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斌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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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王克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516通知，吹响了文化革命的进军号，明确提出反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把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确立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人，后来，江青又得到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桂冠。到了这个时候，作为清华的一个普通学生，还是在专心致志地学习，参加金工训练，认为这场革命同一个工科院校的学生没有直接关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北京城里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前门大街和珠市口的闹市区，所有的霓虹灯招牌，都被砸掉。文化革命像 诺亚方舟时代的洪水一样迅猛而来，淹没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想躲也躲不开了。我像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离开了书桌，在大水里扑腾着。没想到，还居然学会了狗刨，又糊里糊涂地深处游去。更没有想到，在秋后算帐的时候，喝了一大口水，险些呛死。





5月下旬，北京大学由于聂元梓等人的大 字报比清华先走了一步，但当时清华的形势还不明朗。直到6月3日，  我才为了凑热闹，到北大 去看大字报。 印象最深的是转抄的江青同志在北大的讲话。令我奇怪的是，作为毛主席的夫人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她的讲话中，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很大篇幅都用来抖落 家庭矛盾，斥责张少华一家跟她过不去，张要争做毛主席的儿媳妇。从讲话内容，看不出她是一位中央首长，倒象个家庭妇女唠家常。北大批判陆平的劲风很快地刮到了清华。几个高干子弟率先揭竿而起，贴出了大字报，质问清华校党委和蒋校长。这些人里有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工物系的有物00的十大左派，代表人物是邱会作的儿子邱承光，耿飚的儿子耿志远，袁水拍的儿子袁刚健等。6月初，反蒋派和保蒋派间通过大字报展开了论战。6月7日晚上，两派就校党委姓马还是姓修在大礼堂展开了辩论。政治科教研室的老师寇士奇作了长篇发言，几乎是歇斯蒂里地叫嚷着要拥护校党委，成为保蒋派的最后挣扎。





6月初，有人说城里要卖毛选四卷，我和同班的张化一、唐祥晚饭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到西四的新华书店，有好多人排队。 到了半夜，才每人买上一本，心里当然很高兴。由于天色已晚，我和化一到东兴隆街他老爷的家过夜。我和化一还一起到台基厂的北京市委去过，想问问蒋南翔是不是黑帮。找了好几个办公室，也没人接待我们。看来他们也正自身难保，还哪里有空来考虑蒋南翔。我和化一也太幼稚了一点。





当文革的大水漫进清华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似乎毛主席预警的卫星上天人头落地的事情就要发生，有些惊慌失措。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挺身而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可又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敌人在那儿。清华一天一天地从有序变到无序， 专心读书已不大可能。当时，学校还有着是停课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的讨论，但形势发展之快，使得这种讨论毫无意义，学生们除了卷进这场运动已经别无选择。但由于学校的政工系统陷于瘫痪，学生们只能靠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来决定应当做些什么。除了少数的革命左派和死硬的保蒋分子外，不少人因为目标不明，而持有一种徘徊观望的态度。还有人在校园里四处查看，寻找猎物。张三惠老师在57年被打成过右派。他为人活跃，每天骑着车转来转去，看大字报。于是，物九的几个学生，在物理教研组的科学馆前，写给张老师一张大字报。警告他放规矩点，不要右派翻天。张老师也不含糊，在大字报上用钢笔写了他的帽子已被摘掉。物九的人又写上，‘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不少大字报都是这些不着边际的乱来。有人见了本 《民兵》的杂志，如果封面有主席像，他们就在这张封面的前后左右查找， 见到有刀枪剑戟靠近了主席，就说是对主席的恶毒攻击，要把这杂志打成反动。有人批判邓拓的杂文‘金龟子好处多’，因为金龟子的俄语发音是赫鲁晓夫。说金龟子好就是为修正主义擦脂抹粉。





