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樱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两篇）

yangharrylg

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
周泉缨
2010.11.14
历史永远是任人雕刻的历史，因此人们只能
通过对不同的人雕刻的不同的历史进行对比和分析，
　　才能体会真实历史的内涵和正确记取其中的教训。
　　1967年8月初，我在清华大学贴出了大字报《414思潮必胜》。1968年7月27日我因为《414思潮必胜》这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主席在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时公开点名批判。因此，《414思潮必胜》及其诞生过程成为后来研究文革的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罗征启访谈录》中的《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
　　2009年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杨继绳对罗征启进行了采访，主要内容有三个：孙耘事件；陈元出国；八九风波。其中也涉及到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在《罗征启访谈录》中，有关《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分为三个内容，下面我将它们实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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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我们详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的确是有新意，主要是第一，用河南的“河造总”和“二七”的分歧、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是与中央内部有分歧、争论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些话并没有道出，但周泉缨在私下里却明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中央文革把持的一个大杂烩，社会上，大学里这样混乱，中央是不可能平静的。第二，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里虽然各种思潮争论很激烈，百家争鸣，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主张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而另一派是以“四一四派”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因此处境很困难。这就把清华以至于全国的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思潮乃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歧上了。第三，“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可能一时取得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地掌权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批判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其实，经过和周泉缨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2】周泉缨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稿子改定后，由几位文工团的同学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反响极大。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资料全部烧了。
　　【3】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自由了。李兆汉告诉我，工宣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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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有材料，是周泉缨或者杨忌非（与周同一战斗组的化工系的女同学，周和杨在《必胜》以后又贴了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就被抓起来了）在监狱里交代说：是罗征启、万润南参加修改了《414思潮必胜》。他们不认识李兆汉，所以没有把李兆汉交代出来。
　　二、用文革的视觉评判《罗征启访谈录》中的
　　《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
　　综合《罗征启访谈录》中讲的关于《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的上述三个内容，如果人们用文革的视觉看问题，不难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414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是由以罗征启为中心的反革命小集团精心讨论、研究和炮制出来的。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是罗征启、万润南和李兆汉，前方外围人员是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由他们引进了东方红战团周泉缨——《414思潮必胜》的初稿撰写人，后方外围人员是文工团的某些学生和教师，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抄写《414思潮必胜》大字报的人员。
　　第二，由于“《414思潮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因此《414思潮必胜》实质上是上述反革命小集团主客观统一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大字报。
　　第三，《414思潮必胜》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出笼后，罗征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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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立即面对可能被侦破和镇压的危险，因此他们一方面将大字报底稿消毁，并在成员内部制定可能应急的保密规定，另一方面为了反革命小集团的整体利益，红卫兵小将周泉缨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作好为《414思潮必胜》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与后果的准备。
　　第四，后来，周泉缨因为贴出《414思潮必胜》之后，又贴了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而被抓进公安局，结果周泉缨因为意志不坚或经验不足，向政府供出了罗征启和万润南参于炮制反革命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罪行，而李兆汉因为周泉缨不认识而没有被周泉缨供出来。
　　如果按照《罗征启访谈录》的说法，万润南今天关于“《414思潮必胜》完全出自万润南等人的手笔而没有周泉缨写的一个字”的指认无疑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万润南确实是罗征启反革命小集团炮制《414思潮必胜》的主要成员，虽然《414思潮必胜》的原始初稿是出自周泉缨之手，但经过罗征启反革命小集团的精心讨论、研究和炮制，《414思潮必胜》的终稿与原始初稿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
　　至此，我首先在道德和情感上，对《罗征启访谈录》中讲的关于《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的全部内容明确表态：
　　罗征启和万润南，在我周泉缨的生命还没有终结的今天，居然敢于当着我的面发出上述有关《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指认，真是让我领受了有生以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次精神刺激！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类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和理性，因为他们的上述有关《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指认，实际上恬不知耻到了令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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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地步！更重要的是，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给于我的精神刺激，无疑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哀，我不得不为我这辈子曾经交上罗征启和万润南这两个朋友而向佛祖作深深的忏悔。
　　三、用技术性的视觉剖析罗征启的伪造历史术
　　《罗征启访谈录》中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描述，就技术角度而言，其伪造历史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罗征启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党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仅次于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班子的清华中层干部，因此罗征启在文革中无疑是红卫兵的批斗和改造对象，尤其是由于罗征启公开带领清华100余中层干部集体站队支持清华414派红卫兵组织，因此成为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团派红卫兵组织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因为如此，后来团派红卫兵误将罗征启的胞弟当成是罗征启本人装在麻袋里误伤致死，罗征启因此而逃过人生的一劫。所以，毫无疑问，罗征启在清华整个文革过程中如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如果没有414派红卫兵的保护，尤其是没有414派反对蒯大富的骨干战团——东方红战团红卫兵的坚决保护，罗征启即便有十条命，也难逃一命呜呼的下场。所以，如今罗征启却通过《罗征启访谈录》，将自己描述为在文革中有条件、有胆识能够组织“讨论、研究和炮制《414思潮必胜》的小集团中心人物”，岂不是子虚乌有的弥天大谎吗？！我相信凡了解清华文革的人，肯定会因此认为，此时此刻的罗征启很可能得了某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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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疯狂症，不知自己何许人也。
　　第二，在清华文革中，我是414派红卫兵组织的二十余名总部委员之一，同时也是414派反对蒯大富的骨干战团——东方红战团的实际负责人，而罗征启只是东方红战团红卫兵特别保护的中层干部对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征启与我的关系，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因此，我作为《414思潮必胜》的初稿撰写人和终稿审定人，请罗征启帮我修改《414思潮必胜》初稿，并非与其进行平等地交换有关的意见，而是指令他完成一个任务。实际上在罗征启修改《414思潮必胜》初稿的过程中（下面读者会知道，这个过程大约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与罗征启主观臆造的那个小集团的任何人，包括罗征启自己在内，有过任何的交谈。更重要的是，由于《414思潮必胜》旨在阻止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抓军内一小撮”，因此当时的紧迫形势决定了《414思潮必胜》只能主要依托我个人的政治敏锐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炮制过程，而罗征启等人的文学性的修改，对《414思潮必胜》的炮制只可能起到某种辅助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中，对于《414思潮必胜》的炮制过程作了如下实事求是的描述：
　　由于“7.20武汉事件”的突发，中央明确提出错误的“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此，我当时就认为，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很可能上当受骗了。因为，如果用文革的办法冲击军队，那么军队作为社会最保守的力量，无疑会大乱特乱，结果必然导致毛手中的军权分散甚至丧失，到那个时候，毛即便再有威望、再有集秦始皇、武则天之大成的治国谋略，也无法制止天下大乱了，中华民族很可能因此重新沦落在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所以，我一想到全国如果坚持“抓军内一小撮”的不堪设想的恶果，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着我。我不但认为文革应该急刹车了，而且更认为自己也应该向毛泽东主席进行强谏，从而明确地向他老人家提出自己与之不一定相同的重大见解。或许这就是古代历史上忠良对帝王进行强谏或死谏前的那种冲动，或许这也是佛教讲的，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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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的重大因缘行将兑现前的某种灵感。正是在这种冲动和灵感的强有力的驱动下，我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当时，我自己对自己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相当满意，因为我认为它已经将我应该向毛泽东主席讲的话讲出来了。事情也很凑巧，刚好这时我在1967年六七月份通过唐伟的关系在郑州考察文革时交的朋友给我来信，我也就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写成给河南造反总司令部某战士的回信的形式，以便其发表后迅速流传到河南郑州去。
　　为了进一步判定《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到底是否如我自己所期望那种水平，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接着，我决定再将《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拿到学生中去试探反映。于是，我请文工团烈火熊熊战斗组的万润南（就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办“北京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结果第二天万将稿子送回来时说，文章确实很好，不过应该将其中的两个段落顺序倒个个儿。我没有当即反驳万的意见，而是当着万和罗征启的面，重复了万的意见，罗听了即刻反对，因为罗坚持认为文章原来的段落顺序很好，根本没有必要变更它们的顺序。就这样，《四一四思潮必胜》就正式定稿，我当即就将定稿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交给了万，请他委托文工团的414派成员将其抄成大字报。
　　又过了一天，我去文工团取《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见到好几位年岁似乎比我还大的女同学在为我抄大字报，其中有一位还是清华顶级的女歌唱家，她们一见我来取大字报，便都围上来给我开玩笑：“周泉缨，你写的什么狗屁洋文，像懒婆娘的裹脚带一样长，抄得我们手都酸了，到时候贴出去到底有没有人看的呀？”我笑着回答她们：“你们现在着急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结果，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这大字报贴出去后的第二天，清华园内就如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所以，从“7.20武汉事件”突发、中央明确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政治口号，到同年八月上旬《四一四思潮必胜》正式定稿，时间总共不超过十天，足见《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像不少研究文革的学者想象那么复杂。
　　第三，无论在清华文革的两派斗争中（包括在我后来的两次坐牢过程中），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四十余年来，我一贯毫不动摇地认定我在文革中撰写和发表《414思潮必胜》，是中国广大红卫兵忠诚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忠诚于毛泽东主席的最高体现。所以，罗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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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414思潮必胜》贴出后的所谓“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以应对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可能的镇压的种种描述，百分之百地是罗征启基于自己现在的世界观和政治心态主观臆造的文革历史情节。同时，罗征启之所以敢于将如此一份主观臆造的东西交到我的手中，完全是源于罗征启自以为是地认定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下，我也是如同他那样，是一个为了名利可以出卖原则的人，从而乐意接受或者至少违心默认他的上述别有用心的主观臆造。
　　四、用理论性的视觉剖析罗征启的伪造历史术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而言，《罗征启访谈录》中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描述，实质上是按照罗征启的世界观对《414思潮必胜》的理解，将《414思潮必胜》的实际诞生过程主观臆造成一个文革群众通过地下斗争的方式反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的过程。罗征启认定，《414思潮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从而转弯抹角地企图将这个在文革中必然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思想”的罪名强加于我。
　　与罗征启一样，万润南也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对《414思潮必胜》的理解，将《414思潮必胜》主观臆造为他万润南笔下的产品，并霸道地咬定周泉缨在《414思潮必胜》中没有写过一个字。所以在万润南高深莫测的西洋眼里，《414思潮必胜》无非是讲杨小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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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何处去》中早已讲过的江青“四人帮”代表的“新文革”与他万润南的前老丈人（刘少奇）代表的“旧政府”的矛盾，而且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无论是理论高度还是文字质量都较《414思潮必胜》要胜一筹，言外之意，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公开点名批判《414思潮必胜》纯粹是低能无聊之举。
　　由此可见，万润南向我发动超级流氓式的攻击，其根本原因，不是万润南自己对《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什么兴趣，而是万润南对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兴趣，因为万润南可能认为，这一招很可能能刹住周泉缨对万润南所在的民主派的命根子——西方民主思想的锐不可挡的攻势。如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也算万润南及其后台老板在政治斗争方面有一点水平。
　　实际上，《414思潮必胜》确实是我后来顿悟和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导。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其基本逻辑就是《414思潮必胜》内含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414思潮必胜》否定团派思潮，就相当于“统一论哲学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结果必然认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试错”；同时《414思潮必胜》又否定保守派思潮，就相当于“统一论哲学思想”否定西方民主思想，其结果必然认定“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彻底过时并必然迅速走下神坛”；最后，《414思潮必胜》肯定414派最终必然掌权，就相当于“统一论哲学思想”认定主导未来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阶级，必然是现代“三个代表”的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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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万润南运用超级流氓手段，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因为《414思潮必胜》已经在我周泉缨手中完成了她自身的历史使命，并成功地升华为西方民主思想不可匹敌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所以，万润南在清华校友网上企图向我周泉缨背上猛击的那一掌，不但不可能击中我周泉缨，相反却狠狠掴在他背后的导演罗征启的那张龌龊的脸上！关于这一点，无疑会出乎万润南的意料之外。
　　五、罗征启至今也不可能知道的重要历史事实
　　正因为罗征启和万润南的世界观不可能理解《414思潮必胜》真实的历史内涵和政治作用，因此他们也不可能理解我作为《414思潮必胜》的作者的解放全人类的品格与境界，所以直至本文公开发表在清华校友网之前，罗征启是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发表《414思潮必胜》和《窃国大盗陈伯达》等重要大字报时，所制定和坚持的独特、有效的政治策略。
　　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讲的，《414思潮必胜》和《窃国大盗陈伯达》等重要大字报，实际上是我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向伟大领袖毛泽东提出常人不能提出和不敢提出的关于“文革应该急刹车”的“强谏或死谏”，因此除了大字报的政治水平必须超群以外，在大字报中充分表达我对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的真切热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有利于将我的有关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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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传到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去，也有利于毛泽东主席对于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基于此，我在发表《414思潮必胜》和《窃国大盗陈伯达》等重要大字报的同时，也确定了我独特的政治策略，那就是政治上光明磊落、完全透明，坦然接受党和国家对我的“强谏或死谏”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和检验：第一，在我的人身自由没有被控制之前，发表大字报完全公开自己有关的文革思想和活动的全过程；第二，在团派红卫兵组织抓住我而不断地拷打我的时候，顺从地配合他们的审问，原则上他们想知道什么就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什么，当然包括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帮助我修改《414思潮必胜》这件事情在内，因为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如罗征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偷鸡摸狗的反革命行动；第三，在监狱里，将我从记事起人生的一切，统统交给党和国家去审查，同样也包括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帮助我修改《414思潮必胜》这件事在内。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从监狱里释放我这个按照文革标准、百分之百的“黑五类子弟”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政治透明”的策略是正确和有效的。相反如果我像罗征启描述的那样，采用类似解放前地下斗争的政治策略去发表《414思潮必胜》等大字报，甚至如同传说中的遇罗克那样，将一个防身用的手榴弹藏在自己的床底下，那么弄得不好，《414思潮必胜》连同我的这一条命，或许早已经淹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了。
　　总而言之，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的历史过程，今天决不是罗征启和万润南可以随意雕刻的了，甚至连我自己即便想改变它，也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的历史过程，不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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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在文革中的团派红卫兵曾经经手过的有关审讯记录当中，而且还刻录在国家公安机关的有关审讯档案中。
　　结束语
　　写到这里，我想我“告别罗征启、万润南”的人生一劫可能基本上已经越过去了。不过，罗征启和万润南让我领受的有生以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次精神刺激，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痛定思痛，我很后悔当初在中学时代偏好数理化和历史，而不好好学习语文，因此进大学后写文章的能力实在太差，如果我在文革中有清华团派理论家叶志江的文学水平，或者我在文革中有我现在的夫人陆平威在身边帮助我修改大字报，那么我的人生肯定能够避免“告别罗征启、万润南”这一劫了。
　　不过反过来我又想，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向性，“告别罗征启、万润南”这类事情虽说轮到任何人头上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但通过“告别罗征启、万润南”，尤其是在自己母校网站上完成“告别”，对于我进一步宣传以《414思潮必胜》为前导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无疑是很有利的。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林海组织的清华校友网63年级网站，为我提供了顺利“告别罗征启、万润南”的好平台！
　　谢谢！真诚地感谢清华校友网63年级网站！
　　【完】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2518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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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寄来此文。转此网。
望知情者就四一四创作，背景和内涵回复之、研讨之。
——转贴人


