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乔晞华：红卫兵打死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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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打死人之后


　　　　　　　　　　　　　　　　·乔晞华·


　　这是《明镜历史网》主持人高伐林先生对文革研究学者乔晞华博士在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１日做的采访。


高：你为什么写《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您当时是当事人、目击者吗？您是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着手调查？


乔：我写《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一书的第一个原因与王金事件有关。我们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文革初期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工人。虽然我们并没有参与打人，但是我们作为该校的学生有义务也有责任向社会表示我们的歉意。不少同学曾议论过公开道歉之事，但是存在不同意见。我决定以写书的形式代表部分同学向社会做个交代。我的行动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支持。


　　关于目击者的问题。我没有在打人现场。当时打人还是要有资格的，需要是红卫兵。但是打死人以后，学校发生的事，如工人抗议等等，我是目击者。我很早就酝酿写这一事件，但是一直苦于没有具体的材料。２０１３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联系到一位同学，他告诉我说看到过调查报告，后来帮我找到，这样我就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材料。我也通过电话向同学打听，有些同学还是愿意与我谈这一事件的，所以知道了一些内情。随着书的发表，有更多的同学向我提供一些情况。


　　我介绍一下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情况。这所学校常简称为“南外”，是１９６３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建立的首批外国语学校之一。南外走出过众多的外交官，包括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等，培养出多位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它的毕业生常被国外大学以全额奖学金直接录取，学校的校友有许多是博士、教授和学者。这所学校是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重点学校。


　　南外刚开办时，分别从二年级学生、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中招生。我是６５年小学毕业考入南外的。我的妻子比我低三个年级，但是她进南外却比我早一年，比我的资格老。因为她三年级起就开始在南外上学了。自１９８２年起南外改为只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初建时学校设有英、德、法三个语种，１９８２年起增设了日语专业。


　　南京外国语学校地处市中心不远，学生一律住校，即使学生的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也不例外。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高水准的外语人材打好基础。当时的南外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南师附中）是江苏南京地区地方权贵子弟云集的学校。


高：请介绍一下“南外王金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乔：南外的历史上有着最黑暗的一页，这就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９日，南外的３１位红卫兵无故打死了南京市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的工人王金先生。当时，学校改名叫做南京国际共产主义战校。学校里有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是由干部子弟组成，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他们是多数派。另一个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他们是少数派。两者的区别是，主义兵的家庭出身不如思想兵过硬。记得当时思想兵要求其成员必须来自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家庭。我虽然不属于黑五类，但不属于革命干部子弟，所以没能加入成。


　　由于大多数当事人还健在，考虑到个人隐私，我今天在这里用代号来提及当事人，就不指名道姓。事发前，南外“思想兵”的许多骨干成员外出串联去了，留下初三法班的第１号红卫兵和初三英班的第２号红卫兵分别作为“思想兵”的第一和第二临时负责人。因为他们是思想兵的勤务组成员。南外的几位女“思想兵”在闹市区撒传单，哄抢传单的市民趁乱欺负了她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性骚扰了她们。女生们回校后向男生哭诉了受辱经过。“思想兵”的男生被激怒了，决定以后派男生在后面跟踪保护。


　　９月２７日，几位女“思想兵”沿街散发传单。负责跟踪保护的男生发现了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人是王金。王金拣了一张传单以后，跟着又拣了两张。王金被怀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梳着西式发型，穿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鞋，被认为不是流氓就是阿飞。王金与妻子的关系不是太好，所以下了班以后常常在街上遛达。那一天，他看到有人撒传单，就跟在红卫兵后面多拣了两张。第１６号红卫兵等５位“思想兵”上前盘问王金，并叫了两辆三轮车，把王金押回学校。途中巧遇王金所在单位的指导员。指导员向红卫兵证实王金是工人，并且作了担保，王金被暂时释放。


　　“思想兵”当天还抓了一个工人叫叶家复。晚上，看守大意睡着了。叶家复翻墙逃跑了。因为叶家复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第二天“思想兵”找不到他，怀疑王金与他是一伙的，就把王金从单位带回学校关了起来。王金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是个中尉药剂师，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过。解放后，王金曾在徐州的一家医院任药剂师，因配错药造成一名工人死亡被判了刑。刑满释放后，他回到南京。


