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倍莉：跟高中同班同学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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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的事，我基本不提，也很少想它。
       昨天（2013年5月21日）同学会，你们回顾往事，在一起谈到“人生有些关键时刻，神差鬼使似的，会改变人一生的走向”。我极其赞同，不由得讲起了文革中辽宁省军区司令员凌少农接见我的事。可惜只讲了一半，中间被插断了。这样容易造成误解，所以我想还是把它说完整比较好。
       提到往事，真是一言难尽，事情互为因果，“亦真亦幻难取舍”……。
       不过，我们都是奔七十的人了！
       写下点“轨迹”，即使别人难以理解，但我想，跟我一起，手拉手走过来的老同学们是能判断其中的真伪的。
       这也回应了你们“只知道你有事。但对你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始终不清楚”的关切。
       谢谢！那就从我们高中分手那刻讲起吧！

(一）入    学
        高中毕业，品学兼优、满怀激情而又思想单纯的我，曾经打算不考大学就上山下乡。
       任凭家长、老师、亲友怎么劝说，向来尊敬、听从他们的“乖乖女”却执拗地坚持，毫不动摇了。我对身为教师的他们说：“你们不是一直教育我说：‘你们的话不一定对，可以不听；但是党的话、学校的号召，不仅必须听，而且必须做到最好才行。否则，你们无法教育学生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的号召，我决心已定！”
       后来，是学校负责我们班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党员老师陈德利找我谈话，问我：“是党考虑得全面、周到，还是你考虑得全面？”
       “那当然是党了！”
       “那就好，你是不是应该让党来挑选、分配：叫你去读大学、填空白，你就上大学；叫你上山下乡、搞建设，你就上山下乡？”
       一句话，我的思想就通了。
       “好！”——那时的我，真是一心向红，一心向党！
        高考前，我们班（是1964年杭州市的“四好团支部”）的同学，一直在近江大队跟社员们挑泥筑堤。我还抓紧时间，努力学习理发、打针、缝纫、修理半导体等农村生活技能，准备下乡（因为那些对我更缺乏），几乎没有准备高考的功课。
       填志愿时，我放着有亲人的北京（妈妈）、南京（爸爸）、上海（奶奶叔叔）、杭州（姨妈即我的养父母，外祖父家族的亲戚），四大城市的诸多名校不报，第一志愿就报地处沈阳的冶金部第一高校东北工学院。我觉得“学工就要上大工业城市”！我的第一、二、三专业志愿，报的是“稀（有金属）冶（炼）”、“特（种金属）加（工）”和“自动控制”：因为我听说“中国的数学早就过关了，主要因为冶金材料不能过关，所以中国的卫星暂时还上不了天”。我就是一心为祖国“填空白”去了。
       当时，家长和所有亲友的心里都很纠结，却对我无话可说。
       最后，还是陈德利老师在看我的志愿时，当我的面说：“女同学，第一志愿可能报自控系好。”随手把第三志愿圈移到第一。
       就这样，我以（后来听说的）“那一届入学新生总分第一，物理满分，数学117分（满分120），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成绩”进了东北工学院自动控制系。
       记得，在我最后要离杭，希望陈老师再给我一些嘱咐时，陈老师一反常态，许久没有说话。我奇怪，问他在想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唉，你如果到一个适合你的环境，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如果到了一个不适合你的环境……。”他没再说下去。我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也没放在心上。但是，在后来的岁月，这句话异乎寻常地一再浮现，变得清晰！
        我是8月26日提前到学校报到的。
       一到学校，我很快熟悉了环境以后，就跟高年级的“迎新队”一起迎接我们班的同学：带他们熟悉环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很多同学开始都以为我是高年级的，后来才知道我是他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班同学。
       以后的许多事，我都忘了。但是同学们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他们还讲起：
       天冷了，我把羊毛毯送给徐明同学（南方人带得多，其实东北有暖气；而家在苏北农村的同学家里确实困难）；
       许多同学在中学都是拔尖的学生，有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到了大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大学的学习方式跟高中不同，大家都有待转变。短时间里，他们感到不适应，心理压力都很大。不止一个男生偷偷抹眼泪。作为学习委员，我很体谅他们，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跟任课老师联系，特别重视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是“开卷”考试。学生考试累了可以去滑冰。那次考试，我依据二次积分的思路，推导解决了三次积分求体积的计算，被作为“主动学习”的典型，得了高分受到表扬。
……。
       这些，在我是很自然的事；没想到也是后来我跌入深渊，而未受太大伤害的主要原因。
       高中时代，我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我们这一代”。
      我从高中带到大学的一个很明确的主导思想是：
       “接老一辈革命的班，是需要我们整个一代人一起去接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每个人都要按接班人五条的标准去努力！”
       工农子弟的家庭，在旧社会受尽了苦，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政治觉悟高，勤劳质朴，我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在学习上，他们遇到问题，凡我能做的，就要尽量帮助他们。对于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完全不必自卑。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把自我改造的任务看得比学习科学知识更重。我真是认认真真地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时刻刻“吾日三省吾身”，总以“应该怎么样”不断反省自己。
       那时，我在班上是很有号召力的，许多同学把我当成他们最可以信赖的朋友。

