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第1章—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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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四、在北京参与的炮派会议
　　
在北京期间，我们曾到天坛公园的草地上参加炮派在京人员串连会。
　　
我们是怎样得知开会的时间、地点的呢？原来在离校之前，学校的派头头们单独对何老师作过布置，要他记下云南炮派设在北京某部招待所内的驻京联络站的地址。要他在北京期间与联络站联系一下。何老师只身前往联系之后，得知有这么个串联会要通报云南近况，这可是我们都很关心的事，于是我们按时前往了。
　　
开会的时间是元月8日下午3时，地点是进天坛公园大门后右手边林间草地。当时北风正紧，地上落有一层积雪，整个公园游人稀少，显得格外冷清。到会者约有50余人，互相间几乎都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云南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炮派常委李光辉。他在两天之前刚从昆明乘飞机到北京，要向中共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反映云南情况。
　　
李光辉头戴一顶黄呢军帽，身穿一件崭新的军大衣，手戴一副雪白的绒线手套。他不时翻动着一本红塑料壳的笔记本。据他介绍，从1967年12月下旬开始，昆明地区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许多炮派工人群众组织被赶出单位，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元旦前后，昆明地区下了一场多年少见的大雪，炮派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八匪”发起攻击，拔掉昆明西郊黑林铺的“八匪”钉子——昆明汽车修理厂11.30（即于1966年11月30日造反的）八·二三战斗兵团，打死打伤对方数十人，俘虏数百人。一举打通了昆明前往滇西方向的西线……
　　
从战况通报不难看出，第二次武斗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果然超过第一次武斗。李光辉希望炮派在京人员，能把炮派受压制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北京街头，把炮派的舆论造到北京。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在昆明浴血奋战的炮派战友们。
　　
李光辉要大家在北京写大字报的要求，我看谁也没有认真去办。至少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我们自己没有写过这样的大字报，在闹市街头也从未看过这样的大字报。现在已经不是仅凭派头头讲几句话就得照办的年代了。
　　
右图为1968初作者在天安门广场前的留影
在北京期间的某一天，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巧遇到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现在是昆明工学院学生的施君。他是八派小头目，此时正在北京公干。我们之间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诺大个北京，人海茫茫，此时竟能在这个小饭馆相遇真不容易。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形成默契，只讲生活和友谊，不把本派的观点亮给对方，更不就这些观点进行讨论，以免伤和气。
　　
虽说都是穷书生，难逢难遇也要喝两杯。在喝酒中间，他向我讲述了串连时在北京的一段往事：
　　
施君参加过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3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活动。这次接见的秩序比较乱。红卫兵们为尽可能接近“红太阳”些，都纷纷往天安门的金水桥边涌去。结果施君左脚上的布鞋被后边的人踏落，只有赤着左脚让人们继续推着往前走。施君出生于大理洱海边上的一个白族农村，家境甚为清贫。他穿的布鞋是母亲在夜晚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制成的。他身上没有余钱买鞋，最后只有硬着头皮等待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完从四面八方散去之后，才设法去找他失落的一只鞋。为此，他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到夜间10点多钟。一直看着天安门广场的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失落的东西集中成一堆，以便让红卫兵们认领。这堆东西有语录本、红袖章、毛巾、手绢、腰带、挎包、钢笔……但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鞋子，总共有70多只，而赤脚站着要找鞋子的红卫兵不下30人。施君终于在那大堆鞋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只布鞋，然后才转回所住的接待站去。当时公共汽车末班车早已停开。他硬是步行到凌晨2点多钟才回到接待站，全身已经酸痛得不能动弹。但只要一想起见到毛泽东的“幸福情景”，心里就热乎乎的。
