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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周恩来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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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4 12:02: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七、 周恩来的文革岁月(一)

    第一部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

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要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号召地方来造中央的反。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要出的。吴晗写了一出反动的戏。叫《海瑞罢官》。我们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对吴晗就不能批判了吗?”
他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
彭真说:“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周恩来马上顶道:“不是可以,而是应该必须批判!一个吴晗嘛,有什么了不起,完全能够拉出来批嘛。”
    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周恩来批评彭真等人:“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政治头脑,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他们怎么敢写这样的文章?既然知道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为什么要抵制这样的行动?你们说上海没有党性.我看是你们没有党性!你们应该及早回头,转到批判吴晗上来,否则你们必将自食其果。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彭真。”
    他提议召开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
他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二、揭发批判罗瑞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 12月5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与毛会见。12月9日开始开小组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分三个小组进行,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
    12月11日,罗瑞卿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到上海的时间是十一日下午二点多。上海机场上有陈丕显和吴法宪在等候。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你。
    罗瑞卿被引到会客室去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那里等着和他谈话。大约七点钟,周和邓离开。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见毛主席、见林彪:要求马上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你不要激动,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周恩来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会的副作用,采取背对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起来对罗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罗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12月16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5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并告诉罗,毛泽东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又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当邓小平和彭真出面替罗瑞卿讲话时,周恩来批评说:“就算把他的错误划去一半,仅他反对林彪同志这一条,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罪行。如果我们不刹住这个歪风开了这样的先河,我们这个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罗瑞卿同志要是不好好做个像样的检查,那就别想滑过去!你罗瑞卿同志应该知道,对待林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主席的态度。”


    三、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
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听了江青的反映,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土国"。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还说:"周恩来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向政治局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和撤销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的指示后,周恩来马上表态道:“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对彭真同志的那篇错误的汇报提纲,要坚决撤销。我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处理彭真同志反对毛主席和打击左派、支持包庇坏人的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彭真就是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这两年来,主席很不放心党内,就是不放心像彭真这样的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
    周恩来参加会议,和邓小平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对亚非拉地区的六十二次政变作了很好的分析。‘物必自腐,而后蠹生之’。防止反革命政变抓好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了防止‘糖衣炮弹’,到了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讲得更明确了。从一九六三年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揭发的彭真、罗瑞卿、陆定和杨尚昆等人,更加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二是防止修正主义政变,三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这种危险,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中央与地方相比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相比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相比以党内为主;上面与下面相比以上面为主。重点放在内部,放在上层。这就是我们的对策。”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
周恩来还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是"保持晚节" :"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和罪恶"",说: "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

    五、在镇压群众的五十天中
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当毛泽东随后决定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投了赞成票。
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江青写信给他说:“总理: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作组挑动学生斗学生和围攻革命少数派的现象,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必须揭露。建议你在合适的会议上讲一下问题。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康生也向他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在当晚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着工作组的问题,当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能再犹豫了,工作组应该马上撤出学校,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决策,和革命的学生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给中央文革小组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下去搞调查研究,看看工作组究竟搞了一些什么。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觉得依靠派工作组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工作?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办法还是可以的。大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方法不对,不能够一笔抹杀嘛。党的领导总是得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呀。”邓小平也说:“我看,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的撤换的办法。”
“恩来,你看呢?’毛泽东问周恩来。周恩来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写信给刘、邓: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周恩来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个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
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提意见,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八月五日,毛泽东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周恩来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毛泽东当即同意。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
八月六日晚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商定: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席,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
    周恩来还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周恩来在大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还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
在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纷纷向刘少奇开炮。
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他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就改,说:"跟着著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
江青对周有意不点王光美的名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
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七、在红卫兵运动中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毛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
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由国家来负担。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这段期间,周恩来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工作。
(二)一些中学红卫兵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实际起到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作用,背离了中央的战略布署。周恩来向这些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
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脆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既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又带去了打倒一切之风。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一起,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
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
中央文革认为:这个通知发下去,有可能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江青:"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
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
    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
   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
   江青曾多次说周恩来是"灭火队长":"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八、在抓革命促生产中
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毛泽东。
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
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等。
文件搞出来后,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
    毛泽东在考虑了几天之后,批示:"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接着,周恩来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中央文革压下来。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后来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

九、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有保留
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
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赂线"的提法在语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
毛泽东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王力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讲了这个提法的过程,周恩来表示"我懂了"。

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毛泽东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十月六日,首都三司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志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劝说党内高级干部打通思想。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这一个文件(指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的重要指示)是最重要的武器,实际上是向一切反毛主席的人宣了战.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展开大斗争,我认为刘少奇绝对保不住了,就是他要下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和他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了。只是主席在讲究策略。”
“我们怎么办,”叶剑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刘少奇一倒,邓小平也得跟着倒,他们两人分不开呀。”
“分不开就一块打倒,这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不过时机的掌握要得当,还是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周恩来说。
叶剑英说:“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别有用心地说:‘整个的革命形势好的很,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么一说,我看他们的矛头就不仅仅是对着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另有所指。他们还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和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一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些话,显然不是光指刘少奇。”
“毛主席看来是让江青出山了,是不是?”叶剑英问。
“是的,主席很信任她,”周恩来说:“她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是顺应潮流,为了保持革命的晚节,剑英同志,要忍耐啊!”
叶剑英点点头:“是的,我只能如此。”
“行了,剑英.你现在不要在军队里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再谈吧,不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要和军队的干部们打个招呼,你看跟谁讲比较合适?”
叶剑英提了一串军队干部的名字,他预言,如果毛泽东不采取主动的措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明确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刘少奇的死党,很可能制造事件。
“反正我已经和林彪同志打了招呼。”叶剑英说,“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跟毛主席讲一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新的混乱了。”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叶剑英说:毛泽东要抛开了我们而行动,这样更可以打击刘少奇的力量。”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周恩来说,“完全可以用健康方面的原因嘛。”
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扩散了,我对主席指示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叶剑英对周恩来的这种突然的表态大惑不解,但是他知道再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无关大小,都应该把它丢掉,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伟大。我们还有世界革命的问题,个人还有什么舍下得丢掉的?
还说,"轰一下怕什么?不是敌人,打错了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要受得住才行,要经得起考验。过去革命是敌人考验我们,现在则是在群众运动中考验我们。" "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说:"群众的批评是不那么好受的,不如顺耳的话那么好听,但是它对你有好处,是真正的爱护领导。良药苦口利于病。"
提出: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当然不是革你的整个政治生命,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只要紧跟主席,立场对头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队太远,或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周恩来相遇后,很想说几句话,他刚开口说了句:“恩来,你好”。
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少奇同志.你不要有任何幻想了,除了认真地作检查外,你再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想和你聊聊我究竟应怎样检查才好,许多所谓的错误都是在中央会议上决定的。我们总得一块商量商量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并非如此吧。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礼。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从六十年代以来.你对毛主席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呀,这一条你还要和谁商量呢?”
刘少奇作了检查后,与会者对他的批判空前激烈,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气氛紧张极了。
周恩来提出质问:“你支持薄一波等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写《反共启事》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很多的同志又提出来了,你有责任把它说清楚。中央希望你还是实事求是,不要推卸责任。”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覆,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覆。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了他们搞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的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周恩来在前一段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实际上他是具体日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分别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等人打招呼,让他们在会议上敞开思想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林,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
对毛泽东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设想,周恩来含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认毛在政治上"有远见",然后又对毛的设想加以解释,提出运动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说:"我们应该设想,有缓有急,有张有弛,客观上也要松弛波浪式发展。"
对运动的态度,他结合个人的体会,强调说:"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欢迎;第三,敢于讲政策。"
周恩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刘少奇、邓小平:"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对于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小平同志对于近十年来辜负主席和全党的信任和期望,距离毛泽东思想日远,甚至格格不入,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日久,思想作风日益退化,把书记处形成独立王国,以至党中央各部委没有一个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做更深刻的揭发,在检讨中又还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绪,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有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示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我必下定决心,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十一、被批评"和稀泥,搞折衷主义"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
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
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
(江青在陶铸被打倒以后,批评周:"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在接见几个红卫兵组织时,特意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对刘少奇、邓小平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伯达、康老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刘与邓的检查很不像样,广大群众和与会者都不满意……”
有人问:“为什么周总理没有讲话?”
关锋说:“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和他也在进行着斗争。他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我认为.周恩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块绊脚石。”
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
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姚文元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的态度。
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批驳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人贴出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称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等的谈话中承认刘、邓两人"犯了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犯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帮助他们改。
周恩来还借机回应了中央文革攻击他搞"折衷主义"的指责,说:中央决定让我去解决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都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可是另外也有好处。我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妥协性,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尖锐、明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十二、在工交座谈会上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
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马上和陶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张签字同意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在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张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局常委碰头会上,周恩来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
陶铸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
    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中央文革尽快搞出来。
陈伯达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
周恩来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
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十一月十九日,周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向周打招呼,告以毛泽东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天之后,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
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谷牧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在为别人和自己开脱责任。
    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完全清楚周恩来在其中所扮演角色,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只是督促他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并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对他的警告,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恩来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