（二）
        66年7月13号，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个时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早已发表；
       北大、南大等高校的党委，早已被人民日报社论“炮轰”而瘫痪了；
       上面的工作组派了，又撤回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围剿反革命同时并存，反反复复……；
       从报上感觉真是惊心动魄！）

       当时在我的学校东北工学院：
       1、从“六．一”开始，在原党委副书记郝屏奋为首的党委领导下，已经把“胶东游击队”老革命出身的，原党委书记柳运光同志在大会小会上斗了上百场。柳运光同志始终不服，以致后来“跳楼摔断了腿”，却照样用土筐装了，抬到万人大会的台上来批斗；
       2、院里，在全院、乃至全国、全世界都数得上“闻名”的二百多位各专业的名教授，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揪出来，挨批斗、游街、肆意侮辱；
       3、各系，尤其是高年级的各班，依据本人“向党交心”的材料，纷纷揪“反动学生”……，说不清有多少学生，被同班同学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切都是在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
       到了7月中旬，我们学校的大字报，还都必须统一上交给“大字报编委会”审查，由他们分门别类进行张贴。虽没有人明说过，但大家全都心里清楚：只要贴到机电馆二楼中厅的大字报，就是运动的主攻方向，可以闭着眼睛紧跟、猛批、无限上纲，绝对不会有错！
       “革命的潮流”所向无敌，没有人敢有丝毫怀疑！

       运动进行到这时：该斗的，斗了；该批的，批了；能扫的，也横扫了。“一斗二批三改”都完了，运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
       人们都在观望：下一个运动的对象不知是谁？
       人们也都变得小心翼翼，开始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当心，惹祸上身！

       作为一年级新生的我们，刚进校门，谁也不认识，我们没有倾向性；再说自身没有辫子，心里没有负担，是最轻松的“革命基本力量”。我们一心一意就是满怀热情地学习这门“阶级斗争”主课：
       每天以班级为单位，学毛著、学社论、看大字报、写大字报；
       在班级每天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经常要参加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场之前，常常有“忆苦思甜”的战前动员，要把大家的阶级感情调动到最饱满、把“坚决把它打倒在地”的斗志，鼓舞到最坚定。
       几乎每周都有几次，要连夜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有时就在校园里，有时要游行到沈阳市委广场，乃至到东北局——根据省市委的指示的不同而不同。

