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波：回忆文革岁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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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岁月(1)

苑波



再过几天就是2006年了，光阴似箭，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转眼之间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那天和父亲谈起想写一篇有关回忆文革的文章，他沉默很久。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劝我最好不要写，因为很难说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我知道，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里，文革根本没有结束，它造成的影响仍然继续着。检点自己曾写过的东西，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话不能直说。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不是写作技巧的原因，而是在我心里有那么一个角落在时时刻刻审查着自己的文字，扭曲着自己的表达。明白了这点，我知道在我心里，文革也没有结束。

我甚至不知道文革什么时候会真正结束，它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影响太深重了。上次回北京，正赶上母校举办新生文艺汇演，载歌载舞，青春的希望让人羡慕。晚会贯穿了两个英雄人物，一个是大学毕业志愿去内蒙基层的校友，另一位校友参加了印度洋海啸的遗体鉴定。鲜花、掌声、泪水、决心、口号、领导接见；校园里的宣传橱窗、学生的墙报、楼道里的标语，莺歌燕舞，万紫千红 ...... 。我终于明白，文革所代表的正统意识形态并没有结束，文革像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这种革命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文革坚实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革，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中国的现代化，披荆斩棘，任重而道远。我们呼唤新的文明，但不知不觉还会沿用文革的思维模式。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血液。恐怕文革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无法真正终结了。不仅是因为有人在为文革招魂，有人希望抹杀我们民族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还在于我们本身就是在这个记忆中成长起来的。不错，文革已经从法理上被否定，但远远没有从体制上、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得到系统的批判、清理、和反思。

文革已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不要说如今的年轻人对它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就是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回忆文革也恍若隔世。从67年进小学到76年高中毕业，我们整个的学生时代就是在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度过的。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转折点， 这一年我们告别了学校和父母，告别了革命口号，走上社会，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文革的一代，又是新生的一代。

一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到6岁，因此那时的记忆大多是零碎的。66年夏天，兰州铁二中成立了红卫兵长征团，一队人马，举着一面红旗，穿着浅色的军上衣，腰间束着皮带，胳膊上佩戴红袖章，威风凛凛，记得团长是四号楼大张老师的儿子。 一天傍晚，红卫兵逮了几条狗，当时养宠物是封资修，理所当然地要被取缔。其中一条大狗，吊在二中操场的单杠上，被活着把整个的皮给扒了。我站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听见狗的惨叫。老二中的操场很小，三面是楼房，那惨叫声在耳边回荡，让人感到恐怖。不一会儿人群开始骚动，原来那扒了皮的狗还活着，放了下来，像发了疯一样乱窜，乳白色的皮下组织往外渗着鲜血。有几个大一些的孩子想抓这只狗，喊着吃狗肉啊。但狗急了能跳墙，无论多少人都挡不住它，在操场里跑了好几圈，挨了不知多少棍棒和砖头，最后还是被逼到操场东北角厕所后面的粪池边上。那是个死角，北墙的另一面是设计院的汽车修配厂，东墙的背面就是铁一小和铁四中的校园了。我凑热闹和很多孩子们一起爬上了墙，想看看这只狗的最终下场。不料狗掉进了粪池，粪池挺深，没挣扎多久狗就断了气，冒着血的臀部漂在外面…. 就是这条鲜血淋淋和赤条条的疯狗竟成了我对文革的第一个记忆。

从5.16通知到当年的8月， 兰州的文革基本以学校的红卫兵为主。那年夏天，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学生们在家属院表演节目，宣传破四旧。记得医院楼有个年轻的女医生，上海人，因为裤腿太紧，又穿了一双半高跟的皮鞋，被几个红卫兵在铁一小前面的路口截住，批判她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我带着三岁的妹妹，凑过去看热闹。女大夫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上海口音，听她的辩解大家都觉得好笑，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还有一次，红卫兵拦截了骑自行车带人的一对男女，一涌而上，以违反交通规则为由，责令其在路边向毛主席请罪，要求他们背诵语录。

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首当其冲的是地富反坏右、有历史问题的、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加上知识分子。因为我祖父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经常被父母告知不要随便出门，不要胡乱讲话。当时有一副对联，叫做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条横幅不但涂写在学校里，还被刷到街上。跳忠字舞的时候还加上了一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后来风传要抄家，父母吓坏了，赶紧销毁了所有可能的封、资、修罪证。结婚照也从墙上取下来，换上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张珍贵的结婚照，母亲穿婚纱，父亲着西装，光采四溢，结果东藏西藏，后来想找都找不到了，直到今天。

记得满街是大标语，很快就认全了那些字。被打倒的名字难认一些，因为不是倒着就是斜着写的，还用红笔划个大叉。除了大标语，那时还兴撒传单， 经常有车开到街上不时撒下一大把，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窝蜂地跟着追， 有的抢到很多张还穷追不舍。我也跟着追过，跑了半天才捡了一张，也不懂那说的是什么。

那段日子过得很慢，窗外锣鼓喧天，我在家里闲得无聊，到处找玩的东西，最后决定要拆开桌上那台“六灯”收音机。这台收音机陪着我长大，每天听广播，最喜欢的节目是天气预报，好像有种神秘感。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知道为什么收音机会说话，趁父母不在家，我打开了收音机的后盖。六支像注射器似的玻璃管子竖在里面，据说叫电子管，我往外一个一个地拔。因为我是在工作状态中进行，电子管很烫，还被220伏的电压打了一次，全身发麻。

母亲单位有位邓姓同事，因为都是客家人 （我外祖母原籍广东梅州），两家来往比较多，他的儿子，我称呼他邓哥哥，那时高中还没有毕业。邓家住在老楼院的西北角，因为能看到小儿书，我很喜欢跟着大人去他们家串门。印象最深的是《红旗谱》，其中有个人掉到河里，因为不会游泳，喝了很多水，救上来以后，肚子都涨了起来，是别人用一根棍子像擀面条一样把他肚子里的水擀出来的。邓哥哥喜欢自己装半导体，经常骑车带我去反修馆对面的电子商店买零件，还有一家他常去的是在三爱堂附近。有一天他带我爬山，登上了五泉山上面的公路口，小时候觉得那里已经很高很高了，能看到兰州市的全部，还记得那里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他对我说上山不难下山难，我和他一起跑下山，只记得脚蹾得很难受。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母亲，我们都称呼她邓婆，是地主的后代，不得不带着孩子一起回广东的农村老家劳动改造，我就再没有机会和邓哥哥一起玩了。很久以后，还是我大学期间有一年回兰州度假，得知他也在兰州，专门去拜见，谢谢他给了我的童年一份美好的记忆。

二

抓牛鬼蛇神，搞阶级斗争，天经地义，本是革命者才有的政治特权，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把矛头指向了党内。 这年的8月8日， 广播里播放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文件内容分十六条，又简称 “十六条”，明确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眼之间，文革进入高潮，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包括像我父母这些出身不好的，之所以投入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官僚特权和现存体制不满，特别是当他们体会到毛泽东本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包括他纠正了文革初期当权派对群众的压制。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 49年之后就没有抬起过头。文革的展开，传统秩序的打破，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信任和崇拜毛泽东身上那种道义和理想的力量, 希望通过文革，争取属于自己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力。然而中国的政治远远不像这些知识分子们想像得那么简单。

随后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大会，游行示众，然后开始了派性混战。白天夜里都有喇叭车在家属院内穿梭，广播宣传自己这一组织的立场。后来斗争升级, 喇叭车就成了攻击对方的武器。严重的时候，还有人拿着血淋淋的衣服和遇难战友的相片，声泪俱下地控诉。印象很深的是兰州大学一个学生被打死，血衣挂在兰大的主楼正面。一次父亲带我去城里，正巧赶上了一次武斗。当时一个车队沿着庆阳路往市中心缓慢行驶，喇叭里奏着哀乐，一张很大的照片镶在黑色镜框里，应该是刚刚牺牲的一位战友，解放卡车上还有血衣，还有一车接一车拿着武器，戴着头盔的男女。武器一般就是长矛和木棍。当车队开到南关什字邮电大楼的下面时，突然四层高的楼上有人往下扔石灰袋 （这是文革时期兰州常见的一种武器，巴掌大小），场面顿时一片混乱，石灰粉四处飞散，卡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到了马路的另一侧，喇叭里也开始义愤填膺地指责对方…， 因为太危险父亲很快带我离开了现场。长大以后，我却还能记得那石灰的气味，当然也忘不了文革中见到的很多血衣。

兰州铁路地区的群众组织当时主要分为左中右三大派：红三司、 红联、革联，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仨个派别的全称。我父母属于红三司，是造反派。武斗高潮时期，所有的人都发了武器，主要是长矛和木棒，还有头盔，开大会的时候列队进场。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某某单位被血洗了，死了多少人这样的小道消息。事实上，因为有军队，特别是甘肃省军区的支持，早期兰州地区的武斗几乎都是保守的一方首先发难，造反派则处于被压制甚至被围剿的状态。让人想起了中国的古训：秀才造反，十年难成。后来，把文革中出现的武斗、打砸抢、派性统统归罪于以知识分子和年轻大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群众，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公平。

甘肃大跃进时期浮夸成风，饿死了很多人，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的省委书记张仲良在著名的兰州会议上被当场解职。刘少奇说过，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65年夏天，张仲良又获任江苏省委书记。67年三结合时，由于张新来乍到，江苏对立的两派组织拟定他为老干部的代表。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把他揪回甘肃批斗，因为“张仲良欠了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 。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长期的极左路线和造反派中的大批群众画上等号， 后者真正的诉求是反对官僚特权、争取人民民主。天真的学生、红卫兵、知识分子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利用，始乱终弃, 令人遗憾。

三

大串联的时候， 我小舅和北大物理系的十几位同学一起从北京步行到延安。为了宣传文革，发动群众，也为了能看望姐姐一家，又辗转到兰州，大队人马住在我家。因为房间太小，我不得不睡在一个柜子上。大串联高潮时铁一小也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据说有好几百人。教学大楼里厕所不够，白天，在楼的周围，就能看到用报纸或五颜六色的传单包裹的蘑菇状小纸包，臭气熏天，肯定是革命小将们晚上从窗户里扔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落在沙地或草地上的纸包，都包得严严实实的，凡是落在硬地上的，都没包好。后来红卫兵走了，全国停课闹革命，学校大楼也废了，到处刷的是标语，玻璃是破的，污水淹没地下室。

文革中有个叫五湖四海的派别，因为极端保守又善武斗而全国闻名，据说打遍了半个中国。后来风传五湖四海要血洗兰州铁路地区，弄得满城风雨，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大人们要让孩子们听话，就直接说五湖四海来了。还听说他们拿的是菜刀，见人就砍，还可以把门劈开。我们楼院的几个大人，包括我父亲和邻居王大夫、刘老师、王师傅等，很快就自己组织起来，做了几件事：一是用砖头堵住三号楼的过道；二是准备武器，主要是用纸袋装石灰；三是每家的门都多加了一道锁；四是组织站岗和巡逻。那段时间到了晚上每家都必须关灯。我外祖母当时在兰州，她晚上一定要读书和看报才能入睡，没有办法，就用很厚的褥子把窗户给遮上。就这样有一天晚上还是听见了外面急促而恐怖的喊叫，“五湖四海来了，五湖四海来了…“， 我们赶紧把电灯关上，大气都不敢喘。

