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鸣：在乔冠华家里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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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冠华家里作客

当记者20多年，没捞着一次采访中央领导的机会。倒是因着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先后四、五年时间内奔走京城，于不经意中见到了几位仰慕已久的高级领导人。其中一次，居然冒冒失失地闯进了乔冠华、章含之家里，当了一回不折不扣的“不速之客”。

父亲的遗嘱沉甸甸的
1972年秋天，我父亲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要我替他办一件事：
“我快不行了,你到北京看看……聂老总他们……是死是活……”父亲接着告诉我，聂老总住在北京景山东街、张苏住兴隆大院、王平住钓鱼台西边，彭真、宋劭文、刘奠基、姚依林、李葆华……
当时，父亲已经两天两夜吃不进一粒米、咽不下一口水，我怀疑他神志不清说一些没根底的话，而且我也不敢相信，他是不是真地认识那些人，那可都是中央领导人啊！
“那多大的中央领导，您让我咋去找？人家能接见我吗？”我依然半信半疑。
“能！”父亲的话语，细若一缕游丝，却回答的肯定而干脆。
“带上16颗核桃，16颗枣，一小把杨树叶……”他说，聂老总一看就会明白“老家来人了，再忙也会安排时间接见。”

父亲去世的那天——1972年9月25日，恰好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日子。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首都机场红毡铺地，军乐齐鸣。而昔日那些抗日将领、开国元勋，身在何处、命运如何呢？谁能不惦念！谁能不担忧！连我即将咽气、一个平凡得像太行山丛林中一枚枯叶的老父亲也放心不下啊！
这一年，政治风云格外凶险：
1月11日，毛主席于匆促中，竟然身披着睡衣赶赴八宝山，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过分地悲恸，使老人家刚回到中南海，便休克了。
5月上旬，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江青一伙再次发难，利用"伍豪事件"公开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几乎与此时同时，“四人帮”搞批陈扩大化，明批陈伯达的“天才论”，实则要揪“华北小山头的总后台”聂荣臻元帅。
对于聂老总，华北人民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聂老总“十年屯军驻阜平”，与阜平人民相濡以沫。我父亲直到临去世不忘挂念聂老总，既在常理之中，又有着独特的原因。
我父亲赵国银，字雪宇。自幼读书，粗通文墨，多年经商，颇有资财。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主力115师开赴阜平，开辟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王平等同志先期到达。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亲自交给“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平。不久，周总理亲笔写信，举荐张苏来阜平当县长，之后，父亲得益于他的教导、启发，就把红火兴隆、全县最大的那家百货铺交给伙计郑珠经营。自己大围裙一扎， 拎起饭勺、炒瓢走进县衙门大院，硬是给抗日县长张苏当了厨师。从此，炮火硝烟，转碾太行，紧跟张苏和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寸步不离。
我父亲为人豪侠仗义，注重名节。发财之后，不置房产不买地，万千钱财多用于修桥补路，济老救困。他还与朋友携手创办了一座“民校”，教人们念书认字。他会讲《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评《水浒》说《三国》也不在话下。特别爱讲些“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旧道理。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类西方进步思想和观点也很赞成。基于这些，父亲深受乡邻爱戴和尊敬。“投奔”八路军之后，父亲耳濡目染，觉悟有所提高。有时非正式场合，他还爱引经据典，与边区政府 领导同志谈论国际国内形势，毫不自卑地议论“军国大事”。他除了给张苏做饭，做后勤服务，还帮着眷抄文件，尤为难得的是，他利用当年跑买卖做生意的关系，为八路军从五台县购买枪支弹药，还用自己的钱从天津、北京购进八路军伤员急需的紧缺药品。一次，张苏到完县公干，因食物中毒发生“痰厥”，父亲口对口吸出张苏口中的粘痰。父亲的举动，深得边区政府领导好评，有一次聂老总兴致很高，居然称赞他是“冀西名士、抗日先锋”。这些情况，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出任全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苏同志，娓娓向我讲述的。而我的父亲，在我伴着他 生活 了20个年头里，从未提起过一个字。
父亲的遗嘱，沉甸甸的，使我无法安心。在我当时工作的《保定日报》一些老同志的帮助下，我利用看病、采访、探亲等机会，在“查堵非法进京人员”的红色恐怖和政治高压下，一次又一次冒险进京。我去过301解放军总医院、陆军总医院、六部口中央文革接待站、绳子胡同中央军委接待站、府右街国务院接待站和西山北京军区。但是，没有人肯定地告诉我聂老总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张苏、王平、宋劭文是死是活。对于彭真，许多人都特别担心，因为他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们甚至怀疑他也跟刘少奇、陈毅一样，早就含冤离世了。