       66年7月13日前，人民日报曾头版头条，配发社论，发表了报道湖北省委书记王树成同志带头引火烧身的文章。
       在学习讨论这篇社论时，坐在我旁边的男同学曲殿魁注1问我：“你说，什么叫‘引火烧身’？”当了十几年学习委员的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引火烧身，就是引来群众斗争的烈火，烧掉自己身上的缺点罗！”这时，我们班里唯一的党员施香云转过脸来问我们：“你们在说什么呢？”乱哄哄人群立刻静了下来，变得鸦雀无声。曲殿魁不回答。施香云转而向我问。我说：“他问我什么叫引火烧身？”施说：“你怎么回答？”我就又重复了一遍。没想到几个正在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立即跟上来：“你要烧谁？”“党有什么缺点？”“你这么讲，是什么用心？”……。我倒不生气，只觉得可笑：“行，你们要是认为我解释得不对，那你来说什么叫‘引火烧身’？”三十几个大学生，没有一个说得出什么是“引火烧身”的。有个后被全班同学公开叫“痞子”的同学突然厉声说：“你不要想溜过去，你说，党有什么缺点？你老实交代，你这是什么用心？”我没想到，愣了一下。这时，一位上海籍贫农出身的女同学梅凤娣站出来帮我说话：“我觉得她说得对的嘛。你认为她解释得不对的话，你可以来解释啊，干嘛扣这样的帽子？”于是，班里有帮我的，有帮“痞子”的，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党员施同学说：“我看今天到这儿吧！有问题，大家争论争论的好。现在不是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嘛！你们两个是不是可以把意见写出来：班里争不明白，可以拿到系里更大一点的范围讨论！”我心里话，写就写，不就是一个引火烧身的解释吗？我才不怕呢。扣这种帽子吓唬谁呀？当晚，回到寝室，我就写了题为“各级领导应做彻底的革命派”的大字报，阐述我对学习社论的理解。梅凤娣看后，很仗义地跟我一起签了名，把大字报交给了“大字报编委会”。
       7月13日，机电馆二楼中厅挂出了一张金属学系67届学生李奇写的，题为“责问郝屏奋”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北京的同学来信说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小鬼大闹阎王殿”的最高指示；问，这个指示有没有？有的话为什么我们不传达？……。
       在他的大字报右边走廊拐弯处，第一张就挂着我和梅凤娣同学的那张大字报。
       紧接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奇！”“粉碎吴、梅二妖进攻！”一类的大字报在全院范围内铺天盖地（据说后来统计，批李奇的大字报有六千多张；批吴倍莉（梅凤娣同学很快被分割解脱出去）的有三千多张）。
       但跟以前不同的是，我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就不断有同学站出来，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声明支持“吴倍莉的革命大字报”，像：宁久瑞、刘明之、兰运泉、张富民、卢政、……，人越来越多。
       从7.13开始，不管干什么，我身前身后总有同学跟随，随时记录我见了谁？跟谁说了些什么？就是晚上睡觉，也有男同学在门口值班：我若上厕所或出寝室，必须等跟随我的人准备好了，才可以一起走……。
       那时的我，知道自己不会完全正确，随时准备“有错就改”。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错了，所以我一定要去看别人对我的批判，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去看；再则，我觉得不讲清自己的想法，大家对我的误解没法消除，我必须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跟大家交流。所以，哪怕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但大字报不能不写。另外，我还想“如果不是反革命抓到了我的头上，我会跟面对我的同学一样的积极投身于对敌斗争。”因此，我跟同学没有敌对情绪，只有“我是这么想的，错了欢迎你们批判。”来斗我的人，常常是对我“恨不起来”，我们班的同学，始终被别的班级看作“右倾”。但他们“请战上阵”，一样“碰软钉子”。
       例如（后来听同学讲给我听的“一件小事”）：
       以前，东北细粮少，尽管高校学生已经得到很大的优待，大米白面的配给量比居民多得多了，但一张餐卷，经常是只可领一个馒头和一个窝窝头。我常常放着白面馒头不拿，会帮两个女同学各“消灭”半个她们咽不下去又不敢扔掉的窝窝头（据说是用七年的陈粮苞米面做的，被男生戏称为“牛黄解毒丸”）。
       当我被批斗，只能利用“批斗会”的间歇写大字报，自己常常没时间吃饭（断断续续二十多天里，我剩了二十几张餐卷：没打饭，可也没觉得饿过），当然也就没能帮她们消灭吃剩的窝窝头了。渐渐的，寝室里积累了一小盆大大小小的吃剩的窝窝头碎块。
       有次，批判会，实在没得什么可以进攻我的炮弹了。一个激进的女同学，眼珠子一转，看到那盆窝窝头了，就把它端到会场（我的寝室）的中央，气势汹汹地说：“吴倍莉口口声声说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看！她浪费的粮食，就知道她是怎么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了！”
       我笑了，喊着她的名字说：“哎呀，王XX，这盆东西谁剩的，不光你知道，我知道，还有同寝室其他七个同学心里都清楚。你就不怕别人笑话你？”她一下子像瘪了气的皮球。从此，被男生起了个“王二凯（獃）子”的绰号，一直被大家叫到毕业。