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
的备忘录
——正式公开回应《炎黄春秋》发表的
《罗征启访谈录》

周泉缨
2014.05.22
银河出版社





全世界知识分子、
劳动大众与有产者们联合起来，
为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而奋斗！


目 录

前 言
（一）关于《必胜》的总评判
（二）关于《必胜》的创作史
（三）对《罗征启访谈录》退避三舍的原因
（四）为了对历史负责发表本文
一、关于《必胜》发表的文革时代背景
（罗征启不可能从政治教师手中拿到《必胜》稿）
二、关于《必胜》发表后的清华文革形势
（我不可能召集创作和抄写《必胜》人员开会）
三、关于《罗征启访谈录》编造我的讲话
（文革中的我不可能拥有“专利”概念）
四、关于万润南旷世之谎言
（事实上，万润南对《必胜》一个字也没有改，
一条有效意见也没有提）
五、关于所谓的反对毛泽东的“潜台词”
（文革中的我和罗征启都不可能鼓吹反毛“潜台词”）
结 论
历史是普遍联系的历史，篡改历史的任何一环，
必然会扭曲整个历史格局。因此，罗征启现在通过在《炎黄春秋》发表《罗征启访谈录》，将文革中的自己追塑为“反毛英雄”，必然会扭曲罗征启与文革中的朋友、对立面乃至文革后提拔他的人们之间的所有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从而实质上强迫所有与他有关的人们，为他追塑自己为文革时代的“反毛英雄”作伪证。所以，我在《对文革以来罗征启的总评判》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评判罗征启，他自文革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可以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自作聪明和损人不利己的丧门星。
附 录
（一）实录我在200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记载的有关《414思潮必胜》创作历史过程
（二）实录2014年《炎黄春秋》发表的《罗征启访谈录》中有关《414思潮必胜》创作历史过程的内容
（三）实录万润南有关《414思潮必胜》创作历史过程的网贴
（四）实录《414思潮必胜》1967.08.01原文
（五）《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2010.11.14
（六）《关于<414思潮必胜>》2010.11.18
（七）《对文革以来罗征启的总评判》2010.11.18
（八）《周泉缨为什么与罗征启翻脸》2011.04.06
涉及人员的名单
毛泽东主席、胡耀邦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
华国锋主席、胡德平、李 昌、关广富、罗征启、
唐 伟、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汲 鹏、宿常忠、张雪梅、陈家国、刘万章、周泉缨、黄瑞和、尹尊声、蒋南峰、郭仁宽、王永县、王莲芝、李良寿、傅正泰、李秀芙、任敦渭、谭浩强、印甫盛、但 燊、吴亭莉、李兆汉、杨继绳、万润南、刘涛、万老（万润南父亲）、范德清、魏宏森、蒯大富、刘才堂、陈育延、陈继芳、叶志江、段永基、孙 耘、孙 铮
吴焱金、严 常、陈 实、孙建春、叶淑娅
作者及其著作之简介

前 言

（一）关于《必胜》之总评判

我在清华大学文革中（1967能8月初）撰写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以下简称《必胜》），是在1967年“7.20武汉突发事件”之后，中国可能出现反军乱军和全面内战的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向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的理论性的紧急“忠谏”。
文革后国内外很多研究文革的学者，都武断地认定《必胜》的核心观点，是认定“毛泽东革命路线主导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简称“红线主导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红线主导论”不是《必胜》的发明，而是清华大学文革中的414派所有成员（近一万名清华大学师生员工）普遍认同和坚持的政治观点。《必胜》只是结合文革当时的全国实际，运用“红线主导论”推演两个对于文革而言具有某种创新意义的政治观点：
【1】《必胜》认定，由于十七年来“红线主导”的解放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控制的军队，因此对“7.20武汉突发事件”反映的军队问题，不可以动用文革大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地解决，而应该在中央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解决，否则全国必然会出现反军乱军、全面内战的危机，其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必胜》在当时，实质上已经以委婉的方式否定了“7.20武汉突发事件”后中央提出的关于“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政治口号。
正因为《必胜》拥有上述实质上否定“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的观点，所以在《必胜》发表后不久，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于的社论，实际上纠正了“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政治口号。
【2】同时，《必胜》在理论上认定文革清华大学学生内部的分派，对于全国而言，具有普遍意义；从而进一步认定，对于文革后的中国社会而言，掌权的既不是类似清华刘涛为代表的保守派，也不是类似清华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左派，而是类似清华414派为代表的真正的革命派。这就是《必胜》关于文革前途的核心观点。很显然，《必胜》的核心观点，就是我后来在1997年顿悟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历史性的前奏。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认定，改革开放的中国，甚至未来的人类社会的主导阶级，不可能是传统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是传统的无产阶级，而只能是现代高科技生产力支撑下的知识阶级；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的中国，甚至未来的人类社会，最终不可能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统治下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和谐福利社会。
也正因为《必胜》拥有上述关于文革前途的核心观点，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主席通过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亲自公开点名批判了《必胜》的这个核心政治观点。毛泽东主席说：“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他说，无产阶级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坐江山的只有414，我想不通！不过人家是理论家，有不同意见不应该抓，应该放了，否则就没有民主了”。

（二）关于《必胜》的创作史

由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公开点名批判了《必胜》，因此《必胜》成为后来研究文革的学者的必备文献；同时，关于《必胜》的创作史，也就成为有关的人们关注的一个历史题材。本文展示我、罗征启、万润南关于《必胜》的创作史问题的争论及其经过：
【1】我自己对于《必胜》创作史早就公开向全社会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其内容刊登在我200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一书当中。
【2】大约在2010年上半年，罗征启在深圳，当着清华文革初期造反派的总头头唐伟和清华文革后期414派武斗司令但 燊的面，将《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对他的访谈录——《罗征启访谈录》交给我，意思是让我认可《罗征启访谈录》中有关《必胜》创作史的编造。然而，事实上《罗征启访谈录》虽然承认《必胜》是我的思想、我的观点、我的“专利”，但是对于《必胜》的文字修改过程进行了百分之百的编造，其最直接的政治目的无非是将罗征启自己追塑为文革中的“反毛英雄”。由于《罗征启访谈录》对《必胜》创作史的上述编造，实际上是以认定《必胜》是反对毛泽东主席的大字报和我周泉缨是罗征启一手控制下的“反毛的反革命小丑”为大前提的，所以我将罗征启亲手交给我的《罗征启访谈录》压在箱底，不予理睬。我心想，罗征启作为与我交往几十年的有名的清华牌政治干部，到了今天，居然既没有真正读懂《必胜》，也没有真正读懂我周泉缨这个人，这从评判清华政治干部的政治素质而言，无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3】2010年11月万润南为了逼迫我公开《罗征启访谈录》，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上搞了一个旷世之谎言，他在有关的贴子里讲：我对《必胜》“一个字也没有写”，而《必胜》实际上是他万润南当年论述关于“新文革”和“旧政府”矛盾之大作。于是，有关网友不断地通过电子邮件强烈要求我澄清《必胜》的创作历史。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我被迫在网上公开《罗征启访谈录》中有关《必胜》创作史的全部内容，并旗帜鲜明地揭示万润南、罗征启联手编造《必胜》的创作史，是别有政治目的的。
【4】最近，《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罗征启访谈录》。这意味着罗征启为了实现他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继续公开坚持他对《必胜》创作史的编造。