还记得文革中有很多漫画，刘少奇是酒糟鼻子、大背头；邓小平是个葫芦脑袋、没脖子；彭真青面獠牙、哭丧着脸；杨尚昆睁不开眼睛；罗瑞卿在一个筐里让人抬着….。有意思的是我们家有一横幅照片，是1960年5月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职工文艺汇演全体演员时拍照的，当时我父母代表甘肃省参加演出。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人被打倒，父亲用小纸片把这些人的脸一个接一个地盖上，最后只剩下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先念等。

四

我家离铁路不远，每次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想，有时偶然在外溜达，最爱去的地方，是火车站，还有澡堂后坡上的铁道。我喜欢站在草丛的后面，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1967年初，我还没有上小学，父亲带着我去北京看妹妹，当时外祖母刚带她去京城不久。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一次远行。到了兰州站，人声鼎沸，势如潮涌，一波一波涌进站台，也不见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当时各地学生的大串联还未结束，时不时还有静坐的、示威的。

我们车厢有一群兰州铁一中的红卫兵，一路上带领大家背诵语录，唱革命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我至今还能记得：“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啊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啊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为你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忠心祝福你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那个指挥（铁一中的红卫兵）热情洋溢，让人羡慕。回兰州之后，我还在路上见到过他，依然那么有朝气。

第二天傍晚，火车到了西安，站台上又是人山人海。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一群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红卫兵将一根扁担伸进了车厢，站台上的人齐声发喊，撬杠将窗户缝越撬越大。塞扁担的红卫兵先把一件小行李从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来，后来挤进了二、三十人。车厢因此变得非常拥挤，以至于我不得不被我父亲放到行李架上。一路走走停停，喝水，吃饭，上厕所都必须经过一番搏斗。一次我要上厕所，车厢里实在挤的没法移动，最后不得不被人们从车窗中送进送出。

列车清晨的时候到了郑州，大部分的红卫兵下了车，可能是去南方或者东部要转车吧，车厢里变得空空荡荡。当时的我闹了一个笑话，事情是这样的：车厢里人少了之后，父亲把我放到一个空位上躺着，当时我是睡着的状态。醒了之后，突然发现不仅看不见父亲，而且火车还往反方向走，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父亲过来以后，我嚷着要去北京，不要回兰州，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这个方向是如何调过来的。只是长大之后，才明白郑州的火车站是人字形，从西向北的列车都要首先开进去，然后换了车头，再反方向开出来。那次虚惊让我至今难忘，其实还是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安全感。经过两天的磨难，我们终于到了北京。

北京当时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古老的建筑？像是一个前朝的背影，觉得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在朝阳区白家庄二舅的家，去市里要经过使馆区，记得那些建筑的风格很独特。还经过外交部，美术馆，和北海。北京的街头车水马龙，人流络绎不绝。天安门广场很大，无边无际。动物园里的大狗熊等着人们喂东西。在大姨家里还看了一本叫《小布头奇遇记》的连环画，爱不释手。北京真好，家里烧的是煤气，还有自己的浴室。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少小不知离家愁。 回到兰州听邻居阿姨说，小孩子的口音变得真快，没几天功夫，口音已有模有样地带着京腔了。 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就再没有和北京分开了。

五

文革如火如荼，两派人你争我夺，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也都认为对方是反动组织。但造反派孤立无援，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社会边缘阶层，天然地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机器的支持。那段时间，父母痛苦不堪，只能每天收听早6：30和晚8点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读各种报纸，希望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消息。 当时的一个舞蹈很能表达文革处于低潮时人们的心情，记得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困难时想你有力量，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表演的时候很悲怆，开始光线很弱，最后才有一丝阳光。

1967年8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并明确表态支持甘肃红三司，肯定了红三司的造反行动和斗争方向。记得那一天父母特别激动，留下了热泪，在家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包括我们邻居王大夫的两个女儿小丽和小娟一起去铁路医院照了很多相。还去兰州最好的餐馆悦宾楼吃午饭，我负责占位子，就是把脚踩在别人的凳子上。因为家里有很多书籍、报刊、和杂志，又天天跟着大人一起听广播，上小学之前，我已经能认识很多字。不久就可以读报了。那时最喜欢的是《参考消息》《新华月刊》和《人民画报》 。文革的时候大人写公函，开始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再说：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然后才是正文。

尽管如此，兰州的文革依然处于失控状态，派性造成的伤害和隔阂加深，保守的一方并不善罢甘休，武斗随之升级。后来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造反派纷纷建立武斗班子。由于流血事件不断发生，部队不得不进驻兰州各机关企业，实行军管。1967年10月，中央强制各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规模的武斗才基本停止。那年冬天，抓革命、促生产，兰州的局面渐趋平稳，父母也回到了自己的科研和设计岗位，文革似乎到此就该结束了。

谁也没有想到，进入1968年之后，文革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逐步演变成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过去一年多的无政府状态被严刑峻法、无情斗争取代，新的一轮整肃开始了。从68年上半年的斗批改，68年下半年到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70年的一打三反、大揭发、大检举，到71年的全国抓516集团，其间还有68年的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和70年的学哲学，加上69年全国范围的战备疏散、57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整四年，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份的。这种高压状态直到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才有所缓解。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政治和思想运动中接受教育、长大成人的。1967年12月，我们离开幼儿园上了小学，即兰州铁路第五小学。文革初期全国停课闹革命，入学时间也因此推迟了半年，秋季班变成春季班。兰州铁路地区一共有 七所小学和八所中学，其中只有铁五小和铁二中是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的附属子弟学校，其他的皆属于兰州铁路局。我们那一届共有五个班，每班大约40名同学，我被分到四班，同桌是一位叫齐蓉的女生，单眼皮。班主任姓刘，教我们算术和政治 （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刘老师嗓门大，也有热情。班长是刘康越和李铮。我们的语文老师姓王，住在二号楼。王老师的家境不幸，丈夫有严重的精神病，发病时竟然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尽管如此，王老师依然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也很负责。我现在能很快学会和掌握中打，都是因为王老师给我们打下的拼音基础。

68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热烈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父亲那个时候被临时调到单位的宣传队负责导演和编节目。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宣传队上街庆祝，一直走到市中心的南关什字。我和一个叫刘兢的女孩（我们邻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拿着小旗子，牵着手，打头阵，后面是敲锣打鼓和高举领袖像的，一边走一边扭秧歌，路边很多的人观看。到了南关什字演出时，临时让我们两个小孩跑了一次龙套，好像是听见广播后跟着大人跑，奔走相告的样子，结果因为没有准备，我和她在场上瞎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傻站着，最后是被抱走的，惹得围观者哄笑。没想到，长大之后竟和文艺宣传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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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岁月(2)

苑波

(续)



六

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双职工，无老人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脖子上挂着钥匙串，到点就知道要回家。 文革期间父亲去外业，母亲经常晚饭之后还要去开会，我只好自己先睡。很多时候醒来，空空的家中还是自己一个人，很害怕，就爬到凳子上，扒着厨房的窗口，睁大两眼瞪着外面的马路，看到路上有行人走来，就这么一直等到母亲回家。

后来习惯了，也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午饭和母亲一起在食堂吃，而晚饭一般都是我先把炉子的火生好，煮上稀饭，再去食堂买两个菜，母亲回来做主食。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懂，人家给什么给多少就吃什么，常让人欺负，我母亲为此还和食堂的人交涉。看看现在的孩子们，比比小时候的我们，真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文革期间我们大院几乎每个周末都在露天广场放电影。到了周末我就慌慌张张，三口两口地吞完晚饭，早早地等在楼下，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生怕晚了被落下。要是他们在楼下喊我，那晚饭是万万不会继续的，放下饭碗，拿了凳子就三格一跳地奔下楼去。当时放电影都是几个单位跑片，就是几个单位串在一起放片，前面单位放完的拷贝就送到后面的单位放，所以一场电影往往中间要等数次，那时你再看电影广场里，真是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前面是坐的，后面就是站的。听到放映员说片子马上就到时，全场欢声雷动。我们单位的放映员叫小王，是我们很羡慕的人，带副眼镜。后来他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妻子，住在刘淦家的隔壁门洞。记得那银幕被风刮起来，里面的人就扭屁股，像在跳舞。

“大家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 “抓住她，别让她跑了！”..... “就是她！就是她开的枪！”....这些是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台词。记得一看到列宁遇刺，我就不想看下去了。我的一位朋友程志刚则不同，他非要看完其中的《天鹅湖》舞蹈才退场，反反复复，那麽多年大概超过了20次。我们小时候还看了很多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如《海岸风雷》《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朋友见面就说：消灭法西斯，回答是：自由属于人民。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电影中稍微有点出格的镜头都会引起骚动。记得有一部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颇激动人心。放映时总是会引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闭幕后还让人兴奋得睡不着，加了班在床上联想。还有朝鲜电影，诸如《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以及稍后非常煽情的《卖花姑娘》，那时很羡慕朝鲜人民幸福的生活。那个能挣600工分的胖女人，大概是因为营养过剩吧。还记得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情节：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坐在酒吧，看见地下丢着一张票子，趁人不备就去拣，结果让走来的一只脚踩住，说了句，“没想到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抢军帽是那时路上一景。文革时，军人最受崇拜，因此军帽就是王冠。一般的孩子搞不到军帽，市面上也根本没有卖的。那时，有军帽的一是部队的子弟，二是有路子的人。但戴军帽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过。正得意洋洋的在路上扬头挺胸走着，忽然一阵风掠过。一个脏兮兮的小手飞将过来，抓了过去。有时候抓帽心切，连军帽带头发一把抓去。于是，有好事者，干脆就把军帽系上带子，紧紧的捆绑在下巴上，神经兮兮的上路。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脏手飞过来。关键是，那些小脏手跟现在的梁上君子一样，防不胜防。一路上都平平安安的，以为好日子来了，就放松了革命的警惕性。上个厕所出个恭，旁边蹲的人立马起解。然后装出一副出恭后痛快的样子，行将走时，照着那个小脑瓜，革命的快手一出。然后，狂跑出去。出恭的小子浑身一惊，恭也没了，连屎屁股也顾不上擦，提个裤子就想追。哪里还有人影？ 最有意思的是在火车站，当时的年轻人连军人都敢抢。时机是火车开动以后。车窗里的军人趴在窗口往外看，不料被站台上的人来个顺手牵羊，悔之晚矣。

七

文革期间铁一院的子弟中学（铁二中）享誉大西北。铁二中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设计院合作，于1968年春天在兰州成功地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全剧，包括舞蹈，乐队、指挥、导演、独唱、剧务、化妆、服装、灯光等等都是由设计院的职工和他们的子弟独立完成的。这一壮举就是放在今天也让人难以想象。扮演喜儿的是付春英，后来是舞剧《丝路花雨》中英娘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周里京的妻子。扮演大春的是张伟，品学兼优，是女同学张月琴的大哥。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俩人后来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扮演杨白劳的是秦建成（我们年级一位女同学秦建茹的哥哥），还有扮演狗腿子的苏保科，喜儿二是设计院相声演员和京胡演奏家金老的女儿，后来去了兰州军区文工团。她和付春英轮换上场。这批学生不愧是那一代人（老三届）的佼佼者。舞剧总导演兼乐队指挥是王毅老师，是设计院一位极具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干的人物，整天风风火火的样子。配合王毅老师的是李永玉老师、左本华老师等一批设计院的文艺尖子。乐队的一大半是设计院的职工。可以说，为了舞剧《白毛女》，设计院倾全院之力，毕其功于一役。演出后来获得了极大成功，轰动了整个兰州市和大西北，新闻还上了《甘肃日报》，可谓名扬天下。