6月9日，工作组 进校，正式开始了停课闹革命 。 很快，以蒋校长为首的校党委被定成了黑帮。 校党委姓马还是姓修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对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震动。在这大革命的第一回合，就当了保皇派，觉得沮丧窝囊，怨我阶级觉悟太低，没有识别出修正主义的丑恶嘴脸。 并且检查了思想根源。由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能够考进大学，对党有报恩思想，把对党的热爱放到了校党委身上。在附中的三年，已经开始接受清华校党委的资产阶级影响，对清华盲目地崇拜。再加上大学的两年里，接受了清华校史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反右斗争的教训，把清华校党委当成了党的化身。这些观念束缚了头脑，不自觉地站到了保蒋的一方。实际上，我们班的30人里，只有少数几个干部子弟在工作组进校的前两三天，开始反蒋，大部分人都受了校党委的蒙蔽。法不责众，工作组对在思想上站在保蒋一方的学生，没有任何打压的举动。而且，由于我出身不错，班上的左派同学还发给我一个纠察队的袖章，参与了保卫学校，保卫工物系的治安工作。每天晚上，在系馆周围走动，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糊里糊涂地当了保皇派，心里觉得憋屈。于是，把怨愤转移到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辅导员的身上。一天上午，袁仁勇同学和我写了一副对联给贾春旺送去。到了新斋宿舍，贾春旺笑脸相迎，把我们让进屋里。问明来意，就帮我们找来糨糊，把对联贴到门框上。他见我两个个头不高，够不着门上的横梁，就从屋里办了个凳子，让我们站在凳上来贴横批。贾春旺耐心友善的态度反倒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似乎贴错了地方。他也清楚，我们有一肚子气，不知到哪儿去发，十分理解并配合了我们造反的行动。贾春旺的肚量涵养非一般人可比，后来轮回做了公检法的第一把手，刑部尚书，也是志在必得。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工物系对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开始揪斗 。有一次是在楼外边， 把这些干部列成一排站到革命群众的前边，敦促他们交待各自的问题。  有位姓张的女干部，甩着胳膊， 满不在乎。反对他们的主要力量来自工人和试验员。指控这些系领导，不关系工人健康。玻璃工赵金章师傅得了汞中毒的职业病，经常犯喘。8级钳工霍士云师傅责怪放射性物质导至他失去生育能力。试验员是工物系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大多中专毕业，大小算个知识分子。可是，在清华得不到重用，10来年，一直只有36元的工资，他们不满所处的地位，也在情理之中，试验员中的造反派头头是曹宝贤，几年后调到西安。副总支书记余兴坤在文革前，有个在业务时间书记不办公的规定，也成了修正 主义的典型。





校一级也展开了对黑帮分子的批判斗争。一群一群的戴着高帽子游街。最有气派的是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艾之生。他胸前挂个硬板作的牌子，写着‘土皇尚’，带着一顶精心设计的皇冠，一条木板，前后缀着穗子。政治教研组有个老师叫贾观，个头高，帽子也高，当群众喊着打倒贾观时，他也攥着拳头，伸着胳膊，一齐喊口号，好像他不是那个贾观。 这时候最流行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沈阳音乐学院的李劫夫把毛主席语录谱成了曲，到处是高唱着毛主席语录的歌声。 把长短不一的话语当歌儿唱出来，乃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创举。清华学生有文明的传统，在开始揪斗黑帮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打人的事情。直到8月24号，左派学生引进带着红袖章，穿着军装的中学生，才开始动武，让这些干部受了点皮肉之苦。





文化革民一开始， 就像一头桀骜不驯的猛兽，事态变化之快，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大有跟不上形势的感觉。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工作组进校一个星期，就有少数人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的方向错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嘬。这一派以蒯大富，刘才堂等学生为主。也有更多的人贴出大字报，保卫工作组，认为工作组坚持了正确的方向。这后一派以高干子弟为主，他们曾经是批判校党委，批判蒋南翔的主力。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两派争论达到高潮，导致了6月24日在大礼堂展开的大辩论。一方是以工作组组长叶林（经委副主任）为首，另一方，以化9（工化系9字班）蒯大富为主。作为纠察队员，我被分配到大礼堂台前维持秩序。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一身蓝色学生装，带着一副眼镜，镜框是紫颜色的。操着一口苏北口音，阵阵有辞地历数工作组的错误之处，向叶林发难。本来，我对工作组没什么成见，对反工作组的一方也不敢苟同。而且，作为纠察，从职责上我应当维护工作组的安全。可是，见到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警告对方是别有用心。在加上以刘涛为首的一群干部子弟，气势汹汹，没有一点平等民主的气息。这种极不协调的辩论气氛，激起了我的义愤，来了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到舞台的右侧伸着胳膊去阻止左派们， 不让他们冲向舞台。没想到这一时的义愤，阴错阳差地把我推上了后来的清华井岗山，与造反派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遭遇了后来在劫难逃的清查516运动。那天晚上，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冶金部副部长）穿着拖鞋，在大礼堂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是代表党中央的。’