（三）对《罗征启访谈录》退避三舍的原因

按照常例，既然《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罗征启访谈录》，正式公开通过编造《必胜》的创作史，将《必胜》扭曲为反毛的文革大字报，同时将的罗征启追塑成为文革中的“反毛英雄”，那么我理应立即作出明确的回应。但是由于以下四个因素，我对《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罗征启访谈录》一事，采取了“退避三舍”的政策：
【1】《罗征启访谈录》不只涉及《必胜》问题，它实际上回顾了罗征启一生主要的政治实践，因此它也是罗征启世界观的全面的展示。所以，既然《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罗征启访谈录》，我作为的罗征启过去的朋友，理所当然地应该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支持一切关心罗征启以及相关的清华历史的人们，通过阅读《罗征启访谈录》读懂罗征启及其人生。
【2】《罗征启访谈录》涉及一个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复的关于清华文革蒯大富造反派孙耘误伤罗征启弟弟重大案件的宽大处理过程。对于这个案件的宽大处理，事实上涉及我们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文革和如果争取中国社会在政治上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罗征启访谈录》公开这方面的历史过程是应该的和合理的。
实际上，我作为文革后在胡德平的推荐和胡耀邦关怀下提拔的中青干部，在湖北省出任中国第一家科技公司——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简称“东湖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期间（1985年左右），就是依据胡耀邦总书记对孙耘案件的批示精神，同意湖北省刑满释放的“三新”造反派头头吴焱金、严常、陈实等，在孙建春经理领导的“东湖公司”下属“山友分公司”就业。结果我的此举，连同我当时向中共中央揭发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利用中央批判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机会、人为将“东湖公司”立为“大案要案单位”的政治错误，事实上成为胡耀邦离世后湖北省当局人为编造“挪用五万元公款为其胞妹叶淑娅做生意”的经济罪名、开除我党籍的两个罪状。当时，我同意湖北省刑满释放的造反派头头在“东湖公司”下属“山友分公司”就业一事，被湖北省委内部刊物《湖北党风》1986年第四期《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一文中描述为：周泉缨试图重新集结湖北省造反派，如同古代水泊梁山那样造反！
【3】实际上，罗征启在文字上修改《必胜》功不可没。换言之，当年我如果不直接委托罗征启文字修改《必胜》，那么《必胜》可能会延迟发表，甚至贻误发表的时机，同时《必胜》可能也未必能够像现实《必胜》那样，鲜明地体现我的政治风格。
【4】2014年清华大学校庆聚会将至，清华文革时代的两派校友都有以大联合的方式在清华聚会的愿望。所以，我不想因为《必胜》的创作史问题批判《罗征启访谈录》，而破坏两派校友进行大联合式聚会的兴致。

（四）为了对历史负责发表本文

然而，《必胜》及其创作历史过程，决不是罗征启与我个人关系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文革历史，而且也涉及有关的人们对毛泽东主席、对共产党领导的态度问题……，所以为了对历史负责任，我决定在2014年清华大学校庆聚会过后，结束对《罗征启访谈录》的“退避三舍”，公开在网上发表本文，以便正式对《炎黄春秋》发表《罗征启访谈录》，做一个书面回应。


一、关于《必胜》发表的文革时代背景
（罗征启不可能从政治教师手中拿到《必胜》稿）

《罗征启访谈录》讲：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教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四一四”“云水怒”战斗组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这根本不是事实，而是罗征启人为的编造。
实际上，《必胜》初稿是我在1967年8月1日后，单独亲自交到罗征启手中的，同时我火急火燎地要求罗征启以最快的速度修改《必胜》初稿。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披露的那样，在我亲自将《必胜》初稿交给罗征启的第二天，罗征启就将《必胜》的终稿交还到我的手中。
关于，“罗征启不可能从政治教师手中拿到《必胜》稿”的原因如下：
【1】1967年7月中旬，或者说1967年“7.20突发事件”之前，我还没有撰写《必胜》的冲动，因此那时候，《必胜》初稿根本不可能在世界上存在。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如实记载的那样，《必胜》的初稿完全是我在“7.20突发事件”后中央提出 “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的激发下产生的政治冲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当时我企图通过发表《必胜》对毛泽东主席进行“强谏”，从而防止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乱军反军和全面内战的危机。
【2】从“7.20突发事件”后中央提出 “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到《必胜》初稿完成（1967年8月1日）的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内，我要将《必胜》初稿完成并将它重新抄写、甚至通过内部印发，转送到《罗征启访谈录》讲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政治课教师范德清、魏宏森手中去，无疑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3】《罗征启访谈录》的上述编造，很可能是受《必胜》的一个“按语”的启发。《必胜》有一个“按语”，题目叫做“414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414内部印发《414思潮必胜》时按语”；实际上，正如前面已经讲的，《必胜》在414内部印发，从时间上讲根本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关于“414内部印发”之一说，只不过是我推出这一“按语”的托词而已，而这个“按语”主要内容是讲：《必胜》是我给一个战友（河南造总战友）的信。有关的情况与《必胜》的创作过程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具体的回忆：
1967年6月，我通过清华文革初期清华造反派总头头唐伟的介绍，去河南考察全国文革形势。在此期间我形成了前面讲的《必胜》的核心观点，并按照这个观点，在河南造总内部举行了几场关于“全国各地造反派必然分派”的演说，因此被一位河南造总女生的情爱所“瞄准”。现在回想起来“瞄准”我的河南造总女生，姿色出众、气质高雅；然而，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我深知自己是没有条件与她结为终身伴侣的。正因为如此，在河南期间，我虽然心里非常喜欢这位女生，但始终不得不咬紧牙关、不断委婉地回绝这位河南造总女生向我投来的情爱；然而，当时这位河南造总女生对我穷追不舍，她以至于在“7.20突发事件”之后，特意从河南赶来清华看望我，这时我正在十万火急地赶写《必胜》。于是，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深思熟虑，决定不见她，同时以“给河南造总的战友的信”的形式发表《必胜》，以便转告她，当时的我，是一个不配她爱的危险人物。由于《必胜》拥有如此动人的情爱插曲，因此每当朋友们谈起《必胜》的创作过程，都会感慨地讲，用《必胜》的方式写情书，可能也是周泉缨的一个创造。当然，关于《必胜》拥有的情爱插曲，万润南是不得而知的，正因为如此，万润南后来才敢于在“清华校友网”信口雌黄：（周泉缨）你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有关万润南的问题本文在后面将作专题叙述。


二、关于《必胜》发表后的清华文革形势
（我不可能召集创作和抄写《必胜》人员开会）

《罗征启访谈录》讲：（《必胜》）这大字报贴出后反响极大。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在此，罗征启关于《必胜》发表后，我“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必胜》的人开会”的情节，也纯粹是百分之百的编造：
【1】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如实记载的那样，《必胜》发表后不久，由于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开足马力对《必胜》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因此整个清华园如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虽然，团派对《必胜》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对于我而言正中下怀，因为我心中非常清楚，团派对《必胜》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是将《必胜》传进中央的最快和最佳途径；但是，团派对《必胜》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对于414的广大群众的政治压力之大，在文革中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当时的有关情景，414派的二号头头孙怒涛，在他的清华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中有过惟妙惟肖的描述，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阅读孙怒涛写的这本书。因此，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我如果真的要像《罗征启访谈录》讲的那样，“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必胜》的人开会”，那么对于文革中组织松散和行动自由的414派群众而言，不仅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主观上也是强人所难和不道德的。
【2】更重要的是，我如果当时当真要“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必胜》的人开会”，必须要经过一个无法逾越的技术环节。因为，我作为清华文革414总部委员和414派反蒯主力战团——“东方红战团”的实际负责人，原则上只能召集清华大学文革中包括“文艺社团”在内的各个系的414派“东方红战团”下属的战斗组长，开联席会议，而不可能召集各系下面具体的414派战士开会。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只认识“东方红战团”下属的战斗组长及其住处，而不可能都认识“东方红战团”下属的具体的414派战士及其住处。譬如讲，帮助我抄写《必胜》大字报的五六个女生，都来自文艺社团，我只认识其中清华文革期间顶级的歌唱家吴亭莉，因为吴亭莉的歌声曾经迷倒过我们清华414派的所有的战友，但是吴亭莉和其它的几个文艺社团的女生到底住在清华园的哪一座楼，我就根本不得而知了。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东方红战团”的实际负责人，如果要像《罗征启访谈录》讲的“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必胜》的人开会”，尤其在《必胜》发表后团派批判的政治高压下开会，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文艺社团的414派“东方红战团”的“烈火熊熊”战斗组长印甫盛去召集。
讲到“烈火熊熊”战斗组组长印甫盛，他文革前是清华大学文艺社团的党支部书记，当年胡锦涛作为清华大学文艺社团的团长，就是接受印甫盛领导的；同时414派与蒯大富派分裂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宣言》，就是我委托印甫盛撰写的；实际上万润南和抄写《必胜》大字报的五六个文艺社团女生，都是通过印甫盛的介绍，我才见到他们的面；最后，由于清华文革一代人普遍都知道的种种原因，从文革中《必胜》大字报贴在清华园起，一直到改革开放中胡耀邦总书记离世，期间二十余年，我与印甫盛从来没有见过一次面。所以，我讲，罗征启说《必胜》发表后，我“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必胜》的人开会”，纯粹是唯意志的胡乱瞎编！






三、关于《罗征启访谈录》编造我的讲话
（文革中的我不可能拥有“专利”概念）

《罗征启访谈录》不但胡乱瞎编我在《必胜》发表之后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而且凭借我个人的众所周知的张扬性格，有声有色地编造了一段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在此，我对罗征启编造的这段讲话，提出两个否定性的反驳意见：
【1】    我从文革中发表《必胜》起，到今天，47年
来，无论是在冤狱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言谈中、还是在自己已经发表的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中，都始终如一和坚定不移地认定《必胜》是在文革的关键时刻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忠谏”，因此《必胜》是当年红卫兵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的最高体现。正因为如此，我从来就不认为我撰写和发表《必胜》是像罗征启讲的偷鸡摸狗的反毛和反革命的“地下行为”，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讲罗征启编的“至死也不要说”之类的话。实际上，我在任何环境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和面对任何人（无论对文革中414派的对立面派，还是对包括监狱预审员），都毫不隐瞒《必胜》的创作历史过程，即我从来既不抹杀罗征启在文字上修改《必胜》功绩，也不掩盖罗征启在理论上不具备创生《必胜》的新观点的能力。所以，《罗征启访谈录》通过罗征启亡友李兆汉之口，讲我在监狱的高压审查中，在《必胜》问题上出卖了他，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讲一句可能词不达意的笑话：在《必胜》问题上，罗征启没有我可以出卖的“值钱的东西”，所以我也无法出卖他。
顺便提一句，在出卖朋友的问题上，《罗征启访谈录》则给了我一个让我心惊肉跳的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新消息。《罗征启访谈录》如实披露，当年罗征启在被团派关押期间，为了早日恢复自己的自由，确实出卖过他的朋友印甫盛，他向团派专案人员供认：印甫盛曾经对他讲过，林彪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虽然林彪后来在外蒙折戟沉沙，但是可以想象，罗征启对印甫盛白纸黑字的出卖，在林彪倒台之前，肯定曾经对印甫盛构成过巨大的政治危机。
【2】在《罗征启访谈录》编造的上述我的讲话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硬伤。《罗征启访谈录》讲：“这篇东西（指《必胜》）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其中讲到“专利”之一说，也纯粹是罗征启的胡乱瞎编。由于我不是学经济的，因此我在文革中与清华大多数学生一样，根本就没有“专利”这个经济学的概念；“专利”概念，对于我而言，完全是改革开放中新增的概念。
至此，应该明确指出，《罗征启访谈录》出现上述关于“专利”之一说的硬伤，其中的原因，除了《罗征启访谈录》本质上就是别有用心地编造《必胜》创作史之伪作之外，文革中与我同一战斗组（清华大学动力农机系文革中的“云水怒” 战斗组）的《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对罗征启偏听偏信和对《罗征启访谈录》的编辑工作过分毛糟和随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此，我在道义上有权要求杨继绳领导的《炎黄春秋》，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同样也公开发表我的这一篇文章，以便及时纠正《炎黄春秋》在发表《罗征启访谈录》问题上的失误。


