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培人：三原南郊中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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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培人：三原南郊中学往事
目    录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1956年—1964年）
一、互揪领口见校长
二、王玉龙学外语
三、陈士泰的公开观摩课
四、为人师表的“陈大代”
五、堪为“活雷锋”的好工人宋志远
六、准确无误的铃声
七、力大无穷的劳动干劲
八、惊动省厅的“雷同试卷”
九、听课教师比班上学生多
十、为郭琪影老师送葬
十一、李力群写总结
十二、是药毒三分，不可不慎
十三、君子与小人
十四、规模宏大的四次追悼会

社教（1964年—1966年）和文革（1966年—1976年）
十五、知识分子的灾难
十六、武斗后的南中
十七、反叛的声音
十八、县委派的工作组
十九、文革中的两派
二十、“老三届”的境遇
二十一、两批“工宣队”
二十二、文革前后的趣事
二十三、人才的大流失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
二十四、大团聚、大拜年
二十五、为高职指标奔波
二十六、八十周年校庆
二十七、华山之夜的奇观
二十八、退休欢送会
二十九、众学子尊师祝寿会
说明
  我的档案材料，姓名全用“宋培仁”。仁，爱人；培仁，培养爱心。
改革开放以后，改为“宋培人”，身份证上，就是如此。我是教师，是培养人才的，用“培人”，才符合我的职业。
    故在文中，写从前的事，就出现“宋培仁”字样，特此说明。
                                      南 中 往 事

                                                         宋  培  人

    三原南郊中学，1963年被正式命名为全省十所重点中学之一。
    南中其所以能成为“省重点”，就是因为南中有众多的优秀教师和职工，他们的很多事迹，确实感人。现就我记起的人和事，追述于后。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1956年—1964年）

   一、互揪领口见校长
   事情发生在1960年、1961年。有两位教师都在学生自习时下班辅导，开始均个别辅导，相安无事。后两教师均发现有共同性的问题，需要向全班学生在讲台上讲解。这就出现了“一山不容两虎”的局面，都要先讲，各不相让。当时教师下班辅导，全凭自觉，也没有什么“奖金”或“加班费”，纯属义务性质。
这两位教师都争着要“集体辅导”，在讲台上统一讲解、各不相让，于是互揪对方的领口，相互拉着到学校“会议室”见李德馨校长，让李校长评判。
李校长见这阵势，笑嘻嘻地把两人拖开，让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先给两教师倒茶水，先消消气再说。
李校长最后说：“你们两位争着要给学生辅导，你们都没错，都是品质高尚的表现。要说错，错在校长我，错在教导处。从今天起，教导处排各班自习辅导的课表，发给大家，今后就不会出现互相争抢的现象了。”这一事件，促进了学校的工作细化。

    二、王玉龙学外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现了“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倾向。中学外语课，由解放前的“英语”统一改为“俄语”。王玉龙老师就是在大学专学“俄语”，毕业后来南郊中学教“俄语”课的。
1964年前后，中央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学外语课改为“英语”课。领导下令改容易，教师体改“俄语”为“英语”，就大不容易了。有的教师解放前教过英语，后改教俄语，现在再改教英语，困难不大。而有的教师大学学的俄语，工作后一直教俄语，一旦改教英语，那就大不容易。
有的学校教师编制宽松，教师还可脱产在教师进校或外语学院突击学一年英语，然后回来再任教。而南中教师编制紧，不可能脱产学英语，只好一边教俄语，一边自学英语。王玉龙老师就属这种情况。
王玉龙老师向学校提出，自学英语一年，完成俄语改英语的任务。这一年，教俄语的教学任务不变。
   王玉龙老师自学英语，确实是下大力气，废寝忘食，手不释卷。
    王老师住在学校西边，每天早晚，要到学校东边打开水。他一手提水壶，一手拿英语单词本，边走边读边记单词。有时太专心，碰到树上，还说：“你怎么走路不看路，往人身上撞！”
到了开水房，打开水龙头，一边接水，一边又看书。水满了，向外溢，别人大喊，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我去火车站交通街理发，发现王老师也去理发。王老师在理发时，还不忘记外语单词。事后，理发员就对我说：“你们南中教师，都是有学识的人，怎么这么不尊重我们下苦的粗人？理发时还要看书，太不象话了！”我忙向他说明原委，他感慨地说：“自学英语，这么刻苦，真令人敬佩！”
就是这么手不释卷，时刻不忘学习，经过苦战一年，王玉龙老师终于成为合格的英语教师，深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

    三、陈士泰的公开观摩课
    1960年高考，三原南郊中学荣获全省第二，比第一的西安中学，只差0.7分。南中就此，名扬全省。1961年到1962年，渭南、宝鸡、铜川的许多中学，纷纷来三原南中，要求听课取经。学校研究决定，每月有一天或两天，为接待日，专门组织各学科优秀教师进行“公开观摩课”，以接待外校老师。这其中客人评价最优的，就是物理老师陈士泰的公开观摩课。
   陈士泰老师是中专文化程度，家住浙江杭州。靠自学从初中物理老师升任高中物理教学任务。
陈老师讲课，作到了“精益求精”。他一口较流利的普通话，一笔清秀的板书粉笔字，能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象化语言，把比较抽象的物理知识，传授给学生。陈老师讲课，把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他讲课语言缓慢，如春雨点滴入土，融入学生的心田，每节课，均留有学生消化、提问时间，从不押堂。布置完作业，强调了课下注意事项，然后说：“时间快到了，今天的课就进行到这里。”这时，刚好传来下课的铃声。外校听课的老师，无不称奇。
   我是教语文的，我和外校“师大老同学”一块听课，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称赞陈老师讲课，确实水平高。以前常听学生说“中学最难学的课是物理，太抽象”。由此，我们对陈老师的课，越发佩服。

    四、为人师表的“陈大代”陈传礼
   陈传礼老师被校内外的人称作“陈大代”，有两个含义：其一，是因为陈老师曾教过高中的“大代数”，享誉关中；其二，陈老师曾多次被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为代表，“人大代表”简化为“大代”。
陈老师假期和周末，很少回家，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经常利用假期，把下学期的课全备完毕，并工整规范地写好了教案。陈老师的教案，被誉为典范，多次对外展览时展出。用同行的话说：“简直像打印的一样，从头到尾，找不到潦草的字迹。”
   陈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对自己的生活也讲究科学规范，堪为人师表。他是学校的数学权威，但他依然不断钻研业务，精通数学领域的“代数、几何、三角”。有些不是他任课的学生，在节假日到他住房去问问题，他都循循善诱，认真解答问题，使个个学生满意而归。
    有这么一个带有笑话意味的真实故事，在师生中广为流传。
有两个学生一差一优是同桌，差生靠优生帮助，同演算了一道代数题，结果陈老师给差生的分数高，给优生的成绩低。优生不服，拿着两人的作业本去找陈老师。陈老师问：“你们两人的学习，有明显的差异，你优他差，这是不是事实？”该生答：“是事实。”陈老师接着说：“这就对了。他差，能用这个方法解题，用了六步，才得出结果，已属不易，因此我为鼓励他，给他较高的分数。而你是好学生，竟然用了六步才演算出来，说明你做作业时不用心，没认真思考。你看这题用五步、用四步均可算出来。而你为何不用五步、四步而偏用笨的六步呢？我给你的分数比他低，正是遵循了孔夫子的’因材施教’的原理。”他给这个学生耐心地把五步、四步的算法一一仔细地演算了一遍。
   结果这个学生，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五、堪为“活雷锋”的好工人宋志远
    宋志远是山东省泰山附近的人，青年时随亲戚来三原，在南郊中学担任水电工，一直到老。他是在岗位上病逝的。学校全体师生为他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将他遗体在三原火化装入骨灰盒，学校派了两名教师专程送到宋志远的故乡。
   人们会问：“一位普通的工人病逝，南中为何举行这么高规格的葬仪？”
此事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翟培伦任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段富学任副校长时期，这些领导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领导执行了党对国家人才的尊重，对人权的高度重视。
   南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校为两个人举行了高规格的全体师生参加的隆重的“追悼会”。一位就是对陈传礼举行的县教育局领导主祭的追悼会。
   宋志远是雷锋式的既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一兵，是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的好工人。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在全体教师的大会上（时此造反派学生，全都毕业了，每人送一份《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让其回农村返乡或插队下乡）。人们的共识是：“宋志远，要么是隐藏极深的反革命分子，要么是极优秀的’活雷锋’、’老黄牛’式的人物，但他不是极普通的混时光之辈！”
“文革”中，没发现宋志远任何政治历史性的问题，也没发现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只能把他当作人民群众的优秀一员看待。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人作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作好事不作坏事。”宋志远就是一辈子作好事从没作过坏事的张思德式的人物。
   宋志远作的是三合一的工作：一是学校固定资产的保管员，一是学校的总电工，一是学校的水工。不管在开学时，还是在假期，学校任何人，学生、教师、家属，只要找到宋师，宋师都会做到“随叫随到”，抢修电路、换灯泡、修开关，换水笼头，查水管，从不误事，直至电路通，照明正常，水路通，用水正常，他才离开。
他从青年到老年，对工作一直是这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数十年如一日，这确实不容易。
   宋志远晚年患重病，去西安诊治、住院，学校派专一看护，学校领导和教工代表、多次看望。他的医疗费，学校向县上申请，全额报销。