设计院人才济济，云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他们不仅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干，也把各地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带到了祖国的边疆。可以说，在大西北那么艰苦的环境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设计院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白毛女》之后，马不停蹄，铁二中又准备排演《红色娘子军》全剧。这个时候已经是1968年的秋季了，很多学生演员已经或即将高中毕业。68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此大批城镇学生陆续奔赴农村或基层，声势浩大的铁二中宣传队也不得不解散。但无论如何，这次排演《白毛女》的巨大成功还是为设计院及其子弟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分子，也为日后东山再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多久，设计院话剧团就在兰州演出了话剧《一块银元》，讲述地主用一块银元换了一双穷人家的儿女，地主少爷给他们灌了水银，做为其父的陪葬。死的时候端端地坐在椅子上。记得这个话剧看了让人难过和恐怖，舞台灯光昏暗，用的是蓝光。主要演员之一是刚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后来和我母亲是同事，80年代赴美，在康乃尔大学进修。

八

经过文革，学校设施破坏严重，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墙壁上涂写了横七竖八的大标语，课桌堆积在一起，大都瘸胳膊断腿，桌面也不翼而飞，据说是被人偷去打了家俱。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学英雄，参加各种批斗大会，听忆苦思甜报告，接受革命教育。幼儿园的时候，记得是江姐、雷锋、王杰、麦贤得、欧阳海、蔡永祥，还有刘文学。 一年级开始不久是个叫门合的解放军干部，他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土火箭，为掩护在场的群众，当炸药就要爆炸时扑向炸点，壮烈牺牲。至今还能记得门合那著名的三句话：毛主席的书，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话。我当时还想如果一个人真忘了读毛主席的著作，会怎么个死法呢？ 还有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笔者注）、四无限（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笔者注）。自此，一场表忠心的活动席卷全国，深入千家万户。

全国学毛选，学毛主席语录，学校当然不例外。当时的政治教育几乎占据了学校课时的三分之二。以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课，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尺度。语文课也多是政治内容，被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了必修课，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背诵如流，烂熟于心，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大段大段地脱口而出。当时学校搞一帮一对红活动，主要就是互相背诵、纠正，甚至课间那么一会儿也不放过，晚上躺在床上还要加班。

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是佩戴毛主席像章，称作红宝章。像章用钢、铝、海绵、和陶瓷等制造，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最有价值的是一种叫冬梅或者军舰的像章（梅花欢喜漫天雪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有冬梅、军舰、或者天安门吗？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小朋友就把像章反别在衣服上。又一次，我像变戏法一样，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同学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最后，一定要记住只能说请金光闪闪的红宝章，千万不能说给、要、或者拿。

其次是风靡全国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每天早上，全年级在老五小二楼的活动厅集合，由学生干部领队，记得当过领队的有张月琴、刘康越、李铮、黄向军、王黎明、唐国森等。领队先说：首先让我们敬祝七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我们跟着说，万寿无疆！万寿元疆！万寿无疆！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 领队接着说：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我们就喊：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之后回教室。每节课开始之前，老师都会翻开《毛主席语录》说：请同学们翻开毛主席语录第××页，然后领着全班读一段语录。语录没有打开以前，不能随便放在课桌上。最初是一律放在课桌的左上角。后来在各单位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推出一种时尚。他们左手扶着枪托支地的步枪，右手把语录捧握在胸前。一晨之间，此举风靡全国的中小学。这种形式很好，不但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而且还可以防止我们在课桌下搞小动作。

当时，家家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做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的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的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全家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安排，晚上要在毛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林副统帅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非常高。当时的说法是：林副统帅最最忠于毛主席，选他为接班人，我们一千个赞成、一万个赞成。

学习毛主席著作，重要的是应用，要做到活学活用，并且要立竿见影。当时的人们都能出口成章，恰如其分地把毛主席语录运用到各种地方。后来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对这种情形的描写，一点也不夸张。不仅分裂的两派群众要打语录仗，就是售货员的和顾客吵架也要引经据典。比如，顾客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个让我挑挑。” 售货员就回答：“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个拿哪个。”活学活用的主要具体形式是斗私批修。让大家讲如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是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或者克服了自己的缺点。例如：今天早晨轮到我为教室生炉子，但是今天天气很冷，不想去那么早。就在这时，我想到了烧炭的张思德，我要学习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我就及时赶到了学校，等等。基本上都是编的。坦白地说，文革中我们经历了实在太多太多的形式主义、听了实在太多太多的假大空。以至于后来不管遇到什么集体活动就觉得勉强，听到那些正统的宣传就反感，为此吃了很多苦头，从中学直到大学，甚至到了美国还是如此。

学毛主席语录的一个好形式是学唱语录歌曲，容易记。现在毛主席语录我基本都忘了。但有歌曲的我还能记住几个。为毛主席语录谱曲难度很大。因为毛主席语录毕竟不是琅琅上口的歌词，也没有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如何谱曲？但确实有这首歌。最好听的一首语录歌，是阿尔巴尼亚人谱的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友谊，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这段语录出自毛主席在文革中给阿尔巴尼亚的一个贺电，就是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那个。

毛主席的语录有两类。已经发表的叫最高指示，新发表的虽然也是最高指示，但有一个专门的叫法：最新指示。最新指示三天两头就一个。让人切实感到毛主席时刻在指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十分热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8点新闻联播节目还没结束，大街上就已经锣鼓喧天。人们的行动很快，最新指示记录下来后立即油印甚至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单位的高音喇叭也反复播送最新指示。68年以后，我上了小学，也跟着学校上街游行，除了喊口号，还要唱歌，举一个三角的小纸旗子。有一次，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 “办学习班这个方法好“胜利发表。游行时，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跟着老师高呼：办学习班这个方法好！办学习班这个方法好！….. 还记得为了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大人都要求不能脱衣睡觉，好等到那重要新闻一发布，赶快集合，上街游行。那时讲雷厉风行，有一次我居然把红宝书都跑丢了，还是三合一的， 就是包括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和老三篇的那种。

九

门合牺牲不久，甘肃又出了一位叫刘学保的英雄人物。马上全国又掀起了学习英雄刘学保的热潮。当时的长篇通讯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兰州还举办了英雄刘学保事迹报告会和展览， 展品包括那把与阶级敌人搏斗时用过的斧子（称锄奸斧，有血迹）、刘的血衣、以及受伤那天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著作等等。后来还出了一本有关刘学保事迹的连环画，同学们奔走相告。随着文革的深入，小儿书基本上就从孩子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除了样板戏改编的连环画，剩下的就只有因应时事而出版的各类宣传品。我和几个小朋友把那本连环画变成了幻灯片。我们把每页的图画用小楷毛笔临摹到一张张玻璃片上，然后用手电筒把它们映射到墙壁。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孟伟和李铁平等同学。我们还把邻居的几个孩子召集起来放电影，过程中，我负责讲解。

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的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他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时，认为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 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于是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林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特别是一个从原国民党部队起义后来复员的军官。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他一边念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的最高指示，一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斧头，将那个反动家伙砍死了。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他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着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闻讯赶来时，刘学保对大家说不要管我等等。

80年代一天的晚上，我在北医图书馆的楼上偶然读到一篇题为《人心是镜，天网恢恢》的长篇报道，登在《法律与生活》杂志上。才知道刘学保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刘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刘学保残忍地杀害了那位起义军官，然后伪造所谓的炸桥现场。事件之后，受害者的全家被赶出林场，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历史无情，法理难容。刘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5年，甘肃省公开为死难者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

学完刘学宝，全国又掀起了学珍宝岛反击战英雄的高潮。当时有一幅油画，一位解放军拿着枪冲锋，身体是倾斜的，目光向前，横幅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之后是金训华。金训华是上海的知识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纵身跃入洪水而牺牲，是当时全中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1970年全国学习王国福。“小车不倒尽管推”“ 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名言。王国福为了工作，积劳成疾，累死在小车上。学英雄见行动的活动到了林彪事件之后迅速降温。

十

随着文革的深入，父母日子又不好过了。因为出身不好，又参加了文革造反，风向一变，自然首当其冲。特别是父亲，因为文笔出众，文革时成了设计院造反派的笔杆子。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除了66年10月到67年春天，加上67年的下半年，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从头到尾一直是被清洗和镇压的对象，特别是68年清理阶级队伍、70年一打三反、和71年全国抓516集团期间，大批在文革中上蹿下跳或有异端思想的人被整肃，包括所谓思想反动又积极参与文革的知识分子。68年夏天工宣队进驻北大，小舅大学没毕业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劳动改造，整整十年。69年大舅也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70年姑妈因精神压力，住进精神病院，后来精神分裂，直到去世。71年二舅被打成516分子，关进牛棚。整我二舅的居然是他过去的同班同学，诬陷他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扔了一包东西，简直让人有口难辨。有一次，二舅关在学习班，这位同学破门而入，对着二舅吼了起来，说：看着我的眼睛！….. 相信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我的这些长辈都是文革早期所谓的造反派，又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对官僚特权和现存体制不满而投身文革。

68年开始不久，全国搞斗批改、大揭发、大检举，和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文革也从群众运动变成了整人运动。设计院大字报满天飞，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都被挖了出来。有一天去设计院，看到大字报上竟有我母亲的名字，而且划了叉。说她是剥削阶级本性，雇工，仇视劳动人民等。根据是赶走了家里带孩子的保姆。事情是这样的：这位保姆在家里照顾我和妹妹（当时我们都很小，妹妹还不到一岁），把本该给孩子吃的鸡蛋藏起来带回自己家，发现时已有数月之久。父母很伤心，就让她走了，还多给了她半个月的工钱。另一张大字报说母亲搞特殊化，理由是支农期间买了老百姓的鸡蛋，开小灶。我父亲的情况更糟，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家庭，文革中疯狂向党进攻，残渣余孽，阶级报复。那时父亲在外业，母亲天天写检查，还要找组织和军代表谈话，惶惶不可终日。和几个舅舅不同，父母还算幸运，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定罪。斗批改以后，人人自危，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很多过去的朋友成了仇人，再没有来往。
那段时间设计院的批斗大会一个接一个。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文整工厂的女职工，因为虐待女儿被批斗。她离婚后改嫁，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吃饭，把她打成气胸，甚至还拿针扎，令人发指，禽兽不如。其他的批斗对象基本上是政治或经济原因的，比如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贪污盗窃、美国特务（其实就是留美回国后的老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一位苏联裔的中国人，她的罪名是苏联特务。还记得四号楼出了一个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女人，被拉出来游街，脖子上挂一双破鞋，被很多人围观。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文革中的帮派头头和骨干，参加过打砸抢、有血案、投机倒把、贪污腐化、有反动言论的都被揪了出来。那时除了办学习班，下放劳动，严重的则按刑事犯处理，游街、判刑、甚至枪毙。文革高潮时，造反派中的少数人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设计院最典型也最有名的是一个叫王祖让的工人，官至院革委会副主任。这些人打着工人造反派的旗号，实际上素质低下，又没有根基，掌权没多久就让人抓住了把柄，当然是锒铛入狱。

在我记忆中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是68年到70年之间，而不是文革高潮时期的66-67年。这期间除了枪毙判刑的，还有不少是因为经受不住批斗或审查而自杀的。我们三号楼有两个人跳楼。其中一家就在我们隔壁门洞的四层，平台面向医院楼。跳楼的是一位有所谓严重历史问题的老知识分子。我看到时，尸体已经挪走，只剩满地的血浆，还冒着热气。