四、关于万润南旷世之谎言
（事实上万润南对《必胜》一个字也没有改，一条有效意见也没有提）

2010年11月，万润南在美国通过互联网在“清华校友网”发表了一个具有某种轰动效应的贴子，具体内容摘要如下：
看来当年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让老毛提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块痰，让你（本文注：指我周泉缨）痰迷心窍了一辈子。而且，你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我和老罗私下议论过，写这篇文章，对我们而言，是往事一段；对你而言，是一生的辉煌。而且，你为此坐了牢、吃了苦，付出了代价，所以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老罗接受杨继绳的访谈，和盘托出了《必胜》一文出笼的经过，但暂不让公开。）看来，这反而是害了你了。今天，我索性大喝一声，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帮你把这口痰吐出来，也许，你的心智就正常了。
我说这段话，无意改写清华的文革史。《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当时由周泉樱署名，而且也由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其作者，当然是周泉樱。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篇文章（共五段）的“文字”，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出自我的笔下；后两段的每一个字，则是老罗所写。参加构思、讨论，并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这篇文章写得并不精彩。
所谓团派思潮，就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江青、四人帮为代表的“新文革”，继续革命，要把“旧政府”手中的权力全部夺过来。而所谓四一四思潮，其实质是支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要排除“新文革”左的干扰，尽快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我认为，这才是当年清华两派、乃至全国两派争论、甚至不惜武斗的大背景。
看出这篇文章要害的，是张春桥。据说老毛要张看一下这篇文章。张看完以后，告诉毛：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自然犯了毛的心病，批了毛的逆鳞。所以毛才会如此耿耿于怀。
* * *
讲到万润南，回想起来我最初在文革中认识万润南，是通过清华“文艺社团”414派的“烈火熊熊”战斗组组长印甫盛。由于文革中的万润南言行或大字报，始终没有引起清华广大群众的关注，因此事实上万润南在清华文革中只是414派的一个不起眼的无名小卒。
可能由于某种缘分的牵引，在罗征启修改完毕《必胜》之后，我在“烈火熊熊”战斗组突发奇想，让我刚刚认识的不知名的万润南也看一看《必胜》稿，以便事先把握一下《必胜》发表后清华广大的中间群众的反映。所以，今天我有必要明确披露，事实上万润南对《必胜》一个字也没有改，因为他当时作为414派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有权利、也没有魄力改动我让罗征启修改后的《必胜》稿；同时，万润南对《必胜》一条有效的意见也没有提，因为当时他认为《必胜》的段落应该调整的意见已经被罗征启当面否定了。正因为如此，当时我在“烈火熊熊”战斗组通过印甫盛让万润南拿着《必胜》终稿去“文艺社团”抄成大字报时，《必胜》终稿上除了有我和罗征启的笔迹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的笔迹。
所以，万润南2010年11月在“清华校友网”发表的关于《必胜》创作史的贴子，除了他供认不讳事先为了编造《必胜》创作史而与罗征启已有过某种密谋之外，纯粹
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旷世谎言。
* * *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现在，对于《必胜》，万润南讲，周泉缨当年一个字也没有写；而你周泉缨则讲，万润南当年一个字也没有改；于是，将来文革一代人离世之后，后人又如何评判你和万润南关于《必胜》创作史的上述完全对立的说法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后人是不难解决的。因为，历史永远是有序发展的历史，这一点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例外。今天的万润南居然胆大包天敢于讲，他在文革中的理论水平已经能够创生像《必胜》那样的足以引起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两大派群众严重关注的高水平的理论文章，那么文革后的万润南的文章的理论水平，肯定只能比当年《必胜》的理论水平要高了。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众所周知，万润南的文章无非有三类。第一类文章，是描述类似当年万润南在他的老丈母娘的逼迫下与刘涛“公主”同床的风花雪月的文章。第二类文章，是他跟在西方民主势力后面，凭借情感意志和利益需求“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文章。这两类文章的理论水平，无疑都不可能与《必胜》的理论水平相攀比。第三类文章，是万润南为自己在改革开放中创建“四通公司”评功摆好的文章。这一类文章也说明万润南的理论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必胜》理论水平所达到的档次。因为，万润南的这类文章，对于改革开放而言，只涉及了“四通公司”皮毛，而没有涉及“四通公司”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实质。为此，我在这里愿意好为人师地开导一下万润南：
【1】“四通公司”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是它开创了民营公司直接通过科技与资本相结合为市场经济做贡献之先例。
【2】“四通公司”在改革开放中的上述贡献的实现，决不只是万润南等有关科技与资本相结合的商业灵感单方面的功劳，而是三位一体的“四通公司”整体的功劳。“四通公司”三位一体的结构三要素就是：李昌（万润南后来的老丈人）等共产党高级干部有关的政治影响；万润南等知识分子关于科技与资本相结合的商业灵感；万老（万润南父亲）在财务上对整个“四通公司”资金运作的有效掌控。
【3】因此，“四通公司”实质上是一家资本主导的
准家族型的民营公司；同时，“四通公司”也存在不适应高科技的市场经济的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没有真正的科技创新的后备实力，二是内部产权关系不明析；所以，“四通公司”后来必然会走向衰亡。而万润南将“四通公司”必然走向衰亡的责任，完全归结到“六四”后“四通公司”的领导人段永基头上，从而流里流气地认定段永基“断”了“四通公司”的“永恒”的“基业”，这不仅是极不公正的，而且也充分说明万润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理论水平之低下。
总而言之，事实证明，文革后万润南发表的所有的文章的理论水平，都无法与《必胜》的理论水平相攀比，因此万润南自吹自擂《必胜》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的作品，那只有鬼才会相信。而与万润南文章的理论水平低下完全相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在文革后创生的大量的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著作和文章的理论水平，整体上都已经超过了《必胜》的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事实已经证明，我文革后的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无论是从内容和逻辑上，还是从理论创新上，都与当年我创生的《必胜》是一脉相承的。






五、关于所谓的反对毛泽东的“潜台词”
（文革中的我与罗征启都不可能鼓吹
反对毛泽东的“潜台词”）

最后，《罗征启访谈录》还讲：经过和周泉缨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罗征启访谈录》讲的上述“潜台词”，实际上是一个公然反对毛泽东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潜台词”。将如此的“潜台词”，说成是文革中我与罗征启的多次讨论的内容，恐怕是只有罗征启才能做出来的缺德事。
* * *
在我这方面，我仅提供两个雄辩的证据，证明我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从来都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彻底否定过文化大革命：
【1】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又进京贴大字
报，要求英明领袖华国锋继续坚持毛泽东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以便在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保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的新路子；结果我因为此举，被北京当局以破坏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而且一关就是30个月，直到胡耀邦当总书记前夕，我才得以平反和无罪释放。
【2】2006年，在国内外反毛和彻底否定文革的风潮不可一世的条件下，我的第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发表，题目叫做《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回应》。在这本著作中我运用1997年自己顿悟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雄辩地论证了：文化大革命是不可以彻底否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存在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的历史合理性；同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主席必然是现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错英雄。
* * *
在罗征启方面，我也能够证明，文革中的罗征启，在客观上，从来没有鼓吹过上述反对毛泽东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的“潜台词”：
【1】    从理论上讲，反对毛泽东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在哲学和经济学两方面，证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理论——关于无产阶级能够消灭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显然，这对于文革中的罗征启而言，是完全不可思议和无法做到的事情。
【2】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鼓吹《罗征启访谈录》讲
的上述“潜台词”，在政治上是犯死罪之举。因此，在此大前提下，即便文革当年的罗征启的心中真的拥有反对毛泽东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那么罗征启敢于在414派内部鼓吹上述“潜台词”之举，无疑与罗征启作为清华干部的基本政治素质和罗征启一贯奉行的精明的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是相悖的。换言之，文革中的罗征启即便有反毛之心，也没有反毛之胆！而事实上，应该说，包括我在内的20名清华414派的红卫兵头头（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汲鹏、宿常忠、张雪梅、陈家国、刘万章、周泉缨、黄瑞和、尹尊声、蒋南峰、郭仁宽、王永县、王莲芝、李良寿、傅正泰、李秀芙、任敦渭、谭浩强），没有一个人听见过罗在文革中鼓吹过上述反毛的“潜台词”；同时，从文革中和文革后所有的有关的言论、大字报、文章和著作考证，清华团派的红卫兵方面的头头和有关人员，如蒯大富、刘才堂、陈育延、陈继芳、叶志江、孙耘、孙铮等，也从来没有提起过罗征启在文革中鼓吹过上述反毛的“潜台词”。


结 论

综上所述，罗征启通过公开发表《罗征启访谈录》，人为地编造《必胜》创作史，实际上是在玩弄一个一箭双雕的诡计：其目的一是将自己追塑为文革时代的“反毛英雄”；二是将我这个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理论高手，历史地打成“反毛的反革命小丑”并捆绑在文革时代罗征启的反毛的战车上。
然而，罗征启们没有料到，由于历史是普遍联系的历史，因此篡改历史的任何一环，必然会扭曲整个历史格局。这无疑意味着，罗征启现在通过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罗征启访谈录》编造《必胜》创作史，将文革中的自己追塑为“反毛英雄”，必然会扭曲罗征启与文革中的朋友、对立面乃至文革后提拔他的人们之间的所有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从而实质上企图强迫所有与他有关的人们，包括强迫他的已经离世的好朋友李兆汉在内，统统都为他追塑自己为文革时代的“反毛英雄”作伪证。
所以，我在《对文革以来罗征启的总评判》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评判罗征启：他自文革以来，在很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可以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自作聪明和损人不利己的丧门星。


附 录

（一）
实录我在200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
书中记载的有关《414思潮必胜》的创作过程

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中，对于《414思潮必胜》的炮制过程作了如下实事求是的描述：
由于“7.20武汉事件”的突发，中央明确提出错误的“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此，我当时就认为，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很可能上当受骗了。因为，如果用文革的办法冲击军队，那么军队作为社会最保守的力量，无疑会大乱特乱，结果必然导致毛手中的军权分散甚至丧失，到那个时候，毛即便再有威望、再有集秦始皇、武则天之大成的治国谋略，也无法制止天下大乱了，中华民族很可能因此重新沦落在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所以，我一想到全国如果坚持“抓军内一小撮”的不堪设想的恶果，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着我。我不但认为文革应该急刹车了，而且更认为自己也应该向毛泽东主席进行强谏，从而明确地向他老人家提出自己与之不一定相同的重大见解。或许这就是古代历史上忠良对帝王进行强谏或死谏前的那种冲动，或许这也是佛教讲的，我与毛的重大因缘行将兑现前的某种灵感。正是在这种冲动和灵感的强有力的驱动下，我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当时，我自己对自己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相当满意，因为我认为它已经将我应该向毛泽东主席讲的话讲出来了。事情也很凑巧，刚好这时我在1967年六七月份通过唐伟的关系在郑州考察文革时交的朋友给我来信，我也就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写成给河南造反总司令部某战士的回信的形式，以便其发表后迅速流传到河南郑州去。
为了进一步判定《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到底是否如我自己所期望那种水平，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接着，我决定再将《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拿到学生中去试探反映。于是，我请文工团烈火熊熊战斗组的万润南（就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办“北京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结果第二天万将稿子送回来时说，文章确实很好，不过应该将其中的两个段落顺序倒个个儿。我没有当即反驳万的意见，而是当着万和罗征启的面，重复了万的意见，罗听了即刻反对，因为罗坚持认为文章原来的段落顺序很好，根本没有必要变更它们的顺序。就这样，《四一四思潮必胜》就正式定稿，我当即就将定稿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交给了万，请他委托文工团的414派成员将其抄成大字报。
又过了一天，我去文工团取《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见到好几位年岁似乎比我还大的女同学在为我抄大字报，其中有一位还是清华顶级的女歌唱家，她们一见我来取大字报，便都围上来给我开玩笑：“周泉缨，你写的什么狗屁洋文，像懒婆娘的裹脚带一样长，抄得我们手都酸了，到时候贴出去到底有没有人看的呀？”我笑着回答她们：“你们现在着急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结果，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这大字报贴出去后的第二天，清华园内就如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所以，从“7.20武汉事件”突发、中央明确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政治口号，到同年八月上旬《四一四思潮必胜》正式定稿，时间总共不超过十天，足见《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像不少研究文革的学者想象那么复杂。