十五、保护领导干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二月初,北京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死亡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又类似"自杀"。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这些人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这些行动都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也是得到中革支持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央文革要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带回北京。周恩来下达了三条电话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趁没人的时候,向彭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沉思了一会儿,问:‘真的?'警卫员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警卫员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抱着头,转向墙壁。警卫员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恩来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

    十六、贺龙问题
在一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提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江青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他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泽东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一九六六年底,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批斗。周恩来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贺龙的妻子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得到答复。贺龙决定去西花厅。当时周恩来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贺龙与周恩来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周恩来把贺龙留在自己的家中。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
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 "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贺龙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
晏章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写信给中央文革揭发: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林彪立即批转周恩来、江青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调查组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加之。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赞成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正式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经周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十七、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斗争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在军队开展"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始终按兵不动,与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担心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等人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陈、江指责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萧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
    叶剑英、聂荣臻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剑英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泽东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江青追问昨晚萧华躲到哪里去了?
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既批评中央文革搞乱军队,又跟着中央文革批评萧华,并拍了桌子。
叶剑英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并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
    会后,叶剑英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全部端给了林彪。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
    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修改,但总算获得通过。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同时也考验军队干部。
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主席意识到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毛泽东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十八、二月逆流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使党内军中的一些元老产生错觉:以为反击中央文革的时机到了。
    周恩来对叶剑英和陈毅说:“江青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有主席作靠山。为了主席,我们也要和江青同志搞好关系。何况她的话大多都是主席的意思。我还是同意林彪同志的那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只要常常想到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事情就都可以想通了。”
在背后,陈毅对叶剑英说:“总理是怎么啦?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那么粗暴地对待他,而他还是和风细雨地和他们在一起商量问题。换成我,可没有他的好脾气。”     叶剑英说:“这就是总理的功夫和道行。没有长时间的修养和锻炼.是不会有总理的韬略的。我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很清楚他的办法。你记住.不会忍耐的人,往往不会有他的成功。”
“总理对主席的忠诚,我十分敬佩。但是总理对那女人的迁就,我可是不敢欣赏。”陈毅这么说:“以我看,江青你越是对她迁就她就越对你得寸进尺;你要是对她厉害一点,她也就老实多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对林彪耍过态度,相反她对林彪却是客客气气,满面笑容。因为林彪从来不给她开那个口子。”
周恩来听叶剑英给他转告了陈毅的话说:“真是不懂事!你们怎么随便议论这些事情呢?要是传到主席和江青同志那里.他们会怎样理解你们呢?剑英同志,请你以后再别在我面前提这些事情。”
叶剑英说:“总理,我记住了。今后再不会发生这种事。”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自从去年底以后,农林口的运动更不好控制了,有人干脆把矛头指向了他。特别是陈丕显给他打来电话,向他介绍了上海这一段运动的情况后,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对陈丕显说:“你放心吧,就是拼上我的这个副总理不当,我也要替你鸣不平,我就不相信我这个毛主席的老战友还不如他张春桥值钱!”
周恩来说:“我也认为陈丕显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不能由我们来决定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和春桥,文元同志商量一下。”
“究竟是他们听党的,还是党听他们的?现在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了?”谭震林说:“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千奇百怪的事情。如果允许他们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党马上就要灭亡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你知道解放军报的事情吗?一月十三日,主席的女儿萧力同志贴出一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露和批判了刘志坚同志的错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马上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胡痴等人也是利令智昏,跟着他们搞什么夺权,结果呢,被萧力他们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就连他们自己都是莫名其妙。林彪为此事专门给萧力他们写了信,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你考虑过这些事情吗?”他接着说,“刘志坚是林彪同志信任的人,但他都没有站出来替刘志坚说话,他也只是不表态而已。现在的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而不是意气行事。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谭震林说:“现在动不动就要夺权,连我的权都要夺,根本不分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了。我就认为夺我权的家伙们都是反革命。难道连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权也要夺吗?”
周恩来说:“你应该相信毛主席,他是会正确地处理这些事情的。不久前,主席向全国的红卫兵推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写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江青指示写了编者按,按语说:“这是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就是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走资派的权,而且要夺我们头脑里‘私’字的权,让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头脑里占有统治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浩浩荡荡步伐一致的坚强革命队伍。’震林同志,我希望你还是多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多考虑考虑现实问题,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谭震林说:“我自信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我的私心要比他们少得多。革命四十年,难道不比一些二十来岁的娃娃们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听江青个人的,她成了当代的武则天!”
周恩来制止道:“你已经头脑发昏了,我劝你不要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更没谱了。”
谭震林说:“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不该参加共产党,不该跟着毛主席跟了四十年。我这样跟下去还有什么好下场呢?让那些黑笔杆子们跟着他走吧!”
“胡闹!”周恩来说,“你这样闹下去,只能是把事情搞得更坏,只能是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你迟早会后悔的。”
    周恩来作了努力,但遗憾的是谭震林并没有理解他的一片苦心。谭震林回去以后.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几次议论中央文革的问题,越说越气。
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元老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观其成,希望借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势头,同时规劝毛泽东适可而止。又十分担心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
二月四日,经周恩来同意,中央文革发出对湖南军区关于关于取缔湖南湘江风雷的批复。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说:还有今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方面的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时,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辩解。
    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要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陈毅还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
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叫他回来。
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当陈毅讲了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周恩来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泽东派汪东兴前来听会,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
    会后,周恩来没有再向毛泽东作进一步的汇报。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江青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作了汇报。江青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三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
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泽东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他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会后,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收到信后立即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并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泽东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登门拜访林彪。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周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
    毛的原话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康生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
周恩来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
毛泽东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
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
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
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周恩来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等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此后,中央文革取代了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出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毛泽东问周恩来:‘那几个老右们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还有点不服气?我看了他们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东西。林彪同志说谭震林在历史上就是反我的,而且是一贯的反。我不大相信这条,如果早就要我下台.他就应该和王明、张国焘他们联合在一起嘛。”
“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个人认为谭震林、陈毅他们的错误极其严重,正像林彪同志讲到的那样: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大的反党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对他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也赞成在群众中对他们展开不点名的批判。但是有几个人还是不要点名的为好,比如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李富春等同志。但是谭震林除外。谭震林在怀仁堂会上的表现完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文革小组整理的这份材料你看了吗,”毛泽东把他刚才看的那份文件递到他面前。
周恩来说:“主席,我已经看过了。从这份材料里.也可以证实谭震林完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江青同志当他的面几次说过要保他,他竟然说:‘我干革命从来就不要人保,我自己可以保得了我自己。’他把江青同志保他认为是不光荣的事。对他,我主张应该彻底批倒批透。”
“这么说来,我是完全的孤立了。本来我还是想说谭震林的几句好话的。他还是有功的人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也是积极的。”毛泽东说:“他的这份材料,我看了三遍。他讲的,有些还是对的。并不都是黑话。比如说我讲的东西也有错误,这并没有错。我从来认为我不是一贯正确的。有人说他从娘肚子里生来就是正确,那是吹牛嘛。”周恩来说:“主席是谦虚。我们现在不允许他们这样说,主席说说是可以的。”
“当然,现在的主要倾向是反右,左派们的问题以后慢慢讲。”毛泽东说,“各有各的帐嘛,只要是错误的东西,迟早都得批判,我们不批,我们的后代也得批。与其留给他们,不如我们自己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让主席费心了。今年初,江青同志提出让关锋同志到总政去担任副主任,是从解决刘志坚的问题出发的。伯达同志给林彪同志去电话告知了此事,林彪当时说要考虑一下直到半小时后才表态同意。总政虽然萧华是主任,但刘志坚一直是抓具体工作的。我看林彪同志对解决刘的问题的态度很勉强。”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提出的问题,只是说:“领导人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必须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否则,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的痛苦。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利只能走向腐败,就是好人也会变坏。我是反对个人决定一切的。我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是真正的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的那种民主条件和认识,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民主基础和实践经验。实践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要经过许多次的反覆的检验。延安整风,群众审干,还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不都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
周恩来说:“关锋同志让林杰在起草批判刘少奇《论修养》的文章,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看了初稿感到不错,提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让他们修改。这篇文章出来后,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点,你比林彪强。林彪搞武可以,搞文的不是在行的。”毛泽东说:“尽管林彪说他搞政治可以,我有我的看法嘛,对《论修养》的批判是我的发明.江青在延安的时候就对刘少奇看不顺眼,她对《修养》也有看法,是我不让她乱说的。”
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充分显示出了江青同志的才华和能力。我是主张她下步列席政治局的常委会的。”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七、 周恩来的文革岁月(二)

