出来的也只会是些不很得体的废话。而如果是平时本来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女性，那我就更加狼狈了。天长日久，内心越是喜欢女孩子，行动上越是要回避女孩子，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样年复一年，自己的岁数也就拖大了。
　　
本来，由于我们厂是电子器件厂，厂里的女孩子很多，职工总体比例是女性多于男性，在厂里找一个女朋友并不困难。但厂里的女孩子大多是从初中直接招来的小女孩，年龄比我要小好几岁。尽管其中也不乏有对我主动表示好感者，比如，当我生病躺在我所住宿舍的床上时，为使我得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可以在我的床前跳舞给我欣赏，只要我不叫停，她们就可以不断地跳下去。女孩子都有爱吃零食的习惯，只要家里给她们捎来零食，她们总是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我先品尝，只要我表示喜欢吃，她们就会借口自己不爱吃而全部留给我。这还不算什么，更能表示亲近的是，家长给她们的来信，总要让我看过，还请教我应当如何回信，如何才能按照来信要求的去做等等。但我总感到比她们大了七八岁且自己并不优秀，耽心今后万一有变化，她们年纪小熬得起可我熬不起，于是总觉得信心不足而不敢贸然行事。
　　
对于我的婚姻大事，其实更比我着急的是我的亲人们。我的大哥当时在下关的一所中学任教，在他和他的同事黄老师的撮合下，就把黄老师的侄女名为玲的女孩介绍给了我。当时玲在洱源县右所乡的农村当插队知青。通过一年多的书来信往，关系基本确定下来，而她凭自己的努力也争取到下关某工厂参加工作的机会。
　　
当时我28岁她24岁，按说都早已超过法定的结婚年龄，但由于她刚进工厂当学徒工还不满一年，要由她那里开结婚证还不可能，于是就在她用请事假到我处时，由我厂一次开出证明到我厂住地所属的寻甸县羊街公社革委会办理了结婚证。(按规定结婚证明必须由工作双方所在单位开给，但我在厂里就管公章，由我开这么个证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当时的结婚证上也时兴刊载有毛泽东的语录，其中稍能与此沾边的一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当时结婚时兴的三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我能给玲的就只有一块上海表。新房里除了床上的行李是新添置的外，其余几件简陋的诸如桌、椅、床之类的家俱全都是借用厂里的，属于自己的仅有一个由朋友们临时动手给我赶做的极为粗糙的木柜。（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纪念意义，这只木柜几经搬家我一直舍不得丢弃，将一直陪我用到我生命的尽头。看到这个木柜，可以窥见自己的历史，可以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
　　
1973年7月12日晚上，我们的婚礼在厂部会议室举行。党委副书记兼厂长老任作为我的证婚人在婚礼上作了热情的讲话。全厂干部和职工几乎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也几乎都送了礼物。因为厂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此后举行结婚典礼的事时有发生，但以后的所有婚礼从参加人数、气氛的热烈、收到的礼物数量等等都不如我的婚礼了。这也难怪，因为我是建厂以来在厂里结婚的第一个。我心里清楚，这并非我有什么能耐，而主要是人们图新鲜、赶热闹，如此而已。
　　
这是一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时代。全厂共有几百号职工，可都送了些什么礼物呢？处得亲密的送了绸缎被面、被套、床单之类的东西。处得一般的就送保温瓶、枕巾、搪瓷脸盆和玻璃茶杯之类的，几乎把厂小卖部的存货都买光了。这样，本来空空如也的新房就摆满了保温瓶、搪瓷盆和一纸盒一纸盒各式各样的玻璃杯，好像新开张了一个商店似的。而我能感谢来宾的，只有一杯清茶，一盘葵花籽和几枚硌牙的坚硬无比的水果糖而已。那是一个物资极为短缺的时代。凡生活必需品诸如粮、油、肉、糖、茶叶、肥皂等等，几乎都得凭票供应。我所购买的茶叶和水果糖，还是凭结婚证到县商业局特批的，不足部分又找女工们要了若干张茶叶票和糖票。否则，按当时每人每月只发一两茶叶票和二两糖票的政策，我连招待宾客的茶水和水果糖都成问题。
　　
按当时每人每月发五两肉票的政策，我也无法宴请宾客。好在嵩明县一位姓郑的朋友神通广大，居然为我搞到五六斤新鲜猪肉，让我得以感谢热心为我帮忙的的铁哥们。
　　
婚后，玲和我在几个铁哥们的陪同下搭乘浦兄押运木材的卡车经路南到师宗走了一圈，途中还在石林逗留几个小时，此行倒也愉快。玲在我这里一住就是两个月，后面一段靠的是从我厂医务室开给的病假条向其厂里续假。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怀孕的玲怕其所在的工厂为难她，不敢要小孩，硬是坚持找医生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让我好不懊恼。但即使如此，当她回厂上班后，由于她请假过长，更主要的是没有经得所在工厂的组织同意就结了婚，还是遭到其所在车间团支部的多次批判，让她思想上压力很大。使我不得不时时牵挂她、经常写信安慰她。
　　
这样两地分居近两年后，在她即将生小孩之前，她被调到我厂工作。原本她的工作是安排到技术科。由于她的档案中有一笔“关、管、杀”（即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押、管制、处决的简称）的社会关系，技术科是去不成了，能安排到厂后勤科托儿所都是厂党委给我很大的面子了。其它许多人想照顾关系调到厂里工作都一直办不成。她的所谓“关、管、杀”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一门与她八杆子也打不着的远亲，她的其它几位同胞姐妹都没有被记上这笔帐，却在她的档案中挂了这一笔。这笔帐是如何挂上去的，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为此很是苦恼了一段时间。许久之后才弄明白，原来是在洱源一中工作的她母亲的对立派在划线站队运动中搞鬼。这又是档案对人伤害的一例。别看档案只是一个小小的牛皮纸袋，在文革中的中国其作用非同小可。对档案的作用，供销科的刘副科长曾在中层干部会上有一个比喻。他说，这就好比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各类的钢材，如果没有标签，你无法知道是什么材料，你如何使用它呢？人也如此啊。


其实，钢材是死的，人可是大活人啊。怎能把人比成物呢！如果不是我在厂部工作得以知情的话，那她还一直蒙在鼓里呢。此后，我们家只要一提及档案之类的东西都会谈虎色变，也是事出有因吧。