（二）
实录2014年《炎黄春秋》发表的《罗征启访谈录》中，
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过程的内容

《罗征启访谈录》中，有关《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分为三个内容，下面我将它们实录如下：
【1】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我们详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的确是有新意，主要是第一，用河南的“河造总”和“二七”的分歧、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是与中央内部有分歧、争论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些话并没有道出，但周泉缨在私下里却明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中央文革把持的一个大杂烩，社会上，大学里这样混乱，中央是不可能平静的。第二，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里虽然各种思潮争论很激烈，百家争鸣，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主张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而另一派是以“四一四派”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因此处境很困难。这就把清华以至于全国的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思潮乃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歧上了。第三，“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可能一时取得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地掌权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批判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其实，经过和周泉缨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2】周泉缨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稿子改定后，由几位文工团的同学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反响极大。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资料全部烧了。
【3】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自由了。李兆汉告诉我，工宣队手里有材料，是周泉缨或者杨忌非（与周同一战斗组的化工系的女同学，周和杨在《必胜》以后又贴了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就被抓起来了）在监狱里交代说：是罗征启、万润南参加修改了《414思潮必胜》。他们不认识李兆汉，所以没有把李兆汉交代出来。

（三）
实录万润南有关《414思潮必胜》创作过程的网贴

周泉樱：你真的让我很失望。你的境界，和叶兄相比，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叶兄的书写得好啊，书名也题得好：“走出文革”，你哪里是“走回文革”，你从来就没有走出过文革。看来当年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让老毛提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块痰，让你痰迷心窍了一辈子。而且，你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我和老罗私下议论过，写这篇文章，对我们而言，是往事一段；对你而言，是一生的辉煌。而且，你为此坐了牢、吃了苦，付出了代价，所以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老罗接受杨继绳的访谈，和盘托出了《必胜》一文出笼的经过，但暂不让公开。）看来，这反而是害了你了。今天，我索性大喝一声，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帮你把这口痰吐出来，也许，你的心智就正常了。
（最后修改于：2010-11-11 00:52:19 ）

我说这段话，无意改写清华的文革史。《四一四思潮
必胜》这篇文章，当时由周泉樱署名，而且也由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其作者，当然是周泉樱。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篇文章（共五段）的“文字”，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出自我的笔下；后两段的每一个字，则是老罗所写。参加构思、讨论，并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这篇文章写得并不精彩。囿于当时的时空环境，许多话没有说透，也不可能说透，或者说，不敢说透。但这是当时第一篇试图对两派思潮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所以影响广泛，甚至惊动了老毛。
看出这篇文章要害的，是张春桥。据说老毛要张看一下这篇文章。张看完以后，告诉毛：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自然犯了毛的心病，批了毛的逆鳞。所以毛才会如此耿耿于怀。
把团派思潮表述得最清楚的文章，不是出自清华人，而是当时湖南的一个中学生，叫杨小凯。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无论是理论高度还是文字质量，都较《必胜》要胜一筹。他明确指出，在打倒刘邓司令部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所谓团派思潮，就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江青、四人帮为代表的“新文革”，继续革命，要把“旧政府”手中的权力全部夺过来。而所谓四一四思潮，其实质是支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要排除“新文革”左的干扰，尽快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我认为，这才是当年清华两派、乃至全国两派争论、甚至不惜武斗的大背景。
（最后修改于：2010-11-11 10:11:25）

（四）
实录《414思潮必胜》1967.08.01原文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四一四思潮必胜
---- 给河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清华井冈山414总部东方红战团一战士
1967.8.1.

[转抄按语]
近来有那么一些人，让极左思潮和私字迷了心，瞎了眼，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得势啦，放着大批判不搞，放着大方向不抓，他妈的耍尽手腕，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革命小将，企图从极左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真是混蛋透顶！
　　什么“老机”、“机会主义”，什么“极右派”，什么“二老保”、“二白匪”，什么“康老四”，胡言乱语，气焰不可一世，还扬言要狠狠地打一场所谓外战，企图把“老机”和刘邓路线一块儿批倒。
　　可爱的“左”先生，就请你们放手批判吧，批透以后还可以再试一下你们的“红色政权”的稳固性，来个武化运动，把“机会主义”、“二老保”、“二白匪”统统抓起来吧！东方红革命小将等着你们的一切！
　　老实告诉你们，什么“极右思潮”！我们的观点根本不存在右不右的问题。你们眼里的“右”，恰恰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干部问题、群众问题、一切的一切，统统要解决，大多数一定要解放！如果你们硬要说这是“右”，那么我们“右”得好，“右”得对！你们口中“极右”的叫声愈高，我们愈是感到还“右”得不够！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极左思潮终将被摧垮，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414思潮必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由于时间问题，现在不可能写什么文章孝敬你们，只发表我们一个战士给战友的一封信，算作一个暂时的应付。并不是不报答你们，只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东方红战团00支队1967．8．9．　　　　

ＸＸ同学：
　　你的来信收到了。
请你代我向全体河造总的战友问好！并向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下流血牺牲的战友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挫折和困难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办得好一些。它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颓丧，我们更要千百倍地振奋，更加猛烈，更加巧妙地去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大联合核心的任务来。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在这种痛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主力军！也只有主要依靠我们，依靠这一支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兵和广大劳动人民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而上述问题都将涉及到文化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一些探讨，对在艰难困苦浴血奋战中的战友，也许会有用处。

一、阶级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的大革命。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战胜资本主义，从而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马列主义领袖所在的时代未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领导中国的工农兵解决这一最伟大的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任何一场大革命都是变更阶级关系并解决一个相应的政权问题。这点文化大革命和一切革命是一致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仍在急剧地进行着。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将通过更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首先所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而无产阶级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决地进行反复辟、反演变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在这场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最先发现和扶植了一批无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先进力量，他们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最迅速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用毛泽东思想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自己队伍中演变了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将进行一次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把他们从历史舞台上赶下去。没有这支新生的力量来补充先锋队的血液，没有这支新生的力量来替换先锋队中的腐朽力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支力量也在新陈代谢。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相应的政权问题的解决。
然而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及苏联未来的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基本事实。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在共产主义化。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决不可能来一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的。相应的政权也只是局部的改变，而决不是彻底的改变。
否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定文化革命中阶级关系有变化的一个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的现实或是片面强调文化大革命前后阶级关系的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都可能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成为右倾保守思潮。
但另一方面，抹煞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革命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结论，那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复辟资本主义。
当然，在目前来说，第一方面还是主要方面，但是也必须充分注意第二方面，否则，革命以后，也会出现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他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分道扬镳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两个造反派（即后面要提到的414派和团派）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二、派别的规律性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政治派别的划分和社会的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成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指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在实力上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中也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哪些派别。”
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最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414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的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支。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取得的成就以及所犯的错误的性质程度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点。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一个统一的称呼：414派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则是414思潮和团派思潮。
414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的战场上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是如此。当然两派在战斗中都可能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比如有的团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414派在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的反动路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地都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个别地转向反面的也是有的。
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阵线的问题上，两派的原则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稍一下降时，414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地上升。
由此可见，414派和团派的分歧是有规律性的，而且是非常原则的，不可调和的。
从历史上看，414派几乎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最早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和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当团派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外流、躺倒，甚至向保守组织提交悔过书的时候，往往都是414这批造反派挺立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争取胜利。尽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于认识问题也犯有这样那样的右倾错误，但是比起溜走，躺倒，甚至倒戈来总要好上千万倍！退一万步说也为造反派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
从组织上看：414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中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414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而且还经常地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往往在组织上占据部分以至于主要的领导地位。
从政治观点上，414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目标。对待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忱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误的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414能够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些都是长远防修反修所必须的。
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要“大翻个儿”，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阶级关系，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么“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所谓“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妄想再来一次再分配以重新获得失去的财产和权力呢？是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权力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更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这种“大翻个儿”，重新划分“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实行再分配”等等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十分反动的，这也是团派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战友和同盟者，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屡犯错误”并且“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造反派的两个派别、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因此尽管他们在当前对付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但是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两种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可以肯定，团派作为一种思潮是一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其顽固的代表人物会滋长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而被历史淘汰，而团派的多数优秀分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将会抛弃这种极左的思潮而布尔什维克化或劳动人民化。

三、斗争的复杂性

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局部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各个阶级的代表势力都纷纷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以便让历史对他们进行选择，胜利的胜利得更彻底，垮台的垮台得更痛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工农兵、劳动群众和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的课题，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需要从外部向工农兵、劳动群众灌输。这个灌输的过程是少数教育多数的过程，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重新学习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的过程，也必然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浴血奋战、争取最后胜利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会受蒙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内部也会有先进和后进的矛盾。
毛主席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由于矛盾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于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复杂的情况：
一方面，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后进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的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有时他们利用造反派的队伍特别是团派的队伍不纯，挑动受蒙蔽的群众去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有时他们则通过无原则的吹捧，利用团派中的极左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所谓“右倾势力”的414派，特别是参加过保守派的曾受蒙蔽的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等等。归根到底，激化次要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手中的大权，并且有朝一日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也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航船撞到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用团派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414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做好准备。
应该注意，这里决不是几条“小鱼儿”在翻浪的问题，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其形式完全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类似，只不过反动阶级新的代理人的手腕可能更高一点，形“左”实右的迷惑力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在夺权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各个局部的地区，正如毛主席说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丧失警惕，被敌人所利用。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家的“魄力”和“铁的手腕”，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走资派手中的权统统夺回来，我们要集结最最广大的同盟军，甚至大魄力地利用一切次要敌人的力量划几桨，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在水中。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把握政权，巩固政权。相反，对待反修防修的主力军，对待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使之不向敌我矛盾方向转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按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上来，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关键。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还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法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思想都将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坚决肃清它们。




四、军区问题

全国各军区介入运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的指战员积极投入支左工作，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子弟兵。许多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干部，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支持成分比较好的、代表广大工农兵最高利益的414派。
但是就在这时，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414派和团派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同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派，并利用受蒙蔽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然后打击414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在中央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以后，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干部，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了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于是，二、三月份以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又遇到新的障碍。
在新障碍面前，必然出现新高潮！
面对这种新的高潮，414派和团派都开始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前最关键、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权问题和支左问题。因此两支造反派的主攻方向开始统一起来。这里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然而，414派和团派由于组成成分、发展历史和思潮特点有质的差别，因此在对形势、前途、敌我友力量的阶级分析以及战斗的部署和策略等等方面，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团派认为，各个军区犯错误的原因完全是黑手操纵的，完全是自觉地和林彪副主席对抗。因此，团派的同志嘴里不说，心里想的是自下而上地像去年炮打司令部那样去冲军区，“彻底砸烂”，“彻底夺权”。对待压制过自己的保守派，基本上是“武攻武卫”，像对待蒋介石的士兵一样。对待414派，特别是对那些在对待军区和对待团派有错误的414派，则是“二白匪”，“二老保”，坚决镇压，完全吞掉！而且应该比老保首先吞掉！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于是，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的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对枪杆子的领导权，局部地改善军权，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夺权。
像以前那样，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锐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和山头主义的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取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想来一个“造反阶级”压迫“保守阶级”的军权的“再分配”，这肯定是要碰钉子的。
总之，团派的种种分析和种种做法，将更加激化那些次要矛盾，将在实际上模糊主要矛盾，分化和削弱造反派。
我们414派则认为：首先必须紧紧跟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对军区的问题，对军权的问题，对枪杆子的问题，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估计，克服过去对权、对枪杆子不够敏锐、不够重视、不够坚决的弱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权是无产阶级的，枪杆子是无产阶级的，任何私字夺权观，把阶级的军权割据为小山头的、某个团体的武装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军权只能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权，而决不是“造反阶级”镇压“保守阶级”、吞并自己战友的权。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但是，我们414派认为，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外，我国社会阶级的状况是不可能有原则的变化的。政权，特别是军权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414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414派的特点，坚持414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像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的。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想再次借手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状况下，党内、军内走资派要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的群众，并使他们充当全国规模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既没有能够蒙蔽群众及战士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准备。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军区，各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已经是这样做了。
更主要的是，主要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听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号令，进行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布局和政治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的事变，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全面内战是不可能的。
应当看到，由于本身的弱点，相当大部分的414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对待团派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414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所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运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我们相信这支造反派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转变的。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完全不等于不准备战争的一手，特别是在有人要用武力吞掉我们、打垮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自卫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区进行着初级形式的自卫的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的变化打将起来，或者继续爆发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原因、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作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由毛主席把握轮舵的革命的航船，将绕过一切或明或暗的礁石，奔向共产主义！我们414派应当为实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实践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努力战斗！