    六、准确无误的铃声
        铃声，就是学校师生行动的信号。特别是上课、下课的铃声，必须准确。每节课的四十五分钟的铃声，连接着众多教师课堂的完满性。从“省三中”到“南中”，学校一直追求教育教学的高质量，铃声自然也要高质量。
   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学校打铃工一直是陶师。从十七、八岁的小伙娃进校打铃，一直打到成为六十多岁的老头。
   陶师打铃，兼管打扫学校的大办公室（与教室大小相同）。办公室的旁边，有两个小房子，一是广播室，一是陶师卧室，这是学校的指挥中心。
数十年的经历，炼就了陶师强烈的时间观念。办公室墙上挂着大钟，他每次出门进门，先看大钟；提开水用多少时间，上厕所用多长时间，从办公室到打铃处，用多长时间，早已心中有数。以办公室的大钟为准，他打铃的第一响，绝对准确。很多教师开会干会时，就留意到这第一响的准确性。真是“行行出状元”，陶师就是“打铃”这个行业中的状元。
    我是1960年进南中的。1961年高考南中考区，包括着泾阳、三原、淳化、高陵、富平、耀县和铜川市的考生。外县来的师生，都称赞陶师铃声的精确，这是我亲耳所闻。

   七、力大无穷的劳动干劲
    1958年，南中承包了三原棉花公司的棉花“打包”任务，昼夜三班倒。
   有一班学生夜班时已经完成了该班次的打包任务，还没见接班的学生到来，就在棉花堆旁睡觉，等别人来后再回校休息。有一个学生，见大家都睡了，他没地方睡，就睡在了已装满棉花的背篓里，又把棉花盖在身上取暖。
   下一班的人来了，见一个背篓里装满了棉花，有位学生就背上这背篓要往方池倒，腰一弯，棉花就全倒在榨花方池中，背篓不离身。只听一声重响后，有人大喊“救命”！大家用捆花包的粗绳，将他吊上来。大家就批评背背篓者：“一个大人百余斤，你感觉不到？怎么连人一块往池里倒？”他说：“我也感到有些重，心想倒下去再看为啥重，谁能想到他在背篓里睡觉！”
   从此，这位同学被称为“大力神”。

   八、惊动省厅的“雷同试卷”
   1960年高考阅卷中，语文阅卷老师发现了大量的作文“雷同试卷”。有些试卷，雷同得“只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雷同一致。”
   大家最初怀疑是“考场作弊，互相抄袭。”这不是小事，惊动了省教育厅的领导亲临阅卷现场察看。经过省厅组织的调查组深入到基层询问考生和监考教师，才知道事情的缘由。
原来南中语文教师在考前的模拟考试中，猜中了当年的高考作文命题。教师选了一篇优秀作文，修改后作为“范文”，印发给考生，要求背诵。
   很多优秀学生，将范文背得“滚瓜烂熟”，这就必然出现“雷同试卷。”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规定，雷同试卷，一律严厉扣分，雷同的作文，只能给中下等级的分数。南中语文成绩，就名列到全省的第二十四名。而当年，南中高考总成绩，名列全省第二。如果不是这雷同作文扣分，南中稳拿全省第一。因为南中第二，比全省第一的陕西省西安中学，只差0.7分。

   九、听课教师比班上学生多
    1960年高考，南中名列全省第二，其实力，如果不是因作文雷同而扣分严重，稳拿全省第一。于是从1961年到1962年，来南郊中学取经的教师很多，学校就排定对外开放日，接待外校参观取经者。
外校来取经，听南中老师课堂讲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学校排了各科优秀教师公开观摩课的课表，供大家选择。这样，相对听课就较集中，于是就出现了外校教师在一个班的听课人数，远远超过本班学生人数的奇观。有部分听课教师，干脆就站在教室外的窗台边听课。

    十、为郭琪影老师送葬
    郭琪影是李桂荣的妻子，两人均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57年整风反右时，李桂荣被定为右派分子。1961年以前，李没有教书，在教导处作“打杂”的工作。翟培伦任校长后，才让李桂荣任教。
李桂荣任教后，即显露出超人的才华。翟培伦爱才如渴，就通过省教育厅，将分配到安徽某地的郭琪影，调入南中。李桂荣、郭琪影和徐唯一，三人是同班同学，均成了南中语文组的骨干教师。
只可惜郭老师来南中一年多，即患重病，很快就逝世。李桂荣的老家在广东省，是印尼归国华桥，郭琪影家在北京。当时三原没火化条件，只能土葬。由学校出面，在郊外购得坟地。古人讲“叶落归根”，郭老师异乡丧命，成了孤魂野鬼，令人惋惜。
   当时马源祥是党支部副书记兼总务主任，带领学校工人和当地群众数人，负责具体安葬，而当时的语文组教师，全体出动，为郭老师送埋，体现了同志之间的深厚情谊，体现了学校对人才的重视。马源祥主持安葬仪式。

    十一、李力群写总结
    李力群老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南中语文教研组的正组长，负责教学工作。
李力群老师老家在山东，来三原定居，娶妻生子女。李老师的档案中，本人所填的登记表，在文化程度栏，一直填的是“私塾”。他坚持自学，在语文行业，其实际知识早已超过大学本科的水平。
李老师的写作能力，文字功底，不光为语文教师称赞，也被外组教研组长所佩服。
当时的教研组长，政治是李希元，语文是李力群，外语是吴如朴，数学是陈传礼，物理是孙宏勋，化学是张新民，体育是杨生瀛，个个都是能员上将，闻名关中。
但是，在写教研组总结上，他们都叹服李老师的深厚的语言表达功底。这其中，以陈传礼、孙宏勋二人对此谈论最多。我也从中领悟到很多写作知识。
   上世纪五十年代，语文组的教师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有从大学下来的教授级别的余坚，有从旧时南京金陵等名校毕业的杨舜、蒙季予，有北师大毕业的李桂荣、徐唯一，有才艺多面手梁思法等等，因此，就经常出现“文人相轻”、不够团结的现象。语文教研组的工作总结，年年都写关于团结问题，但年年写法各不相同。“世界总是处在矛盾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正像我们语文组，旧有的不团结现象消除了，新的不团结又产生了。”“我们坚信，只要不断做工作，团结繁荣的景象必然诞生。黑夜总将过去，曙光即将来临。”“由于我们充分注意了团结问题，我们提早做工作，就把新的不团结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俗语曰：“话有三说，巧说为妙。”李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关于语言表达技巧，还给我们讲了古代写公文的故事。
古代有位将军，一年内打了三次仗，三次皆败。年终，要向朝廷汇报边关各个将军一年的战绩，这是惯例。今年，怎样写这位三战三败的将军呢？元帅头疼，笔吏也愁。有一位年轻的小笔吏，自告奋勇，说让我来写。他说：“我不会写‘三战三败’，让他落个‘常败’的罪名，更不会写‘三战三胜’以欺君。”
按说：这位将军属于“屡战屡败”类型。小笔吏却把词打了个颠倒，变成“屡败屡战”。
   结果，小文书以“屡败屡战”上报朝廷，而朝廷的批文是：“屡败屡战，永不服输，精神可嘉，可升一级。”此常败将军，因祸得福。语言如何表达，不可不慎啊。
   李力群老师还在业余时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六十年代，曾出版《花嫂嫂》等作品。