灵机一动，闯进乔冠华家里
1976年6月，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学杨发金突然跑来看我。因为“天安门事件”中，他曾代表外交部的“红色外交战士”，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了他创作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被“四人帮”的爪牙追查得很紧。为保护这些热血青年，外交部的领导火速安排他们出国。杨发金已被通知去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朋友相逢，三句话不离当时的形势，我便提起此事。杨发金心肠很热，略事沉吟说：“我们村有个大姐在中南海当褓姆，姓贾，会不会知道点情况？”我俩结伴进京。但希望再次落空！
“我就不信，那么多老干部全被文化大革命折腾死了。”杨发金说：干脆，找大官儿，找已经“站出来”的，现在正当权的！他说要带我去找个他认识的大官，并要我第二天在灯市东口等他。
“走！史家胡同某号，找乔老爷。”乔老爷者，乔冠华外交部长是也！听杨发金说，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叫他乔老爷。

我的面前是一座灰砖黑瓦的旧式官府宅邸。朱漆大门厚重结实。尽管风雨剥蚀，油漆驳落，依然显示出昔日的气派与豪华。狭长而笔直的胡同，使人很容易想出，三、四十年代那川流不息的黄包车出出进进的情形。这条胡同我来过，那是去拜访著名的桥梁专家、科学家茅以升老先生。
大门旁边的房子已改成了车库。进得门来，南屋是厨房、餐厅与工作人员住房，正房北屋五大间，画梁飞檐、镂花门窗已显破旧。南北屋之间由靠东墙的一条宽约五、六尺的画廊连通。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走进文革前故宫内一个荒凉的院落。
乔老爷和他那驰名中外政坛的妻子章含之都在家 。小杨的脚步放轻了，看到门口那个潇洒而高大的身影，轻声叫了一声“乔老爷”。乔冠华点点头说：“你还没出去？又来干什么？”他那一头漂亮的亚麻色的头发向后一甩，仄着头，笑吟吟地冲我说：“呵，还带来一个漂亮的姑娘。”
在新闻记录电影片中看到过无数次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此时此刻就在我的面前。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个传奇人物！也是生平见到的第一位手握实权的中央级领导人！
我的心一下子紧成一团，居然手足无措。
“多漂亮的姑娘啊。”一个柔婉动听的声音，从昏暗的地方飘过来，随着“咔哒”一声响，北屋的灯火一照亮，顿时一片灿烂。灯光灿烂中，一个美丽高硕的女人的剪影便是章含之。
古色古香的硬木家具、异国情调的精巧摆设、墙上有毛主席与乔冠华、章含之的大幅合影照片和西洋画。带流苏的七彩窗帘整整遮严了南面的花棂窗户。
我傻了！眼睛不够使了。一会看璀灿的吊灯，一会儿看桌子上的摆设。在门口时就想好了，先给乔外长深鞠一躬，此时早忘了。我立刻变得没头没脑的、一句话竟然失控，脱口而出：“您们住这么好的房子呀？”
全屋的人都笑了。乔外长双手交叉在腹部，哈哈大笑。章含之笑的弯下了腰。这时我才看清，天呀，她穿着花绸子衣服哩。那年月所有的绸缎衣服、花衣服都属“四旧”，早被烧毁、被撕碎，绝迹多年了。
那是一件天蓝色的印度纱丽。金色、银色、淡紫色的合欢花缀满全身，灯光下，满身的花朵放着光彩，使她那高挑健美的身材显得婀娜窈窕。纪录片中的章含之，一袭兰色制服，侍立在毛主席身旁，流利而从容地翻译着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贵宾的重要谈话。我定定地瞅着她，那白皙美丽的面庞显示出成熟的东方知识女性的魅力。
章含之对我点点头，指了指一个紫红色丝绒蒙面的琴凳，我怯生生地坐下，两眼在靠东墙的那架巨大的书橱上停下来。这架书橱高雅、精致，是特制的专放二十四史用的。硬木、黑漆、雕花。《唐史》《明史》、《清史》按各自书册的薄厚做成大小合适的横格、竖格。
“外地来的吧？第一次到我家吧。这房子不是乔老爷的，是我父亲章士钊的。乔老爷一生革命，哪有私蓄？哪有这样的房子？”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章士钊！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追随孙中山却不肯参加同盟会；拥护帝制却反对袁世凯；与胡适“打笔仗”争论文言文与白语文；当国民党教育部长却支持学生运动……我不再犹豫，冲着书橱上摆放着章士钊的照片鞠了一躬。
这一次章含之没有笑，把我拉回琴凳深情地说：“你是个懂历史、有良知的年轻人”。我请她讲讲章老先生的故事并问她作为章士钊的女儿，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
“我生母被一个小军阀遗弃了，章士钊帮她打赢了官司还收留了我们母女，就这些。"章含之不动声色地说。杨发金瞪了我一眼，我也意识到不该乱说乱问，赶忙低下头。

