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代宁：我的毛主席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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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ny


最近老看到有人在网上贴出自己收藏的毛主席像章。有时候还在街上看到有人将毛主席像章当古董摆卖。看来看去，总觉得没有自己收藏的漂亮。


这两天趁着端午节，翻看了一下文革的收藏品，觉得有必要拍下来制成电子版，永久保留。



这是我的红卫兵袖章。当年的标准配置，是用一个毛主席像章把红卫兵袖章别在左臂上。


我妈妈为我把留在广州的毛主席像章保留得非常完整。除了一些像章的珐琅质有些褪色外，多数像章都完好。有一些像章的质量非常好，四十多年的岁月，竟没有在它们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真是奇迹。




这是广州军区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当年由驻校的军宣队队长送给我的。我一直把它别在红卫兵袖章上，历久如新。看来我当年的审美观已经很前卫。为自己的组织形象选中的红色，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中国红。与上海世博会的中国主体馆建筑外墙采用的色阶相同，呵呵。



1966年8月26日，广州二中同学们在长城上。前左起：郑次平，曾绿华，卢美波；中左起：何代宁，余鉴彤，李一亮，李勇泉，武振海；后左起：吴永洋，邝云鹏，崔干行，陈虫虫，吴钰莊，刘小惠。


这一张在八达岭长城上照的相片，记录的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后，我们这一批广州二中红卫兵立即起程，到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时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像章的文化才刚刚起步。第一批像章是直径不到一厘米的毛主席头像，有全镀金色的，也有镀金色后上红色珐琅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大家戴的毛主席像章都是早期小型的。而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还没有成立，所以都没有袖章。


同学们都作为我爷爷的客人，住在当年北京西四帅府胡同的四合院里，有空就抓紧时间去长城，到处逛，做好汉。还有，就是从我在北京四十四中上高三的堂兄何迪身上见识了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的威风，令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广州。


1966年8月31日，终于等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此前一天晚上，我们已接到了北京西城区红卫兵接待站的通知，要我们在8月31日早上到天安门广场集中，等待毛主席的检阅。大家都很兴奋，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天安门广场占好位置。


哪知一到广场，晨曦中已经是人山人海，据说有五十万红卫兵。


我们被安排到了人民大会堂前靠近长安街的一段。还好，我的位置正在路边，前面没有人阻挡视线。



早上十点整，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先由林彪发表了一通讲话，然后毛主席和所有的中央领导一道，走下天安门城楼，乘车检阅五十万红卫兵大军。


我们很幸运，这是毛主席首次乘车来到红卫兵群众中,大家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毛主席。而且8月31日的时候，包括后来马上要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都出来检阅，是文革中仅有的一次。



毛主席的车缓缓地走到这一个位置，离我们当时站的地方非常近，记得只有两米左右。稍为向前冲出去就能摸到车。能够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毛主席，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但很守纪律，没有冲乱队形。


印象中，毛主席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央首长的身材都要高大许多。脸色黑中透点红，非常威严。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尊真神。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形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感到异常的震撼；基辛格说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


我们这批人回到广州后，马上就按北京红卫兵的规矩，以赴北京的同学们为中心，成立了广州市第二中学八.三一红卫兵。由于组织领导人都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和检阅，在整个广州市领风气之先，属于正统，号召力强，组织发展很快。除了一些持极端观点的人外，同学们都以参加我们的红卫兵组织为荣。


随后，以广州二中八三一红卫兵和广州二十一中红卫兵为发起主体，我们在1966年的9月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广州总部，用以对抗当年在广州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以广州八一中学红卫兵为主体的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总部。广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设在已经失去功能，人去楼空的广州市工商联的办公楼里。她的成员，由全市各中学志同道合的红卫兵组织组成，持中道观点，但与后来产生的“红旗派”又有根本的区别。我是总部的宣传部长，又是二中红卫兵的负责人，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三个月后，由于总部所有领导的父母亲都成了走资派被批判，失去了革命正当性，广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因而无疾而终。大家回校闹革命。