    十二、“是药三分毒，不可不慎”
   上大学时，我曾两次住院动手术。后来又碰到“三年困难时期”，竟患了浮肿病。初参加工作，公费医疗是“记账式”的，看病、取病，不花一分钟。因此我常吃补药，借以恢复体质。
有次，我向李作人老师谈到我的吃药状况。李老师语重心长地向我说：“小伙子，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事物总是矛盾的，有利则有弊。公费医疗是好事，但不掏钱的药，经常吃，‘是药三分毒’，反倒会越吃身体越坏。事物都有个‘量’和‘度’，适可而止最重要。有病就吃药，病稍好转，立即停药。慢性病，也要治疗一段，吃药一段，接着停一段，吃药也停一段，然后再治再吃药。凡事不可过度，这叫‘中庸之道’。”
   我听了李老师的话，身体不断有所好转。每忆起此事，我就会更加怀念李老师。
李作人老师和陈传礼老师，是南中和全县教师的最高工资，每月92元。困难时期，这两位老师，都享受到“县团级”特供待遇。每人每月一条高档烟或一瓶高档酒。
五十年代初，南中评教师工资级别，完全凭真本领评定。没有渊博的知识，没有高超的教学艺术水平，在人才辈出的南中，很难站稳脚跟让人服。李作人1956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就说明他的真才实学和勤奋努力。
    李老师在生物学的知识领域里，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学无止境。五十年代，学生编的顺口溜，充分表现了李老师在学业上的追求：
   “达尔文、米丘林、巴林罗夹、李作人”
    李作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我国战后的农具问题》，曾在国际科技界交流。1962年曾受省教育厅委托，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主讲中学生物教学辅导报告。文革后期，李老师被下放到三原新兴公社劳动，他在当地用桐树墩栽技术，使桐树长得又粗又直，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充分体现了他的真才实学。

   十三、君子与小人
   在左倾路线施虐的年代，也最能体现出不同人的不同品质。“在会下，促膝谈心，推心置腹，才是真君子；而在会上，以极左面目出现，损伤他人，抬高自己，必定是小人。”一个人的品质怎样，历史和时间总会作出最公正的评判。刘少奇在灾难中就曾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群众书写的，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评判。”南中在左倾路线时期的现实，也确实说明“谁也逃脱不了历史法则。”文革前后右派分子李桂荣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我——宋培人的境遇，完全说明了这一真理。
   李桂荣的妻子郭琪影在文革前的1963年病逝，李写诗悼念亡妻，说两个孩子都没娘。而有位教师在会上批评李：“怎么能说孩子没有娘？党就是孩子的母亲！”这样的言论，确实让人恶心，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小人”！
   1960年，我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学校和语文组就检查我的工作，把我批评得一无是处。正在我痛不欲生时，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专管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共党员王政斌，在会后与我谈心：“这次你被检查工作，受到批评，完全是你自寻的，你刚参加工作，啥人情世故都不懂，还爱在会上发言。你的发言，老要和组的上同志唱反调。大家都说作文批改难，太费时间，一个小时才改一本。而你却在会上说，你一个小时改五六本以上，从没感到改作文难。你这不是故意和大多数作对、结怨仇吗？大家都对你有意见，强烈要求组上和学校检查你的工作，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这一席话，使我醍醐灌顶，一下子明白过来，让一个不懂世情的毛头小子，乱说乱讲不看场合的傻瓜，变得更聪明了些。
   三十多年的交往，我认识到王政斌老师确实是一位心底无私，从不作损人利己之事的“大写的人”，让人终生怀念和感激的人。

    十四、规模宏大的四次“追悼会”
     葬仪，也随着时代改革。把最初的“追悼会”改称为“告别仪式”，把单位领导在葬仪上的逝者的“盖棺定论”的“悼词”，改为“生平简介”。人都不全是英雄模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的人，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人，比比皆是。这个名称改得好。
   我工作的三十多年，在南郊中学遇到的四次追悼会，是我终生难忘的葬仪。
第一次，是1982年南郊中学全体师生参加的在校内升旗仪式广场举行的“沉痛纪念陈传礼同志追悼大会。”治丧委员会的主任是教育局党委书记，副主任是教育局长。委员中有南中校长翟培伦和县宣传部长等。追悼会致悼词的是局党委书记，主持会的人是教育局长。前文第四节已写。
   第二次，是1983年“沉痛纪念宋志远同志追悼大会”，南中全体师生参加，在学校办公室前的广场举行，校长翟培伦致悼词，副校长段富学主持大会。前文第五节已写。
   第三次，是1997年在三原殡仪馆告别大厅举行的“沉痛纪念翟培伦同志追悼大会。”致悼词的是县委宣传部长，主持人是教育局党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人有县局领导，南中教师等三四百人，告别大厅站满了，我和一些南中教师站在大厅门边，有近三十多人，是在大厅外参加悼念仪式。
   第四次，是在陕西户县一工厂的大礼堂举行的“沉痛悼念周自廉同志告别仪式。”致悼词的是南中党总支书记初金栋，主持人是校长陈锡寿。参加人除南中教师代表、生前好友五十余人以外，还有该厂的干部职工共一百多人。因为周自廉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在该厂工作。
    这次追悼会，户县某厂领导和职工，逝者的亲戚子女，特别对南中领导表示敬意和感谢：“南郊中学不愧是陕西省的重点中学，办什么事都是高规格。三原与户县百余里，学校能组织这个多人长途跋涉前来悼念，确实令人敬佩，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爱和敬重，体现了南中工作的扎实过硬、鹤立鸡群！”
   我参加了马实斋、杨启瑞等老师的告别仪式、亲戚子女一大群，学校来人只两三人，实在令人寒心。我希望教育局能专门发通知，学校参加逝世教师的告别仪式，不得少于二十人！对教师的关爱，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举。

社教（1964年—1966年）和文革（1966年—1976年）

    十五、知识分子的灾难
   从1964年起，这场灾难就开始了。
   1964年三原县委派李一兵（原行政干部）来南郊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翟培伦被免职，接受批判。
由此开始，先后有刘光汉、李力群、张耀堂三位教职工，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到农村接受监督改造。
    后来，又有物理教师戴培厚，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学校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南郊中学先后有翟培伦、李一兵、都新海、马源祥，李作人、王炳生、萧俊光、蒙季予、李克文、王文治、张龙柏、杨福山、陶志远等教职工，被打入“牛棚”。
赵青山（原教务主任）也被批斗，因性格内向，不与人交往，整天关在房子，郁闷而患病。后去北京治疗，已是癌症晚期，未治疗而返回，不久，即病故。
  张良（历史教师）也被批斗，但本人性格刚烈，不承认自己有错，与红卫兵相互冲突，结果因气而患病。去北京治疗，发现为癌症晚期，回家后即病故。
    文革后期，杨生瀛（体育教师）被开除公职，回家劳动。李桂荣（语文教师）也被遣送到陵前公社监督改造。杨舜（语文教师）也因其父系在台国民党官员，被迫在校喂猪，劳动改造。
1969年前后，清理阶级队伍结束，各校招生开学。南中初金栋、孙宏勋、罗四靥、宋培人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当作不合格教师，被下放劳动达三年之久。
   以上这些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均被平反，恢复公职，没有一个有问题。