（上图为1973年7月12日婚后，我们乘坐浦君所带车队的车辆到路南石林的留影。这是我们婚期的唯一一张合影。）
　　
五、李庆霖信件和知青问题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73）2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五日对李庆霖的来信作了重要答复，现将毛主席的信和李的信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群众中。
　　
毛泽东的信抄录于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25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成的。李在信中先是自报家庭出身和职业：“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育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随后叙述他有个孩子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11个月之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此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此信在叙述又一个孩子即将面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这一不敢想的问题之后结尾说：“毛主席，我知道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文件还附有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其中福建省委在肯定对知青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承认“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知青管理、教育抓得不紧。有的政策不落实。有的招工、招生走后门，造成不良影响。有的对破坏上山下乡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进行及时处理和有力的打击。特别突出的是，对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吃、用、住房、治病等实际困难，关心不够，解决得不好。对这些问题，各级党委必须引起重视，要以毛主席的信为指针，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在全国传达后，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疾苦得到社会的关心。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73）30号文件，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其中披露“全国已有八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数字，称赞此项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号召各级组织都要十分关心知青工作。
　　
1973年8月11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国发（73）104号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案件的通报》。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6团团长，李是该团参谋长。黄、李自1969年调兵团以来，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以种种卑劣手段奸污女知青多人，调戏猥亵数十人，有的先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致使许多女知青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特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1973年12月初，云南省革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发（73）23号文件：《关于公开处理张迪青、贾小山、张国亮等七名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罪行的通报》。7犯的判刑结果是死刑3人、死刑缓期2人、无期徒刑2人。
　　
在这段时间里，各省几乎都有因奸污迫害女知青而被处死或判刑者。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当时知青们的处境，特别是女知青的处境，真是苦不堪言。枪毙几个人岂能震慑得住各地色胆包天的知青命运的主宰者！
　　
我们也在窃窃私议，李庆霖的信何以能通得了天呢？有小道消息说，是李庆霖拜托一位在国家体育运动队工作的人转交的，也有说是通过某种渠道呈交的，总之，不是通过邮局能送达天庭就是了。
　　
不管怎么说，人们都感谢李庆霖。是他敢于冒死向毛泽东提出知青问题，从而使知青问题得到社会的关注，使知青的处境或多或少得到一些改善。
　　
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应当是人民的公仆。知青的疾苦，不是由共产党的某一级干部先行关心，而由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员告御状而引起重视，这又说明什么呢？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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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一、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以（74）1号文件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供批林批孔参考。中共中央的通知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大、清华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该材料称“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该材料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的排列都是左边一半列出孔孟语录，右边一半对照林彪言论。据材料披露，林彪床头正中墙上挂有1962年6月1日林彪书赠叶群的条幅。床头右侧墙上挂有林彪化名育容于1969年仲冬在苏州写成的“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的条幅。此外，林彪卧室内所挂的自书条幅尚有：“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74）1号文件发到我厂还没有几天时间，1月2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74）2号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及杨荣国、唐晓文、罗思鼎、冯友兰、高亨、哲军等人的文章。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有道：“我本月有两次外交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学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学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是何等地信任。当时毛泽东的行止，在中共上层中，除了中共的“大管家”周恩来之外，就只让江青知道，连作为最亲密战友的林彪也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早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把对林彪的疑虑最早告诉给江青，他们作为政治夫妻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举国再无第二人可以攀比。（也难怪江青可以如此特殊：1970年7月3日陈云夫人于若木曾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里贴出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以她于1962年春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所异常豪华大宅的情况揭露道：“清一色的绿颜色：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着。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垫圈也是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陈云问了才知是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放弃住这里了，才让陈云夫妇来住。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陈设更是富贵奢侈……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于若木曾邀请随员以集体签名向中央反映，但谁也不敢应和……
　　
此外，江青为拍摄几张飞机的照片，可以让一个空军师的飞机听凭她吩咐应如何起飞、编队飞行和着陆；她睡觉时不得有响声干扰，为此可以命令关闭机场、停止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有时还要派人阻止田野的青蛙鸣叫！）
　　
1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74）3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20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的信。
　　
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称：“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
　　
中共陆军第20军党委在给江青的信中称：“我们党委对您（指江青）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鞭策……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
　　
2081部队防化连在给江青的信中道：“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置，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74）4号文件，转发新华社广东分社内部报道供批林批孔参考。文件附有《广东省委常委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决心把批林批孔抓上去》的报道。报道最后有“省委常委决定，将召开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寄来的有关文件”……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74）5号文件，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简报的第一句话就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简报的结尾是“总之，江青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抓大事的榜样。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抓好大事，做好各项工作。”为什么会挂上马振扶公社中学呢，原因是该中学初二女生张某考英语交的白卷上有“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经校方批评后投河自尽。此事经《人民日报》披露后在全国掀起大波浪，因而得到江青关注。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74）8号文件，其中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74）12号文件认为“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有极少数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这是完全错误的。”
　　
5月18日，中共中央（74）17号文件指出：“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
　　
在元月份内，中共中央就发出5个有关批林批孔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又发了多个文件。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习材料，比如江青给防化连的信，江青给科学院感光材料研究所的信和材料，以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于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江青等人明确提出：“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同志的一个考验，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在这种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面前，东北、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了侮辱知识分子的丑剧“考教授”。据材料披露，有的教授被作弄后居然还吟诗道：“突闻考试实担心，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北大著名教授冯友兰积极撰写批孔长文，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欣赏后，感激涕零地写诗道：“怪道春来花满枝，满园烂漫贺芳时。含苞才露嫩红色，便有春风着意吹。”与此同时，报刊上到处是梁效、周一良、罗思鼎、庆思、谷滋等人评法批儒的大块文章，让人目不暇接。
　　
在1974年还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14日云南省革委（74）135号文件的附件（云南省文化局《关于处理鸡足山问题的请示报告》）披露：“在文革初期，由于辨别不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致使某些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了破坏，大理州宾川鸡足山就是突出的一例……一九六六年九月，原大理州党委作出决定，并由原宾川县四清工作团具体执行，组织了机关干部和群众一千五百多人，上鸡足山‘扫四旧’，砸毁了金顶寺金殿和大部分寺庙。一九六七年初，原宾川县委又决定把砸毁金顶寺金殿的铜构件和其它铜器，全部出卖给昆明废品收购站，价值11万元。整个鸡足山名胜遭到破坏。这种有领导，有组织地破坏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此外，丽江县的忠义坊和潞西县的风坪佛寺及金宝塔也遭到同样破坏。”（以后则笼统地称为是被红卫兵破坏，其实，红卫兵哪里有这么大的能耐啊！）
　　
二、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
　　
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大家的突出印象是，江青可能要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了。尤其是元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一次广泛地、公开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给江青写的内容极为重要的长信。由此信的字里行间以看出，江青是毛泽东可以推心置腹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人。在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在信中就清醒地、不无悲哀地意识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为适应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跃进厂的上级机关云南省电子工业局向所属各企业单位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派到跃进厂的工作组长是局政治处主任郭某，他在部队的职务是团副政委，组员是宣传科、保卫科、生产计划处等科室人员。跃进厂党委制定了每周3个半天的政治学习制度，其中两个半天由厂党委吸收各车间、科室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
　　
厂里的大批判组，由党委马书记任组长，成员有副书记兼厂长老任、副厂长老张、刚入党的新党员蔡某、小刘和我，一共6人组成。各车间的大批判组由我具体组织，无非是依葫芦画瓢，让各车间党支书任组长，加上车间主任、车间团支书和一两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积极分子为组员。
　　
孔孟之道既然是林彪反党集团思想上的总根子，要彻底批倒批臭林彪，就必须对3000多年前的孔子批判开始，批判中还得联系实际。在云南，就要联系批判在组织上、思想上与林彪有密切关系的人。据查，这种人在云南突出的主要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原云南省军区政委、省委常委雷远高、原昆明空军指挥部主任马杰三和11军军长董占林，简称蔡、雷、马、董。省革委和省委工交政治部很快就向各企业单位下发好几大本批判材料。其中有一本是《蔡雷马董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其中披露道：“蔡来云南之前，林贼及其死党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亲自接见，多次密谈。叶群指示蔡顺礼到昆明后要抓军队工作，不要管支左，不要上第一线。……做出成绩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你做。”“林贼一伙多次提出，雷是一个参谋长的人材，力图让雷远高当昆明军区的参谋长。”马杰三“是直接通吴法宪那个办公室的。他与林贼死党王非、刘沛丰于新野、鲁珉等人关系密切。”而“董占林是直接和黄永胜、邱会作直接挂勾的”。而对材料中雷远高所说的“过去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看是上头有人很重要”之类，大家心里都承认他道的是实情，却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去批判。
　　
厂里的上挂下联批判可就不容易了，可是又不能不联系实际。于是一些人就瞄上老宋和政工组的老张，批判老宋在武斗期间参加过炮派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到跃进厂后一直不转粮食户口关系，这种做法表明他和毛主席的“三线建设要抓紧”是对着干的；批判老张整日不干工作，无所事事，他们已经堕落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了。
　　
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厂部办公室值班。工作组长郭某悄没声息地溜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份云南省电子工业局批林批孔简报让我看。这份简报中有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厂的运动进展情况。里面有批判我厂原政工组长老张的文字，说老张对革命悲观失望，曾在某次党委扩大会上“大放厥词”道：“往后看山花烂漫，往前看一片黑暗。”看到这里，我不动声色地问：老张的这句话是谁提供的材料？我所以要这么问，是我得先弄清底细，才能决定我的态度和言词。
　　
郭不以为然地对我说：这材料是你们厂政工组宣传干事老宋提供的，难道还有问题么？
　　
我一听就有点火，好个宋干事，居然将老张的话胡乱窜改，这不是坑害人么！于是我把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郭讲了一遍。我说，如果省电子局的简报上这样批判老张，而老张又是个犟人，很可能会闹出乱子来。
　　
郭一再问我所讲的是否准确可靠。事实胜于雄辩，我立即从柜子里翻出当时的会议记录让他过目。郭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道：简报既已印成，怎么补救呢？我说：大概不好补救吧，干脆这份简报别下发算了。郭说：让他考虑考虑再说。
　　
郭走后，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我该不该以如此鲜明的态度否定这份简报呢？发出这份简报，可以表明郭和他的工作组到我厂后运动取得的成绩。我如此否定，他们不会忌恨我么？可是，我总不能昧着良心任人乱说乱咬啊！
　　
真是事出意料之外，这一期简报终于采纳我的意见没有下发。这还不算，不久之后，由郭某代表省电子局在全厂宣布我厂中层干部的任命名单。在此之前，我厂干部除党委成员、厂领导成员由上级任命外，其它车间、科室干部都只是临时负责人，工作起来名不正言不顺。此次由郭宣布的名单上，第一个任命的就是我，任命为“厂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主持办公室工作。厂部办公室没有主任，因而我就是办公室的唯一负责人。由此可见，郭和老任等领导，并未因我说了真话而忌恨我，反而更加信任我。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一热，更加下定这样的决心：今后无论何时何地，说话办事，一定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万万不可随波逐流，方是做人的根本。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能这么顺利地入党、继而很快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在知识分子中真是少而又少。
　　
三、令人难忘的为王副局长送行
　　
到跃进厂工作几年来，我曾为许多人送行：为厂领导的调动送行，为军代表送行，为我的朋友们送行。许多场面都随时间推移而淡忘了。唯有为省电子局王副局长送行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按说，为省电子局领导送行，本来与我这芝麻绿豆的小干部沾不上边。不过事出有因，还是让我撞上了。原因是我厂无偿占用了吴所村的山地，吴所村民长期以来对此一直有意见。因为一点小事，吴所大队的党支书带领一伙村民砸坏我厂抽水房的管道和设备，使我厂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厂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由我随同张副厂长立即乘车到省里反映情况。我们乘小车到昆后，先找到省电子局的石副局长反映，继而又找到吕副局长反映，以后又由吕副局长带我们找到省国防工办的赵达主任反映。最终由省委责成曲靖地区和寻甸县严肃查处。
　　
就在我们穿梭于各位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反映情况的过程中，张副厂长听说王副局长即将到北京疗养，第二天一早就要乘飞机北上。张副对我说：王副局长曾在四机部工作过，在四机部人挺熟的，她此次到北京疗养后，可能会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何不乘机联络感情，为她送行。今后厂里遇到什么困难，到北京找她就好办啦。因此，为王副局长送行就成为我们的又一件大事。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趋车赶到王副局长在翠湖边的住所时，才得知我们来迟一步，她已经乘车离去了。当我们弄清她并不是直接到机场，而是到昆明东郊关上的二炮部队转运站时，我们又趋车赶去。
　　
和站岗的士兵说明情况后，我们的小车驶进转运站大院。这里是二炮部队驻昆转运站，里面官兵不多，但库房、场地、车辆不少。在部队长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王副局长。这是一位50多岁、剪一头齐耳短发的妇女，讲一口标准的京腔。听她讲几句话就知道她是位原则性挺强的马列主义老太婆。当她得知张副厂长已先到过翠湖边的住所后才赶到这里时，竟也有几分感动。我和驾驶员老夏插不上话，只有默默地喝着茶水，静静地听着王副与张副厂长的对话。从谈话中，我们明白了在座的两位军人，一位是转运站的部队长，另一位是政委。王副在此地等待的，可不是一般的飞机，而是专门从北京飞来接她的一架三叉机（专机此行也许表面上另有名目）。王的丈夫是二炮部队的参谋长，权可大哩！
　　
两位军人几次劝王副好生休息，以免乘飞机时太累。我猜想其实是在向我们下逐客令。
　　
见我们没有起身告辞的意思，他们也就顾不得我们在场，和王副谈起了体已话：一再请求她到北京后转达对首长们的问好，同时替他们手下的一位女战士求情。请求她答应让这位女战士随机赴京，以便在途中照顾她。他们一再夸奖这位女战士在转运站如何遵守纪律，刻苦学习毛著，多次得到部队表彰和嘉奖，现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而王副坚持不答应带这女战士赴京。渐渐的我们才弄明白，这位女战士不是别人，正是王副的千金，要是一般人，怎能得到如此照顾！
　　
我们在部队长的办公室里呆了半个小时，其间转运站的通讯参谋3次报告与飞机的联络情况：一次是我们刚进办公室时，他报告说飞机已经越过武汉上空。第二次报告飞机在贵阳机场着陆一会儿，把一位搭乘飞机来的部队家属送到地面。后面一次讲飞机已从贵阳起飞。呵，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在这里为首长家属服务得何等地周道！
　　
张副厂长则一再请她到北京后要安心养病，别记挂云南的工作。需要办什么事，只需来个电话就行，跃进厂的全体职工，都没有忘记王副给予的关心。张副还说：省电子局的几位领导，将在中午到机场为她送行，到时张副也将到机场送行，现在请王副好生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时，王副想把我们送到办公楼口，但还没走出两步，即被两位部队领导挡住不让再送。
　　
对于张副所说的王副局长对我们厂的关心云云，作为厂部办公室负责人的我，委实想不起王副对我厂有过什么关心。我对她较有印象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厂准备开除一个品质恶劣、影响极坏的青工时，王坚决不同意，原因是这个小青工的父亲是云南军区的一名领导干部，所以表现再差也不能开除。二是省国防工办的一位处长的女儿在我厂当工人，托了王的人情后，由王写一张字条要厂里为之开绿灯放行调往昆明。如此而已，谈得上对全厂职工有何关心呢？倒是几个月之后，张副即升任跃进厂的党委副书记兼厂长、再后又荣升为省电子局的副局长，是否曾得到王的关心，个中关节我就无从得知了，这是后话。
　　