　　
呵！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红卫兵，他们是穷得连2元钱一双的布鞋都买不起的大学生。但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怀有无限的希望和敬仰！他们在物质上虽然一无所有，但精神上却是如此地狂热。
　　
分手之前，他问我身上带的钱够用不？我说带的虽然不多，但还够用。我也问他，带的粮票够用不？他说这次外出带的钱还较为宽裕，粮票却不多了。于是我给了他20斤粮票，这是我能尽的最大能力了。因为我所带的其实也不多，只是估计以后可以向何老师告借而已。我还把身上的一份云大炮派的出差证明给他，要他带在身上，或许以后有用得上的时候。他也回赠给我一张昆工八派的证明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互道珍重后分手。
　　
回到旅社后，我把这张八派证明藏到衬衣口袋里，又用一枚别针卡住袋口，把它看得比钱粮还要重要些。因为武斗期间，如若被对立派抓住，这证明可以成为护身符哩！
　　
诚然，武斗期间，此类护身符如果不是万不得以是不能轻易抛出、更不能用错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位炮派工人偶然得到一张八派的身份证明后，遇到一个需要检查证明的路口时，他凭以往的经验知道这个路口一直是八派控制，于是挺得意地呈上那张八派的证明，满以为这下可以通行无阻了。岂知这个路口头天已被炮派控制，此时见到竟然有人还交验八派证明，即被一顿乱棒打翻在地。当他明白是炮派战友打他时，真是哑子吃黄莲，有口说不出。事后打了他的炮派战友知道此事，不但不同情他，反而骂他是“明炮暗八”的投机者，挨打是活该！打死了也如同打死一只赖皮狗。
　　
想到这里，我身上的这张八派证明让我思想上甚为矛盾。开始时曾经有过的高兴已经不复存在。开初曾认为以后返昆途中，特别是经过八派控制的地区时，毕竟多了一分安全感。继而想到此时昆明的两大派正在刀兵相见，此时本派的阶级弟兄正在被打被杀，自己作为炮派派出的骨干人员出差在外，竟然干出和对立派互换证明以图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勾当，顿时感到自己所作所为甚是卑鄙。被这种认识压迫着，我被弄得吃不安睡不宁。
　　
以后，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内心的折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何老师，思想上作好被他狠狠批评的准备。谁知他竟在听过之后不当回事地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次出差之前，我就设法弄了个八派的证明，证明上开的有3个人，以便我们小组遇到困难时可以对付一下。这个点子还是头头们出的哩！这是斗争的需要嘛。把你得到的证明让我看看，看以后遇到情况时我们是否用得上。”
　　
当我取下别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证明交给何老师后，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仔细地审查了一会后笑着说：“可以派上用场的，这张证明上写的是4个人出差，到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办完事后有一人留下探亲不就成了么。你可要把证明放好。”何老师把证明还给我，接着又补充一句：“这两天我看你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原来就为这事么！”何老师眼镜后边的目光中，透出一种能看透一切而自己却高深莫测的笑意。
　　
此后，我的心情才算平静下来。我的内心从此闪过一种难以打消的念头：政治斗争太过于错综复杂，似我这等忠厚老实之辈，以后尽可能不要卷入其中，否则定然凶多吉少！
　　
五、返滇途中见闻
　　
元月中旬，我们离开北京乘火车西行到西安。我们在西安逗留3天，其间曾到陕西大学、西北农学院等高校了解教改情况。无论走到哪所学校，校园里全都冷泠清清，使我们难以有所收获。我们曾慕名想到碑林游览，却因其早已被封闭而不能遂愿。只有把空余时间都用在逛街上。此时西安的两派之间对立气氛虽然也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只能从街头论战的大字报中嗅到一些火药味而已。
　　
当我们登上西安开往成都方向的极其拥挤的列车后，很快就听人们议论说成都正在搞武斗，社会秩序很混乱。为此，我们在成都站下火车之后，就不敢往各高校去。只是在车站附近的街上随便转了一下就赶快龟缩到车站里。这里那里不时响起的枪声让人心惊肉跳，巴不得能尽快乘火车离开此地。
　　