       那时，为了不让我出去“放毒”，也为了阻止我写大字报：
       白天，不同班级轮番上阵，对我批判，搞“车轮战术”；晚上还要再加两场。他们总想激怒我，抓我的破绽。我也清楚，可我就是不跟同学对立。不管散会再晚，我一样每天都要出去到各个食堂、席棚去看大字报；回来，我通宵不眠，在乒乓球桌上写大字报“跟大家交流”。我说的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学习毛主席指示、中央社论后，把全国形势跟学校情况的对照，讲出我的困惑和感悟。那时，许多人说我的大字报“像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特别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我总在晚间去看大字报，渐渐的总会有一大堆人把我围上，开始时来势汹汹的“辩论”（能回答的我尽量回答；有的我就说“我们一起都再想想，再学习学习”“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慢慢成为“提问”（我基本是平等交流）；最后，常常是给我提许多建议……。因此，东工师生认识我的人很多。而我却两眼一抹黑，全然不知跟我讲话的人是谁？是好意还是恶意？……。那时，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一点害怕；我单纯、自信，敢于“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支持我们“革命行动”的人越来越多；
       不“提”我们，但是有组织地提出自己看法的群众组织：小战斗队、班级、专业，乃至全系（有色系），“站出来的人”，遍地开花。
       对我们的跟踪盯梢，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融解”了。
       许多人到省、市委、东北局去“反映情况”。
       八月初的一天，我跟李奇，还有几个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同学，也相约去东北局上访。
       正当我们在等候接访时，从里面出来了一位英俊的军人，“请李奇和吴倍莉同学跟我来”。路上，他告诉我们，他是宋任穷的秘书。原来，比我们早来的东工同学认出了我们，告诉东北局接待来访的同志，他们反映问题的主角已经在这里了。宋任穷同志刚从北京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立即接见学生。
       宋任穷同志特别平易近人，看见我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受委屈了。你们一定不要责怪老师同学，不要责怪学校。这件事要怪，就首先怪我！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毛主席批评我们了，说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马上就要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决议一公布，你们的处境马上会得到改变。我们马上就开会要传达这个中央精神。”宋任穷同志短短的几句话很让我感动，没想到他是这么襟怀坦白，承担了全部责任。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简称十六条）公布了；
       接着全省开了会，《辽宁日报》头版头条给我们平反，肯定我们是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我心里感到，似乎是云开雾散似的舒畅。
       然而，外面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让人惊心：
       路上烫发的妇女，被剪了阴阳头；
       裤腿稍窄的，被沿外侧缝线剪开到腰部；
       民警带的大檐帽，被肆意当作封资修踩在脚下；
       打人、游街、抄家……，
       今天只要一处有“革命首创”，明天立马就会“波及全城”。

       就在我们刚刚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轨道时，有几拨沈阳市重型厂矿企业的工人来找我们。他们有的是心急火燎地告诉我们“造反派去工厂煽动停工停产，这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有的就是策划停工停产的元凶，想串联造反派去给他们撑腰。
       想到这事的严重性，我跟李奇坐不住了，我们一分钟都不敢耽搁，立即赶往东北局，找宋任穷同志的秘书去反映情况。
       那天，一路上还费尽了曲折（我被中学红卫兵剪掉了长辫子）。到了东北局，见到了宋任穷同志给我们指定的联络员——他的秘书。他听我们讲完，表现出很无奈：“问题实际上要远比你们所知道的更严重得多！宋书记不在，我们也很无奈。现在可能还是你们的活动能力强一点。”他建议我们直接上北京，去找国务院、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问题。他还建议我们把登有我们平反消息的《辽宁日报》带上。
       这事十万火急，容不得丝毫迟疑。我们顾不得回校拿东西，立即直奔火车站。火车站已经被不知哪里的造反派接管了，据说是防止走资派、牛鬼蛇神逃跑。我们费尽口舌，最后还是靠了《辽宁日报》，我们才上了车……。

       我们去了国务院接待办，去了中央文革接待办，反映“东北很多工厂要停工”的问题，得到了他们的重视。过了不久，就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对制止当时的“停产”起到一定的作用，很好地完成了去北京的使命；
       我们赶上了8月31日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我们在北京听说了“联动”，为他们的“革命行动”吃惊、皱眉，感到困惑；
       回校后，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成立。有人要我当造反派头头，我说什么也不肯；
       后来谭立夫“血统论”盛行；
       借“砸抄黑材料”之名，体罚、侮辱持不同意见的师生；
       冲击政府机关，冲击军管；
       对造反派的这些行为，我都很不赞成。那时许多老师也来找我，说“这样下去，小将们要犯错误的！吴倍莉，你说话有影响，你一定要站出来劝阻制止！”所以，每一个时期，我都以“意见交换”的形式，写大字报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字报为我赢得许多朋友：哪个观点的人都有，哪里来的人都有。我还是老习惯，不问姓名，不问观点，就事论事，交换看法。有时，他们要我的联系方式，我来者不拒的都会给他们写下我的姓名、班级、和信箱。大家都知道，我是讲理的，不同意见也可以交换。只求相互了解，不求统一。由于各种人的看法我都听取，所以，我的大字报不偏激，说服力较强。这样，我也因此成了一些喜欢武斗的激进分子的眼中钉。特别在是我写出《造反派成了多数后，往哪里去？》的大字报，历数红卫兵总部种种违反政策的行为之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些人，又一次把我当成了“运动的对象”，给我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什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对我进行全院性的批判。
       我当时办过几次“串联室”，期望能沟通对待院里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不同意见的沟通，希望各派一起来分析比较内查外调的材料，也被他们一再“捣毁”。
       当时造反派组织的许多活动，我都不愿意附和、参与，但也觉得无力阻拦，我就跟同学一起出去长征了。