五、414必胜

当前，各地团派一片呼喊：
河南造总要垮台了！
哈尔滨山上派掌不了权！
武汉三新靠边站！
……
清华414必败！
全国的414派都要完蛋！
有些团派的同志，企图以暴力把一年多来和刘邓浴血奋战的414派打下去！扫除夺权中的“隐患”。
可是，他们不知道，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即便是日趋没落的政治势力，在未完成其历史使命时，都不可能人为地将它推出历史舞台，何况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造反派呢！414派是压不垮、吞不掉的。暴力有时候看起来是万能的，但是，暴力一旦脱离了广大群众的最高利益，就会被新生的暴力所消灭，个别的414派也许会被走资派所操纵而走向反面或被压垮，但从整体看，414派必胜！
为什么414派必胜？
首先，在当前的各派别、各思潮当中，414派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各阶级都为未来的战斗锻炼着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从阶级成分、一贯表现，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查，414派是最接近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如果说414派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么，克服这些缺点错误，就将使414派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使414派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更加完善起来。414派在克服着种种困难，在各种批评、指责，甚至高压打击下“锻炼着自己所必需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是为了迎接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过程，困难和曲折的后面，胜利在等待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414派！
而团派虽然也有许多真正勇敢的造反派，他们完全能够布尔什维克化。但团派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接近于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当中不可改造的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为了防修和反修。因此作为思潮而言，当它发现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它已经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了，到那时候这个思潮的顽固的代表人物，也将被无产阶级铁的手腕捏得粉碎。
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并且稳固住这个权，就必须由414派这样一支真正的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作为核心。现在全国已经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有哪一个是镇压了相当于414派而夺权，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414派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得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他们和414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了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定的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414派。
只有414派能够团结 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14派必须也完全能够做到正确地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414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样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居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中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414派内部目前主要的右倾危险。
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者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花费极大的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要完成列宁提出的稳固政权的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迹，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414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量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权胜利以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态？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的任务？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的414派！
革命化的414派必胜！


XX同志：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线上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立即就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是还没有完全从洞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临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的确，“患难识朋友”。列宁说的“套中人”也就是小人。这种人在革命道路上是很常见的。你信中提到“XXX”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困难时期这种人会多几个起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极右思潮”、“二老保”、“二白匪”的骂声压不到我们，倒戈和叛卖也摧不垮我们，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有人说我们软弱不可依靠，可他哪里知道，历史上一切先进势力，起初的时候往往是“弱小”而无知的，但当她和旧势力经过千百次较量以后，她就练得比她的反面教员更加顽强，更加高明，最后终于完全战胜她的反面教员。相反，一切旧势力看起来是“顽强”的，“老练”的，因为本来他们就出于旧阶级嘛，他们不需要学习，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要失败的。
前进吧！克服一切困难前进吧！
胜利必定属于真正的河南造反派！
你的战友 XXX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

（五）
《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
周泉缨
2010.11.14

历史永远是任人雕刻的历史，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对
不同的人雕刻的不同的历史进行对比和分析，才能体会真实历史的内涵和正确记取其中的教训。

1967年8月初，我在清华大学贴出了大字报《414思潮必胜》。1968年7月27日我因为《414思潮必胜》这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主席在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时公开点名批判。因此，《414思潮必胜》及其诞生过程成为后来研究文革的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A）《罗征启访谈录》中的
《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

2009年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杨继绳对罗征启进行了采访，主要内容有三个：孙耘事件；陈元出国；八九风波。其中也涉及到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在《罗征启访谈录》中，有关《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实际上分为三个内容，下面我将它们实录如下：
【1】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我们详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的确是有新意，主要是第一，用河南的“河造总”和“二七”的分歧、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是与中央内部有分歧、争论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些话并没有道出，但周泉缨在私下里却明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中央文革把持的一个大杂烩，社会上，大学里这样混乱，中央是不可能平静的。第二，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里虽然各种思潮争论很激烈，百家争鸣，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主张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而另一派是以“四一四派”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因此处境很困难。这就把清华以至于全国的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思潮乃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歧上了。第三，“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可能一时取得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地掌权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批判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其实，经过和周泉缨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2】周泉缨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稿子改定后，由几位文工团的同学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反响极大。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资料全部烧了。
【3】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自由了。李兆汉告诉我，工宣队手里有材料，是周泉缨或者杨忌非（与周同一战斗组的化工系的女同学，周和杨在《必胜》以后又贴了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就被抓起来了）在监狱里交代说：是罗征启、万润南参加修改了《414思潮必胜》。他们不认识李兆汉，所以没有把李兆汉交代出来。





（B）用文革的视觉评判
《罗征启访谈录》中的《414思潮必胜》
诞生过程

综合《罗征启访谈录》中讲的关于《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的上述三个内容，如果人们用文革的视觉看问题，不难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414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是由以罗征启为中心的反革命小集团精心讨论、研究和炮制出来的。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是罗征启、万润南和李兆汉，前方外围人员是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由他们引进了东方红战团周泉缨——《414思潮必胜》的初稿撰写人，后方外围人员是文工团的某些学生和教师，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抄写《414思潮必胜》大字报的人员。
第二，由于“《414思潮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因此《414思潮必胜》实质上是上述反革命小集团主客观统一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大字报。
第三，《414思潮必胜》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出笼后，罗征启组织的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立即面对可能被侦破和镇压的危险，因此他们一方面将大字报底稿消毁，并在成员内部制定可能应急的保密规定，另一方面为了反革命小集团的整体利益，红卫兵小将周泉缨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作好为《414思潮必胜》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与后果的准备。
第四，后来，周泉缨因为贴出《414思潮必胜》之后，又贴了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而被抓进公安局，结果周泉缨因为意志不坚或经验不足，向政府供出了罗征启和万润南参于炮制反革命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罪行，而李兆汉因为周泉缨不认识而没有被周泉缨供出来。
如果按照《罗征启访谈录》的说法，万润南今天关于“《414思潮必胜》完全出自万润南等人的手笔而没有周泉缨写的一个字”的指认无疑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万润南确实是罗征启反革命小集团炮制《414思潮必胜》的主要成员，虽然《414思潮必胜》的原始初稿是出自周泉缨之手，但经过罗征启反革命小集团的精心讨论、研究和炮制，《414思潮必胜》的终稿与原始初稿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
至此，我首先在道德和情感上，对《罗征启访谈录》中讲的关于《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的全部内容明确表态：
罗征启和万润南，在我周泉缨的生命还没有终结的今天，居然敢于当着我的面发出上述有关《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指认，真是让我领受了有生以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次精神刺激！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类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和理性，因为他们的上述有关《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指认，实际上恬不知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更重要的是，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给于我的精神刺激，无疑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哀，我不得不为我这辈子曾经交上罗征启和万润南这两个朋友而向佛祖作深深的忏悔。

(C)用技术性的视觉
剖析罗征启的伪造历史术

《罗征启访谈录》中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描述，就技术角度而言，其伪造历史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罗征启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党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仅次于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班子的清华中层干部，因此罗征启在文革中无疑是红卫兵的批斗和改造对象，尤其是由于罗征启公开带领清华100余中层干部集体站队支持清华414派红卫兵组织，因此成为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团派红卫兵组织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因为如此，后来团派红卫兵误将罗征启的胞弟当成是罗征启本人装在麻袋里误伤致死，罗征启因此而逃过人生的一劫。所以，毫无疑问，罗征启在清华整个文革过程中如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如果没有414派红卫兵的保护，尤其是没有414派反对蒯大富的骨干战团——东方红战团红卫兵的坚决保护，罗征启即便有十条命，也难逃一命呜呼的下场。所以，如今罗征启却通过《罗征启访谈录》，将自己描述为在文革中有条件、有胆识能够组织“讨论、研究和炮制《414思潮必胜》的小集团中心人物”，岂不是子虚乌有的弥天大谎吗？！我相信凡了解清华文革的人，肯定会因此认为，此时此刻的罗征启很可能得了某种晚年疯狂症，不知自己何许人也。
第二，在清华文革中，我是414派红卫兵组织的二十余名总部委员之一，同时也是414派反对蒯大富的骨干战团——东方红战团的实际负责人，而罗征启只是东方红战团红卫兵特别保护的中层干部对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征启与我的关系，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因此，我作为《414思潮必胜》的初稿撰写人和终稿审定人，请罗征启帮我修改《414思潮必胜》初稿，并非与其进行平等地交换有关的意见，而是直接指令他完成的一个任务。实际上在罗征启本人亲自在我面前接受修改《414思潮必胜》初稿任务离我而去起，到罗征启将他修改后的《414思潮必胜》终稿交给我为止，（下面读者会知道，这个过程大约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与罗征启主观臆造的那个小集团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交谈。更重要的是，由于《414思潮必胜》旨在阻止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抓军内一小撮”，因此当时的紧迫形势决定了《414思潮必胜》只能主要依托我个人的政治敏锐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炮制过程，而罗征启等人的文学性的修改，对《414思潮必胜》的炮制只可能起到某种辅助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中，对于《414思潮必胜》的炮制过程作了如下实事求是的描述：
由于“7.20武汉事件”的突发，中央明确提出错误的“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此，我当时就认为，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很可能上当受骗了。因为，如果用文革的办法冲击军队，那么军队作为社会最保守的力量，无疑会大乱特乱，结果必然导致毛手中的军权分散甚至丧失，到那个时候，毛即便再有威望、再有集秦始皇、武则天之大成的治国谋略，也无法制止天下大乱了，中华民族很可能因此重新沦落在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所以，我一想到全国如果坚持“抓军内一小撮”的不堪设想的恶果，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着我。我不但认为文革应该急刹车了，而且更认为自己也应该向毛泽东主席进行强谏，从而明确地向他老人家提出自己与之不一定相同的重大见解。或许这就是古代历史上忠良对帝王进行强谏或死谏前的那种冲动，或许这也是佛教讲的，我与毛的重大因缘行将兑现前的某种灵感。正是在这种冲动和灵感的强有力的驱动下，我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当时，我自己对自己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相当满意，因为我认为它已经将我应该向毛泽东主席讲的话讲出来了。事情也很凑巧，刚好这时我在1967年六七月份通过唐伟的关系在郑州考察文革时交的朋友给我来信，我也就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写成给河南造反总司令部某战士的回信的形式，以便其发表后迅速流传到河南郑州去。
为了进一步判定《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到底是否如我自己所期望那种水平，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接着，我决定再将《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拿到学生中去试探反映。于是，我请文工团烈火熊熊战斗组的万润南（就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办“北京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结果第二天万将稿子送回来时说，文章确实很好，不过应该将其中的两个段落顺序倒个个儿。我没有当即反驳万的意见，而是当着万和罗征启的面，重复了万的意见，罗听了即刻反对，因为罗坚持认为文章原来的段落顺序很好，根本没有必要变更它们的顺序。就这样，《四一四思潮必胜》就正式定稿，我当即就将定稿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交给了万，请他委托文工团的414派成员将其抄成大字报。
又过了一天，我去文工团取《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见到好几位年岁似乎比我还大的女同学在为我抄大字报，其中有一位还是清华顶级的女歌唱家，她们一见我来取大字报，便都围上来给我开玩笑：“周泉缨，你写的什么狗屁洋文，像懒婆娘的裹脚带一样长，抄得我们手都酸了，到时候贴出去到底有没有人看的呀？”我笑着回答她们：“你们现在着急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结果，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这大字报贴出去后的第二天，清华园内就如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所以，从“7.20武汉事件”突发、中央明确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政治口号，到同年八月上旬《四一四思潮必胜》正式定稿，时间总共不超过十天，足见《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像不少研究文革的学者想象那么复杂。
第三，无论在清华文革的两派斗争中（包括在我后来的两次坐牢过程中），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四十余年来，我一贯毫不动摇地认定我在文革中撰写和发表《414思潮必胜》，是中国广大红卫兵忠诚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忠诚于毛泽东主席的最高体现。所以，罗征启关于《414思潮必胜》贴出后的所谓“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以应对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可能的镇压的种种描述，百分之百地是罗征启基于自己现在的世界观和政治心态主观臆造的文革历史情节。同时，罗征启之所以敢于将如此一份主观臆造的东西交到我的手中，完全是源于罗征启自以为是地认定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下，我也是如同他那样，是一个为了名利可以出卖原则的人，从而乐意接受或者至少违心默认他的上述别有用心的主观臆造。