十九、周恩来向林彪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实际上是交给了军队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部署。这里主要是解决好军队的问题。军队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肯定也会暴露出军队内部的问题。我看了一些报告。有些地方的军队,我看不是支左,而是支右了。这就需要纠偏。”
周恩来说:“我和其他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主张最近召开一个部队的军以上的干部会议。一是传达中央最近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情况.二是总结支左以来的工作,进一步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可以和中央的工作会议结合起来搞。”
毛泽东说:“这个意见很好.我批准了。会议不能推得太远了,就在今年三月份开。你和林彪同志都要讲话,重点还是放在肃清刘邓路线在军内的流毒。”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康生问道:“召开军队的会议,你和林副主席请示过没有?”
周恩来说:“我向毛主席汇报完工作后,给林副主席打了个电话,他已经睡下了,就没有再惊动他。这次会议以后,我再和他专门汇报一次。”
康生说:“此风不可开啊,林副主席主持军队的工作,又是国防部长,你绕过林副主席直接向毛主席请示,合适吗,这样一来,岂不是把林副主席给架空了吗?”
周恩来说:“我忽视这个问题了。我向林副主席检查。”
叶群回去向林彪报告此事后,林彪马上给毛泽东打了电话:“主席啊,总理的行动是非常可疑的,我看他的目的是要夺权。如果允许这样下去,我的职责就没有了保证。建议主席对此事有个明确的意见。”
毛泽东说:“总理的做法是有点不妥,我看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他一下吧,让他作个自我批评。今后注意嘛。”
康生说:“总理的这个做法究竟是有意还是疏忽,这要用事实而不是口头来说明。我建议还是让总理自己来说吧。”
周恩来说:“对毛主席提出让林彪同志作为他的接班人的问题,我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是首先赞成的,这里没有什么不尊重的问题。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是我亲自到苏州将林彪同志接到北京来开会的。怎么能说我是不尊重林副主席呢?召开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是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才提出来的。当时我准备通知林彪同志来见主席,但是他已经睡觉了。为了他的健康,我到第二天便及时地告诉了他。这就是不尊重或者说是别有用心吗?”
江青说:“此事到此结束。总理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嘛,我看大家不要再说什么了。总理在适当的时候,向林副主席写个检查道歉一下就行了。”
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行专此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二十、不断扩大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热,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部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为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征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周恩来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二十一、加强团结但不许翻案
四月下旬,毛泽东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这次谈话后,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周恩来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不喻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二十二、伍豪启事事件
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得知这件事后,立即转报了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隐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惜其运兵.且与日本订正互不侵犯争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我要江青同志,”周恩来拨通了十一号楼的电话。
“是总理吗?”江青很快作出回答。“你看到我给你转去的材料了吗?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搞的,已经引起了众怒。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江青同志,我正是为这事打搅你的。这是反动派造的谣言,康生同志和陈云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当时的党中央也知道这件事,为此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江青“哦”了一声:“那好吧,脚正不怕鞋歪嘛,事实总会弄清楚的。”
康生也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请他证实这件事。康生说:“这是明摆的事嘛,你不要着急,事情总会很快弄清楚的,要相信党中央和我们的毛主席嘛。我建议你写个东西说明一下嘛?”
陈云闻讯来见周恩来说:“恐怕不是好兆头,”“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有关你的传闻,冒出个什么五一六的组织来反对你,听说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人在支持他们。当然,反对的人也是参差不齐的。真正反对你的人是极少数的可怜虫,但是你也不能轻视他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人们的头脑已经发昏了,他们可以置起码的事实而不顾,一味地在那里胡闹。恩来啊,你可千万要保护自己,就是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保护自己。这值得。总之,我们不能让阴谋家的龌龊计划得逞。”
“主席啊,我终于也向你喊冤了。”周恩来听到毛泽东亲自接他的电话,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叛徒,决不是叛徒!”
毛泽东哈哈大笑了:“恩来同志,我也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了,这没有什么关系嘛,用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们的诡计嘛。”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这一天,周恩来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
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奋笔疾书:“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里,有通过中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
    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查得,也就不全了然了。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此事需否专门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的信和周恩来提供的大事记如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迁移。
    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
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们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的地址。顾顺章叛变后,经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我们只有采取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钟玉同志送回家乡代为抚养。”    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同年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到了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交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从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共六天);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时事新报(二十四一十日共七天);民国日报(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共四天)。登得最详细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报上登出的有: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共三天);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三日共五天);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周恩来夫妇: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军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女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困在上海犯绑案拘八巡捕房,业经派入向巡辅房查问核办。”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例行逆施,黑幕重重,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这也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料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也被动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买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缔该犯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付讫共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我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二十日左右,我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克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按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人名李龙章者,实即敝人之化名。固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也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上海登出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据报,南京日报登在一月二日。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隐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惜其运兵.且与日本订正互不侵犯争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上海报上登的有: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报未登。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罢周恩来写的信和提供的材料,当即批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和江青看罢,马上作了圈阅。
但是,关锋等人看后.却私下议论:“总理的辩解站不住脚,难道这不会是他临危而采取的一种留后路的策略?根据总理在每一个紧要关头的表现,这是很可能的。”
江青得知后,瞪了他一眼:“此事今后再不要讲了,谁讲谁负责!”
毛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二十三、五一六炮打周恩来
从五月中下旬开始,北京一些学院的五一六造反兵团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
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
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二十四、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
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
七月中旬,毛泽东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泽东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泽东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恩来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打消毛泽东的这个念头。但在毛泽东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杨成武全权负责。
周恩来又打长途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他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毛主席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要陈再道承认错误:但也不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完全赞成毛主席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军队的思想转弯工作: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是真的。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七月十八日晚,谢、王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部"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
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辩论,讨回公道。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北京亲自召集紧急会议,认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
    周恩来则和江青一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恩来提议要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
毛主席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飞离武汉,前往上海。