       67年春节，我跟同学正在长征途中（我们计划到辽宁省最富的桓仁县和最穷的喀左县去搞社会调查），就在桓仁农村搞“促春耕”时，听到中央号召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就立即回校了。
       我们没在学校的期间，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动下，沈阳学生（东工和辽大为首的两派）都去夺市委的权，他们互相对立，但都冲击军管，犯错误了。
       紧接着，军宣队开进校园……。

       我从长征路上，刚回到学校的第二天上午，自控系的分队长鲜光才同学通知我：“军宣队来电话，（辽宁省军区）凌少农司令员要你马上去一趟，在建筑馆二楼。”
       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一路心里忐忑不安地走过去：找我什么事啊？
       进了凌司令员办公室，我很拘谨，有点手脚无措。
       凌司令员见我进来，就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跟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膀，笑嘻嘻地拉着我，坐到三人沙发上，一边说：“啊，小吴来了？来，来，坐到这里来！你刚刚长征回来是不是？”我很纳闷，他怎么知道的？
       我刚坐下，凌司令员就问：“小吴，你哪里人啊？”
       “我是杭州的。”
       “啊？杭州人？啊呀，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唻。我也是浙江人哎……。”
       我没想到，凌司令员是这么平易近人，拘谨感一下子就没有了。
       接着，凌司令员讲：军宣队进学校之后，已作了相当多的调查研究工作。知道东工的“前期造反派”完全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的领导层之外；东工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被余静、郝义田等一小撮反革命野心家篡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军管，现在已经成了反动组织；这次军宣队进学校，就是要清算他们的罪行。军宣队已经了解到，全校革命师生对你的评价特别高……，我们很喜欢你这样的革命小将，希望你能再次站出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扛起来。
       ——他们要我另起炉灶，拉队伍；并郑重承诺，军宣队会立即表态支持我的。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想到几乎囊括全校师生的近万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下子成了反革命组织，这要殃及多少人？想到这个定性，将有可能对里面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子弟们造成多严重的政治影响……，我心里不由得暗暗皱眉。
       凌少农司令员看出了我在犹豫，就一再鼓励我说：“没关系，有什么想法你尽管大胆对我讲！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尽管提！我们军队就是为革命小将撑腰，我们进驻就是为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看他这么大度，我减少了犹豫，说：
       “凌司令员，你不知道，真正冲击军管，一意孤行犯错误的，只是一小撮当头头的。其实，底下许许多多的老师、同学，都是不赞成的。我之所以能站出来贴大字报，表明一些正确的观点，并不是我高明，而是许许多多老师、同学，他们不赞成总部的做法，他们很着急，他们来找我，跟我讲，绝对不能这么做，他们希望我站出来讲话。”“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组织有近万人哪！全校革命师生都在这个组织里，我也还是这个组织的。不能就这样把这么大的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
       我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讲完，中间完全没有“察言观色”。等我一口气讲完，我才发现，凌少农早已不是原来那个和蔼可亲的首长了。他气呼呼地站起来，面孔很难看，严肃地说：“好，我们的意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怎么做，你看着办吧！”我一下子也不知该怎么说好。我说“那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他说：“你自己考虑吧！”我很尴尬地道了声“再见”，就退了出来。
       这事，回来后，我没跟任何人再讲起。

       后来，有44个学生，拉起了另一支队伍“红旗造反团”。辽宁省军区很强硬地支持他们。他们在校内没有响应者，一直在校外活动，主要以工人为基础，发展成了“辽革站”。
        东北工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自己揪出了余静、郝义田一小撮，他们被扭送公安局，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根据中央文革指示释放），这个组织没有被瓦解，后来发展成了“辽联派”；
        同样、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自己也揪出了张祥久，扭送公安局（后也释放）；组织也没被瓦解，成为辽宁的“八．三一派”。
       至此，辽宁省“两条路线斗争分成三大派”的怪局面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当年，拉起第三派“红旗造反团”队伍的解启东，曾经，混到了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至于，四人帮倒台后，他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注1：
       我的同班同学曲殿魁，来自吉林农村。在文革中一直是逍遥派。他刻苦自学，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都过关了；运动后期，“引而不发”的强大攻势，搞得人人自危，他终于承受不住，患了精神分裂症。他被延迟分配，到鞍山自动化仪表厂工作。后遇运动，又发病，不知怎么回事在铁路上压断了双腿，才被发现。他的单位对他算比较不错的了，帮他安了假肢。我曾去鞍山看过他，那时他已能独立行走，但最后还是死在精神病院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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