二中八三一红卫兵随后兼并了几个比较小的红卫兵组织，组成广州市二中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的宗旨是摆事实讲道理，反对搞武斗，持中道的立场，很受各派同学的欢迎。当时是二中最大，最团结的学生组织。


上图为二中红革会的骨干们，包括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同学。在一次会议后一起在二中的西座天台合影。中间最高处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就是博主本人。人太多，不能一个一个的点名了。其实，我们每个这样的骨干的背后，都跟着很多“粉丝”呢。不过时代不同，那时没有那样的称呼罢了。


二中红革会的同学们很喜欢到珠江边去留影，那时的珠江水很清澈，令人心旷神怡。我们觉得这里最具有广州特色。左起：陈虫虫，张灼民，崔干行，何代宁，萧大连，叶鸿翻，余鉴彤，吴永洋，武振海。


这是在海珠桥旁的海珠广场。女同学们也参加进来合影。背景的大楼，就是当年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1972年后成了我在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特艺科工作的地方。



1967年年底，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的主任是原来的广州市委书记，我们红革会的同学焦太山的父亲焦林义。这是1968年广州市革委会发行的毛主席像章，图案是毛主席早年创立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广州市革委会成立后，进入了文革期间所谓的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


我们这些活跃的学生红卫兵们当然成了大治的对象。除了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如工人和军队干部子弟可以去参军和留校继续学习外，其他人无一例外，必须下乡。



1968年三月，天气还冷。我们红革会里最要好的同学张灼民等几个工人和军队干部出身的子弟光荣参军。我们都到火车站去送别他们。很快，他们来信说，已经奔赴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我们都很羡慕。


图中后排右起第八人是张灼民，右五穿军大衣的是博主。


张灼民从部队转业后成了广州市纪委书记，现在是广州市政协秘书长。


张灼民知道我在文革中最大个人嗜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所以时不时给我寄一些新的部队发的毛主席像章。


就像古代的陶瓷分官窑和民窑，现代的产品分正版和山寨一样，当年的毛主席像章，也有官方出品和非官方之分。部队的，中央各部委的，各省市革委会的像章，属于官方产品，质量都比较好。最典型的是上面展示的一枚广州军区出品的毛主席像章，无论电镀，珐琅和模具的精致性，都是一流的。我的藏品多是这一类的官方制品。因此比民间产品漂亮。民间的制品，看来是江西省出品的来的漂亮。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像章，全国著名。还由于江西的金属工艺在全国出名，民间出的产品我也看中了几个。其中的一个是南昌三中革命委员会的，造型别致。



南昌三中的出品当然属于“民窑”产品。


这个像章模颇具特色，天安门，井冈山，延安，包罗万象。背景是地球。上面的红星是当年军队通行的图案。毛主席像也是戴军帽的。表达的意义也很宏伟：南昌三中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发扬井冈山和延安的革命传统，以中国为中心解放全人类，而全世界人民都像向日葵一样，心向毛主席。


尽管意境深远，不过民窑总是民窑，像章做工不免流于粗糙。模具的打磨不平滑，珐琅质也不耐久，有一小块已然脱落。


当年收集的像章近百枚，分成三版，都用软绸垫托底，藏在一个方形漆皮蒙面的木盒中，很是経贵。红卫兵袖章也放在同一个木盒中。现在外包装的木盒已因为广州的天气潮湿而坏掉了，完成了它几十年保护毛主席像章的历史使命。


我要另外打造一个精致的盒子来保存这批宝贵的历史文物。留给子孙后代。


这是我保存的一部分毛主席像章。



这是我收藏的另一部分像章。下排左起第三个毛主席像章是广州市第二中学主义兵为自己制作的像章。


广州二中的主义兵组织与红旗派的组织一样，属于少数派，在有一千三百在校学生的二中，两个极端派别人数加起来不到两百人。而我们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人数超过千人，是绝对的多数派。由于红革会与主义兵的多数成员都是高级干部子弟，本来共同语言就多。文革期间个人的父母又大多被打成走资派，到了最后，二中主义兵在下乡时和我们红革会走到了一块。