辩论会后，我还是耿耿于怀，为蒯大富等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而气愤。于是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和左派们粗暴蛮横，容不得不同观点， 打压革民群众。第二天上午，我找了班上的同学，聚集到一间宿舍，向他们宣读我的小字报，争取 几个人来签名。有同情者，也有反对者。念了不到一半，只见班里左派阎淮，坐在上床，居高临下，怒目圆睁，用手指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你放毒！’阎淮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屈于左派压力，我的小字报没有贴出，成为一只被扼杀于笼中的小鸟。当天上午，我倒见到了一篇物00 年级10大左派贴给我的大字报。指责我身为纠察不但没有保护工作组，反倒帮助蒯大富， 阻止左派上台发言。我开始意识到捅了马蜂窝。下午，我收到姐姐（小学教师）的来信，告诉我李雪峰同志有个报告，要在高等院校抓鱿鱼，让我小心一点。见信后，我心里凉了半截，禁不住一阵惋叹，“晚了！” 这信要是早一天到就好了。





到了6月26日，围剿蒯大富等造反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有组织，有布置，口气一致，要打倒反革命分子，誓死保卫工作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见到这刀光剑影，哀怨肃杀的场面，不禁令我毛骨悚然。 工作组成员开始找我谈话，随着，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认清错误的性质。文革开始不到一个月，我就背上了两个沉重的包袱。第一回合，受了校党委的蒙蔽，当了保皇派，可那毕竟是多数，够不上罪。如今，在第二回合，糊里糊涂，因为意气用事，站到了反革命的一边，成了少数，想金蝉脱壳，也没那么容易。每天上午，都有一个操河南口音的工作队员，要我交待问题。我承认站错了立场，被反革民分子利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他说我平时自由散漫，放松要求。我经常称班上同学为弟兄们，他说我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的坏习气。





工作组在全校范围内实施白色恐怖。各系对蒯派分子隔离审查，像落水狗一样穷追猛打。经委主任薄一波亲来清华助阵，从蒯大富名字的封建色彩到定性为反党夺权。叶林在全校大会批判蒯大富，在几天之内，就查了他的三代。揭露了蒯大富的爷爷是 个和平军，刺刀上挑着一只鸡，横行乡里。揪斗反动学生成了工作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物0和物00 两个年级高干子弟多，工农子弟多。高干子弟的家庭与工作组的成员地位相当，属同一阶层，保卫工作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卫他们的父母，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会理所当然地站在保工作组的一边。工农子弟，思想比较纯朴单一，一般不会对党的领导干部产生怀疑。这种状况使得大一和大二两个年级反工作组的势力薄弱。工物系反工作组的学生大部分在9字班（3年级）。他们对工作组有系统性的看法， 敢于挺身而出与工作组公开叫板的至少在10人以上。因而物9 挨整的人数多，也更为凶残。一周之内，有两个人企图自杀。陈治国从宿舍楼跳下，地上砸了个坑，人倒伤害不大。 另一个到五道口的铁路上卧轨，失去了一条腿，朱德义成为终身残废。我的问题是站错了立场，客观上帮了敌人，所以整的手段要相对轻一些，再加上班上同学平时关系不错，也没有人落井下石，我还有人身自由， 没有到绝望轻生的地步。只是思想包袱太重，害怕一辈子翻不过身，一生倒霉。有一天晚饭后，我和中学的一个同学坐在三院 门前，促膝谈心，异病相怜。我是因为受到工作组整肃，情绪低靡，前程灰暗；他是女友移情别恋，愁眉不展。相互间说了些安慰的话。我还留诗一首：


“克斌本是无心人，恨遭奇祸难脱身，


愁云不去何处是？清华园里无知音。”





在工作组的帮助和启发下，我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平日不注意思想改造，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关键的时候站到敌人一边，悔恨不已。我把毛主席的一条语录帖在床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刻刻警告我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作组见我态度诚恳，检查深刻，在加上我在思想上没有反党反工作组，属于技术犯规， 于是请了几位左派学生，包括林枫的女儿林梅梅，帮我准备一篇发言稿，到全校大会上宣读，表示要擦亮眼睛，坚决和蒯大富斗争到底。到会发言的还有任传众等。这次发言收录在清华大字报选上。发言里，我用了个词，‘睽睽众目’。在离开礼堂后，遇见了高中的三个女同学（电机系的）。 她们问，发言的是不是我，我说是。一位同学很认真地告诉我，我的词用反了，应当是‘众目睽睽’。





