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菊花：我的剧团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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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演戏有很多说不完的可笑事情
身在洛杉矶想起了我当年在国内剧社的事情

                                                                                                                                                                加州    杜菊花

　

                            【本文作者杜菊花简历】
                                    杜菊花、女、一九四六年元月生于河南扶沟县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一九五九年考入县越
                            调剧团，同年考入省民政厅童声豫剧团，一九六零年随团支援边疆青海。一九七一年调西宁市
                            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后在戏曲研究室的的基础上成立文学艺术联合会。从事戏剧及小说、散文   
                            等文学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青海分会会员。西宁市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戏剧、戏剧评论、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发表一百多万字作品。出版一本散文集“桃花雪”，一本中短篇小说精选“太阳和月亮”。并在北京、上海、四川、山东、青海等地报刊、杂志十多次获奖。


退休后，就是缘于好静的个性，才追随儿子、儿媳来到洛杉矶，洛杉矶颇高的人文素质，优雅的生活环境，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我，让我毫不迟疑地在这座世界名城居住了下来。
儿子、儿媳上班，我和老伴在独居屋的后院开出了一小片地，不仅养了许多的花。而且，种了不少的菜。还养了两只叫声悦耳的虎皮鹦鹉和一条聪明乖巧的小狗。
平日里给花浇浇水，为菜地除草草，施施肥，兴趣十足的回忆回忆逝去岁月的有趣往事，给我们老年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回忆往事时，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当是六十年代我在剧团做演员时，发生在舞台上那些鲜为知的有趣片段。
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末，随着波及全国人民的大跃进运动的到来，农村的青壮劳力，都投入到了全国、全民的大练钢铁的队伍之中，地没人种，成熟的庄稼没人收。我在读的小学校，不得不遵循上级指示全部停课助农。
那时候我十三岁，在学校吃，在学校住，分班分片的到各村参加农业劳动。由于总不上课，再加上学校大食堂吃不饱肚子。听到县剧团要招收学员的消息，我和两个女同学，悄悄结伴去县剧团参加考试。
考取的县剧团学的是地方戏：“越调。”大半年后，又有幸考上省民政厅的童声豫剧团学豫剧。
在省民政厅管辖下的有两个豫剧团，童声一团和二团。所谓童声，说明那时年令都很小，最小的年仅八岁。那时小不知道，最后才听说，这两个一前一后成立的童声豫剧团，都是为支援边疆建设培养的。一九五八年一团支援边疆建设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一九六零年八月份，二团，也就是我所我在的团，支持边疆建设到了青海西宁。
初到青海西宁时，剧团的称谓是：“西宁市少年豫剧团。”
初建国的五十年代，由于培养舞台戏曲演员的戏校还很少。不少戏曲团体招学员，大多都是剧团自己招，自己培养。以小带大的方式为剧团培养接班人。剧团演出时，学员边看戏，边配合巳能演戏的演员跑跑龙套、上上才女。
梨园行有句形容培养演员难度大的箴言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大凡能在舞台上站得稳、立得住、张口能唱、抬手能“打”的演员，都得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所以，戏曲团体招学员，考生的先决条件是，必需要有副音质宏亮、纯净的好嗓子。