从成都站挤上开往贵阳的火车，又有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人蜂踊而上，一个劲往入站口挤去。虽然站口也有检票的工作人员，但哪里管得了秩序。有的人已经挤进去了，其手提包却被后边的人卡住，他在前边拼命拉包也无济于事。而他在前边拦了道，使后边的人难以再挤过去，于是你推我、我扯你，乱得一塌糊涂，不堪入耳的咒骂声、小孩和妇女被挤被压的啼哭声、执勤人员粗鲁的呵责声……使人真是难以忍受。
　　
当大部分人已经气喘吁吁挤上列车，剩下少部分人实在无法挤上去，只有无可奈何地站在站台上时，执勤人员抱起一个被踏坏的小孩。小孩看上去还没有10岁，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也不知他的家长挤到哪儿去了，还是他本来就没有和家长在一块。小脸蛋上被踏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实在让人不忍多看。
　　
我们总算挤上了列车，因为我们经过多次挤车的锻炼，已经有一套挤车的经验：无论是挤火车还是公共汽车，亦或是挤售票窗口，一般都不宜从正面去挤。如果从正面去挤，即使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已经挤得靠近门口或窗口了，很可能突然又会被挤到外面来。而如果从两侧紧贴着车厢边往门里挤，既省力又最易取得成功。成都站的挤车经历再次印证了这条经验的可靠性。
　　
当我们从贵阳站转乘81次特快列车返回昆明时，采用的是在上海站时的上车办法，即从出站口绕进去上车。只是当我们上得车厢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人。上了列车后，我们满以为可以安全顺利地返回昆明了，谁知还有劫难哩！列车到达水城站后，当地造反派派人上车检查。执行检查任务的两三个臂戴“执勤”红袖章的人，迅速地穿过一节节车厢，既不检查行李也不验看证明，不知他们这是例行公事呢还是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他们趾高气扬的态度，着实令人反感。也是合该有事，某节车厢中有几位造反派看不惯他们目空一切的态度，就借故把这3名“执勤者”狠狠揍了一顿，让他们抱头鼠窜逃下车厢去了。这可就闯了大祸。几分钟后，满载当地造反派的几辆大卡车驶进站台。说时迟，那时快，那边机车头鸣响汽笛，这是即将发车的信号。我们都庆幸着即将开动的列车，可以把这几百名来者不善的人们甩到后边，心中不免很是得意。谁知手执棍棒之徒竟已料到可能会有这一手。登时就有几个高大的汉子飞快地冲向火车头，一下子跳上已经徐徐开动的机车。紧接着，列车紧急刹车停下，火车司机被揪下来。一顿拳打脚踢后，火车司机被打倒在铁轨边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每节车厢都冲进一群手执棍棒的壮汉，这些人满脸杀气。在此之前，我已听得他们在下边互相小声打招呼道：特别要注意戴军帽和眼镜的人，刚才打人的就是这种穿戴。于是我赶快提醒何老师和小张，要他们马上摘下军帽和眼镜。
　　
不一会，从一节节车厢里抓出一个个戴军帽和戴眼镜的乘客。每抓到站台上一个就不容分说地乱棒齐下，被打者哀嚎着，本能地用双手护着头部逃跑着，跌跌跘跘地东躲西藏，可是哪里逃得了呢！很短的时间里，就有20多个乘客头破血流地被打翻在地。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的则已经奄奄一息。那种惨状，让人看了头皮发麻。还在车厢中的旅客，全部吓得大气不敢出，祈祷着千万不要被扯下去挨揍。
　　
经过列车长和水城车站之间长时间的交涉后，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水城公安局开来一辆小车，公安局的造反派来着手解决问题。当地医院也开来两辆救护车，那些手执棍棒的造反派，把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伤员像扔麻袋般扔上救护车。没有昏迷的人挣扎着坚决不上救护车，艰难地爬上列车。火车司机也挣扎着回到机车上。
　　
当地公安局和造反派与车站负责人、列车长和当地负责执勤的造反派头头一道，召开解决问题的座谈会。办法是按照毛泽东前段时间的最新指示办事：“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于1967年8、9月份视察大江南北时的那些讲话，已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81次特快列车和水城造反派居然变成了两派。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列车长检讨不该按时发车，干扰了当地造反派的执勤；当地造反派检讨说抓坏人是对的，但不该扩大打击面。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地解决了。受伤的火车司机咬着牙关坚持把火车开动。
　　
当旅客们确信列车不可能再被截住时，从车窗里纷纷掷出汽水瓶、罐头瓶、果皮、冷馒头……一股脑儿掷向站台上的造反派们，以发泄几个小时以来受尽的窝囊气！
　　
列车开到宣威站时，已经是凌晨2时多。宣威站同样是乱糟糟的一片，许多人挤到车厢门边，擂着门要钻进来。本来在里面就被挤在车厢门边的人怎肯开车门呢，只有不停地解释说：“这儿实在挤不进来了，到别的车厢去试试吧”。因为这儿始终不开门，而其它有的车厢的车门总算开了，于是车下的人们纷纷涌到那开了门的地方去。唯有两个年轻人却始终不肯离开我们这里，他们手握一根扁担威胁道：今天谁敢不让老子上车，老子就要揍死他！