(D)用理论性的视觉
剖析罗征启的伪造历史术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而言，《罗征启访谈录》中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描述，实质上是按照罗征启的世界观对《414思潮必胜》的理解，将《414思潮必胜》的实际诞生过程主观臆造成一个文革群众通过地下斗争的方式反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的过程。罗征启认定，《414思潮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从而转弯抹角地企图将这个在文革中必然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思想”的罪名强加于我。
与罗征启一样，万润南也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对《414思潮必胜》的理解，将《414思潮必胜》主观臆造为他万润南笔下的产品，并霸道地咬定周泉缨在《414思潮必胜》中没有写过一个字。所以在万润南高深莫测的西洋眼里，《414思潮必胜》无非是讲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早已讲过的江青“四人帮”代表的“新文革”与他万润南的前老丈人（刘少奇）代表的“旧政府”的矛盾，而且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无论是理论高度还是文字质量都较《414思潮必胜》要胜一筹，言外之意，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公开点名批判《414思潮必胜》纯粹是低能无聊之举。
由此可见，万润南向我发动超级流氓式的攻击，其根本原因，不是万润南自己对《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什么兴趣，而是万润南对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兴趣，因为万润南可能认为，这一招很可能能刹住周泉缨对万润南所在的民主派的命根子——西方民主思想的锐不可挡的攻势。如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也算万润南及其后台老板在政治斗争方面有一点水平。
实际上，《414思潮必胜》确实是我后来顿悟和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导。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其基本逻辑就是《414思潮必胜》内含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414思潮必胜》否定团派思潮，就相当于“统一论哲学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结果必然认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试错”；同时《414思潮必胜》又否定保守派思潮，就相当于“统一论哲学思想”否定西方民主思想，其结果必然认定“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彻底过时并必然迅速走下神坛”；最后，《414思潮必胜》肯定414派最终必然掌权，就相当于“统一论哲学思想”认定主导未来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阶级，必然是现代“三个代表”的知识阶级。
因此，万润南运用超级流氓手段，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因为《414思潮必胜》已经在我周泉缨手中完成了她自身的历史使命，并成功地升华为西方民主思想不可匹敌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所以，万润南在清华校友网上企图向我周泉缨背上猛击的那一掌，不但不可能击中我周泉缨，相反却狠狠掴在他背后的导演罗征启的那张龌龊的脸上！关于这一点，无疑会出乎万润南的意料之外。






(E)罗征启至今也不可能知道的
重要历史事实

正因为罗征启和万润南的世界观不可能理解《414思潮必胜》真实的历史内涵和政治作用，因此他们也不可能理解我作为《414思潮必胜》的作者的解放全人类的品格与境界，所以直至本文公开发表在清华校友网之前，罗征启是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发表《414思潮必胜》和《窃国大盗陈伯达》等重要大字报时，所制定和坚持的独特、有效的政治策略。
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讲的，《414思潮必胜》和《窃国大盗陈伯达》等重要大字报，实际上是我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向伟大领袖毛泽东提出常人不能提出和不敢提出的关于“文革应该急刹车”的“强谏或死谏”，因此除了大字报的政治水平必须超群以外，在大字报中充分表达我对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的真切热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有利于将我的有关声音迅速传到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去，也有利于毛泽东主席对于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基于此，我在发表《414思潮必胜》和《窃国大盗陈伯达》等重要大字报的同时，也确定了我独特的政治策略，那就是政治上光明磊落、完全透明，坦然接受党和国家对我的“强谏或死谏”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和检验：第一，在我的人身自由没有被控制之前，发表大字报完全公开自己有关的文革思想和活动的全过程；第二，在团派红卫兵组织抓住我而不断地拷打我的时候，顺从地配合他们的审问，原则上他们想知道什么就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什么，当然包括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帮助我修改《414思潮必胜》这件事情在内，因为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如罗征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偷鸡摸狗的反革命行动；第三，在监狱里，将我从记事起人生的一切，统统交给党和国家去审查，同样也包括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帮助我修改《414思潮必胜》这件事在内。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从监狱里释放我这个按照文革标准、百分之百的“黑五类子弟”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政治透明”的策略是正确和有效的。相反如果我像罗征启描述的那样，采用类似解放前地下斗争的政治策略去发表《414思潮必胜》等大字报，甚至如同传说中的遇罗克那样，将一个防身用的手榴弹藏在自己的床底下，那么弄得不好，《414思潮必胜》连同我的这一条命，或许早已经淹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了。
总而言之，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的历史过程，今天决不是罗征启和万润南可以随意雕刻的了，甚至连我自己即便想改变它也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关于《414思潮必胜》诞生的历史过程，不仅刻录在文革中的团派红卫兵曾经经手过的有关审讯记录当中，而且还刻录在国家公安机关的有关审讯档案中。


(F)结束语

写到这里，我想我“告别罗征启、万润南”的人生一劫可能基本上已经越过去了。不过，罗征启和万润南让我领受的有生以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次精神刺激，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痛定思痛，我很后悔当初在中学时代偏好数理化和历史，而不好好学习语文，因此进大学后写文章的能力实在太差，如果我在文革中有清华团派理论家叶志江的文学水平，或者我在文革中有我现在的夫人陆平威在身边帮助我修改大字报，那么我的人生肯定能够避免“告别罗征启、万润南”这一劫了。
不过反过来我又想，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向性，“告别罗征启、万润南”这类事情虽说轮到任何人头上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但通过“告别罗征启、万润南”，尤其是在自己母校网站上完成“告别”，对于我进一步宣传以《414思潮必胜》为前导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无疑是很有利的。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林海组织的清华校友网63年级网站，为我提供了顺利“告别罗征启、万润南”的好平台！
谢谢！真诚地感谢清华校友网63年级网站！

（六）
《关于<414思潮必胜>》
周泉缨
2010.11.18

（A）《414思潮必胜》有两个要义

关于历史地评判《414思潮必胜》的文革著作不少，其中以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和宋永毅的《文革的异端思潮》比较典型。不过，有关的文革著作与社会上大多数关注《414思潮必胜》的人们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按照他们
自己现在的世界观去理解和评判《414思潮必胜》，因此都普遍没有充分关注《414思潮必胜》这个历史资料内在实际上存在的两个要义：
《414思潮必胜》的第一个要义，是展示414派在文革中反对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极左思潮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强调自己也是反对文革中的保守派思潮的。换言之，在《414思潮必胜》中，文革实际上存在三个派别（保守派、极左派和414派）而不是两个派别（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个要义实际上涉及《414思潮必胜》内含的黑格尔哲学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而且规定了《414思潮必胜》后来必然演变为“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人类社会存在三个阶级的理论。
《414思潮必胜》的第二个要义，是她的发表，在政治上主要不是宣传我别出心裁地提出的“414思潮”的，而是借用“414思潮必胜”这个有别于文革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必胜”一统天下的提法，通过《414思潮必胜》的第四个问题——“军区问题”，公开对抗“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讲的，这个要义实际上规定了我作为《414思潮必胜》作者对毛泽东主席的“强谏或死谏”的写作动机，也规定了我撰写《414思潮必胜》的过程是一种誓死保卫毛泽东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的政治冲动过程，因为我当时料定如果当时的中国继续坚持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的话，中国就必然会大乱。后来，在《414思潮必胜》发表后没有过多少天，“人民日报”果然发表关于否定“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的社论，从而又引发了我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

（B）《414思潮必胜》的三派观点之来源

《414思潮必胜》关于文革存在三派的观点，起源于清华文革初期唐伟自发组织的“八八串连会”。参加“八八串连会”的清华群众，就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八八派”。 清华“八八派”的基本观点是：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是错误的，不过王光美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是仍然不是阶级敌人；而蒯大富虽然是不应该被镇压的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但蒯大富也不是革命左派。显然，“八八派”的观点与当时清华文革的保守派的观点是不同的；同时与当时清华蒯大富为首的“蒯派”（后来发展为团派）的观点也是不同的。换言之，在清华大学，作为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三个群众派别：保守派、“八八派”和“蒯派”。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三派群众派别演变为：保守派、414派和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其中保守派最后有的溶解在414派和团派中，有的演变为逍遥派。
《414思潮必胜》关于文革存在三派的观点，在我的头脑里真正形成为一种理论性的观念，是因为我对河南省文革的调查研究。
大约在1967年6月的样子，我通过唐伟的介绍去河南郑州调查河南文革的实际情况。河南文革明确地分为三派：“十大总部”（相当于清华的保守派）、“二七公社”（相当于清华的团派）和“河南造总”（相当于清华的414派）。同时，我在河南也了解到湖北文革也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百万雄师”（相当于清华的保守派）；“三钢派”（ 相当于清华的团派）；“三新派”（相当于清华的414派）。正因为如此，《414思潮必胜》是以我给“河南造总”的一位战友的形式发表的。在这里，还隐匿着一个美好的浪漫故事，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再给愿意听的网友讲。
正因为事实上清华文革如同《414思潮必胜》实际上展示的那样存在的不是两派，而是三派，所以导致了中共中央内部在有关的清华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其中，共产党的元老之一陈云对于清华大学文革中的团派和414派的斗争，作过一个明确的批示：“两派都要否定！”。显然，陈云把清华文革中的团派和414派都归结为造反派。而实际上大多数否定文革的老干部都将414派归结为保守派。这种分歧的客观存在，说明清华文革的确存在三派，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还无法搞清楚清华文革为什么存在三派罢了。一般地说，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在今天西方民主思想主导全世界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外有关的学者和读者，都往往将清华文革中的414派，视为介于清华保守派和清华团派之间的折衷主义的中间派。当然，这与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仍然认为人类社会从来只存在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等两大阶级，而不存在第三个知识阶级有关。

（C）关于毛泽东对《414思潮必胜》的批判

综合分析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现在我认为，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7日通过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公开点名批判《414思潮必胜》并当即下令从监狱里释放我，涉及以下五个因素：
第一，毛泽东主席无处不在和万能的情报系统已经确认我作为《414思潮必胜》作者，确实不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而是保卫毛泽东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的革命学生；
第二，毛泽东主席实际上已经承认《414思潮必胜》在“7.20事件”以后促进了他下决心收回和纠正了“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作为伟大领袖没有必要直接向群众公开承认这一点而已；
第三，毛泽东主席已经下决心结束红卫兵运动，因此他也就决定统一释放在红卫兵运动中所有在监狱里关押的学生政治犯，包括释放反对林彪的伊林、迪西在内，所以他公开点名释放我，只是拉开了释放学生政治犯的序幕而已；
第四，毛泽东主席已经意识到《414思潮必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在文革中存在三个派别（保守派、极左派和414派）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他也感到很有新意，然而毛泽东主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只承认文革存在两个对立统一的派别——保守派和造反派，不承认414派是一个独立的派别，所以他以一种质疑口气向远在监狱里的我发问：“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只有414？我想不通”意思是问我在《414思潮必胜》中讲的那个414派，到底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主席通过批判《414思潮必胜》及时提醒和忠告周恩来等老干部，不要以为他同意向清华大学派遣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并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是否定文革和否定他自己的文革理论！或者直白地讲：他认定，通过文革毛泽东派仍然要领导中国，因此未来主导中国的既不可能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也不可能是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派。