    十六、武 斗 的 岁 月
    我的总标题是“南中往事”，故三原武斗，我只能写与“南中”有关的一次武斗。
文革中，全国各地成立的群众组织，均分为两派，互相“大辩论”。“辩论”这对青少年的思维和口才，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两派的文斗（大辩论），很快升级为“武斗”。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风靡全国。中央首长允许“武卫”，那就名正言顺地先武装起来。先用棍棒、长矛，后升级为“真枪”、“火炮”（包括炸药）。
1967年8月16日，三原的一派组织，以成立全县的文革组织的名义，召集万人开会。会后，包围了南郊中学，将后操场等处的土围墙，东西两侧共放倒五十多堵。进入学校，将师生住宿房门全部破开。这样的惨状，存留了一个多月。
   从封建社会到民国时期，尊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孔子讲学处，被称为“杏坛”，后成为学校的代称。学校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意识中，被视为“神圣之地”，子孙万代学文化的地方。旧中国的土匪、强盗，也把学校当作破坏的“禁地”。可是在“文革”中，有人竟指挥群众干这连土匪、强盗不如的罪行。南郊中学从1963年即被命名为全省十所重点中学之一，这是三原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武斗的指挥者，不知道吗？
   可惜《三原县志》（新版）的“大事记”中只记录了8月16日的万人集会，闭口不提这破坏事。

    十七、反叛的声音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当时对毛的崇拜，也达到顶点，但在青年学生中，南中有一位“文联派”的负责人杨栓全，敢于公开表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
他曾对我说：“从省级领导到县级，到基层的领导，难道不是在毛主席统一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天下中党的好干部？又不是在台湾，怎么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这场革命，我想不通，不敢赞同。我的这观点，不怕人知道，你给别人讲，你说是我说的。”
   我和杨栓全，是处于不同组织的人，但他平等地、坦率的谈话，让我作为教师的人，对我的学生肃然起敬。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证明杨栓全同学的远见卓识。
   “文化大革命”前到“文革”中，广播上整天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在幸福的天堂。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群众，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对此，南郊中学语文教研组的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副组长，中共党员王政斌老师对我说：“真的是这样吗？怎么不敢讲真话呢！美国失业工人的救济金，要比咱们产业工人的工资高得多吧！”
   《决议》对我们的“成绩”和“错误”，是这样论述的：“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的第二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向小康社会奋斗的雄伟目标。这是因为他们承认现在的人民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实事求是地看问题。
《决议》中说：“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王政斌老师敢于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敢于说真话的精神，说明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是我始终崇敬的良师益友。
   《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把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精品，全都冠以“封、资、修”的罪名，全盘否定。在各地的“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根本看不到了。在当时的社会上，禁止阅读古今名著。
但是，就在“文革”的后期，南郊中学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政治思想和班主任工作的张征老师，却敢于组织一个“地下图书交换站”，秘密传阅古今中外文学精品。我当时从他手上，曾交换过《红与黑》等世界名著。
《决议》指出：文革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证明张征同志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的。
   张征同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他刻苦自学，语文知识早已达到大学毕业的水平。他主笔编写的《三原教育志》《三原书院》等已成为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原历史性文献。张征同志，也是我崇敬的良师益友。
在文革前，毛泽东多次强调阶级斗争，在文革中，红卫兵更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统通称为“黑五类狗崽子”，歧视、迫害。（注：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我和萧俊光老师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文革中受歧视。但萧老师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多次对我说：“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要有所追求。不断努力，总有一天，我们照样会成为中共党员的。”
   萧老师的话，给我了我力量。我不再消积，积极要求进步。有次我向校革委会一位领导汇报思想，讲了萧和我的态度。这位极左人物当场就说：“笑话，你们还想入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向萧老师传达了这位领导的话，萧老师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争气，让最后的事实说话。”
   《决议》中说：“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萧老师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作了教师进校的领导，使三原进校升格为省教育厅批准的“陕西省正规的专业技术学校”，为三原的教育品牌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萧老师是我的老师和长辈，是我在政治上的引路人，激励我也成为中共党员。

     十八、县委派的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初，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请示主席后，党中央决定给搞文化大革命的学校（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大革命。毛泽东回北京后，感到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就断然决定撤出工作组。作为“工作组”成员，确实很冤枉，只干了一月多，还落了个“阻碍学生运动”的罪名。
三原县委派的以李学仁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南中，主要查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正在调查中，还没得出结论，就撤出了。
   工作组得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南中学生正放夏忙假，收假后，1966年6月13日，有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南中文革开始。当晚，高六七级六班学生的团支部书记凌孔亮和班长等干部商量，要在学校游行，并要给“当权派”房门上贴白对联。当时班主任没在，我是副班主任，学生征求我的意见，我迟疑了一下，同意了，并帮忙写了白对联。因此，工作组怀疑我是“幕后黑手”，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当时六七六班的团支部书记凌孔亮多次找工作组提出强烈抗议：“你们说宋培仁是我们的‘幕后黑手’，这是对我们革命小将的极大的诬蔑！这事是我们团支部和班委会在教室开会决定的，宋培仁在他房子，根本不知道这事。我们决定行动，征求他的意见后，他才来教室，帮我们写对联。我们是高二学生了，早已是成年人了，谁能左右得了我们？你们也小瞧我们了。这事你们如果要坚持你们的观点，我们就和你们斗到底！让你也见识一下我们革命小将的厉害！”
    工作组这时就想给我施加压力，让我承认是“黑手”，就召集全校教师开会，动员教师都给我出大字报。化学组的人给我找出了联名的大字报，又告诉我，这是工作组让写的，希望我谅解他们，并劝我不要生气，正确对待运动。听了这肺腹之言，我心里平衡了，我又得知凌孔亮找工作组辩白，我更把这事没放在心上。
谁知我看到一位教师写了一张《质问右派宋培仁》的大字报，说我在批判邓拓、吴晗、廖抹沙时，“三次写了不满三百字的文章。”我当时很气愤，这位一贯以极左派面目出现的人物，大字报中有明显的“致命伤”：我是语文教师，再不会写文章，也不至于“三次写了不足三百字的文章”，我要反驳！反正工作组找我的麻烦，我也就“死娃抱出南门了，就是这一吊子啦！”我就和你争个“鱼死网破”再说。当然，他最后主动和我谈判，要求休战。我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后来，中央要求工作组回校平反“冤假错”案，李学仁同志回南中，很诚恳地向我道歉，为我平反，我们的关系更亲密。