当我们趋车离开转运站后，驾驶员老夏就骂开了。他大骂转运站的两个领导人拍马屁太厉害，让他在一旁全身要起鸡皮疙瘩。他还大骂王的丈夫慷国家之慨，用一架三叉机专程从北京到昆明接一个家属，这一往返得花费国家数万元钱。他大骂现在有些干部真比他妈的国民党还要厉害。张副紧抿嘴唇不吭声，双目定定地看着马路的前方，不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赶快用其它话题岔开老夏的牢骚。
　　
中午要到机场送行，我借故没去，只由老夏送张副去。事后据老夏对我讲，到机场后老夏一直呆在车里没下来。只见来送行的人特别多，带有礼物来的人也不少。
　　
事出偶然地参与这次送行，使我得以窥见领导干部们的一丁点生活内幕。仅是某部队的参谋长就可享有如此特权，那么还有众多更高级的干部呢？真让人不敢往下想！我也看不起转运站的部队长和政委，他们已经是正团级干部，对待一般战士，他们也可能比当年的党德庆们还要凶狠。可是对上司的女儿却如此关照，再三再四地为之“请假”、“说情”，其哈巴狗形象令人憎恶！可是，正是这种人才会官运亨通呢！许多领导不是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吗！奴才可以为之效犬马之劳，让其安逸舒适，而人才可能对之构成威胁，至少也会恃才傲物顶撞他，让他不舒服，他自然就不愿用也不敢用了。
　　
两年之后，《云南日报》曾发出一条消息，称云南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王××在京疗养期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这是后话。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d=1883&pid=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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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四、邓小平的整顿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发（73）43号《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为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特此任命：
李德生同志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锡联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同志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同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同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曾思玉同志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同志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同志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上述对调的军区司令员，自接到命令之日起于十天内到职。
传达文件时说，8大军区司令对调是毛泽东采纳邓小平的建议而作出的决定。
同一天发布的另一个中共中央文件是中发（73）44号：“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学习这一文件时还向厂党委成员传达了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说当年毛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付，肯定了朱德是“红司令”。
从8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不难看出，邓小平一旦参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他就要搞整顿以力挽狂澜，因为当时的形势实在不妙。但是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迫使邓小平只有谨慎从事。这样，在1974年，邓小平所干的工作，突出的只有两件，一是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二是促成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以及促成中共中央关于9月29日发出（74）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此外只能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等待时机罢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1号文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元月8日至10日，中共10届2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传达中央以上决定时，还向厂党委成员传达毛泽东曾在有关会议上热情洋溢地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向大家介绍邓小平是有柔有刚、绵里藏针的难得人才和最合适的总参谋长。
毛泽东重新重用邓小平的原因，除了要用行动驳斥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的攻击之外，一是可以用邓小平的现身说法，证明开展文革的必要性：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在内，以显示毛泽东的政策历来是有区别的。二是也确实需要邓小平来搞整顿，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收拾文革以来形成的烂摊子。政治上仅举一个文件即可说明当时问题之严重。1973年6月16日，中共中央（73）22号文件，转发《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情况报告》，其中披露：“空军党委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璋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海军的情况、各省市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不整顿怎么行！
从经济上，以当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所经历的一两件小事也可以说明问题：一是有的人至今还保留有当年的结婚证背面上，签有当地商业局长的批示：凭此证供给水果糖2斤、茶叶四两。看到过这份结婚证的人都感慨道，应当把它放到博物馆以教育后人，否则后辈们如何想象当时物质生活匮乏的程度。二是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困难。当时外出购买车票得有单位开给的出差或探亲证明，否则你有钱也走不了。当时偌大的昆明市只有三个旅社住宿介绍所，其区位倒也大体合理：一个在南窑火车站旅社，一个在西站大旅社，另一个在市中心的三市街中段。你要在昆明住宿，得持有介绍信到其中的一个介绍所登记后，介绍所安排你到哪里住宿，你就只能到那里住宿，你去晚了，介绍所说无法安排了，你就是有钱有证明也找不到住处了。因此，你若想当天晚上在昆明的旅社有个床位可住，你就得赶早到昆明，或者事先托人替你去登记好，否则过时不候。我就遇到过这种尴尬事。有一天晚上在一个亲友家耽搁晚了，原以为可以在他家挤着住一个晚上，不料没法挤。当时时间比较晚了，临时再去麻烦别人也不好，凭经验满以为到西站大旅社弄个走道上的加床应当没有问题。谁知我到西站大旅社后硬是连弄个走道上的加床都不可能了。莫非就在旅社大门外蹲一夜不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恰好遇到几位昆明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送两位亲友到西站大旅社投宿，他们的旅社票是早已买好的了。见我走投无路，便邀约我到昆明师范学院学生宿舍让出给我一个床位，还坚持不收我的钱呢。当时昆明的饭馆很少，吃饭也得赶早，而且最好有3人以上一道才比较方便。这样，一个人排队用粮票和钱买饭菜票，一个人排队准备端饭菜，另一个人看哪一张饭桌上的人快吃完了就赶快占座位，这样才能以较少的时间吃上饭。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吃饭，那可就惨了，你得花费许多时间后可能还得站着吃。从以上这两个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不难看出，当时的国民经济糟糕到何种程度，再不整顿实在不行了。
邓小平任中共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后，即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有一次马书记向厂党委传达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时，讲到的一件事对大家震动特别大：当组织上要调动某位军级干部的工作时，这位干部拒不服从调动。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作出批示：“要去快去立即去！”可是这位干部把令箭当鸡毛，仍然没有服从命令。于是邓小平下命令撤销其一切职务，这下子这位干部才发觉问题的严重，痛哭流涕作检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向全党全军县团级以上党委成员传达这一材料，为此后的整顿工作起到一种很好的惩前毖后作用。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调动派性严重的人的工作。此类人调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如果继续闹派性，将再行调动其工作岗位，此后如果继续闹派性，将再行调动其工作以至严肃处理之。总之，要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局，仅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要求，9号文件不仅适用于铁道部门，也适合于全国各行各业遵照执行。
以后又传达了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讲话，其中有道：“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各级领导班子纷纷检讨自己是否有软、散、懒的问题。我厂马书记在厂党委讨论后总结说：厂党委班子明显存在有软、散的问题，表现是有的党委成员遇事不敢挺身而出，甚至有遇事绕道走的情况。在维护党委的团结与统一方面，在谅解、支持与友谊方面，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是软、散的表现。但是大家都能兢兢业业地完成所分管的工作，所以跃进厂的领导班子“懒”的问题表现不突出。其它党委成员都同意马书记的分析。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任务。邓小平分析部队有“肿、散、骄、奢、惰”等5个问题。根据邓、叶讲话精神，1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纪律条令》、《内务条令》。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报告时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其中有道：“三月以来，工业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这份报告的数字足可说明邓小平主张的整顿已初见成效。
8月3日，邓小平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讲话中，强调“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其间还传达了毛泽东最近讲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意思是对知识分子还得要使用。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云南省国防工业系统在安宁温泉宾馆召开“75.8”会议，认真学习全国国防企业会议文件，当即迅速调整全省国防系统29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并规定所调整的干部必须在7天内到职。涉及到我厂的主要是老任调回楚雄燃料二厂任党委书记，我厂的张副升任我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我厂机修车间党支书兼车间主任老高提为厂党委成员、副厂长。我被调到机修车间任党支书，原车间副主任彭某任车间主任。由于工作一时无人接手，所以我到机修车间任职一事拖了一段时间，而老任则匆匆到楚雄上任去了。
8月11日，胡耀邦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后，形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被转发到全国。
9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在各方面进行整顿：“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0月7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学习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写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提纲》，批评了“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要求“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晴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然而，毛泽东让邓小平进行的整顿是有限度的，是以维护文革为前提的。当邓小平放开手脚搞全面整顿，使毛泽东难以驾驭时，邓小平必将再次失宠！
五、中共云南省委（75）26号文件的震撼
1968年云南成立革委会后谭甫仁在全省搞的“划线站队”运动，把八派捧上天，把炮派打下地狱。在肯定两派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炮派各级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中，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比较好，于是在文革初期其思想都倾向于保守；而八派各级组织大大小小的头头中，大多数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于是在文革初期其造反精神往往比较强。这样，在“划线站队”之后，云南省各级党政机关中就形成这样一种矛盾：要讲阶级斗争，就得依靠炮派；要讲路线斗争，就得依靠八派。而当时的情况是既要讲阶级斗争，又要讲路线斗争。而各级组织中几乎全都是八派占上风，这就使各级组织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使本来就难以开展的各种工作更加缺少效率。天长日久，这种情况不能不有所改变。于是，在中共中央的过问下，乘着邓小平大搞整顿的东风，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之后，1975年5月29日，中共云南省委终于形成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 云发（75）26号。由于这个文件对云南省文革发展影响特大，现摘录要点于下：
关于印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
中共云南省委于二月十七日——四月十九日在昆明召开了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报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会议情况。会议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了云南省的路线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周兴同志、陈康同志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别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欢迎。
二、统一认识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云南形势问题。……只看到大好形势，而看不到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否定大好形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当然，那种只看到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甚至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是片面的，错误的。
（二）、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云南同全国一样，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映在党内，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三）、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这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反动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死党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云南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的团结，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应由我们省委承担责任，下面各级党组织是没有责任的。对“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认真纠正，是不对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想趁纠正错误之机“翻烧饼”，同样是错误的。
（四）、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少数同志也有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还很严重。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顽症，是同无产阶级党性水火不相容的。
（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要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六）、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一种是怕字当头，怕人家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人家一提，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成绩。另一种是，口头上也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实际上在那里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
（七）、关于谭甫仁同志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错误。比如，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是有严重错误的，云南“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他应负主要责任。为了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联系到谭甫仁，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是必要的。但提出批谭的口号，或者把批林批孔与批谭平列起来，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偏离斗争大方向，是不利于团结的。
（八）、关于少数回民闹事问题。
三、今后工作意见。
（一）、认真抓好理论学习。
（二）、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四）、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五）、加强对敌斗争。
（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七）、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应当承认，这个文件的许多提法都是好的，如果认真照办，云南的面貌一定会大为改观。可实际情况往往不以良好愿望为转移。你叫不要干的，人们偏是要干。当时文件曾三令五申不能走后门（如参军、招工）么，但实际情况是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云南全省贯彻落实（75）26号文件亦然。你叫不要“翻烧饼”么，偏要翻。于是，许多前些日子还在台上红火、进入革委会的八派头目一下子成为阶下囚。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炮派群众可以扬眉吐气了，而大大小小的炮派头目们则更是一下子趾高气扬起来。真是祸福相倚，世事难料啊。
八派头目对此变化当然不能容忍。进入1976年元月，黄兆琪、刘殷农及其核心人物之一的涂晓雷等人策划，由涂晓雷执笔，化名“秦臻”、“姚雨”等，书写《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在昆明闹市区张贴，声称贯彻省委（75）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是“对新生力量大砍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请”。声称“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牢固地建立一个文革式的领导体制”。人们看过这些大字报后一时人心惶惶，搞不懂形势会如何发展。
六、沙甸事件
1973年10月,个旧市沙甸区回民愤然而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1974年1月，此行动被云南省革委会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予以打击。
讲沙甸事件也就不能不讲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金桂仙。金桂仙在文革中是如何发跡的呢，事情还得从1969年玉溪地区峨山、通海大地震说起。当时年仅19岁的金桂仙在大地震中不顾父亲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惨景，胸前抱着的是毛主席的石膏像。她的行动说明，毛泽东才是她心目中最亲最亲的亲人，毛泽东的地位超过了自己的父母。她的这一举动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各级领导的重视，被树为全国学毛著标兵，一下子就走上云南省的政治舞台。1975年年仅25岁的回族女青年金桂仙，她既是馆驿大队的党支书、又是全国4届人大代表、云南省革委常委等。但她不可能代表回民的利益，甚至也不能反映回民的愿望和要求，致使回民问题一度在云南成为大问题。当时昆明的大街小巷曾贴满受压制的回民书写的标语：“金桂仙不能代表回民”、“金桂仙是回民的叛徒”、“金桂仙不是回族是贵族”等等。以后事态越演越烈，于是在1975年7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发（75）1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指出：“现在，只有沙甸等个别地方的少数回民闹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派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沙甸，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沙甸的少数闹事头头，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下，竟然蒙蔽和威逼部分群众，构筑武斗工事，埋设地雷，打伤解放军和工作队员，阻挠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这是根本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是极端错误的……。”
197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召集沙甸回民代表马伯华等一行10人到北京学习。1975年5月17日，千余人的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欲强行进入沙甸被拒。于是，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于1975年7月13日印发通知，将十个回民代表在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决心书印发，“使各级党委了解他们的态度，向回民做工作时参考”。现将此决心书摘抄如下：
一、我们应尽最大努力，本着安定团结的原则，做好工作，让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落实政策……
二、关于武器，我们做工作，全部交清。解散武斗组织，拆出武斗工事。
三、群众抓了人就放出，因为群众组织无权抓人。
四、我们愿意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但我们也应对各级领导进行革命的监督。
五、在外面的部分干部和群众，要自觉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少数人等做好群众工作再回去。
六、按照中央规定，停止串联活动。
七、关于抓人问题，我们认为要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影响团结。
以上七条是我们的认识和决心，而这七条中关键的关键，就是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落实15号文件强调提出的六条和认真落实各项政策……
此呈
回民代表  马恩俊  马国寿  马贤禄
　　      马少美  马志强  马孝福
　　      马开山  马伯华  马先庆
　　      郑全书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