    二十五、对陈毅一批二保
七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长陈毅的浪潮。
毛泽东传话给周恩来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这个?"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有意对陈毅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毛主席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依据。
    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下收兵。中央文革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周恩来同意外事口召开批陈会议,与外交部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
在外交口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直到撤掉这条标语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陈大会,会场上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随即带领陈毅退场,表示抗议。

二十六、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在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
王力在讲话之后,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
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
    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
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同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随后,周恩来又和陈伯达一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规劝的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陈伯达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总理全权处理。

二十七、根据周来的汇报毛泽东作出处理王力关锋的决定
周恩来说:“你们汇报一下最近国家财政口运动的情况吧。”“这不是例行公事,而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是有人不听招呼。”
一个身穿军装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军官说:“六月二日,一小部分红卫兵抢夺中组部八处的档案材料是严重的事件。早在五月二十九日深夜,机院红旗组织发表了把李先念打成叛徒头子的声明,前一天他们就提审了郑位三,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发现郑位三家中有中组部查封的材料时,就开始打这些材料的主意了。他们盗用了一机部部党委的公章,到中组部八处去看郑位三的材料,六月二日,中组部军代表通知他们,康生有指示,郑位三的材料现在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可是他们竟然无视中央的指示,就在当天调动几十人冲进中组部,将这些材料抢劫一空。”
周恩来说:“简直不像话,这哪里是革命派,完全是胡闹!”
“事情发生以后,陈伯达作了三点指示,命令红旗总部必须将抢去的材料在规定的时问内送回去,不许复制,如有复制则复制品必须上缴,并指出在指示下达后,不许再看。当这个指示传达给被扣压的旗总头头时,他们口头上答应执行,回去后却说:‘别管他们那一套,赶快抓紧时间看,赶快复制。就是把材料烧了也不交出去。’为了拖延时间,在当晚他们把认为用处不大的一批材料送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极为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错误一犯再犯,我们就要考虑你们组织的性质和后果问题了。’但是他们依然阳奉阴违,还和三军冲派勾勾搭搭,将一部分材料转移到空军学院。在汪东兴通知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把材料全部交回去。”
周恩来说:“我早在六月十一日就给他们说过,所谓李先念是叛徒的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陷害嘛。那是郑位三他们搞的。这样做,谁高兴?美帝、苏修。日帝、台湾的敌人高兴!陈伯达也在会上讲过,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嘛,为什么非要这样干呢?我看他们有后台!”
“是的,总理,你讲的对,他们是有后台。”汇报的人说。
周恩来火了:“是谁?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一定要处理这件事。”
“总理,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后台是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
周恩来认为,从二月逆流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企图乘机打倒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李富春等人。他们支持着一部分红卫兵和学生组织到经委、计委、财委大搞打砸抢.搜集各种材料,提审有关的“黑帮”人物。他们还派人到外地,到处揪斗军队的领导人,冲击军队,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把全国搞得一片乌烟瘴气。这些问题,仅仅依靠自己是难以纠正的。
“总理,要不要我们把掌握到的那几个人的情况汇报一下?”
周思来说:“你们可以讲,但是不能再向外讲了。此话到此为止。”
他们汇报继续下去:“据我们所知,这些人物组织了一个第四司令部。
成员有关锋,文革前是《哲学研究》的主编,靠着投机飞黄腾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人,在原单位就爱争权夺利,搞阴谋诡计,组织小集团。
那个王力,也是他们一伙的人,他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与叛徒秦化龙及反革命分子李广元关系密切。解放初期受陆定一的赏识,担任过中宣部的处长。后又当过中联部的副部长。他有很大的野心和打算,想在中央捞取更大的职位,他看不起张春桥和姚文元……”
“还有萧华,他原来是总政的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是三军冲派,反对林副主席、冲击八大军区的黑后台。他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以此控制着军艺‘星火燎原’和‘八八红卫兵团’,制造了‘五·一三冲砸事件’,反对邱会作和李作鹏等同志。与他一起的,有原二炮司令吴克华,原全军文革成员的李曼村,原总政副主任谢镗忠,还有军报的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穆欣……”
“穆欣这个人和关锋他们也密切吗?”周恩来不动声色地问。“他和林杰一样.都是反你的。据一些红卫兵调查,穆欣还是大叛徒和特务。”
“原农办政治部主任秦化龙历史上在新疆被捕投降变节,这次也和他们搞到一块反党。
外事口的姚登山想当外交部长,一直在支持北外‘六·一六兵团’、‘世界革命红卫兵’、驻外使馆‘九九兵团’等组织反对陈毅同志,也反对你。
另一个是你的秘书陈家康,他曾经把大量的整你的材料供给‘外交部联络站’,攻击你。”
    周恩来道:“这个陈家康,简直像小丑一样的坏。他反陈毅.实际上是反我。这笔帐迟早要算.到时候我们再清算他们。不过此事不能外传,有关军队的事和人,也要注意保密。你们再讲讲和关锋他们有联系的还有些谁?”
“那就是学部的人了,如吴传启。他在社会哲学科学部被陶铸封为左派,是学部红卫兵团的操纵者之一。他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国民党员,后混入到我党,关锋对他很赏识。
还有潘梓年,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叛徒,六十年代的左派’,是支持林聿时、王恩宇、周慈敖他们大反你和陈毅的后台之一…”
周恩来问道:“具体有什么事实吗?”
“今年三月初,吴传启就散布:‘现在中央正在开会,要揪出一个保得最多的,既不是中央文革的,也不是李先念、李富春,而是揪出来叫你吓一跳的人物。’其矛头是指向你的。到了四月,‘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张建旗找吴传启进行密谈。同时,林杰和他的老婆王乃英在北京市革委办了个‘北京动态组’,专门搞黑材料。这些活动都是在关锋、王力的支持下进行的。”
周恩来说:“你们继续注意阶级斗争的动态,但是不要泄露机密,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有的要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决定。我劝你们还要注意这些人和上海的关系,听说关锋、王力这些人在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是好好的搞文化大革命,而是在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和搞争权夺利,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一群蠢猪。”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有意提到了这些事。他特意说:“现在军队的工作比较难做。地方上的造反派动不动就去冲击军队,甚至去抢夺解放军的枪枝弹药,我看这里一定有坏人在背后捣鬼。”
毛泽东说:“还是再看一看,要注意一些人的活动。”
“军民关系搞得好的地方是上海。”周恩来说,“张春桥、姚义元他们很注意拥军爱民的工作,没有发现反对军队的现象。倒是有反军地方的人都在反对春桥和文元同志。关锋在一些场合就说过春桥和文元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说他们是保守的。”
“说别人是保守,其实他们是极左。”毛泽东说,“关锋这个人很骄傲,历来看不起人,他们想搞自己的小团伙,这是要吃亏的。凡是不顾全大局的人,都是最后要吃亏的。”
当一些人利用“武汉事件”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浪潮时,全国形势大乱,王力又在八月七日接见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红卫兵时,发表打倒陈毅的谈话。
八月二十四日午夜,周恩来单独约见了杨成武,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在杨成武临行前,周又再三叮嘱说:"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随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随毛泽东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
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毛并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大、大、大毒草"五个字。
随后,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学生的五大领袖传达了一条"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让他们统统给我滚!”毛泽东愤怒地说,“中央文革要整顿,江青早就和我讲过关锋和王力的一些问题,我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等不到那一天了。春桥和伯达也容忍他们很久了。让中央文革开会,清算一下他们的问题。”
于是,到了八月底,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开了几天会,就把那三、四个人的问题解决了。
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们一致指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批倒、批臭刘少奇及其同伙,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出产’的伟大号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我们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代表毛主席发出的重要号令,他们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九月七日,北师大反对谭厚兰为首的革委会的一些人得到关锋、王力垮台的消息,最先在学校内贴出“打倒林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林杰是关锋在《红旗》杂志最信任的红人,打倒林杰就意味着打倒关锋。由于“五大造反派组织”领袖之一的谭厚兰没有得到消息,马上贴出要保林杰的标语和大字报,被对方抓住了辫子,一时北师大发生了所谓颠覆革委会的反革命暴乱。
周恩来闻讯后,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研究后,采取了坚决支持谭厚兰的立场。
    周恩来对谭厚兰说:“人家利用得到的消息早一点,给你们布置了一个圈套,就是让你们钻,果然你们就钻进去了。其实,那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和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想争功也争不上。”
江青说:“谁也捞不上稻草。这些小爬虫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与任何人无份!”
事后.谭厚兰激动地说:“九月七日,我们学校发生颠覆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暴乱,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罪恶阴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文件中,再次肯定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行动。给了那些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变色龙、小爬虫们迎头痛击。”
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总理和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各校代表时.给他们分析了形势,转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小将们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江青还特意强调,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及时地向革命小将指明的前进方向和提出的光荣任务。