　　当天下午，由第２号红卫兵和一名“思想兵”对王金进行了审讯。审讯中，王金说不认识前一天晚上逃跑的人。当问到是否有历史问题时，王金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第二次审问是在４时左右，参加的人较多，主要是重复第一次审问的内容。审问中，第１９号红卫兵用鞭子抽了王金的脚，但受到第１５号红卫兵的劝阻，理由是“等问清楚再狠狠地打他一顿”。“思想兵”的父母大多是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共产党人。眼前的王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这还了得。“思想兵”出了一道算术题，问他在战场上救治了多少国民党兵，被他救治的国民党兵又杀害了多少解放军。王金回答不了，挨了打。


　　一位有同情心的高三德班的姓杨的同学试图阻止殴打王金的暴行，但是没有能够成功。这位同学是位平民子弟，正直敢言，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近年来，我与这位同学取得了联系。他向我讲述了他劝阻打人凶手时的真实想法。他说，“我以为我是学生中最大的，文革前这些初中的同学都很听话，学外语时在操场上跟着我们早读，下午体育课锻炼时一起打球跑步，晚上回到宿舍他们睡下铺我们睡上铺，何等亲密无间。”可惜他没能阻止成功，这些在他眼里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变得不听话了。


　　晚上，第１号红卫兵从外面抄家回来，决定亲自审问。他们把已经一天颗粒未进的王金从楼梯间里拖出来。问了几句以后，第１号红卫兵不耐烦地从第２号红卫兵手中夺过铁条，猛抽了王金两下，接着第２号、第４号、第２０号、第５号红卫兵等一拥而上，将王金毒打了一顿。王金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鲜血溅到了墙壁上。一名女生被吓哭了，逃出了审讯室。事后，她写了检讨书，承认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对阶级敌人存有同情心。这是我当年听同学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有名有姓。但是经过５０年后，我无法找到人证实此事，大家都说不记得了。


　　王金被放回楼梯间里无人过问，饥饿难忍，向红卫兵要吃的。红卫兵的管理混乱，没有专门的看管人员和机构。红卫兵的吃饭问题是自己负责的，谁也不会自掏饭票为王金买吃的。有一位“思想兵”给王金喂了一勺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当时的浆糊很简单，就是用面粉放上水烧一下做成，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吃。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这种浆糊了。


　　晚１０时左右，王金又被拉出来。第１号红卫兵首先对王金的太阳穴猛击两拳。接着第７号红卫兵用木棍狠捣王金的腹部四、五下，打断了三根体操棒，而第６号红卫兵的体操棒在毒打王金时断为三截。当时的体操棒是木质的，长约有５０厘米，２－３厘米。第１５号红卫兵把皮带蘸水狠抽王金。王金曾苦苦哀求，没有引起他们的同情。当时有人听到王金说，“不能这样打，不能这样打。”王金有五、六次昏厥了过去，他们用冷水泼醒过来继续打。拷打一直持续到午夜。王金被关回楼梯间时已经奄奄一息。


　　９月２９日上午７时许，一位小五英班的男生到学校去玩，看到王金躺在楼梯间的地上。王金向这位同学要水喝。他对王金说，“地上不是有水吗？”离王金不远处有一只碗，里面盛着水。王金答道，那是生水，不能喝。曾是药剂师的王金此时脑子还是清醒的，知道没有烧开的自来水不能喝。由于这位同学不住校，没法帮王金找到开水就离开了。


　　９月２９日上午８时，第３号、第７号、第１０号、第５号和第６号红卫兵等叫王金出来，王金已经瘫在血泊中爬不起来了，他们又打了一阵。这次殴打，第３号打得较狠，所以他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抓了起。１０时左右，第１６号红卫兵才想起要给王金吃点东西，可是王金已经四肢僵硬、瞳孔无光。校医赶来给王金打了强心针，但是未能救活王金。


　　思想兵立即采取措施，封闭了学校大门，任何人不准进出。没多久，学校大门口、教学楼的墙面上和树上，陆陆续续的贴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