另一方面，考生最多不得超过十三、四岁出武功的年龄。因为，年龄大了骨格发育一旦定了型，武功便很难练出来。
剧团招收学员，需经过团领导、导演、老师们的严格筛选。
留下来的小学员不仅一个个天质聪慧、灵气十足。而且，都具有一付纯净圆润的好嗓子和好的身条。
学员们虽是年龄小，进团后，随着剧团领导及老师们“家长式”的教育，摸、爬、滚、打的严格教练，两三年的功夫，小学员们台上台下，手、眼、身、法、步，唱、念、坐、打，都巳很像样子了。演出时，那稚嫩的声腔，乖巧的扮像，一招一式的动作、有板有眼的唱腔、一颦一笑的表演都极受观众欢迎。
可是，这些未成年的小学员毕竟年龄太小，再加上每天天不亮，老师便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喊嗓儿、练功、排练。每星期还要上几节文化课。
紧张的生活，快节奏的培训，使小学员们头一沾枕头便能入梦。老师们不但得时常为我们晒尿床的被褥。而且，还出现过一次几人同时尿在舞台上的可笑事儿。
五九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导演到化装室对正化装的小演员们说：“今晚上级领导来看我们演出，大家要注意，舞台上千万不能出差错！”
导演的话在引起众小学员们重视的同时，也给大家增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那天晚上演的剧目是“穆桂英挂帅”，首先是饰演穆桂英的小演员，（十四岁）精神紧张忘了词。唱到：“我的儿一马三箭射的准，我的小女儿，她的箭法高，她箭射金钱落在埃尘。”
后面的唱词怎么也想不起来，无奈中只好从头开始又唱了一遍。
喻忘词喻胆怯，越胆怯越着急，越着急就越发的想不起来下面的词。那天晚上，就这一段她整整唱了三遍。
不但站在后面的八个龙套三个尿了裤子。就是站在中间唱个没完的“穆桂英”，本人，那晚也没能蹩得住尿，尿在了舞台上。
尿台的事不止出现在极个别的小演员身上，还有一次是不久后的一次演出中，那天上演的是：全本“西厢记。”
我饰演崔莺莺，演到拷红一场时，扮演红娘的演员一下场，便着急说：“咋办，我想上厕所。”
“来不及啦，就在幕条后上吧。”我也颇替她着急的说。
“不行，那多不好意思呀？”她的不好意中便到了又要上场的时间。上场后没讲两句话，便尿在了台上。好在红娘穿的是长裙，观众没有看到。
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娱乐生活极其单调。好多人家里没有收音机，也很少看电影，更别说电视机啦。人们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工作之余到剧院看看戏。
喜欢看戏的人，也喜欢品评演员表演的优劣。更懂得爱护年零小的小演员们。所以，对于小演员们舞台上尿台和出点差错，观众们都很能体谅。
几年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舞台上日见成熟的小学员们，不但变成了青年演员。而且，在观众心目中已颇有些影响。一次应邀去矿区慰问演出中，正是一位富有舞台经验的一位演员，闹了个让人捧腹不禁的大笑话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古装戏：“跑汴京”一个平时既调皮又爱耍小聪明的男演员，饰演戏里面那个贪污受贿的衙役。那衙役的脸是凶像毕露的花脸，嘴上挂着短髯口。（胡子）因为天热，每次一下场，他便迫不及待地摘下髯口挂在大衣箱上的墙上，便忘乎所以地抓把扇子边扇边与人聊天。
有两次上场后，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髯口。为此，他不仅写过好几次检查，还挨过团长和导演多次的训。
那天晚上，为了自己不再出错，他想出个把髯口挂在腰带上的绝妙办法。边挂还边自言自语：“我让你再忘？”
自以为聪明的他，见几个候场的演员在一旁说笑聊天。便自鸣得意地凑了上去。正说到高兴时，听见舞台监督冲他喊了声：“上场了！
”舞台监督这一催不要紧，腰里挂着髯口的他，随着锣鼓点便上了场。
应该挂在嘴上的髯口挂在了腰里，逗的台下观众好一阵捧腹。笑声惊醒了他。才匆忙地从腰带上取下挂到嘴上。
舞台上忘带胡子的事，我们团还发生过一次。那一次是演“春草闯堂”我扮演剧中小姐李半月，正在幕后候场时，听到随着县官的上场，台下突然暴发出接连不断的掌声与哄笑声。
我透过幕条往台上一看，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原来，应春草之邀进府的胡县令，是小花脸扮像。出场后第一个亮相是，得意的先吹胡子，后挽胡子。
如果没这两个得意忘形的夸张动作，观众还发现不了他嘴上没带胡子。这两个动一作。倒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观众哄堂大笑中，一连声地拍起了倒好。无奈中，他只好转身返回，带上胡子重新上场。