上图为回民代表在京期间到天安门广场的留影。右一为通海古城马孝福、二为蒙自沙甸马开山，三为蒙自沙甸马先庆、四为玉溪马恩建、五为蒙自沙甸马少美、六为蒙自沙甸马伯华、七为蒙自沙甸郑全书、八为文山茂克马国寿，九为华宁盘溪马自祥、，十为昭通马贤禄。（29
1975年7月29日凌晨，沙甸村民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霎时间沙甸村庄被夷为一片废墟，马伯华、郑全书、马恩俊、马开山、马志强等5名上京代表和全村老少900余人当场死亡，另有数十人伤残，特别恶劣的是其中有162名村民在举手投降从坑道出来后还被射杀，酿成全国文革期间罕见的沙甸血腥事件。我们跃进厂的干部也在事后乘车到寻甸县委礼堂听取了关于事件前因后果的介绍和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沙甸事件的平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2月15日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国家先后下拨2000多万元抚恤金并为沙甸幸存者另盖新屋，建成新的沙甸村才平息了此事此事也成为文革中十大血腥事件之一）
（30（1989年12月，在沙甸村后的凤尾山上建起经162级台阶拾级而上抵达的“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纪念碑四周勒石镌刻有碑文、马伯华小传及死难者名录等。此外还有诸多悼念性诗文。这里仅录其中的一首：
满江红
题沙甸舍西德纪念碑
林松
血雨腥风，硝煙起，群妖乱舞，八昼夜，漫山遍野，殘骸焦土。重炮机枪发万弩，忠魂义烈逾千古。民何辜，闭门家中坐，遭屠戮。
澄玉宇，消迷雾，昭雪史，重新谱，望回辉光芒，锦团花簇。巨厦高楼绕寺建，丰碑伟，塔沿村竖。念烈雄，殉道勇牺牲，重千古。
旧诗有道：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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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一、学理论的台风