　　晚上很晚时刻，校门才重新打开，人们可以离开学校。吴玉璋老师和凌介平老师被叫去抬王金的尸体。一位女红卫兵高举着带血的鞭子，冲吴老师吼道，“你不老实，王金就是你的下场！”吴老师当时被斗得很厉害。她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接触到了当年造反派搞的调查报告，悄悄地收藏了一份，碾转到了我的手中，使得王金事件真相能在５０年后重见天日。“思想兵”开了介绍信，把王金用救护车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看到死者遍体鳞伤，感觉到有问题，坚持要公安局介入，明确死因，红卫兵才不得不通知了公安局。公安局派出的便衣警察赶到南外。警察和打人的红卫兵握手言欢，并且看了行凶器械，传授多长的鞭子最合手，还夸奖第１５号红卫兵的鞭子编得好。


高：打死王金引起了社会什么样的不同反应？


乔：打死了人以后，南外的思想兵还是有点紧张的。几个红卫兵围着一位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这位北京红卫兵身穿草绿色军装，天不冷，却戴着一顶以前只有首长才配戴的呢料绿色军帽，一看就知道是高干子弟。此人慢条斯理的说：“打死一个反革命，黑五类，在北京算不上一回事儿，多着呢。”他的话无疑给南外的思想兵们服了镇定剂。


　　王金的死讯传到了王金的单位。王金的同事们愤怒了。王金曾经为建造南外辛勤地劳动过。王金被打死在宿舍楼里，而这座楼正是王金和他的工友们建造的。１０月２日，玄建联社的工人们首先贴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打死工人一事”的大字报。１０月３日，王金的３位同事与华东水利学院（现在叫河海大学）的７位学生成立了调查小组赴南外进行调查。王金之死震惊全城。许多群众开始自发地到玄建联社三队表示声援。


　　１４日，王金的同事和南京大学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联合调查组。１６日，一个群众性的草根组织“９·２８王金事件联合调查团”（简称“９·２８调查团”）在南京大学正式成立。该调查团由南京玄建联社，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南京电子管厂和南京大学等４０多个单位的工人和学生组成，其主要成员有王金的同事查全华等人。上海工总司是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市级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但是９·２８调查团的成立比上海工总司早了整整２４天。


　　为什么叫９·２８南外王金事件，不叫９·２９或９·２７？我也向同学问过。似乎没有统一的意见。一种解释是，第二次抓才是致命的。所以在我的书发表以前，有些同学也记不清王金是哪天被打死，都以为是９·２８日。具体原因，我不能确定。


　　９·２８调查团成立以后，立即兵分多路同时出击。他们派人四处请愿告状，在本市和周围城市大造舆论，组织集会抗议红卫兵的暴行。工人们起初在南外校门口抗议，以后冲破校门涌进学校并占领了礼堂，召开辩论会要求惩办凶手。有的工人们站在教学楼下，扬言凶手不受惩罚就拆掉大楼为王金报仇。我当时就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在一片愤怒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辩论会上，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凶手。一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反驳道，“难道要用我们红卫兵的鲜血去抵偿一个社会上小混混的血？”众多的工人竟无以言对。他的反驳引来台下红卫兵的一阵掌声。工人们一时语塞。这说明血统论在当时还很有市场。王金被打死的第二天，南外的一位老师贴出了大字报，题为“某某某（指第一号红卫兵）是个好孩子”。一些参加打人的“思想兵”家长对死人事件不以为然，认为“打死个把人有什么关系”，“反正市委要替我们顶住”。有位家长坚决反对第１号红卫兵写检讨。市委不得不告诫这些家长“不要再火上加油”。南京第９中和第１０中的红卫兵开始串联，说打死王金是革命行动，还说北京打死的人多着呢。


　　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上千人，暴行没有受到谴责，没有引起社会反弹。为什么王金之死在南京却成为轰动事件？为什么南京的市民对红卫兵的暴行敢说“不”字？文革开始后，在王金之前，南京也发生过打死人事件。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李敬仪，８月５日省教育厅长吴天石，９月５日南京第１３中学图书馆员韩康被学生斗争、殴打致死。但是，他们的死并未引发南京市民