清理阶级队伍很快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连居委会也介入其中。每家每户都要重新登记户口，填写主要社会关系。家里有老人的，没有城市户口的，都要被反复调查。当时的说法是绝不放过一个阶级敌人。我母亲的小姨文革期间从广东老家来到兰州，帮助带孩子。和外祖母不同，姨婆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嫁了人，后来因为丈夫吸毒和赌博而倾家荡产。49年以后，因祸得福，反而成了无产者。60年代，丈夫去世，又没有孩子，姨婆就一直跟着我们。有一天，居委会到家里来调查，怀疑老人是流亡地主。为此还专门派了一位干部去广东老家外调，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战备，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要求尽可能疏散回内地或老家，更别说像我姨婆这样没有城市户口的老人了。老人走后，父亲在外业，妹妹跟外祖母和二舅一家从北京到湖南邵阳疏散，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人。

那段时间，母亲要去红古农场下放劳动，又要经常去工地出差，犹豫再三，不得不忍痛割爱，决定把我也送到湖南邵阳外祖母和舅舅家，连火车票都买好了。我当时还是孩子，不懂得离开父母的苦楚，心里满怀期待。不巧的是，我大病一场，躺了好多天，也最终错过了这次去湖南的机会。没有办法，我在兰州一个孩子先是住校，后来因为不习惯，就寄住在韩奶奶家 （在电影院和去粮站路拐弯的地方）。晚上被蚊子咬，就盼着它们都吃饱了以后我就能睡着了，但那扇窗子是敞开的。我记得每天晚上就想母亲。中饭和晚饭都自己去食堂，常常看着设计院那个转子久久不愿离去，看他在那儿转呵转呵，还有那一队队坦白从宽的黑衣人。 有一天，我母亲从陕南回来，那是一个早上，我看见母亲就喊妈呵，她看见我那可怜的样子就哭了，带我回三号楼的家，才发现给我留的钱也被偷了，房子因为要刷，母亲走前东西都集中在了房子的中间。我和母亲收拾好屋子，钱丢了母亲也没有怨我，一起去花园招待所吃了晚饭，那个晚上睡在母亲身边，好像是我儿时记忆中最平安和幸福的夜了。

除了战备疏散，很多有历史问题和出身不好的家庭都不得不举家远迁，回乡务农，从此无法返回城市。加上当时下放劳动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影响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城里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当时最好的几个朋友都先后离开了兰州，孟伟回到广西老家，程志刚去了河南。到了69年初，我们年级已经由原来的五个班变成两个班，最后干脆合成一个班，只有40多名学生。可见当时全中国的气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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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岁月(3)

苑波



十一

69年春天召开的九大是当时特大的喜事，除了游行庆祝，还要反复学习大会的文件，看纪录片。记得林副主席主持大会，首先提议毛主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毛主席很谦虚，说还是让林彪同志当吧，林彪马上接过话题，提高嗓门，对着所有代表说：同意选举毛主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请举手，全场哗啦一片。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任何反应。林彪最后说，通过。然后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经久不息。还记得珍宝岛反击战的英雄孙玉国走到主席台上，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握手、敬军礼，还有王进喜、陈永贵等。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站着主持选举接班人的过程，也是全体一致通过。再就是吴发宪、叶群、李作鹏的形象。吴很胖，叶穿的是军装，李戴了一付墨镜。让人惊讶的是浩亮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是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

九大之前，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那天晚上，我们跑到院子里，在夜空中苦苦搜寻，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个亮点，从西北往西南方向移动。喇叭里传来从太空发回地面的《东方红》乐曲声，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那个时代，无论是纪录片或是新闻简报，凡是毛主席的镜头出现之前一定有一个预备期，《东方红》的背景音乐渐起，让人热血沸腾。几秒钟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终于出现，全场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真是热泪盈眶啊！

九大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个人崇拜的高潮，几乎每个单位都“敬建” （当时的说法）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全身塑像。1969年夏，兰州市动工敬建“东方红广场”。场址选在旧大路的北端，靠近兰州军区和市中心的地方。广场北面有一个很宽的主席台，中央矗立一座高约2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两侧的墙壁雕着林副统帅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当年，成千上万的兰州市民参加了“敬建”义务劳动，挖土方、搬砖，筛沙子。铁五小组织我们捡废砖头瓦块，表忠心。有一天，建筑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红旗飞舞，人潮涌动。我们穿了统一的服装，还要求面带笑容，就是嘴老是要张着， 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新闻简报的拍摄。大喇叭里说这是我们甘肃省1300万军民政治生活中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荣 ……。

兰州市同时进行着另一场军民大会战。全体动员，人人参战，挖人防工程。一条宽阔的地下通道，从西北民族学院的广场，穿过皋兰山直到山后，被称为二号洞。一号洞在红山根，是我们铁路地区负责修建的。我们参观过里面的人防工程，能容纳一百张床位的地下战备医院，医疗设备齐全，食宿条件优越，地下地上，几乎看不到差别，称得上“备战、备荒”的典范工程。

当时的人们确实认为苏联有袭击中国的可能。兰州到处都能看到准备打仗的宣传画。比如如何用轻武器打飞机的方法，让我们这些孩子明白了什么是提前量这样的概念。学生们除了要挖防空洞，还要参加各种防空演习。有一次我们钻进家属楼地面下的管道沟，里面又挤又潮，气味难耐。那段时间兰州经常有防空演习的警报。有的事先通知，有的突然袭击。窗户的玻璃上贴上防裂纸条。学校里进行急救知识教育，教你如何扎绷带，如何止血。还有原子弹爆炸后，卧倒的方向，如何避开冲击波等等。老五小体育教研室的门前有一个战备防空洞，但工程有始无终。时间一久，里边成为人们的方便之处，不时窜上来一股股腥臭。有一天听说甘肃省地质局挖防空洞时出了事故，还压死了人。地质局离我们不远，我跑去看热闹，记得整个一片地都塌陷了下去。顺便说来，温家宝总理当时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一定记得这次事故。

备战的另一个内容是拉练。除了解放军，各机关企业学校的职工和学生都必须参加各种长途跋涉、野营拉练活动。我们小学也不例外。拉练那天，我们背着军用水壶和书包，徒步走到雁滩的中部，沿途还要挖野菜，再原路返回。一天走了十多公里，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累坏了。回到学校，老师给我们做忆苦饭，就是把挖的野菜和玉米面和到一起，做成窝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记得野菜确实很涩，但那天又累又饿，也顾不得其它了。

69年9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带我去红卫兵剧院看电影。放映1969年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影片，还有苏联和华约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苏军占领的记录片。看的时候，大家真的是义愤填膺，禁不住高呼打到苏修的口号。电影用地图讲述了沙皇俄国如何侵略和抢走了大片大片中国的国土，包括黑龙江以北的大兴安岭，整个乌苏里江的东面，加上库页岛，还有新疆以外的部分地区，一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当今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啊！虽然我当时年纪还很小，但已经能够真真实实地感受到屈辱和愤怒。不料，电影院突然停电，外面拉响了防空警报，父亲带我往附近的铁科院西北所跑 （当时他被临时调到西北所工作，参加青藏铁路冻土问题的研究）。我们穿过铁路局前的广场，天上响着警报，周围漆黑一片。进了西北所，我们和很多人一起钻进了地下防空洞。警报解除以后已经很晚，很遗憾电影没有看完。后来才知道，苏联总理柯西京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停留，要求和周恩来总理见面。那天晚上全中国都拉响了警报，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可见当时的中苏关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晚上回家，还想着那些丢失的国土。父亲告诉我，除了那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还强行割走了整个外蒙古和唐努阿赤海地区。父亲详细叙述了二战之后中国失去外蒙古的历史过程。我感谢父亲能在那种年代里，依然坚持真理，传授给我很多历史知识，从蒙元帝国、满清、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庚子之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使我第一次接触了那么多和当时的宣传不尽相同的史实，也深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多少年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进步，所有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的事情都被时间证明是客观和正确的。

那年头全国备战。我们上午军训，下午挖防空洞，过了四周才上课。文革前的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统遭废弃，复课闹革命后，学生没有教育部的统编教材可用，课本由甘肃省临时组织编写，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发到手的新教材只有语文、算术、毛泽东思想，课本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高年级同学新增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音乐课改称“革命歌曲”，体育改称“军体”，练投弹，一学期还要安排八周时间学工、学农，即使这样的教材，也无足够的课时学完。

十二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一打三反）的运动，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条规定实际上被扩展到攻击林彪、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体成员，都要被当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制造出来的。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兰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从重从快处决了无数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会之后，都要将犯罪分子们游街示众，由宣传车开道，绕城一周。将要执行枪决的罪犯被五花大绑，身后插着“招子”，由解放军执法队押解着，然后送到刑场处决。印象最深的是铁路地区赫赫有名的王泽普。

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红山根体育场看审判罪犯。按当时的说法，是给学生们上一堂“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红山根体育场在我们铁路地区附近。我们走到那里时，体育场已经站满了人，像我们一样的小学生很多，大概都是前来接受教育的。足足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听了很多发言，呼了很多口号。约近中午时分，远处传来广播车的声音，几十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车队由远及近，驶进了体育场，人群里一阵躁动，向远处张望。押解死刑犯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全副武装，有几辆解放牌卡车的顶部还架起了机枪，一是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来劫法场。 这一次被执行枪决的罪犯很多，大约三十多人。多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动的会道门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几年前被判死缓，因在狱中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这次被枪决。这时，广播喇叭开始发出指令，声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于35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喇叭里传来的每一句话：“执法组注意，现将现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枪毙和镇压了犯人之后，全城贴满了告示。被枪毙的人都用红色打个叉，每次我都会把每一张告示从头到尾仔细读一遍。但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也从来没有敢问别人。就是被称为鸡奸的犯罪。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十三

快八岁那年，正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班主任刘老师告诉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小兵组织，传达室要发学生证，让每个同学回家填写家庭出身。回到家里，我问父母，我们家是什么成份。也许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两个生硬的字眼，心里紧张极了。母亲淡淡说：就填职工吧。 我说老师问的是父亲的家庭出身。当我听到父亲极艰难的说出了“反动官吏”三字时，突然觉得象晴天霹雳，感到我一生中第一次的可怕与不安。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天才去领的学生证。走进教室，刘老师拿出一张学生证，问了我的年龄，就开始帮我填写起来。又问了家庭出身，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似乎在撒谎，回答到：父母告诉我是职工。刘老师显然有些诧异地说“这个成份太含糊，那我们都是职工了，你父亲的家庭成份是什么？”我低下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说出了“旧社会的反动官僚”。我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直到刘老师填好了学生证，盖上章，塞到我手里，轻轻地说了声 “填好了，拿去吧。”我接过学生证放进口袋里，当时没有敢打开看。带着恐惧跑到学校操场旁的小树下， 颤抖地掏出新发的学生证，打开封面，却发现刘老师清秀的“职工”二字工整地躺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心里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庆幸。