    十九、文革中的两派
    今天，我们普遍都能以宽厚包容的心态，理性的看问题了。我也敢大胆地谈论南中的两派了。
文革中，南中师生分为两派，全国皆如此，毫不奇怪。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人有不同的处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很自然的事。
南中最早成立的一派，叫“文联派”，属于县上的“总指派”系统，而后来成立的一派，叫“南筹派”，属县上的“联指派”。
   “文联派”，其学生大都是很听话、很得领导喜爱的“乖孩子”，其教师和干部，都是积极要求上进、也得到领导信任的“后备力量”。他们个人和家庭，在“社教”等运动中，大都是积极分子或骨干力量。他们对以前的现实，对“当权派”，都有好感。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保守派”、“保皇派”，也在情理之中。他们的造反精神，不是很强烈的，这也是事实。这派的人，上述者居多数，也有在“社教”等运动中受到冲击，加入这一派以图改变命运，这只是少数。文革中，发现有些出格的、破坏性大的事件，不用问，是“南筹派”干的，不是“文联派”干的，用南筹派的话说：“他先人的坟上，就没有那脉气！”
   南筹派的学生，有不少人是在家在学校不太听话的“叛逆精神”强烈的人，或者在家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作了好事、别人还说他坏”的受过委屈的人。在“社教”等运动中，其家人或本人，遭受过打击的人，对“当权派”，没有多少好感或有仇恨，被“当权派”整过的人。教师和干部，也是历次运动中靠边站的人，或受过整的人。想进步，却不给他机会，受到不公正待遇。
    这个系统的县工农司，“联指”，其中有些人是在单位、在村巷，属落后、靠边站的人，更有个别的想借机发泄对新社会不满的人。这个组织中，混进坏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大多数，虽受挫折，依然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无限热爱，这个基本立场没变。在“文联派”看来：“南筹派”里黑五类的狗崽子多，也混进了少数存心不良的人，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总指”派，因为这而不看大多数，不看主流倾向，对“南筹派”就“必欲除之而后快”，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央的五条和中央军委的十条，都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把一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总指的头头们，多次要置对立面于死地，这也是事实。
联指南筹派的人，今天有不少人已成为社会的骨干和中坚，这也是事实。
   在“文革”特殊年代，1956年以前的路线是对的，文革前后毛的路线是错的。因此，守旧是对的。文革中，党的各级领导人，都是党的好干部、打倒是错的。保皇派、保守派是对的。
但在总的历史场合中，墨守陈规是错的。敢于革新，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在不断变革的现实中，不断变革路线，是对的。
    我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在校不守校规，而参军后，因有“闯劲”，敢打敢拼，在解放军中，由战士很快升为军官。
    改革开放初，私人下海经商，那些敢拼敢闯的人能够成功。商场如战场，情况变化多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
    在科技界，对前人的学说，前人的经验、模式，只是照搬，没有创新，科学技术就不能进步。产品更新换代，在市场才能取胜，创新派才可取胜。
    领导经济建设，墨守陈规不行，与时俱进，把节能、减排、废料循环使用，不断改进，建设事业也才能不断进步，才可持续发展。创新、就要敢走新路，不再走老路。经济建设，也要有创新精神。
学生，规规矩矩，“压坏板凳”，没有出息。学习中有怀疑精神，敢于和老师辩论，有独特见解，才是勇攀高峰的人才。敢打敢拼敢闯，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家长要教育子女：小时要听话，从幼儿园起，到小学一、二年级，均要听老师的话。慢慢成长，有自己的思维意识了，就要告诉孩子，听大人说话，包括父母和老师，经过你的思考，你认为对，就听就照办。你认为大人说的不对，可以和家长和老师探讨。这就是听话的辩证法。教育大孩子，一切要经过自己头脑，想一起，即养成分析的头脑。这对子女成长有利，决不“惟命是从”。

    二十、“老三届”的境遇
      “老三届”，指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时，高中在校的三届学生：即高三的高六六级，高二的高六七级，高一的高六八级。
        为什么给加个“老”字？如果不停课，不停止招生，学校每年有新的高一，在校的三届，年年在变。如1967年，就会变成高六七级，高六八级和高六九级。而由于1966年停止高考，高六六级没毕业，也就没招收高六九级。1966年至1968年，三年老没变化的三届，故称“老三届”。
         1968年7月24日，解放军部队进驻三原，制止了武斗。1968年8月31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代县委、县政府），主任（相当于县委书记、县长）是军代表刘效孔。1961年的一月夺权风暴后，到现在才有新成立的红色政权。县革委会成立不久，即接上级命令，中学在校学生，一律回农村、回家。当时的这三届学生，失落感很严重。
        文革这三年，以大学、中学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红色的捍卫毛主席的兵），斗走资派、黑帮，大破四旧，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全国大串连，看到祖国大江南北美好河山，这又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威武雄壮啊！但到最后，这三届学生全都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都要回农村，他们的结局，又是多么的悲惨啊！不少学生想不通：我们来省重点的南中（六六级在全咸阳市招生），就是为了能顺利考上大学。但三年大学没招生，我们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我们能甘心吗？有人甚至对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有意见。你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把不懂世情的我们煽动起来造反，八次接见我们，让我们把整个形势（打倒刘的声势）搞成功了，感到我们这些“瓜娃”没用处了，“用你时把你搂在怀里，不用你时就把你扔到沟崖里”！在校的三年，是失去考大学机会的三年，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三年。我们能没有怨气吗？
         三年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学习。今天回农村或插队到农村，也是在实践中学习，对我们的成长，会有大益处。成才的路上，遇到困难越多，越能炼成“真才实学”。
         实践证明，“老三届”，是有作为的一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1977年，恢复了高考招生，很多人圆了上大学的梦，很多人成了各级组织的骨干和领导人。习近平就是老三届中插队延安的知青，一步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毛与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公开明显的分歧。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使国民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刘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冒进是错的。周恩来、陈云，也曾“反冒进”。刘的观点，在党内、占优势。毛的阶级斗争学说，盲目冒进，在基层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毛要打倒刘，采取什么办法呢？政治局常委七人，毛刘周朱陈林邓、毛二刘五，不能取胜；中央政治委员开会，   中央委员开会，刘的观点占优势，毛没法打倒刘。总之，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无法打倒刘。
要打倒刘，先造舆论，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一伙，在北京无法发表，就偷偷跑到上海发表。但中央书记处的负责人彭真，就打电话责问上海市委：“你们发表此文，有什么背景？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的党性原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彭真立即下令：“北京的报刊，一律不许转载此文！”毛说：“我在上海出版小册子！”结果北京的新华书店，不进货。于是毛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闫王殿，要打倒。”于是文革小组，就先打倒“彭、罗、陆、杨”，给以后打倒刘扫清道路。于是毛一声令下，就改组了北京市委。毛深感、要搞文化大革命，确实不容易，阻力太大。中央派工作组，阻碍运动，于是撤工作组。毛“没法的法子”就是靠红卫兵，只有红卫兵，听他的话，而各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不听他的话，听刘的话。于是毛从上海起，搞了个“一月夺权风暴”，让红卫兵夺权，不要党委掌权。于是毛一声令下，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把全国各省委、地委、县委的权，统通夺走，让这些各级党的负责人，全靠边站，怎么办呢？毛说，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走资派”，把中央各部委、把各省市县委领导，全带上“走资派”帽子，交群众批斗。刘占优势的中央书记处，被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江青一伙，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毛要打倒刘，把他的老婆也推到最前线，向红卫兵发号施令，实在是“没法的法”。
现在，全国的局面，由毛、林、江（青）说了算。这下，打倒刘少奇，就没阻力了。红卫兵没用处了，就让他们统通离校。大学，全毕业，分配工作。中学生，也全毕业，回家回农村。考大学不可能，都赶回家再说。这就是“老三届”的命运，先被重用，后一脚踢开。大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这还可以。最惨的是中学生。高中毕业，一律回家，考大学没指望了。初中毕业，也一律回家，连上高中的机会都没有了。“老三届”象“敲门砖”，要砸门，就用你这砖，门开了，砖就扔了，不必带进门内。十年文革，十年没招生。1977年，邓小平让各省先高考，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这时，很多“老三届”才圆了上大学的梦。