高：为什么王金的同事和市民敢于抗争请愿？


乔：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大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著名学者胡平给我的书写了个书评，网上可以查得到。他在书评中说，卞仲耘案件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老红卫兵倚仗血统高贵，骄横不可一世。毛中央对他们支持放纵，没人敢正面反对。王金事件发生在同年的９月２９日。虽然在时间上只相差５０多天，老红卫兵已是强弩之末，由于失去了中央的支持而开始走下坡路，造反派已经开始得势。后来王金事件的另一个受害者叶家复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得势后，叶家复带领一队工人来到学校企图找当年打他的红卫兵算账。


　　更重要的原因是王金所在的单位政治成分复杂，９０％以上的工人或多或少地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历史问题指的是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或国民党军队成员，曾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等。一个拥有２００多人的工程队因党员数量不足３人竟无法成立党支部，只好派一名党员任指导员。也就是说，只要是党员，在那个单位里就可以当官。


　　这里的工人尽管也被称为工人，但是他们与国营大型企业里的工人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属于边缘化的群体，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低下，为社会所歧视。单位里有许多像王金那样具有历史问题的工人。对于南外的红卫兵来说，他们的“不幸”（打引号的不幸）是打错了人。如果他们打死的是本校的老师，打人事件肯定不了了之。可是他们打的是王金。他所在单位充满了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这是一只“马蜂窝”。南外的红卫兵打死王金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高：当局如何表态？出于什么考虑决定缉拿红卫兵为首凶手？


乔：当局为平息民愤费了不少心思。王金被打死当天，玄武区委立即召开由多方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把尸体迅速处理掉，免得工人抬尸体上街。１０月６日，第１号红卫兵递交了检讨书，承认自己犯有错误，骄傲自满，但坚持认为打死王金事件是好人打坏人。省委书记许家屯公开称赞检讨，认为打死王金属于误伤，红卫兵不必为此受到法律制裁。同时成千上万奉省市委之命的“正面”大字报出现在大街小巷，宣称打死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法办，只要认识就行了。


　　１０月８日晚，民众在南京的鼓楼广场集会，号称十万人，扬言要踏平南外。市委立即派出１０多辆接待外宾用的大轿车，把仍在学校里的南外学生秘密护送到与安徽交界的僻远乡间。１０月１１日晚，市委送第１号红卫兵乘飞机前往山东老家避风。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因为年纪小，在老师的劝说下，于１０月８日前已经逃回家中。后来愤怒的民众砸了学校，不仅公物损失挺大，我们的个人物品也丢失不少。


　　当局认为“死者家属不起来闹，事情就好办了”。他们采取加速处理、稳住一头的方针，派出女工一天２４小时地看住王金的家属，防止与外界接触。他们还通过房管所换房子，把王金的家属搬了家。搬家后房租比过去的房租高了３元，差额由政府补贴。在抚恤上，对王金的家属格外照顾，每月给王金的养母和养子生活费各３０元，养母到去世，养子到１６周岁。王金出生仅六个月就失去了父母，是由养父母抚养长大的。后来王金与养父母家的女儿结婚，所以养父母也是他的岳父母。王金的家属享受国营工厂的劳保待遇，大大超过王金所在的集体制单位的标准，甚至超过了国营企业和国家干部的抚恤标准。


　　这样的处理确实起到了稳定死者家属的作用。王金的家属自始至终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过，没有公开为王金鸣冤叫屈，为死者讨公道。从家庭的角度上说，王金是可悲的。但是王金又是幸运的。他的同事们冒着自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为他奔走呼叫在南京甚至在江苏掀起了轩然大波。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市政府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决定揖拿凶手。当局为什么终于出面抓红卫兵呢，这也是为了自保。当时调查团把矛头指向省市委，声称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如果当局再不抓人，他们就有倒台的危险。


　　参与殴打的“思想兵”共有３１人。其中１人是高一的学生，初三的有９人，初二的有１３人，初一的有８人，与我同班的有４人。打人凶手中年龄最小的是１３岁，最大的是１８岁，大多是１５、１６岁的孩子。凶手中有６名女生。２人是工人子弟，４位学生家庭出身不明，其余的２５人都是干部子弟或军队干部子弟。除了南外的红卫兵外，还有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红卫兵，王金死后这些红卫兵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市委决定逮捕三个人：第１号、第２号和第３号红卫兵。第１号红卫兵的父亲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少将副部长，是位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逮捕凶手的公审会上，第１号红卫兵的父亲公开表态，表示儿子犯了法应该受到惩罚，支持有关部门的决定，决不包庇纵容自己的孩子。他的诚恳态度对平息民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１号红卫兵的父亲在单位口碑相当不错，是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和长者。