一手抓整顿，一手抓学理论，这是毛泽东1975年驾驭全国形势的两件法宝。二者互相依靠而又互相制约：不抓整顿就没有继续搞文革的条件；不学理论就会“迷失革命的方向”。权衡二者，则“政治统帅一切！”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75）5号文件称：“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转发给你们……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写的《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强调要对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3月1日，《红旗》杂志刊载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4月1日，《红旗》杂志刊载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从批林批孔转为学理论，厂里的大批判组改名为学理论组，人员则还是原来的那班人。厂部办公楼上的“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幅布标，改换成“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字样。


这段时间厂党委每周3个半天的理论学习，逐字逐句地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联系实际进行深入领会。马书记在联系实际时谈道：此时在他家中，最奢侈的家俱就是两只藤椅，下班后回到家中，能够躺在藤椅上看报喝茶，已经感到很满足很舒适了。可是现在厂里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要在自己家里摆沙发，那家伙坐上去软绵绵的，坐久了还能有多少革命的劲头呢！


老任也说：有几个党员，上班时在车间打瞌睡、聊天，养足精神后，下班后就开荒种地、砍柴、喂猪……搞资本主义自发那一套可有劲头了！张副厂长插话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作风的，厂里的情况不正是如此么。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远在北京，却好像来过我们厂里一般，对基层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深刻。……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大赞大颂毛泽东和毛思想。