二十八、推动大联合、三结合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这天,由于连日劳累和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
毛泽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
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
稍后,毛还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和阻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二十九、参加处理"杨,余、傅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向中央提出来杨成武的问题。林彪以杨成武与吴法宪因处理杨的女儿一事有矛盾为借口,说杨勾结余立金,企图背着林彪私自调动吴的工作,夺吴的权。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会议,讨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
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会议
接着,周恩来与许世友谈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晨一时,周恩来与叶群、吴法宪谈话。
接着,周恩来到江青处开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会议中途通知吴法宪参加会议。
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林彪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
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
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通过了两项决定。
经林彪提议,会议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
第二,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
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
第五,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早上五点左右,周恩来等人与郑维山谈话。
周恩来对郑维山说: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撤销代总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限,揭发杨成武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彪、周恩来等人与傅崇碧谈话。
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在小会议室里。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
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理进来时天快明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赶快弄饭吃。傅崇碧吃了一点。总理问为什么不吃了?傅崇碧说不吃了。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不回去?干巴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不写。这么急,又不是打仗。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
走出小会议室,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
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
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民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走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江青说:“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吴法宪说:“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带头呼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杨成武说:“我说几句——”
江青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一一与杨成武握手告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
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到了去年七、八、九月,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
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
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把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周总理采取了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滑县,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说:杨、余、傅都要翻案。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周总理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一九七四年八月,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
第四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车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总理。
总理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见到总理,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
总理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周恩来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肖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
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
总理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
总理一一把这些事交待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总理说:不要紧。说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总理说: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二十九、刘少奇专案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根据毛泽东的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专案组整理出二本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报送中央。
江青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
康生在第二天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周恩来的批语: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七、 周恩来的文革岁月(三)

第二部分: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二年

三十、王光美专案
一九七0年六月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
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拟同意。"
然后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审批。
林彪批了"同意"。
周恩来则批示:"应予判刑"。
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部分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到出路,以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邓颖超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没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三十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1969年6月28日和7月31日两次讲话摘录:
    “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1969年6月28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1969年7月31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0”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0”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后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在卫生系统也扰乱了—阵,一九六七年六、七两月吵得很厉害。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黑线人物,反对苏修,反对国内反动派。“五·一六”是一小撮,是别动队,是极少数的。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搞秘密活动,是搞阴谋的。一般人是受蒙蔽的,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算严重问题,但要承认错误,向群众交代清楚。
    (以上摘自卫生部联合总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翻印的“周总理《8.15》《8.28》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1969.09.20(晚)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1970.01.24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月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1970年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1970.11.04: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1970.11.09: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1970.11.18:
    “……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1970.11.20: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杨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一九二四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二十六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上述情况说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片面强调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方针和口号,在吴德等人的推行下,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把大
批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最大的冤案,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

三十二、设国家主席与修改宪法
七0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不设",而"他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随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谈话,表明白己的态度。谈话后,周恩来的态度有了改变,不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不满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火中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备直接给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周恩来要求双方消除误会,注意团结,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倾向,尽量在表面上下偏不倚,在私下里,周对吴法宪表示,支持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的主张。
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表示:我有意见,但不能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周恩来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宣布散会。
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三十三、在争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一句中
一九七0年七月下旬,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与张春桥为送审稿中的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坚持要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不变。因为在一九六九年的"十一"社论中就是这样的写的。
    周恩来表示:"这要请示主席",随即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此事的来龙去脉,并表示:"我个人认为以改回为好。究竟如何,请主席决定示知。"
毛泽东开始是拒绝表态,称两种提法都不是他提的。当周恩来利用陪见外宾之机又当面请示时,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关于提法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但却执意不肯自己动手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一定要汪东兴代他圈去。
实际上,这种提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的南巡讲话中指出: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陈伯达坚持这种提法,就是为林彪争夺军队指挥权制造舆论。

三十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吴法宪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周恩来请示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周恩来参加东北组讨论,他说:林彪的讲话具有"针对性"和"纲领性",表态赞同林彪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周恩来把林彪的讲话概括为"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三句话,并且把他本人摆进去,又一次讲述自己在历史中犯过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挽救的经验,表示"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周恩来随即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后活动,除了陈伯达外,他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有意采取保护的态度,以免把林彪牵扯出来。即使对陈伯达,他也不愿过分为难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他检讨过关。比如,陈伯达稍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发言就是周恩来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陈伯达想求毛泽东和中央宽恕,毛泽东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恩来接了他的电话,"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陈氏一直对此心存感激。周恩来当时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浪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

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 "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

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到该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的地方,均以"主席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给挡了回去。甚至随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周恩来收到大会秘书处转来的、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大军区司令员写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信(支持林彪讲话,要求严肃处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周恩来把这三封信转到林彪办公室,并批示:这些信就存你处。实际就是把这三个司令员保护起来了。

周恩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恩来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泽东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偏。周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带头表态拥护毛泽东批陈的决定,指出:"陈伯达不守纪律,搞突然袭击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人脚踩两只船,特点是欺软怕硬,过去是靠刘(少奇)和邓(小平),现在是二陈(陈伯达、陈毅)合流了。"为了防止在批陈时否定文革,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说,不管出了王(力)、关(锋) 、戚(本禹)、陈伯达,文革小组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伟大功绩。
周恩来在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的同时,还在百忙中兼顾了原本被列入全会议程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会前,他曾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由于这场风波,会议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根本无暇再从容讨论这个问题了。周恩来只好见缝插针地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四五"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加以修改。

三十五、在批陈整风中
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

周恩来在九月下旬看到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周恩来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泽东批文的通知。与此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误但仍得到毛泽东挽救的事实,现身说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但"一旦觉悟了,就有了对反党分子王明的阶级愤慨而坚决批判揭发"。在他的引导下,黄永胜等人随即在会上作了检讨,又给毛写了书面检查。周恩来随后给毛写报告,尽量为黄、吴、叶、李、邱等人缓颊,肯定他们的检讨是"沉痛的",希望保他们过关。