血统论从北京传到了地方，从大学传到了小学。文革前的少先队已由红小兵取代，在时兴的选红小兵的班长，连长，学毛著积极份子和其它所有活动中都没有我的份。我所在的院里并没有什么大地富或大资本家的后代，像我这样反动官僚的子女便成了凤毛麟角，成了众人发难的对象。楼院里的男孩子常向我吐口水，扔石头，以脏话辱骂，还有一次被人用他自己脱下来的鞋子捂住了嘴。 回到家里，我从不愿意和父母说在外面受到的欺负，就自己忍着。好在我们家的边上有一个通道，这样根据情况我就能绕开他们。那个时期我更本不可能也无法和周围的孩子们沟通，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后来，这种倒霉的事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刚上三年级（70年春），因为疏散的同学陆续回到兰州，学校调整班级，我从二一班去了三三班，班主任是小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我被莫须有的罪名在全班批斗，说我有生活作风问题，可笑吧？还被小李老师拉到校长办公室让那位戴眼镜的李校长训了一顿，说我这是流氓行为。事情本来很简单，宣传队排练节目，程志刚(男)跳芭蕾舞时臀部摔在了椅子的角上，疼得大喊大叫，我和他当时是特别要好的朋友，自然就去帮他揉一下，还让他脱下裤子（只是后面）,查看伤势，结果被人告了，而且被渲染得不堪入耳 。我一个小孩子根本无法反抗，百口莫辩，也没敢告诉母亲。后来是因为学期鉴定上提到要我注意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作风，母亲才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时母亲就气哭了，第二天去找学校，和那个小李老师讲道理，可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哪里有道理可讲呵？最后是在我母亲的再三要求下，学校才把我分到了刘玉英老师的三一班，一直到小学毕业。

童年，本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黄金时代，我却是在充满歧视，谎言，诬陷，屈辱，惶恐，趋炎附势，以强凛弱，愚昧中挣扎著过来的。我们那一代人从小被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什么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等等。

后来长大了，经历的也多了，很久都没有逃脱那“反动官吏”的阴影。那年月，入红卫兵要成分，入团要成份，选先进也要成分，后来下乡当知青，成份更是命运的基石，当兵，招工几乎无一不把成份放在第一位。直到７8年高考，父母都无不把政审表中的家庭出身当成最提心吊胆的一栏。

十四

我们小时候受的是革命教育，小小的年纪已经装满了一脑袋革命思想，全班，全校，全中国都一样，别管男孩女孩农村城市，也别管出身革命家庭还是剥削家庭或是反动家庭（像我这样的）。世界简单极了，一共分成两个：新社会和旧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拨：好人和坏人。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老作苦工，吃不饱穿不暖，还老挨皮鞭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领着好人把坏蛋打倒了，就成了新社会。但是还没完呢，蒋介石溜到台湾去了，还在那维持着旧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旧社会，那里的坏蛋整天花天酒地，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班上当时有位刚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快跟美帝打仗了！我们激动得瞪眼：是吗？！他一脸得意：给美帝的严重警告不是快到５００次了吗？那会儿美帝的飞机老爱侵犯中国领空，侵犯一次中国就宣布一次严重警告。他说：一到５００次就要和美帝开战了！我们高兴坏了，盼着美帝的飞机侵犯领空。终于有一天，严重警告５００次了！可并没开战。还有苏联逼债，趁火打劫。可咱们中国有骨气，勒紧肚皮，一分钱都不少他的。他下课告诉我们，苏联坏透了，给他们苹果他们还拿铁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们问他：那他们不要的怎么办呢？他说那也运不回来了，都烂在那了。听得我们都傻了眼。

记忆最深刻的毛主席语录是《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毕业。当时的说法是劳动是课堂，心里要装着“解放”全人类的“大多数”，要胸怀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头脑中要无产阶级“革命化”，这就是工人阶级教导我们的“数、理、化”。从我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因此出现了许多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反革命”冤案。

其中最著名的是左本华老师。左老师文艺体育样样优秀，是甘肃省长距离滑冰的冠军，也是我们铁五小的文体老师。左老师对事业、对孩子永远有火一般的热情。但不幸在一次游行中因为口误喊错了口号，当场就被被抓了起来，五花大绑。我们上小学后第一次全校批斗会就是斗争他。他坐上土飞机，头发被使劲地往后揪着。那天还有一个陪斗的，是我们小学管后勤的大老周，落网地主，也是土飞机，清楚地记得是被押着跑到主席台的。大老周身高体胖，跑的时候，两个人押着， 弯着腰，跌跌撞撞。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喊了很多口号，“打倒左本华！”“左本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把反革命小丑左本华揪出来示众！”…..等等。那段时间我去食堂，每天能看到左老师和其他被管制的黑衣人一起排队吃饭。他们走得很整齐，还要不停地喊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次我发现了他们的住处，是在设计院大楼的地下室，至今还记得左老师痛苦的表情。

大约半年以后，听说左老师要解放了。那是一天的上午，阳光明媚，又是全校集合，左老师首先向毛主席请罪，然后校长宣布解放他的文件。 记得左老师跪在毛主席像的前面，痛哭流泪，喊了无数次毛主席万岁，声音一次比一次洪亮，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被感动了，跟着他一起哭。后来，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他主动把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6岁和4岁），下放到甘肃最贫困的康县，并且注销了他们的城市户口，自己则住校，负责学校的宣传队，后来还成立和负责乒乓球、女子篮球、和田径队，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年如一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那批解放的还有一些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其中一位，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竟把毛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肌肉里，鲜血淋淋。另外一位，也是知识分子，49年以前当过三青团的支部书记，没有完全解放。有一次，全院传达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听的内容，他却被赶了出来。他申辩说组织上有结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无论他如何申辩，最终还是被连推带拉地赶出了会场。这位老先生的二公子后来是我中学的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后来读了博士，在德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在大连药物研究所做教授。

反革命罪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二年级的时候一名姓寇的同学写了"反标",在老五小西边通道门的右侧。当时苏联和华约的坦克正在布拉格，一年之前以色列闪电式地袭击了中东国家，那块墙壁上还有宣传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栏目，说要防止苏联对我国进行类似的突然袭击，而且提到苏联的坦克六个小时就能打到兰州等等。那个"反标"后来马上连墙壁一起被挖了下来，成了一个坑，我们被要求排队去看，气氛非常恐怖。寇同学出事后，全校批斗，耷拉着头。幸好他父亲是老工人加上那麽小的年龄，组织上没有处理他，但被送回老家劳动学习。回来后，只记得他变得很老实，对人也特别诚恳，与人为善，老师和同学们反而很喜欢他，记得他入队的时候哭成了泪人，从此每天都带着红领巾。从上中学到工作，长年累月，一直是先进。顺便说来，我自己是71年的清明节（四年级）在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入的队，因为家庭出身，是班里最后一批才带上红领巾的。记得那天干热，刘淦中暑倒在了我的肩上,我当时就使劲顶着他，心里想着要做一个合格和英勇的红小兵。

十五

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奠定了我们阅读的能力和理解力。在小学三年级或许更早些，父亲专门给我借了一本《刘文学》，并让我写读后感。《刘文学》是儿童文学作家贺宜写的一部长篇传记，讲的是一个为保护集体财产而被地主杀害的小英雄成长的故事。我顺利地读了下来。我发现，原来读书不但不难，而且非常有意思，从此就陷了进去。第二本书是《欧阳海之歌》，不知看了多少遍。接着是叙述云南50年代知识青年开垦边疆故事的《边疆晓歌》和反映解放前夕狱中斗争的《红岩》。《红岩》也是百看不厌。到了小学的后期，又读了现代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海岛女民兵》。印象最深的是《海岛女民兵》中的小白鞋。怕被人讥笑，起外号，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好意思再穿白球鞋了。后来还读过《沸腾的群山》《前驱》等在文革前夜就已经出版的革命小说和一批反映文革的小说，例如《江畔朝阳》《征途》《分界线》等，都是完全按照高大全、三突出原则创作的。《分界线》是张抗抗的处女作，描写北大荒知青生活，记得特别革命，有一种单纯和朝气。

对苏联的仇恨延续了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喜欢苏联的电影。几个朋友在一起就可以演出全本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我喜欢扮演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马特维耶夫打进社会革命党人内部，获得了机密，但被他们识破了身份，不得不跳楼逃跑。我从一个墙上跳下来，仰面躺在地上，对一个揪着我衣领的伙伴——他扮演一个实际是内奸的契卡，艰难地说：快去告诉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还没等我说完，内奸就开枪把我打死了。

我姑父在建委工作，经常能搞到一些内部书刊，印象最深的是朱可夫元帅写的《回忆和思考》，看得很吃力，经常查字典。它不仅使我从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也第一次知道苏军将领对斯大林的强烈不满。仅仅一年的时间，苏联红军就损失了二百五十多个陆军师，上万辆坦克，几千架飞机。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朱可夫也是修正主义者，故意诋毁伟大的斯大林？后来又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我喜欢冬尼娅胜于喜欢丽达。我为保尔与丽达失之交臂而惋惜，也理解保尔与冬尼娅分手的原因。使我明白，你和一个女人，可以性格不同，喜好不同，但如果人生道路不同，泾渭分明，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分手。

那年月还有一个名词叫批判电影，就是被认为有错误或者反动的电影。我们看的第一部所谓批判电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批判的主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作威作福，投降卖国。还有什么披金挂银，腰肢招展之类的。在看批判电影《怒潮》时，一个党的领导人被敌人杀害，我正在悲痛，大喇叭里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叛徒×××！”而且居然说的是剧中人物的名字。我很奇怪，没看出这个人是叛徒啊。

这种放映反面教材电影的做法在文革后期也有。1972年夏天，突然批判一个动画片《放学以后》。里面有一个阶级敌人，编了一首儿歌腐蚀青少年：“糖儿甜，糖儿香，吃吃喝喝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电影的主题是批判“读书无用论”。但当时的思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干扰文革大方向等。为了批判，学校组织我们看了这个电影。看完后，我们写了批判稿。1974年夏天，突然又批判一个湖南花鼓戏电影《园丁之歌》。里面的一句唱词让人抓住了，大意是：如果没有文化，怎能干好革命，接好革命的班？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却认为，没有文化，照样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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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岁月(4)