喜听乔外长纵横捭阖
不知什么时候，乔外长已到西头那间屋里去了。我立刻意识到，他或有许多重大事情要做，我们必须见缝插针赶忙办自己的事，便简单地说明来意。
乔老爷却不急。他指着一台电话说：“我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红机子（指中央领导专用的电话机）。”他让我坐在他身边：“你对老干部们有这份感情太难得了。”他讲了文革对我国外交事业的破坏：火烧英代办、到外国使领事馆贴大字报、强迫外国海员学毛主席语录、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挺坏。最为严重的是林彪、陈伯达的死党王力、姚登山一伙人向外交部夺权。
“王力在外交部煽风点火，否定建国以来我国外交工作的成就。当时姬鹏飞外长和我被红卫兵监管着，有一个同志好不容易找到我，我立即告诉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的讲话录下来呈送周总理。刚说了几句，红卫兵冲上来，搞我的喷气式。后来姬鹏飞外长我俩被推到地下室关起来。是毛主席、周总理‘解放’了我们。总理派人到上海见毛主席。毛主席在王力讲话上批写了‘大大大毒草！’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还亲自点名，让姬外长与我主持外交部工作。”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大事。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到墙边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外交黄金时期。第一次盛于唐，第二次盛于清。你看这世界地图上的小红旗，我们已经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章含之走进来，抬腕看表，大概是提醒乔外长。“还有40多分钟，来得及。”乔外长接着说：“张苏，我认识。党内的大秀才，文章写的漂亮。30年代他在西安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
“我也当过记者，抗战初期我就在香港当记者，周总理要我回来，我到了重庆在新华社写国际评论。”
“重庆是陪都，斗争很复杂，人员成分更复杂。我印象最深的是姚老太太，姚依林的母亲，德高望重，极有外交能力，连蒋介石也怕她三分。”可惜我当时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乔外长说的话大部分没记住，又不便作记录，真是抱憾终身。
谈到聂老总，乔冠华用十分尊敬的口气说：“华北是敌后，是从日本人手里一寸一寸地夺回来的。建立了根据地，功莫大焉。最主要地是培养了大批干部。全国除了江浙一带之外，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就是华北。建国初期政权建设需要大批干部，中央各部委大部分是晋察冀输送的，外交部也有一些。”他忽然转过身严肃地对杨发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她不懂你还不懂？还到处找聂老总！是想给老总添麻烦吗？好了，先领她去寻访张苏吧，找晋察冀的老人们。北京市革委最近安排了一批老同志。”
章含之又一次走进来：“该吃饭了。你们俩不速之客也在这里吃点饭。”说着她与乔外长一前一后走出屋。一位工作人员带着我俩到厨房的餐桌前，每人一碗面条，有几碟小菜。乔、章在餐厅吃饭，吃什么，我没看到。只见那位厨师端着个木头盘子出来又进去的。