毛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批道:"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通过江青传话给周恩来,提出要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随后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由来。

"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了结此事。周恩来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作检讨,以他自己在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给林彪个台阶下。"于是,这个前往北戴河劝说林彪的差事便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
林彪拿定主意,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昏昏盹盹讲了"。

周恩来在返京后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的书面报告中,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在庐山会议上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至于请林彪回京参加准备在四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这个关键问题,周恩来只是在报告结尾处含糊其辞地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周恩继续在批陈问题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泽东的病况透露给他,而这是毛泽东严令禁止的。对此,周本人的解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大会开始的讲话中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点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名,指出庐山会议后,他们一直批陈不力,连连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出来为此承担了责任,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周恩来还尽量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辩解,归纳出其中"应该值得我们大家宣传的"的三个要点,强调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会议进行中间,有人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事情有闹大之势。这样一来,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担心阵脚会因此大乱,于是急忙赶回北京坐镇,以便必要时出来"说话"。周见机马上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结果被林彪一口回绝。

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汇报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这时对林彪已彻底失望,正在寻找根本解决之道,对周恩来搞的这类营造表面团结的文章丝毫不感兴趣,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这个用周本人的话来说"颇不易写"的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缓和一些,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五人的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

三十六、毛泽东发现黄永胜等人是假检讨
"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本来是周恩来刻意安排的一场"讲团结"的重头戏。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走了。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有意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
七月三日,当晚中美双方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匆匆赶去向毛汇报情况。毛泽东同点名参加汇报的总参政治部副部长熊向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题外话",详细询问总参机关内部批陈整风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捂盖子,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情况时,当即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当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以他本人曾经犯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的挽救为例,试图为黄永胜等人缓颊时,毛表示: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十七、周恩来在毛泽东南巡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
林彪曾对他手下的几员大将传话,指周恩来历来如此,为人圆滑,没有原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靠不住,要他们提防。林彪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
毛泽东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向周恩来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南巡途中,毛泽东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八月上旬,周恩来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开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八月十二日返京后,周恩来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受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在此期间,周恩来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这就表明了他此时的政治态度。
毛泽东离京南巡后,周恩来按照预先的确定留守京城,着手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叶群以"检查乳腺癌"的名义从北戴河回京后,周恩来特意打电话到毛家湾"问候"。当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周恩来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并让秘书转告他的问候,说:她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周恩来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暗中查探林彪的动向。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他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又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同时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作者注)态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

三十八、在处置林彪外逃中
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当时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拦截飞机的主张。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上劝阻了他,说:不忙,不忙,要请示一下主席。毛泽东听了周的报告后,毛泽东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周恩来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周恩来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下明,周恩来预防苏联趁火打动,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他劝说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

九月十三日夜,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他在信中写道: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军指挥)及张才干、闰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十三)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地、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这样的结局,使得连日来一直提着心的周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党和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他情下自禁地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兴冲冲地赶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住处,当面向毛报告这一好消息,劝毛放心休息。

    三十九、周恩来为何号啕大哭
据纪登奎回忆: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据纪登奎说: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主要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这当然是纪登奎的一种个人揣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对周恩来的政治思想的观察。
恐怕当时周恩来的心态是感受到:国事治理不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个人处世不易,一旦失足成千古恨。在处理与林彪的关系问题上,处处强调调和,与林彪集团的关系虽然搞得比较好,但今后如何说明自己与林彪并不在同一条船上,却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部分: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四十、在批林整风中
    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毛泽东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并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周恩来自然乐见毛泽东在政治上作出的这种松动,但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见机而作,大事渲染毛为"二月逆流"恢复名誉这件事,为解放老干部造舆论。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确的表示。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机会。
  周恩来对陈毅之死心里是很难过的。两人曾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周恩来自然是希望能够把陈毅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些,借治丧在政治上为陈毅恢复一下名誉。但是,周一开始对此却有些踌躇,在随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左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 "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他一面紧急布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当机立断,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然后,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张茜。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泽东肯定了陈毅的一生,并批判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迈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泽东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周氏在追悼会上读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直到中午后,他还在一些场合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四十一、毛泽东病重
    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 当毛泽东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来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恩来在毛泽东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四十二、在尼克松访华中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中期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的重新组合: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怒目相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泽东"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十三、在批林整风会议上作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同时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对 "伍豪启事"问题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犯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并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人会上的发言。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江青建议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 提纲写完之后,把发言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 ,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周在发言末尾说:"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四十四、身患癌症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告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
    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说。
对这件事,右派们抓住大肆造谣污蔑,说什么:这件事涉及到毛泽东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七、 周恩来的文革岁月(四)