高：这几个红卫兵是什么样的人？平时表现与特殊时期的表现形成强烈反差，为什么？


乔：平心而论，第１号和第２号红卫兵为人挺好，我都认识。他们在南外师生中口碑甚佳。尤其是第１号红卫兵，虽然其父身居高官，从不盛气凌人，平时尊重老师，与同学相处和睦，学习成绩也很好，在同学中颇有威信。第１号红卫兵被捕后，他的老师不顾自己还在受审查的处境，不止一次地呼吁要求释放第１号红卫兵。我的妻子与第一号红卫兵是小学同学，对他的印象极好。她告诉我，第一号红卫兵在学校里一直表现很好，被学校树为标兵，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很正常的人在文革中突然表现得很暴力？这个问题也是我的书中论及的另一个课题，简单地说，人在恶劣的环境下，会做出平时不会做的恶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不能展开谈了。


高：这一事件如何平息？


乔：５个月后，“９·２８调查团”完成了对王金之死的调查，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这是一份详细的报告，共有５０页，包括王金被打死的经过，王金的个人简历，参与打死王金的学生名单，法医鉴定和刑事摄影，市委书记处会议记录摘要和省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报告，玄建联社三队造反派的批判文章，南外部分学生的批判文章，南京市委和玄武区委工作人员于顺良、张国义、徐俊良和孙勋的揭发批判，工人批判省市委的大字报，南京市委对处理王金事件的检讨，以及王金事件大事记。


　　“９·２８调查团”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关于王金事件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大会”。省市委负责人（如省委书记彭冲、市委书记王楚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忠等）被揪斗。副市长王昭铨代表市委作了检讨。


高：打人凶手与调查人员后来的命运如何？


乔：王金事件的最终结局。第１号、第２号和第３号红卫兵被拘留了近２年，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工宣队进校后，由工宣队把他们从监狱里领回南外。他们三人下了乡。后来第１号红卫兵通过父亲的关系参了军，在南京军区的装甲兵部队服役。由于监禁精神遭受打击，第１号红卫兵得了忧郁症，变得沉默寡言、行动迟缓，无法适应部队的紧张生活。他后来进入大学学医，毕业后在南京一家医院检验科任技师直至退休。第２号红卫兵后来去了江苏的镇江，退休以后曾在南京开过一家餐馆。第３号红卫兵被释放后也参了军，成了一名工兵。他酷爱唱歌，在服役期间参加了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的演出。为了增强舞台效果，他参与了舞台爆炸火药的制作。不幸的是，火药发生意外爆炸。他的双眼被炸瞎，双手只剩下三根指头，成了特等残废军人，住进了荣誉军人院。参与打死王金的其他人多数参了军，退出现役后均获得稳定的工作，有不少人仕途发展顺利。他们中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或专业人士，有的成了国家机关、事业或企业单位的干部，也有的下海经商成为商人。


　　相对于打人凶手，“９·２８调查团”的成员远没有那么幸运。最悲惨的是查全华。查曾是南京第２４中学的学生，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１９６３年初，查全华和同学成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出版了一份地下刊物。查全华报考军大护士班政审不合格未能遂愿后，弃高考报名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时，查全华被连队领导相中，成为连队文书。但因曾办过地下刊物，他被提前退伍，沦为内控人员。王金事件发生后，查全华发起成立了“９·２８调查团”。他两次赴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提审被收押的第１号红卫兵。后来，查全华因言获罪，于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５日被南京市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与查全华素不相识却为之鸣不平的下乡知识青年陈卓然不畏强暴，决心抗争。他和另一名知青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趁夜色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后来陈卓然被知情者告发，也被判处死刑。虽然两案最终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经被冤杀不能死而复生。