不过这段时间党委会的一个特点是说归说来做归做。尽管在学习会上大家可以就厂内实际议论上许多，但事后没有人去做工作。除了会议记录有案可查由我保管之外，一切犹如没有发生过一般。做沙发的人家越做越多，种菜、养猪的人家依然干得挺欢，上班时扎堆聊天的照聊不误。


我从1973年初至1975年10月这段时间，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厂党委会，尽管其间厂党委从书记到成员都发生过几次变动。对我来说，参加这3年的厂党委会，真是一个极好的课堂。当时厂党委会作为全厂数百号职工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作出过的决定，大到有关工厂的发展方向，基建和生产计划以及新产品开发，与上级和邻近单位间关系的协调对策，全厂干部和职工的组织安排、人事任免和奖惩。小到对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思想状态的分析、职工之间的纠纷、职工子女下乡当插队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等等，都要涉及。在党委会上，从书记到副书记、委员们，大多有长期的党内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往往各有高明之处。由于他们各自的工作经历不同，当时的处境和地位不同，他们中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也大不相同，但有时竟能收到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妙。使人难以简单评说谁要高明些、谁要愚蠢些。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在政治上都养成一种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摔打所形成的高度的敏锐性。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都能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尖锐地、一针见血地说到问题的要害。他们能从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或一个细小动作中，分析出一层又一层的内容来。只是因他们的处境、性格、阅历的不同，使他们中有的人锋芒毕露、颐指气使；有的则大智若愚，对别人提出的某项动议的背景、目的虽已心知肚明却能装聋作哑、不动声色地顾左右而言他；有的善于在说笑话时暗示出自己的倾向性；有的在打哈哈中即已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有的善于回避矛盾冲突，善于灵巧地绕过暗礁，迂回前进而达到目的；有的长于在纷繁的矛盾中异常超脱、静若处子，似已神游天外，实则每根神经都蹦得特紧，等待时机和突破口，不鸣则已，一鸣则语惊四座，快刀斩乱麻地一锤定音，其效果妙不可言；有的能在大火明明已经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矛盾引到别人身上，末了自己还打圆场做好人；也有的本人虽无高明之见，却善于归纳和整理别人的意见，待重新组织、博采众长后自成一家之言，最终竟也能博得别人的附合。诚然，既然党委会由多人组成，有时难免鱼龙混杂，也混有个别平庸之辈，开会时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看持哪种意见的人多，他就附合哪种意见，而更多的时候则书记的意见也就是他的意见，于是时时被动、事事被动，常被大家在背后耻笑一番。而这种耻笑一般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局外人偶然听到两句，也许啥也弄不明白。


每次厂党委召开会议的过程基本都一样，由党委书记宣布会议开始后，就会有人或先或后开始发言。待大家发言得差不多了，作为掌握会议的书记就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如果时间还早，就任由大家再议议。如果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会轻咳一声，然后用他那威严的目光对参会成员们顺次扫过一遍，最后这目光停留在我这作为记录员的办公室主任身上。这目光有几层意思：一是大家都注意听好，书记归纳大家的意见就要作出决议了；二是作为记录员的我得认真记录了！（此前众人的意见是可以凭我的经验判断可记可不记、可简要记或详细记的）


1975年刮起的两股台风，一是邓小平的整顿台风，二是学习理论的台风，这是方向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两股台风。作为企业党委，欢迎的是整顿台风。因为只有通过整顿，企业生产才可能正常进行，职工工资的发放才有着落，各级干部讲话才有权威。可是，谁也惹不起学理论的台风，也都得硬着头皮学，还得牵强附会地联系实际学，这就是当时所有企业的现实。


为搞好车间的整顿和理论学习，以填补老高升任党委成员和副厂长后在车间留下的空位，从1975年11月开始，厂党委派我到机修车间任党支书，从此结束了我参加厂党委会的工作。但遇到厂党委会有重要会议要整理材料，仍会要我列席。


二、北京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75）23号文件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其要点有三：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以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文件把“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中小学校党支书。


“打招呼”会实际上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幕式。此后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露面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在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悼词，此后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又一次消失了。


到了正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1976年初，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76）1号文件称：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会议期间，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华国锋的讲话，3月3日作为中共中央（76）5号文件传达到全党。


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的”老干部中，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就是其中的一个。贾启云在文革前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当时是全国最为年轻的省委书记，文革中被打倒，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被邓小平重用为云南的第一把手。此时贾启云对邓小平反戈一击，称邓小平让他到云南工作时曾对他讲过：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还乡团”，如果人家骂你‘复辟’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贾启云的“揭发”成为批邓的又一重磅炸弹，也使得贾启云此后再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了。这是后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76）4号文件，整理下发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间的重要讲话，其中涉及邓小平的主要有：“小平偏袒刘冰”。“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种作风是大有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还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


在学理论组听过这些传达后的讨论中，大家除了把邓小平臭骂一通，大批邓小平讲过的“永不翻案”是欺人之谈外，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因为邓小平开展的整顿给企业带来的好处是明摆着的，谁也不好胡言乱语。


三、天安门事件后我的辞职


我所去的机修车间名为机修，其实是全厂最大的生产车间，其产值占全厂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人数也特别多。名义是机修车间，实际上主要生产的是几种电子机械产品。与厂里的电子原件诸如电阻生产、电容生产和零件生产车间相比，其技术性强，车、钳、铣、刨、磨、电镀、锻压、热处理和总装等工艺繁多，每个工人只能操作其中的一台设备，管理工作必须十分科学和严密。行前马书记曾经对我交底说，让我到机修车间去主持党支部的工作，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此车间的状况如何对全厂有决定性影响，要我去搞好车间的整顿工作，为全厂作出表率；二是要让我取得在一个车间主持工作的经验，仅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是不够的。暗示我在车间工作的时间将不会太长。


以往在机关工作，一般情况下只和车间的党支书和车间主任打交道，开会时也是清谈多、联系实际少，缺少在车间工作的体会。有时车间干部开会迟到，我还会不满地看看手腕上的手表，以显示对其无声的批评。到车间工作才知道车间领导的难处。过去把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批判成是对工人阶级的“管、卡、压”，批判给工人的超额劳动发奖金是腐蚀工人、使工人之间离心离德。于是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也一个样。此时让某些职工干工作，不能靠命令，而只能靠协商。商量通了才能办，商量不通就办不成。于是要想完成生产任务，就得不断向工人说好话，有时说了一大箩好话却碰一鼻子灰。这种状况不整顿怎么行！


当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全车间的政治学习、生产计划与实施、思想工作和生活问题都要由党支部统管。为搞好车间工作，我一到车间就大讲邓小平的整顿，大讲中共中央（75）9号文件，大讲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对于肯埋头苦干的工人，给予大张旗鼓的表扬；对于只会做表面工作，、不肯下功夫搞生产的人，则给予冷落；对那些深夜打牌，第二天或者睡懒觉、或者扎堆闲谈不干工作者，则不客气地批评。不过半个多月时间，车间工作就有了起色，生产进度也比过去快多了。


可是进行整顿的时间不长，1975年12月初传达了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文件后，风向变了，大家都不再讲整顿了。我被车间里某些人议论为是要杀气腾腾到车间来搞整顿的“还乡团丁”，对这种议论我听了也只能当没有听到。只有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文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省电子局电话通知各单位：接上级通知，追悼会由北京召开，各地各单位不再召开追悼会，可以召开小规模的座谈会缅怀其丰功伟绩，化悲痛为力量，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我厂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人发言未及一半，即已泣不成声，副厂长老高哽哽咽咽地说；“周总理他，他是为全国人民累死的呀！”这次座谈会，算得上是建厂以来情感最诚挚、最感人的一次会。


4月7日晚上，北京传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在以后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76）9号文件时，还印有毛泽东批示“照发”和落款时间：“七日十七时半。”