军宣队进驻二中后，我们这个最大学生组织的领头人们自然成为军宣队的依靠对象。但同时又是重点工作对象。军宣队员们都愿意和我们交朋友。


后来，当我们在太古仓扛着红卫兵的大旗，满怀革命豪情上船奔赴海南岛那未知的远方，心中以为会有一个欢送的场面。哪知，在上船前，当我们看到一伙由革委会安排的工人纠察队拿着大棒站在大门口，把我们当成被流放的犯人，板着脸检查我们的证件，同时无情地喝骂，阻挡送行的亲友同学们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军宣队工宣队当时和我们学生红卫兵的所谓交朋友，都是居心叵测的。心中那种被人利用，被出卖的感觉，真是不好受。上船后闷闷不乐。直至最后，送行的上千名亲友和同学们在海轮离开码头前的一分钟，不顾一切的冲开工人纠察队的封锁线，奔跑两百多米，像潮水般扑到船舷前来向我们告别时，场面突然变得十分悲壮，我们又把二中红卫兵的大旗扬起来，向大家告别，表示要继续革命到底。现在回想起来，心情还不能平复。


及至文革后，国内掀起一股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恶浪，红卫兵也跟着遭殃，被国内外的主流媒体描绘成一群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红魔鬼。其实，这对绝大多数的学生红卫兵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可以负责任地说，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在校学生，上千万的青少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老三届”，基本都参加过红卫兵。如果他们都是像媒体说的那样邪恶与无法无天，几千万学生的力量，真正要造起反来，任何军队也挡不住。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学生红卫兵都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纯真，最爱国，最守纪律的。这也是当年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能完成让几千万学生上山下乡这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什么时候都不缺为非作歹的人。少数坏人也不例外的混入红卫兵组织中。根据我的观察，对社会破坏最大的，不是学生，而是那些在红卫兵的声势高涨时趁势拉大旗作虎皮，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社会人员，包括一些工厂的工人里的不良分子。这些人以“四人帮”中的上海工人王洪文为代表，从红卫兵一直混到工宣队工纠队，再到革委会里成为当权主体，文革期间全程得宠。


中学生红卫兵真正吃香的时间很短，只有1966年文革发动期的半年。往后由于军队介入，学生被打压，加上很多红卫兵的父母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自己也跟着倒霉，引起对整个运动的反思，参加文革自然也不积极，更不会跟着别人去胡乱起哄了。两年后的1968年底，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完成，学生红卫兵不复存在。但社会上那些冒牌的红卫兵组织还继续活动，成为后来红卫兵总体被妖魔化的主因。可说是黑狗偷吃，白狗当灾。



这是1968年10月，广州市第二中学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骨干与军宣队员在珠江边的合影。前左起：杨小东，何代宁，军宣队员，萧大连，吴钰莊；后排左起：孙文纪，崔干行，刘小惠，关惠英，郑次平。


大家左臂上戴的，就是上图拍摄的红卫兵袖章。


二中红革会没有来得及订做自己的像章。但我们的袖章是最漂亮的，质量也最好。这一点，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得到了证实。


长期受党的社会主义国有制教育，我们都不愿意到农村去当农民，因为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最不济都要争取做一个拿工资的农场工人。去云南海南都行。最后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了海南岛的国营农场。


1968年11月6日，我们从太古仓的码头乘海轮离开了广州，到海南岛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几个月后，海南岛和湛江地区的所有国营农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转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原四野的部队，广州军区第四十一军全军成建制转为兵团的骨干。于是，我们下乡的性质成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都全了。