还要说的是团内乐队的一位拉二胡的伴奏员。这位伴奏员与其它乐队成员不同的是，他不仅是先天性的盲童。而且，还是个自小便失去父母的孤儿。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盲人不是学按摩给人治病，就是手握摇铃走四方给人算卦。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开封市一个家道贫寒家庭中的他，父母相继离世后，跟随年迈的奶奶艰难度日。
十一二岁时，年迈的奶奶牵引着他，拜在一位同样看不见东西的盲艺人名下学拉二胡。 常言道的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他虽是眼睛看不见。但，心里却异常清楚，明白只有学门儿手艺，才能在世上生存下去的硬道理。
自从拜师学艺那天起，他不论春夏秋冬，天不亮便从床上爬起来。风雨无阻地抱着二胡，摸到开封市大相国寺门前的廊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练琴。ú
他的勤奋，正应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句话。
几年后，他不仅二胡拉的好、节奏感强。而且，韵味十足。童声豫剧团招生时，作为盲童的他，几乎是别无异意地全票通过了考试。
大概由于眼睛看不见、精力较集中的原因。天质聪慧的他，既记场、又记戏，有几次竟持板胡坐在头把弦的位置领奏。更让人为之感慨的是，他与演员配合极其和谐、默契，深得领导和演员们的赏识。尤其是演员，不但舞台上喜欢让他伴奏，舞台下也喜欢跟他吊嗓儿。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史无前例中。眼睛看不见的他，却能视混乱时局于不顾，偷闲呆在自己小房内，默默无闻地侍弄起了花草。在他独居的不大平房内，竟育有月季、吊蓝、冬青、文竹、洋秀球，及适于高原生长的倒挂金钟等诸多花卉
书养性、花宜人。为了花卉能很好地生长，每天中午，他都毫不例外地，把花一盆盆从晒不到太阳的小平房内搬到门前的一片空地上，让花晒太阳、松土、浇水。眼睛看不见的他，不仅把花侍弄的枝茂叶繁。而且，那散发着幽雅芳香的花朵，开的格外鲜艳夺目。有一次我走到他住的门前，他正一趟趟地往门外搬花盆。我情不自禁地冲他赞了句：“好雅兴，养这么多的花，开的又这么漂亮！”
“养花好啊，不仅对身体有益。而且，能愉悦心情！”
听到我的赞扬，他显得很高兴地说。
“你说的太对啦。可是你------？”我想说你眼睛看不到，又何谈以花愉悦心情、有助健康呢？
我要说的话虽是没说出口，聪明的他却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冲我笑了笑说：“我是看不到。可我能感觉到花的美丽。同时能嗅到花的芳香。再说啦，让来我家的明眼人，赏赏花，嗅嗅花香，感悟到人活在世上的美好，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他的话看似很随意，却晨钟般震撼着我的心。我情不自禁地注目凝视着他，惊叹一位盲艺人发出撼人心魄语言的同时，为之汗颜了，因为他让我感悟到我做人的自身缺憾。
是的，我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而，既感悟不到他所感悟到的一切，更缺少他做人所俱有的品位与颇高的思想境界！
此盲艺人在剧团工作了一辈子，爱人和他一样看不到东西。俩人肓有两个女儿，现退休，生活的美满幸福！
由于剧团在省民政厅的属下，在我走进童声豫剧团后，出我意料的发现团内还有四位哑生男女小学员。
这四位虽不会讲话却极其聪明伶俐的小演员，个个都是身材苗条，眉清目秀，如果不听他们讲话，你绝对不会想到他们是咙哑人。
这几位咙哑生学员，与我们毫无差别的一同练功，一同排练。缘于我们喊嗓儿和吊嗓儿时他们也在练功，所以，他们几个人不仅武功基础打的牢，而且功底扎实。
导演给他们排练及常安排演出的剧目有：拾玉镯，三叉口和没有唱词与道白的武打戏。虽是台上没有唱、念，但坐、打却极是出色。光是他们扎实的翻、打时那干净利索的功夫，留给观众的印象就极其深刻！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演出的拾玉镯，饰演小生付鹏的男哑生，那逍洒的扮像，一招一式的动作，准确把握好戏中人物个性，恰到好处的表演，都赢得观众极其热烈的掌声。
饰演小花旦孙玉娇的女哑生，不仅扮像娇艳优美，而且，那优雅的身段，那细腻、活泼的表演，一颦一笑的动作，都留给观众极深的印象。他们虽是听不见音乐，由于他们遵循教师严谨的一招一式教练，上台后与乐队配合的很是和谐、默契。使得台下的观众竖起拇指叫绝。
让人遗憾的是，六零年我团支授边疆建设赴青时，领导留下了他们！记得当省民政厅领导敲锣打鼓欢送我们上车时，见我们坐上车，他们隔窗拉着我们的手，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还有一件让人捧腹不禁的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事。那时候，全国全民不但把毛泽东的画象到处贴、到处喷，更是把学毛选，背毛着语录，作为开会前雷打不动的铁制度，甚至打电话前都要先背一、两句毛语录，待接电话的对方同样背出一、两句毛语录后，才开始讲要讲的事。