马书记在向党员干部传达文件之后单独把我留下时说，他希望我所在的机修车间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走在前头，为各车间做出好的榜样。我表示这是难以办到的，因为我思想上的弯子还转不过来。曾几何时，还赞扬邓小平是“人才难得”，如今又要把他打下去，政治斗争实在是太残酷。后边的话我当然没有讲出口来。我的态度遭到马书记的嘲笑，他说所谓“转弯子”是对一部分老干部而言。像我这样入党不久，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干部，不应当有这个问题。他还对我说，形势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就得不断地学习，才能当好车间的排头兵。由于他说服不了我，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这是我们关系中的第一次不愉快。人与人的关系真怪，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车间的大多数工人都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我本人也不感兴趣，却又不得不违心地组织这种学习，心里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整天空谈政治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干点实事的好。在车间各道工序中比较容易操作的是牛头刨床，我干脆顶班干起铇工来。干了不久后，竟也学会加工一般的工件，在铇刀钝了之后也能像模像样地磨铇刀了。对我的行动，人们毁誉参半，有认为我工作踏实，是个好样的，当干部就不能只会玩嘴巴子；可也有的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是没有抓路线、抓大事，是在消极应付。马书记对我的工作表示不满，又一次直接批评我的精神状态有问题。他要我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去干，我只是口头上答应，其实并未照办。


对于张厂长布置的工作，我亦不可能事事照办。有一次张厂长到车间来没有找到我，就向车间主任布置说，听说有两个青工已经不婚而孕（不知是谁向他告的密，否则一个大厂长如何知道这种事情），可不能批准他们的结婚申请，就让他们以后出洋相吧。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联想到当初我结婚后我的夫人在其厂里所受到的折磨，我迅速批准了他们的结婚申请，使他们得以顺利地办了婚事。（他们对我的感谢是婚后特意送给我一包约有半斤重的水果糖）事后张厂长挺生气地质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时，我推说在得知他的意见之前就已批准了，张厂长只有拂袖而去。


我真不明白，能够与人为善的地方，为什么偏要与人过不去，非要看着别人出洋相才好？小俩口结婚后6个月就生下一个男孩。他们哪里知道，我曾为之担戴了不是呢。


由于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厂里送我到省电子局举办的学习班中去学习了1个多月。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我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后进入厂领导班子，这正是厂党委让我下车间的初衷。对这条路，我已经感到极度疲劳、未老而先衰了！我不愿再扭曲自己的灵魂去适应了！一句话，我对政治厌恶了！另一条路是尽管当时我正年轻，但得放弃从政当领导干部、远离政治工作，干一点脚踏实地的工作。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后，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1976年6月18日，我正式向厂党委提出辞去机修车间党支书的要求。理由是我身体欠佳，能力有限，我愿意当一名普通群众。可以当机修车间党支书的大有人在，我提供出一串名单让厂党委选择。在当时，这种辞职要求别说在我厂、就是在整个电子局以至全省国防工业系统，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马书记和张厂长不仅没有接受我的辞职要求，反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种批评非但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反而促使我更加下定不再干此差事的决心。同时也使人懂得了一个道理，在现行体制下，不是干部的，要想当干部很困难，已经当上干部的，要想不当干部也很困难！我只有耐心地等待机会再说。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表现出丝毫的厌恶，否则必将事与愿违，甚至还会引来无穷的烦恼！


只要有决心，就总能找到机会。进入7月下旬，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走出政治泥淖的机会。原来，厂里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该校从小学一年级办起，当时正好办到初中二年级，9月1号开学时将升为初三年级。原有教师水平有限，需要重新配给可以胜任初三课程的教师。厂党委责成组织科在全厂范围内物色可以担任初中三年级课程的教员，这可给组织科出了个大难题。因为1977年7月，辽宁出了个考试交白卷而读上大学的张铁生。该事件见1973年7月20日全国各地报刊转载《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及编者按。同年底出了个敢于“反潮流”的北京小学生黄帅，其事见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于同年12月28日予以转载。以后又出了个“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河南初中女学生张某投河自尽。这就使当时全国各地本来就已经很糟糕的教学秩序更加混乱不堪。教师们欲教不能，欲罢不忍，都想改行干其它工作，谁还想钻进这道破门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告奋勇，愿意到子弟学校当一名教师，组织科真乃求之不得。此时将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全都是厂级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及老工人的子女，这些孩子早就苦于原有教师素质差且不敢大胆管理，听我说愿意当教师，全都喜出望外。


鉴于组织科实在找不到其他愿意到学校教书的人，加之领导们也考虑到再不加强学校的教学力量，他们的子女将深受其害的现实。经过厂党委研究，终于在8月10日同意我的要求，免去我的机修车间党支书职务，让我到子弟学校当教员。待熟悉工作后，让我担任学校的校长。


此时正值学校放假，于是我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正是无官一身轻啊！让我能每天到山沟里砍一两担柴火，不长时间就把家里的柴房堆满了。此前我也砍柴，但和其它职工一样，一般只能用星期天，而现在我是天天休息啊。所谓砍柴，其实就是砍小树，而且往往是砍小松树。这种小松树有小孩的手臂粗细，用锋利的砍柴刀一刀即可砍断（顺便说两句，这种砍刀是用厂里的好钢材让锻工班的师傅们专门为我打造的。几乎全厂职工家里的刀斧也都是这样得来的。当我让锻工班的杨师傅为我打制砍刀时，我还有点不大好意思。倒是杨师傅笑着对我说，别人已经来这里让我打过多少砍刀、斧头、火钳之类的东西，数量多得我都记不清了，包括厂里的领导们在内，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如果你自己不说，让我就打了送去，别人还会骂我是拍马屁，不然我早就给你送去了。你应该清楚，我们连人都是党的人，用点党的东西有何不可呢。几句话说得我摇头不是点头也不是，以后对他只有避而远之了。）我大约先后一共砍过上千棵小树。我们职工砍，附近的农民也砍，几年下来，原先密不透风的山沟几乎变成荒山秃岭，真是罪过啊！