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白色恐怖没有持续多久。从7月中开始逆转。关锋和王力到清华召见了蒯大富，表示了支持。华北局的李雪锋也开始承认错误。于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又逐渐活跃起来，并且壮大了力量。这时，一只隐藏在背后，操纵清华运动的黑手老董也不得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她就是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听说，她已在四清运动中，整死过不少人，心狠手辣。大概是因为文革声势浩荡，自身难保，所以才抛投露面，收拾残局。7月底，她还亲莅第九饭厅，穿着旗袍，拿把勺子，为学生打菜， 企图以此收买人心，挽回声誉。事后，左派学生在第一时间把赞颂王光美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乃至贴到闹事区王府井。 可惜，欲盖弥彰，已经回天乏术。 不少学生对清华的白色恐怖深恶痛绝，不打黑帮打学生，把文革引到错误的方向。当晚，我在阶梯教室的对面，看到一首七律，颇为精彩，遗憾的是，已经忘了2句，也不记得作者是谁。这后两句是我追加的。


“光美下凡人增辉，吹鼓手们呼万岁。不施仙丹不散花，反党帽子满天飞。


仪表堂堂光又美，谁知其心红与黑。（食堂添菜惑众人，血溅清华难赎罪。）”





工作组失势以后，学校马上恢复了生气，各种观点又开始公布到大字报上。我也如同拨云见日，放下了包袱，开动了机器，加入到声讨工作组的声浪之中。后来，我们班以几位左派同学为主，加入了贺鹏飞，刘涛等为首的清华红卫兵，又称八九派，我因立场错误，自然失去资格。我也想戴个红袖章，当一个保卫毛主席的战士，于是加入到反工作组一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又称八八派，后来，又加入到蒯大富组织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1966年8月4日晚上，在东大操场，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大学讲话，我坐在靠前的几排，看得很清楚。主持会的是李雪锋。在蒯大富发言时，左派学生常常抗议打断，李雪峰就说‘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工作组长叶林在大会上对镇压学生作了检查，但很不深刻。那天晚上，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为新清华的诞生激动得不能入睡。还有人要把清华大学的名字换成毛泽东思想大学，贴到门口。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可见一斑。





周总理讲话后，清华局势开始迅速扭转，工作组开始撤离学校，各派学生无拘无束地各持己见，投入到文化革命的大辩论之中。除了积极参与本校的运动外，我还开始到其它院校去串连。8月8日下午，我来到海淀的魏公村， 先去语言学院看望了高中同学任长春，他刚从芬兰留学回来不久。听他讲了些该国的情况。他说荷兰人在12世纪还在爬树。 在那里，爸爸抽了儿子一根烟都要记帐。见到会说外国话的，我就喜欢问‘同志’怎么说，他说：‘刀夫吏’，听起来与俄语的‘塔瓦利施’有点接近，毕竟都属斯拉夫一族。然后我去了对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见到初中同学孙守义和高中同学梁丽芝，相互交流了文革中的观点和看法。梁有个弟弟在清华电机系，我没见过。晚饭后，还见到了北外蒯大富式的人物，刘令凯 ，刘有个大脑袋，当时反对的走资派是外交部副部长兼院长的刘新权， 我对刘令凯的革命行动表示了支持。当晚，在北外的校园里，聆听了中央台的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16条 。里边有一条是，要保护少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16条明确了对青年学生反对走资派，反对工作组的行动 要给与支持，听了以后，我十分激动，增强了我参加到文化革命伟大运动中的决心与勇气。由于心情激动，我那天在北外待到半夜才兴奋地骑着自行车返回清华。





一天晚上，88派和89 红卫兵在大礼堂右前方的阶梯教室开了个小型辩论会，88派的代表彭伟民在场。89派状告老蒯这一派偷了他们的广播器材，而且留下借条。作为旁观者，我说了一句公道话，‘既然留了借条，就不能算是偷。’这时，我从道义上已经站到了支持反工作组的这一派的立场上。