苑波

（续）



十六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甘肃省艺术学校破天荒地决定公开招考，凭专业成绩录取新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的中学生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消息在全省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中引起的雀跃和震动。想考的人实在太多，是人是鬼都要去碰个运气。
程志刚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喜欢拉小提琴，也准备参加省艺校的入学考试。平时我几乎天天去他家，等他练完琴之后一起出去玩。有时候还能听到几张他新近借到的唱片。因为不懂音乐，也没有听出什么名堂。唯有印象的是一首叫《野风飞舞》的俄国交响乐，好像节奏越来越快。程志刚考试那天是我陪着去的。骑自行车不仅要过兰州医学院，而且都快到东岗了，这在兰州是很远的地方。开考那天，从早晨开始，擦得铮亮的自行车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
记得男孩女孩的衣着一律光鲜干净，领口翻出雪白的假领，脚下的布鞋黑白分明，肩上挎的是千篇一律的军绿色挎包。男孩们三五成群，甩着略长的分头，把脚下的自行车踩得如舞如飞，对路边上的女孩子扬着高傲的头颅。女生们则两个两个地手挽着手在人群中慢慢游逛，遇到模样周正的男孩子就多看几眼，脸上不由自主地飞出两团红晕。我想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既感觉自己高人一头，又惧怕其他竞争对手，毕竟都是人中之杰。考乐器的人自带着他们的“吃饭家伙”，无论二胡抑或竹笛，都用花布做的套子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看见了会漏了灵气似的。大家伙比如扬琴，既有琴身又有琴架，是由家人用架子车推着来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甘肃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这批考生的确是那个年代青少年中的佼佼者。当时读书无用，中学毕业后都要插队，家里有条件的就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技之长。我来到考场看热闹。面对这么多比自己年长的红男绿女，自然感到一点自卑和压力。不过作为旁观者，也没觉得什么。快轮到程志刚时，不知他人在何处。我到处找他，才发现他在流泪，原来他忘了带乐谱。我说没事的，你都练了这么久了，背都背下来了。他说不是这样，看着谱子心里踏实。他演奏的是《毛主席来到我们的炉边上》。果然，演奏时，出了好几次错。下来以后，伤心地哭了很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十年，那一对红肿的眼睛我始终也没有忘记。
十七
文革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有清贫的生活。当时除了粮，油，肉，布，煤，糖，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定量供应外，蔬菜，水果，也是少之又少，供不应求。每人每月三十斤粮，五两油，每户每月半斤肉，全年才半斤糖，更别说零食小吃了。最困难的时候，兰州连酱油和醋都断过顿，后来有人发现在一些小街深巷处会时不时发现它们的踪影，所以就常常和小伙伴们拎着两三个酱油瓶，步行很远“打酱油”。记得曾经馋到含着牙膏当零食。肚子里没油水，一顿吃过三个馒头，而我当时只有九岁。每月粮食百分之三十（有时更多）是粗粮，为了消灭这些粗粮，老百姓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玉米面和白面混起来压出一种面条，叫钢丝面；另外除了窝窝头，发糕，还有烙饼；兰州地区有一种叫散饭的东西，其实就是玉米面糊糊混着雪里红和辣椒；…. 我相信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开出一桌玉米宴，总之我见了玉米胃就发酸，发涨。
为了买到蔬菜，特别是冬天的大白菜。常常大清早就得去菜店门口等开门。为了能挤在前面，早上六点半钟就得从床上爬起来，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雪地里等开门。有时人实在太多，常常有被挤倒的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兰州出来的人一定记得兰州的瓜子。兰州是瓜果之乡，每年的夏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去买回很多熟透了的处理西瓜，或者子瓜，几毛钱可以买到一大堆，然后用自行车驮回家，把里面的瓜子掏出来，洗干净晒干。等到年前，家家都支起大铁锅，户户传出哗哗的炒瓜子声，各式各样的瓜子味道从家家户户中飘出。
文革时北京的供应在全国是最好的，都说全国保北京。 因为工作关系，母亲常去北京和天津出差。每次返家，都会大包小包地带回一些吃的，还要替同事们捎带东西。当时的火车票都是单位订的卧铺票，但母亲说火车上睡觉还是不安稳，怕人半途上来把东西拎走，一会儿就会惊醒，睁眼数一下包，再继续睡。我后来发现，母亲至今还有出门数包的习惯。
再有就是偶尔单位年终会分羊肉，一家可以分到半只。第一设计院在大西北这么多年，和地方上总有一些关系。那时没有冰箱，就把羊挂在窗子外面。这下子给兰州的小偷们提供了一次机会，到了深夜，他们会用很长的棍子，绑着剪子和钩子，进行悬臂操作，可谓顺手牵羊。有一年很多户的羊都被偷了，包括我的好朋友刘淦家。其它的时候就是偶尔碰上从青海湖来的卡车，能买到从湖里打捞上来的湟鱼和剥皮鱼，肉很粗，但烧好了能凑合吃，这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奢侈了。
十八
我们小学的班上有几位人物，一位叫张月琴同学，是我们那里的小太阳。她是铁五小红小兵团的团长，年级红小兵连的连长，我们的班长，年年的五好学生，还是学校宣传队和乒乓球队的主力，学习又好。70年下半年, 庐山会议之后,因为批陈伯达的天才论和先验论,全国学哲学,我和她分在了一个学习小组,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特别紧张,前一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像朝圣一样,战战津津的,可见她当时的光环和地位。有趣的是很久之后，我们又走到一起，才发现原来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张月琴心胸开阔，讲原则，人正派，在山东省济南市担任领导职务，是同学们的骄傲。
另一位是韩立农同学，是我记忆里有一点儿贵族气质的女生。我和她曾在四年级的春季同桌,那是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实际上，我对她的印象更多的还是在初中之后，小学只记得她脾气好，聪明，而且也是和男生说话比较多的。韩立农有一个漂亮的姐姐，爱上了当时在兰州铁路地区叱咤风云的第一帮主唐欣，外号毛子，一时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记得毛子打架的时候特别勇敢，军大衣扔在一边，检起一块板砖，直接就冲向对方的头子，那人的领子被毛子紧紧揪住，话都说不出来了，毛子就这样一边揪着一边大骂那些早已闻风丧胆的帮友，不用动手，就生生地把对方震服了。
毛子传奇般的人格魅力一传十，十传百。他讲义气，因为帮朋友打架，受过伤，进过局子。当然最美好的还是韩立农的姐姐，从来都和毛子在一起，打架也跟着毛子，冲上去劝呀拉呀...., 70年一打三反，毛子被判了十年徒刑，剃了光头，和其他的罪犯一起用解放牌卡车押着游街，因为不知道毛子的车是哪辆，人们就跑来跑去，到处打听，然后就蜂拥... 。后来韩立农的姐姐去农村插队，毛子也把她交给过去的哥们照顾，也没有受什麽苦，听说就一直等着毛子。韩立农和我同桌时，从来也没敢问她姐姐的情况，印象中的韩立农一直是个聪明和单纯的女孩子，却无法和她那曾经洛阳纸贵的姐姐连在一起。
说到毛子，因为狱中的良好表现，75年提前出狱，后来参加高考，成绩优异，是甘肃省文科的前三名。只是因为他的前科，没有能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北大历史系，最后去了北师大，毕业后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80年代末北京那场风波后受到严厉处分。90年代初，又只身一人从东北的兴凯湖沿国境线徒步走到新疆喀什，历时三年，完成了中国边疆纪行的巨作，书写了整整一代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传奇般的人物后来因为癌症在北京去世，终年48岁。弥留之际，韩立农的姐姐一直陪着他。
十九
铁一院子弟学校自兰州建校以来，一直有提升文艺的传统。文革期间演出《白毛女》全剧，轰动大西北。1969年，铁五小和铁二中又分别重新成立了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0年初，宣传队扩编，我也荣幸地成为我们年级（当时刚上三年级）第一批演员。和我一起入选的还有张月琴（女）、唐国森、程志刚、和单玉国。半年之后，又从我们年级补上了郭乃菊（女）、王兰英(女)、周宏（女）、韩立农（女）、秦建茹（女）、李贵英（女）、李秀珍（女）、杨向红、刘淦、魏建国、李铁平、于海波等共十二人。当时铁五小宣传队基本上是左老师一个人负责，从排练到演出，而且还要手风琴伴奏。后来，随着队伍的壮大，才有宁老师和赵佩勇老师的协助。每次排练之前，打开红宝书，左老师都要首先带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就是那段著名的523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刚参加宣传队的第一天，就参加了舞蹈《朵朵葵花向太阳》的排练。男生的动作很简单，就是拿两个葵花，走位置、摆造型。后来又参加了《草原红卫兵》、《北京的金山上》等舞蹈的演出。70年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宣传队当即赶排了一个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年级只有张月琴和唐国森参加。其中有三个反面角色，一个是美帝、一个是苏修、另一个是反动派。帝修反带着高高的帽子，在台上连滚带爬，逗得观众大笑。还有一个活报剧《学毛选》。讲的是一对贫下中农老人学毛选的事。老太太是小脚，走起步来，摇摇摆摆。一边走，一边喊：老头子…..。然后一老汉从另一侧出场，说：唉…..。走起来也是一摆一摆的。这时音乐起，唱：咱们俩个学毛选…诶…咱们俩个学毛选…诶…诶…..。一边扭，一边唱，是甘肃地方戏陇剧的调子。扮演老太太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杨爱茹，住在四号楼。扮演老汉的是窦建新，比我们高一届，住在五号楼。我们还排演了京剧《沙家浜》的片段，十八颗青松。张月琴扮演卫生员，郭华（比我们高一届）扮演郭建光。有一个动作，卫生员被暴风雨吹倒，头栽在一个战士的手臂上。扮演这名战士的是李铁平，不好意思和女生发生身体接触，就往下躲，弄得张月琴不得已把头放得越来越低。那个年月，不要说身体接触，就是男女生说话，都会招来风言风语。我演其中一个青松，还记得穿上新四军军装的感觉，宽皮带、绑腿、军帽。宣传队的日子很快乐，让人忘却了很多的烦恼。小小年纪，都是自己化妆，大刀眉，红二团 （就是两个红脸蛋），然后涂嘴唇、勾眼睫、疏鼻梁。卸妆的时候，要用很多凡士林。
我们第一次外出表演就去了红古农场，在兰州西边约100公里的地方。那里是设计院五七干校的所在地。我们开了两部解放卡车，女生的车没有行李，只有道具和乐器。男生坐在行李的上面，很危险。车巅起来，人就像土豆蛋子，抓不紧绳索就可能被掀到路上。当时太小，没有资格和高年级学生竞争，只能坐在车的后面，任凭尘土飞扬。因为车巅得太厉害，程志刚晕车，我也吃了一路黄土。到了红古农场，马上又要参加劳动，捡麦穗，体会粒粒皆辛苦的滋味。晚上还要去附近的省邮电干校演出。我们是背着乐器和道具走着去的。演出很成功，大家都很卖力。回来的路上，一片漆黑。到了住地，已经是深夜。我们睡的是通铺,程志刚在我的边上。躺到床上，就别提多想家了，当时我还不到十岁。第二天下午在设计院的干校作汇报演出。不巧的是，那天下了大雨。早上我们在礼堂彩排，中午饭后，只给半个小时的化装时间，然后匆匆集合。我从屋里往外跑，地上泥泞不堪，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把刚换上的服装全搞脏了，脸也花了。我当时急得想哭。没有办法，只能换上宣传队备用的服装，又肥又大，被人讥笑。当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没出息了。
后来，好不容易熬到回家的时间。虽然又是吃了一路黄土，但心里高兴，满怀期待，想着很快就要到家了。但事与愿违，车开到西固的时候，因为兰州市正在防空演习，所有车辆禁止入城。没有办法，只能等，我们好像等了很久。一百公里的路，走了大半天，又累又饿，到家都是傍晚了。这次远行对我是一次锻炼，让我体会了成长的不易。还有一次宣传队去兰州少年宫参加汇演，不巧我病了，发高烧。不得不带病上阵，受到表扬，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吧。其实，当时我只是觉得跟着左老师特别开心，不想离开他。
三年级下半年，因为高年级的同学要毕业，乐队缺人，我和程志刚被安排学乐器。我开始弹秦琴，一种类似三弦的东西，后来又拉二胡、板胡。程志刚则是小提琴。新队员来后，又排演了一批新节目。其中一个表演剧，讲一家人如何备战和演习。刘淦演父亲，一家人排成一行，接受父亲的检查。记得刘淦把儿子的军用水壶拿过来，晃了一下，说：为什么没有水？这样这么能打仗？ 但刘淦在台上占错了位置，背对着观众。又没有麦克风，声音太小。还有我们班的王兰英，梳一个很长的辫子，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中的小常宝。魏建国会一点功夫，翻个跟头什么的，演美帝，做鬼脸，最后被亚非拉人民击败。郭乃菊独唱。周宏是手风琴独奏。
铁五小宣传队人才济济。郭乃菊后来获得全国民族唱法比赛一等奖；报幕员是李修平，后来是CCTV的播音员；程志刚后来获得西北五省小提琴比赛第一名；陈小红去了省歌舞团；梅子荣（我们年级女同学梅天雪的哥哥）去了省京剧团。张月琴后来也从舞台转到乐队，主攻扬琴。林彪事件后，文革的政治狂热终于冷却下来。铁五小的宣传队也因此沉寂，直到我们小学毕业。但左老师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乒乓球。
二十
文革进入71年的时候，全国抓516集团。所谓516集团完全是莫须有的，任何一个有异端思想又参加了文革的人，就有可能被打成516。实际上，抓516集团整肃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造反派。受冲击最大的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特别是大专院校和研究机关。我二舅就在这个时期被打成了516，关进牛棚。那段日子，二舅妈本来就脆弱，天天流泪，惶惶不可终日，三天两头就给我父母写信诉苦。
经过一打三反，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生活日渐清贫，供应也越来越拮据，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票证，包括布匹、肥皂、洗衣粉、甚至卫生纸。九届二中全会打倒了陈伯达，说他是唯心论、天才论。中央号召全国学哲学，读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连我们这些孩子们也组织了学哲学小组。只记得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尝一下，还有对立统一，形而上学什么的。弄得我们云里雾里，还要写体会。没有办法，只有抄报纸。那一年春天，我们参加了修路，铺石子。二号楼南边那条柏油路就有我们的汗水。
大约是暑假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大的喜讯：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将于当年9月中旬访问兰州。这个消息对兰州人民太重要了。兰州过去一直是非开放城市，连一个外国人都没见过。只能在电影里看到其它城市张灯结彩，迎接外宾，展现城市的风貌。兰州的孩子也都特别羡慕其他城市的孩子们，看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举着鲜花，喊着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大西北凄凉而沉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且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次迎接外宾的活动如何提升了兰州人的自尊心。
那段时间越南、柬埔寨、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捷报频传。我父亲为此专门为我买了一张很详细的印度支那半岛地图，挂在我们家的墙上。每次报纸广播报道前方的战报，我都在地图上做个标记。有一天，报纸上还登载了一条有关中缅边界界定的消息。我父亲在那张地图上清楚地画了一条线，整个云南怒江以西一大片领土被割了出去。我问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父亲不语，眼眶都湿了。顺便说来，父亲是铁路地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特别喜欢看地图，出门以后方向感也好，这些都传给了我。当时我们家有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国的，另一本是世界的。那本中国地图是民国时期由美国专家帮助中国绘制的，有很详细的地形和地貌信息，还有等高线。我特别喜欢看地图，经常可以抱着一本地图册，不吃不喝，任凭时光流去。看着地图，就会和历史、人文、资源、经济发展连到一起，给你一种想象，如同身临其境。我对地理的热爱，还帮助我理解了世界时事政治。
为了迎接宾努亲王，兰州市从当年夏天就开始准备。整修街道，打扫卫生，也给各学校布置了任务。我们铁五小参加夹道欢迎，位置是兰州最精华的反修路，正好在反修馆的前面。按当时的说法，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很早就开始练习，其间还有领导审查。动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拿两束花，原地跳跃，然后反复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除了夹道欢迎，兰州郊区的农民还要表演极具地方特色的腰鼓。为了保证欢迎活动万无一失，兰州市还举行了一次彩排。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早早到达指定的地点。等了很久，喇叭里也传出了无数次指令，才看到一列车队向我们走来。我们都以为是贵宾的车队，正要开始喊，才知道那是指挥车，给我们提前下指令的。真正的车队到来时，我们像发了疯一样地喊、跳跃。几天后，学校召开大会，刘凯校长传达了迎宾办（当时甘肃省为了迎接宾努亲王专门成立的领导机构）有关彩排的总结报告。铁路地区学校的方队受到表扬，要我们再接再厉。我们这些孩子当时真是天真，高兴地鼓掌。顺便说来，那年我刚刚入队，红领巾还新着呢。
九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云天气。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就要来到，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不一会儿，指挥车先过，让我们做好准备，然后是电影摄像车。接着是摩托车开道。我们这里早已经喊了起来。我当时比较靠前，大概是第三排，看得很清楚。宾努亲王在中间，头还是歪的，一抖一抖的，微笑着向我们招手。他的右侧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带一副眼镜。左边是冼恒汉，矮个子，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面还跟了很多车，每个车上也都有外宾和领导陪同，我谁也不认出。这一天同学们很兴奋，相互交流自己看见了什么。因为整个过程要上新闻简报，我们都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能先睹为快，说不定还能从电影里看见我们学校，甚直我们自己呢。那些日子，兰州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却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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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回忆文革岁月(5)