    二十一、两批“工宣队”
    1968年9月，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求“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占领这个被资产阶级夺去了的阵地。”城市，就是“工宣队”进校，农村，就是“贫宣队”进校。（全名：“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为什么要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呢？这是基于毛泽东、林彪、江青所坚持的“两个估计”。两个估计：其一，解放后这些年，文化艺术界、教育界，被“黑线”统治者，教育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这是第一个估计。其二，知识分子，包括解放以来共产党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全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要派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占领学校阵地，领导学校“斗批改。”
文件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全都被称为“臭老九”。何谓“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是原有的五种敌人，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了三个，“叛徒”、“特务”、“走资派”。以上共八种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排在第九位，故叫“老九”，因其是资产阶级的，必然很“臭”。
   1968年9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中。队长是三原面粉厂的厂长王志政，队员均是三原南关机械厂的工人。没有多久，王志政被调回，南关机械的工人，成了领导，一直到1970年前后，才撤出。这一批“工宣队”，主要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把很多人打入“牛棚”。开始南中单独搞，后又变为“南中、北中、民中、龙中、农技校”城区五个学校，集中到龙桥中学，清队，迎九大。
   在龙桥中学的集训会结束，南中教师回学校，开始招生。这时，县上又派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学校。这次，是五号信箱的干部和工人，共三人。一位队长，男的，是五号信箱厂的干部。两位女的，是五号信箱的工人。这三人，时来时不来，也没干多少事。最后离开时，工宣队的队长，把南中一位音乐教师，陕南姑娘，变成工宣队长家的儿媳妇。这也是任务外的一大收获。
    毛泽东深知：他的左倾路线，在省委、地委、县委的党政干部中，反对的人不少，于是借一月夺权风暴，把这些党政领导都当作“走资派”打倒。基层没有党组织，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的，属“臭老九”，只好派“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好让他们执行左倾路线。为了打倒刘，毛连各基层党的领导也不要了。只好相信拥护他的工人、贫下中农。所以“工宣队”，只有执行左倾路线的一个任务，那就是继续迫害知识分子。
   “工宣队”，可悲的命运，决定它在学校干不出好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工宣队”、“贫宣队”撤出学校。这是“文革”的产物，随文革结束而消亡。
这些工宣队成员是无辜的。

    二十二、文革前后的趣事
    1、萧锦惟老师的两趣事。
     第一，记不住“老三篇”、“老五篇”的篇名。
萧老师是长安县人，旧社会时的大学专科毕业生。他年轻时学的化学知识，与现代化学知识有差异，但他依然按原先学的教学生，有人与他辩论，他把当年课本的原话背得一字不差。一位青年教师从图书馆翻出旧社会出版化学书，看后才佩服他的强烈的记忆力。
但是，文革前后的他，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不知是因为年纪大、记忆力差，还是专攻业务、不问政治，老是记不住“老三篇”和“老五篇”的篇名。别人教他，他说记住了，第二天再问，他又答不上来。
所谓“老三篇”、“老五篇”，是指要经常阅读的毛泽东的著作，关于人生观的著作，如《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或五篇，这是林彪的创造。
   第二，搞不清谁是雷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德馨任校长时，请了解放军一位军官，四十岁左右，来南中给全体师生作关于“雷锋事迹的报告会”。这是人们第一次接触雷锋事迹，第一次听到雷锋这名字。
当时萧锦惟老师也在教师中，很专心地听讲。报告快结束时，萧老师忽然问身边的教师：“说雷锋是二十多岁的人，怎么台上作报告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人呢？”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时，他身边的老师说：“雷锋已经因公殉职了。作报告的人，不是雷锋，是给大家报告雷锋优秀事迹的军中的政工干部！你是怎样听报告的？”萧老师外相很专心听报告，内心在胡思乱想，一点不专心。只有他，才会出这种笑话，别人还不够格。
  2、崔天鹏在“忆苦思甜”会上，忆的是“困难时期”的苦。
忆苦会，要求忆旧社会 的苦，思新社会的甜。
    在我们语文组的“忆苦思甜”会上，崔天鹏老师忆的是1959年至1962年，他和他家人所受的饥饿之苦。他讲得逼真、具体、感人，他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低声抽泣。听的人也有同感，一片叹息声。忽然，有一位教师反响过来了，就说：“停住、停住，你弄错了，你诉的是新社会的苦！”主持会的王政斌很机警，立即很严肃地宣布：”今天会议内容，一律不许外传，全当没发生过。现在散会。”
从此，没有人再提起此事，也没人就此批判崔天鹏。因为听的人也有责任，没及早制止。要说错，人人有错。一场风波，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崔天鹏还讲到困难时期他凭户口本、粮本买肉的故事。春节前，大家都排队买肉。轮到他时，只剩下小块不成样子的肉，他要求另打好肉，售肉师傅不答应，他很生气地大喊：“不吃肉我一样能过年，不吃啦！不吃啦！”
         我当年找学生家长，“走后门”买了个猪头，很肥，用猪脸上的肥肉，做成了过年的“白片”和“肘子”两道菜。
        3、吃“忆苦饭”的故事
        “文革”中，依然是粮食定量供应，很多人吃不饱。但“忆苦饭”，是政治任务，学校可在粮油公司购买定量供应之外的粮食。当时粮站没有多少杂粮可供应，吃忆苦饭的馍，是小麦面为主，加少量的玉米面，一点不难吃。炊事员手艺高，忆苦的馍还真不难吃。
        有位工人家庭出身兼军属的于成英老师，以前在北京饭店工作，常去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没受过苦，一直吃得很好。她文革时是校医，丈夫在“导弹学院”是大军官。这天，她就是不吃这“忆苦饭”，别人也不敢批评她。这顿“忆苦饭”，剩的馍不少。当时在“牛棚”的人，由于整天劳动，饭量大，就要求多吃。校革委会的领导批准，可多吃。没被专政的人，也跟着吃，这“忆苦饭”，被全吃光了。因为当时饿肚子的人不少。这忆苦饭，确实变了味，变相地“忆当代之苦”。
        4、文革中，两派辩论，用毛主席语录对骂
       文革中，停课闹革命，学生有的是时间阅读“毛选”。有人就专门寻找毛主席骂敌人的语言，用来骂“对立面”的人。我记得有这些话，不知真假，不知出处。如“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说出不要脸的话”等等。总之，这类话在三五句以上。人们经常从广播上和现场辩论中，听到这类话。
        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要学毛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只言片语，林彪要求学语录，只会带来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歧路。
        5、因笔下之误，发电报向毛主席请罪。
文革时，两派“文斗”中，三原剧团的演员，属“三筹派”，在大字报中引用毛主席语录，把“资”与“无”两字相混，被“南筹派”的人发现，立即派人守护出这大字报，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混，本来谁都知道这是笔下之误。但要说你故意篡改毛主席语录，你也百口莫辩。吓得写大字报的人，连夜晚给党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请罪。
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以后人们写文章，特别注意区别“资”与“无”，一点不敢再写错。
把相关的字，用颠倒了，是常有的事。例如：“用我的铁拳，砸烂你的狗头！”用翻了，就成了：“用我的狗拳，砸烂你的铁头！”这笑话不少。
   6、打赌吃馍的故事
   困难时期，不少人吃野菜吃得饭量大增。田原老师说：“现在刚吃完饭不久，我可以再吃十个白吉馍（烧饼）。”蒋业德老师说：“你胡乱吹牛！”于是两人打赌。当时蒋业德先出钱买了十个“高价饼”，用大手帕包着。他俩商定，田原吃完，饼钱蒋出，田原吃不完，田原出馍钱。
于是这俩人和其他教师一行近十人，在三原火车站附近散步，田原边走边吃，蒋业德拿着馍包，一路监视着。
田原和别的老师商定，偷着转移饼子，捉弄蒋业德。田原吃了六个饼子，让人偷偷转移了四个饼子。蒋业德老师作了“冤大头”，认了十个烧饼的钱。
   当时蒋业德，是曾经赴朝参战的文化教官。退役后，转业到教育界作了政治教师。他是南中的最高工资，妻子要离婚，一人拿高工资一人用，经常在饭馆吃饭。大家都想捉弄他。