四十五、大批极左思潮
周恩来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空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告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出: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有可能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他向张春桥、姚文元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打着批极左的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在思想上与右派有许多共鸣的地方,因此,在党内的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往往比较迟钝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
张、姚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周恩来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张春桥布置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
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张春桥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周恩来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同意删掉中联部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他说:
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姚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还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情况》312期于11月4日刊登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工人们纷纷指责人民日报10月14日发表一个版的文章,特别是龙岩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工人群众! 这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我不相信《文汇报》说的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会这么快。
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   
姚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红旗》杂志第11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姚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并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十二月六日,毛泽东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
十二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的信。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便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谈话",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并提出:"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 “我认识这个王若水,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里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
接见开始时,周恩来先讲话,他说:“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的信,都联系到你提出的问题,就是左右问题。”   
周接着解释了他8月的讲话,说那是讲外交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至于林的路线,那是右到极点了,不能说还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报纸上出现过这种提法,我们没有指出,我们也要负责。周还说:“现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要揭露他。这是我们的主要矛头。”
周对王若水说:"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最后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
张春桥说:“他们讲吧。”
于是,王若水接着讲:林彪搞阴谋政变,这是极右。但他欺骗性大,流毒广的是他搞极“左”。这才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以肃清影响。王还回顾1967年主席曾讲过要批判极“左”思潮,深挖“5·16”反革命集团,也讲过批无政府主义。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讲到批极“左”。王还念了中央1972年第31号文件说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还指出,当时形势可以说“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当然右的也要注意。实际情况是“左”的危害大。只有认真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很好地反对右的错误。   
王讲话后,江青发言。她说:“你组织的这篇鬼文章矛头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至于某一时期利用形‘左’实右,那同时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客观上起了挑拨作用。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的讲话来利用。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接着讲了话。他说:“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可大了!我为了维护党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讲。”
张还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用了我说的一大段话。其实那些话也不是我的。……”
接见快结束时,江青说:“这个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全国起了干扰批林的作用。”她交代《人民日报》“要展开一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可能出来了。”   
右派们认为:“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四十六、批评外交工作中的错误
    外交部起草的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表示接受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他还在事后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如仍有错误,请即指正"。
    外交部的一篇文章
   这时,外交司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七月一日)。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周恩来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部通报。王海容、唐闻生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警惕美国借此打"中国牌" ,"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人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文章居然跟着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这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意。 
   七月二日晚,王海容把毛泽东的意见告知了周恩来。
    七月三日晨,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小极性"。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炳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七月四日,毛泽东在见张春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说: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恩来在信中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毛泽东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四十七、政治局批周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11 月10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同行的官员洛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先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5、6月他访问苏联时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他说:“自那时候起,苏联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会上提出与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这样做意味着苏联应与美国享有同等权力,并且还要有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这些武器还应随着中国的形势变化而每年有所增加。”
    周恩来质疑地问:“苏联有人造卫星,每天都可以观测中国。那他们还想要交换情报?”
    基辛格解释说:“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暗示,当作一个合作的标志,而不是单单情报。苏联突然袭击时减少军队伤亡和提前报警的技术建议,并表示可以由随行的豪尔司令来具体介绍。这件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
    11月11日下午,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基辛格钦佩地对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马上制止他的话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他对基辛格的用心一目了然,。据《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记载: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说:苏联统治不了,它野心很大,能力不够。你看,你们当年在古巴把它一威吓,它就跑了。它在亚洲要对付这么多方面,要对付太平洋、日本、中国、南亚,好几个国家。统共只有一百万军队,守也不够,更谈不上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
基辛格立即矢口否认美国想这样做。
毛泽东下结论说:所以我的意见是苏联野心很大,欧洲、亚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当基辛格说到他对周恩来说过苏联首先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时,毛泽东笑了: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指头。毛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首先,苏联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与苏联拥有的几千枚导弹相比,中国的几十枚导弹对它构不成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其次,中国人从不迷信核武器,当年没有核武器,中国还是敢于在朝鲜与美国交手。
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
美方态度暧昧,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中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显然,基辛格没有能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恐惧,美国提供情报援助的建议也没有机会向毛提出来。
    11月13日晚,基辛格与周恩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再次进行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
    基辛格进一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上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基辛格还说:“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建立一条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热线。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是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对此,周恩来只谨慎地回答:“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当晚的会谈一直进行到0时30分。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要马上答复,要报告主席。立即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14日早上7时3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基辛格留下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建立热线的,另一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
美方建议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周恩来仅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实际上,由于此后周受到批判,中方再也没有提起协议问题。
    根据现在解密的材料:美国确实有一个“核保护伞”计划。
    1973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核武器应用政策草案,其中关于“中苏案例研究——一个例子”假设提出:“苏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清除中国的核能力。在用核武器打击了发射场之后,苏联空军夺取了某些中国核武器发展和制造设施,并开始从蒙古和中亚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侵略满洲”。“此时,中国向美国寻求帮助”。报告提出美国的对策是,用核武器袭击苏联军队,支援中国:
    两个地区核选择被加以讨论:用战斗轰炸机对中国境内某些苏联控制的空中支援机场进行打击,以及用战斗轰炸机对侵入中国境内的苏联核能力进行打击。
四个有限核选择被加以讨论:
    1、 B-52打击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
    2、用B-52或北极星导弹打击苏联的铁路和公路走廊以截断其供应。
    3、用B-52和海军飞机打击经挑选的空防系统。
    4、用B-52和北极星导弹打击苏联在本土基地的常规力量。
基辛格这次也是带着这个“核保护伞”计划来到北京的。但基辛格鉴于以前黑格提出“保护”被中方怒斥的教训,只谨慎地提出了建立热线的建议,也没有要求任何交换条件。周恩来也确实对美方提议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虽然他没有做明确的许诺,也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才能决定。
毛泽东是否同意了周、基13日晚会谈时基辛格提出的建议。据乔冠华回忆,14日早晨会谈前周对他说,毛主席同意了,现在就答复基辛格。但是,据张玉凤的回忆,周确实事前没有报告毛,其他有关著作也都记载是周恩来当夜因毛已睡并未能见到毛,没有来得及报告。这种情况发生在毛泽东已经批评外交部《新情况》的时候,必然引起一些复杂的变化。
毛泽东的态度是,一方面作出联美反苏的决策,一方面警惕美国利用苏联压力打“中国牌”和控制中国的图谋,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  
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汇报,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加以核实。王海容、唐闻生对有关人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
江青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发言:说周恩来既有"左"的情绪,"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又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否犯了"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难接受这样批判,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由于周恩来的顶牛,毛泽东随即指示扩大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参加以外,还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足足讲了八个钟头。同时,又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还针对有人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意图。会后,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这便是在一些人中正式形成所谓"四人帮"议论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江、张、姚、王的代称。
  会上,江青把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说成是周恩来"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江青此举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异于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   
    邓小平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检讨。在此之前,周恩来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 周恩来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毛泽东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毛泽东对周恩来自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着外宾的面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还指着王海蓉、唐闻生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会见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注)才是迫下及待。"
半个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四十八、批林批孔
    一九七三年底,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这表明:他当时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的意义,没有理解、消化,主张按兵不动。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一九七四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江青"擅自"召开的。实际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并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了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在讲话中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江青的讲话中,几次提到名字,整个会场气氛紧张。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
    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二月六日,周恩来又改变了态度,在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他还在报告中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叶剑英因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泽东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由此,毛泽东二月十五日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批评江青等人是在搞"三箭齐发",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

    四十九、向杨成武作检讨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 一九七四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谈话。
    据杨成武回忆: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五十、风庆轮事件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交通部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
    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专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建议"政治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邓小平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邓小平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追问下,邓小平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散会后,江青等人在钓鱼台商量向毛泽东汇报。
   十月八日,王洪文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情况,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周恩来分别找各方谈话: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泽东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小平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小平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五十一、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主持这项工作。随即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口(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一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4时半
    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更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从大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又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先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玉兰)、杨(坡兰)两名也可以考虑。"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叶剑英在和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五十二、长沙之行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
    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总之,在右派看来: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著的改善。


第四部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

    五十三、 批"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强调当前“经验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从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和当时的干部思想状况来说,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时一些重新工作的“老干部”认为这又是“文革派”把矛头对准他们。一些反对文革的势力藉此制造事端,说什么“反对经验主义就是反对周恩来、反对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邓小平借四月中旬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的方式,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问题,表示不同意这种提法。
    毛泽东于四月二十三日,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示表明:说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虽然是不错的,但同时注意反对教条主义。
由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加以歪曲,对革命派展开反击。
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除了批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上"围攻"左派的情况,说:叶剑英、邓小平集中攻击了江青,企图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剑英,还有邓小平。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周恩来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小平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剑英、邓小平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这一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是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不仅批反"经验主义",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目的。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
  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接着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随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为了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周恩来于五月四日、七日,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在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提出政治局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对此,周恩来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  
    张春桥对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稿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对此,周恩来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主要发言,他对江青等人提出严厉批评,说江青等人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多次另搞一套,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他甚至拍着桌子在发言中质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总理、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发言的并不多,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有人像邓小平那样直接把矛头对准江青等人。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还是叶剑英出来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发言,呼应邓小平,称"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经过对这次会议,可以看出:邓小平如果在毛泽东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但是,毛泽东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特意让江青登门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会议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甚至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最后,毛泽东回赠了邓小平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注意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又不能搞过了头,藉此去打击江青等人。在政治局几次开会时,周恩来均告假。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原因就是不想直接参与邓小平、叶剑英的活动。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并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据说,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周恩来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说:"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周恩来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

    五十四、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薛明回忆说: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 "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 "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 "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随后,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就朝着贺龙骨灰盒深深鞠了一个躬,接着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又一个人向贺龙遗像鞠了三个躬,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后总共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

    五十五、与服务人员合影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一作者注)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五十六、与纪登奎谈话
据纪登奎说,一九七五年夏季,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势心存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多年之后,纪登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局势起个逆转,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
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

    五十七、红都女皇事
    “红都女皇事件”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
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表面上看是为江青树碑立传。 实际是给江青帮倒忙,在党内高层招致很大的非议。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事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件事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泽东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毛泽东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恩来这样做,在右派们看来大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右派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周恩来是安排维克多采访江青的负责人,他了解《红都女皇》一书不是维克多写的,其中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只要他如实地把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如果他隐瞒不报,他本人就会要承担严重的后果。