苑波

（续）


二十一
197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回家。晚饭以后，父母一句话不说，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书，报纸，杂志，甚至我随身携带的红宝书都收到里屋，然后把门关得紧紧地。我听见他们在屋内大片大片地撕毁纸张，而且还不停地唉声叹气，就感到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无论我如何敲，父母都不给我开门，让我自己出去玩。后来，他们大概是收拾好了东西，所有要处理的纸张被塞进一个大包。父亲靠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一进去，就看见我们家那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不见了。母亲把红宝书还给我，打开以后我也马上发现有变化。再版前言被撕掉了，还有林彪的手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等也不见了。我问父母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说你还小，不懂事，千万不能乱说话，说错了话是要掉脑袋的。然后，郑重地告诉我，林彪谋害毛主席未遂，投敌叛国，摔死了。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我当时就傻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先是感到恐怖，然后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副统帅”、“最最亲密的战友”、“九大”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刹那间成了“林贼”？还敢谋害毛主席？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那段日子，全国非常紧张。十一的庆祝活动被取消。所有的人都必须回到工作岗位。然后一层一层地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小学生还不算最后一批，所以被要求严格遵守纪律，谁也不能议论林彪事件，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消息，还要互相监督。所以，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在公共场合甚至私下都不会有任何人谈论林彪事件。同学们心照不宣，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被要求销毁所有和林彪有关的图片和文字。而且，因为是林彪倡导的三忠于、四无限，所有个人崇拜的东西都被取消，包括必须上缴所有毛主席的像章。我所在的校文艺宣传队也随即解散。
记得传达的文件很多，也很长。连传达文件的上级干部在台上也连连用手掐自己的大腿。怕自己读错，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开始我们都看不到飞机坠毁、林彪尸体等照片。后来是把这些照片临时放到一个橱窗里，旁边有人站岗，然后由老师带队，一个班一个班排队看的。当时同学们大眼瞪小眼，大气儿不敢出。然后全国唱革命歌曲和《国际歌》。我们铁五小唱的是《毕业歌》，铁二中的指挥是钱进，个子不高，但特别有精神。记得那时的气氛很悲壮、压抑，同学们之间的话语也很少。这种紧张的气氛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才慢慢缓解。当时有个笑话，美国记者问北京的小朋友:你们的副统帅去哪里了？这位小朋友就说：嗝屁着凉，汪洋大海洋。弄得这位记者一时间找不到北，无论如何字典上也查不到这几个字的含义。从此，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公开议论林彪事件。当时搞运动，不能说批判林彪，而是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因为林彪事件，群众的政治热情明显衰退，文革的势头受阻，狂热的个人崇拜嘎然而止。71年10月26日，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那天和父亲打开世界地图，把所有投反对票的国家过了一遍，记得主要是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小国。最让人难忘的是乔冠华副外长在联合国那充满自信的笑容，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的风采。不久，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回到工作岗位。时过境迁，中国社会悄悄地变化着。

二十二
1971年，设计院为了丰富职工家属的业余文化生活，在一片空地上修建电影院。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首先它是露天的，只不过有个围墙，加上一排一排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凳子，对号入座。兰州铁路文化宫条件好，但归铁路局管理，除非特别情况，比如新年文艺会演什么的，一般设计院无法随意使用，可谓受制于人。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却成了那个年月设计院孩子们主要的娱乐场所。在这里，拦路抢劫、聚众斗殴、调戏女孩子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成了设计院子弟拉帮结伙和出风头的地方。
如果有好电影，比如朝鲜或阿尔巴尼亚的进口片，为了买张电影票，就得提前排队，人挤人，人蹬人。由于那个卖票窗口常被挤坏，后来干脆就换成一块大铁板，下面掏了一个小窟窿，只容一只手伸进去。人们照样拥挤在铁板前，奋不顾身地向小洞里伸胳膊。里面的售票同志根本就不问买几张票，问也白问，外面乱哄哄的谁也听不见。只好抓住伸进来的手，根据手里的钱数给票。那时的售票员是个瘸子，由于一票难求，人们都想巴结他，所以他牛气的很，见人都爱搭不理的。我们这些小毛孩对此公更是敬慕，就连他走路一拐一拐的都觉得特有派头。人生的理想就是长大当卖电影票的。
进去之后，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一排一排没有靠背的水泥凳子上跨越跑。有一次我一脚踩空，下巴磕到了前面的台子，当时就鲜血直流，马上送医院，还缝了两针，至今留有一个伤疤。那天晚上，包好了伤口，回到影院，看了一部影响了我一生的黑白记录片 《乒坛盛开友谊花》，记录的是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的盛况。这部影片我看了多遍。印象最深的是梁戈亮和日本选手长谷川的比赛，还有本格森。也清楚地记得庄则栋、张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林慧卿、郑敏之、郑怀颖、和李莉等我国选手。影片主旋律 《小小银球传友谊》至今让人难忘。那轻松和欢快的节奏曾带给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和幻想啊！从此乒乓球伴随我的一生。
那个年代，打乒乓球条件有限。首先没有好的乒乓球台。我们这些孩子们，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打听哪里有球台，然后不惜千辛万苦。有一次，程志刚告诉我们他姐夫的工地有张球台，我们问他确定吗？他很肯定，还答应给我们带路。那个工地在雄伟的皋兰山背面，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翻过那么一座大山的。集思广益，我们决定走二号洞，兰州市人防的重点工程，直穿过皋兰山。隧道很宽，能平行走两部车，当时还没有完工。我们走了很久，才看到隧道的尽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到了工地，找到了程志刚的姐夫。见到我们，他姐夫很不高兴，批评程志刚为什么走这么远，隧道没有完工很危险，有没有和家里人打招呼等等。程志刚很委屈的样子。后来他带我们去了那个球台，才发现很破旧，又在室外，风吹雨打。因为没有球网，我们找了几块砖头代替。从我们的大院走到二号洞口(西北民族学院)已经很远了，还要过那么长的隧道，人又累又饿。后山风大，飞沙走石，没有玩多久，就打道回府了。多年以后，到了美国，灯光、木板地、国际比赛的标准球台，打球的时候，想起那条隧道，那几片破砖头，还有黄沙滚滚，禁不住热泪盈眶。
设计院有几副好台子，但上班时间，一是传达室的老头不让进，二是办公地点有人干涉。而且还要自己带灯泡，瓦数很高的那种大灯泡。而我们根本没有。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百折不挠。或是通过我母亲把我们带入大楼，或是翻墙而入。黑灯瞎火没关系，能看见一点就行。如果有人赶我们走，就打游击，敌进我退，然后杀个回马枪。好几次，被大人抓住，质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就来个宁死不屈。后来，我母亲找到了一个灯泡，但只能下班以后用。我们就利用晚饭那一会儿工夫，痛痛快快地打一两个小时，因为大人们都是晚上成群结队来打球，我们只能靠边站。那个时刻，别提多惬意了。我们把积攒很久不舍得打的球拿出来，比如光荣牌、连环牌、或者盾牌之类的。还要穿上红色的短袖球衣，兰短裤，小白鞋。那架势，好像自己已经是国家队的队员了。
翟钧有一本书叫《乒乓群英》，文革前出的。里面记录了从容国团到1965年庄则栋三连冠的辉煌历史，还有很多照片和插图。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借我三天 （主要原因是书中很多的人当时已被打倒，包括容国团本人）。回家以后，爱不释手，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光顾了铁路地区所有的球台，大都无功而返。不是已经有人打，就是不让进。有的时候就傻傻地等着，心想你们总有累的时候吧。但只要有球台的地方，人都会越来越多，我们这几个孩子，只有干瞪眼的份。当时和我一起打球的有张洪、翟钧、和胡海琳。我妹妹有时候也跟着。那一年学会了骑自行车。第一天上路，刚刚能走，就撞倒了一个老太太。不会刹车，就直接往人家里冲。因为个子不够高，只能用那种套裆的技术。有了车，我们就可以往远处发展了。有一天和张洪一起到市体校，怎么都找不到打球的地方，又扑了一空。
随着乒乓球热，铁五小修了四个水泥球台。上课的时候，我们把球拍插到背后的皮带里，到了快下课的时间，个个跃跃欲试，都准备冲出去抢案子。那段时间我痴迷乒乓球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中午也放弃午休，就在石头台上和张洪一攻一守，下午上学的时候，人围得越来越多，成了我们俩的表演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张洪很快成为铁五小校乒乓球队的首批球员。左老师是我们的教练。校队有两个台子，其中一个质量相当不错。我还获得了铁五小第一届乒乓球比赛的亚军，张洪是第三名。
后来左老师把大女儿左萍接回兰州，除了文化课，还对女儿进行乒乓球强化训练。左萍是横拍，左右手都能拉前冲弧旋球，威力很大，我是她的陪练。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有一次，我先到了球场，但左萍晚了一步。左老师二话没说就扇了她一个耳光。左萍肿着脸，流着眼泪，练球时，还要被左老师不停地喝斥。左老师对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对自己的女儿却如此严厉，当时我很不理解。左萍后来去了省队，多次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比赛。那段时间我的球技飞速进步。是乒乓球给了我人生的自信、欢乐、和力量。