    二十三、人才大流失
   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关于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建议。他建议小学教师回本大队，变成农民，拿工份不拿工资，户口也转为为农业户口。当时此事轰动全国，人们谈论中，简称为“侯王建议”。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侯王建议”给很多在边远山区工作的人带来福音。文革后期，由于夺权、革委会初成立，一切没走向正轨。小学教师之外的很多行政干部、医务人员、科技人员，也都借此回家了。他们感谢侯王二人。但很多小学教师的子女，本来是城镇居民户口，现在要随母亲转为农业户口，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变成了农业户口，大骂侯王，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侯王建议”给南中带来了灾难，大量的优秀教师流失掉了。南中流失的人很多。陈士泰回杭州，以后又去了香港。王玉龙回上海郊区，在北方时一直单身，回家乡又娶妻生子，皆大欢喜。吴如朴、赵静丽夫妇，回南方某省一个县，赵为教育局长，吴为教研室主任。蒙李予、杨舜，因丈夫原因，均到了西安定居。张新民、李克文、崔天鹏，到咸阳师范学院，享受大学教师高待遇。党丁安、樊家俊、文均军，回了高陵，享受到西安市中学教师的待遇。张连喜、张德福，回了渭南专区老家。杨菊艾、刘建力，回泾阳，陈岗宁到了咸阳。张克强，到了西安中学，成了校长，黄艳到了铁一中，成为全市外语首席教师。石光亮到了阎良六三0中学，作了校长。徐维一到阎良，享受到西安市中学教师的待遇。周东轩到了旬邑中学，妻、女全成了干部职工。张龙柏回了安徽，以上属南中流失的，共二十一人。
   翟培伦任校长时，学校骨干教师花名册，由省教育厅掌握，县上无权调动。一场文革，侯王建议，使南中流失了二十一人，大都是骨干教师。这也是“文革”，给南中带来的灾难。
（改革开放时走的教师，没计算在内）。
   建议教育局和学校，对骨干教师，要特别关注，万勿再流失。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1978年—现在2013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把党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由此开始。
1979年11月党中央正式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并向全国公布。拨乱反正，有了权威的历史结论。
从此，三原南郊中学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南郊中学也随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具体的事情太多，喜事盈门。现记述最重要的三件事：其一，翟培伦又重新作了南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使从前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欢天喜地的团聚在校园中，家人团聚、众教职工团聚，其乐融融；其二，陈锡寿任校长、初金栋任党总支书记时，开展教师职称评定，陈校长多次跑县上、奔地区，为南中争来高级教师的指标，使群星荟萃的南中，人尽其位，皆大欢喜；其三，赵家宇作校长时，举办了南中“八十周年”校庆，调到外地的教师回到学校，重新大团聚。
   二十四、大团聚，大拜年
    1977年11月，翟培伦又担任南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开启了南中的新春天。
翟校长作的第一件事，是改善教学硬件，向省教育厅申请专款，修建了三层的实验大楼，修建了语音室、图书馆、阅览室的几栋平房，并修建了众多的教师家属宿舍；第二件事是为解决教师与家属两地分居的状况，一是为单职工家属“农转非”，使家属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使教师一家人在学校团聚；二是解决双职工异地分居的状况，调至三原城关，实现了这些教师的全家大团聚。当时，有四十多户教职工与家属，终年居住在学校，逢年过节也住在学校，实现了“以校为家”的梦想。
    从1982年、1983年起，每年春节，总有近四十户的人家，在学校家属区欢度春节。当时，电视还没普及，很多教师家里，连黑白电视也没有。除夕之夜，学校实验楼一层有一教室，专门配备大屏幕的彩色电视机，专人负责播放春节晚会节目，众多教师、家属及子女，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度除夕夜。这是过去从不敢想的场面，欢乐的场面，热闹共庆的场面。
    南中操场东，有两栋共二十户的独院式的家属区。除夕夜，家家门前贴着红对联，挂着红灯笼，燃放炮竹，吃年夜饭，然后去实验教室，观看春节晚会节目。初一早，炮声响过，开始互相串门拜年，观赏各家的新家新景象。最后，又一块骑自行车，向家居城内的局领导和教师，逐家大拜年。教师，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挺直腰干重新做人，一扫左倾时代的阴云，发自内心的欢愉，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作了新时代社会的主人。
   这是思想解放，精神解放，真正翻身作主人的新天地，出现众多教师相互团聚，全家团聚的新气象。在南中操场旁的家属院，前：宋培人、任杰锋、张敏轩、陈传礼、李家修、孙宏勋、殷克敏、王志强、任照瑞、李希元，后：王建国、任夜峰、刘德贤、徐根邦、翟培伦、刘光权、魏履行、初金栋、李力群、王政斌。
   广大教师，发自肺腹地由衷的感谢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伟大，唤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很多人象变了一个人似的，主动工作，积极工作，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逐年大提高。
   教师子女，在南中就读，每年都有不少教师的子女，考上了大学，喜报频传。如：张敏轩的两女儿，任杰峰的一女儿，宋培人的两儿子，吴俊发的两儿子，先后都升入高等学校，互相祝福，互相庆贺，又是欢庆的热门场景。
南郊中学，历年一直被省教育厅评定为重点中学，毫不为奇，有这些以新面貌出现在教学第一线，忘我工作，辛勤耕耘的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怎能不年年进步，稳居全咸阳市的第一！

   二十五、为高职指标奔波
    1982年翟培伦校长离休。
    1987年，南中又迎来教师资格评定的大喜事。解放以来，我国的各类技术人员，一直没有评定过“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现在党中央的这一盛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还债”的意义。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所欠的债，由邓小平时代的领导人偿还。这是知识分子又一次扬眉吐气的盛大节日。
南中教师中，文凭高、资格高、工作年限长的教师，确实太多。很多人担任高三年级毕业班的教学任务，一干就是十多年，他们这几十多的耕耘，总要有回报。但在开始时，上级分给南中“高级教师资格”的名额，十人左右，差得太远。校长陈锡寿，为此多次找教育局、找县长、找咸阳市教育局，甚至向省教育厅写报告，反映高职指标严重不足的现实状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陈锡寿校长的努力下，南中基本满足了现实需要，从十多名指标上升到二十多名指标。
   陈锡寿校长，按上级规定，一律不参与这次职称的评定。他的辛苦奔波，全是为广大教师，他没有为个人私利而奔走，这更令人肃然起敬。
陈锡寿同志任校长，最大的优点就是强烈的事业心，具体实在的实干、苦干精神，令人敬佩的工作热情。
在任职期间，他是全校每天早晨第一个到达工作岗位的人，每天中午第一个按时上岗的人，每天夜晚，最后一个离岗回家休息的人。
   陈锡寿校长，也是经常最深入实际的人。每天早自习，中午自习、晚自习，他不止一篇的跑完全校每个班级的教室。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他随时亲自掌握着第一手的资料。
陈锡寿校长，也是最热爱学生的人，象慈祥的孩子的母亲，不时地对学生嘘寒问暖，如同对亲生子女一般。
由于陈锡寿校长的努力，南中高级教师第一、二批，在岗的有初金栋、刘德贤、樊毅、赵文彬、张仕敬、张敏轩、李桂荣、肖培文、孙宏勋、陈峂、宋培人、毛盛吉、魏履行、李家修、李同德、王政斌、郭则树、吴国栋、龚自信、李海水、闫宏儒、袁均昌，共二十二人。退、离休的，有李作人、刘光汉、翟培伦、殷克敏、任洁峰等。
   据我所知，当时北城中学，第一、二批，只有八人，而南中有二十二人，实在应感谢陈校长。