得知我放弃车间支部书记职务到子弟学校教书的消息后，一天晚上，有一位和我私交甚好的老工人到我家串门。这位老工人平时为人谨慎，无事是从来不串门的。他十分惋惜地对我说，原先他不知道我会提出辞职，否则他一定要劝阻我这样做。凭他参加工作多年以来的经验，共产党的干部，只要有条件上，哪怕一个小组长都不能放弃。小组长也是一个官啊，也可以管几个人，管别人总比被别人管强啊。他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容易干的工作就是当干部了。什么厂长、书记或者更大的官，让谁干都成，即使是一个傻瓜都干得了。犹如马笼头上挂着的铃铛，让哪匹马挂上都会响一样。即使你在大会上把秘书给你准备的稿子念错了，可台下的人谁又敢笑话你呢。他的一席话说得我无法过多辩解，只好说我现在太累了，到学校会轻松些。待他走后，我终夜难眠，老实说，心中也产生过后悔。是啊，在车间领导的岗位上，别人能混，难道我就不能混，干吗我非得独立特行呢？难道我真的就能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么。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一往无前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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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四、未能熬过黎明前黑暗的贾启允
在文革开始前的中国大陆，由于是邓小平的嫡系，贾启允已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是当时中共最年轻的地方大员。文革开始后，贾启允也和众多中共官僚一同被打倒。待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这位得力的老部下，很快就被启用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并在贾启允离京赴任前召见谈话，面授机宜，可见贾启允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谁知贾启允到昆明赴任后，当时在云南省委、省革委中的造反派头头们并不买贾启允的帐，全省形势之混乱也让贾启允无法收拾局面。仅举当时中共云南省委在同一天内发出的两份文件即可说明问题。
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云发（1976）36号
中共云南省委通知
玉溪地委并各地、州、市、县委，省属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
玉溪地委书记林山同志，不领导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不认真检查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为了逃避运动，从今年四月起擅离职守，至今不返回工作岗位。这是违反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是极其错误的。
省委决定：停止林山同志玉溪地委书记的职务，责令他立即返回玉溪地委，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二是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云发（1976）38号
中共云南省委通知
昭通地委并各地、州、市、县委，省属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
昭通地委书记王文玉同志，不领导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不认真检查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且为了保自己，策划破坏昭通地区县书会议，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六月下旬擅离职守，至今未回昭通，也不向省委报告。这是严重违反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是极其错误的。
省委决定：停止王文玉同志昭通地委书记的职务，责令他立即返回昭通地委，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试想，连两个地区的第一把手都在本地区呆不下去，不得不躲藏起来，当时的局面何等混乱不是很清楚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六神无主的贾启允在四人帮的亲信、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的朱克家（原系上海知青）等人的胁迫下，于1976年9月21日在省级机关领导干部会上作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讲话，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由于这个讲话对贾启允个人、对邓小平乃至对全国都有重要的影响，不妨摘录如下：
贾启允同志在省级部、委、办、局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主要讲学习问题……
批邓一定要联系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领导同志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邓要联系实际，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科学论断不理解，一提“走资派还在走”就有反感。这些同志总认为，当前运动的阻力主要是群众中少数人搞无政府主义……
我借这个机会把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向同志们讲一下，交交心……去年九月，我到云南工作之前，邓小平找我谈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对他的黑指示一拍即合，一下子就全盘接受了。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找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谈话。谈话中邓小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社会上的政治谣言“主要是报上发表了评《水滸》的文章引起的”。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提了，我记性不好，已忘记了”。他公开煽动搞复辟倒退，说“有的人无非要说你是还乡团，搞复辟倒退等等”，“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他向我交待：“去了，还是搞班子，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正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要调整”，指使破坏老、中、青三结合，打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执行他全面复辟的组织措施。为了让我执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再三给我撑腰打气，说：“搞事情总是有人要反对”，“要不怕被打倒，不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二次？”他这些黑货，我通统接受了。
……中央二十三号文件下达后，我不但不听招呼，而且坚持错误，上顶中央，下压群众……
以上事实说明，我来云南是接受和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走资派的错误。
我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有我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根本的一点，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用民主革命的观点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问题，理论上并未真正弄懂，实践中也没有真正认识。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究竟革谁的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不仅是地富反坏右，还包括党内资产阶级，而且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如何革法，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作了回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亿万群众，运用“四大”武器，才能揭露批判走资派，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
发至地区级
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印发
俗话说，黎明前的夜是最冷也是最黑暗的。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场充满恶梦的黑夜，那么，贾启允就是熬不过这最后一刻的人。从他在大会上公开背叛邓小平的1976年9月21日算起到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正好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只要他能挺过这15天，那么，他不仅能保住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交椅，而且还会再上几级台阶也说不定。可是，由于他熬不过这最后一刻，待“四人帮”垮台后，他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患难见真心，重新崛起的邓小平怎么可能对卖主自保的贾启允再感兴趣呢！
五、毛去世 文革结束
9月1日开学后，我担任了初三年级的班主任，讲授过数学、语文、政治、历史等课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揽瓷器活。由于过去我的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虽然后来学的是文科，但此时讲授初中的课程尚不觉吃力。来到学校后，才体会到教师的苦衷。厂办学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在工厂里，教师和学生家长每天都得见面，也有的就是近邻。家长的面部表情，往往就是学校里师生关系的晴雨表。教师上午在学校里批评了某个学生，下午路上遇到这个学生的家长时，这位家长就会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性格凶恶的家长甚至还会在路上当着过往行人的面指着教师的鼻子臭骂一通，甚至跑到教师家里吵闹也是常事。不过大家对我还算挺客气，何况这件工作是我主动争取来的，所以自己的心情也还算舒畅。
每天在学校干完工作后，我都有时间到厂房后面的山沟里砍一担柴火。这段时间算得上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心理压力最小、工作较为轻松的一段时间了。
9月9日下午4时，按照省电子局通知，全厂职工集中到礼堂收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去世的讣告和《告全党全国人民书》，礼堂里到处是一片哭泣声。
虽然前段时间新闻纪录片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形象已相当衰弱，但大家都想不到毛泽东竟如此匆匆而去。
听完《告全党全国人民书》，马书记抹着眼泪、吸着鼻子，号召全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职工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厂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投入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活动。宣传科趋车到县城，买回成千米的白布、黑布扎黑纱、布缦，连夜布置灵堂；机修车间连夜竖起一根10米高的用镀铬钢管焊成的旗杆供降半旗用；中小学生上山扯了几百筐松枝铺在整个灵堂的地上（使一大片山坡的松树成了光秃的树干），供人们开追悼会时可以席地而坐。很多男青工全副武装轮流昼夜在灵堂内外站岗，干部轮流守灵。马书记布置打字员根据录音连夜打印《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发给全厂职工，马书记要我协助打字员一道完成这一任务。我的意见是，厂址距昆明不过80多公里，何不上昆购买几百份报纸来更好些。马书记不得不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对我的顶撞大为恼火，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极爱搞形式摆花架子的人。
9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各省报的头版报眼处是两条标语：“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报头下面是加黑框的通栏标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以上模式一直持续到毛的追悼会后。）再下边是占整版的套更粗黑框的毛的正面半身像。第二版整版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第三版上半部分是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领头共400多人的毛治丧委员会名单，下半部分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瞻仰毛遗容和进行吊唁、在近期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至9月18日）的公告。　　
9月10日的悼念活动整整折腾了一天，低沉的哀乐也整整奏响了一天。全厂职工、家属、小孩统统在礼堂外排队，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进灵堂，绕过灵台，每人在毛泽东遗像前极恭极敬地三鞠躬。其中还有不少人为表示虔诚和悲痛而跪下三叩首，这就使时间拖得更长。
继全厂职工、家属进行悼念活动后，又是各种组织的悼念活动：全厂党员由马书记率领向毛泽东遗像宣誓一定要将文革进行到底；此外是共青团的、厂工会的、各科室、各车间、各班组的……然后又是追悼大会，各方面代表作千篇一律的大会发言。
此后又得到省电子局所设灵堂、寻甸县委所设灵堂进行悼念活动，前后一共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里，大家走路得轻手轻脚，说话得轻声细语，没有谁敢大声讲话的。在此期间宣威的铸造二厂有一位中层干部因孩子满周岁，请了几位相好到家中喝酒，即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通报全省工办单位。毛泽东虽然已去世，其余威尚可惩罚一切敢于稍有不恭者！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将由谁来主政，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家都特别关心每天的报纸。当时舆论的特点是小报抄大报，大报看梁效，（即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的谐音简称），全国一个调。聪明人看报纸自有办法：如果宣传安定团结，则表明某些地方已经出了乱子；如果宣传大灾之年夺得丰收，则可能灾情虽不重，减产却不少；如果说已经统一了思想认识，则说明思想认识还相当混乱。正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提出按毛泽东临终嘱咐的“既定方针办”，那就说明，中央内部有人已企图不按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办了。如果这种推测在后边几天的报纸中无法进一步窥视，到了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其中有“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谁是“修正主义头子”呢？当然不可能是去世者，不可能是已被幽禁的邓小平，也不可能是一般人。人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10月9日，厂领导们到省电子局参加紧急会议，全厂已是议论纷纷。许多人已经从小道消息、从外国通讯社的广播中得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
当马书记和张厂长向全厂职工传达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不费一枪一弹逮捕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云南也收审了曾经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派头头黄兆琪、刘殷农、杨树先等人的消息，并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胜利结束的中共中央决定后，礼堂里沸腾了。
毛泽东去世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也就到此结束了。
毛去世后，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和各种报纸头版都以整版篇幅报道其图片和消息。以下是当时《云南日报》的头版。



上图是毛去世后云南跃进机械厂为毛所设的灵堂，持枪民兵昼夜为之守护。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进入歌唱“胶城的山啊胶城的水，胶城出了个华政委！”的历史新时期。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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