    五十八、评水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断定邓小平实施的翻案活动,已经到了相当严重严重的程度,下决心进行反击,选择的第一个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       当时,邓小平竭力淡化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随意的关于文艺的谈话,而"四人帮"是"借题发挥",以稳住他的阵脚。目前大陆官方的论著多把一九七五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
  七月间,邓小平建议公开发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泽东便看出这是邓小平企图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没有同意。本来,这是一个信号。
   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早就有所警惕。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胡乔木提醒邓小平说,不只是转刘冰信的问题,毛泽东可能对全面整顿的做法早就有意见。但邓小平却头脑发热,根本听不进去,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许,号召"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夜读中向陪读的人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要点是: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称毛泽东对《水浒》所作的评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书的评论。而毛泽东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
周恩来在毛泽东谈话的第二天,便与邓小平单独长谈。随后又找王海容、唐闻生摸底,并让身边工作人员找出《水浒》一书的各种版本、《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以及内参中反映各地学习情况的材料送阅,揣摩毛的意图,了解各方动向。 周恩来对前来探视的蔡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周针对江青一干人闻风而动,在报刊上大批"投降派"的举动,表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五十九、推荐邓小平代替自己
周恩来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小平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周恩来在病床上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举荐邓小平。
周当时的卫士高振普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恨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 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周恩来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造舆论。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现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六十、要求中央把关于伍豪问题的报告发至全国各省区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六十一、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六十二、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谈话
周恩来说:“我不能喊叫,喊叫会让人恐惧的,好像真是个投降派。我不能那样,我不愿意让毛主席在我死后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呀。小超,你可应该有主意,一些人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气节,要对得起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对我好,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有许多的话想说呀。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怕我的话会被人误传。”
邓颖超说:“我也有很多的话要向毛主席讲。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
   周恩来说,“毛主席,毛主席,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毛主席的运动神经原病果然就治不好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身体……”
邓颖超说:“恩来,你安心休息吧,主席那边的情况很好。”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毛泽东与几个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总理点的将,让他主持工作,说他工作有能力,能够打开局面,现在公开批判小平同志,会对总理有刺激,你们还是慢慢地让总理自己表态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华国锋看望周恩来
华国锋是奉毛泽东之命和周恩来谈话的。他向正在输液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问道:“那么邓小平还能继续工作吗?”
华国锋说:“主席说得清楚,小平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一边检查一边工作。”
周恩来问:“主席说的是右倾错误吗?”“你看他的错误严重吗?”
华国锋说:“那就看他怎样检查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还会和你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清华大学的问题是一个右倾翻案性质问题。毛主席认为刘冰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主席。主席看起来很生气,说这个问题要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信的错误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我早就对小平同志讲,要避免争吵。和没有水平的人争吵,自己也没有水平了。我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其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当难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绝对不能想当然。他就是要往是非堆里卷。这下可好了,又碰钉子了。”
华国锋说:“主席想听听总理的意见,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务院的工作……”
周恩来说:“我看还是请主席考虑吧。小平同志既然不能再主持工作,那当然轮到春桥同志了。实际上。国务院当初的工作由他主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出现小平这次犯错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时候,我就对张春桥同志讲过,你要做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你干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合适。当时是主席不同意的。主席对我说过,‘你周恩来活一天,就是你当总理。其他人谁也不能和你相比。’三月十七日,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参观全国黑画展览时,再次提出让春桥同志多管国务院工作的意见,江青也说要照主席的意见办。我病重时,主席说只有邓小平同志还能压得住阵,老的新的都怕他,其他人不行,这才由小平同志主持了工作嘛。”
华国锋说:“我认为,主席丝毫没有怪总理的意思。主席只是让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最好能让小平同志作个检查就行了。我看问题并不很大。主席对小平的评价后来是很高的,这点我也清楚。主席在批评小平的时候,对江青同志和春桥等人也作了批评。这是主席对他们的爱护。这些我都能看得出来。”
周恩来说:“我过去是听毛主席的,现在是听毛主席的,将来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仍然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毛主席决定的,我就无条件地服从。这点请党中央放心,我咽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跟毛主席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张春桥来看望周恩来时,给他带来了一批材料,题目是《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当天就戴上老花镜看完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王洪文看望周恩来
周恩来说:“洪文,毛主席怎么样?他的身体好吗?”
王洪文说:“总理,你放心,主席的身体好多了。他要我来问候你,让你多加保重,留得青山在,一切都好办呀。”
周恩来说:“听说小平同志又犯错误了,我要批评他。毛主席对他是很好的,他不应该让毛主席再为他操心了。”
王洪文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判诬告迟群的信时说:“当时要是让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就好了。”
周恩来说:“让他们暴露一下也好嘛。右倾翻案,总有一天要翻不成的。”
王洪文说:“总理,你的心情是好的,我们都理解。我们衷心希望你能恢复健康。”
周恩来说:“我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贴。我本想让邓小平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好,没想到他辜负了主席和我的期望。他的性子太急了。我已经看完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评论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段落,我同意鲁迅的看法。各种版本的《水浒》我也看了,新、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传》的文章我都看了。我同意主席的评价。过去,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补上了这一课,也好呀。但是,我绝对不是宋江,我不作投降派。”
王洪文说:“总理,你不要多心。主席领导的评论《水浒》,是对全党的一个历史经验的教育,不是把矛头指向你的。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这点,我请总理一定要理解。”
周恩来说:“你替我转告主席,我不能再为党做工作了。我感到有愧于党,有愧于主席。”“主席发动的评论《水浒》,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水浒》里的宋江,在招安以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变了“官兵’。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一十五县,改造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他‘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我同主席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转告主席。”
王洪文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的。”


六十三、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整顿的评价
从一些事情来看,一九七五年的周恩来似乎是完全站在邓小平等人一边的,譬如:
四月批评王张江姚的政治局会议,虽然周恩来没有参加,但会后他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会议进行的情况,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邓小平等人的做法;
七月,周恩来嘱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这说明他是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事件的发展。
九月二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现在病中,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说明他对邓小平在五、六、七、八月搞的所谓整顿是充分肯定的;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这说明他对评论水浒的宣传是反对的;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一九七五,九,二十。这说明他非常警惕有人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他躺在平板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说明他要公开表示对邓小平搞整顿的支持;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这说明他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可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不同: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这说明,周恩来的政治立场与邓小平等人有区别的:
第一,周恩来是拥护、执行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而邓小平等人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第二,周恩来支持江青等人的工作,只是批评、纠正她们的在他看来的错误;而邓小平等人是把江青等人当作所谓的野心家、阴谋家,加以打击、镇压、消灭。
第三、周恩来是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路线;而邓小平等人是要架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六十四、最后的努力
   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
他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帏"照顾好大姐"。
他以重病之身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知道他心理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他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神志依然十分清楚。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那段话;让叶剑英去劝说邓小平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周又把邓找到医皖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十五、总的评价
一些领导人对周恩来的评价:
毛泽东对人说:他(指周恩来)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
邓颖超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没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凡是在重大问题上,只要是毛泽东明确作出了结论,周恩来就会立即表明态度,支持毛泽东的结论。总的来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之一,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布署,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日常工作班子贯彻执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一个一个阶段的胜利。

周恩来在思想上与毛泽东是有距离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对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文革的看法;对一月革命的看法;对二月逆流的看法;对林彪集团反中央文革的看法;对九一三事件后形势的看法;对江青等所谓“四人帮”的看法;对邓小平搞整顿的看法等等,都持有保留意见。

周恩来在组织上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中央的决定他努力执行,并在执行中加以发挥。多数情况下是作了正确的发挥,有时也作了错误的歪曲。九一三以后,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后,他与邓小平、叶剑英的立场观点十分接近,但是,当邓小平、叶剑英要背着毛泽东阴谋搞掉江青等人时,他又是不赞成的。

2013年12月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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