二十三
林彪事件之后，设计院的气氛缓和了很多。主楼前毛主席的全身塑像也拆了。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和技术骨干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在大西北是赫赫有名的单位。那座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办公大楼，面向巍峨的皋兰山，华丽而宏大。铁一院实力强大，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七千人，承担着大西北包括青藏线在内所有铁路的勘查和设计任务。然而，铁一院在兰州以至整个大西北得以成名，靠的却是它的篮球。动荡岁月里，是铁一院的篮球带给我们这些孩子难得的欢乐。
设计院男子篮球队，打遍西北无敌手。七二年五月，在刚落成的红山根篮球场，一个欢声雷动的夜晚，设计院男篮一举击败了正在备战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甘肃省省队。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设计院男篮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靠的是从老新疆队挖来的一批退役球员。设计院在西北各省都设有分院，是铁道部直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没有户口问题，基本工资又高于地方，加上数目可观的外业津贴和其它福利，有条件通过招工吸引高水平的专业运动员。所以，记忆中设计院男子篮球从来就没有输过球。看设计院的篮球比赛，畅快淋漓，既能为胜利欢呼，又能奚落对方，特别是击败老对手和近邻兰州铁路局，足足地让我们出了一口恶气。铁路局的孩子人多势众，经常欺负我们设计院的子弟。
设计院的灯光篮球场在院主楼的西侧，只有大约十排用水泥板搭起的观众席。每次球赛之前，我们这些小球迷就会早早地跑到球场占位子。如果时间太早，单位没有下班，传达室那个老头就死也不放我们进去。将计就计，我们或是从他的窗下摸过去，或调虎离山，再不行就翻墙。铁一院的篮球比赛过程很专业，有标准的记分牌，还有现场解说。这位老先生基本不懂篮球，先说x号现在把球传给了x号，停顿一下，然后莫名其妙地蹦出四个字：配合默契。一场球下来，光配合默契这四个字就能说几十遍。此公从此得了个默契的雅号。
篮球队员在我们大院里，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小郭像个坦克，吼叫着强行突破，然后就是他那个标志性的三步上篮动作 （双手端球）；小翟的灵巧和他的帅气是多少女孩子青春的梦幻；小刘的速度和远投；疯狗的底线突破、分球、和勾手投篮，有当今乔丹的风采；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高中锋，沉着稳健，颇有大将之风… 。疯狗后来到铁二中教体育。学生运动会的压轴戏，由各年级跑得最快的学生组成接力队，和以疯狗老师领衔的教工队一决雌雄，高潮迭起，欢声雷动。
设计院的女篮虽不如男篮，没有战胜过甘肃省队，但也是西北地区的劲旅，有两名新疆队的退役队员。其中一位后来成了男篮高中锋的妻子，长得漂亮，或许他们在新疆的时候就相好了吧。女篮还有两名年轻球员，都是我们铁五小和铁二中毕业的。一位叫张兰，还有一位叫张玉兰。张兰的父亲是老革命，设计院的副院长，人称老八路。文革初期因为一次事故不幸殉职。当时在铁二中的门口，一辆卡车到车时没有看见，把老八路挤到了墙角，当时就不行了。张兰的头顶束一个短短的辫子，充满青春的朝气。张玉兰文革前就是我们铁二中女子百米纪录的保持着，成绩是十三秒九，后来去了省体校。按今天的标准，张玉兰一定是个头等美女，身材高挑、匀称，面部骨骼高低有致，轮廓清晰。她住在我们三号楼，和祝蓓莉家一个门洞，丈夫在兰州铁路局工作，还兼任国家级业余篮球裁判。女篮的教练是我们铁二中的华老师，体育家研室主任，外号华子。也是设计院的名人。
铁二中和铁五小因此诞生了那个时代最早的一批追星族。每个运动员的状态、伤病、乃至他们的恋爱婚姻都是街谈巷议的话题。我们班胡海琳、翟钧是消息灵通人士。前者的姐姐是男篮主教练女儿的朋友和同学；后者的父亲当时在院宣传部工作，本人也是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顺便说来，主教练大陈绝对是一位你见过一面就将终生难忘的人，气势逼人，目光严肃，身躯伟岸。我们羡慕篮球队员的球技和人气，也特别想往他们球赛之后的夜宵，据说都是大鱼大肉。那个时期，设计院是个人物就想往篮球队靠，哪怕提个鞋，背个包什么的，说不定也能跟着蹭顿饭呢。记得每次看完球回家的路上，意犹未尽，欢声笑语，给那个时代增添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

二十四
1972年，大地回春。因为林彪事件，文革以来肃杀的政治气氛开始缓解，社会各方面情况逐步好转。这一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当年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天安门城楼上的横幅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中央专门发了文件。文件说这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伟大胜利，是党长期斗争的结果，必须以革命两手反对美帝两手。尼克松来华，是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争取连任，有欺骗性。但主动权在我们，要揭露他们的阴谋等。所以，尼克松来华之前，我们都还是把美国当成敌人，一只求上门来的纸老虎。
二月下旬的一天，春节之后不久，咋暖还寒，我们趴在收音机前，见证了那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时刻。毛主席当天接见了尼克松总统，新闻简报很快就在全国发行和放映，组织观看，是政治任务。才发现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都是林彪害的，听大人们这么说。毛主席谈笑风生，尼克松也很友好，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两个敌人在斗争，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经过文革，老百姓都不敢乱说乱动。只有他老人家说的和做的，我们才相信，也才敢追随。毛主席和尼克松这么长时间的握手，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周总理请尼克松喝茅台酒，总理从容不迫，而尼克松几乎都要跪地求饶了。从此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不再是青面獠牙的敌人，而是可以交朋友的客人。这种心理上的改变虽然微小，但却为中国未来的开放打下了基础。72年9月，田中访华，中日建交。中华民族虚怀若谷，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从那以后，苏修才是我们的头号对手，报纸上首先也是反对霸权主义。连带那个古巴，给苏联当走狗，让人厌恶。那些年，安哥拉人民反抗古巴雇佣军，每天打死几个古巴人，都是让人兴奋的好消息。72年夏天，埃及赶走了所有苏联专家，让人真地觉得，苏修也和美帝一样，一天一天烂下去了。
经过文革的血雨腥风，林彪事件，中美和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政治。当年的批林整风，无声无息。可以说，文革至此出现转折，势头不再。同时各项事业有所恢复，学校又开始抓文化课学习。这一年，也是我儿时记忆中最平安、进步最大的一年。除了主课得到加强，做不完的作业，还要上早自习，另外还开了体育、音乐、美术、书法课。记得赵老师的音乐课先教唱歌，然后大讲《海岛女民兵》。赵老师是北京人，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同学们都听得如醉如痴。阳光洒满音乐教室，蔚蓝色的天空让人向往。“歌如潮，花如海，欢迎朋友四方来。”那一年过得真快，白天打乒乓球，晚上看设计院的篮球比赛，日子也慢慢快活起来。
暑假和妹妹一起去西安旅游，听了一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记得大雁塔、碑林、城墙、和华清池边杨柳依依。然后去北京。火车在华北平原飞驰，和风送来金色的朝阳，流光穿越苏醒的田野。到北京后，我们住在中央音乐学院大姨家，白天游泳，晚上听他们弹钢琴，坐在长安街边数汽车，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回到兰州没几天就开学，因为刘玉英老师身体不好，我们小学最后的一个学期是由邓莲老师当班主任。学习仍然紧张，用二元二次方程解应用题很难，不得不下功夫。我小学最后的同桌是刘秀珍，宽宽的前额，明亮的双眼，一个非常善良、上进、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她知道我下课要冲出去抢乒乓球台，就早早地把桌位让开。又一次，我不小心把墨水撒到她的袖子上，当时我很内疚也很紧张，可小学的男生毕竟还是傻乎乎的。但她只是说了一句话：没事。一点都没有生气。后来中学她分去了四班，我还曾经挺失落。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废墟中一束美好而微弱的光芒吧。这么好的一位女孩子，哪一个幸福的男人，后来能让她放心大胆地把自己放在他的手心呢？
72年年底，我小学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一学期我拿了两个奖状：五好学生和学校乒乓球比赛的亚军。我母亲说，你给父亲写封信吧，他在风火山，读了你的信会高兴的。父亲把青春献给了大西北，是那个年代在海拔6000米以上科研基地（风火山高原冻土实验室）工作时间最长、身体损伤最严重、技术职称最高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心脏扩大，牙龈坏死、和骨质疏松而不得不从风火山抬到总队医院。他也是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唯一曾经在《中国科学》发表学术论文的年轻地质学家。
坐火车的人永远记得旅途的辛苦，却不知道那些铁轨之下，隧道之间洒落了多少热血。他们把青春给了寂寞，把热情化成铁轨，把泪水化作风吹。 父母走过多少地方，设计过多少铁路，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无法一一说清楚。 青藏铁路第一次上马是1962年，我还小得连记忆都没有。长大后搜索到那段历史，我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我一样孩子的父亲曾经那么近的和死亡走在一起。父亲总说那句话：出身不好，在哪里都是活着，哪里的青山不埋人。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过了那些人生的沟沟坎坎，从青丝走到了白发。
几十年过去了，父母就是这样奔波在大西北的崇山峻岭之间。我知道，在我孤寂的童年里，一直有首最撼动心弦的歌，就在我的身边一遍遍响起，响彻万水千山。从孤寂中学会自强，是父母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西北养育了我们,那里是我们的故乡,也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大西北凄凉而沉重，但她的儿女没有背叛她。大西北群山巍峨，埋着几代人的忠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心有不甘，壮志未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祖辈们梦想的延续，他们的精神照耀着我们。
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大西北的一草一木，离不开动乱岁月里保护过我们的老师和所有善良而厚道的大西北人。那时的孩子们天真，不知道人活一世不容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西北，我们给你跪下来了，我们该怎样偿还你给了我们的馈赠！？
（完，1966-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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