　　“９·２８调查团”中玄建联社的工人成员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５·１６等运动中均遭受厄运、倍受迫害。有的人从此心灰意冷再也不介入群众运动。有的人仍不甘心，在后来的几次民主运动中有所表现，但是终不能成气候。由于企业改制，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人在贫困中度日。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谢世。


高：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在文革中是否有普遍意义？


乔：文革中“９·２８调查团”与当局的抗争是一次不对称的博弈，是一次先胜后负的博弈。王金之死平平无奇，文革中比他惨死的人有成千上万。然而使王金事件可圈可点的是王金死后发生的事情。王金之死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导致三名红卫兵被抓。“９·２８调查团”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弄清楚王金之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红卫兵暴力起到了抑制作用，使许多无故百姓得以逃脱厄运。


　　南外王金事件的凶手当时就受到处理，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并不具备普遍性。这是因为当时的大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如前面说的，“老红卫兵已是强驽之末。”老红卫兵失去了中共上层的支持。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金的工友。他们处在社会底层，受压迫受歧视，是边缘化的人物。是他们的造反行为促成了三名凶手的被抓。


高：您的著作出版之后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乔：我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发表了《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一书（简称《王金事件》一书）。２０１６年初，我利用电邮和微信平台以新年问候的形式，向原南外的近９０位师生发出了一封题为“关于《王金事件》一书的几点说明”的邮件，介绍了我写书的目的，并附了书的简介、前言、结束语、目录和封面图。由于该书仅限于港台地区发行，我设法向国内外的同学和朋友寄去或带去了数十本，供他们传阅。后来有同学用扫描的方法把重要内容放在朋友圈内传阅。不少人在得到我的赠书前已经看到扫描版的内容。


　　《王金事件》一书的发表在南外同学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消息传得很快。我的一位同学加朋友母子俩都是南外的学生。她是从她儿子那儿得知我的书的。说明新生代对此事也挺关心。书中涉事红卫兵的名单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我的书，赞扬支持者有之，谴责者、说我用心不良者有之，不发表意见保持沉默者也有之。而涉事同学的反应更强烈一些。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当同学们收到我寄去或带去的书，发现我在书中对涉事人员的名字进行了适当的处理以后，反弹小了许多。如果采用实名，反弹肯定更大。我主张揭露文革真相，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就是我力主的“南外匿名模式”，做到对事不对人。按西方人的说法，恨罪恶，爱罪人。


　　有一点遗憾的是，南外至今还未出现像陈小鲁和宋彬彬那样能够出面主动道歉的人物。我想促成，但未能成功。


高：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乔：王金事件涉及到我们如何来评价南京持续五个月的抗议运动，进而涉及到我们如何评价文革中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再进一步涉及到如何定义文革。对于如何定义文革，华人学界中存在着“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两大学派。人们常称之为“一个文革”和“两个文革”之争。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把文革定义为“内乱”。把历史的一个时期说成是“乱”，一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例如中国历史上有“安史之乱”，“八王之乱”。凡是出现乱要么统治者出兵平定乱，要么统治者被推翻下台。所以定义文革为内乱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缺乏中立性和客观性。鉴于这一原因，国内有学者提出了文革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文革说”。


　　中共的《历史决议》和“一个文革说”存在一个问题：群众运动和造反派成为文革错误的替罪羊。按照他们的观点，文革的错误和罪恶上层由林彪四人帮负责，下层由造反派负责。有的受害者回忆文革时，把在文革初期受的伤害，把在军管时期，甚至文革后期受的伤害全算在造反派头上。如有的人说红八月时期被造反派打了，还有的人说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时被造反派整了。其实那时造反派要么还未出世，要么早就解散了。他们在那时受的罪与造反派没有一点关系。虽然有的原造反派个人参与了由军管会或革委会领导下的整人运动，但是这些整人错误或罪责与造反派无关。因为此时造反组织已经解散了。整人的账要算在军管会和革委会头上。


　　为了撇清对造反派的妖魔化，也有学者提出了在“党的文革”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人民文革”的说法。这就是“两个文革说”。该学说的目的是力图使人们明白，文革后七年的镇压群众的账不能算到造反派头上。


高：这一个案如何引出对文革本质的认识，我们将再安排节目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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