可从十二、三岁上小学时就进剧团的演员们，文化程度都不高，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看剧本，抄剧词、背台词。不仅很少接触其它事物，更是很少关心政治。
背毛语录，句子短的还稍好些。可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篇幅比较长，都背不下来。那时候背不下来可是不行，不说别的，给你头上扣个对毛不忠的帽子，你的日子就过不安稳了。所以，老三篇不但必需按上级要求会背。而且，要求活学活用、立杆见影子。
为此，团里的音乐设计想了个绝妙办法，就是把毛语录、诗词及老三篇按豫剧曲牌，分篇、分段谱上曲，以发挥演员特长，让大家唱。这一绝好的办法，解决了全团演职员学毛着的大问题。
开会前，主持会议的领导要让大家背哪段语录或老三篇中的哪一篇文章时。只需提一下“为人民服务或别的什么时，音乐设计便站起来，高声喊到：“为人民服务或纪念白求恩，唱”会议室内便开始了没有音乐的“集体清唱。
说来也怪，背不下来的东西，唱起来，却顺曲成章、一 字不漏的唱了下来。军宣队进驻剧团后，军宣队领导让大家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音乐设计站起身冲大家喊了句：“为人民服务，唱。会议室内全体演职员，便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这一唱倒让一向严肃的军队干部大吃了一惊。
会后听军宣队的几个人悄悄说：“没见过，剧团咋这么怪呀，学毛着还有唱着学的！别的剧团是不是也这样啊？”
军宣队撤出剧团后不久，工宣队紧接着又进了团。工宣队是从铁路工人中抽调出来的，缘于他们大多来自基层，工作环境差，且很少有机会看戏的偏远地区，进驻剧团后，听到唱着学毛著，想着开会都能听戏，觉得特新鲜，特高兴。
他们老是让我们唱完一篇还唱，有一次一连把老三篇唱完才正式开会。
时间长了，那些肚子里没有多少文化水的工宣队队员，我们唱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了起来。
文革刚开始时，剧团的造反派要破四旧、把一些古装戏服装、剧照烧了不少。把剧团团长、老师拉出来批斗。既不演出，也不排练，早晨更没人练功和喊嗓儿、吊嗓儿了。每天不是上街看大字报，就是与对立派争着拉所谓的走资派批斗。
紧接着便是走出剧团大门，融入到社会上大的造反队伍之中。到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剧团后，剧团内部便开始了打内战。同时又陷入了演员、乐队、师生之间的相互揭发、相互恶毒攻击的残酷之战中。
那时候我刚刚二十岁，主演了几部戏后，在观众心目中巳有了一定的影响。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如一场飓风把我们刮得找不到北。再加上那个年代的二十岁的青年人好象都很傻，几句串联词，看几次大字报，几句：“要革命的跟党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就把许多年青人的心都俘虏过去了。
我也是一样，自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革命的造反派，在斗“走资派之余还喜欢写点独幕剧、大合唱及三句半之类的文艺节目，为所谓的 造反派摇旗呐喊。
最后，剧团发展到打内战，相互揭发、相互攻击到每一个人时，才悟到自己是何等的幼稚与不晓时事！
监于自身的爱好和剧团内部的混乱，曾几次要求调出剧团。一九七一年我如愿调入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从事戏曲创作。
史无前例，在耽误了国之向前发展的同时整整耽误了一代年青人！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听到文革前常看我们演出的一位观众说：“你和团里的几个主要演员，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耽误，现在怕是名气不小了！”
岁月如歌，人生如梦。纯贞的青少年时代逝去再不会回转。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让人回味无穷，且让人留恋和难忘的记忆。

此记忆，其中既有欢娱，同时，也有一定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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