“下次再来，我让人带你到隔壁荣老爷（荣毅仁）家去看看。荣毅仁与章宅共用一堵墙，可算得上近邻了。章含之抚弄着我长及齐腰的大辫子不无调侃地说：“破四旧没剪掉吗？”“又长的。”我笑着回答。
走出大门，杨发金一顿数落我："见个外交部长，看把你吓的。真见了聂老总，还不把你吓死！"
按着乔老爷的指点，我们穿过长安街去北京市委找市妇联副主任王春平。他的丈夫杨耕田同志早已去世。生前是张苏的搭档；张苏是察哈尔省省长，杨耕田是省委书记。杨耕田是阜平西庄村人，是阜平共产党的建党人，我自小就知道他的英雄事迹。但他的夫人那么好见吗？杨发金说“没事，我们一个村的，特熟”。
王春平正上班，她要我们去里家等她。
杨发金果然是她家常客，一进门就跑到 王春平的女儿杨三白房间里聊得热火朝天。
还不到十分钟，王春平阿姨推门而入，对我说：“家里说话方便。”她穿得很朴素，既不像北京的大干部，更不像官太太，个头不高，过耳的短发，一脸的沧桑，却掩饰不住昔日的美丽，一双深沉的眼睛依然烁烁有神。她听我说明来意，无奈地长叹一声：“苦了你老父亲的一片心！真是人心向背呵！”她开始仔细地盘问我，读了几年书？在哪上班？文革中是不是造反派……我小心翼翼的回答着，心里却在嘀咕：“她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对我的调查基本结束了，她又开始大讲当前大好形势，教导我要站稳阶级立场，要从事物的本质看问题等等。我不解的望着她，心想，你不知道就算了，这么罗嗦干什么！只盼着杨发金赶快出来，马上撤退。她开始在客厅里踱步，嘴里不停的说着什么。沉吟半刻，她一转身，走到茶几前，用一支铅笔匆匆写了一行字，递给我。“西四西斜街**号，孙**”。“记住了吗？”“记住了”，我回答。她正颜厉色地说：“你重复一遍。”边说边从我手里一下子夺过那张纸条，三下两下撕了个粉碎，投进废纸篓里。我满腹狐疑，不知所措地瞅着她……
与发金“撤离”王家时，天色已晚，不能继续去跑了，只好明天再奔波吧。一路上我哭笑不得：“这王阿姨可真够神的，像搞地下工作的。”杨发金却一脸严肃：“你以为这种事是闹着玩的吗？告诉你，这几天，我们那几个马上要出国的同志，大多连门也不出，万一让外交部里的对立面碰上，别说出国，连家也回不去了。”是的，“天安门事件”抓了多少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他们不惜以生家性命，捍卫共和国、捍卫真理，而我身边的“這一个”，就是千千万万与“四人帮”勇敢斗争的志士仁人的代表之一。
凭着那张早已化为乌有的小纸条，我在西四西斜街，终于见到了张苏同志。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聂老总、彭真、张苏、王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我请了假返回故乡，在父亲那座荒草萋萋的坟头上，焚烧了一张刊有“四人帮”被粉碎的报纸，为的是告慰父亲的亡灵。
再见乔冠华，是在北京医院里。他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被停止了职务住院治疗，我与杨发金是在一条走廊里的暗处看见他走进病室。而他大概并不知道，有一个仅仅见过他一面的女青年，会专程跑到北京来，为的是偷偷看他一眼。


原载：广东《潇洒》杂志1995年9月号
陕西《女友》杂志1996年6月号
《河北政法报》1996年1月20日
《 保定日报》1996年2月8日
转载：《法制文摘报》等40余家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