   二十六、众学子尊师祝寿会
   学生给老师祝寿，或学生与老师聚会，这样的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极为普遍。因为尊师，已成为社会风尚，不光是党和国家，尊敬教师。这里，我只记述两次尊师祝寿会。这两次，是南中师生聚会人数最多的两次，在三原县有很大影响的祝寿会。
   第一次，是在1999年众学子为刘光汉老师八十大寿举行的庆祝会。地址在秦原宾馆大厅。
这次祝寿会，是由著名书法家谢德萍、在西安作领导的杨贵琦、耿庆义等学子发起的。本来要由谢德萍主持会，后来县委宣传部的史明鉴部长，要求参加，并主持会，以示党政领导尊师的美德。
   这次祝寿会，规模宏大，是三原的第一次盛会。出席的有刘光汉老师的同志，在南中工作过的教师，更多的人，是刘光汉老师的学生。在三原工作的人，如时任政协主席的张彦杰，政协副主席的孙尚斌，就是以刘老师的学生身份参加的。师生共计在八十人以上近百人。我保存的一张照片，是部分师生的合影，不是全体参加会的人的合影。
   刘光汉（1921年—2002年），临潼人。民盟盟员，中学高级教师，国家一级篮球裁判员。1983年，被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优秀工作者。1984年被陕西省体委、省教育厅，评为先进工作者。
退休后，刘老师又热心教育事业，创办并担任民盟三原高考补习学校校长，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三原工作站站长。
    刘光汉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对学生的无限热爱，更多的是表现在课堂教学之外的对学生的思想、学业、生活的关爱和帮助。他与学生的关系，胜过父子、父女之情。所以很多学生从南中毕业了，有的已走上工作岗位了，甚至作了基层领导人了，依然和刘老汉有亲密的交往，特别是逢年过节，必到刘老师的家里看望刘老师。如谢德萍在北京工作，温友言、耿庆义在西安工作，只要回三原，必到刘光汉老师家里看望老师。
   我的中学阶级，一直在泾阳县度过。只是1960年到南中工作，才与刘老师相识。在这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刻体会到刘光汉老师的人格魅力，象慈父一般地吸引着我，加之我与他是近邻，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在南郊的家属院，在东一路的新居，我们都是近邻。
   如何对待工作？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刘老师对我有教诲，使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退休后要做到“永不生气”，这是刘老汉对我的最大教益。
   众学生对孙宏勋、罗四靥老师的尊师祝寿会，是在2001年5月18日，在秦原宾馆大厅举行，其具体筹建人，除学生外，还有刘光汉老师参与。
    这次祝寿会，我有一张全体人员的合影，与会近八十位。这次，三原县教育局送有贺礼，南中众教师，送有贺礼，学生送有巨型大蛋糕。气氛之热烈、隆重，仪式之精细具体，超过了给刘老师的祝寿会。
孙宏勋老师是五十年代以来南中的物理教研组长，首席物理老师。
     罗四靥老师，刚参加工作，是在泾干中学，我们泾干中学高五六级学生，是罗老师的首批学生。1960年我到南中，罗老师先在龙桥中学，后在南郊中学，我们的交往颇多。

    二十七、华山之夜的奇观
    我其所以写这次旅游，是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组织的远距离的集体旅游的第一次，作为南中的关爱教职工，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也是值得记述的另一侧面。
当时，李强任校长，这是他亲自带队的一项远郊集体旅游活动。时间我已回忆不起来了，但游览中的感受，我至今难于忘怀。
    华山是中国的五岳之一。“西岳华山，以奇特雄险而闻名于世。”
凶险，对青年人更有吸引力，老年人，特别是敬神求仙的老太婆，也不示弱，勇攀高峰。我在登山路上，见到不少老太婆，让我敬佩。人有强烈的某种意志观念作支配，可超越年龄、体质的局限，创造出人间奇迹。这是我这次上华山的最强烈的感受。人要有信仰，当信仰支配了人的身躯后，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为什么能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蒋介石反动派，就是因为革命者有崇高的理想，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华山的登山路，是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路之一。特别是“千尺山童”，更是直壁上的登梯之路，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不畏艰险的顽强毅力，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忍耐心，也是不能登山的。华山路上的“回心石”，就是检验“勇敢”与“懦夫”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只要有顽强的毅力，什么困难挫折，都阻挡不了英雄健儿前进的步伐。这也是登山的体会。
   人们都习惯于从傍晚时分起，开始登华山，沿途基本上是在黑夜中行进。因为华山之险，让人们看到周围，特别是脚下的状况，令有“恐高症”的人更不敢再攀登，甚至当场发晕，登山路上易出险祸。而夜晚，看不到周围和脚下之险，人们好攀登。而这夜景，成千上万个登山者，拿着成千上万个手电筒，到处闪闪发光。登山在中途，可看见下边的星光组成的弯曲的登山路，也可看见上面的弯曲的登山路。这一上一下的明珠般的曲线，构成了华山奇特的夜景。
    由于年岁和病痛，我只攀登到北峰，华山的最低峰，就不能前进了，只好住旅舍休息。
这华山北峰的旅舍，也是与众不同的旅舍。男女老幼同居一室，人们过夜，全都不脱衣，盖着被子睡眠。由于登山后的乏困，男女同室，也来不及胡思乱想，一个个都很快进入梦乡。
华山看日出。是一奇特景观。高山上看日出，都会看到太阳如何一点点的露出地平线，这美景，在平地上，你是看不到的。故天将明时，人们纷纷起床，快速到室外，面向东方，观此美景。
华山之游，也是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教育的最好课堂。

    二十八、退休欢送会
    我是1935年出生的，1995年就要退休，由于寒假，教师工作不调整。我退休，工作没人接替，于是延长到1996年暑假，才正式退休。这时，赵家宇校长就为我和1996年退休的三位一块儿举行了“退休老师欢送会”。
人在退休时，离开了紧张、愉快、奋进的工作岗位，与一块战斗数十年的同志分别，内心深处，如厨房被打坏，酸、辣、苦、甜，各种情绪交织在一块，特别是“不愿离岗”与“失落感”，最为强烈。年过花甲，退休，标志着正式进入老年人群，突然闲下来，怎么生活，失落感很严重，情绪很低落。因此，这“欢送会”，给人以精神鼓舞。这是人生阶段性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安度晚年，是党和国家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的新开端。
   六十周岁，身体还硬朗，“发挥余热”，成了我们生活的主旨。
    告别讲台，告别昔日熟悉的一切。重新开始另一种人生境界的生活，老有所为的新生活。

    二十九、八十周年校庆
   南郊中学的前身，最初叫“渭北中学”，1919年，由于佑任等创建，校址在现休闲步行街的县幼儿园处。不久，即迁校到北大街北口山西街最西端的学古书院旧址。后改名“陕西省第三中学”、“陕西省立三原中学”，简称均为“省三中”。这是解放前，由民国时期的陕西省教育厅直接领导的“省级中学”。1954年迁入现在的新校址，改名为“三原南郊中学”。1963年以后，省教育厅多次命名三原南郊中学为“省重点中学”和“省示范化高中”。
    赵家宇任校长时，组织专人，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99年举行了这次“八十周年校庆”。这是一次教师大聚会，学生大聚会，师生大联欢的大会。有些早期毕业的班级的学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到母校，年龄均在四十岁上下，这样的阵容，甚为壮观。最后，返校的数千名师生，汇集到大操场，召开庆祝大会。
我们语文组的老同志，蒙季予、杨舜，从西安赶回学校，崔天鹏从咸阳返回学校，徐唯一从闫良返回学校，与在三原的梁思法、王云鼎、宋培人以及众多学生，合影留念。这是一次难得的重逢机会，大都是退休的教师，难得一聚。（有语文组的七人照）。
   家居三原离退休教师，由刘光汉老师召集，共十四位原先在南中工作的教师初金栋、李桂荣、孙宏勋、毛盛吉、罗四靥、张敏轩、萧俊光、李家修、苗天定、殷克敏、刘德贤、李作人、宋培人，向学校送了永久性的礼品，又在南中校园和北城李作人老师的家里，一块聚会、合影。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李作人、刘光汉、初金栋已经逝世，李桂荣、罗四靥老师，已不能起床行走。更显得这次聚会、合影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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