到了海南岛，我们才发现，海南人居然把毛主席像章的文化发展得登峰造极，令人咋舌。


从广州出发，在海上漂了一个晚上后，清晨，我们从船上老远就看到海口秀英港码头上很多人站成一排迎接，胸前都挂着一个很大的牌，与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挂在反革命五类分子胸前的牌很相像。等到船靠码头，我们才看清楚，原来下面每一个人的胸前挂的居然是巨型毛主席像章。图案大同小异，基本是上面一个头像，背景是圆的太阳，放射万丈光芒；下面是五朵向日葵，衬托中间一个大型的“忠”字。因为太大太重，用别针挂不上衣服，于是就用链子吊在胸前。看来地处边远的海南岛，跟潮流一点不落后，以大来衡量革命精神，越大越显示自己的忠心。


想当初，我在收集毛主席像章时有一种喜欢大的倾向。不过也得适当。海南岛那些大像章一点也不好看，既粗糙，又庸俗。这种将高尚的事情搞成肉麻的典型，没有艺术性，送给我也不要。看来，干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否则适得其反。



这是我和妹妹美妮在海南岛东红农场，即后来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的二十四连合影。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也是我当年最大的一个。算是到海南岛后受当地大像章潮流的影响吧。


我们二中红革会的领导人和骨干们都很要好。分配到海南到农场的时候都主动要求分到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于是乎，二中红革会与主义兵的几百名学生们都被分配在海南琼海县的东红农场。二中对立的旗派学生就都分到了澄海县的红光农场。相隔好几百公里。按当年派性的态势，如果文革不结束，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是武振海在我们在二十四连的宿舍外面拉我的手风琴，背景的房子山墙上的毛主席像是我画的。


这手风琴是苏联的产品，非常漂亮。是妈妈送给我带到农场去的。当年我们母子俩真的不知道分手后还能不能相见。


由于会拉手风琴又会唱歌，我在连队劳动两年后，被调到团和师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工团）当演员，受到来自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队长的正规训练，学会了唱京剧。直至1972年年底被调回广州的广东省外贸局工作。



1973年2月5日，二中同学聚会。左起：张灼民，周冀裴，陈虫虫，何代宁，武振海，袁丁。


时光到了1973年。燃烧了7年的毛主席像章热在逐步消退。当时的大多数同学都不再时时佩戴毛主席像章了。但我还是喜欢佩戴。


2008年11月6日，当年赴海南岛琼海农场的广州二中红卫兵们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大聚会，宴开八十席，超过八百人参加，纪念下放农场四十周年。聚会上，主持人萧大连提议我和同一连队的武振海，郭熹微一起，为大家唱一曲京剧，《沙家浜》中的《智斗》。



我没有准备。但萧大连的一句话说的我不能推却。他说：“四十年前，我们为了看何代宁的演出，要走几十里的山路。现在大家欢迎他上台唱一首！”满堂的掌声勾起了无尽的回忆。


结果我们当然是合唱了一曲。想当年，我演的角色都是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之类的正面人物。而这一次，由武振海演胡传奎，郭熹微是阿庆嫂，我就变成反派刁德一了，呵呵。


2008年11月6日，当年的红卫兵与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们，四十年后重聚。右起：陈虫虫，何代宁，叶鸿翻，武振海，李中铎。


外号叫小胖子的李中铎是我们连队劳动的积极分子。当年我是割胶一班的班长，他是二班长。后来官至广东省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厅厅长。现在是广东省政协常委。



当年一起在海南同一个连队工作生活过的红卫兵们。主要是广州二中的。前排右起：陈虫虫，何美妮，武振海；后排右起：周冀培，谭朝华，李中铎，何代宁，刘小惠，李凯莹。前左二的湛江知青吴慧珠，到连队时才是15岁的小姑娘，现在已是奶奶级的辈分了。四十年没见，有一些同学我已经忘了名字，不好意思，容后补上。


四十年的聚会首发了一本书，收集的是东红农场当年战友们的回忆录，起名为《精彩岁月》。看来同学们对艰苦的过去的感受还是很乐观的。没有人因此而颓废。这就是二中的精神。他们不愧为当年我们红革会的战友。


岁月沧桑，真是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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