　　
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特别是在镇江站的印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想起来就让人后怕。我对拦在门边的两位中年人劝道：算了，大家挤挤吧，外边就只剩两个人，干脆放他们进来，免得又惹出事来。
　　
何老师也附合说：挤一点没什么，只要不再出事就算好喽！
　　
两位中年人斜了我们一眼，极不情愿地打开车门。两个年轻人刚上得车来，火车就启动了。
　　
车门里边的小小空档里，原先已经挤有十几个人，全部是中青年男子汉，大家或蹲或站。此时大伙的目光都仇恨地盯住刚进来的两名不速之客。刚才他们不是威胁说要用扁担揍车上的人么，不知他们究竟有何能奈。
　　
靠近车门的两位中年人向大家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现在轮到咱们收拾这两个家伙了！
　　
两位中年人忽然推开车门：车门外是漆黑的夜幕、是呼呼的刺骨寒风、是列车滚压铁轨发出的节奏急促的、有规律的 “哐当——哐当——哐当当当”的响声。两个中年人踢了两个不速之客几脚，破口大骂道：“两个小杂种，刚才在宣威站时咋咋呼呼要打人，还自称是“老子”，你们是谁的老子？难道车上的人都是你们的儿子么！你们有啥能奈？有多少人马？莫非还想把水城演过的戏再演一出？现在看老子们把你们扔到车下喂野狗去！”
　　
俩位中年人的话的确有煽动性，何况大家在水城车站早已憋有一肚子气没处发泄。于是人们全都站在两位中年人一边，指着两个不速之客的鼻子和额头臭骂道：“是该把这两个小杂种扔下车去。”“两个臭东西就想镇住车上这许多人，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不必跟他们啰嗦，现在是混乱时期，把他们扔下去，还不当是摔死两条狗么！”……
　　
大家都为刚才被他们吓唬而感到无此气愤，全都用眼睛恨恨地斜瞅着他们并七嘴八舌地骂开了。
　　
还不待两位中年人动手，就有两个鲁莽的大个子青年一人对付一个，先是抢过他们手中的扁担扔到车下，然后就扯住他们的衣领，像提小鸡似地把人给提起来，要把他们扔下车去。
　　
两个不速之客吓得面无血色，紧紧地用手扣住门边，不让自己跌下车去。口中大声求情，说他们一个是因为有70多岁的老母在昆明住医院得赶去照护，另一个是老婆快生孩子，现还住在集体宿舍，急着要去租房子。他们在宣威站已等了好几趟车都上不去，所以才不得不胡说八道。他们才真正是大家的儿子、孙子，请各位饶过他们吧。
　　
待两个大个子把手一松，他们跪在车上向大家磕头不已。用“叩头如捣蒜”来形容此时二人的丑态，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叩了一阵响头之后，又跪着膝行向大家敬香烟，然后向大家展示昆明拍来的电报。那种摇尾乞怜相，与在宣威站时气壮如牛的凶狠相对比，反差何其鲜明。
　　
其实，两位大个子也未必真要把此二人扔到车下。于是就以征求大家意见的方式来下台道：“现在事事都时兴讲究大民主，我们这些人有缘在一块乘车，也算是一个临时集体。我们听大家的，是把他们扔下去还是饶了他们？”
　　
两个不速之客可怜巴巴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是决定他们生死的关键时刻呀！
　　
有的说：既然是急着到昆明照护老人和媳妇，也算是有孝心、有良心的人，饶过他们好啦。
　　
也有的说：这次算是遇到好人，饶过他们。看他们能学乖点不。
　　
两位中年人冷笑道：这次教训你们，其实也是为你们好。出门在外，还是把尾巴夹紧点的好。人是靠吃大米饭长大的，不是靠被吓唬长大的！两个不速之客诺诺连声，赔礼不迭，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终于，火车顺利经曲靖、塘子车站稍作停留后到达昆明，全车人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我们走出昆明站后，让我们明显感觉到，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武斗已经成为过去。街上行人神色平静，既没有听到枪声，也看不到有手执枪杆或棍棒的造反派。
　　
此番我返校时的心情，与文革初期大串连后返校时大不一样。上一次意识到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与过对少数派的压制，内心总在考虑着如何才能与当初的少数派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而思想上是比较压抑的。此次返校，尽管历尽艰辛，可也基本完成造反派组织交给的任务；虽然体力上已十分疲劳，而精神上却比较轻松。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回到学校后，和班上的同学们聚到一块，大家都感到分外亲切。这是只有经历磨难之后又得以重逢时才会有的感情。
当时的合影除胸佩毛像章、手捧红宝书外，还得捧毛的巨幅画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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