八月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北工大的高干子弟谭力夫提出了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无可奈何之际，祭起封建的血统论的大旗，龙生龙，凤生凤，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永远凌驾于众人之上，剥夺其他人群的参加革命的权利。各个学校都展开了关于对联的争论。我原来对高干子弟印象很好，但从文革初期他们先投机，后霸道的表现，令我深为不满，因而对这‘基本如此’的对联也十分反感。何况他们的父辈们也不乏有出身于地富反坏家庭者。许他们革命，不许别人革命，成何逻辑。再有就是毛主席在写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的一封信里提到，‘不要光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主席高瞻远瞩，让中国的青少年们要以世界为念，超越自我， 显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与远大的志向。这期间，我们班的左派阎淮同学和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陈云的儿子陈元一起写了篇署名布尔什维克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当时，中央文革是至高无上的机构，谁反对他，谁就是反革命。于是我做出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在班上整了阎淮。本来，都是好朋友，结果是，他为了捍卫工作组，整了我，我为了保卫中央文革，翻过手来，又整了他。冤冤相报，何时是了。我没收了他的一本日记，放到我褥子下边，还让一位同学去一机部机电局去调查他当局长的父亲，荒谬有加。阎淮的那本日记，我也没看过，没几天就丢了。留下了我对他的最大的歉疚。后来，我俩之间视若仇雠，很少说话。直到1997年11月，才有机会到美国的新泽西州去看他，共叙往事，泯却恩仇，对文革的看法也从左和右的不同方向靠近到理性的中点。通过观点的不同，把人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以致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朋友相残，这乃是文革的一大过失。





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队伍，鼓励这些红卫兵小将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亲自检阅红卫兵，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8月18日成了我后来使用计算机的登录密码。红卫兵们万分崇敬地望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绿色军装，戴着红袖章，向队伍挥手。红卫兵们群情激昂， 用最大的音量高呼，‘毛主席万岁！’事隔多年，热烈场面一直记忆犹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成了座右铭。这种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我和几个同学在天安门聚会后连家都没有回，一鼓作气，直接走到北京站，去外地煽风点火，搞革命串连，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文化革命当中。何国华，汪定雄，和我等几个人，登上了一趟去往天津的火车。火车开动后，我的心在异常地跳动，一是因为刚刚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深受鼓舞，激动万分，决心以满腔热血，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誓死捍卫毛主席。二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出生的地方，首都北京。两个多小时后，到达天津，直奔南开大学。 见到汪定雄的湖北老乡赵同学，了解了南开斗争形势，决定支持卫东战斗队，反对校长臧伯平，他是小说《破晓风云》的作者。我们和南开的同学一起吃住，写大字报。看来，这里的运动状况比清华，北大要晚两个多月。第三天，我们到天津市委门口去辩论，认为市委书记万小堂是走资派。不一会儿，来了一群保卫市委的工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横眉怒目，一口天津腔，指责我们是三家村里邓拓的儿子，即可气，又可笑。接受主席检阅后的热气尚在，突然遇到这种场面，难免有些愤慨失控，只觉得两手发麻，嘴唇颤动。 同学发现我的情况不妙，连忙把我送到一家小医院。大夫在我的双手的虎口血位各扎一针，几分钟后，恢复正常，闹了一场虚惊。傍晚，市委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几个首都红卫兵送来了烧饼夹肉。 饭后，把我们送往火车站，乘车回京，完成第一次大串联。第二天早晨，和外校的几个同学还聚到了一起， 到府右街北口 附近的国务院接待站去反映了天津的运动状况。





八月初，工作组撤离了清华，保工作组的一派已经是大势已去，但他们还不能接受清华造反派得势的 结局。由于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清华园里已经失去号召力，他们只好借助校外保守势力，企图在清华再打击一次造反派的气焰。8月24日下午，有上千的以人大附中为主的中学红卫兵，穿着军上衣，戴着军帽，扎着军腰带，高喊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些被利用的中学生们队列整齐地站在清华二校门的旁边，贺鹏飞亲自指挥着拖拉机，轰隆隆地一声响，拉倒了清华园的象征，二校门，上面有清末状元那桐的题字。为施淫威，不计代价，摧毁了清华园的标志。当时，我就站在二校门前的桥边。敢怒而不敢言。贺鹏飞同学后来因受到贺龙元帅的牵连，受到迫害，但后来还是做到了解放军的中将， 身居高位。然而，不管他位置多高，也掩盖不住当年拉倒二校门的罪责。当天夜里，这支校外灭火队，成群结队，喊着口号，驱赶着被揪斗的走资派们，在清华园里游行示威，不可一世。他们嚷着‘狗崽子们，出来’，他们打得那些靠边站的干部鲜血淋淋，我们清华的这些学生则躺在床上，好像八国联军进了北京，被压制的喘不过气来。8-24事件不过是这些保守势力的回光反照，贺鹏飞等从此退出了主宰清华运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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