（七）
《对文革以来罗征启的总评判》
周泉缨
2010.11.18

【说明】
这篇文章里的内容，原来也是我已经发表的“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一文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为了让“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一文在逻辑上保持紧凑的结构，所以将它们裁去，并放进“写作碎片”中待处理。今天整理“写作碎片”，我将其重新撰写为一篇短文献给网友。
不过，在我决定发表此文之前，我的夫人陆平威不希望我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她认为我发表这篇文章，会给网友一个错觉，让他们认为我周泉缨在告别罗征启以后，一直在斤斤计较与罗征启之间的个人恩怨。然而，我认为网友如何看待我周泉缨是一件小事情，而公开正确评判罗征启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决不可以因小失大，而不发表这篇重要的短文章。

【正文】
我认为，罗征启作为清华大学文革中有名的中层干部，其政治实践实际上已经对清华大学文革和文革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而且有关的影响不是无足轻重和不值得评判的，所以我不但有必要、而且有责任整体评判一下文革和文革后罗征启的重大政治实践：
【1】在清华文革当中，罗征启带领100多名清华大学中层干部集体亮相支持414派，这个行动，虽然在当时得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414派全体红卫兵的赞赏和认同，但是从理论上讲，罗征启的这个政治实践，是不利于清华文革正确地进行历史试错的，也不利于清华广大中层干部正确反思和解剖自己过去的干部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当年的团派也是站在派性立场上去反对罗征启带领中层干部集体亮相414派的，但是团派反对罗征启的这种做法的观点是可取的，而我们414派无原则地支持罗征启带领中层干部集体亮相414派，无论其派性出发点，还是有关的政治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2】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在陈云儿子出国留学问题上，罗征启作为清华大学党委的一名副书记，脱离清华党委会的集体领导，私自介入这件事情，以个人名义给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陈云写信，解释清华方面对陈云儿子出国留学问题的具体处理事宜，这种超越组织的做法原则上是不合适的。正因为如此，后来当清华不少干部和教师联名就陈云儿子出国留学问题实质上向陈云提出抗议时，陈云误将此事与罗征启个人的信联系起来，发出了关于清华文革“两派都要否定”的重要批示。结果，不但罗征启自己仕途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且给不少414派的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任用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其中，414派的一个主要头头——大烈士子弟陈楚三的仕途就是断送在罗征启引发的这个批示上的，据说陈云后来也为此有过悔意，他指责有关的助手，为什么早不告诉他关于陈楚三的背景！所以，我们暂且不去评判陈云关于清华文革“两派都要否定”的批示，只实事求是地揭示：罗征启的非组织行为引发这个批示的历史责任是无法推脱的。后来，事实上罗征启的非组织行为，不仅害了他自己，而且也害了包括陈楚三在内的不少414派的知识分子。
【3】在“六四事件”当中，如果罗征启像当年苏联的叶利钦那样，公开引领群众走上街头对抗当局，那么从西方民主思想的政治信仰的角度而言，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罗征启并没有叶利钦的气魄和水平，而是热衷于搞偷鸡摸狗的政治动作，他一方面“阻止”深圳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另一方面又夹在很多深圳大学的共产党员当中，以深圳大学广大共产党员的名义，联名在社会上公开抗议中共中央当局，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耻的不光明正大的政治行为。因此，罗征启在“六四事件”当中的政治实践，无论从政治信仰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策略的角度而言，都是应该被历史地否定的。
【4】最后，这次罗征启与万润南等联手通过中国民主派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的《罗征启访谈录》，伪造《414思潮必胜》的历史，篡改《414思潮必胜》政治实质，毁坏我的政治名誉，并将自己历史地定格为某种政治英雄，又是重演了他热衷于通过搞政治小动作谋取自己政治利益的的丑恶把戏。
所以，罗征启文革和文革后的政治实践雄辩地证明，他是一个一贯的热衷于搞非组织活动和玩弄小权术的机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永远自以为是地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错误”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我个人坦直地认为，我与罗征启确实都是清华414派的不可忽视的人物，不过历史证明，由于我与罗征启的世界观和政治做派刚好相反，因此我与罗征启的政治实践效果也刚好相反：应该说，我是清华414派名副其实的福将，而罗征启则是清华414派不折不扣的丧门星。

（八）
《周泉缨为什么与罗征启翻脸》
周泉缨
2011.04.06

2011年母校清华大学的100周年校庆将临，老同学老朋友纷纷加强联络，在此过程中，有的老同学老朋友特意就前段时间我与罗征启翻脸一事私下向我质疑。由于有关问题在政治上很有明确的必要，所以我专门在“清华校友网”公开回答这些老同学老朋友的上述问题。
有老同学老朋友问我，听说佛教与人为善、反对斗争，你信佛为什么要因为《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问题与罗征启翻脸？
还有老同学老朋友私下里对我讲，他深恶蒯大富的“权经”，也讨厌蒯大富自编并在1966年就印发了5000册“蒯选”，就他对蒯大富文革中旳表现的了解，蒯大富是个坏人。简单讲，所谓坏人，就是不择手段地将自巳的快感建立在他人旳痛苦之上的人。而你周泉缨在2005年老蒯庆祝自己60大寿的酒席上的讲话，则拿自己的热脸去贴蒯大富的冷屁股；再者，近来听说沈如槐两次在酒席宴上对前去与其示好并握手的你公开宣布与你“断缘、拜拜”，你还忍着屈辱没有公开与沈翻脸，既然你能够如此“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冷屁股”，为什么要对一直处于友好关系的罗校长翻脸？
…………
老同学老朋友关于上述我与罗征启翻脸的问题，本质上涉及我个人立世的基本原则问题。本来按照我的习惯，我倾向于从哲理的高度回答老同学老朋友的这些问题，但是为了避免他们读我这篇文章也如同读我旳书那样感到“很累很痛苦－－‘蜡脑子’那么难受”，所以我用通俗的方法回答老同学老朋友关于我与罗征启翻脸的问题：
假设，某人为了炫耀自己对性生活的观念如何开放和如何时尚，因而编造一段故事，大意是：某年某月某日他亲眼见到一个女同学与她父亲乱伦，他也并不认为这位女同学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就此，我问问那些向我提出关于与罗征启翻脸质疑的老同学老朋友，如果你们是那位被编造故事中的女同学，你们可能容忍吗？可能与某人不翻脸吗？同样，回到罗征启这个问题上，事实上罗征启通过《与“炎黄春秋”的访谈录》编造了我抱着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动机撰写《414思潮必胜》的文革故事，对罗征启而言无疑是标榜他在政治上是一贯的“反毛英雄”，而对于我而言，这个文革故事则比编造“女同学与她的父亲乱伦”的故事还要恶劣和严重千万倍！这就是我可以“拿自己的热脸去贴蒯大富和沈如槐冷屁股”却义无反顾地与罗征启翻脸的根本原因。因为信仰对于我而言，比生命和脸面更重要。至于老同学老朋友、直至世上成千上万的众生，对于我的信仰、思想和见解不认同、不理解，甚至因此要与我“拜拜”，那都是他们自己因缘中的思想认识问题，这与罗征启编造“《414思潮必胜》是缘于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文革故事、在信仰上损人利己的恶性原则问题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我又何必因为个人的脸面和自尊与有关的老同学老朋友翻脸呢？否则，我就不可能是那个能够顿悟当代最先进的普度众生的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我了。
至于讲到佛教徒问题，我想告诉有关的老同学老朋友，佛教思想并非反对斗争的思想，而是主张非暴力地进行斗争的思想。佛教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原则性是超强的。按照佛祖的教导，对于佛教内部的信仰叛徒，全体佛教徒必须与之断交，这也是我反复在佛教徒面前声明自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徒的原因。实际上，我确实只是佛祖释迦牟尼哲学思想在现代的真心诚意的学生，而在宗教信仰上决非佛教徒，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已经认定，包括现在看来还依然是正确的佛祖的哲学思想在内的任何真理思想，迟早都是要过时的，世界上从来只存在不断通过“试错”实现“顿悟”的人，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完成终极“顿悟”的拥有大智慧、大圆满的佛。













作者及其著作之简介

作者周泉缨，浙江省诸暨市牌头镇人。1943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
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锲而不舍地探索和研究有关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社会命运和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作者在文革中因为撰写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被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两次因为思想理论问题而坐冤狱；改革开放中又一直被错误地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然而，作者终于在1997年受佛祖的“缘起说”的启发顿悟并创生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将人类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认识提高到崭新的历史水平。
作者已经发表的理论著作，除了曾经被毛泽东主席批判的文革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之外主要还有：
【01】《我的理论创新》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2年出版
【02】《坚决提升反腐败的战略地位——十八大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2年出版
【03】《论真理的顿悟与检验》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2年出版
【04】《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1年出版
【05】《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0年出版。
【06】《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0年出版
【07】《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
银河出版社（香港）2009年出版。
【08】《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
银河出版社（香港）2007年出版。
【09】《论胡耀邦》
2011年10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0】《论控制腐败》
2011年12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1】《论权力制衡》
2012年02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2】《重庆模式是反动模式》
2012年3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3】《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
治改革）》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4】《民主派鼓吹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实际上是
一个历史大骗局》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5】《西方民主正在走下神坛——评判“刘晓波事
件”的政治实质》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0年出版
【16】《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
社会主义”理论）》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7】《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
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
银河出版社（香港）2006年出版。
【18】《再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1年出版
【19】《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0】《破解文革与六四失败的奥秘》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1】《如何正确评判毛泽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7
周年而作）》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2】《评判＜千秋功罪毛泽东＞——只有正确评判
毛泽东才能正确迎接未来》
银河出版社（香港）2009年出版
【23】《“三个代表思想” 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使命》 2010年10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4】《（给中共中央上一堂政治、哲学课）
彻底批判普世价值观
（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前途无量）》
2011年7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5】《为普京总统喝彩——论苏联解体与和谐世界总战略》 银河出版社（香港）2012年出版
【26】《科学评判中共十八大》
2012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7】《简评宪政与审判》
2013年10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8】《“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十大观点》
2013年5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29】《论反腐败的目的、标准和方法
——给中共中央的重要建议：
严格区分法前腐败与法后腐败，
稳住社会全局、创建法治未来》
2013年5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0】《论镇压与平反“六四”的历史必然性》
2013年5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1】《毛泽东是现代最伟大的试错英雄
——论正确评判现代世界历史》
2013年7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2】《论一党制必然取代多党制》
2013年8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3】《再论现代知识阶级问题》
2013年9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4】《简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2013年9月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5】《关于三峡工程的深层思考》
2013年9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6】《简论三权分立的一党制
（民主制度是昙花一现的政治制度）》
2014年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7】《简论正确对待民主思想
（民主思想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2014年3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38】《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
银河出版社（香港）2005年出版

《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的备忘录》
书 名 《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的备忘录》
作 者 周泉缨
出版社 银河出版社
地 址 香港铜锣湾31130信箱
开 本 850毫米×1160毫米 1／32
版 次 2014年3月 第一版
书 号 ISBN 962-475-814-X
本书为《和谐世界理论》之系列丛书，因此有关的书的国际书号相同
说 明 本小册子为免费赠送的普渡众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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